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化学系录取1941年考生张树政

1941年张树政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开学后不久，女部主任龚兰贞问她为什么学化学，她答道：“中国贫弱，要发展工业才能富强，我将来要到化工厂工作。”但龚老师问她有哪个工厂乐意聘用女工作人员时，她却答不出来。龚老师劝她转到家政系，说这是不受男人竞争的工作。张树政没有接受这种劝告，反而下决心去竞争。她在自传中写道：“记得在小学时作文写‘我的志愿’，那时我想作（做）一个和平的文学家，用我伟大的著作感化全世界的人们，使他们和平的工作，永远消灭战争。初中二时正当七七事变前夕，国事糟到极点，那时念了化学，很感兴趣，‘科学救国’的呼声甚高，所以我又一次写我的志愿，我愿做个科学家，发明极其厉害的武器把帝国主义完全打倒。胜利后姑姑和姑父到北京来，他们领导我进步，但一贯的惰性使自己没有参加革命工作，哥哥的死使我非常悲伤，消极到极点。解放后对学习不感兴趣。有人家热烈的争辩，我心想这又何必呢。到本所学习辩证唯物论入门，因而引起了对政治学习的兴趣，学习的结果使自己有能力批判自己的过去。初步建立了阶级观点群众观念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但做得很不够。”^[9]

张树政在20世纪末曾写过一篇题为“燕园梦想终成真”的回忆文章，其中写道：^[10]

9月1日开学。盛大的迎新会在临湖轩前草坪上举行。侯仁之先生致欢迎辞，引用了朱熹的诗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还专场演出了由孙以亮（孙道临）饰主角的话剧《生死恋》，非常精彩。

开课了，我的化学老师是曹敬盘（曹天钦先生的父亲）。听他的口音得知他和我是束鹿小同乡。他待人和气宽厚。物理老师是褚圣麟，要求严格。数学老师关肇直，教学有方。英文老师是外国人多兰德（Mr．Dorland），让学生开辩论会，留大量课外阅读。体育老师是文学院长周学章的夫人，我们称她周太太，她专教土风舞。我还选了一门沈洒璋先生教的心理学，很有兴趣。开学后不久。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早上第一堂课是化学。正在传看矿石标本，有人发现日本兵正在封睿楼的大门。曹老师让大家离开教室，大家慌忙丢下矿石离开，结束了这燕园里的“最后一课”。

据《北京大学34年毕业通讯录》，载：“三十一年春收录燕京大学同学八十余人，两校精英，熔为一炉，声势大振。”张树政以十个燕大大一学生之一于1942年春转入了北大理学院化学系。她在这里上了三年学，1945年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磺酰胺新药。张树政还保存了一张在伪北大化学系一年级的成绩单，所选的8门功课中，6门的成绩是甲等（80分以上）两门为乙等（70分以上），总平均为甲等。

1991年，张树政应邀在纪念文集《情系燕园》（燕大41级校友纪念入学50周年联络组编，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制，1991年）中发表了一篇较长的回忆录“燕园往事知多少”，现摘抄如下：^[11]

图1－9　张树政大学一年级成绩单（摄于1941年）

在1941年5月20日，燕大的师大附中（简称附中）校友会接待男女附中两校迎接毕业生，介绍燕大情况以便报考。我高三甲班一向人心齐步调一致，几年全体参加，一路上骑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又说又笑地来到燕大做客，先在适楼介绍情况，然后在贝公楼前合影留念。介绍情况时文理科分组进行，会上得知陶倬是上届全校第一名，获得金钥匙的天才。心中十分佩服，合影时碰巧坐在一起，我站在前排中间男女生分界线上，和他相邻，感到十分荣幸。回到学校后才知人同此心，大家争相谈论起从亲友们那里听来的陶倬的故事，再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程述尧，我们称他“揪你耳”（Junior）。甚至在一年多以后有人碰到他与我校最漂亮的大姐姐同行，也作为新闻，争相转告。

开学前新生报到，印象很深。报到时第一次听说“夏季节约日光时间”。因当时北京被迫使用东京时间，很叫人反感，我们家不甘心，可又不敢不服从，便把时钟拨快了两个半小时，亲友们来了往往大笑不止。用夏季时间就好听多了，这次报到之后，回家也使用夏季时间了（即使在冬季也用）。学姐吴铁铮、李玲颖让我与她俩同屋，新生要住双层床，我只好住在连佩珍同学的上铺了。另一位历史系的学姐，可惜我忘了她的名字，热情地给我借了游泳衣，带我去昆明湖教我学游泳，这是我一生三次下水的第二次，算是我开始燕园生活的洗礼吧！

燕园的“拖尸”（Toss）虽早有所闻，但我毫不担心，也没去看热闹，只听说被拖下水的是魏文昭、魏文彦姐妹。可为人老实的林肯，大约是因犯了“总统的圣经”，吓得在草丛中逮了一夜蛐蛐。

盛大的迎新会是在临湖轩前的草坪上举行的，在挂有强光灯的大树下表演节目，有演唱、猜谜及各种游戏，记得40级唱的可能是“London Air”还有“Bonne Banks”，谜语有一则是“When I drop into water，what will I be？（打一英文字waiter）；“Long hand”打一本校人名（韩德常）。有个“一分钟”游戏，领头人喊“开始”！每人估计到了一分钟则举手，以最准确的人获胜。

迎新会的话剧演出最为精彩，剧名《生死恋》，由孙以亮（孙道临）饰主角，麦任曾饰其夫人，化四的张玉范饰其母，张茵陈饰护士。这位母亲不忍见儿子在痛苦中度日，竟亲手使他脱离人世苦海。

程述尧学长介绍我参加了这个团契。记得还有蔡良格，他为人宽厚，大家都尊称他为蔡大哥，他体格健壮，并常锻炼，万万没想到他竟在成都被肺结核夺走了生命，思之令人痛心；有黄钟，可能是毕业留校的，后来听说他在美竞选议员，不知成败如何？还有程述尧、傅斐、林鑫、林香、吴铁铮、李玲颖、李森滋、魏龙昌、王旭芹等。41学号的，只记得有谭文瑞和我，因我个子小，又太幼稚，大家叫我“小孩儿”。我不记得有什么宗教活动，只是经常聚会，变着花样玩玩而已。程述尧的拿手好戏是带领大家玩争座次。他一个人要向所有的人提问和回答，反应快速，令人难防，稍一不慎，回答迟了就被罚了下来，排在末尾，坐了头号座位而久不被罚下则为胜利者。还有一次团内演话剧，我也担任了角色，演出中傅斐的表情引人发笑，深得大家赞赏。(www.xing528.com)

我的老师们中，教普通化学的是曹敬盘老师，听他的口音像同乡，一问果然是河北束鹿县小同乡，他为人和蔼可亲，对学生宽大，他有一个喜欢用较古老的语言的习惯，如常用词“泰西各国”。物理老师是褚圣麟，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每课之前发下好几篇参考书目，必须先预习好，这对提高自学能力和谐增进学习效果都是有益的。数学老师是新毕业留校的高材生关肇直。我没有数学头脑，靠死记硬背，期中考试后关老师约定找我谈话，心里有些打鼓，晚上一出宿舍就碰上了一只刺猬，听老人说过这东西不吉利更嘀咕了。见到关老师，他满意的（地）告诉我得了7．5分，真没想到，可见关老师教学有方。教英文的好像是Mr．Dorland，开学不久，正赶上大家对Toss有非议，老师临时把我叫起来，与另一位工预的同学辩论Toss应否废止，我们女附中的学生口语能力远比不上教会学校的学生，心里非常紧张，我是正方，主张废止的，记得理由是Toss是一种野蛮行为，并有伤同学之间的感情，总算应付过去了，英文的课外阅读很多，也要考试，我读的第一本书是B．T．Washinston著的Up From Slavery，当时也不求甚解地应付过去了。中文老师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给我的作文写过两次批语，第一次是“条理清楚，惜无深意”！使我懊丧，怪自己文学修养太差，怎么就写不出点深意来！第二次仍是这两句，可次序一颠倒，成了“虽无深意，但条理清楚”。这使我很高兴。能写出个条理清楚也就满意了，体育老师是文学院周院长的夫人，外国血统，我们称他周太太，课程表上叫Rhythm，上课后教Folkdance，当时叫土风舞。我还选了一门心理课，老师是沈大胡子，看了40届“同窗燕园”纪念刊，有点像漫画里的沈乃璋先生。讲课开始部分像是视觉生理，我很感兴趣。

女部主任是龚兰贞老师，开学不久，她找我谈话，她问我“你为什么要学化学？”“我答：中国贫弱，要发展工业才能富强，我将来到化学工厂工作。”她又问：“你知道有哪个工厂乐意用女工作人员？”我答不出来，她语重心长的（地）说：“你最好还是转入家政系学习吧！可以避免与男人竞争。”我听了并没打算转系，反而加强了与男人去竞争的决心。

未名湖上学滑冰，我不会游泳，可女附中同学的滑冰热很出名，有一个小冰场，同学们经常穿着冰鞋上课，我也不例外。为此训育主任常要在教室窗外查看。在急切的盼望心情中，在12月初已可在未名湖上滑冰了。可能就在12月7日，我迫不及待的（地）进入了滑冰者的行列。团友李森滋教我冰上舞。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未名湖上滑冰，也可以说这是对燕园生活的“告别式”吧！

12月7日晚，团友在东大地一位历史系教授Devogus家中聚会，听他做时事报告，当时战争风云紧张，太平洋上形势紧张，燕大前途处在危机之中，人人忧心忡忡。这位教授说：你们不必担忧，因为我们有司徒雷登校务长，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一定有办法维护学校的安全。”就这样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回到宿舍，在燕园里睡了这最后一夜甜美的觉，做梦也想不到将大难临头。

12月8日星期一，早上第一堂课是曹老师的化学课，大家正在传看矿石标本，我不小心把矿石掉在地上，这是个不吉利的兆头。不知是谁首先看到，北窗外对面有穿黄色军装的日本兵在封楼，老师让我们离开教室回宿舍去，大家慌慌张张地丢下矿石离开了教室，结束了这最后一课。晚上回到宿舍，见两位学姐比我还不安心，不住地长吁短叹，大家在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度过了燕园最后一个不眠之夜。9日早晨大家被赶出学校，我们团友共同找了一辆排子车，装上每个人尽可能少的行李，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步行。前前后后拉开了长长的败兵似的队伍，真是狼狈不堪。就是这样，整整一百天的燕园生活以这种悲惨的结局告终了。从此劳燕分飞，各奔一方，天南地北，音讯渺茫。

抗战胜利了，“南燕北飞”，在美新处工作的谭文瑞是第一个飞回古城的燕子，他请校友们去观看二次大战的新闻片，校友们奔走相告，争相前往六国饭店，谭文瑞就在他的房间里请他的同事放映了几部新闻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性能高超的吉普车，它不但能爬山涉水，就是从飞机上丢下来也摔不坏，仍照样开动。和谭文瑞只见过这一面，解放后在报上常见他的文章。后来从朋友那里听说他担起《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任。

大约又过了一年，程述尧（又名江城）和孙道临、黄宗英等组成的剧团来北平演出，老团友相见，格外亲切，他热情的（地）接待了我们，有幸得以免费观看了孙道临主演的《钦差大臣》，大饱眼福，还得到一张甜姐儿黄宗英写有“送给小孩儿”的照片，如获至宝，一直保存到今天。可后来没再见到过程述尧，虽然要到他的通信地址，怪我手懒，没有写信，我希望一定会有机会再见到他。

解放后，1950年初我到“重工业部综合工业试验所”工作。老同学张云翔（张化）、学长张玉范和王金林都在同所工作，更高兴的是曹敬盘老师也在该所器材处工作。师生们见面，非常高兴，54年偶然地在海淀街上遇到曹老师，他已退休，邀我去阜成门他家中，曹老师很高兴地拿出一本画报，上有一篇关于曹天钦夫妇和邹承鲁夫妇归国后的情况报道，并有两家的照片，后来曹天钦先生来京主持生物学部工作时，我又到过曹老的家中，曹老已作古，曹师母热情的（地）接待了我，还见到曹老的长子。我想曹老有这样杰出的儿子们，足可以慰他在天之灵了。

我在科学院菌保会期间，有一次乘车去开会，同车的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人，一下子未认出来，经刘书记介绍才认出正是关肇直老师。以后常见他等候公共汽车，总是手不释卷，认真读书。1964年去安徽四清时，国庆假日安排高研去参观各地著名的水利工程，有幸与关老师同行，以后也去过他家做客，认识关师母和他们的两个小女儿。有一年我出差很久回京，惊悉关老师不幸患癌症逝世。去慰问关师母，她说“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日子里，他也坚持工作，不知休息”。关老师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4年夏天在大连召开全国生理科学会年会，正好在餐桌上遇到了年事已高的龚兰贞老师。我重又提起她在燕大讲过的忠告，她谦虚地说：“我当时认识水平低，说的不对。”我说：“您当时说的是对的，只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说完俩人都笑了。

搬到中关村后，常见到教体育的周太太，骑车来到中关村福利楼买糕点，我心想她不会认得我了，就没有去相认。后来想起她教的一个舞蹈，边唱边跳，歌词讲的是步伐。其词如最后一句歌词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想冒失地去问她，又觉得早没有相认，不好意思再去认她。很久以后再也不见她了。我很遗憾为什么早不认她这位可爱的老师，倒不仅是为了解开这一句之谜。

在尾声接近终结之时，脑际又响起序曲中的主题，可音调再不是轻松欢快而是阴沉悲哀的了。我想起了那位天才陶倬。不记得哪一年，偶然打开电视机，荧屏上出现的正是陶倬。她（他）以自来水厂厂长的身份用英语介绍情况。依然神采奕奕。英语与他讲中文同样流利动听，又不知过了多久，才知道他不幸中煤气身亡，叹苍天何其不公此！至于这不幸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我不敢想，更不愿再讲，以免这过于浓重的悲剧色彩冲淡了他在燕园和在荧屏上的，更正确的说是在我心中留下的光彩照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