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历史教学改革实践成果

课程改革

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述略

◎宁　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学科基础。本学科是1981年国家批准的首批博士点学科，所在一级学科又是国家批准的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拥有教育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及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为学科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211工程”和“985工程”的相继实施，也为学科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学科先后聘请了8位特聘客座兼职教授，进一步加强了教学和科研力量。

2003年，成立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以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为核心，包括魏晋南北朝研究所、历史文献学教研室、考古与博物馆学教研室。

中国古代史学科一贯强调教研相长，把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学改革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1．注重教学体系的改革

应该说，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是与历次较大规模的教学改革相联系的，在1950年侯外庐主持的通史课程改革和1958年白寿彝、何兹全等主持的通史改革后，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带领教师第三次进行改革，适当压缩通史教学，增设专题选修课程，极大地促进了教师科研的积极性。在本科课程设计方面，基本形成通史、专题史、断代史三个层级。

2．通过教材建设推动教学改革

近年来，本学科点承担了多项省部级以上教改项目，如赵世瑜的《社会史研究导论》被列入教育部“十五”教材重点建设项目。1995—1996年，晁福林、施建中主编，本学科教师参与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上、下册）教材，吸收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在编写上采用了新综合体的新体例，既反映了教学改革与科研发展的成绩，又得到学生的积极评价。近年，又对原有教材进行了适当修订。

3．加强基本训练

为了加强学生的基础能力，专门成立了古文实习室，增设古文过关考试，为全国首创。《历史文选》课程方面的改革与实践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4．立足课程建设，打造精品课程

配合学校的课程建设与精品课建设，本科生基础课“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课程“中国古代史专题”（上、下）获得校级精品课程立项，全校公选课“中国历史与文明”、“先秦史”和“考古学导论”也获校级课程建设立项。

5．坚持以科研带动教学

任课教师注重在教学中引领学生进入学术前沿，一是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入教学中，二是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举办学术讲座和学术研讨，最新的学术信息动态及新的理念观点对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非常有益。近五年来，中国古代史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每年至少20次，如“中华文明探源高级研讨班”及系列讲座、“敦煌与中古社会”系列讲座等，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学子。开放式的学术研讨活动，获得很好的社会反响，也推动了学术交流。

6．注重社会实践与考察

“中国古代史”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注重实践与考察，近年“中国通史”组织学生参观和考察的地点除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抗日战争纪念馆、故宫、长城、十三陵等，又增加了琉璃河燕都遗址、大堡台汉墓等。选修课在任课教师的带领下组织考察北京什刹海周边古建筑、东岳庙、历代帝王庙、北京宣南文化圈、国家图书馆敦煌与吐鲁番资料中心和善本部文物展、国家博物馆等。部分教师还指导研究生参与科研课题，组织研究生赴河北、山西进行田野调查。文物博物馆专业则根据学科特点，指导和组织学生多次进行文物遗址的考察工作。

7．培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五年来共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200余篇，指导本科生参加“白寿彝史学论著奖”论文竞赛123篇；在研究生教育方面，2001—2005年间，本学科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00多名，博士研究生近百名，留学生10名。在培养数量增长的同时，重视研究生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启动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设立专项基金，着重培养研究生论文写作能力和学术报告能力，举办本学科研究生学术论坛，使得本学科研究生专业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本学科教师所指导的本科生论文共有5篇在“全国史学新秀奖”评选中获奖。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朴天申获2006年“北师大留学生奖学金”二等奖。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上编教学的若干问题

◎龚书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上编叙述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历史。它包括四个部分，即：综述“风云变幻的八十年”，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下面将教材上编编写的基本思路做一简要介绍。

一、教材为什么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写起

这个问题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二是深刻领会“三个选择”的需要。

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门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和分析，帮助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又是怎样选择的。“三个选择”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五四运动前，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产生，中国人民也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作出选择，但中国人民已经在对中国的出路进行探索。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不断在寻找、探索出路。中国要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进行了各自的探索、选择。

这里，我们先讲一下农民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1851—186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清王朝长期对峙，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充分显示了农民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力量和作用。然而，农民并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他们进行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具有难以避免的弱点。如拜上帝教的宗教迷信思想，受封建思想影响而制定的严格的等级世袭制以及享乐主义、宗派主义等。正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太平天国最后在清朝封建统治者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清楚地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改变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

太平天国失败前后，清政府中的恭亲王奕让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兴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他们所办的洋务事业，主要是近代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编练新式海陆军、办新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指导他们办洋务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纲常伦理，这是根本。所谓“西学为用”，则是引进西方的工艺、科技以为用。也就是说，要用西方近代的工艺、科技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地位，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纳入中国封建主义的轨道里。

对于洋务运动不能简单地否定，因为它所办的近代企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办学堂、派留学生等在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也有积极作用。但是，对洋务运动不能评价过高，因为从根本上说，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指出真正的出路。教材指出，洋务派企图用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现代的新的生产力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发展起来的，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是搞不了近代化的。

它标榜办洋务是要“自强”、“求富”，然而它不仅没有使中国“强”和“富”，而且使中国加深了半殖民地化。中法战争“不败而败”，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究竟主要起了什么作用。洋务运动以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宣告破产。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成长，并登上政治舞台。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使中国独立、民主、富强，出现过两种主张和两条道路，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进行了改良的尝试，企图通过光绪皇帝的清政府来变法自强，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组织学会，开办学堂，著书立说，积极宣传维新变法主张，以民权、自由、平等等思想批判封建纲常伦理，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1898年，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在103天里颁发了许多变法维新的诏书。但是，维新运动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官员依靠无实权的光绪皇帝来开展的，既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实力，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一发动政变，就无回天之力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小。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军队，更不去发动群众。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他们又怎能不失败呢？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不行的。要想争取祖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败的社会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使一些维新人士如章太炎等醒悟，转向了革命。而康有为等人则继续走改良的道路。1906年，清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为了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宣布“预备立宪”。对此，改良派大为兴奋，纷纷成立立宪团体，发动请愿运动。他们把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作为推动立宪的近期目标。但当他们准备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即严令禁止，并于1911年成立“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失所望。改良的道路再一次幻灭。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承了太平天国的传统，吸取了改良道路失败的教训，努力推进民主革命向前发展。孙中山等人组织了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批评改良的道路，不断发动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10月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之一。

但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为时很短，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力下，革命派将政权交给代表大地主和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建立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复辟帝制。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连年混战。中国仍然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改变。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既然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没有能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那么，历史的发展就势必要求有新的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来充当时代的主角。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信仰和宣传马列主义，并将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以后，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二、上编着重阐明的几个问题

针对学术界的某些错误观点和学生思想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领会“三个选择”所必须弄清楚的，教材上编主要着重阐明以下三个问题：

1．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给中国带来什么

近些年来，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在这些人心目中，殖民侵略不是有罪，而是“有理”、“有功”。那么，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是使中国半殖民地化、殖民地化？这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近代中国是大大小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近代中国的历史，是遭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掠夺、剥削的历史。从1840年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规模大的就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战争等。他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领土，获得大量赔款，以及取得领事裁判权、海关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商业贸易权、矿山权等特权。仅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两次战争赔款，即达白银68000万余两。清政府无力偿还赔款，只好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并以关税、盐税为抵押。帝国主义通过贷款控制了清政府财政预算一半的关税和盐税两大收入，由此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西方列强通过所获取的种种特权，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对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取得了修筑铁路、开矿设厂等特权，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到1911年，外国资本占煤矿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几十个外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垄断着中国的金融事业。帝国主义控制着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中国经济地位的半殖民地化加深，中国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发展。

帝国主义在掠夺中国的各种利权中，对铁路利权尤为垂涎。到1911年，中国修成铁路里程的93．1%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1903年，日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鼓吹获取铁路利权的重要性。文章说：“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凡地方之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俎上之肉”，是“亡人之国”而“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人之土”而“分之使不知其分”的绝好办法。^[1]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修筑铁路不仅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而且可以伸展它们的势力范围，扩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侵略权益。西方列强把中国作为它们争相宰割的一块肥肉。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破坏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产阶级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了维护侵略权益以及满足生活上的需要，也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19世纪60至70年代，清政府和民间陆续举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中国社会产生了资本主义。此后，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束缚，发展艰难、缓慢，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西方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在中国经营了许多企业，不断扩大外资在华势力，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总额的比重：1894年为60．7%，1913年为80．3%，1920年为70．4%，1936年为78．4%。^[2]可以看出，外国在华资本比中国资本占有明显优势。而且在中国资本中，官僚资本逐渐压倒民族资本，民族资本在中国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是十分微弱的。在外国资本的压迫摧残下，中国民族资本无力与之抗衡，许多民族工业逃避不了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例如，被认为中国自己经营最成功的开平煤矿，1900年就在中外合办的名义下，被英国资本吞并。此后，英资挟其优势，兼并了另一家民族资本煤矿———滦州煤矿。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是发展较迅速的，但1918年到1927年间，因欠帝国主义债务无力偿还而被拍卖、吞并的中国纱厂就有7家。1931年，日本在天津尚无一家纱厂，到1936年，已收购了华商纱厂中的4家，控制了天津纱厂纱锭的71．72%，布机的76．34%。20世纪30年代，上海棉纺织业资本家发出了呼号：“究竟中国纱厂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地说，中国纱厂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3]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在日、美等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命运更为悲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据统计，中国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为4．9%，1936年为10．8%，1949年为17%。^[4]这个数字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艰难的、缓慢的。在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09年里，我国才积累17%的近代工业经济，而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占了83%。小农经济如同汪洋大海，而近代工业不过是这个大海中的几个孤岛。毛泽东深刻指出：“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5]

帝国主义还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中国的反动派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存在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

历史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又没有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6]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2．如何理解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革命和现代化关系）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里明确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面对着的两大历史任务，并阐明了两者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如果不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不革命，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不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扫清障碍，就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不能实现现代化。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一，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第二，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第三，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

需要指出的是，在史学界的一些人中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在有的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中说：“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现代化代替革命，或者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有的人则更为直截了当地鼓吹“告别革命”。

这种否定革命的思潮，是受到国外的影响的。1990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波兰历史学家耶日·托波尔斯基提交的题为《历史编纂学中的革命神话》的论文中，否定了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等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他说：“在历史编纂学中，政治含义的‘革命’一词，从一开始就具有神话解释的成分。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某些社会主张和政治主张的传声筒。”前面提到的所谓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的观点，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教授在题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一文中有过详细的阐明。文章说：历经六七十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汉学界历史解释范式。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对革命的“正面评价”。但这种看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变了。“先前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一些著作竭力散布革命的种种弊端，说什么“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革命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虽然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但晚清以来的中国从未成为现代社会。换句话说，中国革命不仅未使中国现代化，反而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德里克最后认为，美国汉学界用“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来研究中国近代史，许多问题不能说清楚。

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程中，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主要来自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蒋廷黻1938年在出版的这部书中提出：“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化吗？”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的根本任务就是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其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却要中国人去搞现代化，而不是去抗日！如今一些人所说的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从历史渊源说，主要就是源自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这完全是老调重弹，而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创新。

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现代化代替革命，或者将二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离开当时中国的国情，要历史地看问题。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不独立，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社会贫困落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这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前所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离开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离开了革命，离开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代化是化不起来的。现代化既不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之代替革命，也不能和革命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革命或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现代化）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二者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不能加以割裂。毛泽东在解放前曾多次讲过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他说：“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7]他还说：“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8]这清楚地说明了革命和现代化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的关系，革命是现代化的前提。

对中国近代史的主线的认识，关系到对事件、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正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之代替革命，有一些中国近代史的论著里，洋务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而对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事件则予以贬抑、否定，将戊戌维新运动说成是变法派人士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说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认为辛亥革命“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等。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琦善、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被美化，而林则徐、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等人则遭贬抑或被丑化。电视剧《走向共和》则以艺术形式来反映这种错误的历史观。

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究竟要走什么路。持这种观点中的一些人旨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宪政的道路。

不能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不等于说不可以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但是，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能脱离近代中国的国情，孤立地就现代化谈现代化，而要与革命的历史结合起来。

3．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定革命。前面讲的以现代化代替革命，其实也是否定革命。不过那是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说的，这里要讲的是它和改良的关系。

有人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辛亥革命“搞糟了”，结果“必然军阀混战”。“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能量的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于是鼓吹要“告别革命”。究竟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和改良，这是原则问题，需要分辨清楚。

把一场伟大的革命简单归于某些人物“情绪化”的“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归于某些人头脑中的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唯心史观。革命不是也不可能只凭少数人一时的情感冲动就能发动起来的，也不是只凭借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就能发生的。革命的发生除去革命阶级的主观条件外，必须具有革命形势，有革命的社会需要。没有革命的条件，革命时机不成熟，任何人的“情感激流”也制造不出革命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都是客观情势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列宁说过：“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9]辛亥革命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以辛亥革命而言，它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当时国内的客观形势，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遍布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清运动，据统计，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民变多达1300多次。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政府陷于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环境和群众基础。二是清政府一再拒绝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变本加厉地加强皇族集权，并于1911年组成被称为“皇族内阁”的“责任内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对清政府感到失望，有些人放弃了改良的幻想而投入革命阵营。三是《辛丑条约》签订前，慈禧太后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更加投靠帝国主义，成为“洋人的朝廷”。四是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间，汉族官僚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愈演愈烈，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总督、巡抚或保持观望，或弃城逃跑，或附和革命，几乎没有人为清政府效忠卖命。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那样，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也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10]。“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⑪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形势使然，而不是什么“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

近代中国的革命，可以说是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逼出来的。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不少骨干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张以武装革命推翻清政府，而是经历了一段从改良到革命的过程。孙中山曾经说：“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⑫事实也是如此。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事与愿违，孙中山要求改良的愿望换来的却是李鸿章的极其冷漠。这才使孙中山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其他如章太炎、秦力山等人也是在自立军“勤王”失败后放弃了改良主张，转向革命的。

革命和改良究竟哪种好，不能抽象地论定。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变革中，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对革命、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完全抹杀革命，一味颂扬改良，是错误的。当一个国家内部需要革命，而革命条件又完全具备，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改良，就不足取，应该予以批评。就近代中国而言，无论是戊戌维新运动还是立宪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都曾不同程度地起过积极推动作用。但无论是维新派还是立宪派，他们试图以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宣扬“告别革命”的人攻击革命的一个论点是所谓“杀人流血”。这种说法并不新鲜，康有为等改良派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是如此说的。当时的革命派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见一方鼓刀而屠，一万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13]他们还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己”。^[14]对所谓革命“杀人流血”做了有理有力的回答。不用革命，不“杀人流血”，社会永远平和地发展，当然很好，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列宁明确指出：“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15]列宁所说的战争，包含革命战争。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革命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对革命的评价自然不同，这不足为奇。

否定革命的另一个论点是，“革命是个破坏性的力量”。这也不合历史实际，没有根据。革命无疑是要破坏，但不是“只是破坏”，不是“破坏一切”。破坏不是革命的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不破坏腐朽的旧政权和阻碍社会进步的旧事物，就不可能建立新政权，推动社会发展。对于革命而言，破坏与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不能割裂、对立。孙中山曾指出：“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16]；“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17]。显然，革命并不只是破坏，建设也是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任何真正的革命都不仅破坏了原有的政治框架，而且还提出并建立新的政治框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近代中国的革命要破坏什么旧的政治制度，建立什么新的政治制度，都是很明确的。至于辛亥革命后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走不通，出现的帝制复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这不是辛亥革命的结果，而是袁世凯及其他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18]如果说辛亥革命的失误，那恰是它对旧制度破坏得不彻底，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就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革命果实和日后的军阀割据、混战留下了隐患。

（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增刊）

从教学和研究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的建立

◎王桧林

一、中国现代史教学、研究中和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代史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其中的许多问题缺乏研究，因此在教学、研究和历史知识的传播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左”倾思想的影响，是开展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严重障碍。很多问题从这里产生，使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很好贯彻。当然决不能否定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成绩。找出存在问题的目的，正是为了使这门学科更加完善。

回顾这些年来这门学科所经过的历程，看一看它的现状，可以发现许多问题，具体事例很多，仅举出以下几件：

（1）1964年我们曾经开设抗日战争史专题讲座一门课。在学校“四清”运动中这门课受到了工作队的重点批判。被批判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讲那么多反面的东西。这门课是在历史系五年级开的，那时学生已学完了全部中国通史（包括现代部分），因此在专题中安排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反面题目和党史以外的题目，如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抗战主张（即它的片面抗战路线）、中间路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等。批判的理由是，党史有那么多内容可讲，不应该讲这么多反面题目。从这个事例可以想见当时中国现代史所面临的一种状况。

（2）“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他们许多人的“罪行材料”中都有这么一条，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吹捧蒋介石”，“大搞投降主义”。这些老同志在抗战期间，特别是抗战的前期，确实说过拥护蒋介石一类的话。但这是当时党的政策，党中央公开发表的正式文件也这么讲。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林彪、“四人帮”利用青年没有历史知识进行欺骗。许多青年一见这些同志说过“拥护蒋委员长”之类的话，就怒不可遏。如果他们多有一些普通的中国现代史知识，知道抗战时期的历史真相，就不会那样大惊小怪了。由此可见，给青年以正确的和比较全面的历史知识是何等的重要，群众缺乏中国现代史知识是如何的有害。

（3）我们编写中国现代史讲义时，曾将编写大纲发给同学们讨论。其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章的题目是：国民党法西斯政权与红色政权的对立。不少人说这是客观主义的摆法。这实际上就是说，这种摆法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这样就把客观地反映实际当做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

和这种思想一致的还有：写书或讲课，在叙述国民党进行反共高潮时，标题一般都是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不然好像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其实没有国民党的“发动”，哪里来的共产党的“打退”？这种写法在党史上是可以的，在现代史上就是可以斟酌的了。

（4）许多资料的编辑体例和内容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例如在编辑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资料时，把我方的资料作为正文，把敌人方面的资料作为附录。这些附录一般都是简略到说明不了问题。讲一场战争，只从一方面讲，是不可能讲清楚的。编辑政治方面的资料同样也存在这种问题，如关于1946年政协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我党方面的，民主党派的资料不多，国民党阐述他们的主张的东西，则作为附录，而材料来源多数是我们报刊上按照当时的需要所做的摘录。这些对研究者来说，是很不够用的。在教学中这样片面的讲述，也不能使学生透彻地了解我党的主张和策略的正确性。在资料编辑工作上，这种片面的体例和内容，一直是比较普遍的。

（5）新《辞海》中“蒋介石”这一条目大致是这样写的：他伪装革命，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等职务，制造中山舰事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坚持不抵抗主义，发动剿共战争，制造新军阀混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动大规模内战，当伪总统，被人民推翻等等。总之，绝大部分是写他直接反对、进攻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方面。这些是应该写的。但是这样写是不够的。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反动人物，是统治阶级最主要的代表。他除了赤裸裸地直接反对革命以外，还用大力进行军阀混战和反动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这些在他全部政治生涯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胜利者，不然他就当不了统治集团的最高首脑。关于这一方面，《辞海》仅用半句话一带而过（“……此外，又不断制造新军阀混战”）。再一个方面，作为统治集团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采取了许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以巩固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这后两个方面，对当时中国的政局和人民革命斗争，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都是蒋介石生平的重要内容。如果这些都不写，怎能使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对旧中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为他们辨别是非提供必要的资料？

以上这些例子还可以举出好多。我们列出这些问题，绝不是说中国现代史（包括党史和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没有成绩，没有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提高教学质量，使它在促进“四化”、教育人民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这些不是个别的枝节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史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问题的基本观点

如果说上述问题是存在的，就应该考虑如何解决。

当然每一个具体问题，本身都有一个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和我们对它的分析认识的问题，就是说都有具体的是非问题。但是我们总觉得那些具体问题后面，还有原则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这些具体问题是否可以概括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内容以及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否可以说得更概括一些，即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问题？

这就是提出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问题的根本考虑和出发点。

关于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可以就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加以讨论：

（1）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中国现代史（这里说的是1919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是通史，不是专史。它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它研究的对象与中国通史是一样的。搞现代史的人对这一点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异议。但在具体的处理上就有分歧了，在内容的广度方面、结构方面很有不同，很多问题古今不能贯通。当然中国现代史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也和我们的理解有很大关系，确定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一部分的看法，还是必要的。

（2）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对象和这个对象中包括的内容。

中国通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是首先需要确定的问题。李大钊说：“把人类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史学要论》）因此，可以说中国通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阶段。但是这个说法太笼统，需要再加说明。就中国一个范围来说，中国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是一个纠结在一起的整体。整体可以分为许多部分，整体分为部分又有不同的分法，例如可以把人类生活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也可以把人群分为阶级、社会集团、家庭等。总之，各个社会集团、各个阶级的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就是中国通史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通史研究的对象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些就是通史研究的内容。

这样通史不是等同于社会发展史了吗？不是的。社会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状况及其演变，而通史则是通过人类的活动、具体历史事件来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

（3）通史研究的对象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不是各自孤立的方面，它研究的是分为各个方面的人类生活的综合体。

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互相联系而不可分的。人类社会中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必然联系以及在必然联系中的运动，就是历史发展规律。通史的任务在于从整体上观察历史的发展，在于从规律性上阐明历史的发展。这样通史的范围固然包括整个社会，但又不是人类活动事无巨细都要写上。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通史所叙述的是通观历史所必需的事件，是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事件。

（4）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互相联结成为整体的。这可以说是横的方面的结合。就历史科学来说，还有一种更重要的结合，即横与纵的结合。

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是运动中的联系，是变化中的联系。客观的历史发展，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结合成的结合体的发展。所以，完整的历史观，应是横与纵结合的历史观。要比较完整地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研究者的注意力不仅要在横的方面展开，即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上开展，在所有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的活动上展开；同时，还要在纵的方面展开，即在时间上展开，就是说要从“通古今之变”上把握历史。

研究区分为集团和阶级的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全面性。对各个领域既要分门别类去研究，更要注意它们的互相联结，即综合性。“古今之变”就是发展性。把三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观点。这就是全面的、综合的、发展的历史观。这些并不是新思想、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固有的。我们不过是用来说明建立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罢了。

（5）人类历史的客观合乎规律的发展，正确地体现为历史著作的逻辑结构，就是历史科学的体系。

上面说的是人类历史本身和人们如何看待历史的观点，还不是历史著作的科学体系。人们写的历史书，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的发展在人的思想上的反映。这种反映可以是杂乱的，也可以是有条理的；可以是个别的，也可以是整体的；可以是现象的，也可以是本质的。一本通史著作，叙述的固然是一个一个的历史事件，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有它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是有规律的。因此真正的科学的通史著作，一定是能够体现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极其繁多的各式各样的历史事件的发展，体现在一本书的篇章节目和具体叙述的结构上，就是一本通史的体系。正确体现客观历史的全面性、综合性、发展性的合乎规律的逻辑结构，就是通史的科学体系。完美无缺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确定一个完善的标准对历史研究是有好处的。

既然通史的科学体系，是反映在人们思想上的自然发展着的历史的一种逻辑结构，那么，建立通史的科学体系，首先要掌握全面的历史资料，并用大力探索其中的规律性。基本的历史资料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找到了，科学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因此，建立历史科学的体系，必须在掌握历史资料和探索历史规律性上下大工夫，只在文字上形式上的结构方面下工夫，是舍本求末的办法。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和纠正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首先明确一些基本看法，是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全面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全面体现极其复杂、生动、多变的历史内容的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这样，才更有利于开拓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多方面地总结这一时期的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充实中国现代史的必需的教学内容，使这门科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些在中国现代史这门科学的发展上，是十分重要的。

三、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是个什么样的体系？

至于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体系，现在还说不具体。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一般说来，中国现代史体系与中国古代史体系应该是相同的，但是中国现代史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例如，买办地主阶级掌握着全国性的政权，同时又存在着局部的人民政权，长期处于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并且在这个时期的末尾反动政权又被推翻了。从全国来说，在长期内，人民是被统治者，但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革命的领导者，在这个时期末革命力量由劣势变为优势，以至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如何体现这些特殊性，是建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的重大问题。第二，当前和以往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还很不全面，很不深入。第三，我们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缺少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实践。因此只能谈一些很不成熟的想法，作为探讨问题的参考材料。

关于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问题，前此没有人正式提出过，但是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编写原则，可以看成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现在比较流行的意见，似乎是这样：中国现代史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斗争为中心，同时为了反映历史的全面情况，还要写当时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方面的内容。这样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上述意见容易使人产生以下的片面理解：

（1）既然中国现代史是人民革命斗争史，那么就主要地大量地写人民的活动，人民的对立面只有作为陪衬，用很少的分量去写（以致说明不了问题）就可以了。如果编辑资料，统治阶级方面的史料，只能收入很少一点，作为附录。

（2）既然中国现代史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史，那么当时为共产党领导所不及的重要历史活动，就往往被忽视，甚至被从视野中排除。如果写“五四”时期的历史，只写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主流就足够了。

（3）会使人认为，人民革命斗争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史实是两码事不是一码事，在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人们活动领域之外，另存在着人民革命斗争。似乎政治（人民革命斗争以外的）、经济、文化思想都不是人民革命斗争史本体的事情，而是为了反映中国的全貌而加写的。根据这种理解来写中国现代史，作为背景而写的经济往往与人民革命斗争缺乏内在的联系，文化思想往往成为正文以外的附加物。

上面这样的编写原则，这样的历史体系，对中国现代革命史来说，是当然如此；但对于作为中国通史一部分的中国现代史来说，则是有缺陷的，不合适的。

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到底如何建立，应该根据1919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的实际，用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指导去探求。

在现代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代表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控制着全国性的政权。它们是革命的对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我国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整个国家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同时，反动阵营中的各个部分，既互相依赖，又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人民阵营内部，既有利益一致的共同性，又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还存在着剥削被剥削这样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总和就是中国的社会。这些矛盾的产生、发展、转化、消失，就是中国现代史的内容。从人民反对三大敌人的过程来说，就是人民革命斗争史。但是，这些矛盾，这种革命斗争，不是孤立自存的。这些矛盾，这种斗争是通过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表现出来的，是贯穿于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之中的。离开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还有什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包括革命斗争）呢？纠结在一起的各种矛盾的运动，就是历史的本身。人民革命斗争，各种矛盾的统一和斗争，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等方面的状况和演变，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这些就是中国现代史的内容。由这些内容所构成、符合客观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在历史著作上的逻辑结构，就是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地主、买办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前者反对后者的斗争推动着中国前进，是历史的主流。同时还存在着各种非主要矛盾和历史的支流。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流和支流，结合为一个整体。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斗争，由各阶级、各集团、各政党的活动来体现，同时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作为中国通史一部分的中国现代史的任务，就是对这些做全面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既不能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又不能是零碎的孤立的事件拼凑，而是从事物发展的必然联系上去反映。这种反映应该是历史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的反映。这样就必然地舍掉了那些与历史发展趋势无关紧要的事件。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个社会集团，它的地位和作用，一定要在与其他事件、其他集团的联系中，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只有从事物发展的必然联系上去观察，从总体上去观察，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各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确定。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人民革命斗争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才能得到更充分更有说服力的说明。

总之，我们认为，用全面的、综合的、发展的历史观作指导，逐步建立一个完整地反映这段历史的面貌、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系，在中国现代史这门科学的发展上，是非常需要的。按真正的合乎科学的中国现代史体系的要求去研究问题，编写历史，对中国现代史这门科学将是一个推动。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以研究推动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汝企和

近年来，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在全国蓬勃开展，如何深化教学改革已成为许多教师思考的问题。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指出：“教育不仅应坚持教育内容的科学性，而且应遵循认知的规律，研究和遵循教育的规律，追求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科学性。”^[19]教学改革也应对教学的各个环节加以研究，以达到最终实现科学性的目的。

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全面成功，有赖于一门一门课程教改的突破。我们中国历史文选课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诚望这些探索能成为其他课程改革的铺路砖石。

一、教改新思路的提出

中国历史文选是我国各院校历史系的专业基础课和语言工具课，多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探索改革与建设的途径。1994年我系被批准成为国家教委“文科人才培养基地”之后，我们更加大了改革力度。

教学改革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思路，舍此则很难有科学、系统、深入的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为此，笔者在以往教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四项调查研究与思考。

一是对本课程目的的思考。对此问题，历史文选学界历来看法不一，这些分歧意见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这门课“作为语言课，教学目的是单一的，即集中力量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古代历史文献的能力。”^[20]另一类则认为这门课应承担多项任务，如：“要系统地给培训对象以中国历史要籍方面的基础知识，使培训对象能系统地掌握中国历史要籍发生、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具有阅读一般古代史籍、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文言史料的能力。”^[21]据笔者考察，这些分歧主要源于各院校历史系所设课程的不同：有些历史系未开设史学史、历史名著研读等课程，这样其历史文选课就不得不负担“向学生介绍一些有关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发展概况的基本知识”^[22]的任务；而有些历史系开设了多种与之相关的课程，上述各项任务可由这些课程分担，这样历史文选课自然可以目的单一了。北师大的情况属于后者，因此多年来这门课一直被定位为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其教学目的也是单一的，即“要提高读者的古书阅读能力”^[23]。

二是对课程内容的分析与思考。既已将本课定位为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古汉语学习就成为其主要内容。

无论学习何种语言，最基本因素皆为字词和语法，古汉语亦不例外。古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许多古汉语语言现象又非语法所能涵盖，因此与语法问题相比，古汉语字词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以往的教学实践充分表明：对于古汉语特有的语法规律，学生掌握起来比较容易，短时间内就能有较大提高，而字词方面若想有明显进步，则需长时间积累。正如语言大师王力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在研读古代汉语的时候……语法方面固然很重要，但是由于语法是比较稳固的，古今差别不大，只消知道几个粗线条，再学习一些古代虚词，也就差不多了。至于词汇，它是变化比较快的……所以先抓词汇方面是对的。”^[24]

要掌握字词，不外乎形、音、义三个方面。众所周知，古人对汉字的形、音、义，千百年来已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这三项专门之学（古代合称为“小学”）作为本科生课程，一向由中文系开设，历史系则很少设置。然而作为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历史文选的教学，适当引入“小学”的实用部分却完全必要。学生掌握了这三学的实用部分，就可对每个汉字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从而不但可准确把握每个字的各种含义，而且还可举一反三，即在离开教师之后仍能运用这些知识不断提高古汉语水平———这种方法给予学生的不只是一杯水或一桶水，而是给了他们长流水的水源。

三是对以往教学实践的调研与思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往的实践表明，引入“小学”知识确为解决历史文选教学难点的有效手段。如陈虹先生就曾以数则精彩例证，说明运用音韵学知识可使教学中的疑难迎刃而解，并总结道：“音韵学这把钥匙，就这样为同学们打开了众多的知识大门。”^[25]在1997年全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她更进一步总结出运用“小学”内容进行教学的方法。^[26]

孙绍华先生则明确提出了要“从汉字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功用”的观点。^[27]在1997年的研讨会上，梅显懋先生亦指出：“当教师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知识来疏通文义时，学生往往表现出极大兴趣。”^[28]此外，论及在教学中运用“小学”知识的，还有刘启林先生的《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法摭言》⑪等文章。我们教研室的几位教师，近年来也都不同程度地将“小学”知识运用于教学，效果皆颇佳。总之，以往的大量实践雄辩地证明：将“小学”知识引入课堂，不但完全可能，且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⑪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二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四是对中学文言文教学状况的调研与思考。古汉语在中学称为文言文，其教学状况与大学教学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学文言文课水平不断提高，已发生很大变化。对于这些变化，有人进行了深入研究与精确统计，并编纂成《中学文言文索引词典》，其编纂动机，就是因发现“十年间（大学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之所以愈来愈不能尽如人意，关键在于我们对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不明，教学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偏低了”^[29]。这部词典“把选入初、高中语文课本的192篇诗文所出现的全部词语和句子收揽无遗”，而且对“中学语文课文言课文的词汇蕴含量”进行了“精确统计”，并将这些数字与迄今影响最大的古汉语课本———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进行比较，其结果为：“在《古代汉语》所选的261篇诗文中，有32篇已为中学语文课本所选，占12．3%。”更重要的是：“《古代汉语》所要求学生注意掌握的1123个常用词，只有75个不见于中学课本，仅为其6．8%。”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以上几点足以说明，中学语文的文言文部分比重大大增加，教学相当深入，已经和前些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根据中学文言文教学的深化，（大学）古代汉语教学的立足点、出发点必须相应提高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现行的古代汉语教材是需要更新的。”^[30]此言虽为中文系教师所发，但他对中学有关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对历史文选课同样具有深刻意义，因为两系学生在中学的文言文基础是完全相同的。

从该书的统计还可看出，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量的方面，如书中“揭示”了“几个常用文言虚词在中学课本中出现的次数”：“之，2250次；其，768次；者，761次……”这些数字生动地表明：中学教学已为学生提供了比十年前丰富得多的感性知识，而大学古汉语教学的提高则主要应表现于质的方面，即更加着力于将学生丰富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而“小学”知识恰是对汉字形、音、义的理论升华。因此如果说，十几年前将“小学”内容引入历史文选教学尚为时过早的话，那么十几年后的今天，引入“小学”内容已变得日益迫切了！

通过上述四方面的调研，并吸收了多位专家的意见，教改的新思路终于产生：即以“小学”的内容（主要是实用部分）统领历史文选教学，以达到切实提高学生素质与能力的目的。

二、新教材的编纂

为深化教学改革，我们按照新思路编纂了新教材，它从四个方面突出“小学”内容：(www.xing528.com)

1．知识介绍。将“小学”的实用内容深入浅出摘编为短文，置于每册书之首，并精选历代名家关于“小学”的论述若干篇，附于短文之后。讲课时，将上述内容适当穿插于各篇课文之间进行讲解（其中易懂者则作为练习让学生翻译）。这样安排，首先是将“小学”知识摆在课本最突出位置，以引起学生充分重视；而更为重要的是切实以这些知识贯穿全部教学终始，以使学生逐步加深理解，从而最终达到能独立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疑难问题的目的。

2．选篇。A．精选“小学”篇章（见上）；B．所选课文，多为先秦、两汉之作，如多种经书、诸子书、《史记》、《汉书》等，这些名篇恰为中国历史上被后世学者注释最多的篇章。如《周易》一书，几千年来对其诠释、研究之书竟达三千余种，堪称世界之最；对其他名篇的注释也往往超过原文几倍、几十倍，这些注释是“小学”资料的渊薮，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选这些篇章，非常便于教师展开讲授“小学”内容。

3．注释。新教材注释中也注意引入“小学”方法。如《尚书·牧誓》的第一句即：“时甲子昧爽”，其中“昧”为“暗”，学生容易理解，而“爽”为“明”则不易懂。新教材注：“爽，会意字，字形像古代窗棂，其空白处表示透进的光。”与仅仅注“爽”为“明”相比，这样注释显然可使学生对字意的理解深刻得多。又如《书教下》引《易·系辞》的“（易）穷则变”一句，“穷”很容易被误解为“贫穷”，因此注释中指出：“窮，身弓于穴，表示无出路之意。”这样从字形中分析字意，生动形象，可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4．首创实习系列。《关于深化教育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教育改革要“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重视实验课教学，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31]创设实习系列，即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有力措施。

以往教科书中，未见有安排实习者。我室于1994年设立文献实习室，故此次新编教材，增设实习系列。该系列前两单元为实习如何使用工具书，后几单元则是实习如何从“小学”的角度剖析与理解汉字。

笔者认为：大学学生在四年内能学会使用多少种工具书，是其学术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志之一。多掌握一种工具书，其自学能力便增长一分，这对古汉语学习尤为重要。要想真正掌握“小学”知识，有些工具书（如《辞源》、《说文解字》、《古文字类编》等）必须学会使用。以前课堂上也向学生介绍过工具书，但由于没有教师指导下的实习，对一些较复杂工具书的使用，学生课上似乎学会了，但课后仍不会查。近年来在实习室内带领学生使用工具书，查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当堂即予以解决，这样学生很快便可掌握。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本身即为实践性较强的学科，白兆麟先生指出：“显然，综合性和实用性是这门学科（指训诂学）的两大特征。”^[32]我们向学生介绍时，又偏重于其实用部分，因此要掌握这些内容，实习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次新编教材，制订出围绕“小学”知识的实习系列，并按照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次序分置于三册之中。

除上述外，笔者在历史文选的选篇方面还进行了其他研究，故而新教材又具备如下特点：

1．在全国近30种《历史文选》中，首次选入“小学”篇章（详见上文）。

2．首次遍选四书五经。以往的20多种教材，无一例外都选了经书，但对群经之首的《周易》却很少有人问津；选《论》、《孟》者甚多，而选取《大学》、《中庸》者亦鲜有闻。这次我们不但选入《周易》，且全文载入《大学》和《中庸》，从而成为遍选四书五经的第一种《历史文选》。这样做是基于如下考虑：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五经就成为历代选官取仕的必考内容。两千年来中华大地上每一位知识分子，特别是管理者与各方面杰出人物，无不自幼苦读经书，将其内容烂熟于胸。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各层管理者———从天子到大臣，乃至县乡官吏，亦无不尊奉经书作为其统治的最高指南。至于四书，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成为后世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元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元仁宗下诏定考试科目曰：“考试程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33]自此后考试皆在四书范围内出题，明清数百年间一仍此例。故四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六百年的影响，亦为其他任何文献所无法比拟。从这一事实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五经（后期包括四书）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文献，因此也应是我们历史文选应首先考虑选入的篇章。

历史文选课的早期开拓者一直在考虑如何使这门课更好地为学生学习历史服务，但其效果正如白寿彝先生所指出的：“最初是强调跟中国古代史相配合。做了一个时期，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办法行不通。文选的一篇文章，往往需讲上一两个星期，古代史的几百年过程有时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讲完，这两门课说什么也配合不上。”^[34]笔者以为，选学四书五经，就是将历史文选与中国古代史真正配合的方法———这是一种高层次的配合，有了这种配合，才能对千百年来中国各级统治者共同尊奉的指导思想有较全面的了解，从而也才能对其间的社会变化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

3．首次选入佛经、道藏。佛教自东汉传入华夏大地，近两千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最高统治者到庶民百姓，或多或少都受到其直接、间接的种种影响（笔者认为：对反宗教者来讲，宗教同样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只是影响的性质不同而已）。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伦理学，乃至养生学等，无不带有其印记，历史上以道教为旗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也为人所共知。人们常以儒、释、道三者并举，就说明在中国历史上，这三者皆起过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亦须对释、道有所了解。

近代以来，不少史学巨匠已将研究触角深入宗教领域。如陈垣先生“对于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其盛衰都有专门的论述。对于道教也写有专书”^[35]。当代著名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刘家和先生等也都对释教有所研究。历史文选课不可能全面介绍释、道二教，然让学生了解佛经、道藏重要史料，却十分必要。新教材选入佛经、道藏，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新编教材从整体思路到全书结构、选篇等，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成为全国近30种历史文选教材中唯一被批准为国家教委立项项目者。该教材于1999年6月出版，已成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三、教学方法与考试的重大改革

在教学方法方面，我们也做了多项改革，主要如下：

1．在全国首创实习室与实习内容的不断深化。实习的重要性已如上述。1994年，在系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在全国首创历史文选课的实习室。开始时仅进行工具书实习，自1997年确立了教改的新思路后，实习中逐渐增入“小学”内容，这是上述研究的又一成果（具体做法见上）。这些实习消除了学生对大部头工具书、线装古书的陌生感和畏惧感，切实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其今后的自学铺平了道路。

历史文选课是陈垣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创设的。为把历史文选教学搞得更好，笔者自1999年起，对陈老当年创设此课及其教学情况进行了考察研究，并发现：陈老为此课设立实习室绝非偶然，这是他“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的一贯思想的结晶。这一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教改仍具启迪意义，它使我们进一步确认：这门课的最大特点之一即实践性强，建立实习室就是满足这一特点的最佳手段。由此我们在实习室条件暂时很差的情况下仍坚持实习，而且还将实习范围扩展到校外，带领学生到石刻博物馆、孔庙等处进行实地考察。这些实习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使他们真切认识到：要想读懂在祖国大地随处可见的石刻文字，就必须学好历史文选课，从而大大激发了学生对本课的兴趣。

2．在全国首创古汉语过关考试。各院校迄今为止只有英语设过关考试，对历史系至关重要的古汉语却未设。我们首次在大学三年级中期安排古汉语过关考试，不能过关者则不授予学士学位，因此其意义远胜于一般考试。特别是我系已被教育部确立为文科人才培养基地，过关考试也成为培养高层次史学人才的有效手段。自1998年始，我们已成功组织了三次过关考试，每次考毕都要求教师写出“考试分析”，及时总结出题方面的得失，以便使之逐渐完善，最终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古汉语检测题库。1999年6月30日又专门召开了“《历史文选》过关考试专家研讨会”，专家们对如何建立过关考试题库以及对本课程各方面改革的许多珍贵意见，已对教改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3．近年对其他教学方法改革的新研究与新实践。

几年前我们就运用教育心理学原理对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了分析，认识到兴趣在大一学生认知内趋力中所占比重要比高年级远为突出这一特点，并以此为指导来安排教学。笔者还发表了论文《以教育心理学的原理指导历史文选教学》，将这一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

近年对陈老的研究，总结出其6点教育思想和14条教学方法。这项研究对今天和未来的教改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如陈老“重视基础教育”的思想和当年创设历史文选课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门课在历史系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削减本课学分则不利于历史系学生的基础教育，因此我们一直在为恢复本课学分而不懈努力着。

陈老“重视能力培养”的思想，使我们对突出“小学”内容的思路有了更加明确的理性认识，而且有了新措施———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中，已设常用词一项，我们在此基础上，又作了四项突出“小学”内容的改革：一为引入甲骨文；二为介绍文字学知识；三为引入音韵学常识；四为讲解一些训诂学方法。从而将学生对字词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高度。

又如四角号码查字法在许多历史学工具书中广泛运用，为此我们专门向学生讲授了这种查字法，去年还组织全班学生进行了用四角号码查繁体字的比赛，优胜者给予奖励。这项措施对提高学生查找工具书的能力非常见效。

陈老“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的思想，对教改亦有启迪：教研室的四位教师，学术各有专长，在这次研究之后，我们明确要求每位教师将自己的学术专长体现于历史文选教学之中，这样在基础知识传授方面大体一致的前提下，又可形成每位教师的特色与风格。这是使教学向高层次迈进的有效手段。

总之，这次对陈老教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成为对我们教学的一次全面总结，使我们将以往的教改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从而使今后的方向更为明确，措施更具科学性。

四、改革的效果与反馈

上述诸项措施均已取得明显效果，突出表现于：

第一，最具说服力的是过关考试成绩。三届过关考试与以往历届考试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历年试题均以课本为主，而过关试题则以从未讲过的篇章为主，完全是水平测试，其难度远远超过历届试题。而三次过关考试的结果为：70%以上的同学都获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而无一不及格者。这些数字雄辩证明：几年来我们的教改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学生的古汉语水平确实有了明显提高。

第二，为教改的项目与获奖情况。历史文选课的教学改革于1996年被批准为国家教委“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之第一批立项项目，1999年已提前结项，受到教育部的通报嘉奖；于1998年被批准为北京师范大学“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立项项目，1999年已结项。

这项教改的成果于1996年获北师大优秀教学成果奖，1997年获北京市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00年获北师大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01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第三，是专家的评价。新教材出版后，至少有四位专家主动打来电话，对教材给予肯定和赞扬（最长的电话达20余分钟）。他们说：“突出‘小学’内容是从未有过的独特的特色，为学生今后的深造打下了坚实基础。”“全书结构很新颖。”“‘小学’选篇选得精当。”“遍选四书五经对学生的历史学习有导向性的作用。”“选取佛经道藏很有新意，也很必要。”“实习系列是一项独创，对培养学生能力大有裨益”等。本系许多教授亦当面加以赞许。北师大古籍所的曾贻芬博导为新教材撰写了两千余字的评论，她总结道：“这部教材在体例、选篇方面有不少创意，就历史文选教材而言，上了一个新台阶，确实是一部好教材。”

此外，在1997年全国性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上，与会者对过关考试极感兴趣，他们说：“这项措施第一次将历史文选课的地位提到与英语相同的高度；可以大大提高各校的系领导和学生对这门课的重视程度，是一项有利教学的重大措施，应尽快向全国推广。”

第四是教师的反映。用过新教材的两位教师一致反映：“新教材特别便于展开讲授‘小学’内容，对提高学生能力和素质非常见效。”

第五是学生的反馈。多数学生在对本课的评议中都写下类似话语：“这门课使我学到了许多掌握古汉语的技巧和方法。”“过去我觉得文言文课很难学，现在才发现这门课很有意思。”“我知道今后应该怎样继续学习古汉语了。”“这门课是我上大学以后最爱听的一门课”等。

五、几点思考

从上述教改过程不难看出，要想科学地进行一门课程的教学改革，就必须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第一，要制定教改的新思路，至少要进行四项研究，即：1．明确本课程目的以及本课程在全系课程中的定位；2．对本课程内容的深入探研：寻觅出内容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从而研究出最为有效的突破方案；3．研究以往的教学经验：不仅是本校的，更应研究全国各院校的，以便从纵横两方面汲取经验教训；4．本课程在中学的状况，尤其是近年来的发展，以便与之很好地“接轨”。

第二，如编纂新教材，又需对本课程涵盖的知识范围进行研究，从而才能真正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教改新思路的内容；编写文科教材，则应考察这门课与灿烂的中华文化间深层次的联系，这样才能发现应拓展的新内容；同时应对全国的教材（包括相关学科的）进行研究，使新教材广泛汲取经验教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第三，若该课程历史悠久，则应对其历史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吸收先辈们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教改方向，更有可能发现教改的新突破点。

第四，及时总结甚为必要。不但要经常总结教学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更要及时总结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够将改革进程中的点滴体会和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从而指导下一步的改革。笔者在1993年就曾撰写《以教育心理学的原理指导历史文选教学》，对当时的教学心得加以总结；在编纂新教材的过程中，又发表了《对建国以来〈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回顾与思考》及《对〈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编写的思考与探索》；1999年在研究陈垣先生的教学的过程中，又撰写了《陈垣先生的教育成就与教学方法初探》和《论陈垣先生对历史教学的一大贡献———管窥陈老的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这些研究与较为及时的总结，推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也从根本上保证了教改的科学性。

总之，要进行一门课程的教改，就要对其各个环节进行深入研究，找出每个环节的关键所在，并予以突破；还要经常总结这些研究与突破，以使今后的道路更为顺畅。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改革之路还很长远，如运用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等不少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这些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笔者毕业于历史系，未受过教育学的系统传授，撰写本文过程中常感力不从心，诚请教育专家和同行们不吝赐教。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1期。此次重刊作者于个别处略加润色）

“古文实习”小结

◎张　升

为了适应本课程教改新思路，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发展方向，实现本课程“提高阅读古代历史文献的能力”的目的，1994年，在历史系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历史文献教研室在全国率先创建古文实习室，作为历史文选课教学改革的新举措。与此相应，我们于1999年出版的新编教材每一册中专门设置了实习内容，以为每学期文选课实习之用。例如，为了体现本课程教改中所强调的“小学”内容，我们在新编教材中制订出围绕“小学”知识的实习系列，包括在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配置相应的工具书以为实习之用，每册书后附有实习的具体操作与要求。由于条件有限（工具书的数量不足，实习室地方不大），古文实习又是一种新尝试，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摸索中不断改进。我们热切希望得到各方面专家的帮助。

我们目前所做的实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工具书的查阅，二为阅读线装书。

一、工具书的查阅

我们实习室配备的工具书种类不少，包括字词、历史、人名、地名、典故等，要学好古文，这些工具书都很需要。但是，在有限的实习时间中，老师不可能讲授这么多工具书。因此，我们只是选择与古文学习关系最密切而又相对较易掌握的工具书来作为实习的对象。例如，我们在讲授第一册文选时，为了让学生掌握文字学的知识，我们选择让学生查阅的工具书是《辞海》、《辞源》、《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教师一般先讲授各部工具书的主要特点、作用及查阅方法，然后布置学生到古文实习室查阅。在实习中，我们较常采用的做法是先分组（每组10～15人），然后选取4—6个常用字让每组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为半个小时）利用部首或四角号码检字法查找其各个义项，抄写下来。在查阅这些工具书中，老师需要让学生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新旧部首的转换问题。老师要给学生指明有代表性的、常用的新旧部首对比情况，从而使学生明白一些字的字义与旧部首的密切关系，加深对这些字的认识。其二，繁简字的转换问题。其三，让学生自己总结各种工具书的特点。通过实习可以发现，一般来说，对旧部首及繁体字较熟悉的学生查起来就较快。

为了方便学生以后查阅更多与历史学习有关的工具书，我们在实习中尤其重视检字法的训练，其中以“四角号码”最为突出。“四角号码”在许多历史学工具书中广泛运用，而现在绝大多数学生不懂得其查阅方法，为此我们专门向学生讲授了这种查字法，并通过实习加以掌握。我们曾组织全班学生进行四角号码查繁体字的比赛。这些实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为其今后的自学铺平了道路。

通过工具书查阅的实习，我们认为对学生学习有多方面的帮助：其一，掌握多种工具书的查阅方法，尤其是四角号码、旧部首、韵部等这些以往接触比较少的检字方法。这些检字方法在古籍目录、旧的小学书、工具书中用得较多，对以后有关这方面的自学很有帮助。其二，了解各种工具书的用途，知道何种工具书能解决何种问题。其三，掌握更多的繁体字。其四，掌握更多的常用字。重视对常用字的讲解是以往的文选教学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我们的教学，重点也在常用字的教学。通过实习，查找常用字的各个含义，使学生对讲课过程中学到的常用字的义项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二、阅读线装书

我们实习室配置了部分常见的线装古籍，如《资治通鉴》等。相对而言，《资治通鉴》中的文字还是比较易懂的，所以我们在实习中选取该书让学生直接阅读原文（每人一册，在规定的时间内能点断及讲解其中一部分的大致意思）。通过这种实习，对学生有很大的帮助：其一，增加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学生以前一般没有机会接触线装书，线装书的神秘性容易引起学生的新鲜感，激发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其二，有助于学生专业研究中阅读的需要。要进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必然会接触大量的线装古籍。了解线装书，熟悉线装书是中国古史研究的基本功。通过这种实习，为以后的专业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老师还可以借此机会讲解一下相关的古文献知识，如古籍的装帧源流、版本、刻印等情况。其三，了解古代反切注音方法。由于此书为胡三省音注的，文中有大量的反切注音，老师可以以此书为例，讲授一下古代的反切注音情况。

当然，我们的古文实习还不止以上这些内容，还作过别的尝试，如让学生在古文实习室阅读《史记》、利用工具书给古文作注等。

我们认为，古文学习是没有终极的，古文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工具书的掌握与使用熟练与否。老师是暂时的老师，而工具书却是终身的老师，对古文学习尤其如此。查找工具书，可以解决古文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学生通过实习，很快掌握了多种工具书的使用，方便了以后的学习。

最后需要谈到的是，我们的古文实习并不局限于古文实习室，我们还将实习范围扩展到校外，带领学生参观石刻博物馆、孔庙、国子监等。这种校外实习，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通过对碑刻文字的认读来提高学生的古文水平，学生在这种新鲜的认读过程中亦能获得很大乐趣。事实上，这些参观实习，确实能开阔学生的眼界，同时使他们真切认识到：要想读懂在祖国大地随处可见的石刻文字，就必须学好古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古文学习重要性的认识。

改革历史教学概论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设想

◎郑　林

历史教学概论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必修课，是为历史系学生将来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做职业准备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学校办学方向的原因以及课程自身的问题，这门课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从历史教育教研室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从自身寻找原因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此，笔者于2004年底至2005年初分别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年级本科生和北京市东城区、崇文区的中学历史教师做了调查，了解他们对这门课程的看法，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改革历史教学概论课程的设想。

一、历史教学概论课程问卷调查分析

（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对历史教学概论的看法

2004年11月，笔者对刚参加过中学教育实习的历史系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作了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问题1：你认为历史教学概论这门课程对于本次教育实习有哪些帮助？

40%的学生认为有具体的帮助，24%的学生认为有理论指导作用，其他学生认为帮助不大。这说明目前的历史教学概论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历史教育教学能力有帮助，不过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问题2：经过这次教育实习，你认为历史教学概论这门课程应该做些什么改进？

在回答这一问题的25名学生中，有13人认为应该给学生教学实践的机会；8名学生认为教学内容应更符合中学教学实际；2名学生认为应多结合实例进行教学。学生们普遍认为历史教学概论课程与实践相脱节，需要改进。

（二）中学历史教师对历史教学概论的看法

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笔者又对北京市的42名中学历史教师作了问卷调查，这些教师中绝大部分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问题1：您认为上大学时所学的历史教学概论课程对您的历史教学有哪些帮助？

回答没有帮助的人数占总数的13．9%，回答有一些帮助的占75%，其余的没写答案。其中有一名教师特别强调，虽然有帮助，但是除了教学实习之外，光学习书本知识，对于中学实际教学的作用很不够。这说明大学中的历史教学概论课程只是提供了一些有关历史教育教学的知识，对于实际的中学历史教学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问题2：作为中学历史教师，您所具备的教育教学技能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

回答听有经验老教师的课（包括区教研活动）和自己在实践中摸索的32人，占76．2%；回答看教学参考书、教案、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经验的4人，占9．5%；所有问卷中提到在大学中所学知识的3人，占8．3%；提到大学中教育实习的1人，占2．8%（按照36名师范大学毕业教师计算）。这进一步证明历史教学概论对实际的中学历史教学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问题3：对于历史教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内容、教学方法等，您有什么建议？

有四人没有回答，其他教师一致认为历史教学概论这门课程应该更贴近实际的中学历史教学，针对性要强一些。具体建议有：多组织学生进行教学实习，多结合中学实际开设讲座，多推荐优秀课进行观摩。在讲某一个教学方法时，希望用观摩示范课与教学专家点评相结合的方式来学习。

中学教师们的建议与学生们的建议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说明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教学概论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一问题不解决，这门课程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改革历史教学概论课程的设想

（一）历史教学概论课程的定位

通过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教学概论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历史教学概论课程的定位不准。

历史教学概论是一门教育理论课还是一门教师职业技能课？

如果是一门教育理论课，那么只要它能够为师范大学的学生和中学历史教师提供有关历史教育教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就可以了。如果是一门教师职业技能课，那么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对在校大学生和中学教师提供历史教育教学的具体方法技能的训练。这种教师职业技能的培训，其方法应该以现场观摩和亲身实践为主，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讲授和分析为辅。

通常，大学的教学法教师倾向于把这门课程归于教育理论课程。一些大学教师认为，大学的课程学习主要是为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作学术准备，掌握教育教学理论可以为他们今后从事具体的中学历史教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至于具体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技能，只有在参加工作后通过长期实践才能掌握，大学不具备条件，也没有必要为学生提供这方面的训练。笔者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实际上中学历史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基本上是在参加工作以后，通过观摩和实践获得的。尽管现实情况如此，笔者依然倾向于把历史教学概论课程作为教师职业技能课程。理由如下：

第一，从课程的分工来看，把历史教学概论作为理论课会与普通教学法在内容上重复，浪费教育资源。理论是对具体问题的抽象，是要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性中抽象出普遍性。在教育学领域，普通教学法是对各个学科教学方法的抽象概括，它从各个学科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教育教学规律，并用于指导各学科的教学实践。因此普通教学法属于教育理论，它对各科教学法提供理论指导。既然各科教学法已经有了普通教学法作为理论指导，各自再发展出一套理论就是多余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各学科教学法大都是直接套用普通教学法的概念，区别只是在普通教学法的概念之前加上各个学科的名称，并辅以各个学科的教学实例。例如，在“课堂教学类型和结构”之前加上“历史”就成为“历史课堂教学类型和结构”。实际上许多学科的课堂教学类型和结构基本相似，都可以分为综合课和单一课。而综合课都包括组织教学、复习旧课、导入新课、讲授新知识、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等等。这是普通教学法对各个学科课堂教学类型和结构的归纳提炼，可以看作是一种教学理论性的东西。而各学科的课堂教学类型和结构属于具体的案例，似乎没有必要当作理论来讲授。把学科教学法定位为教学理论课程，会与普通教学法课程中的很多内容重复。从课程分工的合理性角度考虑，笔者倾向于把学科教学法定位为教师职业技能课程。师范大学各院系的学生在教育学院或教育学系学习普通教学法课程，系统地掌握教学理论，同时在本院系学习学科教学法课程，初步掌握学科教学的基本方法、技能，使他们参加工作后能较快胜任中学的教学工作。

第二，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把历史教学概论定位为教师职业技能课，更符合中学历史教学的需要。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个中学的教学条件、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即便是同一个地区，不同学校的条件也有很大区别。条件好的地区，学校会给新任职的教师提供不同形式的职业培训，例如配备指导教师，由指导教师传授教学方法和技能；举办观摩课，通过观摩与讲评使新教师能够较快掌握历史教学方法和技能。但是条件差的地区，学校本来师资力量就不足，教师水平较低，有些地方甚至是由学校的门卫来上历史课，因此不可能为新教师提供历史教学方法的培训。新教师一上任就要独当一面，凭借自己在大学所学来完成历史教育教学任务。在这些地方，历史教师的水平基本上取决于其上大学时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如果上大学时没有进行系统的教师职业能力训练，工作以后也就没有机会了，完全要靠自己摸索。在这种环境下，历史教师的教学水平是很差的。笔者在给北师大历史系文博专业的本科生上教学法课程时，曾经让每位同学都回忆一下他们上中学时印象最深的一节历史课，结果令我惊讶。所有学生都说对中学的历史课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考试前要突击背一下历史，考试结束后就全忘了，实在想不起来当时的历史课是什么样子。有很多学生说，他们的历史课是由其他学科的教师代课，有些是由学校行政人员代课。历史课很多时候是自习课，在历史课上做其他课的作业。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是在农村的乡镇或县中学上的学，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大致能够代表那些地区的学校历史教学的现状。在北京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的重点中学毕业的学生，情况就不同。一位北京某重点中学毕业的工业大学的大学生曾对我说，他中学时代印象最深的是历史课，他们的历史老师讲课生动形象，他们班所有的同学都喜欢上历史课。他受历史老师的影响，在初中时就曾立志将来要做一名历史教师，只是后来考虑到经济收入、发展前途等因素，上高中时才学理科。但是这样的历史教师在全国是很少的。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师范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在他们毕业时就应该具备起码的历史教育教学能力。而只有将历史教学概论定位为教师职业技能课，才能让学生获得这方面的能力。

第三，从目前历史教学概论课程的处境来看，将其定位为教师职业技能课，可以提高其地位。北师大历史系以历史学术研究为主，历史教学概论不属于这种学术范畴，因此要在历史系争学术地位是不可能的。历史教学概论虽然属于教育学门类，但是教育学本身有普通教学法，教学的基本理论都可以通过普通教学法解决，历史教学概论显得多余，因此在教育系或教育学院就更没有历史教学概论的地位。历史教学概论是专门为培养中学历史教师而设立的，但是中学教师们普遍认为这门课程空谈理论，脱离中学历史教学实际。因此，历史教学概论在中学教师心目中也没有地位。如果将历史教学概论这门课程定位为历史教师职业技能课程，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做相应的调整，那么就会得到中学历史教师和即将成为中学历史教师的师范大学学生们的欢迎。作为历史教师职业技能课程的历史教学概论和作为各个学科教学理论的普通教学法，内容各有侧重，互不重复。普通教学法侧重于理论，历史教学概论侧重于实践，两者互相配合，都是培养历史教师不可缺少的课程。这样可以提高历史教学概论在师范大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总之，将历史教学概论课程定位为历史教师职业技能课，有助于摆脱其目前的困境。

（二）历史教学概论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在对历史教学概论课程做出准确定位后，就可以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作全面的改革。一门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在一两年内彻底改变现状不太现实。目前能做到的只能是局部的调整。

1．删除一部分与普通教学法重复的内容，代之以历史教学案例分析。例如历史课堂教学类型和结构、历史教学方法等等，实际上都只是在普通教学法的概念之前加上“历史”二字而已，属于重复普通教学法的内容，可以做些调整。我们可以将中学历史教师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各种历史教学模式加以分类、提炼，充实到历史教学概论课程中来，以替代“历史课堂教学类型和结构”这部分内容。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师都可能有不同的教学模式，大学的教学法教师可以深入中学历史教学的课堂，收集尽可能多的不同教学模式的实际案例，这些案例中就包含了各种历史课堂教学类型、结构和教学方法，如果能够将这些教学实例分类整理，制成教学录像，就可以给学生提供生动形象的教学内容。教学案例加教师的点评比只讲抽象的概念效果好。

2．与市、区历史教研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拓宽中学历史教师培训的渠道。中学历史教师应具备的基本职业条件有两项：一是历史专业知识，一是历史教学方法、技能。前者是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强项，而后者则是其弱项。师范大学历史系不可能提供中学历史教学实况，除非是录像。但是录像的效果远不如实地的课堂教学。让学生到现场观摩优秀历史教师的课，然后进行讲评效果最好。通常市教研员掌握全市优秀历史教师的观摩课，如果这类历史观摩课能向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开放，则学生们就多了一种学习历史教学方法的有效途径。作为交换，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专家讲座可以向全市中学历史教师开放，为中学历史教师充实、更新历史知识提供便利条件。如果北师大历史系能够利用其历史专业优势为北京市的中学历史教师服务，不仅能扩大其社会影响，更能为其教学提供诸多便利。

3．在课堂上增加每一位学生活动的机会。教学方法的获得重在实践，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是写教案，可以是试讲某一个历史教学片断，也可以是试讲一节完整的历史课等。各种形式可以互相配合。

总之，历史教学概论课程的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经验，有了量的积累之后，才谈得上在课程结构、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做根本性的改革。

2005年2月15日

【注释】

[1]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684页。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3—345页。

[3]《申报月刊》，第4卷，第2期。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3—345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9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页。

[8]《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2页。

[9]《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10]《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4页。

[13]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

[14]思黄：《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号。

[15]《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31页。

[16]《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5—206页。

[17]《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页。

[19]路甬祥：《时代、科学与教育的未来》，《中国大学教学》，1999年第五期。

[20]张衍田：《中国历史文选·自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1]赵淡元：《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前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22]吕志毅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前言》，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23]白寿彝：《序》，北师大历史系历史文献教研室，《中国古代历史文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4]王力：《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张定远：《文言文教学论集》，天津：新蕾出版社，1987年。

[25]陈虹：《历史文选与古代汉语》，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26]陈虹：《历史系古代汉语教学之我见》，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三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27]孙绍华：《历史文选教学中的辩证法》，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二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28]梅显懋：《中国历史文选教学运用启发式之我见》，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三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29]韩峥嵘：《古汉语文献导读·前言》，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30]韩峥嵘：《古汉语文献导读·前言》，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3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国高教研究》，1999年。

[32]白兆麟：《简明训诂学·导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

[33]《元史·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34]白寿彝：《序》，北师大历史系历史文献教研室：《中国古代历史文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35]白寿彝：《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