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穿梭于新旧之间的超越者

2008年6月23日

河内街头依旧熙熙攘攘，摩托车如过江之鲫汹涌而过，头盔下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这个国家的一半人口生于1975年之后，也是在那一年，美国的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了西贡（今天的胡志明市）。普通的越南人并不知道什么是通货膨胀，即使很多做兼职的翻译，也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译法。他们唯一感觉的是大米贵了，喝咖啡花的钱多了。不过生活还要继续，晚上还是要骑着摩托车到西湖边说“我爱你”。

6月14日，灼热的太阳炙烤着亚洲东南半岛的土地，越南首都的巴亭广场一片肃穆，游人稀少。63年前，胡志明在这里宣读了《独立宣言》，越南从此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他去世后，陵墓置于巴亭广场的最高处，日夜关注着他的国民。

这一天与往日不同，广场中心的国旗降半，下端由丝带紧紧束住，遇风不扬，环绕四周的主席府、国宾馆等政府机构同样降半旗。6月14日是越南8000万人民的哀悼日，3天前，越南前总理武文杰在新加坡逝世。

武文杰是越南市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1986年，他首先倡导“Doi Moi”（革新开放），政府开始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引进外资，发展市场经济。这个战火频繁的国家终于得以铸剑为犁、休养生息，并由此开启了20余年的高速增长期。1991年，越南设立总理职位，武文杰成为第一任总理，这一年他和当时的越共总书记杜梅一起访华，标志着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尽管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死于美国的空袭，但他依然致力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1994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取消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次年恢复了外交关系。

而此时，10多年后，武文杰的去世似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每天早晨7点左右，河内就完全醒了，摩托车开始轰鸣。在这个3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中，摩托车的数量超过了200万辆，摩托车马达的巨大轰鸣与横冲直撞的车流让人眩晕。

街头的小吃摊上已经坐了不少人。由于摊头人多地方狭窄，人们通常是坐在彩色的塑料小凳子上，自己托着一碗米粉、面条或糯米饭。吃完早饭，在开始一天工作前，河内人还有第二项日程，就是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他们一般会邀上三五好友，去一家喜欢的咖啡店坐一坐聊一聊。河内面积不大，朋友们骑着摩托车顷刻即到。

在咖啡馆内很容易分辨出本地人与外国人，因为越南人只喝越南咖啡，而不是摩卡或拿铁。所谓越南咖啡，其实更多是一种饮法——把咖啡粉压在一个锡制的小滴壶内，再注入水，下面是一个小巧的咖啡杯，然后服务员会再给你一个装着冰块的玻璃杯，几分钟后咖啡就完全沥入下面的小杯内，再将其倒入冰块中，随饮随化，每一口的味道都不同。

现在这种最普通的越南咖啡的价格为1万盾（约为4元人民币，本文汇率统一按1∶2500计算），在市中心的还剑湖可以卖到1.2万盾。而在不久前它的价格是6000～8000盾左右。虽然贵了，但还是要喝的，否则就不是越南人了。

如果以还剑湖为中心，半径两公里内几乎浓缩了河内人的全部生活，从国家权力到市井生活，从卡地亚的珠宝到柴米油盐。还剑湖的北面是被称为36行街的老街区，游客们都喜欢住在由老房子改造的家庭旅馆里。在2007年版的《Lonely Planet》中，这里的平均房价为15美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了至少20美元。

著名的同春市场也在这里。这里不仅是河内最大的批发市场，也是中国货进入越南城乡的主流渠道。中国城镇熟悉的那种景象全部复制于此，一家接一家简陋的店铺连在一起，电风扇、内裤、丝袜、运动服……所有产品都堆积着，拥有一种单调的丰富。口罩摆在最显著的位置，它是越南人出门必备的行头。越南平民享受着中国货的价廉实用，但也将最大的蔑视给予了“国货”——在一本名为《中国人说越南话》的教科书中，收入了这样的例句：“同春市场价格便宜质量差的就是中国货。”在河内街头，“Made in Vietnam”（越南制造）被做成了红底黄字的横幅，挂在许多店铺门口，成为具有品质含义的推广语，以示和中国货的区别。

同春市场的外围，是河内最大的菜市场。商贩们大多没有固定摊位，而是把柴米油盐摆在路边。

以中国一线城市农产品上涨后的价格与越南比，已是小巫见大巫。在这里，大米要1.75万盾/公斤（折合人民币约3.5元/斤），实际上这已经是回落后的价格，大米最贵的时候曾经卖到过2.5万盾/公斤（约5元/斤）。猪排骨的价格是7.5万盾/公斤（约15元/斤），瘦肉价格是10万盾/公斤（约20元/斤），鸡蛋2500盾/只（约1元/只），鸡肉8.75万～10万盾/公斤（约17.5～20元/斤），海鲳鱼10万盾/公斤（约20元/斤），国内最便宜的鲅鱼也卖到了5万盾/公斤（约10元/斤）。摆在上面最新鲜的青菜，每把要1万盾，看起来1.5斤的样子（约4元/斤），下面不太新鲜的卖6000盾。

大部分越南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合资工厂工人平均工资在150万盾/月（约600元/月）左右，大学生的起步工资也大约如此，本地企业的更低一些，往往只有80万盾左右。阿迪达斯工厂的女工，每个月除了拿150万盾的月薪外，还可以享受到一顿午餐，这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待遇了。按照这个价格，普通人的月工资够买100公斤的大米。

上海人施迪坚来越南做生意已经3年了，至今保持着每周买两公斤大米的习惯。他告诉我，3周以前的米价是1.5万盾/公斤，两周以前价格涨到了2万盾/公斤，上星期价格最高要2.5万盾/公斤。汽油的价格也在短期内快速上涨，开始的时候，他的摩托车花2万盾可以加满油，后来需要3万盾，现在要4万盾。河内加油站的油价涨到了1.5万盾/升。由于传言汽油还要涨价，一些小型的油站已经关门休息了，等待涨价后再营业。

中国船舶贸易公司的李建春每年都要来越南三四次，起初他一直住在越南比较好的酒店——河内大酒店。最开始一个标准间的房价是45美元，两个人住要55美元，后来价格一路攀升，两年内从7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23美元。

中午到了，同春市场的小贩们和街边的摩托仔都涌进了路边的小饭铺。这种饭铺比大部分中国县城的排档还要简陋，20平方米的空间内摆了几张很低的方几，食客都坐在板凳上，一个盘子上摆几种菜，价格是1万～1.5万盾，吃一碗鸡丝米线的价格也大抵如此。这种最便宜的午餐价格也上涨了至少20％。

尽管天气炎热，也很少有人开瓶汽水喝，冰柜似乎永远断电，当你拿出一瓶汽水时，老板会用手从水桶内捞出一块冰来放进你的杯子。

还剑湖是河内最负盛名的景区，湖边的咖啡馆里，一杯Espresso的价格是3.3万盾，是其他地方的3倍。还剑湖的西面就是巴亭广场——越南的权力中心。

6月13日，我坐摩托车绕过还剑湖，来到巴亭广场附近的越南最大国营宝石公司——西贡珠宝（SJC）河内分店。墙上大屏幕的红字显示出当天的黄金价格，1两（Tael，37.5克）为1790万越南盾，4月份为1700万越南盾，仅一个月就涨了5.3％，半个月前价格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800万盾。4天前，越南总理阮晋勇刚刚发表讲话，要坚决捍卫越南盾，政府对越南盾与美元和黄金的比价做了严格限制。这里的店员告诉我，来购买金块的顾客与前段时间比已经下降了不少。

客人一般都穿着宽松的T恤衫和牛仔裤，骑着在越南最常见的“本田新潮”摩托车。店里黄金柜台陈列台上，整齐地排列着宽4厘米、长8厘米、厚3毫米，纯度为99.99％的金块。一名妇女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捆越南盾，每张都是50万盾（越南货币的最大面值），她买了两个金块。她每周来三四次金店了解行情，她还打算把炒股的1万美元抽出来换黄金。

越南报纸上关于房屋买卖的广告中，大多数都标明只收黄金。一座3层的长条形的传统越南民居，每层80平方米，标价450两黄金。

和忠街是河内金店最密集的区域，也是河内的外汇“黑市”。在越南，越南盾和美元是通行货币，居民们可以在两种货币间自由兑换，消费时也可以选择用美元支付。同时人民币在一些场所也被接受，尽管银行并不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但是可以在金店的“黑市”上兑换。

我来到和忠街的时候，这里很多店铺刚刚开门。这里美元的买入牌价最高是1∶16621，最低是1∶16600，和大部分银行牌价一样。而一星期之前，这里美元兑越南盾的黑市价格曾经涨到了1∶18000。在政府加强了外汇管制后，黑市已经基本消失了。我希望能够用人民币换一些越南盾，但没有一家金店能够提供服务，一位店主指着一个路边的人悄悄对我说：“瞧，他是警察。”

还剑湖南，最有名的街道是吴权街，那里有一座漂亮的白色法式建筑，是河内最高档的Sofitel Metrople酒店，它的一层被卡地亚和路易·威登所占据，酒店斜对面是河内证券交易所。我去的前一天，越南股市经过25天下跌后，终于小幅上涨。交易所内只有七八个股民，前台服务小姐告诉我，股市最好的时候，人多得都挤不进来。

阮德心一家是河内普通的居民，他今年25岁，大学刚刚毕业，正在找工作。他有两个哥哥，大哥在北宁老家工作，做工程师，大嫂做小学教师，下午没有课的时候负责种地；二哥也已经工作，在外面租房住。阮德心和父母以及一个堂弟，住在一套只有3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他父母住一间卧室，公寓内还有一间小客厅和一间小厨房。阮家在厨房里搭了一个2层小阁楼，那是阮德心的卧室。就像火车上铺一样，每天晚上阮德心都要爬上去睡觉，里面空间小，只能躺着，无法坐起来。

河内天气炎热，最热的时候每天都40多摄氏度。但是阮家并没有空调，只能用电风扇，这是让阮德心最痛苦的事情，很多时候他都睡在地上。“在河内大部分人家都是这么过的，也没有空调，好在我们从小都习惯了。”阮德心对我说。

阮德心的父辈们都当过兵，不论男女都上过前线。他的伯伯就死于越法战争，他还有个姑姑死于对美国的越战。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中越战争，他的母亲还是一名神枪手。他自己在高中毕业后也曾在军中服役，按照越南的法律，所有男性都必须要服两年的兵役。

他的父亲今年55岁，在越南的国家建筑部工作，任检察官，这个职位似乎跟越南的省长同级（越南有64个省）。他父亲每个月的工资是320多万盾（相当于1300元左右）。此外，还在外面做兼职的设计师，每个月有250万盾（约1000元）的额外收入。他的母亲也在政府工作，目前内部退休，但是并没有工资，要到正式退休后才能享受退休金。所以，现在父亲每个月500多万盾的收入是全家的全部生活来源。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吃早餐了。”阮德心对我说。也不是吃不起，就是能省就省了，有时候也弄点泡面对付一下。以前阮家一天的吃饭钱大概2万多盾（10元左右），现在至少需要4万多盾。目前，他们一家每个月的饭钱约为75万盾。他家还有一部本田摩托车，每个月的加油钱需要50万盾。这是他家最大的两笔花销，每个月他家总共的花销大概200万盾（约800元），尚能存下375万盾（约1500元），这是比较节省的过法。好在阮德心就要毕业了，他一年的学费就需要2500万盾（约1万元）。

我和阮德心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顶着烈日，走得汗流浃背带我去小巷子里的小饭铺，去吃1万盾的米粉或者便当。(www.xing528.com)

与阮德心不同，阿蓉一家代表了河内年轻阶层的状况，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负担比较小，但也面临新的压力。阿蓉属于这座城市的高收入阶层，她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是350美元，精通两门外语，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她的老公在政府机关工作，收入不如阿蓉，况且阿蓉是拿美元回家的人。但阿蓉依旧保持着越南女性的传统，对丈夫体贴备至，并且承担了全部家务。

2001年，阿蓉大学毕业，她的第一份工作只有80万盾（约合现在160元）的月薪。2003年结婚时，这对夫妇也遇到和中国年轻人同样的问题——房子。与中国不同，越南人的房子主要是自己盖的，先买土地，然后在上面盖房。越南革新开放后，居民的土地可以无限续租，这意味着土地在事实上是私有的，土地使用者会得到一个小红本——土地使用权证书。越南传统民居都是长方形的，3～4米宽，20米左右的进深，有钱人会盖3～4层，看起来就像摞在一起的几个长长的盒子，正面刷上黄色或者绿色的油漆，外立面做成法国殖民时期风格。侧面是不刷漆的，因为旁边的地块被买走后，邻居就会靠着你家的山墙盖屋，两家之间墙贴墙，一丝缝隙都没有。

阿蓉也想要这样的房子，但是他们还没有攒下买土地的钱。最后，这对夫妻只能把阿蓉父母家12平方米的厨房拆掉，在这块地上盖了一间自己的房子。父母的住房都是当年国有企业的福利分房。随着这几年经济发展，阿蓉几次跳槽后收入也越来越高。去年他们开始准备营建自己的小家。

阿蓉在河内机场附近的郊区买了一块50平方米的土地，每平方米490万盾（约1900多元）。“其实最开始，我们只想买20平方米，但是我打听了一下，依据法律只有超过50平方米政府才能发放土地证书，所以也只有硬着头皮买了50平方米。”阿蓉对我说。首付交了8000万盾，大概总价的1/3，这笔钱除了自己的积蓄，也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当上了越南式房奴。按照阿蓉的计划，还需要8000万盾才能把一层房子盖好。她根本没有想盖一个两三层的楼房，那是超出他们能力以外的事情。

但是通货膨胀不得不改变阿蓉的建房计划，生活费大幅增加，压缩了他们的储蓄比例。由于股市跳水，阿蓉的老公还赔了400多万盾。

目前，阿蓉一家把那50平方米的土地用围墙圈起来，在里面种上柚子树，靠水果也能带来一些收入。不过阿蓉并不相信“危机”会存在太久。“我认为最多到9月份，一切都会好起来了。”阿蓉说。

施迪坚是我在越南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商人，3年前他来到越南，经营自己的物流公司，现在住在河内大学，工作之余学习语言。

这一天并不是施迪坚的幸运日。当天有一名客户要支付他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的货款，以越南盾结算。上午，凭祥口岸的汇率是1∶2550，老施以此汇率收到账款后，下午将钱汇回中国，但此时汇率已经跳升到了1∶2560。虽然只有10个点的变化，但是每一万元就给老施带来了40元的汇差损失。“吃了一顿午饭，120元就没了。”施迪坚对我说。在他看来，中国商人以越南盾结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本来微薄的利润就要被浮动的汇差吃掉。

所有在越南的中国商人，他们对于时间的记忆往往与汇率紧密相连。施迪坚的朋友覃开盛2004年来越南时汇率是1∶1860，施迪坚2005年来的时候，汇率是1∶2130。施迪坚还有一位卖眼镜的朋友，最近这大半年，汇率变化已经全部“擦完”他的利润。现在卖出一副眼镜亏一副的钱，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很多中国商人已经不再发货了，等着涨价，如果要做生意也是以美元报价。

在我到河内的前一天，李建春也到了河内，但他并没有在河内过多停留，当天就去了海边的工业城市——海防。中国船舶贸易公司的李建春负责越南市场的销售，领导要他务必迅速赶到越南考察客户。李建春的麻烦不是汇率问题，因为他们公司销往越南的产品是以欧元结算的，这两年欧元走强，他还能够赚点汇差。他的问题是，越南客户开始拖延账款了。从1994年做成第一笔生意开始，十几年来，越南人从来没欠过钱。

李建春马不停蹄赶到了海防和下龙，在参观了客户的造船厂后，他没有发现太多的问题，所有的船台都在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在挥汗如雨地工作，订单仍旧纷至沓来。他随后又去银行调查了客户的资信状况，由于银行收紧信贷，导致了客户资金链紧张。“目前还要看7月份货款的回收情况。”李建春对我说，并以此来判断这次“危机”的性质。李建春对此持乐观态度，毕竟工厂的生产状况良好，实体经济运行平稳，主要问题就是客户在前几年经济好的时候扩张的速度过快，缺乏合理性。

中国船舶贸易在越南的发展，分享了越南的黄金时代。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的贸易额只有七八十万美元，到去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800万美元。而这只是越南船舶行业对外采购的九牛一毛。现在的问题是，好日子要结束了么？

在过去的10年中，越南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7％，社会变迁不可同日而语。

阮世梦是越南VP银行资信部主任。“越南前几年发展过快，投资过于迅猛，很多制度跟不上。就像一个瘦子突然吃成胖子，肯定身体受不了。以银行业说，从2006年以来贷款发放过于宽松，每年信贷增长超过30％。”阮世梦说，“同时国际大宗商品的通胀也传递到了越南，这是一个全球问题，并非越南独有。”他认为现在越南的经济形势并不悲观，“国家已经开始对经济进行主动的调控，汇率已经逐渐稳定下来了。我们银行从今年4月份已经基本暂停了贷款的发放，现在要对客户的资信状况进行重新调查，以防止呆坏账的扩大”。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越南的造船业获得了几何级数的增长，造船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越南造船工业集团总公司成立于1972年，目前有8万名员工，是越南国有七大集团公司之一。“我们的目标是到2015年成为世界第五大造船国，设备资产率达到60％。”段友勇对我说。他是越南造船工业集团的销售总经理。他告诉我，从2000年到去年底，越船总公司完成了总共1400万吨的造船量，而他们刚刚签下了一个近500万吨位的新合同，目前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14年。越南造船工业集团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它要在越南全国有将近200个船厂，具有建造30万吨油轮的能力。

由于前几年快速扩张，越船总公司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问题在于投资领域过于庞杂，资金使用缺乏监管。“我也在调整自己的业务，把一些非核心的业务终止或剥离。”段友勇说。比如，越船总公司将停止进入保险领域，工业区的娱乐地产投资也将被砍掉。同时，越船总公司经营着一家100万吨级的海上运输公司，他们曾计划将船队扩大到300万吨，目前这项战略也将被搁置。

“目前的经济困境只是越南高速发展中的小波折。”段友勇对我说，“你看，微软和英特尔都投资了越南，他们也看好越南。”

21点以后，河内开始换了一副面孔，这座白天被红旗和红色条幅覆盖的城市变得异常妩媚。

女郎们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紧紧抱着她们的男友，车子呼啸而过，摩托车让他们的亲昵更加自然。白天她们裹着特制的衬衣，袖子很长，领口很紧，防止紫外线的灼伤，晚上她们都露出了里面的吊带小衫和紧身的热裤，显示出性感身材。西湖边的青年路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摩托车一辆挨一辆，情侣们坐在车上面朝湖水谈情说爱。就像改革之初上海外滩的情人墙，只不过主角们穿得更少，行为也更加火辣。

西湖河堤边遍布咖啡馆和火锅店。店主在河边铺上凉席，摆上一只小茶几，年轻人五六成群席地而坐，4层的咖啡馆座无虚席，吵得像酒吧。“你们是周末才来么？”我问边上的女孩。她很奇怪地看着我说：“我们每天都来。”

从年龄结构看，越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少年之国”。在全国8160多万人口中，有一半人口生于1975年越战结束之后，14岁以下的人口占了30.2％，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平均年龄只有24.5岁。这些年轻人将主宰越南的未来。

36岁的郑越庆是《河内日报》的记者，他梳着光亮的分头，黑色的皮鞋一尘不染。“现在的年轻人更加注重对财富的追求，和他们生活在炮火中的父辈完全不同，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己创业。”郑越庆说，“你看那些女孩，她们也不再拒绝婚前性行为，而以前越南是个非常保守的国家。”郑越庆告诉我，越南的年轻人更愿意接受西方的事物，他们最尊敬的是日本人和美国人。从敌人到偶像也只是一步之遥。

河内西部的纸桥郡是个新开发的城区，政府鼓励开发商在这里建造摩天大楼。而在老城几乎看不见一座超过6层的房屋，法国殖民时代的建筑被完整保留了下来。当走在纸桥郡宽阔的马路上时，我感觉仿佛来到2000年初的广州华南新城，只不过规模更小些，人也更少。“我们的房价是1500美元/平方米。”裴越兴对我说，他是一家名为Vistar的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他的窗外都是现代意义的公寓楼。他们新开发的两座楼，只剩下两层没卖出。没有所谓的售楼处，没有样板间，没有沙盘模型，没有按揭贷款，连楼书都没有，只有几张薄薄的画着几座大楼和一种户型图的打印纸，而且要先付一半的钱，房子就卖出去了。有意思的是，这种新式公寓，也冲击了越南传统的长条形“积木房屋”的居住方式。

越南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郑越庆认为，月薪300万越南盾或者1800美元是这个阶层的底线，而他现在的收入是700多美元。“我还在奋斗之中。”郑越庆说。

VP银行资信部主任阮世梦的经历则充满了美国梦的元素。他出生于1973年，家在河内南面的太平，祖辈都是农民。他少年时的理想是成为科学家，但是高中毕业后，家里就无法供他继续读大学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作坊里跟着木工师傅做画架。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中文和英文，在学习中他发现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两年后，他考上了广宁省旅行社，成为一名导游。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经济刚起步。“那时候的钱比现在好挣多了，很多台湾地区人来越南旅游，小费给得很大方。”阮世梦告诉我，几年辛苦之后他就赚了很多钱，足够买一部汽车。汽车在越南是身份的标志，因为接近100％的关税，在这个人均GDP700多美元的国家，汽车已经成为一件奢侈品，即使现在，越南人买一辆车都要花上八九万美元。

但是阮世梦并没有去买汽车，而是考入越南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书，那时候他已经26岁了。2001年，英语系的学业还没有结束，他又同时考上了银行大学和汉语大学。于是，阮世梦同时要上3所大学，最忙的时候他一天必须要参加3所大学的考试。而且他还要做家教、翻译资料赚学费，此外，他还热衷学习计算机、绘画、书法和佛学。他的字在我看来比很多中国人写得还要漂亮。“我家里已经有1000多本书了。”他自豪地对我说。

毕业后，阮世梦先后在中国广西科学院、越南国家科学院担任翻译。他与老师裴世红多次担任越南国际会议的同声翻译，现在裴世红已经出任联合国的越南代表，而阮世梦曾经编写的一本《越中科技词汇辞典》的小册子还被广西科学院使用。

2007年4月，阮世梦加入银行做了一名高级白领，每个月的薪水有700多美元。除了在银行工作，他还为一家报纸担任英文翻译；每天17点到21点他要在语言中心讲课；同时还在做家教，每小时20美元，这在河内几乎是最高的价格。为了接受我的采访，阮世梦不得不推掉了傍晚17点到19点的两节课。

“我并不是很看重钱才做这么多事。”阮世梦对我说，“我是真的很喜欢语言类的工作。”他今年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把《越英中科技词汇辞典》编纂完成。这项工作从他开始进入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但阮世梦并不认为自己代表了越南新一代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过于贪图生活的享受，似乎缺少生活的理想。我在中国工作过，我知道越南员工的工作效率、敬业精神与中国人比还差很多。”阮世梦对我说，“我们这个国家，遇到的真正困难是文化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