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历史教学改革成果总结及获奖

教学改革获奖成果总结

关于“本科历史教学改革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建设成果的总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作为国家首批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启动后，在原有教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经过前六年的教学改革实践，初步探索出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2000年以来，我们又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视野，深化改革，尤其在本科教材建设、课堂教学的手段与内容改革以及本科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上狠下工夫，走出了一条本科教学改革的新路，为培养21世纪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一、建设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措施

在本科历史教学改革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我们的基本建设思路是：加强教材建设，更新教学内容；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夯实根基；突出科研训练，着重能力培养，严谨学风，鼓励竞争；展示学科前沿信息，活跃学术思维。

在上述基本思路的指导下，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以确保本科历史教学改革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建设落到实处：

第一，以教材建设为依托，通过修订教材，更新教学内容，为培养新世纪所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提供有利条件。

20世纪90年代，作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我系编写出版了一整套历史学科基础课教材，以适应基地建设的需要。这套教材出版后，在全国高校历史学科中产生了非常好的反响，应用范围颇广。为了适应新世纪教学改革的需要，也为了培养历史学科高素质复合型人才，2003年3月开始，我们着手组织对这套教材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修订后的教材通过强化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大量征引新史料以及现代教学理念的引进和前沿学术成果的采纳，来激发本科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治史能力，从而为培养新世纪所需的历史学专业人才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以多媒体教学和双语教学为重点，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是新世纪历史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为此，我们设计了大量多媒体课件，广泛应用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既使学生由此获得更丰富的感性知识，又使学生得到更充分的历史思维训练，教学效果显著。与此同时，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在部分课程中采用双语授课，使学生的史学研究能力和英语能力得到同步提升。

第三，继续强化“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的评选工作，以此推进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训练学生形成良好学风。

设立“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的初衷是为了改变本科生科研能力弱这一缺陷。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完善，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全系80%以上的学生参与这项学术赛事，接受老师们的精心指导，并获得最基本的研究训练，从而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此项工作是我们基地建设中一项极富创造性的工作，在全国各个历史学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中，我们是唯一实行本科生科研奖励竞赛的单位，所以备受关注，多次受到兄弟单位的好评。

第四，通过开展“历史学学术前沿讲座”，展示学科前沿信息，活跃学生学术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了解学科前沿动态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实施了讲座教授制度，为本科生开设“历史学学术前沿讲座”，每周聘请一位在国内外学术界卓有影响的同行学者讲授，将最前沿的学术信息传达给学生，使学生既从学术大师的演讲中得到最新学术信息和学术理念，又能充分地受到科学创新意识的熏陶，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第五，通过与重点科研院所的合作，实行开放式办学，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新路。

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培养之路，我们主动与一些重点科研院所联系，先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和北京市文物局合作办学，并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基地交换基地生，实行强强联合，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做法，非常有效，带动了学生各方面素质和能力的提高。

二、建设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由于思路得当，措施到位，这几年我们在本科历史教学改革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材修订取得较大突破，已出版的教材得到学界同行的认可和学生的欢迎。

为了将20世纪90年代适应基地建设之需编写出版的历史学科基础课教材修订好，以适应新世纪教学改革的需要，我们专门组建了历史学科基础课教材编撰委员会，组织各学科专业教师积极投入对原有教材的修订工作中，现已有《中国古代史》（上、下）、《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当代史》、《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等12部教材正在陆续修订出版中，已出版的数部教材如《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中国史学史》等，都在学界产生了非常好的反响，佳评颇多，学生也十分欢迎使用，现已被全国数十所知名大学的历史系科采用为基础课教材。其中《中国史学史》一书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这次新世纪历史学基础课系列教材的修订之所以受到好评和欢迎，主要在于我们在修订过程中既引入了新的教科书编写理念，又大量采纳学术前沿成果，而且本着使学生具有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标准，在学科基础方面，尽量加大、加宽，以适应21世纪对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努力，才使得已修订出版的教材受到普遍好评。

第二，在课堂教学方式更新方面，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和双语教学的开展，已初见成效。

对于课堂建设，我们极为重视，既投入资金，完善了系里的多媒体设施，又积极鼓励教师申报双语课程教学项目，为教师创造良好的教学条件。目前全系中青年教师已普遍采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而且是在从基础课到选修课的各门课程中进行全方位的运用。这种教学手段的广泛应用，使历史学科的教学方式更为丰富多彩，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专业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而且多媒体教学颇见成效，我系王东平老师通过这种形式的教学，在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上获得一等奖；李少兵老师荣获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称号。另外，我们已有西方政治思想史、英国史、现代中外关系史等课程获得学校双语教学立项，这几门课的双语教学目前已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不仅使学生接触到这些领域的国际学术前沿，而且外语的实际运用能力也得到极大地提高，因而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开展双语教学的张皓老师荣获“北京市教育标兵”称号。

第三，“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近几年取得较大突破，对培养本科学生创新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们以白寿彝先生的名字来命名这项史学论著奖项，旨在激励同学们继承我系的优良学术传统和白先生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勇于攀登史学新高峰，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能够不断涌现优秀的史学人才。从这几年实施的情况看，我们系本科生越来越认识到该奖项对提高自己各方面综合能力的重要作用，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每年报名参赛的人数都呈上升之势，而且由于学生参与论文比赛的态度认真和指导老师的认真负责，论文整体质量越来越高，论文选题颇有新意。近四年来，前后四届本科同学200余人参与角逐竞争，百余篇论文分获一、二、三等奖和鼓励奖，部分同学的论文被推荐到全国基地生论文大赛上，获“全国史学新秀奖”，如在2004年举办的“全国史学新秀奖”评选中，我系所推荐的获“白寿彝史学论著奖”一等奖的4篇论文全部获奖，其中两篇获“全国史学新秀奖”二等奖，两篇获三等奖，占全部获奖论文（共15篇）的近三分之一，在全国高校历史系中产生了非常好的反响，得到很多史学专家和教育家的赞赏。目前部分获奖论文已在《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方论丛》、《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等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有的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如今，参加过“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论文竞赛活动的同学大都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不少同学已有论著发表，学术水准令人瞩目。可见，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相当有效的。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强化“白寿彝史学论著奖”，发动全体同学都参与到这项赛事之中，发动广大教师在更广泛的学术领域给予参赛学生以更为细致周详的指导，以大大提升这一活动的学术水准，使其成为我系训练本科学生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力促学生早日成才。

第四，“历史学学术前沿讲座”的举办产生良好效果，对促进学生早日成为复合型高素质人才起到明显作用。

我系的“历史学学术前沿讲座”活动现已系统化、制度化，每周都聘请一位在国内外学术界卓有影响的学者，为本科生开设一次讲座。这样的讲座，不仅旨在使学生了解最新学术进展，知晓国内外学术的前沿动态，而且注重从跨学科的角度请专家进行专题演讲，请来各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一流专家，让学生从他们的精彩演讲中了解不同学科的基本状况和最新进展，从而开拓学生视野，从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感受创新意识的重要，养成勤于思考、勤于创新的习惯，并时时注意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为改革开放大业服务。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样的做法效果较为明显，非常有助于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提高。

第五，我们还与重点科研院所合作培养人才，实行开放式办学，努力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

我们在对内挖掘潜力，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滚动式培养，探索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对外开拓，实行开放式办学。经多方努力，1997年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达成共识，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决定在互助合作、资源共享、繁荣学术、共育人才的宗旨下，实现系所共建，以期利用世界历史研究所丰厚的学术与资料优势，提高我们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同时以我们历史学基地为依托，为世界历史研究所源源不断地输送科研后备力量。这是一条科研机构与教学单位协作交流的新途径，在学术界和高校教学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1998年，我们与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进行合作，共育人才。2003年，又与北京市文物局合作办学。2000年10月，由我们首先倡议，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基地商议交换基地生。经双方学校批准，于2001年9月至2002年1月间，交换培养5名基地生。此举在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中并不多见，对于相互借鉴基地建设经验十分有益。

总之，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我们在历史学教学改革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由于成果较为突出，在2001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文科基地评审中被评为优秀基地。今后，我们将再接再厉，以更好的成绩迎接新的挑战。

以理论研究指引“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历史文献学教研室

“中国历史文选”课是我国各院校历史系的专业基础课和语言工具课，多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探索改革与建设的途径。1996年本课教改被国家教委批准为“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之立项项目。自1997年获北京市级教学成果奖以来，我们更加强了理论研究，努力将以往的教改实践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并用这些认识指导新的实践。几年来主要有如下一些研究与实践：

一、以理论研究为指导，构建课程新体系，开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

（1）加强理论研究：几年来撰写教学研究论文五篇，解决了教改中遇到的大量问题；（2）进一步明确改革目标就是要开展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把最佳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从而切实提高其素质与能力；（3）基本思路：在以前强化常用词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小学”（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内容。因为“‘小学’的研究成果，恰为驾驭古汉语字词提供了最佳途径。学生掌握了这三学的实用部分，就可对每个汉字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从而不但可准确把握每个字的各种含义，而且还可举一反三，即在离开教师之后仍能运用这些知识不断提高古汉语水平……‘这种方法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一杯水或一桶水，而是给了他们长流水的水源’”。这一思路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根本保证。

二、改革的新实践

（一）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编撰新教材

1997年以来，我们对全国已出版的26种《历史文选》教材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对相关学科的古汉语教材，如医古文、教育系的古汉语课本，特别是中文系的《古代汉语》，也进行了考查，同时对《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二集中的相关论文进行了研究。

1．产生了教材的新思路———以“小学”内容统领全书。新思路基于四项研究：（1）对本课目的的研究。上述26种教材与两部论文集明显反映出对本课目的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对这些不同看法的比较研究以及考虑到历史系各门课程的设置状况，明确了这门课应定位为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从而确定了本课目的就是要“提高阅读古代历史文献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证了“小学”知识对学习古汉语的重要性，最后得出应“适当引入‘小学’的实用部分”的结论。（2）对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质的区别的研究，得出大学教学必须注重教给学生学习方法的结论，并进一步论证了“‘小学’的研究成果，恰为驾驭古汉语字词提供了最佳途径”。（3）对以往全国各地历史文选教学的研究。上述教材与论文集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这项研究的结论是：“以往的大量实践雄辩证明：将‘小学’知识引入课堂，不但完全可能，且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4）对近十年来中学文言文课状况变化的调研。这项研究借助了《古汉语文献导读》的主编者、中文系韩峥嵘先生调查的种种数据，明确了中学文言文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并得出如下结论：“中学教学已为学生提供了比十年前丰富得多的感性知识，而大学的古汉语教学则应在质的方面有所提高，即更加着力于将学生丰富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而‘小学’知识恰是对汉字形音义的理论总结。因此，如果说十几年前将‘小学’内容引入历史文选教学尚为时过早的话，那么十几年后的今天，鉴于中学文言文教学迅速发展，引入‘小学’内容已变得日益迫切了！”正是在上述多项研究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教材的新思路。这些研究已凝结成两篇论文发表（即《对建国以来〈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回顾与思考》和《对〈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编写的思考与探索》）。

2．新教材从四个方面突出新思路。（1）“小学”知识介绍：写成“短文，置于每册书之首……以引起学生充分重视”。（2）选篇：（A）“精选历代名家关于小学的论述若干篇，附于（上述）短文之后”；（B）新教材“所选名篇……是‘小学’资料的渊薮……非常利于教师展开讲授‘小学’内容”；（3）注释：特别注意引入“小学”方法，即从一字的形音来分析其字义的由来，这种注释“不但可使学生对这些字词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更可使他们学会如何运用小学知识剖析汉字。因此，这是一项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措施”；（4）实习系列：该系列将全室教师几年来的实践以教材形式固定下来，并增加了“小学”实习，成为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是以往20余种教材中从未有过的。

3．独具特色的选篇。（1）首次选入“小学”篇章（见上文）。（2）首次遍选四书五经：首先论证了四书五经对历史学习的重要性：“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各层管理者———从天子到大臣，乃至县乡官吏，亦无不尊奉经书作为其统治的最高指南”，从而得出结论：“五经（后期包括四书）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文献，因此也是我们《历史文选》应首先考虑选入的篇章”；其次论证了这种做法是将历史文选与中国古代史学习两者间高层次配合的最佳方式。（3）首次选入佛经、道藏。我们研究了释道二教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引证了当代史学大家对释道均有研究的史实，得出“让学生了解佛经、道藏亦为重要史料，却十分必要”的结论。

我们的新教材从整体思路到全书结构、选篇等，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大部分措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它成为全国近30种《历史文选》教材中唯一被国家教委批准为“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之立项项目者。该教材于1999年6月出版，从而提前结项，受到教育部的通报嘉奖，并成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上述新教材的重大改革，同时也是该课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它集中体现了我们教改的基本思路，成为保证改革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性措施。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理论研究引导实习步步深入。（1）增加实习内容。1994年我们在全国首创历史文选课的实习室，开始时仅进行工具书实习。自1997年我们确立了教改的新思路后，实习中渐增入“小学”内容，这是上述研究的又一成果。具体做法为：第一学期仍以工具书实习为主，使学生学会几种最适用的工具书（如《辞源》、《说文解字》等）的用法；第二学期增加文字学实习，让学生亲自动手，运用工具书来分析若干汉字的构造；计划第三学期（因新教材出版至今才两个学期）为音韵学、训诂学实习，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若干汉字字音的演变以及总结古书中常见的训诂方法等，为今后阅读古注扫清障碍。这些实习消除了学生对大部头工具书、线装古书的陌生感和畏惧感，切实提高了学生自己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为其今后的自学与提高铺平了道路。（2）对实习的理论思考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实践：历史文选课是陈垣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创设的。为把历史文选教学搞得更好，汝企和同志自1999年起，对陈老当年创设此课及其教学情况进行了考察研究，并撰写了两篇论文，即《陈垣先生的教育成就与教学方法初探》和《论陈垣先生对历史教学的一大贡献———管窥陈老的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见附件）。通过这次研究发现：陈老为此课设立实习室绝非偶然，而是他“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的一贯思想的结晶。这一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教改仍具启示意义，它使我们进一步确认：这门课的最大特点之一即实践性强；建立实习室就是满足这一特点的最佳手段。由此我们在实习室条件暂时很差的情况下仍坚持实习，而且还扩大了实习范围，带领学生到石刻博物馆、孔庙等处进行实地考察实习。这些实习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使他们真切认识到：要想读懂在祖国大地随处可见的石刻，就必须学好历史文选课。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学生对本课的兴趣。

2．对教学方法改革的新认识与新措施。几年前我们就运用教育心理学原理对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了分析，认识到兴趣在大一学生认知内趋力中所占比重要比高年级远为突出这一特点，并以此为指导来安排教学。汝企和同志还发表了论文《以教育心理学的原理指导历史文选教学》，将这一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

近年通过对陈垣先生的研究，总结出其6点教育思想和14条教学方法。这项研究对今天和未来的教改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如陈老“重视基础教育”的思想和当年创设历史文选课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门课在历史系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削减本课学分就是削弱历史系学生的基础教育，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一直在为恢复本课学分而不懈努力着。

陈老“重视能力培养”的思想，使我们对过去确定的突出“小学”内容的思路有了更加明确的理性认识，而且有了新措施———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中，已设常用词一项，我们在此基础上，又作了四项突出“小学”内容的改革：一为引入甲骨文；二为介绍文字学知识；三为引入音韵学常识；四为讲解一些训诂学方法。这些措施将学生对字词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高度。

又如四角号码在许多历史学工具书中广泛运用，为此我们专门向学生讲授了这种查字法，1999年还组织全班学生进行了用四角号码查繁体字的比赛，优胜者给予奖励。这项措施对提高学生运用工具书、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颇为见效。

陈老“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的思想，对我们的教改亦有新的启迪：教研室的四位教师，科研上各有专攻，在这次研究之后，我们明确要求每位教师将自己的学术专长体现于历史文选教学之中，这样在基础知识传授方面大体一致的前提下，又可形成每位教师的特色与风格。这是使该课教学向高层次迈进的有力措施。

陈老的14条成功的教学方法，是从他各门课的教学中总结出来的，虽不可能完全移入历史文选教学，但有不少是与我们的教改措施异曲同工的，如“实验法”、“教会学生学习方法”等，这些相合之处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而有些则是我们注意不够的，如“课堂气氛”一条，过去我们的课堂气氛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现我们正在予以纠正。

总之，这次对陈老教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成为对我们教学的一次全面总结，使我们将以往的教改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从而使今后的方向更为明确，措施更具科学性。

3．理论研究深化了对过关考试的认识。在这次研究中，还阅读了若干教育学专著，如巴班斯基主编的《教育学》、哈尔拉莫夫著的《教育学教程》等。这些专著无一例外地将考试作为强化教学和检测教学成果的重要手段而加以强调。几年前我们为历史文选课设立过关考试，不及格者不授予学士学位，因此其意义远胜于一般考试。特别是1995年我系被教育部确立为文科人才培养基地，过关考试也成为培养高层次史学人才的有效手段。自1998年始，我们已成功组织了三次过关考试，每次考毕都要求教师写出“考试分析”，及时总结出题方面的得失，以便逐渐使之完善，最终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古汉语检测题库。1999年6月30日我们专门召开了“历史文选过关考试专家研讨会”，专家们的许多珍贵意见已对我们的改革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上述诸项教学方法的改革，皆为实现教改目标———提高学生素质与能力的有效手段。

（三）填补了教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项空白

陈垣先生不但是史学名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然而在他逝世后的近30年里，却未见有一篇全面探研其教育成就的论文。近年来出版的许多部优秀的教育史专著中，亦未见有论述陈老的专门章节。上述的两篇论文，填补了这项空白。

三、改革的实际效果

上述各项措施均已取得明显效果，突出表现于：

第一，最具说服力的是过关考试成绩。三届过关考试与以往历届考试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历年试题均以课本为主，而过关试题则以从未讲过的篇章为主，完全是水平测试，其难度远远超过历届试题。而三次过关考试的结果为：70%以上的同学都获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而无一不及格者。这些数字雄辩证明：几年来我们的教改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学生的古汉语水平确实有了明显提高。

第二是专家的评价。新教材出版后，王曾瑜、邹晓丽、张衍田、周少川等专家主动打来电话，对教材给予肯定和赞扬。他们说：“突出‘小学’内容是从未有过的独特的特色，为学生今后的深造打下了坚实基础”；“全书结构很新颖”；“‘小学’选篇选得精当”；“遍选四书五经对学生的历史学习有导向性的作用”；“选取佛经道藏很有新意，也很必要”；“实习系列是一项独创，对培养学生能力大有裨益”；“确实是一部好教材”；等等。北师大古籍所的文献学专家曾贻芬博导还为此撰写了两千余字的评论，她写道：“这部教材在体例、选篇方面有不少创意，就历史文选教材而言，上了一个新台阶，确实是一部好教材。”此外，我系晁福林、刘北成等多位博导也当面对我们的教改予以充分肯定。

第三是任课教师的反映。用过新教材的两位教师一致反映：“新教材特别便于展开讲授‘小学’内容，有利于把最好的学习古汉语的方法教给学生。”

第四是全国同行的评价。在1998年召开的全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上，汝企和同志介绍了本室教学改革的要点，各地同行都予以充分肯定。尤其是“过关考试”这项措施，引起许多同行的热切关注，他们说：“这项措施第一次将历史文选课的地位提到与英语一样的高度，可以大大提高各校的系领导和学生对这门课的重视程度，是一项有利教学的重大措施，应该尽快向全国推广。”

第五是学生的反馈。多数学生在对本课的评议中都写下类似话语：“这门课使我学到了许多掌握古汉语的技巧和方法”；“过去我觉得文言文课很难学，现在才发现这门课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我知道今后应该怎样继续学习古汉语了”；“这门课是我上大学以后最爱听的一门课”……

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切认识到，理论研究对教学改革实践的意义既重大又深远，是教学改革不断发展、深化的向导与动力来源。

“以教材改革为中心，建设一流的世界近代史基础课”教学成果总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极其重视本科基础课“世界近代史”的教学改革，以教材改革为中心，对世界近代史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该教研室编写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在国内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对国内大学的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改革，对中学教材相关内容的改革，均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教师队伍建设

高质量的教学必须由高水平的教师来实现。该教研室注意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确保每个教师都能高质量地承担该基础课教学。

20世纪80年代，该教研室有一批在国内世界近代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优秀教师，如刘宗绪、马家骏、张文淳等教授。他们在各有关学会担任重要职务。刘宗绪教授曾获多种学术奖项，还曾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该教研室还注意青年教师的培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青年教师在学术上努力进取，取得骄人的成绩，如刘北成、杨玉圣在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仅近10年，该教研室教师发表的学术著作和译著就有30多部，学术文章近百篇。

该教研室一直坚持安排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担任该课主讲教师。教授和副教授无一例外，都多年讲授这门基础课。陆续退休的教授在退休前一年都坚持讲授该课，并认真备课，结合国内外的学术进展更新教学内容。

年轻新教师上课，均安排有经验的教授或副教授做指导教师，并承担一半课程，既做出示范，也形成压力。因此，年轻教师都重视基础课教学，迅速提高教学质量。

二、教材建设

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内容的学术水平，教材建设是教学改革的中心环节。高水平的科研和认真的教学实践，为教材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www.xing528.com)

原有的世界近代史课程体系基本上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其优点是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确立了世界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其弊病是教条化倾向严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世界近代史课程体系进一步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扭曲，其消极影响至今犹存。

该研究室的教师在解放思想、展开科研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世界近代史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并以教材的形式呈现了他们的学术成果。该教研室在刘宗绪教授主持下，先后集体编写了两部世界近代史教材（卫星电视教育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大学本科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这两部教材在学术观点和编写体例上都不断创新。综合地说，这两部教材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在理论基础方面，全面理解唯物史观，摒弃“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生产力标准，提出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确定为世界近代史的主线。

2．在历史分期方面，与过去以巴黎公社为转折点的二分法不同，根据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演变，将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

3．在历史评价方面，摒弃过去那种肯定革命、贬低改革的片面评价，全面评价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社会变革方式，肯定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对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作用，对工人运动的历史演变等，都作出更科学的阐述和评价。

4．在国内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中，最先增添了19世纪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

前一个高教本，不仅被卫星函授教育广泛使用，而且被许多大学采用为本科教材。高教本迄今发行了31万册，成为80年代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材。后一个师大本出版后，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都发表书评，认为该书“不仅是一部高质量的大学教材，而且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师大本于1996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并于1997年被列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于1999年出版了修订版。该教材已发行2万册，被许多大学采用。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各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中，完全由一个学校的教研室编写教材而有这么大的发行量的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师大本的许多学术观点已被目前的中学历史教材所采纳。

三、教学实践

教学实践是教师的再创造过程。该教研室的教师在教学方面都勇于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格。例如，刘宗绪教授的教学既贯穿着长期持续的学术创新精神，又具有深入浅出、生动幽默的讲授风格，其声誉远播全国；刘北成教授的教学既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邃的理论思维，又注重与学生对话，鼓励学生探讨；杨玉圣副教授的教学严谨细密又多有真知灼见，同时注重学风的培养；梅雪芹副教授在教学中大胆尝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并深入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之中。这些都受到学生的欢迎，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反映说：上这些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由于世界近代史基础课的教学始终保持了高水平和创新特点，自1996年起，该教研室的该课程被北京师范大学列为“学校重点建设课程”。

转变教学方式，着眼学生能力培养

———面向21世纪中国现代史课程改革新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

中国现代史是北京师范大学首批重点建设的“一类课程”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在王桧林教授的主持下，开展了中国现代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工作，探索总结出了一套系统地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培养学生能力的方法与措施，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7年曾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教研室同志在王桧林教授的主持和指导下，针对面向21世纪的教学改革的形势，继续进行了课程改革的新探索。

一、课程改革的基础

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成立于1956年。教研室成立后十分重视本科生的基础教学，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了中国现代史专业必修课，还开设了抗日战争史等选修课程。改革开放后不久，在系主任白寿彝先生倡议下，历史系进行了本科生课程体系改革。原本学习四年的通史课程压缩至两年，同时开设专业选修课程。按照历史系本科生课程体系改革方案的要求，教研室为本科生开设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两门必修课程。此后陆续开设专业选修课程，主要有：王桧林、鲁振祥、李慎兆开设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郭大钧开设的中华民国史，李隆基开设的抗日战争史，李起民开设的中国民主党派史，王宗荣开设的解放战争史，朱汉国开设的中国政党史，耿向东开设的“文化大革命”史，李少兵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化史，张皓开设的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等。

中国现代史在改革开放以前其基本框架是中国革命史。1982年，王桧林发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的问题》一文，在史学界率先提出构建中国现代史的学科体系问题，认为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阶段。它应体现出通史的特点，应兼顾各领域、各阶层、各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得到学界同行的赞同。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王桧林主持下，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教师郭大钧、鲁振祥、李隆基、李起民、李慎兆等集体编写了一部新体系的《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上、下），于198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91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全书分五编十三章，力求科学地反映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历史演变过程。书中史料丰富、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对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述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公允。该书出版后被国内许多高等院校历史系选作教材，迄今已发行20余万套。该书1985年被国家教委确定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并于1988年荣获国家教委高等院校文科优秀教材二等奖。1986年，由王桧林教授主持，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与其他高校同仁共同编写了普通高校《中国现代史》课程教学大纲。1987年出版了由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合作编撰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同时还出版了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译本。1988年，由王桧林主编、郭大钧副主编，编撰了一套新的《中国现代史（1919—1987）》（上、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出版后多次重印，为国内许多高等院校选作教材，并被教育部确定为高等院校文科参考教材。

由于上述工作取得的成绩，1988年，中国现代史课程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成果进步奖。1992年我们编写了《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作为历史专业本科生学习中国现代史的参考书。1994年中国现代史课程被北师大列为一类课程建设项目。此后，我们更抓紧了教学用书的配套齐备工作，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史课程体系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先后组织教师编写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现代史辅导与习题》（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1998年，教研室的同志又在王桧林教授主持下完成了反映中国现代史基本理论的研究专著《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这样一套较齐备的教学系列用书终于配齐，这在国内高校历史系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既是中国现代史课程体系改革的成果，也促进了该课程科学体系的建立。

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教师除在课程体系改革方面下大力气之外，还着力于科研工作，尤其在抗日战争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现代社会史等方面成果显著。

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成立后，王真、王桧林等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抗日战争时期）的撰写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成为史学界的热点之一。王桧林先后发表数篇论文，提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总的格局是“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等重要论点，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1994年以来，王桧林主编了《抗日战争史丛书》和《中国抗日战争全书》，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此外，郭大钧出版了专著《浴血八年树丰碑———受降与审判》，他的论文《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于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李隆基主持编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之《坚持抗战　苦撑待变》和《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两卷。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桧林参与主编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这是国内第一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专著，它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王桧林参与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1998年，由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教师参与编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一书出版。该书从宏观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反响。此外，教研室教师还开展了中国政党制度史、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史、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演变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中国现代社会史研究主要侧重在民国社会史方面，其主要内容有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民国社会保障体制研究、政党和团体对社会影响研究、社会风俗流变研究、民国社会特征研究等。朱汉国从90年代初即就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理论框架等学科建设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看法。在探索理论的同时，他对宏观与微观、理论与专题的结合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主编了《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

二、课程改革的新思路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学术界最新成果大量涌现。中国现代史课程应日益适合现代化的需要。我们对课程改革的思路是：深化教学实践的改革，着力于培养高素质的优秀的师范学生，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调整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切实提高学生的知识积累、理论思考、研究写作、讲授讨论等各方面的能力。具体来说是：

1．面向21世纪的教学内容要更多、更全面、更系统地反映现代中国在经济、文化、民族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目前，我们正在修订《中国现代史》教材，使它更明显地体现出通史的特点，更兼顾各领域、各阶层、各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在修订中，增加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内容，使中国现代史课程的经济、文化、民族、科学技术史等部分得以增强，并与政治、军事部分相得益彰。

2．通过内容与手段的更新，真正改变教学实践中以“教”为主、“学”为辅的现状，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能够主动学习，提高能力，真正达到一个合格的师范生的标准。进一步强化以科研带动教学的工作。注意引导学生把学习历史与学习研究历史结合起来。注意讲授海内外最新科研成果，杜绝照本宣科。不仅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而且教会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研究、解决问题，培养其创造性思维。注意引导学生课上课下紧密结合、全方位学习的探索。如通告学生课下必读的书籍文章，督促学生提前学习思考有关问题，上课时注意与学生一起讨论，这样既可以弥补课堂时间有限的不足，又可以让学生在课上课下多参与、多思考，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还可兼顾学生学习的基础、厚度与高度。为此我们在课堂上力求少讲、精讲，让学生多参与、多练、多思考，增强其研究学术的能力。同时，着力指导学生进行史学论文写作。在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评比中，选中国现代史方面论文题的学生人数多，且有多数学生获奖。

3．中国现代史的教学，是一种全方位的教学，除课堂外，在课下通过社会实践、参观调查、小班讨论拓展、深化相关内容，使教学内容成为有机的整体。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让学生到社会中感受这段历史。由于中国现代史距离现实最近，我们在授课中，还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北京一些地方参观学习。例如，在讲到卢沟桥事变时，就组织学生参观卢沟桥和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在那里实地讨论相关内容。类似的参观地点还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等。充分利用小课堂的作用。小课堂根据大课堂的课程进度，由学生依兴趣按专题组合，彼此讨论问题。学生在小课堂中，既可自由发言，也可当听众。这样，就把课堂教学搞活了，使学生也能做课堂的主人。我们还把引导学生大量读书与讲授自己所研所学结合起来。预先告诉学生下一次课的教学内容及必读的书籍或文章，督促学生提前预习，在上课时进行双向交流。

4．注重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鉴于中国现代史是一门政治性、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其教学内容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如国共关系问题、对革命与改良的评价问题、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问题等等，就注意把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同时，在教学中也注意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水平，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把教学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注重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根据中国现代史上留存有大量影像资料的情况，1999年我们基本配齐了一套中国现代史课程必需的教学录像片和VCD片。由朱汉国教授总撰稿的《世纪中国———1900—1999中国重大历史事件本末》大型系列VCD资料片于1999年12月由新华社音像中心正式出版。此外，我们也使用电脑教学，如在讲到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时，就将储存在光盘中的有关文章复制出来供学生参考。同时也利用因特网，指导学生在网络上进行资料查寻，了解最新学术观点。挖掘电脑、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潜力，更好更多地把教学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为此我们正努力开发系列电脑教学软件。

总之，我们在把中国现代史教材建设作为重要任务的同时，更注重实践效果，使得革新教学内容和手段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成效。中国现代史被学生认定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学生学习越来越主动，并由此产生了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兴趣。

中国近代文化史：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逐渐形成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文化史系列课程，逐步探索出多级人才的培养模式。20多年来，我们以《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为依托，开设了十余门相关课程，培养出近代文化方向47名博士以及近百名硕士，出版了30多部近代文化方向的学术专著。

一、深厚的学术积累，奠定了近代文化课程建设的基础

———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20年的学术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历史学系即设立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著名学者白寿彝、龚书铎等教授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他们积极进行学科建设，组织编写并出版了《中国近代史》（有中华书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等版本）、《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中国通史·近代前卷》、《中国社会通史》等多种著作，以突出的教学科研成果确立了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石。

80年代初，文化研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龚书铎教授即与学界同仁发起组织两次全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全国的展开。与此同时，他积极带领近代史教研室成员，群策群力，调整学科研究方向，形成了以中国近代文化史为特色与优势的研究群体。1984年，在全国高校率先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1986年，设立以中国近代文化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2004年，经过校内外有关专家的评审，本学科群体被学校确定为首批重点资助建设的社会科学“创新研究群体”，进一步推动了在近代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历史学系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富有创新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学术团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多年来，近代史教研室、近代文化研究室的同仁在龚书铎教授的带领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开展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龚书铎教授主编了近代文化史论文集《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主编了《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等，这些著作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最新成就，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进程。除《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外，学科群体还通力合作完成了《中国社会通史》（8卷）、《中国文化通史》（10卷）、《中国文化发展史》（10卷）等多项省部级以上国家重点课题和横向研究课题，出版了数十部学术著作，受到学界同行好评。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注重近代文化专题研究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相互促进、相互结合。

首先，在整体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基础上，重点致力于近代文化研究，提升了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

学科群体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对中国近代史通史性、专题性研究都有较深厚的积累，先后出版了龚书铎主持并参与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版）、《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以及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等在学界影响较大的大部头著作。同时，在专题研究方面，张守常著有《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中国近代民谣》，梁义群著有《太平天国的财政研究》，房德邻著有《清王朝的崩溃》，郑师渠著有《共和与专制的较量》，陈桂英编有《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资料选编》等。这些论著对于推动近代史学科建设，建设近代史学科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从资料、教材的编写也可以看出北京师范大学的近代史学科在全国所处的位置。在此基础上，把中国近代文化作为主攻方向，这样，不仅使中国近代文化研究有了宽广的视野、充足的后劲，而且使近代史研究得以深化，同时培养了近代史学术骨干。如龚书铎教授在主持修订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第四版过程中，运用本研究群体的学术优势，适当增订文化史部分，使中国近代史内容更为丰富翔实，该书被教育部指定为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教科书，印数达260万册。

其次，运用团队优势，形成特色，进一步巩固本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在龚书铎教授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通过优化组合各成员的研究方向，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特色与优势。

学科群体年龄结构合理（既有老一辈学科带头人，又有补充进来的年轻博士）。除龚书铎教授外，其他4人均有博士学位。成员中有3位博士生导师，1989—2004年间共培养出47名博士，其中有17篇博士学位论文正式出版。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清史研究领域博士论文的空间分布，实际反映了清史研究领域博士培养的空间分布状况。从以上有关数据，可以看到，京津地区培养的清史研究领域博士最多。”“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为清史研究领域博士论文篇数的并列第三位；学科单项极为突出，单项篇数为第一位（近代文化达31篇，数字截至2000年）。”

二、优化课程建设

———教研并重，教学相长

近代史、近代文化史的学术研究，不仅提升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近代文化研究室的学科力量，而且渗透到教学活动中。我们将中国近代文化研究成果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配套开设近代文化的一系列课程，形成了以下三个特点：

1．建设多级系列中国近代文化史课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先后在本科、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中开设了不同层次、层层递进的近代文化史课程。

为本科生开设的系列课程包括：郑师渠教授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革新教授的中国近代学术史；孙燕京副教授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张昭军副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化史；房德邻教授的中国近代史学史（后来由于房德邻调到北京大学，该课程暂停）。

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近代文化课程包括：龚书铎教授、郑师渠教授、史革新教授等开设的中国思想文化专题；李帆教授的中国近代学术史；孙燕京副教授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方向课；张昭军副教授的中国近代文化导论；等等。

为博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包括：龚书铎教授、郑师渠教授、史革新教授的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专题、中国近代文化理论专题等。

这些课程层次分明，相互配合，成为人才培养的有机整体。

2．为课程建设摸索开放式教学的新模式

我们在充分利用教研室、研究室的人员力量之外，还借重北京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术优势，尝试建设开放式办学、加大课程建设的改革力度。近年来，我们协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等，为历史系本科及研究生开设学术讲座，先后聘请戴逸、金冲及、李文海、张岂之、张海鹏等先生为学生开办讲座，介绍近代史、近代文化的学术前沿和最新进展。

3．在课程建设中努力推进教学手段的多样化

我们坚持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者相统一的原则，遵循历史教学规律，努力夯实学生专业基础，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本科生教学中，利用北京近代史迹丰富的区位优势，配合课堂教学，组织参观故宫、圆明园、恭王府、湖广会馆、国家博物馆等。课堂讲授全部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利用图片、图表、录像、教学软件等丰富教学内容。以影视片《林则徐》、《甲午风云》、《孙中山》等配合课堂教学。利用网络进行答疑。“非典”期间还通过网络授课。建设教学网站，丰富课程资源。

在建设多级化教学的同时，我们还特别重视教材建设。

我们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近代文化研究室的学术成就，凝结到《中国近代文化概论》这一教育部指定的近代文化教材之中。这部教材的基本特色是：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探讨了有关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变化中的一系列宏观问题，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结构、发展变化规律，形成一家之言，从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文化研究领域取得的新收获。

（2）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首次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做了全面而清晰的论述，充实了以往研究的薄弱领域，具有弥补学界研究不足的意义。

（3）采取宏观综论与微观描述相结合的写法，较好地避免了目前文化史撰写中或者偏于过“实”、或者偏于过“虚”的偏颇，为文化史编写体例进行了有益的新探索。

三、人才培养成就

在加大课程建设力度的同时，学科群体重视加强学生的科研训练，提高其科研能力。

我们积极鼓励本科生参加北师大历史系举办的“白寿彝史学论著奖”的评选活动，及早介入科研，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课程组培养本科生对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兴趣。全学院每年本科毕业生选取本课程组指导论文的人数，名列各学科前茅。近五年，本课程指导本科生获奖人数较多。曹阳同学获“全国史学新秀奖”，马曙慧、姜嘉红等25人获“白寿彝史学论著奖”，徐娟、詹欣、周增光等6人获学校本科生项目，马曙慧《郭嵩焘的华夷观念》、徐娟《〈泰西新史览要〉研究》等5篇论文公开发表。

对硕士生则要求他们进一步夯实基础，拓宽知识面，严格把握培养程序，指导他们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对博士生除了严格培养程序外，还吸收他们参加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完成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

我们以近代史、近代文化史为平台，培养出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研究型人才。

1．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骨干和硕士、博士研究生

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至今，本专业培养出的近代文化方向博士研究生47人，居全国高校同类学科前列。他们中有的已成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等单位的学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出：“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大学导师队伍较为精干，担纲学术带头人培养清史研究领域博士的业绩突出。如清史研究领域博士论文数量位居第三的北京师范大学，其指导清史研究领域博士论文的导师集中在文化类，而文化类中中文、教育等系教授居多，从历史系看，仍是龚书铎教授挑大梁。”

2．推动近代文化史学术研究的发展

除《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之外，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近代文化研究室的同志们先后出版了十余种围绕中国近代文化研究性学术专著。如：《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近代文化史学术文集）、《中国近代文化探索》、《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中国文化通史》、《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康有为与近代儒学》、《晚清理学研究》、《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传统的张力———儒学思想与近代文化变革》、《晚清社会风尚研究》、《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等。有些著作多次获省部级奖励。

与此同时，培养毕业的硕士、博士以及合格出站的博士后相继发表、出版了上百篇、数十种中国近代文化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如：黄兴涛的《辜鸿铭传》（中华书局版）、曹世铉的《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陶绪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版）、罗检秋的《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齐福的《晚清科举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版）、杨思信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版）等。这些论文出版后，在学术界取得了较好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