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带动娱乐工业变革

2009年12月21日

忠实的“粉丝”消费群构成了娱乐工业的最坚实消费基础，他们有更多的需求也有更强的黏合度。他们对于偶像的消费也早已超越了产品本身。新的产业链由此正在逐渐形成。

12月2日下午，3小时内1万余张李宇春演唱会门票被一扫而空，总票房回款700多万元。手最快的一名“玉米”（李宇春的“粉丝”），在31秒内抢到了4张票，创下了“中国票务在线”的一个纪录，第八名的时间也仅仅是42秒。

而胡蕾（化名）的焦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作为一名资深“玉米”，她不仅希望买到一张价值1680元的VIP票，而且要买到前五排的中间位置。不过，她并没有参与这次网上购票。这听起来有些怪异。但胡蕾的逻辑却很直白——“按照以往的经验，最好的票肯定不会放到网上卖，真正的好位置都被留出来，用做公关。”胡蕾告诉本刊。所以那些放到网上能够买到的票，根本就不是胡蕾的目标。“谁是北京最有权势的人？说别的没用，就是看谁能坐到最好的位置。”她说。

由此胡蕾选择了另一购票方式——发动了各种社会关系去买“公关票”。但实际上，她却开始有些担心，因为票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第二天主办方又放出了部分赞助商票，就如同落入沙漠的水滴，迅速蒸发。正规途径的票销售一空，对胡蕾来说，想回头都不可能了。

胡蕾今年26岁，在2005年第二届“超女”选秀比赛中成为李宇春的“粉丝”。此后李宇春的每一次演唱会、每一次签售活动，较大规模的商业演出，她都会参与。2005年“超级女声”改变了娱乐工业的运作模式，形成了最核心的消费群体，甚至是极端消费者。胡蕾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胡蕾并没有过人的社会关系，但仍旧找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除了主办方的老总外，第一目标是追逐公安、消防、税务等机构，因为演出商一般都会给这些部门准备好位置的工作票。胡蕾还准备了10万元现金，所有位置更好的票都尽量买下来，留下更好的，把稍差一些的转给Q群中的其他“玉米”。如同狗熊掰棒子，胡蕾要保证怀里抱住最大的那棵“玉米”。

一共12760个座位，这是“玉米”们对照五棵松体育馆的座位图数出来的。胡蕾对这张图早就烂熟于心。“李宇春演唱会的票区划分很特殊，从VIP的1680元到最普通的280元分为7档，但VIP区比较大，一直开到了前16排，17～22排为1480元。由于五棵松体育馆是仿照NBA建造的篮球馆，所以内场很小，这一次开的VIP区是最小的。以前即使在3000人不到的北展剧场办演唱会，1280元以上的票可以开到22排，占了50％。”胡蕾说。在这种情况下，好票本来就少。

一般情况下，李宇春每年会开两场个人演唱会，其中一场生日演唱会，另一场为专辑首唱会。从2005年出道，她演唱会最贵的票价就一直是1680元，这在国内演出市场已是一线价位。国际巨星碧昂斯在国内的价格也是如此。

但对胡蕾来说，价格并不是问题。今年李宇春的生日演唱会在广州举行，她和很多朋友一起飞到广州，总花费超过5000元。在家门口的演唱会，反倒省下了路费。“每一次演唱会，都有很多海外的‘玉米’赶回来参加，他们的成本更高。我买到的好票，也会更优先留给他们。”胡蕾说。

同样选秀出身的陈楚生的演唱会在12月5日举行，他的票价略便宜一些，从最低的180元到VIP级别的1280元分成了7档。陈楚生的歌迷小同说：“VIP的位置最不愁卖，对外地‘花生’来说，路费、住宿都不菲，去一趟不买VIP就不划算了。便宜的票也走得快，中间票价的就卖得慢点儿，可能没有完全销完。最后的上座率在9.5成左右。”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笑忘是一名出版国学古书的编辑，她不仅是“花生”，也是一名现场演出的爱好者。“这次陈楚生的演出，我买的是最贵的1280块的票。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个人演唱会，我想支持他。”笑忘告诉本刊。而其他演出的消费则相对便宜：12月12日去看老狼的演唱会，源自某次微博活动中奖；12月24日去看崔健演唱会，380元；12月26日去星光现场看郝云专场，和几个朋友一起买了60元的票。“明年齐秦演唱会的票我都订完了，11个朋友要保证坐在一起，我们买的是180元的票。”笑忘说。

李宇春演唱会前，“玉米”们为营造气氛煞费苦心。他们从深圳一家工厂定制了1万支激光笔，能打出“阿么”（演唱会的主题）的图案，还订购了近2万根黄色的荧光棒。一支激光笔加两根荧光棒一共6元钱，通过淘宝网销售，在现场领取，现在已经基本售完。从购买记录看，这个核心消费群的基础相当广泛，仅公务员阶层就分布在几乎所有机关。

尽管金钱无法衡量“粉丝”对偶像的热爱，却可以为娱乐工业的产品标记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娱乐工业的本质似乎体现得更加纯粹——不再是“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而是收入高低的量化比较，抑或“值”还是“不值”的消费者体验。“1680元并不便宜，但现在一条裙子也要这个价，我觉得比买一条裙子强。”胡蕾说。

胡蕾还在不断寻找场内的最佳位置。距离开场还有十几天，目前她手里拿到的是6排的中间位置，托到的最高关系是一位部级官员。

“虽然总有人在各个地方‘黑’李宇春，但我们根本不答理他们。”胡蕾说，“因为他们不会在娱乐市场上花一分钱。”

12月5日是陈楚生在北京开个人演唱会的日子。13点多，北京歌友会会长泡泡就和部分歌迷到达工人体育馆，提前布置现场。他们要在8000个座位每个座位下放上一副红色的牛角和一根红色的荧光棒。陈楚生的粉丝称自己是“花生”。歌迷小同告诉本刊：“花生皮是红色的，而且据说楚生本人也喜欢红色。楚生是冠军，红色比较有王者之气，我们决定为楚生造出一片红色的海洋。”

对于偶像，每一个“粉丝”都会有不同的热爱理由，情感消费的多元化非常明显。会长泡泡感动于陈楚生的草根经历，陈楚生成名前曾送过外卖，有一次因为迟到了，被人把盒饭摔在地上。泡泡说：“因为这样的遭遇，我们‘花生’对送外卖的人也会格外地客气。”

50多岁的蔡哥也是北京歌友会的活跃分子，歌唱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梦想。他告诉本刊：“小学的文艺汇演排练里，我们唱《世界少年儿童热爱毛主席》的组歌，老师发现我嗓子条件不错，就让我做领唱。从小到大我都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不断有部队文工团来学校招人，想把我要走。但家里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让我继续读书，我也就与歌唱职业无缘了。陈楚生的歌声能把我心里那些已经尘封了的东西又翻腾出来，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梦想。”

不同的热爱理由形成了惊人的团体消费力。《有没有人能告诉你》是陈楚生的成名歌曲，通过中国移动的无线音乐被下载超过了1000万次，每次下载的价格是2元。一首歌创造了2000万元的彩铃消费，相当于国内一部中型制作电影的总票房。

“娱乐的消费属性和消费功能发生了改变。”华谊兄弟经纪公司联席总经理宗帅对本刊记者说，“以前我们认为，一个演员或明星仅仅通过演技带给我作品，或高尚品德带给我们消费体验。但现在不是了。这几天还有媒体在说陈冠希开店，那一刻他是什么？行业领袖还是榜样？都不是，就是被消费的娱乐人物。”

事实上，“粉丝”对于娱乐人物的消费的全面性甚至超出了娱乐本身。

每年胡蕾以李宇春为中心的直接或间接消费至少有1万元，主要包括看两次演唱会的费用，购买CD、DVD，以及偶像代言的商品。今年李宇春授权真维斯发售限量版的纪念T恤，80元一件，胡蕾三种颜色各买了一件。夏天，她又把家里的洗发水都换成了伊卡璐，因为这是李宇春代言的产品。去年她家里一下冒出许多瓶“念慈庵”的咳嗽药水和两箱饮料，因为购买这些产品可以获得歌迷见面会的门票。“我绝不是花钱最多的‘玉米’，很多周边产品我都没有买。比如有一本纪录李宇春每天日程的画册，要卖200多元。”胡蕾说。还有些“玉米”会购买头等舱机票与李宇春同行，以便与偶像坐得更近。各种商业演出现场，都会有闻讯赶来的“玉米”，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玉米”们还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成立了“玉米爱心基金”，专门用于基层卫生服务，总共募集金额达到了600万元，在汶川地震中募捐100万元。这一项归为社会性的收益。

人气是娱乐工业的消费基础。最直接的计算：如果李宇春有1万名胡蕾这样的歌迷，那她至少会催生1亿元的消费。

陈楚生发行第一张EP（单曲唱片）《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是在2007年底。那时候歌迷小同还没有博士毕业，尚无经济收入。但她还是在网上买了20张，每张是22元，到处送人。“有的‘花生’会买许多专辑，送给商场、出租车司机等等，希望被更多人听到。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听到餐厅在播放CD，气氛很好。正好身边有一张楚生的EP，我就找到放CD的地方，把EP送给服务员，说这张EP不错，送给你们播吧。她也挺高兴就接受了，而且马上就播了。现在如果楚生再出专辑，我至少会买50张。”

李宇春出了新唱片，胡蕾会买两箱，然后分别寄给朋友们。“一个新人被市场认可需要一段时间，如果第一张专辑卖得不好，唱片公司可能就不会再给她机会了。艺人就是公司的一件商品，卖得不好就会被淘汰。我希望支持她度过这个阶段，延长她的产品周期。”胡蕾告诉本刊。

“粉丝”们的消费正在支撑娱乐工业的基础。正版唱片的售价在30～50元，高昂的价格与唱片业的萎靡状态无从对应。但实际上，正版唱片都是卖给忠实“粉丝”的，定价贵也可以卖出去。会买的人终归会买，不会买的人，再便宜也不会买。而唱片公司也会根据“粉丝”数量来计算发行量与生产成本。

很多时候，“粉丝”会对娱乐公司表达他们的不满。“每个‘粉丝’都相信自己的偶像会是‘天王巨星’，但公司却把他们当做‘现金牛’使用，到处承接商业演出，甚至炒作负面新闻，影响形象。”胡蕾说。在这个意义上，娱乐消费者保持着对产品公司投诉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充满了感情要素。

由于偶像消费的全面性，产品外有更大的空间。对艺人价值的计算则更加复杂。

2009年，李宇春发行了一张个人唱片，销售量50万张，每张40元，总共销售了2000万元。广州演唱会DVD销售10万张，价值300万元。她举办两场演唱会——年初广州体育馆的“Why Me”演唱会与年底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的“阿么”演唱会——总票房约1400万元。代言了3个品牌的广告或形象代言人，包括可口可乐、伊卡璐以及七波辉青少年服饰，总共超过700万元。专辑在中国移动无线音乐首发，保底收入500万元。还跑了15场商业演出，约750万元，参加了7场移动歌友会，约420万元。出演电影《十月围城》并唱主题歌，约100万元。

如果把李宇春当做一件商品，2009年这件商品的销售收入肯定超过了6000万元。这相当于一家中等公司的营收额。这还不包括由她所带动的其他产品销售额。如年初，她替某家公司签售金币，一天促销额达到250万元。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李宇春的产值结构，会发现直接来自唱片的销售占1/3，其他收入占2/3。事实上，她的唱片销售是一个特例，50万张的销量属于天文数字。在目前市况下，歌手唱片如果能卖到10万张，已属大成功。况且很多歌手每年未必会发售新专辑。在2/3的销售中，最轻松的当属无线音乐首发，歌迷们用手机下载新歌，使她睡觉都可以赚钱。此外商业演出属于投入小产出高的服务，一般一场商演报价60万元唱3首歌，扣税后约48万元。

从买方看，“粉丝”对于李宇春的消费则更加集中于唱片之外，不仅是演唱会，还包括签售的金币、限量版的T恤、代言的洗发水。那2000万元的唱片购买费用则被淹没在其他类型消费的大海之中。

李宇春是个并不典型的案例，但在她的商业链条中仍会发现，作为艺人的传统产品——唱片销售只占据小部分比例。大量的营业额来自依附于唱片上的各种增值服务，这其中项目繁多，差别在于与唱片的关系或近或远，或仅是利用她的人气价值。

如果从李宇春本人的收入角度看，这个结构的倾斜度会更大。因为艺人从唱片中获得的版税收入极低。按照太合麦田首席执行官宋柯的说法，一张唱片公司只能得到8元钱，而歌手获得其中3％，也就是每张唱片0.24元收入。

这样的结构如同零售业中的“二八效应”：80％的顾客带来20％的收益，80％的收益则只来自20％的顾客。

如果将这一分析模型套用至唱片公司则更加明显。宋柯是李宇春所签约唱片公司的CEO，这个女孩的唱片制作和新片演唱会都由太合麦田音乐公司操作。由于唱片行业的整体没落，唱片收入只占全部的2％，约200多万元。公司50％的收入来自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的分成，30％～40％收入来自艺人经纪，如参加商业演出、广告代言、艺人劳务等，还有10％左右来自为品牌、机构和政府提供与音乐相关的服务。(www.xing528.com)

作为一家音乐内容提供商，传统唱片收入的比例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娱乐工业转型的彻底性。“互联网小弟弟把唱片大哥欺负得没有还手之力。”宋柯说。在音乐的产销食物链上，制作公司处于底端，生产者话语权极小，“目前法律所能保护的权益只占唱片价格的10％，主要是集中在词曲作者的著作权”。

在“超女”制造者天娱传媒的营收表中，艺人经纪的收入也占据了50％左右的份额，如果包括综艺节目和演唱会等项目，则可达到60％～70％的比例。这家公司通过音乐选秀，但却并不靠唱片这样的直接产品获取利润。

2003年，宋柯在华纳中国公司担任副总裁，他制作了朴树的专辑《生如夏花》，成为国内唱片市场最后的辉煌。“朴树那张专辑卖了100万张，盗版500万张不止，一张专辑卖20多元，带来的销售收入是2000多万元，当年国产电影没有几部票房达到2000万元，但投资却远远高于音乐。”宋柯告诉本刊。

唱片还是要出的，但却是个赔钱的活。“每张唱片的成本，包括拍摄MV需要100万元，我们一年出10张就要花1000万元，而在市场销售只能回收200多万元。”宋柯说。按照天娱传媒总裁龙丹妮的说法，现在唱片就是一张“海报”。

“从传统唱片工业的角度，这是一个没法做的生意。好在手机无线音乐、艺人演出可以回收。我们会把艺人的词曲创作、艺人经纪的合约都签下来，这在传统唱片工业模式中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唱片公司只管唱片，经纪合约与词曲合约都和别的公司签署。就是通过这种模式，我们现在才能抠抠搜搜把这笔钱挣回来。”宋柯说。

传统唱片的价值通过其他形式进行了转移。对于艺人来说，没有自己的专辑就等于失去了赚钱的工具。中国移动的无线音乐项目成为艺人与音乐公司收入最可靠的来源，2009年总收入会达到240亿元。周杰伦的《菊花台》与陈楚生的《有没有人能告诉你》的手机下载量都超过1000万次，一首单曲的彩铃价值就超过2000万元。

商业演出的市场规模更加不可小视。演出公司逐渐取代政府成为娱乐的供应商，各种层次和级别的演出服务供不应求，上到国家庆典下到企业年会，以及各种城市推广活动，甚至乡镇一级的运动会。一般情况下，每次商演报价以3首歌为单位，一线歌手可以达到20万元/次，大部分歌手在10万～20万元之间。

太和麦田旗下的签约艺人阿朵曾经创下了一个月参加17场商演的纪录。“我们和很多演出商谈节目表，能唱‘大歌’的一哥一姐很快就定下来了，但往往最后发现并不热闹。但是阿朵就是那种能歌善舞且性感的女歌手，这种类型的艺人很少，所以很受演出市场的欢迎。”宋柯告诉本刊。

张靓颖的“粉丝”们会将这名选秀歌手的行程进行详细的记录。在这张长长的行程单上，每年她都有近40场的商业演出，内容纷繁复杂，既包括奥运歌曲首发、两岸经贸论坛晚会等高端活动，也有某地产公司的开盘仪式、温泉节开幕式、某县级市的城市推广晚会。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民间演艺市场的火热。

商业演出市场的繁荣也吸引了一些影视类的艺人。他们发行唱片或发布单曲，以此拿到进入商演市场淘金的门票。

“尽管唱片业已经没落，但音乐产业每年产值与营收仍旧很高，这是一个上千亿元的市场。与今年国内电影60亿元的票房比是个庞然大物，仅中国移动的无线音乐业务就是它的4倍，百度搜索量有20％以上来自音乐。人类终究不可能离开音乐。”宋柯说。但就商业模式来说，无论艺人还是娱乐公司都必须完成一次转型。

前台与后台之间的距离不到5米，中间被密密麻麻的各种导线分隔开。站在后台裹着大衣也会感到北京冬夜的寒冷，前台的灯光亮起来，穿着超短裙的女主持人便有些冒汗。20多个年轻人走上舞台边唱边舞，舞台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显得有些拥挤，他们努力在舞台上站稳，并试图找到合适的位置。“进入前4名就能够拿到50万元的奖金，并且成为中国移动的代言人，你们要迎接高手的挑战。”主持人喊道，“很残酷吧？不残酷，怎么能红？”

这是一档东方卫视与中国移动合作的选秀节目，那些台上还显得羞涩的孩子排队等待进入娱乐工业的生产线。制作人阿PON始终蹲在摄像机的摇臂下盯着显示器，偶尔他会叫停，然后走上台简单交代两句后，重新倒数10秒开始。

“我刚来大陆的时候，导演在中断后都是直接喊‘开始’，就像电影片场喊‘Action’，所以我总认为大陆搞电视的人都是从电影转行过来的。”阿PON告诉本刊。他叫张志鹏，台湾资深综艺节目制作人，亲手发掘了主持人吴宗宪，2002年开始来大陆发展。此后一直为很多电视台批量生产综艺节目。

1992年张志鹏进入电视行，一头就扎进了竞争最残酷的综艺战场。那时正是台湾综艺节目的黄金时代，是张小燕、张菲、胡瓜的天下。张志鹏最开始做的就是台湾最热门的《龙兄虎弟》，由张菲和他弟弟费玉清主持，曾创下台湾30％的收视纪录。

“台湾认定大牌综艺节目主持人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你是否做周六、周日晚上的黄金档（19：30～22：00），那是电视台的命脉。”张志鹏告诉本刊，“在台湾，要买一个黄金档综艺节目的广告，就必须买其他3个不好时段的广告，叫‘一搭三’。菲哥的那档《龙兄虎弟》，可以达到‘一搭七’，就是一个节目能养活整个电视台。所有的电视台都拼命砸钱做综艺。”

综艺节目的竞争异常激烈，制作人用各种方式刺激观众的兴趣。“在台湾录制个节目，今天录，明天播，制作人就等着被骂或者发奖金。每个人会为0.01的收视率争得面红耳赤。”张志鹏说，“仿佛生活在地狱里，没有自己的生活。录制前一天，基本睡不着。早上听到电话响，就会紧张得要死。”

进入新世纪，台湾综艺节目开始走下坡路，整体经济不好，电视台也没有资金投入。2002年春节，张志鹏被黄安拉到北京打探市场。正好北京电视台在工人体育馆录制春节晚会，他被彻底镇住了。“场面、费用、人员全部超出我的想象，可以把体育馆租下好几天。我猜当时那台晚会大概花费有600万到1000万元人民币，可是在台湾录的7小时左右的除夕特别节目，也就70万元左右。我觉得大陆的环境太好了，都是大手笔，我可以用小成本做同样的事情。”

张志鹏在大陆做的第一档节目叫《综艺新势力》，女主持人用的是谢娜，当时她还在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中叫“叶子”。谢娜当时对自己并没有信心，因为当时女主持人都漂亮气质好。

“我对谢娜说，你做综艺节目，保证是排名前五的主持人。演戏有1万个人比你漂亮，但做综艺节目，你这样的人现在还看不到。2002年左右，大陆主持人没有谐星，尤其是女生。一般女生都是智慧、知性，不会有个傻大姐冒出来。台湾的综艺节目有个规律，女主持人都不漂亮，男主持一定丑。瓜哥不好看，菲哥更丑。宪哥头很大，小燕姐也不好看，小S当初红的时候戴个牙套，样子很怪，陶子一开始戴个大眼镜。他们都是因为有个性而红，观众认为你没有高高在上，很贴近我。如果你穿得很漂亮，很多搞怪动作就不愿做了。如果穿得朴素些，就可以放下身段，在地上乱滚。”张志鹏说。

进入大陆后，张志鹏继续他的娱乐制造者的专业工作。电视台找他，希望把他的节目作为提高收视率的武器，合同都会签上收视率要求。这次与东方卫视的合作，就需要达到全国0.5％的收视率。

除了擅长的综艺节目，张志鹏还在颁奖晚会上延续他制造娱乐的专长。他看大陆的颁奖礼一直感到送奖的痕迹很重，讲话太正式，访谈也不好玩。前两年他终于亲自操刀了一次颁奖典礼。他把老朋友吴宗宪找来，再请来周杰伦、侯佩岑、蔡依林。“周杰伦来了，你把和他闹绯闻的找来，让吴宗宪来损周杰伦和侯佩岑，观众都high翻了。这是一个套路，把有收视点的元素整合在一起。”张志鹏告诉本刊。

一方面，专业娱乐制造者总能找到观众的兴奋点，另一方面又必须符合审查尺度。《综艺新势力》曾经在凤凰卫视播过一段就停了下来，主要原因在于娱乐的尺度过大。其中有一期请徐怀钰做慈善拍卖，标的物是“徐怀钰帮你按摩”：“下面的男‘粉丝’都很激动。主持人请拍卖成功者先去洗澡，男‘粉丝’就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浴袍出来，躺在舞台上。徐怀钰把他上衣脱掉做油压。等到滴完油，徐怀钰把手放上去的时候，男‘粉丝’都要疯了，浑身抽搐，现场的喜剧效果十分强烈。”不过这样的尺度是很难被允许的。

在张志鹏的选秀节目中，注定只有少数年轻人能够成功走上娱乐工业的流水线，被娱乐包装、塑造，然后推向市场。

宋柯也希望能够走出唱片工业的死胡同，他不仅需要一个李宇春，而且需要更多的杀手级产品。

今年宋柯去北京的一所普通中学做了一次主题班会，更重要的目的是进行一次生活方式的调查。这一年龄段的学生正是他要着力开发的市场。

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宋柯发现他们最喜欢的沟通方式是手机短信而不是QQ；李宁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服装品牌，几乎和耐克、阿迪达斯并驾齐驱；他们唱歌首选钱柜，因为知道钱柜什么时候最便宜，所以也并不觉得贵；喜欢的流行歌手更多是欧美而非港台地区；他们特别喜欢强调个性，认为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中学生特别能花钱，比大学生的消费能力强。“这就是网络一代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很强，充满了自信。”宋柯告诉本刊，“我要给他们提供的偶像也是这样的人。”

2007年，宋柯用了一年时间跑了全国很多地方，去最好的艺术学校、最时髦的演艺场所搜寻有表演天赋的男孩。他前后考查了上千名候选者，甚至在当地进行简单培训。最后选中了50多个孩子，年龄在15～17岁。

宋柯在北京通州租了一个大院子做训练基地，孩子们都住在里面培训学习。如同选秀一般实行末位淘汰制，每周淘汰一人。到周末时院子里常能听到哭声。剩下最后十一二人的时候，就固定了下来，进行最专业的演艺培训。“除了文化课之外，每天学习形体、声乐、舞蹈、健身。我们请来最好的老师，麦当娜的编舞就曾在中国住了半年专门帮我培训。这些孩子的英语都不错，因为好多老师是外国人。”宋柯说。在这几年中，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向公众曝光过，没有参加过演出，只是向圈内人展示。宋柯希望保持杀手级“产品”的神秘感，“希望他们出道时，就是成熟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论唱歌、舞蹈、表演完全是专业水平”。

在这3年中，宋柯为此已投入了几百万元，这是一笔长线投资。他从其中挑选了6名主力成员成立了名为M.I.C的偶像组合，准备近期推向前台。目前这个组合已经接拍了LG手机的一部广告。“他们的名字已经进入了很多著名导演的名单了。”宋柯说。公司与新人们签署了十一二年工作合同，分成比例动态调整，初期公司会拿得更多。宋柯渴望他们获得大成功，“但这种成功未必能够复制，最多再来一个女子组合”。但娱乐工业的流水线已经启动，通州的那个大院子里又住进了新的成员。

因“超女”选秀而崛起的天娱传媒，几年下来已成为一座“偶像超市”。张杰、谭维维是唱将，曾轶可是文艺女青年，魏晨、俞灏明形象足够可人，适合拍偶像剧。

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木村拓哉的邻居把他的档案照片寄去杰尼斯事务所，于是他被挖掘；林青霞走在马路上，被琼瑶的星探发现；梁朝伟和周星驰是朋友，一起去考艺员培训班，梁朝伟一次成功，周星驰第二年再来过。这些看似偶然的机遇，对于偶像个人来说是机遇，但是对于成熟的娱乐工业流水线来说，不过是换个产品。没有木村拓哉，会有别的万人迷；没有林青霞，琼瑶会捧红别的少女；艺员培训班没有梁朝伟、周星驰，或许别的艺员可以得到成名的机会。

这是一个偶然与必然交织的生产过程。10年前的周杰伦不会红，就像现在不会有人喜欢一个亲民的周杰伦、一个会说“小朋友你们好”的周杰伦。“《蜗居》中的海萍是否会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呢？并非她的演技如何出众，而是呼应了人们对于房子和居住的情绪。”宗帅说，“她是否会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代言人呢？那些年轻的品牌就会选择与她合作。”

在某种意义上，不确定性正是娱乐工业的迷人之处。谁知道从这条流水线开下来的会是奔驰还是奥拓？下一部风靡全国的大片会是什么？下一个现象级的明星又会是谁？人工制造还是从天而降？

（本文合作者丘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