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的光荣梦想：《超越者》

2009年8月10日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是香港人到广东搞投资；第二个10年，是台湾人到上海、苏州投资；第三个10年，是五百强企业到中国投资；第四个10年，则是全球资本到中国投资，卖奢侈品。我们现在已经站到第四个10年的门口。现在资本市场大涨大跌的图景只是预演未来。全球的资本管理人都要把旗子插到中国来，不到中国募集资金管理资金，你就与未来的成长无缘。这是我总结的，未来10年全球资本的制高点就在中国，很快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就排世界第一了。”

40岁的朱平刚刚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坐在广发基金33层的大会议室里，他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位大学老师。窗外是浩荡南去的珠江。

朱平1996年进入广发证券，现任广发基金副总经理，主管投资；他曾担任易方达科汇基金经理、广发基金投资总监。2007年广发基金公司获得明星基金公司、基金客户明星、3年期持续回报明星、平衡型明星基金、大基金明星等五大奖项。

在不到两年里，广发基金完成了一次过山车般的波动，管理的资产总额在2007年最高超过1400亿元，然后下降到2008年底的700亿元，现在重新回到了1000亿元。这也是公募基金的普遍状况。

“‘突然’是投资的外在表现，就像昨天的大跌一样，谁会料到跌得那么深，但是想想也合理，总这么涨也不对。”朱平告诉本刊记者，“世界的真相就是‘突然’，只不过，反映在投资市场上要比生活中剧烈得多。”朱平引用了索罗斯的名言，“投资者就像丛林里的动物，你不知道下一步会碰见天敌还是猎物，你要时刻保持警惕”。

“去年是最难受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投资的机会。我们曾认为经济不会变得很差，虽然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但当时市场并不这么看。去年是熬过来的，投资者亏钱，我们的心里肯定不好受。”朱平说。

指数重上3000点，是朱平年初时不曾想到的情况，“年初的时候，我们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经济要复苏了。但复苏的路径并不知道，程度也不能肯定”。2008年，银行信贷的大量出笼推动了股市的第一波上涨，这种涨势在春节后继续加速。当指数上涨到2400～2500点时，朱平意识到形势变了，“复苏的速度比大家想象的快很多，市场开始预期，去年的金融危机实际并不严重，全球经济都会反转。4月份之前，没有人敢说出这个判断”。

朱平认为，如果全球V形反转的预期成立，那么反转的核心一定是中国，这又是一次全面性的机会。于是，周期性的股票开始进入基金经理的选股名单，投资就是一场战争，要赶在市场反应之前占领阵地。

两个月前，朱平给一家上市钢铁公司打电话，询问产量是否打满。对方很疑惑地说，产量虽然满负荷，但公司盈亏刚刚打平。朱平开始大量买入钢铁股，“我们预期钢铁一定会提价”。到6月底，钢铁企业开始赚钱，7月份赚了更多的钱，股票也应声而涨。与此同时，基金公司开始介入煤炭股，研究员们把每一家煤炭企业的产品、产能、成本情况的报告送到基金经理的案头。在键盘的敲打声中，汇聚成推动煤炭股暴涨的资本暗流。

“V形反转的前提条件是，去年的危机并不深。去年大宗商品市场泡沫崩溃，形成全球企业去库存运动，全在卖东西，没有人买东西，致使全球经济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完成去库存后，大家发现金融危机也就如此，危机的伤害并不深。尽管反转只是一种预期，但市场先于实体经济做出反应。”朱平说。

在这一波反转行情中，李驰选择了金融股。他是一家著名私募基金——同威资本的董事总经理。

“如果不是签证的时间迟了，我现在应该在新西兰滑雪。”李驰对本刊记者说。窗外，正是烈日炎炎，中午的深圳就像一个大火炉。2007年8月，在牛市5000点的时候，李驰将股票清盘，他先是和朋友们去新疆玩了一个月，然后又去了非洲、南极。作为私募基金经理，他比公募的同行们享有更多的自由。接受采访时，李驰穿着黑色麻布上衣，像个江湖大哥。

“去年，有媒体说我是最潇洒的投资人。其实，你们是回头看我潇洒，当时看我多‘愚蠢’。”李驰说，“2007年8月份我卖掉股票，后面5个月一声都不敢吭。市场又涨了两个月，不断创新高，上涨了1000点。看看去年8月份以后我博客上的评论，都认为我是多么‘愚蠢’。实际上，后面5个月股市都在5000点以上晃悠。”

股市涨到5000点已经接近李驰所能接受的极限了，万科已经赚了10倍，招商银行也赚了5倍。他选择了清仓等待。

2008年，李驰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了3只信托产品，其中最早的一只“新华同威一号”就募集了2.37亿元。股市下跌到2700点后，李驰重新杀回股市。越跌越买，到指数回到2000点左右完成建仓。“建仓的时候市场还在下跌中，我就说我是阿Q；接着跌，我就说我在做善事。我找出各种理由买，不涨我就等着。我的一句口头禅是：等待是价值投资精髓。好东西，迟早有人像疯子一样来抢。”今年初，他写了篇文章，认为目前是35年来最好的机会。

在A股市场，李驰买入了招商银行和中国平安，他的想法很简单：“在2000点左右的时候，这两只股票都比香港的H股便宜。同股同权，假定香港人不笨，那就是我们蠢。难道他们不知道招商投资永隆银行的故事么？没有听说平安投资富通200亿打水漂的故事么？那么，为什么全球投资人都愿意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两家公司？我们假设市场是有效的，那么错误就一定不会延续太久，市场其实永远在不断纠错的运动中，所以我配置了这两只股票。”李驰说，“所以现在国内证券市场形容起来尽管不好听，但确实如此，就是6个字：人傻、钱多、快来。赚钱的秘密是可以公开的，就是买便宜货，但不是便宜没好货的那种便宜货。”

李驰在去年3月4000点时发行的第一只信托基金现在已经获得了44％的收益，去年8月8日发行的第二只信托产品在分红后也获得近50％的收益，都跑赢了指数。

2700点以后，李驰没有沽出过股票，“冷清的时候，买也对，不买也对，卖是错；热闹的时候，卖也对，不卖也对，买是错。现在应该算是热闹的时候了”。

李驰与朱平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同为浙江大学的校友。对于这代人来说，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奇而充满诱惑的地方。

1988年，李驰从浙江大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专业是流体力学，与航空航天关系最近。1989年，他南下深圳特区，先后任职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园、中国宝安集团、深业集团和香港怡东国际财务投资有限公司。

刚到深圳的时候，李驰在蛇口上一个为期3个月的培训班。学校的门口有人摆了张桌子，卖深圳安达公司（深圳老五股，现ST国农）的股票，100块钱一张。他发现，好多人买了之后，一两个月涨到了107～108块钱，就卖掉，认为很好赚钱，殊不知后来这张“纸”涨到了3000块，上涨近30倍。“1990年，我上了投资原始股的一课。”李驰说。

他还目睹了另一家中字头的企业来深圳创业的“奇迹”，投入300万元买了“深原野”的股票，同样涨了近30多倍，变成了1亿元。但这家公司最终仍然以关门告终。“从概率上说，绝大多数投机没有好下场。”

90年代的深圳，财富就像沙子，被风吹来又吹走。暴富与破产的神话轮番上演。李驰真正进场炒股票，是在1992年之后，1993年股市正热闹，“我们当年进场，和2007年进场的人没有区别”。

“1997年有一家中资公司，1块多钱上市，第一天涨到了3块钱，后来又涨到了13块。该公司董事长告诉当时一家银行董事长的夫人，说我们的股票还能涨，她12块多进入，一年的时间最后跌到了1块多。那只股票我也在8元多时买了。”李驰说。

90年代的股市，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幼年期。前5年是短线暴利的巅峰，刺激得像香港电视剧，每天有人一夜暴富，有人破产出局。后5年，则是坐庄最凶猛的时期。投机是资本市场的主旋律。

当李驰在深圳小打小闹地开始自己的资本生涯时，在上海的一家交易所里，朱平也完成了与股票的第一次接触。

朱平生于1969年，199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物理学家。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马鞍山，在一所师范中专教了3年书。1993年，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研究生。“时代真的变了。”十几年后朱平说，“我们那一届100名同学，最初只有两个人在证券行业工作，现在有一半的人在做金融工作，在证券公司的就有1/3。”

读研究生时，朱平拿出几百块钱生活费和同学合伙买了只股票——永生股份。“当时，有位同学快过生日了。我说，如果赚了钱，就拿出来大家吃饭或者买礼物。等到第三天，突然涨了10％，又等了两天没动静，我就把它卖了。赚了100多块钱。”朱平回忆说。但当时，他并没有对这个行业产生特殊的兴趣，“最初我不会想到做投资这个行业，我想去外企做营销”。

1996年朱平毕业，中国经济正经历着通货紧缩时期。工作不好找，他就去了一家儿童服装公司做市场经理，月薪1000多元。这份工作只做了11个月，一名在广发证券工作的同学，将朱平介绍过去。做服装销售一年，朱平攒了1000多元，他用大部分积蓄买了一张机票，前往广州面试。面试成功后，坐火车回上海收拾东西。当他再次来到广州，成为新组建的广发证券发行部的一名新员工时，几乎已身无分文。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资本市场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一年，朱平去了广州，李驰去了香港。李驰在深圳公司驻港公司工作，负责公司的投资工作。也正是在香港，李驰见识了真正的资本市场，得到了更残酷的教训。

“刚去香港的时候，我们是抱着炒一把的态度，尽管已经很小心了，而且还是选择了高速公路股，又是打新股，结果还是损了手。”李驰说。

有意思的是，让李驰“损手”的就是刚刚回归A股即被疯狂炒作的“四川成渝”。1997年，这只股票首先在香港上市，算上发行佣金价格是1.55元。李驰觉得价格很合适，就用了几千万元去买。结果上市第一天就跌破发行价，跌到了1.2元。“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要在内地股市，绝对股价这么便宜的股票第一天应该是涨到天上去，怎么可能跌破发行价？”李驰说，“刚到香港，我简单地认为，几十块钱的股票就比几块钱的有价值，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认识。现在已经深刻明白，市盈率才是高低贵贱的标准，低市盈率区间买，高市盈率区间卖，没有一次错。”

这只股票生不逢时，一年后最低跌到了0.3元。在1998年的一次强劲反弹中，它回到了1.4元多，李驰把它果断出清，很幸运亏钱不多。又过了10年，这只股票还没有回到曾经的高点。

“我知道了，香港的股票还会跌破发行价，便宜不代表不会继续跌。即使跌到了1分钱，10股并1股，也可以继续跌，这就是所谓的垃圾股股价完全可能是无底洞。”李驰说，“如果当时买了垃圾股，用香港的话说，可能永远回不了家乡了。说到成渝高速H股（香港名）的股价，也是10年才还乡啊。”

经过这次教训后，李驰认识到什么是价格什么是价值。

在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朱平说他翻来覆去地看一本名为《投资银行学》的小册子。这本册子的作者是陈云贤，当时任广发证券总经理，现任佛山市委副书记。对于接下来的工作，朱平有些茫然。

事实也是如此，他在发行部待了3天后就被派出去做项目，为准备上市的企业准备材料，做发行。“差不多什么都不懂，一名同事现场指导了我半个小时，我就出发了。”朱平说，“开会的时候遇到问题，我就去洗手间打电话回来请教。”

接下来的几年，朱平奔波于四川、北京、湖北、湖南的众多企业之间。“当时上市公司质量比较差，大型国有企业根本就不会上市。只有小型的省属的国有企业谋求上市，这些公司的资质都不太好。当时有一家湖南的岳阳纸业，产能规模在几千吨，设备都是70年代的，但这10年里规模增加了10倍，资产也增长了几十倍。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想找个净利润3000万元的企业都很困难。”朱平说。

世纪之交的香港沉浸在科技股的泡沫狂欢中。“当时的中移动、联想等大市值股票，都涨了大约10倍，科技股的市盈率都很高，市场极其疯狂。”李驰说，“我们这次的成绩比上次好，都赚钱了。”

这时候李驰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回头再去研究巴菲特、彼得·林奇等大师，发现他们说的话都是发自肺腑没有任何包装，“真理其实挺简单，关键在于人们往往不相信真理就这么简单”。

2001年左右，李驰和合作伙伴韩涛一起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迈出了私募生涯的第一步。此时，除了B股外，他更多的参照系还是香港。“2003年再回到香港的时候，我们感觉不能随便再炒了，风险非常高，要踏实地以做事业的心态投资股票。”李驰说，“因为像盈科数码（现在改名为电讯盈科，已经5股合1股）这只全香港人都在买的股票，都会从20多块跌到8毛多，还有什么不能跌？”

2000年，广发证券筹建易方达基金公司。朱平进入易方达，最初担任基金经理助理，2002年开始担任“科汇”的基金经理。早在1992年，中国就有了第一只基金。但真正的中国基金业的起点是在1997年。这一年的11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随后第一批基金公司诞生。易方达是第二批获批的基金公司。

2002年以前，国内基金业仍处于发展阶段，公司研究体系、投资体系、风险监控体系都不完善。“我们在筹建之初，就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向国外机构学习经验，建立了投资股票库，以及相应的投资制度。”朱平说。

做证券工作的几年间，阅读一直是朱平的日常生活。“看得比较多的是巴菲特、彼得·林奇的书。有本《美国的十大基金经理人》令我印象深刻，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巴菲特、彼得·林奇、索罗斯、罗杰斯等投资大师的特点和风格。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也都读了，包括《股票作手回忆录》、费雪的《怎样投资成长股》等，还有各种关于交易的书如《短线是银》什么的。”朱平说。

但在2003年以前，作为投资领域的正规军——公募基金的业绩一直不理想。尽管巴菲特和彼得·林奇被奉为经典，但他们的价值投资理念很少能够被基金经理坚持。这一方面在于，A股市场还是庄股的天下，1亿元的资金就可以坐庄，2001、2002年甚至属于庄股的灾年。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A股市场的优秀公司很少，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影。

这一局面在2003年发生了逆转。

2003年，股市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五朵金花”的出现（钢铁、汽车、石化、能源电力及金融板块个股）。中国经济进入了景气周期，很多行业出现了短缺，业绩大幅提升，电力、钢铁、石化等周期性行业都出现了价值投资的机会。包括银行的利润都在增长。(www.xing528.com)

按照这样的思路，朱平选择了大石化行业作为突破。“我安排一名研究员专门研究大石化行业。从基本面来说化工要迎来短缺，2002年我们就买过化工扬子石化、齐鲁石化，都不涨，亏着钱。但是我们的研究员认为确实要进入一个大石化周期了，全球石化都应该是短缺的了。我们寻找符合这些条件的企业：第一，产能扩张了；第二，产品价格已经在涨的，或将要涨的；第三，毛利率比较低的。”

朱平在很低的价位继续购买扬子石化，这只股票从5块多钱一直涨到了16块。而2003年由于“非典”的原因，股市整体继续下挫，这一年基金科汇的总收益增长了30％。接下来，朱平又仿照巴菲特购买成长性股票，包括茅台、云南白药、双汇、东阿阿胶等，“当时天然就喜欢这些股票，也就增长都比较稳定”。

“2003年，最大的发现是按照巴菲特和彼得·林奇的方法做，就可以赚钱。”朱平说，“当时，就是比照着书做，彼得·林奇说，周期类股票怎么做，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则去找，成长性股票也一样同理。其实，这些规则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我们相信这件事。”由于市场的有效性差，这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赚很多钱。

这一年基金重仓股成了大赢家，基金收益开始远远超过绝大部分散户和个人投资者。一批实践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开始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

但在另外一个战场，李驰嗅到了更加诱人的猎物的气味。他开始介入法人股投资。

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后，第一大股东是中国财政部，第二大股东是汇丰银行。李驰在招股说明书上发现，大股东承诺将来增持交通银行价格不会低过1.7倍的净资产。“当时交通银行法人股也在民间转让，交易价格大多是净资产的1.2～1.3倍。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就开始募集资金收购。”李驰说。收购的时候，李驰发现不能用同威公司的钱买，因为银行法人股只卖给准金融机构，“我们就找到信托公司，通过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融资去买，我来做信托人产品的管理人，这个想法直接叩开了现在最流行的私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大门，可以说我们是阳光私募的先行者”。

收购法人股的方法包括通过拍卖、协议转让、投标等方式。在收购交通银行法人股的同时，李驰又同时收购了太平洋保险的法人股，因为很多机构既是交行的股东也是太保的股东，“买交行的时候也有搭配给我们太保的”。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同威一共收购了5家公司的法人股，包括交通银行、太平洋保险、兴业银行、金风科技和上海银行。其中，除去上海银行外，其他4家公司都已经在A股上市，李驰实现了成功退出。赚得少些的，如最后买来的兴业银行也有两倍多的利润，太平洋保险的价格则涨了十几倍，目前还在手上。

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往往在不经意间启动。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起飞。

朱平起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坐上了时代的快车。市场也同样迟钝，直到2005年，股市才触底反弹。

“到2006年底2007年初才意识到，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的经历都还简单，对这种历史感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比照外国的历程更早地发现这样的周期。我们不知道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究竟意味着什么，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究竟哪些行业是最大的赢家。”朱平说。

第一个投资机会出现在产业上游。

市面上开始流行罗杰斯的那本《大宗商品投资》，与此同时，高盛抛出了金砖四国的理论。高盛认为，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资源，而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以资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没有新增投资，资源面临供不应求，价格会大幅上涨。“那时候，大宗商品刚刚开始从成本定价进入支付能力定价阶段，也刚刚进入价格泡沫阶段。当时有色金属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很多，但是二级股票市场却没有反应。”朱平说。

2006年的情人节那天，朱平和同事完成了对驰宏锌锗的调研，他决定再去云南铝业看看。2006年，电解铝的价格已经在上涨了。朱平发现，云南铝业在过去几年产能扩大了10倍，利润没变，也就是毛利率一直在下降，“我就跟云铝的领导说，接下来你们的利润会增长10倍”。

朱平更加确信，电解铝价格上涨的周期要开始了。“我让研究员做了一个统计，选择了价格弹性最大的中孚实业和焦作万方买入，预计这两只股票会涨10倍。很多基金经理都笑，认为不可思议，后来就真的涨了10倍。”

接下来，朱平把所有的资源类股票，金、铝、铜、锡、锌全部买下来，当时这些股票的价格都很便宜。“做投资一定要比企业看得早，比企业还要明白企业。投资家一定要比企业家看方向看得更准，否则怎么会有投资家的位置呢？”朱平说。

另一个重要的机会是消费领域。

2003年的夏天，朱平正在嘉峪关调研。突然想到茅台酒的招股书显示，其募集资金项目已建设了3年，而茅台酒的生产周期是5年，于是朱平用手机与研究员聊了近一个小时。他管理的基金几乎在最低位买入一些茅台。朱平那时并不认为这是一只将在未来3年内上涨8倍的股票，但当五粮液和白药提价的时候，“我们突然明白，这只股票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投资的比重也应增加很多”。

成长性的股票是这个时代的宠儿，如果能够挖掘到中国的可口可乐，那么就离巴菲特不远了。“苏宁电器也是这样的股票，时代的变化给它带来了三个基本面的变化。”朱平说，“第一，房地产业获得大发展；第二，平板电视替代了CRT电视；第三，连锁经营成为可能。没有这三个因素的出现，苏宁电器不可能涨这么多。”

李驰更加坚定了价值投资的风格，他按照巴菲特的原则，在好公司上下了大注。2005～2007年的大牛市期间，他只买了4只股票：招商银行、万科、中信证券和海通增发股。其中，只有海通增发赔了钱。“那是在6000点左右的时候介入的，市场已经没有便宜货了，海通增发，36元的增发价相对于70多元的股价已经很便宜了，但还是最低时竟然也跌到了14块多，当然现在它的股价又回到近40元，绩优股的波动在股灾中一样很大，对此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站在时代的起点，谁都没有想到身边一下子涌现了那么多的10倍股，这是彼得·林奇孜孜以求的对象。尤其是好公司卖到了好的价钱。

“2003～2007年我们挣了那么多钱，有一些是一点点挣的，比如茅台、苏宁涨了四五年，有一些是一年挣的，比如券商类的股票。我们以前在证券公司，哪敢想过能挣80亿元，当时一年能挣10个亿就了不起了。”朱平说。

证券行业炙手可热，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争相加入其中。朱平定下了一条招聘规则，除了名牌大学外，还要是各省高考前100名的学生，“其他有可能作假，高考作不了假”。

坐在时代的快车上，基金经理的生活各不相同。作为私募基金经理，李驰选择了罗杰斯式的生活方式。他每年有1/4的时间周游世界，去各个地方行走、滑雪、潜水。

而朱平的生活则刻板许多，“我们这代人，工作差不多是生活的全部了”。各种会议都安排在周六和周日，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就像欧·亨利那篇著名的《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中写的：“谁无缘目睹曼哈顿经纪人在生意高峰时刻那股紧张劲儿，谁搞人类学研究就有极大缺陷。证券交易所里风云变幻，飓风、山崩、雪暴、冰川、火山瞬息交替，这些自然力的剧动以微观形式在经纪人办公室中再现。”

基金经理们将每年的排名称为“赛狗”，这个有些滑稽的自嘲实际上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如果上半年做得比较好，下半年就会相对轻松。“干这一行其实也很难受。行情好的时候，很辛苦，每天要看盘看资料寻找机会；跌的时候，倒不累了，反正也没啥机会，但心情很不好。”朱平说。

他们总是比别人担心的更多，偶然的事件往往会引发一场市场大跌，所以必须给自己留出后路。

钱为什么越来越多？

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股市的市值从3万亿元增长到了30万亿元，增长了10倍。钱，越来越多的钱，在市场中吹起泡沫，聚沙成塔，往复循环。

广发基金的规模增长，如同一根陡峭的斜线。在2003年底只有30亿元，2004年底为50亿元，2006年底就上升到300亿元，2007年底1300亿元，2008年是700亿元，现在回到1000亿元。最狂热的时候，曾经突破了1400亿元。

当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整个社会究竟增加了多少资本？

“2003年到2007年是中国一轮新的经济周期，中国人2/3的财富是在这个时候积累起来的。在这几年里我们不仅赚了很多钱，工资涨了很多倍，还买了房子。在2003年的时候，虽然汽车第一次井喷，但还是一个奢侈品。现在的车已经变成了必需品了。”朱平说。

在朱平看来，虽然人均GDP增长了两倍，但实际增加的社会资本却并非两倍。因为第一个1000美元中有八九百美元用于满足吃喝等基本生活需要，不是现金资产，可用于消费的只有200美元。当得到第二个1000美元的时候，则全部是现金资产，一下就增加了5倍。增长到第三个1000美元时，就增加了10倍的现金。“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就是现金多了，弹性带来放大倍数。”朱平说，如果以美元计，放大了10倍的资金都是可支配收入，可以流向楼市也可以进入股市。

中国的储蓄存款有30多万亿元，如果像国外一样有1/3用于金融资产，就是10万亿元。现在股市的流通市值才5万亿元，银行内的存款已经足够带动股市的大幅波动。

另一个放大性的因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带动了其他资产价值的重估，尤其是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

“我倾向于认为，2007年与现在股市的上涨并非银行贷款宽松的原因，而是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市场资金充沛。在中国，钱多于投资的机会，这个矛盾一直存在。这些钱要么存在银行，要么投资股市和楼市。”朱平说。

财富阶层的不断增加，也让李驰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与公募基金的大众性相对应，私募基金更多是为高端客户提供定制服务。2008年开始，李驰连续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了5只信托产品，最小认购额都为100万元。

通过信托模式运作，是目前私募基金阳光化的主要方法。信托公司充当基金产品的发行人，托管行是基金的保管人，信托公司聘用投资顾问（或基金经理）管理募集来的资金。由于信托公司、银行、投资顾问和基金管理人多方制约，投资者可以规避私募不透明的风险。一般情况下，通过信托模式的基金申购费为1％～1.5％，管理费1％，这些费用由信托公司和基金管理人分享。除此之外，托管行收取托管费，基金经理要抽取20％的利润提成或分红，这种分红是要在基金的净值超过历史高点的时候才能进行。

信托模式使私募基金有了合法的保证。与公募基金不同，私募基金的分成方式更加刺激，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经理投身其中。

每一次泡沫的产生，都源于一个美丽的结论，不然就不会有如此多的信徒。在朱平看来，2007年牛市泡沫的破裂也使“黄金十年”的理论获得了修正。“实际上‘黄金十年’是有两个约束条件的。一是外需，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出口不可能无限增加；第二个大宗商品是有限的，原材料越来越贵，或者根本不会卖给我们。这两个条件会使‘黄金十年’的假设受到很大抑制。”朱平说，“我不是不相信‘黄金十年’，但是实现的路径并非一条直线。”

目前，李驰的同威所管理的资产有30多亿元。他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就是5年后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500亿元，“完不成就是达到一半也好”。最近，他正在香港筹备发行新的基金产品。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是香港人到广东搞投资；第二个10年，是台湾人到上海、苏州投资；第三个10年，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到中国投资；第四个10年，则是全球资本到中国投资。我们现在已经站到第四个10年的门口。现在资本市场大涨大跌的图景只是在预演未来。全球的资本管理人都要把旗子插到中国来，不到中国募集资金管理资金，你就与未来的成长无缘。这是我总结的，未来10年全球资本的制高点就在中国，很快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就排世界第一了。”李驰说。

在年初经济还未转暖之时，李驰已经信心满满地上路了。

在4个月前，朱平写了一篇文章《股市新时代》：“无论是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还是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表明中国可能正在一个门槛上……中国将在以后的一个周期真正走向全球，在全球话语权也逐渐增加，与此相对应，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会出现，当年日本的成长也同样是伴随索尼、丰田的全球化的。因此，这种类型的公司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比上次牛市更大的收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人的财富增长实际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后者用钱将前者量化了。”朱平说，“我们未来有两次大的机会。一是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到一半，中国人可以生活得更好。汽车刚刚成为必需品，公共交通还需要大力发展，我们要有更好的铁路，更好的公路。第二，城市化的进程也才开始。我们只建设了3000多万套房子，中国的城市化完成至少需要1亿套商品房。我们唯一要解决的就是要使市场运转起来，收入分配合理，让老百姓可以有钱消费。我们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全球化的标准是美国的，也代表了西方的标准，日本的现代化没有改变这个标准。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是给全球带来中国的标准。”

李驰仔细地研究了巴菲特的发家史。他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巴菲特的资产并没有很大的成长。40年前买了巴菲特的股票可以赚1万倍，30年前买就只能赚100倍了，20年前买才赚10倍，10年前买到现在就只能赚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了。“所以，你要发现一个人有潜力，你必须尽早和他在一起。”李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