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超越民族与信仰

2009年7月20日

喀什，全称喀什噶尔，意为“玉石之国”。这座古丝绸之路上举足轻重的城市，有2100多年的历史。她不仅是中国向西方探索，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

现在，占人口80％的维吾尔族同胞，是这座城市的主体民族，城市风貌、商业、礼仪、娱乐、宗教活动都围绕着他们固有的方式展开。同时，其他民族并行不悖地按照自身的方式生活。就像同一招牌上的维文和汉文：维文从右向左读，汉文从左向右读。和而不同，又相融共生。

“安斯拉卜——哈依乌木比乃——纳吾来——”

每一个黎明，喀什都被这个平缓、深沉的声音唤醒。路灯还亮着，东方尚未发白。艾提尕尔清真寺的哈提甫（宗教活动主持人）便登上了高耸的“穆那”，开始召唤如同大地一样刚刚苏醒的教民。千百年来的每一个清晨，城中的男女老少，无论维吾尔族、汉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还是俄罗斯族，还有巴基斯坦人都这样被唤醒。

男人们起身，按照伊斯兰教义清洗自己，然后走出家门。我们夹杂在影影绰绰的人群中，穿过蛛网般的大街小巷来到艾提尕尔清真寺。这座有560多年历史的清真寺，是喀什最古老的建筑，也是城市中心。

信徒们如士兵般整齐地面向麦加跪拜，在哈提甫的带领下完成一系列的仪式。清真寺内不断有人进入，他们默默脱掉鞋子走上红色地毯，寻找到自己的位置。礼拜殿的墙上有一座凹进的神龛，上面有一电子钟，永远显示的是麦加时间，除此外别无他物。这样的礼拜一天要进行5次。

朝拜在太阳初升后结束，黄色清真寺在晨光中呈现耀眼的金色，寺顶的新月闪烁着光泽。人群渐渐散去，熟人间互致问候“艾萨拉姆”（您好），同时行伊斯兰教礼，把右手放在左胸前，然后握手。

我们对于艾提尕尔的拜访正好是在周五的主麻日。按照伊斯兰教义，一般情况下，这一天每家成年男子都要进入清真寺做礼拜，并且以15点半左右的礼拜尤为壮观，清真寺大殿与庭院内挤满了跪拜的人群，来晚的人只能顺延到门口和寺外的广场上。整个清真寺内外聚集的信徒足有四五千人，礼拜结束后，退场花了半个多小时。

戴着各色头巾的妇女们只能在寺外等候，她们捧着水罐、馕和水果站在门口两侧，每个走出清真寺的男子都要向水和食物轻唾一口气，表示将胡大祝福传递给她们。

清真寺周围聚集着各地前来朝拜的信徒，静静坐在广场的台阶上，一坐就是一天。他们大多年迈苍苍，有生之年未必能够前往麦加，但艾提尕尔是他们心中的圣地。每次礼拜结束后，好心的教民会给他们送上钱和食物。

艾提尕尔清真寺建于1442年，是中国现存清真寺中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艾提尕尔”意为礼拜与吉庆之地。她坐西朝东，占地25.22亩，由寺门塔楼、庭院、经堂和礼拜殿4部分组成，最富特色的是寺门塔楼，寺门宽4.7米，上方的墙顶是一条长8米，距地面10.5米的巨大平台。塔楼通高13米有余，在蓝天映照下，蔚为壮观，塔内建有转梯，可由此登上塔顶，全城景色尽收眼底。

清真寺内是一个大大的庭院，绿树成荫如露天花园。树荫下有一长方形的凉棚，可供信徒们做礼拜用。再往里走便是大礼拜堂，廊檐十分宽敞，由140多根墨绿色的雕花廊柱支撑。

喀什是伊斯兰教传往新疆的起点，在全疆几万余座清真寺中，甚至在整个中亚地区，艾提尕尔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7月3日傍晚，艾提尕尔清真寺的哈提甫、伊玛木（宗教活动主持人）居玛·塔依尔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今年69岁的居玛·塔依尔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我一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引导教民进行宗教礼拜活动，其他时间主要看书学习，包括宗教知识和科技知识。”居玛·塔依尔对我们说。他头戴色兰，身穿白色黑条纹的袷袢，留着长长的白胡须。

6岁起，居玛·塔依尔就开始学习经文和阿拉伯语，1997年后专门从事宗教工作，先后在3座清真寺做哈提甫、伊玛木，2003年起开始在艾提尕尔清真寺执业。

“艾提尕尔清真寺有560多年的历史，享誉中亚。”居玛·塔依尔告诉我们，“‘文革’前，这里是全疆宗教学者的培训中心。现在，你们看到边上的一座座房子，共有24间，原来都是学习的教室和宿舍。这里培养了很多著名的宗教人士，他们也把艾提尕尔的声名带到了各地。”

居玛·塔依尔告诉我们，伊斯兰教深刻影响了新疆十几个民族的生活，包括礼拜前的清洁，生活中的秩序，父母、夫妻、邻里、朋友的关系，大到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价值观、心理习俗、文学创作、建筑风格，小到婚姻、丧葬、饮食、礼仪和服饰都与《古兰经》有关，或从其中演变而来。“做不好是无法进天堂的。”居玛·塔依尔说。

艾提尕尔清真寺前的广场，不仅是礼拜时的宗教场所，也是世俗活动的中心。广场上有卖酸奶刨冰的小贩，有摆出一盆盆花草的园艺商人，北面大屏幕下则拴着几匹高大的骆驼，供游人们骑乘照相。戴头巾、蒙面纱的维吾尔族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在广场嬉戏。孩子们玩着内地最流行的“活力板”。

年轻的维吾尔族姑娘从广场上翩然而过，她们大多穿着传统的艾德莱斯丝绸衣裙，一般会以大红、翠绿、杏黄、青莲等为主色调。这种南疆维吾尔族特产的丝绸上都是丰富变幻的色条和对比强烈的几何图案。她们的头巾连成了一片颜色丰富的云霞。

傍晚时分，广场周围响起鼓声和唢呐，那是结婚的车队正在通过。第一辆车是皮卡，上面坐着两三名乐手，敲打着纳格拉鼓，吹着唢呐，后面则跟着贴满玫瑰的婚车。一位维吾尔族青年告诉我们，他们的婚礼希望全城人都知道。

清真寺南是赫赫有名的吾斯塘博依街。这条不足一公里的街道上汇集了上百家低矮密集的生产作坊和销售店铺，从早到晚回荡着叮叮当当的响声。有铜器商、英吉沙小刀作坊、十二木卡姆的乐器店、现场制作笼屉的小铺，还有把缝纫机踩得上下翻飞的裁缝……“吾斯达”（师傅）们专心致志地坐在门口忙着手里的活计。

清真寺北是诺尔贝希路，是历史上著名的柴禾巴扎，每逢巴扎日（集市），毛驴驮着木柴、土盐、麦草等拥挤于这条街道。现在这条街改造成了商业精品街，售卖各种手工艺品，当地人称作“香港巴扎”。

清真寺的对面是欧尔达希克路，此处曾是1000年前喀喇汗王朝王宫的大门所在，是老城区的入口，也是最有维吾尔族风情的街巷。每天下午七八点钟，巷口就摆开了各种摊位，喀什最热闹的夜市开始了。老人们连成一排，叫卖着自家院子里结出的无花果，一块钱3个，用大大的无花果叶子包起来。卖哈密瓜的老爹左手挎着篮子，右肩搭一块白毛巾。年轻人则支起炉火，油馕、羊蹄、羊头、米肠堆成了小山。

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城市。夏天晚上，北京时间23点，最后一缕夕阳掠过艾提尕尔清真寺穹顶，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才全部笼罩在夜幕之下。

此时伊玛木召唤礼拜的声音再度响起，广场对面的夜市仍旧人流涌动。有人放下生意面向麦加跪拜，其他人则继续他们的生意。

在喀什市区东南，横亘着一座长十余米，高两三米的黄土墙。这是目前喀什最古老的盘橐城的遗址。公元74年至91年间，东汉名将班超在此驻守17年，他以盘橐城为根据地，抗击匈奴，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当年显赫一时的军事要塞只剩下这段土墙，它的对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的法院大楼。

打开地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部边缘，会发现这里分布着一片城市特别密集的地区：以喀什市为中心，在方圆100公里左右范围内，集中了7座县市。包括阿图什、疏勒、疏附、阿克陶、岳普湖和英吉沙等。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镶嵌在沙漠边缘的城市大致呈东西向的带状分布，向东延伸，这个线状的城市带依次是麦盖提、莎车、叶城、皮山、和田、于田，过了且末、若羌，这条“线索”就消失在沙漠里了……所有人都知道，它越过漫漫黄沙，穿过河西走廊，抵达天下第一大城——长安。这就是近两个世纪间人们所称的“丝绸之路”。

喀什在所有这些城市中最大、最繁华，也最有传奇色彩和诗意。中国的现代学者们把它看做丝绸之路的一个终点（国内段），也是一个起点（国外段），把它看做世界商业文明史上一块巍峨的丰碑。

这条全长7000多公里的亚欧大通道，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敦煌、玉门关，进入新疆境内。两汉时期，这条东西大道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分为南北两路。北路沿天山南麓西行，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南路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过现在的若羌、且末、民丰、和田、莎车等地，在喀什与北路会合后，翻越帕米尔高原（葱岭）。向西，则进入中亚的大宛、康居；继续向西，经伊朗高原到达黑海和地中海地区。丝绸之路南行则到达巴基斯坦、印度，这也是玄奘求法的路线。

东汉以后，丝绸之路分成三道，原汉代的北道改称为中道，在天山北麓新辟一道，称为新北道，沿伊犁河谷、楚河流域西行，到达东罗马帝国等地。到了唐代，在原先三道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支线，形成了沿山脉走向和绿洲分布的交通网。

但无论哪个时期，喀什始终是北线（中线）和南线的交会处，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对于那些穿越了沙漠、翻越了帕米尔高原的商队，喀什都是一个绝佳的休整所在。”喀什本地的新疆文史学者刘学杰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东西往来的商人在这片绿洲上可以交换双方的货物。“没有哪一件货物是一口气运到长安或罗马的。”刘学杰说。在沿丝绸之路的一系列城市中，这些货物如同接力一般进行交换、集中，重新上路。而其中，喀什是最大的集散地。

公元前128年，从大月氏返回的西汉特使张骞来到了喀什（当时称为疏勒国）。他很惊奇地发现，当时疏勒城居然同中原的城镇一样，有很像样的街道和店铺。张骞的见闻被写进了《汉书·西域传》，这也是喀什第一次进入中华文明的视野。

喀什及其周围在两汉史籍中都称为“疏勒”，是当时西域36国之一。目前喀什南面还有一个疏勒县，但当初疏勒国的旧址仍旧是个谜。刘学杰告诉我们，疏勒的旧址应该在目前城市的东北方向40～50公里处。在《汉书·西域传》中，整个天山南北只有“疏勒国”条文内，赫然记载着“有市列”（有商贸街市）。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的研究，这座城市在唐代文献中称为“伽师城”，城东有了一座汉人建设的城。用“喀什噶尔”取代“疏勒”，一般认为是在宋、元以后。清道光八年（1828年），在旧城东南10公里处建一座新城，作为驻喀官署与满汉军民驻地，于是就有了喀什噶尔旧城（回城）与喀什噶尔新城（汉城，今疏勒县城）之别。维吾尔族居住在“旧城”，一般称“老城”，民国后，使用简称的“喀什”取代“喀什噶尔”。

另一方面，喀什不仅是地理的十字路口，更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会聚的舞台。

喀什噶尔——本地人读的时候如同喉咙里打了一个结。在突厥语中，“喀什”是“玉石”之意，而“噶尔”则是古代塞种人语言中的“地区”、“邦国”之意（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因此“喀什噶尔”被解释为“玉石之国”或“玉石集中的地方”。喀什本地并不产玉石，但是周边的和田是和田玉的重要产地，喀什可能是玉石交易的地方。

在这条民族走廊上，很多民族如同大漠里的沙丘，随风来去。那些操持多种语言的人们（如塞种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等等）竟也奇迹般消失了。今天喀什以南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县，是我国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县。按照人类学家的分析，塔吉克族可能是古代塞种人的唯一后裔，他们都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族。喀什以西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这是另一操突厥语系的古老民族——柯尔克孜族的聚集区。

据2005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在新疆共居住着47个民族，喀什的民族成分达到33个。

无论在齐尼瓦克宾馆还是东湖公园的摩天轮上眺望，土黄色如蜂房般的喀什老城都会给外来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任何一本关于喀什的旅游指南上，老城都是重点推介区域。走进喀什老城，如同进入了《一千零一夜》里的世界。两侧是黄泥搭建的平顶房，毫无章法的小巷将闯入者带入莫测的区域，过街楼使光线忽明忽暗，各种规模的清真寺出现在每一个街角，维吾尔族妇女会坐在街巷的尽头诵读《古兰经》。喀什古城完整地保持了中西亚伊斯兰城市的风貌。

米尔沙力·阿不都外力是一个20岁的维吾尔族男孩，他是喀什老城的讲解员。“你不会看出这座房子有7层之多吧。”米尔沙力指着街边的一座貌似普通的民居告诉我们，“这户人家的另一个门就在下层的河滩上，每当人口增加时就向上加盖一层，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整个楼层包括了卧室、厨房、储藏、起居、乘凉、餐厅等功用房。客厅就有民族特色的和现代化了的各一个。老城建筑大都有50～100年以上的历史，最古老的超过了360年。在建筑风格上吸取了中西亚地区和古罗马的建筑风韵，又继承了中原汉唐建筑的艺术手法。

按照喀什市建设局长周跃武的研究，尽管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但喀什历史上的城市轮廓地域变迁从未超过5公里。从1644年以后的200多年时间里，清政府更加注重喀什的战略地位和筑城建设，经过3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到1898年，喀什城的周长为12.7里，比当时迪化（今乌鲁木齐）还要长，是全疆最大的城市。

喀什市建设局的统计，目前保存完整的历史街区约4.25平方公里，占市区面积的12％，居住人口约13万，占市区总人口的36％。这部分街区属于1988年划定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老城有小巷近百条，它们弯弯曲曲、纵横交织、四通八达，室内外空间布置不受对称等概念的束缚，充分利用地形和空间，有较大的随意性。一般认为，老城没有经过规划，所以给外来者“一团乱麻”的感觉。外地游客走进小巷，宛如跌入迷宫，假如没有当地人做向导，甚至无法走出小巷。简单的办法是，沿着六角形的方砖走，总能走到大路上。而长方形砖的路面则意味着无法走通。

整座城市的建筑格局极为有趣，或高或低，错落有致，又似乎经过了严格的“规划”。现在保留下来的房屋，大多有上百年历史，这些房屋沿袭了本地建造房屋的古老传统，多用泥巴和杨木搭建而成。具体做法：一般是用树木去枝后，不经刨削加工，直接用来架构和支撑屋顶、阁楼和阳台，这样的房屋墙体厚重坚固。在缺少雨水的沙漠地区，这些房子显示出独特的“生态适应”，保证冬暖夏凉的特殊要求。

维吾尔族世代聚居在这里，房屋的结构和布局形象地诠释了这个民族的家庭观念和社会变迁。维吾尔族同胞家族观念强，习俗上崇尚大家庭，不愿分家。于是人口增加后就要在空间上想办法。

首先是在院子里增建房屋，然后再沿墙体扩建加高一层甚至两层。所以今天看到的房屋大多是两三层。当人口进一步增加，院落的空间仍然不够建设新房，又出现了巧妙的“过街楼”，从二楼跨街过小巷搭过对面，悬空而建，这样既不影响楼下行人行走，也不影响楼上人居住。由于这些房屋都是厚重的土墙平顶，因此从一家到另一家可以不必绕过街巷，直接从房顶抵达。

老城里最多的公共建筑是清真寺，按照建设局的统计，在这4.25平方公里的面积内，总共有112座大小不一、规模各异、年代不同的清真寺。平均下来每平方公里至少有26座清真寺，不知道是不是世界上清真寺最密集的区域。

老城的居民基本都是维吾尔族同胞，大部分人生活并不富裕，很多家庭的门上都钉着“低保户”的牌子。居民们很少有能讲流利汉语的人，沟通是很大问题。我们在老城区做了一个小规模调查。从当地人讲汉语的流利程度上，就可以推断出他们是否出过远门。大部分人稍微懂一点汉语，因为毕竟住在市内；完全不懂汉语的，基本上是从农村迁入的；而能讲流利汉语的便是在乌鲁木齐、石河子等汉族人较多的城市居住过。有一位叫吐尔逊·沙吾提的老汉，汉语讲得很好，他年轻时就曾经在乌鲁木齐当过4年兵。周围的人都管他叫“参谋长”。

语言障碍也影响着民族经济发展，尤其是年轻人外出务工困难。政府必须帮助联系用工单位，组织定向劳务输出。近些年来，政府重视语言的教学，民族小学都实行双语教学，所以孩子们的汉语水平都比较好，对话与表达都不成问题，甚至可以充当老城区的翻译。

老城区居民中有相当部分从事商业与手工业，这也决定了老城的形态。很多街巷都是按行业自发形成的手工作坊和产销市场。如首饰巴扎（集市）、铁器巴扎等，以其行业为名的街巷如喀赞其亚贝希（铁锅匠）、博热其巷（苇席匠）、塔哈其巷（麻袋匠）、吐马克巷（帽子巴扎）、巴格其巷（园艺巷）、阔孜其亚贝希巷（制陶匠）等等。

这些生产和商业活动使老城维持着勃勃生机。面食店的伙计从馕坑里钩出冒着热气的馕饼，铁锅匠敲敲打打的声音传遍整个街巷，红铜匠坐在铺子门口，带着他的儿子们在各种器皿上刻花。我看到一位开着桑塔纳2000的维吾尔族大叔，专门来买走了一只180块钱的红铜锅，上面刻满了精致的图形装饰。他告诉我，用这种锅做饭很有营养。

由于喀什老城建设时期很早，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居民生活很不方便。老城区缺乏用地，连建公共厕所的空间也难以找到，很多居民都在屋顶搭建简易的旱厕。供水、排水管道无法铺设，自来水管勉强悬在墙上，居民只能三季用水。

目前，喀什老城已经开始进行全面的旧城保护和改造工程，自治区和地区两级政府将为此投入30亿元人民币。(www.xing528.com)

目前，手工业者和作坊经济仍旧在喀什市占有一定比例。

吾麦尔·艾里就住在老城的阔孜其亚贝希巷的尽头。在这条以“制陶匠”命名的街上，他差不多是最后的手工制陶人了。吾麦尔出身于制陶世家，他是第六代传人。

吾麦尔告诉我们，以前这条街上有不下20家制陶作坊，但现在只剩下两家了。另一家就是他的叔祖父——祖农·阿西木，同样住在这条街上。祖农·阿西木一家非常有名，不仅在于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制陶工匠，而且他的妻子依明那汗被称为“英雄母亲”。她一共生了20个孩子，现在有12名子女，37个孙子孙女，8个重孙子，整个家族人生活在一起。不过前几年祖农·阿西木老人去世了，现在这条街上真正做陶器的也只有吾麦尔和他哥哥了。

我们见到吾麦尔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作坊里忙活。作坊上下两层，分里外两间。下层的外间储藏黏土，里间则是烧陶的窑坑。吾麦尔正坐在上层工作室的一张小板凳上，头顶的天窗洒下一束阳光，照在他手上的“阿拉伯神灯”上，他正在给这个油灯雕花。墙上钉了两层木架子，摆满了各种半成品，还没有上釉。由于都是手工操作，这些半成品虽然款式相同，但是大小、胖瘦都不一样。

院子里，吾麦尔的老婆和妹妹正在忙午饭，一家人坐在回廊下，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吾麦尔的母亲要跟他一起生活，他妹妹最近离了婚，带着孩子住过来。吾麦尔自己有3个孩子，现在他们8口人生活在4层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是我爷爷那个年代盖起来的。”吾麦尔说。

跟我们聊天时，吾麦尔没有停下工作。他在陶坯上刻着繁复的花纹，所有款式纹路都没有图样，一切都在他心中。

1985年，吾麦尔初中毕业。他二哥考上了西安的大学，家里再没钱供他读书，他就随父亲开始学制陶。他父亲只做一些维吾尔族人日常用的器皿，比如装酸奶、羊油的陶罐，吃饭用的碗，然后卖给批发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来喀什旅游的游客渐多，旅游工艺品有销路，吾麦尔开始自己琢磨着做一些装饰品，比如油灯、烛台、花瓶等等。“我父亲是不会做这些装饰品的，他一辈子只做生活用品。”吾麦尔说，“我自己摸索着开始研究，游客们喜欢什么，什么东西方便携带，所有的花纹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90年代中期，吾麦尔的父亲去世，他和大哥继承下了制陶手艺。目前，他们的大部分产品还是生活中的实用品。尽管工业化瓷器在逐渐挤占原有的土陶市场，但很多维吾尔族同胞还是习惯使用传统方法烧制的瓶瓶罐罐。每隔15天，吾麦尔要烧一次窑，可以生产五六百件陶器。那些生活用品每件只能卖两三块钱，而旅游工艺品则可以卖到15～20块钱。“不过工艺品的工艺也更复杂，做一个油灯要30多步，而做一个普通的陶罐只要五六步。”吾麦尔说。

靠这些陶器他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越来越多的游客，给了吾麦尔坚持下去的希望。在每件作品后面，吾麦尔都要刻上自己的名字，他希望这东西能够用上几十年。

买买提依明是我们采访的第二位手艺人，他是新疆乐器的第五代传人。

在吾斯塘博依街上，买买提依明·阿巴拜克里乐器店最热闹。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新疆民族乐器，总有路过的维吾尔族同胞冲进店里，拿起一把热瓦普或都它尔弹上一曲，然后飘然而去。但一曲弹罢，往往又挑逗起其他人的兴致，于是民间高手们轮番上阵，就一曲曲弹了下去。这家拥挤的乐器店成了音乐爱好者的舞台。

喀什是新疆维吾尔族音乐的发源地，也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的源头。买买提依明告诉我们，维吾尔族音乐中，也有不少流派，所用乐器也不尽相同。喀什噶尔木卡姆源于喀什莎车县境内的原古叶尔羌汗国，以热瓦普和都它尔为主要乐器。刀郎木卡姆出自喀什东面麦盖提县刀郎后裔的创造，主打乐器为卡龙琴。卡龙琴很像中原的扬琴，在以弹拨为主的维吾尔族乐器中十分独特，但它敲击起来的音色甜美，韵味悠长。

即使最常见的乐器热瓦普也有五弦和七弦之分，刀郎热瓦普则有13根弦。“在喀什，几乎每个人都会一件乐器，每个家庭都把乐器作为装饰品挂起来。”依明说。

正说话间，又有一位老汉拿着一把乌黑的热瓦普走进来。因为家里的老人去世了，没有人会弹这件乐器了，他希望用这把琴换一个手鼓。买买提依明端详着这把磨得光亮的热瓦普说：“至少有三五十年的历史了。”老汉如愿换得了一只手鼓，临走前兴致盎然地在我们面前表演了一番。

6岁的时候，买买提依明开始随父亲阿巴拜克里学习制琴。花了12年时间，他才自己独立做出了一把热瓦普。他目前会做七八种乐器，做一把简单的乐器需要3天，复杂的要一个多月。制琴工艺复杂，仅专用工具就有100多种。

这个乐器世家的历史可追溯到他爷爷的爷爷，至少有200多年了。到买买提依明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事实上，这个家族在1000多年前喀拉汗王朝时代就定居到了这片土地。1958年《民族画报》发表了一张他祖父与叔祖父一起制琴的图片，这张照片被买买提依明镶在了镜框里。买买提依明的家里还保存有一把有200多年历史的热瓦普。

大约在1880年前后，买买提依明的祖上就曾远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在那里开门授徒，制作乐器，“他们的文化和我们很相似，音乐也大同小异，我们做的乐器在那边也很畅销”。

这个乐器家族的祖籍在喀什附近的疏附县，1949年12月，买买提依明的爷爷带着他的父亲搬到了喀什市，租下了房子。1950年，他的父亲阿巴拜克里和其他手工艺者一样进入了喀什工艺美术社。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阿巴拜克里重出江湖，恢复祖业，开了自己的乐器店。这位70多岁的老人热爱旅游，经常去全国各地考察，他们不仅制作了演奏用的乐器，还将乐器制作成小巧精致的旅游纪念品。

在整个南疆大地，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热烈的热瓦普、都它尔和纳格拉鼓。民族艺术不仅得到了保存，而且有强大的生命力。生意好的时候，买买提依明一个月可以卖掉十几把乐器，他希望攒些钱，把店铺重新开到国外去。

作为南疆第一大城市，喀什居然仅有一家大型超市。主要原因在于维吾尔族同胞更习惯于在巴扎上购物。巴扎既是消费场所，也是社交和娱乐场所，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逛巴扎就不能了解维吾尔族人。

喀什经常被概括为“一座巴扎，三个麻扎（陵墓）”，这个“巴扎”指的就是东门大巴扎，本地人说：“除了太阳和月亮买不到，你在巴扎什么都能买到。”

东门巴扎的本名是中西亚国际商贸城，建在吐曼河边，这是全新疆甚至整个中亚地区最大的集市。仅在大棚内的摊位就有6000多个，遇到巴扎日（星期日），附近几条街都摆满了小摊。一天内只能走马观花。巴扎日，10万之众在这里摩肩接踵。

巴基斯坦的铜雕、土耳其的地毯、印度的香料、和田的玉、英吉沙的匕首、于阗的乐器、阿图什的石榴、伽师的瓜，再加上本地著名的铜器、爱特莱丝绸、花帽、木器、皮具等等，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包罗万象的商品有的翻越了重山万水，有的就产自自家后院；有的是流水线上的科技产品，更多的则是独一无二的纯手工制品。

更多商品还是维吾尔族同胞居家过日子的小商品：锅碗瓢盆、箱包皮具、被服布料。彩电、冰箱、音响、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一样在巴扎里卖。每类商品都有几条街在卖。日用品90％都来自内地其他省市，主要是浙江、江苏一带，包括各种民族风情的服装、布匹。卖东西的都是男人，买东西的都是女人，这也体现了维吾尔族家庭的社会分工。逛累了，门口就有各种食品摊，卖米肠、羊杂、羊头、烤肉，还有石榴汁、酸奶刨冰。

除了本地居民，巴扎里还能经常见到穿着白色袷袢留着大胡子的巴基斯坦商人，他们大多来自巴北部地区的吉尔吉特，还有戴着“卡勒帕克”（白毡帽）的吉尔吉斯人，他们多来自首都比什凯克和商业中心奥什。东门大巴扎也是一个国际采购市场。

东门巴扎兴起于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集市交易就立刻在土曼河的河滩上得到了复兴。“巴扎发展得越来越大，附近最远到和田的居民都过来赶巴扎。”刘学杰告诉我们，“后来政府不断规范市场，兴建了市内的经营场所，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刘学杰回忆说，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喀什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发展机会。“1992～1993年每天都有五六十辆卡车开进东门巴扎，中亚商人们运来了家里用的厚重的皮大衣、靴子以及各种钢铁制品，甚至还有列宁和斯大林的金属塑像。”刘学杰说，“他们把这些东西很廉价地卖掉，然后买走大量的生活用品。”

丝绸之路的后代们最不缺乏的就是商业天赋，大量维吾尔族商人于是开始抢购那些金属制品。维吾尔族外贸商人吐尔逊，就曾经用新疆产的“阿迪德斯”运动鞋，换回了300多吨“钛板”，很快被军代表高价收走。吐尔逊曾是喀什市外贸局的老职工，会讲流利的俄语。那时候，中亚五国的各个首都出现了规模达几千个档位的“维吾尔族大巴扎”，交易方式大多是以货易货。

但火热的外贸生意并不长久。“两三年时间，原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家底就基本卖完了。这些国家都经历长期的经济停滞，也不可能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商品。”刘学杰告诉我们。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情况逐渐开始好转，国家对于新疆开发的战略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反弹，使人们看到了复兴丝绸之路的希望。

“以前喀什是中国的‘口袋底’，现在则是‘桥头堡’，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贸易门户。”喀什市副市长邓慧江对我们说。邓慧江称自己是本土的新疆人、喀什人，他父母是老兵团战士，邓慧江从小在喀什长大，并参加工作，曾担任喀什地区招商局局长。

采访邓慧江前，他刚忙完喀什中亚西亚商品交易会。这是喀什每年最重要的外贸和招商工作。“虽然经济危机的影响比较大，但还是来了16个外商团。最后一天，人多得赶不出去。”邓慧江告诉我们，这已经是第五届“喀交会”了。

邓慧江打开地图，他相信沉寂了500多年的丝绸之路正在复兴。从地理上看，喀什地区（包括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的乌洽县）共与5个国家接壤，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除了阿富汗和印度外，喀什拥有5座边贸口岸和其他3国相连。于是，有了“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优势。

向西北经乌洽县的伊尔科什坦和吐尔尕特口岸与吉尔吉斯斯坦相通；向西南经塔什库尔干的卡拉苏口岸与塔吉克斯坦相通；向南跨越喀喇昆仑山，通过海拔4700米的红其拉普口岸与巴基斯坦相通。喀什机场还开通了直飞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航线。如此集中的口岸群在全国都是十分罕见的。开货车的司机从喀什出发，一天内就能到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及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从喀什机场飞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距离比到乌鲁木齐还要近1/3。喀什的对外贸易可以直接辐射到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等国家。

“如果说有哪一项经济指标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那一定是进出口贸易。”邓慧江说。2002年，喀什全地区的外贸进出口额只有1600万美元，2005年上升到了6540万美元，2006年则达到4亿美元，2007年是11.7亿美元，2008年是16.6亿美元。“6年时间内，喀什的外贸增长了100倍。2002年做外贸的企业不到20家，现在做外贸的企业达到了180家。”邓慧江说，“而这些数字，还仅仅局限于在喀什注册的本地企业。”从全部的过货量看，2008年全国从喀什出境的货值为96亿美元。

“中亚南亚国家总人口有十五六亿，喀什就夹在了两个大市场的中间。”邓慧江说，“另外，中亚国家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矿产、石油资源丰富，未来与我国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

“我们要把喀什打造为中亚南亚经济圈的重心。”

古老的丝绸之路早已湮没于漫漫沙海之中，新的亚欧大陆桥已经提上日程。2010年，从喀什到和田的铁路就将开通。如果不出意外，中—吉—乌铁路即将在明年开工，中国段的起点就在喀什。中国至巴基斯坦的铁路规划论证也已经开始。

相似的语言和习俗，使丝绸之路的复兴有了文化上的基础。“很多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商人在国外都有亲戚和房屋，能讲维语就可以在这几个国家通行。”邓慧江说，“从历史上看，他们血缘相亲，习俗相近，语言相通，民族相连。”

在这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城市中，总能感受到多民族共存的双重模式。

所有的标牌是维汉双语的，维语在上，汉语在下，维语从右向左读，汉语从左向右。夜市也分维汉两种，区别在于维吾尔族夜市不卖酒。维吾尔族同胞有自己常去的卡拉OK和迪斯科舞厅，那里是维吾尔族音乐的天下。但也并不绝对，汉族人也同样喜欢维吾尔族舞厅，汉族的卡拉OK中也有大量的维吾尔族歌曲。

喀什，从上向下看是“和而不同”；而从下向上看，融合又总在潜移默化中。

本地汉族人喜欢用巴郎子（小男孩）、恰克尔（小姑娘）、洋冈子（女人）称呼自己的亲人；说“肚子涨得很”（音译与意译的结合）则表示很生气。维语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冰箱、电视都借用了汉语，而“医生”则用英语（doctor）——“道乎特尔”。

所有的汉族干部都必须脱产学习一年的维语，在基层，少数民族和汉族干部的比例是10∶1。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是帮助维吾尔族农民种地，教授科学知识，每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县长要负责50亩。上海货是高品质的代名词，维吾尔族同胞卖哈密瓜的时候也常开玩笑说——“嗨，我的哈密瓜是上海的。”几年前维吾尔族同胞不喝瓶装水，各种瓶装饮料鲜有销路，而现在则与内地并无区别了。

吐尔逊江·买买提和他的朋友司马义江·库尔班都是22岁的年轻人。每天，他们都在大巴扎坐在小山一般花花绿绿的布匹中，卖杭单（被面）和雅斯道克（枕头）。吐尔逊江和司马义江的父亲是好朋友，早些年一起做生意。

让我们惊奇的是，这两个年轻人对于浙江省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新疆。“浙江大部分地方我都去过，杭州、宁波、余姚、嘉兴、湖州还有义乌。”吐尔逊江对我们说，“江苏的南京、苏州，还有上海我也去过。”1973年，他的父亲就开始做布料生意，从浙江、上海、江苏进货然后再运到喀什卖掉。吐尔逊江12岁跟老爸做生意，15岁就自己跑到浙江进货。他有两个哥哥，大哥克里木已经在杭州的临平买了房子，不仅换了杭州的身份证，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每年，吐尔逊江都要去杭州一带跑生意，在客户家住几个月。由于是穆斯林，他经常要自己做饭吃。西湖是吐尔逊江最喜欢的地方，每星期都要去看两次。“晚上，我带你们去白相。”吐尔逊江对我们说，他特意加上了一点方言。

附近摊位都是从吐尔逊江家进货，他是这里有名的批发商。“我们家还有4个仓库。”吐尔逊江说，“一般我都会比他们卖得便宜。”

司马义江也向我们计算着他去过的地方。他们将新疆以外的地方统称为“口里”。他曾经去河南洛阳卖过半年的羊肉串，还曾跑到少林寺想要学功夫。有个做电子产品的朋友带他去深圳进货，他立刻就迷上了那座城市，他喜欢MP3、MP4、笔记本电脑。司马义江跟“口里”的朋友们一起喝酒抽烟，尽管并不敢在家里这么做。

司马义江还是喀什足球队的一员，这支球队在2007年夺得了新疆区内足球赛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克拉玛依。在喀什地区斯诺克台球的比赛中，他得了第二名，“有半年时间，我每天都要练习两个小时的台球”。

司马义江依旧把前女友的照片珍藏在钱包里，“她现在乌鲁木齐，我很担心她”。吐尔逊江的女朋友是个大学毕业生，在民航卖机票，“7·5”事件后网络被切断，她就请假回老家莎车准备婚事。他们要在下个月结婚。没人的时候，吐尔逊江就躺在货摊上煲电话粥。“我要给她准备一套金首饰，还有一头牛做聘礼，还做好多好多的手抓饭，要请1000多人吃。”吐尔逊江一脸幸福地说。

在“7·5”事件前，我们曾向居玛·塔依尔请教民族问题。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由多民族、多种宗教组成的共同体。包括伊斯兰的宗教圣地麦加，既有阿拉伯人也有犹太人。”居玛·塔依尔说，“伊斯兰教专门有规定，不同宗教间不仇视，和平往来，共同发展。先知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不同的民族和宗教要同舟共济，只有共同团结，才能共同富裕，才能有美好的前途。无端侵犯其他民族者，不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