《唐山大地震：超越者》：主流价值观的突破

2010年7月19日

《唐山大地震》是冯小刚的第十二部电影，也是单片制作费最高的一部，总投资达到1.3亿元。其中唐山市政府以“有偿赞助”的方式成为最大的出资方。

1997年冯小刚指导的《甲方乙方》以600万元的投资获得了3600万元的票房，成为本土电影的救世之作。此后的十几年间，冯小刚不断调整着自身的文化姿态以满足社会主流情感与价值观，并不断冲击更高的票房。

姚建国告诉本刊记者，他第一次见到冯小刚是在2008年的早春，在中影集团的会议室。“那天的天气很冷，小刚居然只穿了一件半截袖的衬衫，就像在夏天里乘凉，这显得我们穿得都很臃肿。”姚建国对冯小刚的第一印象有些诧异。

那是第一次筹拍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三方会议。姚建国是唐山电视台的对外部主任，跟随唐山市广电局局长参会，后来他成为该片唐山方的制片人。参会的其余两方是华谊兄弟公司和中影集团，王中军和韩三平都在场。会议组织者是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

影片《唐山大地震》的最初策划者是唐山市委书记赵勇。作为北方的重工业城市，唐山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唐山过去是资源型城市，钢铁、煤炭、陶瓷、盐业是支柱产业，以重工业为主，‘傻大黑粗’。来到唐山就会感觉到中国早期工业时代的气息，那种大托拉斯的模式。”姚建国说，“而曹妃甸经济区的建设，使唐山从内陆经济向海洋经济转变成为现实。我们在世界上也逐渐享有了知名度。但很多人对唐山的印象仍停留在过去，甚至不知道唐山有海。这就需要进行一次新的城市宣传和包装。”

姚建国说，新任市委书记赵勇希望通过拍一部电影，提高唐山的知名度，题材就是30多年前的那场地震。“地震是这座城市抹不掉的记忆，是历史上的凝固点，我们不拍，别人也会去拍，而我们可以把感情处理得更准确。”姚建国说。在震后的30多年中，唐山完成了一次涅槃重生，并面向大海走上新的发展阶段。这个立意与唐山要宣传的“主旋律”非常吻合。

2006年唐山地震30年之际，唐山市曾主导拍过一部纪念性的电影——《但愿人长久》。姚建国也是那部电影的编剧与制片。在影片中，矿工丁毅和刘子罡情如兄弟，地震当日，丁毅为了让刘子罡回家照看即将临产的妻子，自告奋勇替他值班，因此在地下矿洞躲过劫难。刘子罡却遇难，丁毅挑起照顾他妻儿的重担。20多年来他一直默默照顾着工友的妻女，日久生情，出于对嫂子的敬重，丁毅却将感情深埋于心。这部电影由香港导演朱家宏指导，投资只有300万元，放映后也没有引起过多的反响。

以此为题材的还有一部同名电视剧，因为涉及“地震预测”等敏感话题，在播出中被国家广电总局紧急叫停。尽管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摧毁了一座城市，使24万人失去生命，但并没有立得住的影视作品。

2008年3月，唐山方面前往国家广电总局为电影筹备与拍摄立项。“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和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和我们一起开会，他们很兴奋，认为早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这个题材也拍不好。”姚建国说。事实上，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唐山大地震》成为广电总局的重点关注项目，任何进展与变化都会与张宏森直接沟通。

唐山市政府希望拍出一部“大片”，“在国内至少要有50％以上知晓率，在国际上也要进入大型影展和电影节”。成本不是问题，导演与制片公司必须是国内一流的。

广电总局为唐山方面推荐了华谊兄弟和中影集团，唐山方面最终选择了华谊兄弟作为主要的合作伙伴，其中起决定性因素的是导演冯小刚。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是唐山方面的首选导演。当时张艺谋在指导奥运会开幕式，陈凯歌在美国拍摄《梅兰芳》，而冯小刚恰好有档期。冯小刚是华谊兄弟的签约导演，如果使用冯小刚必然与华谊合作。

“国家广电总局极力推荐冯小刚，我们也仔细研究了他的作品脉络。”姚建国告诉本刊记者，他靠贺岁片起家，善于以小人物的调侃与幽默反映现实生活，但缺乏历史积淀。这是唐山方面的最初印象。而就在此阶段，冯小刚上映不久的《集结号》，改变了唐山市政府的看法。

“他用自己的方式讲了一个革命的故事。不管手法、角度如何新颖、商业化，主题是符合主旋律的。其制作水准、对历史的挖掘，甚至战争场面的把握，都不像那个做贺岁片的冯小刚，我们看到了其中沉重的历史感。”姚建国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红色题材中，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不像我们以往用‘左倾’、‘政治正确’的方式讲述故事。他着力表现对革命军人遭受误解的巨大同情，表现出了真实的人情。”

这种感觉正是唐山方面所需要的——既“主旋律”又要充满人性，直指人心。

“我们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期望，就是去掉当时的‘文革’色彩和意识形态，还原到人性，展现人的大爱，让感情本身去理解那场灾难。虽然我们目前仍叫它主旋律片，但却是一个‘主旋律’的人性灾难片。”姚建国说。唐山市政府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进入国际电影市场，那就必须以超越意识形态的“人性”为主题。

唐山市政府与冯小刚的沟通十分顺利。冯小刚不久前看到了华裔女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深受感动，并通过华谊公司购买了改编权。他希望以这个故事为底本，他说：“我愿意为城市做名片，但要用我的标准。”

随后，《余震》的故事得到了双方认可。“在某种意义上，这部电影就是一篇命题作文，冯小刚和我们要负责把作文写好。”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王中军说。

《唐山大地震》最初投资1.2亿元，近期又追加了1000万元的宣传发行费。电影《夜宴》的投资虽然与其不相上下，但是其中聘请了多家大牌合作团队，其片酬是冯小刚无法控制的。

地方政府参与商业电影的拍摄并非第一次。杭州和三亚都曾为冯小刚的上一部电影《非诚勿扰》注资，并在影片中得到了宣传城市的回报。这种投入基本以赞助或植入广告的方式实现。但以政府投资为主，捆绑商业资金和团队，《唐山大地震》则开了一个先例。

按照唐山市的最初想法，他们愿意承担全部投资费用。“按照2008年的电影投资，大片的标准就在1亿元以上，5000万～6000万元是中等投资，可以进入院线放映，1000万元以下的小制作，基本就是玩票。”姚建国说。

2009年唐山市GDP超过3800亿元，财政收入413亿元。用1亿多元拍一部宣传城市的电影，并没有财政压力。但是在广电总局的建议下，唐山方选择了与制片公司合资。这个模式不仅有利于分散风险，也可以更多借助电影公司的资源与专业能力。于是，唐山市政府与华谊兄弟、中影集团组成了最初的投资共同体。唐山广播电视传媒有限公司代表市政府行使股东权利。

“但是我们坚持要占有至少5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影片中的话语权，才能保证我们所需要的‘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姚建国说。通过协商，最终唐山市、华谊公司、中影集团的投资比例分别为：50％、45％和5％。影片的名字就定为《唐山大地震》，演员的台词也都使用唐山话。

对于1.2亿元投资总额的匡算，并没有太多的周折。“这是依据市场票房的估算倒推回来的结果。”华谊兄弟执行副总裁王中磊对本刊记者说，“影片的上市时间是2010年的7月份，我们在2008年估计，到两年后票房可以达到3亿～4亿元规模。反推回来1.2亿元可能是个相对保险的数字。”

在电影行业的价值链中，一般情况下，制片方能够从票房中分到40％的收益，其余为发行方和院线所得。也就是说，只有当票房为投资的2.5倍以上时，制片方才能收回成本开始盈利。以这个公式计算，如果《唐山大地震》在两年后能够实现3亿元的票房，制片方恰好可以不亏。再卖出贴片与植入广告，则是净赚。

中国电影市场容量有限，一条院线一年电影的吞吐量为120～150部，档期长则20～30天，短则一周。电影拍摄又是一件周期性工作，所以对投资额的设定，基本都采用票房倒推成本的办法。

事实上，在2008年制片方预估3亿～4亿元的票房仍有一定的风险。2007年的国内市场票房冠军是美国大片《变形金刚》，票房只有2.77亿元，国产片第一名《投名状》是1.9亿元，第二名冯小刚的《集结号》1.8亿元。

“我们敢于做到1.2亿～1.3亿元的预算，已经很超前了。”王中军对本刊记者说，“严格地讲，当时还没有一部国产电影能真正收回2亿元现金。我们对未来10年的电影市场做了预测，才敢于做出这样的投资。”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冯小刚曾有一次想增加预算，那是在开机大约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我们每个晚上都会通电话，了解拍戏的进展。”王中磊回忆说，“那一次他很有压力。拍了两个星期的地震镜头，感觉不太好。他问我还有没有钱，他想要重拍，而且换一种方式也不一定会成功。我说，你可以重拍，但是不会再追加预算了。我知道，不管有没有钱，他一定会重拍的。”

在电影制作完成的最后一天，22点要出拷贝，18点的时候冯小刚给王中磊打了一个电话。因为他刚刚听到了王菲唱的《心经》，感觉特别符合最后电影的画面。“我说你今天就要交片子了，如果你交不了片子，影片发行就完不成，所有工作都要耽误。可他说，他真是舍不得这个想法。”于是，王中磊说，在没有预算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在24小时内解决3个版权问题。

在最初的1.2亿元投资中，唐山市政府出资6000万元，华谊出资5400万元，中影集团出资600万元。2009年，华谊又将其在影片中的部分投资转卖给了浙江影视集团、英皇影业和寰亚公司。其中浙江影视集团出资1200万元，英皇影业出资600万元。于是影片的投资方增加到了6家。按照王中军的说法，后面3家进入者都是华谊长期的战略伙伴，转让股份并没有太大的商业目的。

有趣的是，各投资方的权益不尽相同，回报方式的计算也比较复杂。中影集团、浙江影视集团和英皇影业都只拿固定收益，不管影片最终是否赚钱，都可以收回投资和利润。

而作为最大的出资人，唐山市政府的6000万元中15％作为投资，其余5100万元“赞助”，但享有影片50％的利润。在华谊公司2009年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写明了这部影片的利润分配方式：“该剧的发行总收入在扣除发行代理费以及返还电影集团制片分公司的投资款和固定投资收益、华谊传媒投资款、唐山公司15％的投资款后，余额由华谊传媒和唐山公司平均分配。”

这是一个并非风险共担的投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票房打平成本，唐山公司只能收回15％的投资；中影的固定投资与利润、华谊的投资则被优先偿还。如果影片出现盈利，则由华谊与唐山公司平分。唐山公司85％的资金是无偿的，但如果盈利，则按50％的比例分配利润。这样计算下来，当可以分配的利润达到1.2亿元的时候，唐山公司恰好可以收回全部资金。而华谊此时则有5100万元的利润。后期追加的1000万元宣发费用，也是先由华谊垫付，最后从唐山方的利润中扣除。(www.xing528.com)

“有偿赞助”——王中军为这笔资金起了一个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的名字。地方政府的资金为影片的拍摄承担了风险，也保持了分配利润的权利。按照这样的计算方式，如果影片的票房能够达到4亿元，算上贴片与植入广告的收益，唐山市可以得到3000多万元的利润，华谊可得8000多万元利润。同时唐山免费做了一个电影广告。如果票房超过5亿元，华谊得到的利润将超过1亿元，是投资的两倍多。

冯小刚说：其实钱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么多票房，就意味着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看这部电影，这是我想要的，往往拍灾难片会形式大于内容，但我们这部电影，我希望它内容大于形式。

按照王中磊的说法，他很难给这部电影归类。“一开始是特技营造的灾难片，后来是剧情片，当中还夹杂了很多冯小刚在生活中的幽默。”尽管超过一半的成本用在了前后约20分钟地震场景的营造上，“但灾难只是一个噱头”。

电影的剧本脱胎于张翎的小说《余震》。这部写于2006年的中篇小说，叙述了唐山大地震对一个7岁女孩儿一生的影响。在地震中，一位母亲和她的一双儿女同时被压在一块预制板下。儿、女之间只能选择一人生存，最终母亲痛苦地选择了让儿子活。但是女儿并没有死去，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跟随养父母长大，经历人生坎坷，出国求学，并最终回到了唐山，但地震留下的心灵创伤始终无法摆脱。在经历了种种心灵纠葛之后，母女俩终于释然。

家庭成员间的爱恨离愁成为故事主线。一切痛苦的“原罪”，在于灾难中母亲的选择。这个核心的情感症结，让人想起了美国作家威廉·斯泰隆的著名小说《苏菲的选择》：波兰女子苏菲，在纳粹集中营里，选择了让儿子活下来，而把女儿推向了焚尸炉。

尽管故事底本很快得到了制片方的认可，但是剧本的改编却颇费周折，前后换过两三位编剧，最终的剧本由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苏小卫完成。其间最大的困难在于，原著中的价值观倾向于灰色和悲观，部分情节与大众伦理相悖，必须进行改造和重构，使其符合大部分人的价值体系。

其中，女孩儿的养父王德清在电影中的形象被彻底改变。小说中他是工厂的财会人员，电影里将他设计为军人。这个身份更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形象。在原著中，女孩儿获救后，养父对女孩有性骚扰和暧昧关系。这种状态直接导致了养母对女孩的尖刻，于是女孩的心灵创伤不断加大。大学时女孩未婚先孕，最后辍学，带着孩子在北京漂泊，遇到了外国人大卫，嫁到了加拿大。

“这个故事必须被改造，隐形性骚扰的内容必须去掉，观众难以接受这样有违人伦的情节。”姚建国说，“于是我们把养父塑造为一个慈父，养母虽然有些絮叨，但本质上是善良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她的大学男友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女孩怀孕后没有负起责任来，使她辍学，在北京的生活很艰难，被大卫收留。这段情节则被保留。”

事实上，女孩儿与养父、养母的关系也被设计为电影中最打动人的元素。“最打动我的一段戏不是最后母女相见，而恰恰是女孩与继父母的感情戏。”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对本刊记者说，女孩未婚先孕，继而退学，养父把她的男友揍了一顿，随后迅速衰老。消失多年的女儿携女回养父家，陈道明饰演的养父悲喜交集重新接纳她们：“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我天天担心。”

“我们中国人很注重血缘关系。养父看见孩子，本能的爱消解了所有矛盾。亲情源于血缘，但又高于血缘。”饶曙光说。

原著中人性的阴暗面被彻底扭转，加入了更多积极性元素。这是大部分观众更愿意接受的生活伦理。不过，对于导演冯小刚来说，他的价值观则与原著更加接近。他认为成年人靠心理慰藉很难弥合，而经历过那种灾难的人，是会把这种伤痛带到坟墓中的。

“但是冯小刚的任务就是必须要解决母女间的心理隔阂，这是大众愿意接受的主流情感。”饶曙光说。于是冯小刚最终设计了一个中国式的团圆结局——母女尽释前嫌。此间的取舍，则是作为艺术家和主流商业片导演的差异。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成为故事结尾的重要桥段，这一方式在剧本讨论时备受争议。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上看显得有些牵强甚至刻意，但在影片结构上可以将两次大灾难打通，人物命运重回原点，同时更加凸显时代特征。

“当时冯小刚说，我拍电影，一定要给观众一些温暖和希望。一些追求思想高度的人，可能会评价这个结尾很傻，但是那又怎么样？愿意接受这个结尾的是多数。”王中磊回忆说。

主流情感与主流价值观的准确性，是华谊判断商业片的重要标准，也是商业电影的生命线。

“尽管我们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不满足，但是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秩序与价值观是推崇的。主流价值观一定是生活中最具体的选择，是90％的人内心愿意去追随，愿意去信奉的东西。”饶曙光说。

“每年我跟我爸可能一起吃不到5顿饭。过去我们一家人每周都会在一起吃饭。我们兄弟4人，还有4个儿媳，其乐融融。近几年却非常少了。这件事听起来很容易，但却难以实现。大家都是有梦想的人，但是这个梦想会压迫着你离开一个人所需要的正常生活。”王中磊以此来解释《唐山大地震》的主流价值观。

2009年6月，在华谊兄弟与美国IMAX公司的签约仪式上，冯小刚宣布《唐山大地震》的票房目标是5亿元。“我和我的领导坐在下面大眼瞪小眼，有些不知所措。”姚建国说。当时电影拍摄还没有结束，投资人的票房预期就是3亿～4亿元。

在去年夏天，《泰坦尼克号》3.6亿元的票房纪录已经保持了12年。尽管冯小刚贺岁片《非诚勿扰》刚刚取得了3.4亿元的票房，但除此之外，国产片的票房还没有超过3亿元的。

然而接下来的电影市场开始不断刷新纪录。2009年暑期，《变形金刚2》以4.2亿元的票房终于取代了《泰坦尼克号》，3个月后的《建国大业》以4.5亿元的票房把国产片价值拉到了新高度，2010年初的《阿凡达》又在国内创造了超过13亿元的观影神话。

2009年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了爆发增长期。全年生产电影456部，比2008年增加50部，创下了中国电影年产量的新高。全国电影票房达到62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40％；有12部国产电影票房超过亿元，陆川、宁浩等年轻导演进入亿元俱乐部；国产片票房占到了56％；全国新建电影院数量超过110家，新银幕数量突破600块，平均每天就有1.64块诞生。电影行业的赚钱效应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

“除了市场升温的因素外，我想冯小刚的底气来自于《非诚勿扰》的成功。”姚建国说。这部2008年底的贺岁片，投资只有3000多万元，却实现了3.4亿元的票房。《唐山大地震》的档期长达四十余天，全国将放映超过6万场次，如果能够实现5亿元票房，则将刷新《建国大业》所创下的国产片票房纪录。

“《非诚勿扰》的成功，在于影片中少了一些调侃，多了一些温情。这种温情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情感，尤其是当面临社会乱象、社会竞争的压力时最需要这种情感。”饶曙光说，“它实际是传统伦理片的现代化转型。”

1997年冯小刚执导的《甲方乙方》以600万元的投资获得了3600万元的票房，成为本土电影的救世之作。在此后十几年间，他不断调整着自身的文化姿态以满足社会主流情感与价值观，并不断冲击更高的票房。

《甲方乙方》主要用反讽手法，解构经典叙事和价值体系，将当代新贵的内心空虚与经典阶级斗争叙事嫁接到一起，用“角色易位”的手法获得笑料。影片充满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和调侃精神。

《非诚勿扰》表面上仍沿用了冯小刚的喜剧套路，但与《甲方乙方》已有根本不同。葛优饰演的秦奋在片中始终是一个爱情和家庭的维护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在追求真正的爱情。影片中没有出现秦奋家的场景，他成为一个不断漂泊的流浪汉形象，对于家庭的迫切向往在影片中时隐时现。《非诚勿扰》在精神层面彻底回归传统家庭价值观，向观众派送了一份温情主义的“心灵鸡汤”。

2008年以后，中国电影业从照搬好莱坞“大片”的形式主义，开始转向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回归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情感体验。

“每一部票房成功的电影都能看到社会主流情感的投射。”饶曙光说，“比如陈可辛的电影《画皮》，并没有延续鬼怪片的套路，而是讲了一个现代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与观众的心理是对接的。”

而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看，最卖座的都是伦理感伤片。“早期的比如《姊妹花》、《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这样。”饶曙光说。

上世纪80年代的《少林寺》是我国第一部票房过亿的电影，除掉功夫元素外，影片中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则是那一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1990年《妈妈再爱我一次》开始在全国试映，当年底的时候，共发行了397个拷贝，观众人数过亿，票房上亿元——当时的电影票价最贵只有两三元。在它之前，观众看了太多动作片，需要调剂一下口味，这种伦理悲情剧刚好满足了观众的需要。

尽管《阿凡达》被很多国内电影从业者视为票房特例，但过滤掉特技元素，影片所讨论的关于自然、家园甚至拆迁的话题仍旧是这个时代人们的共同困境。

“伦理感伤片是中国人的一个心结。更准确地说，这种伦理诉求能否得到满足，是中国人最终是否喜欢一部影片的关键。”饶曙光说。

在这个意义上，成功的商业片导演必须帮助公众完成一次心灵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