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历史教学改革实践：建设历史学科基地

历史教学改革与历史学科基地建设

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白寿彝

一、要改变文科课程设置的分割状态

文科课程的设置，大致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初期规定的课程结构安排的。这个结构的特点，是安排了大量的专业课程。对于兄弟学科的课程，很难安排。对于专业基本训练注意得也很差。在教学思想上，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不注意能力的培养。尽管这些年我们培养出了大量的学生，其中也有质量较好的学生，但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是显著的。各个系互不通气，历史、中文、教育各系之间，根本不考虑课程的配合。因此，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大多数的情形来看，专业基础不扎实，视野比较窄，独立工作的能力不强，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在大学毕业多年以后，还难以胜任一门完整的课程，甚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章一节的课程，一门课程要好几个人合教。一个系的专业课程，本来就只有不多的几门，中青年教师也缺乏锻炼的机会，日子久了，原来留校时的蓬勃朝气就逐渐消磨掉了。

我认为，应该提倡各系间的合作，组织有关各系互相之间的配合，逐渐改变目前课程设置上的分割状态，使学生能接触到更丰富的东西，得以更好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古汉语和外语的训练，理论的学习，要认真地抓，这是文科各个专业最基础的课程，这也包括外语系在内。这样的基础打不好，这个专业的水平就很难上得去。

我们应该提倡认真读几本书，包括理论书和专业书，必须让他们掌握一些名著，哪怕是一两种也好。这是他们以后不断发展的基础。那种只依靠课堂讲授的办法是不够的。

文科的学生还应该学点自然科学，了解一点现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形势。北京师范大学曾开设过自然科学概论，这个课程不好开，但应该坚持下去。文科和理、工、农、医各科，不能判若鸿沟。农、工、理各科也都应该把语文学好，把历史学好。不学好语文，他就没有办法表达他学习和研究的成果。不懂得历史，就不会懂今天是怎样的时代，不懂得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理、工、农、医各科，要培养人才，这些人才一定是有丰富的思想和一定高度的文化水平的人。单纯的技术观点，对于培养人才是有害的。

二、要改变两个“通史”的教学

我们历史系的课程，几十年来主要是开设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课程，每一门课程都包含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都教四年。我们把这两门课程叫做“八大块”。这“八大块”的设置，是从苏联学来的。我们授课时数，比苏联已经消减了不少，但分量还是很大，为开设别的课程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两门课程，主要是靠课堂上讲，课堂下看讲义，很少有阅读参考书的机会。而且，一门课程搞了四年，要经过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是“通史”不“通”。

这几年，我一直宣传把四年的大通史，改成一部小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都改成一年的课程。这样的改变，是改变当年课程结构的很重要的一环。第一，这样改了，可以腾出好多时间，去开设别的课程。像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和名著研究，都可以有较多的时间来安排了，也可以腾出一些时间学外系的课。第二，通史的时间少了，就比较容易把纲领抓起来，就容易讲得“通”些。小通史的办法，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施行，阻力相当大。不少教师认为，那么多的钟点还教不好，一下去掉这么多钟点，就更不好办了。他们认为小通史是大通史的浓缩。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小通史要讲得好，是要在轻重去取之间、在脉络贯通之间下工夫，这需要有较高水平的历史见识。钟点少了，要求却是高了，教师要有点“别识心裁”。当然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把小通史当做大通史的浓缩，什么都讲了，什么都讲不透，这就不好了。这件事情，关系历史系课程改革，甚为重要，虽有困难，也应该努力克服。我们要工作，就不应当怕困难，而且在很多的情况下，困难都是会有的。

三、要抓史学概论和史学史

史学概论和史学史，都是历史系的基础课。很多学校急于开设这两门课，但苦于缺乏教材和教师。这两门课必须大力去抓，这是历史系学科建设的重点。

关于史学概论，我看到一本教材，题作《历史科学概论》。我的意思是不必这样做。成为科学的史学，我们要讲；成为科学以前的史学，我们也要讲。我们的史学概论，应该是包含古今中外的，从可能的条件来说，中国的要多讲些。外国的，一时讲不了许多，也可不必讲得过多。

我对于史学概论的内容，有个想法，可以包含这样的几个问题。（一）史学工作的任务和重要性。（二）历史观。（三）历史文献学。（四）历史编纂学。（五）历史文学。（六）历史学的姐妹学科。（七）近代史学流派。（八）60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九）办好历史教育。（十）历史家的器识。这样的讲法，可以历史地讲出史学各个部分的发展情况，有助于学生对史学面貌的理解。这里讲了理论，讲了方法，讲了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发展史，讲了历史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讲了一个历史家应该有的抱负和修养。这样讲，既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课，也不同于解放前的历史研究法。这门课可以放在中级班去讲。在一年级讲，可能不大合适。

史学史的研究状况，很不正常。学哲学的人都知道，必须要学哲学史。学文学的人也知道文学史很重要。但学历史的人，偏偏不重视史学史的研究。我们的史学工作，有大量的对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不讲究史学史，就不会懂得史学遗产的优良传统和缺点错误。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史学工作水平之不足，也为史学的发展带来损失。北师大史学研究所出版了《史学史研究》（季刊）。从它的前身《史学史资料》创刊以来，到现在的《史学史研究》，已经有20年的历史。这是国内唯一的史学史专业刊物。在国外，这样的刊物也很少见。这个刊物对于联系本专业的有关同志推动这个专业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但进行得很困难，缺钱缺人，工作难以迅速开展。我们希望按照教育部批准的编制，充实一点人力，根本办不到，因为别的单位超编了，要我们替他们担负超编的名额。我们想在报上登个广告，都很难办到。现在有人说这个刊物赔钱，不愿意给钱。希望教育部注意这类事情，这在高等学校里恐怕不是个别的现象。

我们希望这个学科能早日建立起来。打算在两三年内，把中国史学史教本写出来，大概要写上、中、下三册。字数不宜太多，大约60万字。解放前的史学史和当前少数高校所开设的史学史，内容上同史部目录学差不多，偏重于介绍作者生平和简单的内容介绍。这种讲法，可以给学生以关于历史著作的常识，但不能科学地评价史学遗产并阐述史学发展的规律。现在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这门学科建立起来，须付出相当大的劳动。

近来，一些兄弟单位希望派中青年教师到北师大学习史学史。我想在可能条件下，索性办一个讲习班，大家共同努力，把这门学科逐步建立起来。

以上说的，是中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史，各校开设得更少了。外国史学史，现在最迫切的还是西方史学史。看来须由翻译或编译入手，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把这个学科建立起来。

1981年10月8日

（原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02—206页。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白寿彝先生历史教学改革思想初探

◎郑师渠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从事教育工作60年，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具有丰富的历史教育思想。20世纪80年代他曾主持北师大历史系教学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荣获国家级优秀奖。本文拟集中探讨白先生的历史教学改革思想，这对于推动当前高校历史系的教学改革，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历史教学改革应当服务于历史教育总的目的

历史教育与历史教学是两个概念，后者包容于前者，因为历史教育在历史教学之外，还可以有各种方式。但是，无论历史教学或其他的教育方式，都是为历史教育总的目的服务，“离开了历史教育的目的任务，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是无从谈起的”^[1]。所以，在白先生看来，明确历史教育总的目的，是保证高校历史教学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基本前提。

历史教育总的目的是什么？白先生认为，就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感、时代感，从而“学习做好一个社会主义新人”。他指出，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讲做人的道理”。这并非要将历史简单地伦理化了，而是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人的地位，包含群众的作用、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等。历史浪潮推动人们前进，人们也推动着历史浪潮的前进。历史发展是曲折的，但无可阻挡，逆历史潮流而动者，终不免于身败名裂。“我们要强调这样的内容来激励青少年，激发他们对历史的责任心，鼓舞他们推动历史前进”；二是“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迭起，曾有多少皇冠落地，这引起了古人对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的不断探索，形成了我国强调“通古今之变”，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历史传统。白先生认为，党中央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对几十年来党的工作和革命形势之“治乱兴衰”作实事求是的总结。所以，历史教育重视探讨历代兴衰得失之故，“对于培养政治兴趣、政治见识，培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好处”；三是“历史前途的教育”。这主要包括：（1）“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从历史上看，我国各民族有友好往来之时，也有矛盾冲突之日，但是从总体上看，尤其是近代以来，互相依存，相互团结，实是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也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前途。（2）“繁荣的经济文化的历史前途”。历史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人民是富有创造力的，只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才渐趋落后，尤其是近代更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在各种曲折中前进，展示了中国历史的美好前景。所以应当坚信，“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一致奋斗，美好前景会提早实现的。”（3）“光明的社会主义历史前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十年“文革”的动乱，创深痛钜，一些人的思想也难免产生某些困惑。但是我们毕竟已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因而并无悲观的理由。“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前途的信心，努力工作，社会主义制度会结出更为丰硕壮大的果实。”^[2]

上述白先生所强调的历史教育的总目的，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即是讲历史的功能。自80年代以来，他在不同的场合曾反复加以阐述，虽然有时讲的并不止三点，但最核心的内容是这些。白先生的阐述，朴素无华，但意境深远，发人所未发。他强调要从历史上讲做人的道理，说到底，就是要培养青年人富有推动历史前进的自觉心和责任感，有没有此种历史感，在精神状态上是大不一样的。从这样的角度讲做人的道理，较以往单纯强调培养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要来得深刻。而这也并未忽略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阐述，相反，它充实了阐述的内容；同样，讲历史前途的教育，也可以说是爱国的教育，但比较一般所说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更显丰满。

1981年7月，白先生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上述思想。他讲这是自己经过多年思考才得到的体会。事实上，他后来对历史教育的总目的又作了进一步概括。1989年8月白先生在《说“为人师表”》一文中说：20多年前教育部领导曾到北师大讲话指出，师范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要能为人师表。师范，师范，这才叫师范”。自己听了很受震动。当时自己在高校任教已近30年，从未自觉地这样想过，总以为课教好了，让同学得到正确的知识，就是个好教师。现在看不完全正确。“‘为人师表’，当然也要教好课程，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思想感情和某些实践活动能启发下一代人，引导他们前进，加强他们前进的力量。”^[3]这便是进一步强调了教书育人的宗旨。去年白先生曾与笔者谈到，古人云“尊师重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种提法好。所谓“道”，是第一位的，在今天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与上述他强调历史教育要让学生“学习做好一个社会主义新人”一脉相承，但其思想主张显然是更加系统与深化了。

进入80年代后期，受滚滚商潮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轻视历史学的倾向，以至于有人提出了学习历史究竟有何用处的问题。白先生很重视这个问题，以为许多人包括从事历史教育几十年的自己在内，对于历史学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都估计不足，而轻视历史作用的观点更是有害的。历史有没有用处？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也必须理直气壮地加以回答。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这能说历史的功用不大？30年代中国理论界曾进行过一场社会性质大论战，其结果使国人认识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就指明了当时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从而影响了中国整个历史的进程。这能说历史的功用不大？同样，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我国当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有不少人认识不一致，但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上足以证明这一论断的科学性，从而有助益人们同心同德建设四个现代化，这能说明历史的功用不大？他还指出，现代化光有物质文明不行，还需有精神文明，引进许多先进的机器设备，如果没有先进思想的人去掌握，还是不能发挥真正的效益。所谓先进的思想，就是具有历史感、时代感，因而富有责任心和创造的精神，这便离不开历史教育。白先生实际上是在表述这样的思想：人是生产力中首要的因素，包括历史在内的社会科学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等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所以他说：“如果说经济功能是指提高社会生产力，历史工作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份。”总之，白先生认为，历史的“用”如果是指物质生产的直接需要，是说不上有什么用，但是，如果是指对国家前途的观察，对国策的制定，对人的素质和社会风气的改善，那就功莫大焉：“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认识时代，增加人们的智慧，让人们更自觉地认识历史，看清楚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这种认识，集中起来是巨大的物质力量，其社会效益是不可估计的。”^[4]毋庸讳言，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对历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故白先生对历史的重要性作如此理直气壮的阐扬，在商潮滔滔的当年固属难能可贵，即在今日也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应当说，上述关于历史教育总目的的认识，是白先生历史教学改革构想的思想指导，也是其逻辑的起点，所以，他进而提出了教学改革的任务：“如果按照这样的目的任务来要求，我们的历史教学法是否也应该在内容上有所提高和改革，很值得认真研究。”^[5]

二、“这件事情，关系历史系课程改革，甚为重要”

白先生高校历史系教学改革思想的核心，是“注意能力的培养”。

1981年白先生明确指出，目前高校文科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在教学思想上，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不注意能力的培养。”^[6]同年，他在北师大历史系本科毕业生大会上讲话又指出，毕业生出去后光会教现有的课本，不算本事，重要的是要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相当的水平”，能够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北师大培养的学生不应是教书匠，而应是具有很强适应性的创造型人才。高校教学是着重能力的培养还是着重知识的传授，这是教育观念上带根本性的原则分歧。进入90年代中期后，经国家教委的肯定与提倡，重视能力培养的正确的教育观念，始渐彰显。白先生在80年代初即已明确提出了这一观念，固属可贵，但实际上早在60年代初，他就已经在力图实践这一点了。

1961年9月，白先生发表长文《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这是他早期提倡全面加强学生的能力培养最为系统，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重要著作。在文中，他提出要抓住课堂教学、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导三个主要环节，切实加强学生的基本训练，以提高教学质量。这里所谓的“基本训练”，实际就是能力培养。他指出，课堂教学好的效果应当是，既可以使学生得到基本的历史知识，同时还可以使之学习具体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为何要重视指导学生读书？他认为，道理很简单，“历史学家不是听出来的”。“过去我们对阅读指导注意不够，有些学生对基本知识掌握得不巩固，知识面太窄，对治学不知道门径，这都跟他们不能很好地阅读有很大关系”。这就是说，通过指导学生广泛阅读，可以扩大他们的视野，加深理解已有的知识，并从中体会治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培养自学能力的有效途径。比较起来，白先生更强调学生写作能力的训练。他以为，大学生必须具备科学研究能力，而其所达到的程度当依写出来的文章来衡量。但是，“对于学习写作的人来说，经过必要的指导跟没有经过指导，有时不只是学习上有迟速难易之别，并且有入门跟不入门之别”。指导写作是一种综合的能力训练，这至少包括：（1）语文的训练。一方面要有阅读能力。要读懂古今各体文章，包括现代白话文、古代散文骈文和诗赋词曲。要学会一种外文，能阅读专业书刊。还应当懂得利用工具书去解决阅读中的疑难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就会受到资料上的限制，不要说不易发现资料，即使发现了也难于理解。资料问题不能解决，科学研究是很难进行的。”另一方面是要有文字表达能力，能写出文理清楚、结构完整的学术论文来。“表达能力的训练是必须通过写作来进行的”。（2）搜集资料的训练。要教会学生懂得各种资料的检索、积累和分类方法。此种指导固然在各门课程中都可以进行，“而结合学术论文的写作来进行，是更为有效的方法”。（3）掌握学术情况的训练。要使学生懂得了解已有的研究成就、学术动态和把握学科前沿。（4）理论的训练。要培养学生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白先生强调课堂教学、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导，三者应形成有机整体。他引孟子的话“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说“彀”，是要把弓拉满，不能拉满，就不能说是把射学好了。“目前，我们对学生的基本训练，也应该‘必志于彀’。必须把这三个部分都搞好了，才可以说达到了‘彀’的要求。”^[7]将本科生的基本训练比作“志于‘彀’”，形象而有力地说明了注意学生能力的培养，是怎样地在白先生的教学改革的思想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白先生关于从课堂、读书、写作三个环节入手，加强学生基本训练与能力培养的主张，直到晚年仍不断地加以提倡。例如，1983年他在《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中说：“最主要的还是指导学生读书、分析问题、做文章。在校期间，如能指导学生读些书，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他们出校后就可以独立工作，不断前进。”^[8]白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说，不仅十分全面系统，而且见解精辟，可操作性强。这可以说是他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60年代初白先生即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能力培养，其间“有很多的学问可以研究”。遗憾的是，1963年后中国政治环境再次趋向极左，并最终导致了“文革”十年的大劫难。白先生教学改革的研究被迫中断了，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对问题思考。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刚回到历史系系主任的岗位上来，便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教学改革之中，并高屋建瓴推出了富有力度的全新改革方案，不仅使北师大历史系的教学面目一新，而且也使自己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核心的教学改革思想，大为深化了：这就是他提出了改革历史系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大胆设想。

从1978年开始，白先生通过发表文章、讲演等方式，多次尖锐地批评高校文科“在教学思想上，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不注重能力的培养”。在这种教学思想的指导下，课程设置十分不合理，专业课程安排太多，不仅文、理之间就是文科各系之间的课程，也互不通气，彼此隔绝。他说：“尽管这些年我们培养出了大量的学生，其中也有质量较好的学生，但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是显著的。各个系互不通气，历史、中文、教育各系之间，根本不考虑课程的配合。因此，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大多数的情形来看，专业基础不扎实，视野比较窄，独立工作的能力不强。”^[9]他对于历史系课程设置的批评，则更加尖锐：

我们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计划很害人，到今天还是很害人。五十年代，我们请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制订了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主要是“八大块”，实际是中外各“四大块”：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八大块”把老师和学生放进入了狭窄谷道里，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看看四周也不行。教师搞的没有发展余地，老是讲那些；同学不能接受不同学科的知识，就知道这个“八大块”。这怎么行……这个局面一定得变，不能这样搞。历史系不学文学、不学哲学不行，没有点自然科学也是不行的。不能这么狭隘。学点文学，还叫什么“历史文选”，还得加“历史”两字！不是历史就不学。这种指导思想太狭隘了。把自己锁在一个很小的小笼子里，怎么能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工作者呢？这必须彻底地改变，不变不行。^[10]

白先生的批评切中积弊。在其时，能如此大声疾呼的学者并不多见。他强调，“培养人才，是个大问题”，“目前这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校历史系的教学改革”^[11]。但是，改革从何入手？白先生指出，“改变当年的课程结构”是“很重要的一环”，即强调当从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的改革入手。这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改变文科课程设置的分割状态。要提倡和组织各系间的合作，互相开课，“使学生能接触到更丰富的东西，得以更好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古汉语、外语和理论课应是文科最基础的课程。“文科的学生还应该学点自然科学，了解一点现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形势”。文科和理、工、农、医各科，不能判若鸿沟。理工各科也应学习好语文、历史。“我们理、工、农、医各科，要培养人才，这些人才一定是有丰富的思想和一定高度的文化水平的人。单纯的技术观点，对于培养人才是有害的。”^[12]这里强调文理渗透，扩大学生的视野和提高素质，实已超出文科改革的范围。就历史系而言，适当压缩专业课以容纳中文、哲学、教育等系的课程，还要适当开设一些有关自然科学史或概论方面的课程；二是改造历史系的两门通史课，以改变历史系专业课程结构。白先生的着力点在后一层面。

白先生认为，历史系的课程学习苏联，几十年来主要开设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课程。所以“八大块”讲四年，用以开设其他课程的时间已所剩无余，且主要靠课堂上讲，课堂下看讲义，学生很少有阅读参考书的机会。加之一门课讲四年，要经过好几个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是‘通史’不‘通’”。他主张将中外大通史各改成一年课程的小通史，以为这是牵一发动全身，打破历史系旧的课程结构，促进教学改革的关键一环：其一，可以腾出大量课时，开设断代史、专门史、国别史以及名著研究和外系的课程等，从而大大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其二，通史的课时少了，就比较容易提纲挈领，讲得“通”些。其时，教师的意见不一，阻力甚大。一些教师担心，那么多的钟点还教不好，一下去掉这么多钟点，就更不好办了。他们实将小通史理解成了是大通史的浓缩，故唯恐课时不够。这正反映了传统观念束缚之不易打破。白先生不为所动，坚持甚力。他说：

小通史要讲得好，是要在轻重去取之间，在脉络贯通之间下工夫，这需要有较高水平的历史见识。钟点少了，要求却是高了，教师要有点“别识心裁”。当然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把小通史当做大通史的浓缩，什么都讲了，什么都讲不透，这就不好了。这件事情，关系历史系课程改革，甚为重要，虽有困难，也应该努力克服。我们要工作，就不应当怕困难，而且在很多的情况下，困难都是会有的。^[13]

这段话不仅反映先生主张改革立场之坚定，而且说明其思想充满辩证法，识见高远。

当然白先生强调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改革是关键性的一环，并不意味着忽略了他自己早在60年代就提出的基本训练的重要性，只是认为此种基本训练必须建立在一个得到了优化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新的基点之上，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这不仅与我们常说的“不打破旧的落后生产关系便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事不同而理同；而且还包含着对结构与功能关系的思辨：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主要是由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决定的）是培养与提高学生能力的前提。所以，我们说，白先生提出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改革的问题，本身即反映了其教学改革思想大为深化了。

从1980年起，作为系主任的白先生开始在北师大历史系进行以课程结构改革为中心的教学改革，经全体教师多年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两门通史由分别讲授四年压缩到了分别讲授一年半，大通史改造成了小通史，变得“通”些了；先后开设了包括断代史、国别史、专题史在内近百门选修课，白先生认为是“历史系最要紧的课程”的史学概论与史学史也进入了课堂。由是，原先两门通史上四年的传统教学体制被打破了，形成了一、二年级以基础课为主，三、四年级以选修课为主的新的教学格局。此次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一，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优化了学生的知识构成；其二，由于选修课多是在教师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开设的，故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全系科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教、研互动和出成果出人才的良好机制。可以这样说，此次课程改革是北师大历史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缘是本系实现了由原先单纯以教学为中心发展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转变。同时，此项改革开全国高师历史系教改的先河，在全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它获得1989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的殊荣，绝非偶然。

三、讲究教学方法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白先生不仅重视教改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的更新等宏观的问题，同时也十分重视具体的教学方法改革和师资队伍的建设等问题。

他很重视教师的课堂教学，说：“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中最富创造性的部分，教师要在这里能创造出一种气氛，把学生带进气氛中来，不只使他们得到知识，而且使他们得到感染，鼓舞他们学习正确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他提出当处理好三种关系：其一，史与论的关系。他认为，有两种倾向都是片面的，一种是讲课满足于罗列史实，不能说明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学生听了仍不知历史是怎么回事。这可叫有史无论，即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揭示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另一种是满足于简单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将历史概念化了，可以叫有论无史或叫“穿靴戴帽”。正确的做法应是史论的统一，如毛主席所说：“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但具体讲授却并无统一的模式，必须结合教材的情况，“可以有史有论，可以寓论于史，可以特别叙述或说明史实，也可以是专作理论分析，在不同的课时内是尽可以有不同的讲授方法的”。白先生认为，司马迁《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封禅书》等，可谓是寓论于叙事的典范；而《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则可视为夹叙夹议的典范。司马迁的《史记》所创造的史论结合的多样化形式，也值得我们借鉴。其二，系统讲授与重点讲授的关系。白先生以为二者各有长短，重要在于使之有机结合，“一方面防止以点带面，把重点变成孤立的点，一方面防止过于注重教材各部分之形式上的平衡，而限制了在某些大问题上应有的深入的了解”。同时，还要将学生的自学与听讲、教材的内容与讲授、平时的学习与考试等环节彼此联系起来，统筹安排，互补整合，系统讲授与重点讲授间的矛盾便可以得到解决。“这样做，在知识传授的广度和深度上，既会有助于学生学习的提高，也帮助了学生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如何看全面，如何看重点”。其三，课堂教学与教材的关系。白先生反对教师照本宣科，但也明确表示不赞成教师全然抛开教材，另讲一套。因为他认为教材毕竟反映了学术界的水平，帮助学生熟悉和理解教材，是他们掌握基本知识的一条捷径。他主张二者要互相为用，相辅相成，具体的课堂教学可考虑：（一）说明该课程的学习目的与方法；（二）评述主要的历史文献、已有的研究成就及其不同的论点；（三）主要讲授教材中的重点与难点。至于课外辅导，更应当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他说：“辅导本身是大有天地可以创造的。要把一问一答的呆板形式改变为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从而增进师生间的互相了解，体现教学相长，这不只可以扩大教学效果，补助课堂讲授的不足，并且可以成为随时进行基本训练的一种方式。”

同样，对于指导学生阅读，白先生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就精与博的关系问题，他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为无论是学生还是青年教师，都要以专精为主，先打好基础，循序渐进，不是不要博，而是不要急于求成，务多贪得。有了这个基础，博览群书，就有破竹之势。他说：“请问大家：是打眼井好，还是开条水沟好？水沟几丈长，但水只有几寸深，太阳出来一晒就干了；井虽小，但有几丈深，水是今天有、明天有、早上有、晚上也有。开条长沟虽然好看，但是没有水有什么用呢？先开沟，不开井，就会吃亏。这就是治学的道理。所以，要先开井，后开沟，要以井水浇沟水。学习应该以精读为主，博览为辅。不要见异思迁，搞一大堆，结果都看了，都不知道。”^[14]比喻生动，发人深省。

白先生关于教学方法的思想，丰富而系统，是经验之谈，又蕴含哲理。除上述之外，诸如主张通史要通，断代史不必全开，也不必讲得全；学生须有自学的时间，“没有自学的时间，一切都是空的”；要学好语文，必须下工夫背诵几十篇古文；精读，首先要精读教材；要把博览当做一种休息；写文章，“最主要的要有思想”；学生的科研能力，当依写出来的文章衡量；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是实现因材施教的好方式；如此等等，都不同凡响。平心而论，今天我们的教学方法，在许多方面未达到白先生所已提到的那些要求，而且有的还未必意识到了，遑论如先生所希望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15]了。

白先生指出，“高校的教改，最重要的当然是指导思想的问题。在具体工作中，最中心的问题是师资问题，其次是设备的问题”。因十年动乱的影响，80年代初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他也高度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认为“大力整顿教师队伍，大力抓教师的质量，是当前迫不及待的工作”^[16]。白先生主张老中青教师要分别对待：对老教师要具体分析，用其所长，如有的在提高中年教师的问题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不一定要求他们在本科教学，也不一定要求写出很多的著作；有的长于科学研究，但不一定能培养出接班人来；有的于科研与培养中年教师均非所长，但喜欢在本科上课。故不要一刀切，要保护他们的健康，发挥他们的特长。中年教师的情况较复杂，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一些人业务底子薄、待遇低、负担重，但他们中的优秀者能成为学科的带头人。因此，在重视普遍提高中年教师的同时，应注意发挥这些优秀教师的骨干作用。青年教师的培养自然是最重要的，应当一手抓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一手抓青年教师的培训。这种分层次抓教师队伍建设的对策，完全符合其时的实际状况。

此外，白先生在师资队伍建设问题上还提出两种重要见解，尤具深意：一是强调敬业精神。在他看来，教师的敬业精神，说到底就是“为人师表”，这应包含三个方面：政治方向、治学态度和教学态度。80年代后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盛行一时，白先生强调指出，“不能不反思政治方向对教育工作的严重意义”，作为教师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治学态度是指学风。他强调作为教师治学要严谨认真，批评一些人学风浮躁，为评职称弄虚作假，甚至不惜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有的人是为了应付学位和学衔而努力，学位或学衔到手了，就不干了。他们忽视了课堂教学水平是需要不断提高的。教师不研究学术问题，在教学质量上就不能得到提高。没有研究学问的兴趣，没有在研究上下工夫，那种求职称求虚名的企图也许暂时能达到目的，但终究是徒劳的”。教学态度是指教风。他引《学记》中的一段话：“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他说这是讲师生间处理问答的方法。善问者要先易而后难，先观其大体而后详其节目，抓住关键地方和难点，这也可以说是教师引导学生如何提问题的方法。而善待问者，应就学生提出的问题作相应的答复。等学生把话听进去了，再详细解说。这说的是教学方法问题，实际上也是教学态度问题，教师在这里要求自己能够认真地给学生解决问题。“我看，诚恳是教学态度的首要问题。”^[17]所谓诚恳，就是全心全意。所以，循循善诱，具备良好的教风，更是教师所应有的敬业精神。二是强调教师的团结与合作。白先生认为，教师队伍的所谓梯队建设，光讲老中青年龄结构或教授、副教授、讲师职称的有形搭配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智力结构问题”。譬如偌大的一个录音机，缺了个小配件就不起作用了，而安上它便就成活的了，有用的了。“这可用来说明智力结构问题。现在我们考虑一个系、一个教研室的人员配备的时候，要注意思想和工作上的配合配套。总要挑人家的尖子来，这个想法不现实，也不完全对头。要考虑配好一套人。配好一套人，工作效率会比较大。如果配套合适了，两三个人出的成果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不只是二，它可以是二十，有时候可以更多。如果配套配得不适合，尽管有高明的成员，一加一有时还会等于零。”^[18]白先生所讲的“智力结构”或叫“配合配套合适”，实际上已超出了单纯的智力组合问题，更主要是强调教师队伍的团结与合作精神之重要。经动乱之后，教师队伍不够团结，内耗为害甚烈。白先生以录音机与小配件的关系为例，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梯队的建设不是光靠外在的职称配套，也不是简单地从外单位挖来一个尖子便可大功告成的，还需重视思想的建设，这是很有针对性的意见，同时也是十分深刻的见解。

自然，白先生也呼吁为推进教学改革，有关部门应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以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的待遇。

四、结束语

从总体上看，白先生关于高校历史系教学改革思想的发展过程，与中国政治环境的变迁相适应，明显地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初。建国初期高校历史系破旧立新，意气风发，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指导，而且学习苏联，规范课程结构和教学计划，设立教研室，实行集体备课，一举改变了旧中国史学系教学散漫随意的格局，建立起了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白先生参与了北师大课程教学计划文科部分的改革。他不仅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历史系推广教研室的教学组织，实行集体备课。他还提倡实习教育、直观教育、课堂讨论和历史晚会等各种教学形式。并组成中国通史教学小组，亲自指导青年教师编写教材和讲课。白先生教学热情很高，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他充分肯定新的教学模式较旧中国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实践中也初步感觉到了它的不足。他发表文章，指出集体活动太多，上课太多，学生缺少自学的时间，呼吁应减少教师的授课时间，减少必修课程和学分数。尽管这还仅是指出师生课程负担过重的问题，但它毕竟成了白先生在新中国提供的新的教学模式基础上，思考高校历史系教学改革的起点。其后因政治形势日趋于“左”，尤其是“反右”后，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白先生自然也不能再发表关于教改的文章了。第二阶段是60年代初。是时党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左”的倾向，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与此相应，邓小平同志主持并通过了教育部制定的“高教60条”，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规定了高校必须提高教学质量，重视科学研究，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等等。由是政治环境趋于宽松，高校知识分子教学与科研的热情也开始复苏。1961年9月，也就是“高教60条”正式发布施行的当月，白先生即发表了长文《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紧接着，1962年1月，复发表《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另一长文，两文一脉相通，将自己多年的思考，一吐为快，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央新政策的热烈响应。但遗憾的是，1963年后中国政治环境再次趋向极左，最终导致“文革”十年动乱，白先生关于教改的思路也再次被打断了。第三阶段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至今。如上所述，白先生的教学改革思想在此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由此可见，白先生关于历史教学改革的思路虽然时常被打断，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故一有可能便要热情地呼吁改革，且思想见解愈趋深刻。这生动地反映了白先生思想之活跃、对于改革之执著和对于历史教育高度的责任感。

白先生的历史教学改革思想可作如下概括：在社会主义教育总目的的指导下，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抓住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改革这一中心环节，讲究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努力提高办学质量。其中，以下三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注重整体性思想。这不仅是指白先生的教学改革思想涉及了课程结构、教学内容与方法广泛的范围，更主要的是指，他将课堂教学、课下辅导、指导学生读书与写作等教学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整体与过程加以精心设计，突出了方法论和可操作性。

其二，强调科学研究的训练。在白先生看来，学生能力的培养固然是全部教学活动的目的，但是科学研究的训练又是达此目的的重要环节，因为借此可以实现教与学、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读书与写作、教师与学生等的进一步结合，从而实现综合能力的训练和因材施教。

其三，强调以教师为核心，调动师生两方面的积极性。白先生所提出的各个教学环节上的改革要求，无疑皆是教师以核心，所以他强调教师对学生要“诚恳”和悉心“指导”；但他同时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他一再强调不能满足于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模式，要减少课时，保证学生有足够的自学时间，否则，一切都是空的。

1995年国家教委推出了“面向21世纪高校历史学科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改革”的重大举措，尽管它所提出的某些具体要求已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但究其指导思想，实与十多年前白先生的主张是相通的。今天，面向21世纪，高校历史系的教学改革任重道远。认真研究白先生丰富的历史教学改革的思想与实践，无疑将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新的探索产生积极的影响。

（原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以教改求发展　以发展促教改———谈北京师大历史系课程设置改革

◎杨共乐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系主任白寿彝先生的领导和主持下，对课程设置进行了重大改革。以后经过龚书铎等主任和历史系全体教师的不断努力，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可以肯定，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一改革的作用将发挥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对这一改革进行深入的总结和研究，无论对历史系教学质量的提高还是对历史系整体实力的提升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历史系把教学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放在课程设置的改革，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原先的课程设置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课程改革前，历史系的课程计划，基本上还是50年代初在苏联专家协助下，按照苏联高等师范教育的模式制定的。主要专业课是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两门通史又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部分，即习惯上所说的“两条线八大块”。以后虽然对某些课程的授课时数做过一些调整，也开过几门“提高课”，但基本设想和课程结构没有什么变动。与解放前旧大学相比，这种课程具有计划性强和授课内容完整等优点。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程度比较整齐。毕业时大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改变了过去学生学业程度参差不齐的现象。但它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其一，这种课程没有体现由浅入深，由一般到提高的原则，四年的课程基本上是停留在同一程度、同一水平线上，很难适应学生水平逐年提高的要求；其二，这种设置把学生限制在两门通史之内，而通史的内容又仅限于政治和经济，不能给学生以应有的广博知识；其三，它不能使学生在某些方面有更深入的学习，不利于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治学能力，也不利于因材施教，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其四，它束缚教师的手脚，使大多数教师都在通史中转圈子，很难在某些方向上做更深入的研究，不利于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第二是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后劲不足。调查表明，“文革”前分配到中学任教的师大毕业生，刚到中学时，往往比同时从综合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教师更容易适应教学工作，也更快掌握编写教案、课堂教学诸环节。但几年后，后者对中学教学逐渐熟悉，教学水平提高得很快，而我们的毕业生则逐渐表现出后劲不足的缺陷，教学水平难以提高。一些在高校历史系任教的毕业生也因在校时缺少治学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对科研感到困难很大。这种情况，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以往课程设置中存在着问题。

面对客观而严峻的现实，迫使历史系的领导和教师进行认真的思考。经过无数次的讨论和研究，他们终于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师范性不等于低水平”。苏联专家提出的“一桶水”和“一杯水”的理论虽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缺陷。它只强调了“量”的关系，而忽略了“质”的飞跃，忽略了教师自身科研能力的提高以及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师范大学的特点应体现在开设教育课程和日常教育技能的训练上，至于各个专业的课程设置，除极特殊的科目外，基本上不应与综合性大学相应专业有什么不同。无论综合大学还是师范大学，都应使学生具有深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很强的业务能力，只有那些既具有广博知识又具备独立治学能力的人，才能真正胜任历史教学的各项任务，才能适应科学不断进步、教学内容不断更新的现实。

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历史系提出了课程结构改革的方案。概括起来，这个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加强基础，扩大知识面。在理论方面，开设有关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课，以加强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在语言工具方面，加强古汉语学习，增加中国历史文选授课时数，使学生具备熟练阅读中国历史典籍的能力，同时加强外语教学，开设专业外语课，使学生能够阅读一般外文资料和著作；在专业知识方面，把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授课时间从原来的三学年（此次教改前已由四年改为三年）减到两学年，到高年级时主要开设专门史、国别史、断代史等选修课。这样学生既能掌握中外历史的基本线索和概要，又具有宽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另外还增设了文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知识讲座等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二、把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必修课主要是打基础；选修课任务有二，一是使学生的知识基础继续加深加宽，二是使学生在历史学的某些领域有较深入的钻研，从而锻炼学生收集资料、钻研问题的能力。第一、第二学年以必修课为主，第三、第四学年以选修课为主。选修课授课时间占四年总学时数的30%左右。

这些改革措施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虽然有局部的调整，但改革的总方针一直未变。

应该说，在80年代初提出并实施的这一课程体系改革是很有远见和很有魄力的。它确实起到了“突破一点，搞活一片”的作用，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从白寿彝先生提出并实施“课程设置改革”至今，已有17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这次课程改革是成功的。

首先就学生而言，学生的基础有了明显的加强。在基础理论方面，学生除了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等课程。通过大量经典著作的学习，既培养了学生阅读原著的能力，为他们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的兴趣和信心。更重要的是，学生从伟人和伟人的作品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原则方法。在基本知识方面，学生通过两年通史的学习，基本上可以掌握中外历史的概貌、发展线索、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选修课则从专史、断代史、国别史方面进一步充实了通史的内容，扩大了知识面。此外，学生的治学能力也得到了较好的提高。针对“文革”前十几年历史系培养出来的学生独立工作能力不强这一弱点，这次课程改革将重点放在选修课的开设上面，强调以开设选修课等措施来提高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学生们摆脱了局限于两门通史的圈子，扩大了知识领域，开阔了视野。由于各门选修课一般都介绍该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目前达到的水平、有争论的问题以及有关论著、资料等，并引导、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因此思想比较活跃。同时，由于选修课的开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基础来加以选择，从而对某一断代史、国别史或专史的学习比较深入，有利于把点和面结合起来，避免停留在通史的面上，这不仅对提高学生的能力有好处，而且也为他们今后在各种岗位上进一步对某一方面深入钻研打下了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课程改革，学生初步掌握了一般的治学方法：第一，懂得了了解有关课题的研究现状和史料情况的重要性；第二，读书比较得法，能注意分析史料并从中发现问题；第三，由于选修课一般以写小论文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提高，而这又为以后写毕业论文和学术论文打下了基础。近些年从历史系毕业生、用人单位和社会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历史系学生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正因为如此，所以第一志愿报考历史系的人数达到了60%左右。

其次，这次课程改革对教师队伍和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文革”前，历史系的课程基本上是两门通史“八大块”，教师年年在“八大块”上转，只有面，没有点，难以深入，不易提高水平。课程改革调动了教师的科研和教学积极性，使教师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和确定自己的专业重点，并在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大多数教师“通而不精”的状况，而朝着各有专长的方向发展。教师对某些领域的深入钻研，同时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近年来许多教师出版的专著都与他们开设的选修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见下表。

课程改革时选修课与历史系近年来部分科研成果对照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从上表可知，课程改革对历史系带来的巨大影响。通过这次改革，历史系大部分教师的学术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白寿彝先生最初提出的“开一门课，出一本书，成一方面专家”的设想，已经成为现实。

从表面上看，压缩通史课，好像是削弱了通史教学，但实际上恰好相反。教师通过开设选修课，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加深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真正做到了微观与宏观研究的结合。正是在深化通史课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历史系完成了两门通史课及其他课程的教材建设。

选修课的开设，科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深入，增加了新的研究方向，提高了教师的自身素质，这就为新的学科点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文革”前，历史系只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和世界近代史几位老先生带过研究生。到80年代末，历史系已有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近现代史、世界上古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教育论（历史教育学）等6个硕士授权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上古中世纪史3个博士授权点。此外，还有博士后流动站。而这批学科点的设立，反过来又促进了历史系教学和科研总体实力的增强。1994年，历史系被国家教委确定为首批“文科科学研究和教学”重点基地。这既是历史系多年来重视教改的结果，也是社会对历史系教改的肯定。

以白寿彝先生首创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课程体制改革，确实起到了“以学术带动教学，以教学促进学术”的目的，它给历史系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课程改革本身。80年代以来，历史系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大多都是建立在这次课程改革基础上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是白寿彝先生首创的课程改革，确立了历史系现在的地位。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课程设置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一、教学和科研是辩证的统一体，人为地将“师范性”和“科研性”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二、只有在重视科研基础上的教学，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没有“创造性”和“科研性”的师范大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三、狭隘地理解“面向中学”的口号，使师范大学的教学简单地跟着中学走，是不科学的，师范大学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更多的掌握最新科学知识和科研本领的、有敬业精神的大学生进入中学，进入社会，为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服务，为提高中学教学水平服务。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深厚基础、拓宽视野、培养能力，造就面向21世纪的历史学人才

———谈历史学系1999年教学计划

◎孙燕京

1999年9月，历史学系本科新生开始用新的教学计划安排未来四年的学习。和以往各届学生相比，99级学生不仅在学业安排上有很大不同，而且只需修满155个学分，就达到了本科学习的要求，整整比以前减少了22个学分。

那么，新的教学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它有什么特色？专家们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一、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审视高等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形势，可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党的十五大提出发展教育、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这一伟大构想，把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1998年3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文件指出：“世纪之交，我国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当前，教学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专业口径过窄、人文教育薄弱、培养模式单一、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过死等问题以及教学经费不足和教师队伍不适应特别是骨干教师队伍不稳等困难，严重地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为全面适应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必须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动教学改革、建设和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

1999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提高民族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振兴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时代的要求和目前高等教育不相适应的现状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面对21世纪国际激烈的竞争，中国必须优先发展教育，把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来抓。要想培养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各条战线上的专门人才，当然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师资，于是，优先发展师范教育，就变成重中之重。这一形势给师范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

同时，师范教育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来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方面的挑战外，我们还面临着来自综合大学的毕业学生也可以进入教师队伍这一新的形势。如果我们不在自己的领域保持大幅度领先的话，我们原有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综合大学毕业学生虽然有进入教师角色慢的不利条件，但是也同时具有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的优势。而我们的学生在培养目标上就没有把一定的科研能力和自我知识更新能力放进去，于是就有了先天不足的弱点。另外，在课程设置上，扩大学生视野和知识面一类课程偏少，也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所以，到了90年代中后期，原有的教学计划越来越不适应了。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同时也是配合教育部重新修订专业目录之后展开的修改教学计划的任务，我们开始着手修订1999年新的教学计划。

为了搞好这一工作，我们在准备过程中首先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其中包括：邀请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介绍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通史课以及学分的意见；召开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两地三方座谈会，交流经验；按不同年龄分段，召开历史系全体教师座谈会，征求全体教师对教改的意见。我们还制作了调查问卷，了解四个年级的本科学生对教学安排以及历史系其他工作的意见。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既有中老年教师又有青年教师参加的修订教学计划工作小组，由它负责研究、拟订新的教学计划草案。

工作中我们发现，除了上述不适应的基本问题之外，旧教学计划突出的问题有四：一是课时过重，学分太多，学生的课业负担很重。特别明显的是二、三年级，设课太多，有时从周一到周五，课程排得满满的，学生几乎没有一点儿空闲时间，甚至连晚上都用来上选修课。这样学生就没有时间读书，连图书馆都去不了。另外课堂教学讲授过细，过分重视知识性、系统性而导致内容陈旧，一些内容与中学课程内容同水平重复。二是教学方法死板，教师满堂灌，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三是一部分选修课过时了。有些是属于内容过时，也有些是属于安排组织上的问题。四是原有的教学计划缺乏指导学生读书、写作的内容。因为，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会读书。这里的原因十分复杂，有些是因为学生来自偏远地区，初、高中时代几乎无书可读，也有些是因为中学搞的是“应试教育”，学生埋头应付各种考试，即使有书也没有时间去读。于是，我们的学生进来以后，要么只知道跟着老师学习，要么自己瞎摸瞎碰，读一些价值和质量不那么高的作品。记得一次推荐研究生的面试会上，好几个学习不错的学生讲不出自己四年来读了哪些书，只举了一些演义、史话之类的书籍，弄得老师们哭笑不得。

显然，这些属于教学中深层次的问题，只有通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才能得到纠正。为此，我们从国内一些重点大学找来最新的教学计划，广泛吸取了他们的长处，结合我们师范院校的特点，起草了新的教学计划。这一计划几上几下，经过全系教师的热烈讨论，经过系务会和系学术委员会通过，并报请学校有关部门，经专家组评议获得通过。专家们认为，历史系的新教学计划改革的力度大，符合教育部拓宽口径的精神，是一份有新意的计划。

历史学系1999年新教学计划重点在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时间安排和教学计划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整。

在培养目标的文字表述方面，与1993年教学计划有很大的不同。1993年教学计划对人才规格没有做更详尽的论述，对人才的就业前景也大体设定在中学教师一个方面。1999年新教学计划对人才的规格做了较大调整，按教育部师范司的意见，师范教育要“优先发展，适度超前”，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北师大历史系既要保持师范特色，又不能低于综合大学的标准。事实上，我们的培养目标从一开始就瞄准了高水平。

我们的培养目标定为“本专业培养具备较高的基本理论素养和系统的专业基本知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史学专门人才以及能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科研机构、文化部门从事科学研究、教育和其他工作的高级人才”。我们还根据师范院校的特殊性，提出要“具有现代文明素养与儒雅风范”这一人格标准。

在课程结构方面，除了各系都有的课程类型（全校公共必修课、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专业限定选修课、专业任意选修课和全校公共任意选修课）之外，我们主要特色是学时少、学分少。比1993年教学计划学生四年要修满177个学分大大减少，只要修满155个学分就够了。

在教学时间安排方面，把专业实习和社会调查原先设计的4学分减掉了3个，变成1个学分。另外，作为本科师范生重要的实践环节教育实习也从原来的4周增加到6周，这在全校是同步的。

在教学计划中，我们的专业基础课集中在第一、第二学年，从第三学年开始，主要开设选修课。用整整两个学年的时间开设选修课，目的是为将来继续深造打下一定基础，同时也为一部分学生本科毕业走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铺垫了宽厚的知识基础，使学生有不低于综合大学学生的知识结构。

新的教学计划开始实行了，但是，形式的改变不能代替内容的改变。我们必须坚持深入教改的方向，才能把计划中实现的东西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二、改革的依据

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的。

70年代末，历史系本科生教学仍然沿用两门通史讲四年的旧课程体系。这一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苏联高等师范教育的模式制订的。77、78、79三届本科生的通史课上到三年或三年半，大多只用一个学期补课或者开设提高课。记得当时我们除了两门通史课外，系里只开了刘乃和先生的中国历史小常识、社科院邱汉生等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系列讲座、中央民族研究所李有义先生的藏族史、杨堃先生的民族学概论等提高课或专题讲座。因为机会难得，同学们几乎都选了，选修课变成了必修课。当时的系主任白寿彝先生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们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计划很害人，到今天还是很害人。50年代，我们请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制订了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主要是‘八大块’，实际是中外各‘四大块’：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八大块’把老师和学生放进入了狭窄谷道里，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看看四周也不行。教师搞的没有发展余地，老是讲那些；同学不能接受不同学科的知识，就知道这个‘八大块’。这怎么行！———这个局面一定得变，不能这样搞。”^[19]

进入80年代，白寿彝先生主持了历史系课程设置方面第一次重大改革，重点放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具体措施是将四年通史课改成两年，后两年开设选修课，形成通史、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相辅相成的课程体系。当时的教学计划还第一次规定，本科生要做毕业论文，只有通过这样的写作训练，达到一定水平，才能获得学士学位。这样就结束了长时期以来，历史系本科生不写毕业论文的历史。在设课内容方面，由于压缩了通史课课时，通史课的内容也做了相应的调整，重点放在勾画历史线索和轮廓，讲解重点、难点上。另外在基础课中还加入了白寿彝先生认为是“历史系最要紧的课程”———史学概论和中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史，构成了全新的基础课教学体系。同时开设了一批选修课，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这一新的课程体系在龚书铎先生担任系主任期间获得了进一步完善。80年代中后期，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先后延伸到当代（以前中国现代史讲到1956年实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世界现代史讲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的通史课定格为两年半。选修课的完善重点在系列化、规范化方面，因为，选修课开设初期，主要提倡能开的教师都开，免不了“因人设课”。系列化、规范化主要是针对这一情况，把选修课分成相对“通”的专门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这样配套的选修课也大大地拓展了。

此次改革的意义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首先，它提高了本科生教学质量，优化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从根本上扭转了“文革”前历史系培养出的学生独立工作能力不强的弱点，使相当一部分历史系的本科毕业生在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迅速成才，成了各条战线的栋梁。其次，改革带动了全系的科研工作。由于选修课的开设大多是在教师们科学研究基础上实现的，因此，选修课的教学提高了教师们科研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在通史课教学的基础上，对某一专门领域进行更深入的钻研，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据调查，历史系教师出版的学术著作都与他们开设的选修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反过来，科研工作又不断地带动了基础课、选修课教学质量的提高。80年代的改革成了北师大历史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使我们从教学工作的中心转变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同时也使我们系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全国高等教育战线具有影响的历史系之一，排在了前列。由于历史系的改革是开创性的，受到当时的国家教委高度重视和肯定，因此获得了1989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高等教育战线面临新的更严峻的挑战，同时，高等教育进入非常规的发展时期。

为了扭转高等教育重理轻文，文科特别是文、史、哲等基础学科长期薄弱的局面，1994年，原国家教委出台了在若干所重点院校建设文科基地的决策。北师大历史系成了第一批进入“历史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的院系。此后的几年里，历史系的教学改革进入了新时期。改革的主要路径是深化课程结构改革，其基本思路是：“加强基础理论和专业基础课教学，强化古汉语和外语，以厚实学生的专业根基；拓宽知识领域，突出科学研究训练，着重能力培养；运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了解学科前沿信息，开阔和活跃学生的学术思维；重视社会实践，教书育人，严谨学风，以严格的管理加速历史学跨世纪人才的培养。”为实现这一目标，历史系先后推出不少举措，诸如：为加强基础课教学而重新编写并出齐了全部教材；为加强学生的理论能力与思维素养，在原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等基础理论之外，又于1994年增开了邓小平理论课；为增强学生的古汉语能力，强化古汉语教学，专门成立了古文实习室，进行古汉语过关考试；为扩大学生们的视野，了解历史学前沿信息，特别开辟“北师大历史系史学论坛”，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进行学术演讲；为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专门设立“白寿彝史学论著奖”，鼓励本科生参加论文竞赛；为加强和科研学术机构的合作，历史系与社科院世界史所在1997年9月实现了合作办学，旨在“合作共建、资源共享”，借助双方的优势，共育人才。

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为历史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即便如此，怎样做到多出人才、出高标准人才仍然是当务之急。

北师大历史系的进一步改革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进行的，它既是80年代以来历史系教改的深化，又是新时期教改的开始。

三、1999年新教学计划的几个特点

新的教学计划究竟“新”在哪里呢？

首先，在培养目标和规格上，我们突出了高起点。

我们提出本科生应该“具有较高的基本理论素养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进一步培养潜能”，应该有更大的适应性，这样才能全面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

周远清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的讲话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综合化、整体化以及人文和科技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加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适应性增强”，高等院校要以“专业调整、改造和重组为契机，调整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拓宽基础，整合课程，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应当具备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这四个特点。基础，包括基本理论知识、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学生的基础一定要打扎实，否则，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知识，包括科学文化知识，本专业的基础与专业知识，相邻学科知识。我国高等学校过去对相邻学科这部分知识的要求重视不够，今后应当加强。能力，主要包括获取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其中创新能力培养是我国高等学校长期以来的薄弱环节。素质，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和心理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文化素质是基础。”我们新的教学计划基本体现了周远清同志的讲话精神，在培养目标方面，我们提出了“占据下一世纪制高点”的目标，为的就是在激烈竞争的当前社会，适应越来越高的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当然，理论上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好的，但是，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

其次，在课程体系方面，我们做了重大调整。

培养目标设定之后，课程如何设置是一关键。于是，我们重点研究了历史系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主要措施是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压缩到两年，这一压缩不是简单地将通史课集中在前四个学期，而是压缩每一断代历史的课时。例如，中国通史系列的中国古代史原来是开两个学期，每学期每周四个学时，现在变成开两个学期，每学期每周三个学时；中国近代史原来开一个学期，每学期每周四个学时，现在减去一个学时；变化最大的是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原来是开两个学期，每学期每周四学时，现在将它压缩成只开一个学期，每学期每周四个学时。学生原来在中国通史课程中要修满20学分，现在只要修满13学分就够了。世界通史亦如此。基础和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变化大的还有中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选，压缩的学分一般在1／3、1／2不等。除外，我们还取消了一部分不适应的课，开设了一些新课。

压缩通史课，不等于削弱基础，这是多数人的共识。当然，要真正做到不削弱基础，没有相应的措施是不行的。我们改革的着眼点放在导引学生读书和写作上。为此我们开设了《文史名著导读》、《史学论著写作指导》两门新课，对于前者，我们将逐步地使这门课从名著名篇讲读过渡到导读，真正让学生读懂、读通几本文史名著，使他们在本科生的最初阶段就能够接触到人类的思想大师，与他们进行思想“对话”。后一门课旨在指导学生写作，从“论文的选题”、“史料的分析整理”、“论文的结构、框架”、“关于论文的组织与修辞问题”、“关于史学论文的科学规范”等几个方面入手，具体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这样，压下来的时间用在学生读书和写作上，锻炼了学生的能力。

当然，压缩课时之后，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通史课讲好是个关键。这里需要下大力气进行通史课课堂教学方面的改革。要进一步研究通史课到底讲什么、怎样讲等问题。显然，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继续进行探索，争取早日拿出好的方案来。

课程体系除了调整课时，在结构上仍然沿用公共必修课、基础和专业基础必修课、专业限定选修课、专业任意选修课四种类型。因为通史课集中到前两年，选修课的时间相对集中，也就便于安排了。这样为打破年级的界线，跨年级乃至跨系选修打下基础。

再次，我们在开设选修课方面做了比较大的改革。

改革的主要思路是配套一批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选修课。为此，我系各个教研室经过研究，提出一批新课。在设置体系上，同原先一样，也包括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区域史等类别。同时着重添设了各种相关学科的入门和导论、乡土文化研究、各种工具课等。这些课的主导思想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的适应性更强。

比如，我们请中文系、哲学系为三年级的学生开设文学概论和哲学概论。前者侧重于介绍当代文学理论，同时拿出一些时间为学生勾画外国文学的基本轮廓；后者重点讲现代西方哲学概论。我们还请法政所开设“二战后的世界格局”。这类课程旨在扩大学生的视野。我们还计划开设一些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课程，目的是让学生能及时地了解学术信息，开阔视野。另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些“小课”，时间为8到10周，1个学分，能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里，了解一门学科的基本轮廓。这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某一门课，使学习更为深入，也为他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最后，我们实现了与中文系、哲学系相互承认学分，共享选修课资源。

我们认为，要想扩大学生的视野，仅仅靠一个系、一些教师的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规模比较小的系，一线上的教师仅仅二十来人，不仅承担着本科四个年级的基础课、选修课教学，而且承担着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留学生、函授生的培养工作，目前教师们已经尽可能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已经处于超负荷劳动，再依靠他们去开设不很熟悉的、相邻专业的选修课是不可能也是不近情理的。于是，我们想到借助外系的力量，让我们的学生学到中文、哲学等相关课程。这样做，一方面大大增加了选修课的数量，另一方面，让我们的学生增加了相邻学科的知识，有利于他们知识结构的更新，也加强了学生多方面的适应性。我们的想法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也得到中文系、哲学系的大力支持。当然，具体实施的时候要有所限定，比如控制一定量的学分，保证学生的专业基础要打牢，互选课程必须在三、四年级等。(www.xing528.com)

综合起来，新教学计划“新”在：第一，压缩了学时，减少了学分，总学时从1993年的3044学时，压缩到现在的2678学时；总学分从1993年的171学分，减少到现在的155学分，大大减轻了学生们的课业负担。第二，扩大了选修课的面，不仅本系计划开设新的选修课，而且依靠外系增加选修课，扩大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知识面。第三，把培养学生的重点放在引导他们读书和写作上。第四，加强了文科院系之间的合作。

1981年白寿彝先生在《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曾经写道：“尽管这些年我们培养出了大量的学生，其中也有质量较好的学生，但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是显著的。各个系互不通气，历史、中文、教育各系之间，根本不考虑课程的配合。因此，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大多数的情形来看，专业基础不扎实，视野比较窄，独立工作的能力不强。”^[20]看来，问题早就发现了，只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加以纠正。正因如此，我们才说，现在的改革，是在前人不断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实现的。

综观1999年新教学计划，尽管有许多新的东西，设定了不少大的规划，在理想中是好的。但是，真正把它付诸实施却是很难的。它不仅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辛苦劳动，而且需要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地转变观念，认识到当代人才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不下大力气，不花工夫，就无法完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培养高水平、高素质人才的任务。

新的教学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成功与否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我们相信，只要努力，真正把力量花在教学研究上，花在严格的教学管理上，新世纪来临时，一批高素质的学生就会造就出来。我们期待着。

深化面向新世纪的改革，全面推进基地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情况汇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北师大历史学科于1994年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以来，在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本学科全体师生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奋斗为基地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这次国家教委检查组莅临本学科检查指导工作，对本学科的基地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我谨代表历史学科全体师生向检查组全体同志，向国家教委的负责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的敬意。现在我代表本学科简要汇报如下：

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简介

本学科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史学所两个单位组成。它历史悠久，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后实力大为增强，先后拥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家，如陈垣、侯外庐、白寿彝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本学科学术积累丰厚，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学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本学科拥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4个博士点，另有7个硕士点，还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

本学科师资力量较强，共有教师60余人。其中教授21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8人）、副教授22人、讲师7人。现设4个研究室、8个教研室、2个图书资料室。自1994年以来本学科承担科研项目21项，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项目有14项，并发表了一批学术论著。本学科教师队伍，正向着年轻化和高学历的方向发展，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已有16人，占全体教学人员的23%。

二、本学科基地建设的思路及措施

本学科基地建设的思路是，根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加强基本理论和专业基础课教学，强化古汉语和外语，以厚实学生的专业根基；拓宽知识领域，突出科学研究的训练，着重能力培养；运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了解学科前沿信息，活跃学生的学术思维；重视社会实践；严谨学风，以严格的管理加快历史学科跨世纪人才的培养。

为实现这一思路，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教学改革方面

80年代初，本学科在白寿彝、龚书铎等先生领导下，进行了重大的课程结构改革，打破了两门通史上四年的传统的教学格局，形成了前两年上基础课、后两年开选修课的崭新局面。此次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89年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基地启动后，我们在原有教改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前进。按照我们的总体思路，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抓基础理论教学。除了开设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曾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等课外，还于1995年增设了邓小平理论课，由7位教授领衔授课。并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联系社会现实，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引导学生逐步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社会现实，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

第二，调整了本科的课程设置，通盘考虑低年级与高年级、本科生阶段与研究生阶段之间的区分与衔接，把着眼点放在强化专业基础上。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上，我们强化了10门通史课的教学。针对以往高职称教师讲选修课，中级职称的教师讲基础课的现象，我们规定基地班的基础课的主讲教师必须是高级职称的教师。为保证基础课教学的高质量，我们在学校的支持下，出齐了全部基础课教材。

第三，注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注重能力培养。在基地班学生培养中，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虽然表面上看来应当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在一些方面处于矛盾状态。我们的思路是，注重基地班学生能力的培养。创建基地以来，历史系陆续出台一系列教改新措施，以期提高基地班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基本技能的教学上，根据我系特点，把着重点放在古汉语和外语两门课上。如古汉语，课时由原来的两学期增至三学期，学分由8学分增至10学分。同时，对古文教学内容也作了调整，专门设立了古文实习室，强化学生背诵及阅读古文的能力，并决定在三年级的时候，进行古汉语过关考试，规定凡古汉语不过关的学生，不能获得学位。对于外语，从1995年本科新生开始，开设专业外语，本科毕业的时候，必须有80%的学生通过国家外语六级考试。为提高学生的史学研究能力，还设立了“白寿彝史学论著奖”，利用这个形式把教与学、课堂与课余、理论与实践、教师与学生进一步结合起来，使学生的学习更生动活泼、富有成效，并推动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第一届活动历时8个月，70%的学生提交了论文，60%的教师参加了论文指导。第二届活动正在有序进行，学生反映积极，报名的本科学生有169人，占参赛年级学生总数的92%；研究生80人，占总数的100%。为了深入持久地将这项工作开展下去，经过研究，我们还开设史学论著写作指导课，系统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经反复推敲，设计5个专题，分别就史学论著的选题、资料的甄别、结构框架、语言文字素养以及科学规范等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并邀请学术造诣高深、各具专长的教授和副教授担纲授课，以期提高本科学生的理论思维和论文写作能力。此外我们还努力提高本科学生的计算机方面的能力，要求学生除二年级的计算机基础课必须通过以外，三年级以后的学期作业要用计算机打出。

第四，采取有力措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们努力探索合作办学培养人才的新路。经多方努力，我系与社科院世界史所达成共识，决定在互助合作、资源共享、繁荣学术、共育人才的宗旨下，实现系所共建，以期利用世界史所丰厚的学术与资料优势，提高我系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教学科研水平，同时以历史系文科基地为依托，为世界史所源源不断地输送科研后备力量。这种联合共建的形式是国内教学单位与科研机构横向协作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显然，这是一条科研机构与教学单位协作交流的新路径，在学术界具有开创意义。

（二）科研方面

基地建设极大地调动了历史学科教职工的科研积极性。大家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同时，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两年间，本学科教师出版著作（包括译著、合著）83部。其中，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是国家重大项目，已出版7卷18册，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顾诚先生70余万字的《南明史》被史学界同仁视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此外，本学科教师发表学术论文340篇，其中不少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等重要刊物上。自1995年以来，有12项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已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比较研究、中国史学史等研究领域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本学科办有《史学史研究》杂志，是全国核心期刊，发行到世界上19个国家和地区，并通过校图书馆和世界上近40个国家和地区交流，其质量受到学术界的赞誉。

（三）基地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是史学基地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史学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系所拥有一支业务精、素质高、有高度奉献精神的师资队伍。近两年来，我们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优化教师队伍，加强师资建设，主要措施有：

1．要求全体教师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邓小平理论，提高其政治思想水平。

2．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教师在国内外参加学术会议、进修、访学，提高其学术水平。

3．从国内外招聘一批事业心强、业务基础厚实、有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教师来基地工作。

4．设立“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教师奖”和“龚宝廉女士奖学助学金”青年教师奖，鼓励青年教师搞好教学科研。

5．鼓励本学科青年教师在职攻博。

6．加强教师队伍的年轻化建设。

通过上述工作，我们的老、中、青教师结构日益合理，已基本达到1∶1．5∶1．5，教授、副教授已占全体教师的80%以上。绝大多数教师教风良好，无违纪现象，教学评估优良率在80%以上。

（四）学术交流工作

本学科历来重视学术交流工作，自被评为基地以后，制订了新的学术交流计划，加大了工作的力度。

两年来，本学科国内学术交流工作的总方针是发挥学科与人才特长，开展多方面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从具体措施来看，我们发扬系所教学科研力量雄厚的特长，扩大学术影响（组织全国性学术研讨会2次，地区性学术研讨会4次）；针对我系教师在各史学会任职多的特点（任秘书长以上者有10余人），支持他们以本系所为依托召开各史学会的学术会议（10余次）；鼓励教师外出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达72人次）；组织北师大史学论坛，聘请校内外专家做专题学术报告（30人次），使广大师生受益匪浅，对基地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学科国际学术交流工作的总方针是：在增强世界史对外学术交流良好势头的同时，充分发挥我系中国史之所长，大力开展中国史的对外学术交流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

我们组织召开了“中韩历史学研究”、“中韩历史课程比较研究”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系所还先后聘请美国、德国、日本、韩国、芬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20余位专家学者来系讲学。有的专家已与我们建立了长期联系。

系所也十分重视教师的赴外学术交流工作。两年来有8人参加了10余次国际学术会议，有10多位教师多次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讲学或从事课题研究，并得到了对方的好评。其中一些学者在国外同行中也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经常接到邀请赴外参加学术活动，这不仅促进了这些教师对外学术交流良性循环的形成，也同时扩大了本学科的影响。此外，我们还积极创造条件，每年都派出一名青年教师出国进修，拓展他们的学术视野，提高其学术水平，以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

（五）教务管理方面

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本学科基地班的教学管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滚动培养，使教学管理在培育人才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了加强基地班的管理，本学科成立了基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系主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以及基地班的班主任共同组成，了解情况，研究工作，贯彻落实上级的精神。

滚动培养的具体做法为：每学年初A、B两班学生大排队，前30名者为A班。我们还制定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使滚动式培养具有可操作性，真正落到实处。

为完善基地班的管理体制，我们对95、96两个年级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对于95级学生，在进校之后，就按高考成绩分成两个班，A班为基地班，B班为普通班。一年之后，按第一学年的成绩进行重新分班。对于96级学生，进校之后，我们没有分班，一年后，按第一学年的成绩进行排队，前30名为基地班学生。目前看来，96级的模式便于操作，因此进入1997～1998学年后，97、96、95三个年级都采用这种滚动培养办法。

为了加强基地班学生的管理和全系的教学工作，我们还经常编发历史系教学工作简报，在全系范围内沟通信息，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为了加强基地班的工作，我们选派优秀教师担任基地班授课和班主任工作，班主任和授课教师既有年富力强的教学科研骨干，也有富于经验的老教师。他们深入学生中间，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等方面的情况，解决各种困难，成为学生的贴心人。

在教学管理中，我们还充分发挥教辅人员的重要作用，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办公室的人员充分利用计算机进行全方位的教学管理，各司其职，又团结协作，已建立起了较为有效的教学监控、反馈网络，形成了良好的管理机制。

（六）思想政治工作方面

本学科在基地建设中注意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要求基地班的学生不仅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而且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新人。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的措施。

本学科长期开展师生共建文明班集体的活动。我们以教师党支部牵头，以相应的教研室和工会小组为单位，与基地班建立一种固定的关系，在班主任的协调下开展活动，以加强师生关系。共建文明班集体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座谈、对话，进行思想交流；老师具体地面对面地指导学生的学习；在教师中开展献爱心送温暖的活动，为学生捐钱捐物；学生则主动关心年事已高和身体病弱的老师，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通过这些活动，基地班的学生受益很大，在思想、生活、学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共建文明班集体的活动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和肯定，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中国教育报》以“开展师生共建，增强德育实效”为题专门刊发了介绍本学科师生共建活动经验的文章。

我们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务求实效，以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为主，树立优秀的系风、班风，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基地班学生积极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自愿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义务讲解，将知识奉献给社会，受到欢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专门采访了我系基地班学生。在文艺活动中基地班学生也比较活跃，他们参加校戏剧团《周君恩来》的演出，获得很大成功，该剧于1996年5月获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学生的各种学术活动也很活跃，他们自办的学术刊物《春秋》，其质量在近两年来得到了很大提高。

（七）办学条件

本学科被批准为基地以后，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教学基础设施大大加强，电化教学设备新增量达到了86．2%，改变了过去教学科研设备落后的局面。1996年初，本学科花费20余万元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计算机实验室。在人员编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招聘了一名计算机教师。我们改建了资料室，并投入20余万元的资金购置新图书，还出资购置了电脑、复印机。本学科现有电脑2台、复印机2台，有藏书10余万种册，中外文报刊270多种。其中，有系所被评为国家基地以来新增的中文图书10000余册，外文图书100余册，外文期刊500余册，中文期刊640余册，报纸10余种（新增量达10%），供全系所师生借阅。

三、基地建设中的困难、问题及今后工作的展望

本学科的基地建设在国家教委和我校领导的关怀下，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在两年多的基地建设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一个思路清楚奋发有为的有凝聚力的领导班子和一支有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是基地建设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目前，我系教师人数偏少，却要负担从大专班到博士后站、从教学科研到学生管理的大量工作，但大家都任劳任怨，正是这种奉献精神才使我们的基地事业兴旺发达。

教改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随着教改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必然会加大教师的工作量，在当前教师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再加重负担，恐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与科研，解决上述矛盾，是今后遇到的新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无论在人员配备上，或是在思想上我们都还需要下大工夫。

总之，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证明，建立文科基地，是发展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好办法、好形式。我们决心以此次检查为动力，认真总结基地工作，再接再厉，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帮助下把我们历史学科的基地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基地建设自评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北师大历史学科自1994年作为文科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学措施，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提高了办学水平。这证明，教育部在世纪之交确立“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是一项培养人才、发展文科的具有战略眼光和深远意义的举措。

一、基地建设的思路

本基地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加强历史学科基本理论和专业基础课教学，强化古汉语和外语，以厚实学生的专业根基；拓宽知识领域，突出科学研究的训练，着重能力培养；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展示学科前沿信息，开阔和活跃学生的学术思维；重视社会实践，教书育人，严谨学风，鼓励竞争，严格管理，为国家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文科人才。

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引进高水平人才，重视新一代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形成新的具有高水准的学术梯队；保持原有学科的优势，积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继续重点建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四个重要学科和古代文明史一个学科群。在此基础上，积极拓展新的学科领域，努力开展跨学科研究，加强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提高历史学科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素质教育服务的水平。

二、基地建设措施和成效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采取种种措施，全面而有力地开展了历史学基地的各项建设工作，成效显著。

（一）办学条件的改善

1994年以来，本基地电化教学设备增加，教学基础设施加强，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1．微机房与多媒体教室的建设

1996年初，本学科花费20余万元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计算机实验室，在人员编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招聘了一名计算机教师，对全系教师进行了计算机知识和技能的培训。随后，在学校财力支持下，本学科建成了一间面积为150平方米的多媒体教室。这些设备均已投入使用，并在教学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资料室和阅览室的改建

基地建设伊始，我们花大力气改建了资料室，增建了阅览室。在此基础上，添置了30多万元的新书。其中，花费80000元左右购置的全套《罗埃博古典丛书》（LoebClassicalLibrary），在高校历史学基地藏书中独具特色。本学科现有藏书80余万册，中外文报刊1110多种。其中，自基地建设以来，新增的中文图书54110余册，外文图书1800余册，外文期刊700余册，中文期刊840余册，报纸10余种，供本学科师生借阅。

3．文物博物馆的落成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本学科的文物博物馆已经落成。该馆建立在本学科原有文物室的基础之上，校系投入建设经费高达280万元，是本学科有史以来投入经费最多的一项工程。本学科文物室藏有珍贵文物万余件，其中有陶器、甲骨文、青铜器、铁器、古钱币、唐人写卷、古人字画、明清档案等。文博馆的建成有力地促进了本基地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以文博馆为依托，我们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拓展了办学领域。

此外，我们历史学科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最早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现有5个博士点；2000年“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中心”又被批准为国家人文学科重点科研基地。

上述各项条件有力地保证了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

（二）本科教学改革的深化

本科教学在基地的各项工作中处于中心地位，对此，学校、基地领导以及本学科全体教师达成共识，大力加强了基础课教学改革与建设。

1．加强基础理论教学，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

除了开设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等课外，还于1995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邓小平理论课，作为基地学生的必修课。该课程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联系社会现实，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引导学生逐步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社会现实，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此外，还在一年级增设了带有理论指导和思维训练性质的文史名著导读课，逐步从名著名篇讲析过渡到导读，真正让学生读懂、读通几本文史名著，使他们在本科生的最初阶段就能够接触人类思想大师，与他们进行思想“对话”。

2．调整本科课程设置，建设了一批一流课程

基地建设以来，我们在原有的本科课程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本科的课程设置，通盘考虑低年级与高年级、本科生阶段与研究生阶段之间的区分与衔接，把着眼点放在强化专业基础上。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中，我们强化了10门通史课的教学。针对以往高级职称教师讲选修课，中级职称教师讲基础课的现象，我们规定基础课的主讲教师必须是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为保证基础课教学的高质量，我们在学校的支持下，出齐了全部基础课教材。与此同时，我们进一步突出了一些基础较好的课程。譬如，1996年世界近代史基础课被学校列为重点建设课程。该门课程的自编教材被同行专家誉为“不仅是一部高质量的大学教材，而且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并于1996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1997年被列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1999年修订重版，已发行2万册，被许多大学所采用。2000年刘宗绪教授主持的世界近代史基础课荣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于1996年被批准成为国家教委项目，1997年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出版独具特色的新教材，成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2001年荣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中国现代史课程建设于1997年和2001年两度荣获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9年我们还修订了本科教学大纲，制订了新的课程内容设置方案，压缩了学时，减少了学分，总学时从原来的3044学时，压缩到现在的2678学时；总学分从原来的170学分，减少到现在的155学分，大大减轻了学生们的课业负担，把培养学生的重点放在引导他们读书和写作上。教学大纲的修订，既有利于学生对基础理论、基本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又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为学生的可持续学习创造了条件。

（三）学生能力培养的突显

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注重学生的基本技能、创新意识与科研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历史学科基地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

1．强化古汉语和外语课，提高学生的专业基本技能

古文和外文的阅读与理解，是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基础。本基地根据自身特点，强化了古汉语和外语课程，以提高学生的专业基本技能。如古汉语课，在增加课时的同时，对古文教学内容做了调整，专门设立了古文实习室（现更名为“历史文献教学实习室”），强化学生背诵及理解古文的能力。在三年级的时候，进行古汉语过关考试，规定，凡古汉语不过关的学生，不能获得学位。1995年，我们正式开始实行古文实习与过关考试制度。在历史文选教研室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定期进行不同形式的古文实习活动，学生们在这些活动中提高了古文阅读和理解能力。对95级、96级进行了古文过关考试。其试卷专门邀请了中文系和古籍所的专家进行质量把关，并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对于外语，除了一、二年级的公共外语学习外，我们还在三年级开设专业英语，学习外国史学中的名篇佳作，使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迅速从大学英语的一般性练习中解脱出来，直接同历史学领域的顶尖级学者进行英语对话。

2．设立“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提高学生的史学研究能力

为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激发学生热爱历史专业和研究历史的兴趣，我们专门为本科生设立了“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利用这种形式，把教与学、课堂与课余、理论与实践、教师与学生进一步结合起来，使学生的学习更生动活泼、富有成效。这项活动至今已进行了四届，它包括授课、指导选题、指导写作、论文评奖等几个环节，力求使本科学生通过专业化的指导和训练，提高史学研究能力。对于这项活动，学生反映积极。为了深入持久地将这项工作开展下去，经过研究，我们还开设了史学论著写作指导课，系统培养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经反复推敲，设计了5个专题，分别就论著的选题、资料的甄别、结构框架、语言文字素养以及科学规范等问题进行专题讲座，特别邀请学术造诣高深、各具专长的教授、副教授担纲授课。1997年10月，我校正式批准将史学论著写作指导课纳入本科教学计划，核定3学分。这些举措的推行使学生的科研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学生历年论文获奖情况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第一、第二届“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没能产生一等奖（第一届有11名学生获二等奖、17名学生获三等奖；第二届有12名学生获二等奖、18名学生获三等奖），第三届则有4名学生获一等奖（6名学生获二等奖、10名学生获三等奖），第四届有5名学生获一等奖（6名学生获二等奖、10名学生获三等奖），第五届有6名学生获一等奖（12名学生获二等奖、17名学生获三等奖）。1999年和2000年，我们还把学生论文送到南开大学参加第一、二届全国基地生论文大赛。在第一届大赛中，96级曹阳同学获得“全国史学新秀奖”二等奖，97级赵庆龙同学获“全国史学新秀奖”鼓励奖。在第二届大赛中，96级苏麓垒同学获“全国史学新秀奖”一等奖，96级邓庆平同学获二等奖，97级徐雅芳同学获三等奖。96级苏麓垒同学的毕业论文被评为2000年北京市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

3．新增史学评论课，举行“史学评论”读书报告会

对于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来说，培养会读书、会评书、会写文章是能力培养的重要方面。为此，在2000年9月，当本基地青年教师杨玉圣副教授申请开设史学评论课程时，本学科主管领导予以大力支持。2000—2001学年第二学期，这门课如期开设。这是一门具有显著特点的本科高年级的选修课（本学科一年级研究生也可以选修）。它将读书、评论和写作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将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学术评论能力列入本科生基本功的高度。这门课的开设和本课程的定位在我国高等学校历史学界是一全新的举措，也是本基地教学改革中的一项创造性活动。事实证明，这门课的开设是很必要的，也是很成功的。

（四）管理机制的健全

管理机制是具体工作的组织保证，它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基地建设的成效，对此，校、系领导具有明确的认识，并从多方面加以建设。

1．成立基地领导小组

为加强基地建设，本学科成立了基地领导小组。本基地领导小组在主管校长的直接领导下，由系主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以及基地班的班主任共同组成。该小组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研究工作，贯彻落实上级精神。在此基础上，为了加强基地班学生的管理和全系的教学工作，我们经常编发历史学科教学工作简报，在广泛的范围内沟通信息，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外，我们还充分发挥教辅人员的重要作用，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充分利用计算机进行教学的全方位管理，各司其职，又团结协作，已建立起较为有效的教学监控、反馈网络，形成了良好的管理机制。

2．引入竞争机制

基地建设启动后，从95级开始，我们在每个年级中按成绩将学生分A、B两个班，A班为基地生，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滚动培养。滚动培养的基本做法是每学年初A、B班学生成绩大排队，前30名者为A班。为完善基地班的管理体制，我们对95级、96级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对于95级学生，在进校之后，就按高考成绩分成A、B两个班，一年之后，按第一学年的成绩重新分班。对于96级学生，进校之后，我们没有分班，一年之后，则按第一学年的成绩大排队，前30名为基地班学生。目前看来，96级的模式便于操作，因此，各个年级都采用了这种编班办法。

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发了同学们奋发向上、力争上游的精神。从95级、96级基地班学生毕业情况来看，95级30名基地生，18名同学直接升入或考入研究生阶段继续学习，其中2人考入北京大学，1人被保送到中山大学，分别受到这两所学校的高度赞扬。其他学生和29名非基地生一起走上工作岗位，绝大多数成为基础教育战线的骨干。96级30名基地生，26人直接升入或考入研究生阶段继续学习，其中3人考入北京大学，1人保送到南开大学，1人保送到清华大学，1人考入、1人保送到中山大学。其他4名学生和33名非基地生一道走上工作岗位。

（五）人才培养路子的拓宽

基地建设伊始，我们就专门开辟了“史学论坛”，定期邀请国内一流学者前来讲学，介绍最新学术动态，展示学术前沿信息，并且不定期地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系、所举办讲座，沟通世界各国学术界最新研究信息。这些活动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除此之外，我们还探索出一条与重点科研院所合作培养人才的新路子。

从1996年开始，我系相继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共中央编译局达成共识，决定互助合作、共享资源、繁荣学术、共育人才。以期利用重点科研院所丰厚的学术与资料优势，提高本基地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教学科研水平；同时以历史学基地为依托，为重点院所不断地输送科研后备力量。经多方努力，在1997年的金秋，本基地与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培养研究生的协议，实现系所共建。这是一条科研机构与教学单位协作交流的新途径，在学术界和高校教学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

2000年10月，我们又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商议交换培养基地生事宜。经双方学校同意，我们决定于2001年9月———2002年1月间，互换5名基地生，以相互借鉴基地建设经验。

（六）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

在基地建设中，我们高度重视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系总支在1998年被评为校级“优秀党总支”，又被授予北京市“德育先进集体”称号。对于基地班的学生，我们要求他们不仅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而且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新人。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的措施。

本学科长期开展师生共建文明班集体的活动。我们以教师党支部牵头，以相应的教研室和工会小组为单位，与基地班建立一种固定的关系，在班主任的协调下开展共建活动，以密切师生关系。共建文明班集体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座谈、对话，进行思想交流；老师具体地指导学生的学习；在教师中开展献爱心送温暖的活动，为学生捐钱捐物；学生则主动关心年事已高和身体病弱的老师，主动上门为他们服务。通过这些活动，基地班的学生受益很大，在思想、生活、学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共建文明班集体的活动受到学校领导的表彰，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中国教育报》以“开展师生共建，增强德育实效”为题专门刊发了介绍本学科师生共建活动经验的文章。

我们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务求实效，以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为主，树立优秀的系风、班风，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基地班学生积极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譬如，他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义务讲解，将知识奉献给社会，受到欢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专门采访了我们基地班的学生。另外，本基地学生多年来一直坚持到北京市盲人学校义务支教。99级共有49名同学参加了“农民之子”组织的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义务支教的活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连续两天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在文艺活动中，本基地的学生也表现活跃。他们参加校戏剧团《周君恩来》的演出，获得很大成功，该剧于1996年5月获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学生的各种学术活动也很活跃，他们自办的学术刊物《春秋》，不定期出刊，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文章。此外，他们还将历届“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本科生奖”的获奖文章编辑整理，印成了系列的论文集。

（七）师资队伍的优化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教师队伍建设是历史学基地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史学人才培养的关键。几年来，本基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优化教师队伍，加强师资建设。主要措施有：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修、访学，提高其学术水平；从国内外招聘事业心强、业务基础厚实、有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教师来基地工作；设立“历史系青年教师科学研究基金”、“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教师奖”和“龚宝廉女士奖学助学金”青年教师奖，鼓励青年教师开展科研；鼓励本学科青年教师在职攻博；加强教师队伍的年轻化建设。

通过上述措施，本学科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日益优化，老、中、青比例已基本达到1∶1．5∶1．5。在高级职称的教师中，45岁以下的已占30%以上。教授、副教授已占主讲教师的88%以上。中青年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达45%以上。绝大多数教师教风良好，教学评估优良率在80%以上。

“九五”期间本学科科研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1995年到2000年间，本学科教师已出版专著152部，发表论文1110余篇，有20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和教学成果奖。由已故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本学科多位教师参与撰著的多卷本《中国通史》1999年出齐，被称为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来贺信贺电，对这一重大历史工程的完成给予高度的评价，2000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奖”特等奖。龚书铎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郑师渠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化通史》的出版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顾诚教授的《南明史》备受学术界瞩目，相继荣获北京市社科成果一等奖、国家图书奖。龚书铎教授撰写的论文《关于正确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朱仲玉教授的《不知道的世界》获“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

“九五”期间本基地教师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北京市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50余项，参与横向课题多项。本基地还积极参与了国家社科规划、北京市社科规划的调研工作，为国家社科发展献计献策。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措施

本学科的基地建设在教育部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在基地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一个思想开阔、奋发有为、凝聚力强的领导班子和一支有高度责任感与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是基地建设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目前，本基地仅有教师53人，却要负担从大专班到博士、从教学科研到学生管理的大量工作，教师们都在超负荷运转。我们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来缓解师资力量之不足。在人才引进和教师队伍建设上，我们已经作了中长期的规划。

本学科一贯重视对外学术交流方面，但多侧重于学者层面的国际、国内交往，对于学术会议的主办，尤其是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力度不够。这一问题已引起校、系领导和教师的重视。我们正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开拓对外交流的渠道。今年6月3—5日，我们世界史学科承办了“东亚与西欧的比较”小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德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学者。会议开得很成功。

总之，我们感到，建立文科基地是发展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战略举措。我们决心以此次验收检查为动力，认真总结工作，在国家和学校的支持下，把我们历史学科基地建设搞得更好。

【注释】

[1]《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2]《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12页。

[3]《说“为人师表”———佳节感言》，《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01—302页。

[4]《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95页。

[5]《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13页。

[6]《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几点意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02页。

[7]《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179页。

[8]《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78页。

[9]《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02页。

[10]《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31页。

[11]《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77页。

[12]《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几点意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03页。

[13]《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几点意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04页。

[14]《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187页。

[15]《说“为人师表”———佳节感言》，《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01页。

[16]《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20页。

[17]《说“为人师表”———佳节感言》，《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01页。

[18]《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20页。

[19]《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

[20]《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