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者：飞虎公墓的湮没铝迹

2010年9月13日

1938～1945年，中美飞虎队成员共牺牲3386人。1938年后，一座空军公墓出现在了昆明巫家坝机场附近，曾有800多名中美空军烈士埋葬于此。然而在最近的60年间，这座墓地逐渐“消失”，被历史尘封。

与飞虎队的光辉战绩相比，他们的身后命运曲折而悲怆。

周绥鼎、陈文灼、梁绍刚、徐乾三、谢扬武、欧阳富、衣纯烈⋯⋯

用清水冲去墓碑上红色的泥土，一个个被尘封的名字开始显露出来。他们长眠于此，最久的已有72年。

抗战胜利65周年。9月4日早晨，朱俊伦组织工人到昆明东南郊的长春山，将仅存的12块墓碑挖出来，送到专家处修复。他是昆明飞虎队研究会的秘书长。“以前没有找到合适的修复方法，就暂时将墓碑埋在这里。”朱俊伦告诉本刊记者。

3年前，研究会会长孙官生在昆明市东南郊的小山上找到了这块被遗忘的墓地。每块墓碑长度约为1.2米，宽为0.6米，厚度约15厘米，为方正的大青石条。每块的重量至少有100公斤，需要两三个人才能搬动。墓碑的上方刻有国民党空军徽章；中间为“某某烈士之墓”；左侧下方为设立机构“空军军官学校”（昆明航校）或“空军第五陆军司令部”；右侧为埋葬时间，最早的一块为“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最晚的为“民国卅五年三月”。很多墓碑都不完整，有几块中间被掏了一个碗口粗的大洞。这些墓碑曾用于铺设水库的涵洞，而那个打穿的大洞则是一个出水口。

本刊记者看到，时至今日，这里仍旧一片荒凉。荒草有1米多高，塌陷的墓穴只是被盖上了一层薄薄的浮土。除了路边的两块纪念碑，没有任何标志物。

1941年，陈纳德将军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昆明为大本营，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年12月20日，航空队第一次在昆明升空作战，击落日军飞机9架，取得9∶0的战绩。由于航空队的队徽为插翅飞虎，战机绘成鲨鱼头的形象，中国人亲切地称其为“飞虎队”。美国参战后，这支部队先后被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除了进行空中作战外，还担负着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

“飞虎队是一个宽泛的称呼，除了飞行员外，还包括地勤、保卫、机场、翻译等工作人员，后者主要为中国人。战斗机的驾驶员多为美国士兵，但在驼峰航线上执行运输任务的主要是中国飞行员。”孙官生对本刊记者说。“飞虎队”最初只有100多架飞机、200多人，鼎盛时期达到了3000多架飞机、1万多人的规模。

根据孙官生的统计，1938～1945年中美飞虎队成员共牺牲3386人，其中美国士兵2264人。除雷允、缅甸、驼峰航线（怒江、独龙江、西藏）、印度之外，在云南空战和坠机牺牲的飞虎队员的遗体，都安葬在了昆明。但与飞虎队的光辉战绩相比，他们的身后命运却曲折悲怆。

1938年，中国政府在昆明东南郊巫家坝机场附近兴建了空军公墓，安葬阵亡将士。1953年，墓地被侵占，整体搬迁，地上的祠堂等建筑被拆除。1958年，烈士墓碑被附近村民拉走用于修建水库。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空军公墓”逐渐破败废弃。在此后的30多年间，他们彻底被遗忘，成为历史的一粒尘埃。

上世纪90年代后，滇西战场和飞虎队的历史被重新重视和挖掘，2007年，孙官生经历了一番曲折后，才在昆明郊外的这座长春山上，重新发现了这座已经荒弃的墓地。

孙官生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的景象让他触目惊心。公墓遗址约有十几亩，分为东西两片，中间有一条小路穿过。西侧已经被夷为一片平地，曾经种过庄稼，看不到墓地痕迹。东边则为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树林内就是密密麻麻排列整齐的坟墓，但是茂密草丛中的墓坑已经很难辨认，棺木都已经腐朽塌陷。棺材板和白色的遗骨凌乱地散落着，墓地刚过了一次火，有些棺材板都被烧焦了。每座坟墓的间距约为1.2～1.5米，初步估算约有500处坟茔。

飞虎队研究会在墓地边树立了一块“昆明飞虎公墓”的纪念碑，并通报政府，希望加以保护。2008年，孙官生又在附近的水库工地上收集到了12块破碎的墓碑，以及当年祠堂的两个石墩子。这几乎是墓地主人们唯一的遗物。当年的水库已经变成了一座庞大的工厂，那些墓碑已经成了工厂地基的一部分。

他们的名字，何时牺牲，恐怕永远无人知晓了。

孙官生告诉本刊记者第一次接触到远征军与飞虎队的史料是在1992年。当时他还在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省委派他去怒江州福贡县搞机构改革试点，担任工作组组长。福贡县位于怒江州中部，是全省最偏远落后的地方。

在福贡的工作中他接触到了两段历史。1942年三四月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撤退回国，经过福贡县，那支部队是杜聿明的第五军。此外，怒江峡谷之中坠落了大量的飞机遗骸，而这里正是驼峰航线的必经之处。孙官生后来计算，坠落怒江中的飞机有27架之多。于是他又进入贡山县独龙江，在中国最封闭的地区发现了3架飞机残骸。

驼峰航线全长1199公里，从中国昆明、成都等机场向西、向南穿越怒江峡谷、喜马拉雅山脉，途经缅甸，到达印度的汀江等地，是抗战中后期最重要的一条运输通道。这一地区气候多变、山峰险峻，也是世界上最艰险的一条航线。

1994年孙官生调到《云南日报》担任总编辑，第二年他就派了一名部门主任走访滇西战场，开展相关报道。1999年，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受邀参加国庆典礼，随后重回昆明参观。在昆明饭店，陈香梅约孙官生吃饭，希望他能够宣传飞虎队和陈纳德的事迹。

“尽管我对这段历史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是展开大规模的宣传仍旧面临一些政策上的风险，毕竟当时正面战场的报道很少，飞虎队的故事更少。”孙官生说。不过他还是答应了陈香梅的要求，“因为抗战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

随后孙官生和《云南日报》对飞虎队展开了更深入的走访和研究。调查中，《云南日报》影视中心在怒江峡谷发现了一架C53运输机的遗骸，这架飞机坠落在中缅边境中国一侧。但是机舱里并没有发现遇难者的遗骨，附近也没有找到任何遗骨。距离飞机100米的地方有一道溪水，在那里还发现了军用铝饭盒、口缸和牙刷。当时《云南日报》花费了20万元，将飞机遗骸运出了深山峡谷，随后在昆明和美国举办了飞虎队驼峰航线的展览。

但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孙官生的心头——坠落飞机中的飞行员去哪里了？很显然他们并没有在坠落中遇难，那么他们是否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山林？是否能够最终脱险？这些烈士的遗骨都埋葬在哪里？飞虎队是否有专门的墓地？

从公开的资料看，抗战时期空军墓地比较分散。缅甸同古英国圣路加公墓、仰光爱德华烈士陵园和中国垒永公墓都安葬了一些美籍飞虎队成员，但数量不多。重庆南山空军坟安葬了大约240位中美空军官兵，规模较大。另外，就是传说中的昆明空军公墓。由于飞虎队的司令部设在昆明，3个中队也在昆明，陈纳德组建的空军军官学校（昆明航校）就在巫家坝机场附近，所以昆明空军公墓应该是很多飞虎队员的魂归之地。

在很多美国飞虎队员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昆明墓地以及葬礼仪式。美国飞虎队员斯科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God is my Co-pilot）一书中写道：“后来在江西吉安找到了埃利亚斯的遗体，在那里入殓，运回衡阳基地，然后再运往昆明。在昆明有一块墓地，专门用于安葬牺牲的美军人员。墓地在一个佛教的小寺庙旁边，美国人把这个寺庙视为一个教堂。葬礼是最令人悲哀的时刻，由随军牧师主持追悼会，念祷文，把盖着国旗的棺木放入云南的红土地里，墓穴顶部盖有一块青石板，一个伙伴长眠此处；此时一队飞机飞过墓地上空，低沉的马达声向他们致敬；墓碑整齐地排列着，有一个墓穴空着，是为下一个伙伴准备的。”

但是孙官生在昆明并没有找到这个公墓的蛛丝马迹，偌大的公墓既无文字记载也没有地理线索，仿佛蒸发一般消失了。

一个偶然机会，孙官生得到了一本名为《铝迹》的英文书，作者为奇克·马尔斯·奎恩，是一名美国妇女。她的丈夫小劳伊尔·斯图尔特·马尔斯是飞虎队成员，在驼峰航线上牺牲。这条航线一共吞噬了825架中美运输机、2000多个生命，飞机的铝片散落在山谷之间，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从空中经过，可以清晰地看到坠机碎片断断续续连接成一条铝片反光带。

沿着这条“铝迹”就可以到达印度的汀江。怒江峡谷也被飞虎队称为“铝谷”。

丈夫牺牲后，奎恩找到了飞行控制中心的官员和飞行日志，全面了解了丈夫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及遇难的具体时间。为了让其他亲属了解到亲人的最后时刻，她通过艰苦的调查，编纂出了一部30多万字的《飞行日志》，详细记录了驼峰航线上失事的825架飞机的最后飞行和坠落经过——从什么地方起飞，到什么地方去，运送什么物资，起飞时间，失事原因，坠机地点，牺牲人数和名单，坠机后的情况，是否得到救助等。这是迄今所见到的飞虎队最全面的一部飞行日志。(www.xing528.com)

这本书中的两段文字引起了孙官生的注意。有两名美国飞行员在牺牲后被安葬在昆明的公墓。一个人的墓号是12，在第一排；另一人墓号是13，在第二排。墓前有一个木质的十字架标记，一个记录着姓名、级别、序号的金属标牌与遗体埋在一起，另一个同样的标牌挂在棺材上。而墓地的位置就在“昆明美军飞机场东北1英里处”，这个线索为孙官生的寻找指明了一个大概的区域。

抗战时期，昆明有两座机场——巫家坝机场和呈贡机场。几十年过去了，巫家坝机场东北1英里处已经变成了高速公路、工厂和街道，看不到公墓存在的影子。在此前开发建设的报道中，也没有发现有关公墓的新闻。而呈贡机场周边倒还基本保留了当年的形态。

孙官生最初的搜索重点放在了呈贡机场附近，尽管没有找到飞虎公墓，却有意外收获——发现了当年飞虎队的司令部遗址。

呈贡机场距市区约10公里，周边毗邻滇池，有蜿蜒的山势作为依托，高大茂密的树林可作为掩护，隐蔽性较强。距离城区有一段距离，不在人口稠密区，便于保密，可免于为日军轰炸城区所累。附近的很多老人都曾参加过当年呈贡机场的建设，对当时情况很熟悉。

而飞虎队司令部就设在机场外约100米的一片平房内。那是一个七八亩大小的场院，四排平房呈三横一竖排列，每排有十余间房，全部为青砖所建，中国式瓦顶、吊顶，每排平房外都有走廊，用砖柱支撑，台阶用青砖横立砌成，每排相距约10米。

全部建筑与周围房屋融为一体，四周有一道3米多高的围墙，大门距机场不过百米之遥，后身紧靠山林。一旦遭轰炸，指挥部人员可在一两分钟内遁入山林。

“从军事观点看，这是理想的航空指挥中心。陈纳德经过了周密的考虑才将此处作为司令部，数年之间从来没有遭受到日机的轰炸。”孙官生说。

孙官生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曾经指挥着中国空军精华的司令部，当他见到时已沦为一个养猪场。一进大门到处都是垃圾杂物，平房里遍地是猪粪猪尿，臭气熏天。他当时只捡回了几个瓦片当做纪念。

飞虎队当年的一、二、三中队指挥部也在不远处，现在成了工厂的厂房。

“我想，既然司令部在呈贡机场，那么公墓不可能和司令部在一起，于是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了巫家坝机场的东北方向，哪怕那一带如今已经变成了工厂、街道。”孙官生说。

孙官生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4月初，他和朋友们在金殿水库边聚会喝茶。闲聊中谈起苦寻而不得的飞虎公墓，云南音乐专家吴学源也在座，他为孙官生提供了一个线索：“昆明陆军学院背后有一座小庙，前些年我常和朋友去庙里品茶聊天，曾听庙里的人说，后面有很多坟茔，是当年美军空军烈士墓。但现场我并没有去过。”

吴学源所指的那个庙叫龙树庵，位于官渡区阿拉彝族乡的小麻苴村，在巫家坝机场的东北方，距离约4公里。村民们多是彝族撒梅人（彝族的一个分支）。小麻苴村所在区域也叫“八公里”，大约指从市区过来的路程大概是8公里。老贵昆公路从西向东穿过，路南侧是昆明陆军学院，有100年历史的滇越铁路从村子中间穿过。铁路的轨道很窄，只有1米宽，抗战时期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往巫家坝机场和市区。而同样位于八公里区域的牛街庄，抗战时期曾驻扎了大量美国士兵。龙树庵的存在，也符合斯科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中的描述：“墓地在一个佛教的小寺庙旁边，美国人把这个寺庙视为一个教堂。”

4月3日，孙官生和几个朋友前往小麻苴村实地考察。龙树庵就在滇越铁路边，是一个背靠山林、前环阡陌的幽静去处，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庙的规模不小，有两进二层的院子，现在庙里已经没有和尚，由几位六七十岁的村民为寺庙服务。

海清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寺里年纪最大的人，生于1938年，曾在议和乡小麻苴村小学读书，然后就在村里务农，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海清向孙官生证实，龙树庵背后的台地上确实曾有一个空军墓地，当时，公墓中建有一座中式建筑风格的灵堂，供奉着英烈的牌位，香火不断。其中美国飞行员约200名，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将美军遗体迁走回国，每个空墓穴上都插了一面美国国旗，剩下约500处中国空军的墓葬。公墓边缘有一条沟，和村庄分开，沟里种上了粗大的树。

本刊记者访问了海清。他回忆，1953年，这个地方要建一个仓库，政府动员附近村民把墓地整体搬走。当时附近村庄的牛车都出动了，每辆牛车上放一个棺材和一尊墓碑。搬迁的目的地，就是向东约4公里的长春山。现在墓地的原址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村民在仓库边修建了一座30米高的水塔，站在水塔上眺望，可以看到陆军学院的车场。

2007年清明节，海清带着孙官生等人爬上了长春山，在山顶平缓树林中找到了当年迁移过来的坟茔。长春山有两百多米高，大石坝村云南地矿测绘院对面有一条上山的土路，大约4公里长。山上林地归大石坝、小石坝、普照村所有，平时人很少。站在山顶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繁华近在咫尺。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巫家坝机场。而当年规模宏大的烈士公墓，已成为一片无碑的荒坟，淹没在荒草中。

据附近村民回忆，1958年“大跃进”，大搞水利建设，而当地又缺少石料，这些墓碑就被拉到水库工地上充当石材了。水库有两座，都在贵昆公路北侧大麻苴村，一座叫茶叶地水库，一座叫甘洞口水库，距离长春山墓地有6公里左右。2008年后，村中土地被征用，水库也被填平。“对面半个山头的土都用来填水库了。”一位村民对我们说。

现在一座长约1公里的现代化厂房已经建成。飞虎队研究会赶在动工前，抢救出了12块伤痕累累的墓碑，这几乎是“飞虎公墓”仅存的一点实物遗产了。

飞虎公墓被发现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天津科技大学教授王春祺给孙官生寄来了一些图片，希望能够勾勒出飞虎公墓的形态。

其中一张图片是“弗里曼牧师主持葬礼”，3名美国飞虎队员同时下葬，图片背景中有一座中式建筑，飞檐大屋顶，白色的墙壁，由廊柱围合，看起来像一座祠堂或庙宇。

另外一幅照片是一位名叫埃德曼（Edelmann）的飞行员的临时坟墓。坟墓建在地面上，前面有一座十字架，地点在昆明空军基地前。埃德曼是B-25轰炸机机械师，属于第14航空队（飞虎队）第341轰炸机大队第11轰炸机中队。1945年1月18日，这架B-25轰炸机在芷江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坠毁，飞机起火燃烧，飞机上的弹药开始爆炸。埃德曼的下身被压在炮塔下面动弹不得，衣服燃烧，痛苦不堪。为了结束他的痛苦，在场的空军第五大队队长杜宁中校做出了艰难抉择，他向埃德曼头部开了一枪。后来，杜宁被送交昆明军事法庭，经审判后无罪，继续担任第五大队队长。

这些照片的信息与附近村民的回忆相吻合：墓地中有祠堂，墓的前面立有十字架。

远征军老兵杨毓骧的回忆，为飞虎公墓提供了一个最完整、具体的描绘。杨毓骧生于1926年，他在1943年进入西南中山中学读书，这所学校就在“八公里”。学校对面，向南通过稻田的田埂和一塘池水，便能够登上“石塘山空军公墓”。“当时政府并没有起名，只是听当地老乡说，‘石塘山是地名，空军是指中美飞行员，公墓是埋葬烈士的地方’。”杨毓骧说。

当年他经常和同学们前往空军公墓，在草坪上复习功课。1944年，杨毓骧参加中国远征军，在印度蓝姆伽接受军事训练，成为一名汽车兵。抗战后杨毓骧返校读书，成为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现为飞虎队研究会副会长。

据杨毓骧回忆，墓地坐西朝东，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20米，南北宽约160米。小麻苴村龙树庵背后当时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间有条较宽的山道直通灵堂。村子与公墓之间挖着一条深沟，防止牲畜闯入，沟里种着巨大的柏树。靠近沟边正中，就是灵堂。公墓没有栅栏，东边是入口，竖立着两座高大的木质结构的牌坊。靠灵堂砂石路的两边，安葬着一排排的烈士。砂石路的南面安葬着美方烈士，北侧安葬中国烈士。当时都用最好的木料做棺材，外用洁白的大理石砌成，长约2.5米，宽约1.2米，墓碑高约1米许。美方墓碑约有25排，每排约15尊，中方墓碑也有约25排，每排约20尊。

海清老人告诉我们，1949年以前，每到清明节都会有家属来墓地祭扫，号哭声从寺庙后传过来。解放后，由于这些人的身份“特殊”，就再没有人前来祭奠了。这些死者牺牲时不过20岁左右，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很多还是航校的学生，大多没有结婚，更没有后代。他们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岁月蹉跎，这些人和这些坟墓就被忘记了。

据孙官生估计，还健在的飞虎队员在中国不超过100人，他们年龄至少在85岁以上。至今一些飞虎队员仍旧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和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