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学批评：探讨《红楼梦》的意义与价值

静安先生以叔本华之哲学来批评《红楼梦》的牵强错误，固已如上所述，于是我们自然会引发出下面的两点问题：其一是《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其二是以静安先生平日为学之审慎，何以在批评《红楼梦》时竟然陷入于叔本华哲学之窠臼，虽明知其有矛盾疑问，而竟不能自拔，其致误之原因又究竟何在？以下我们就将对此二问题分别试加探讨。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当然是《红楼梦》一书之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的问题。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此已经有过不少讨论和争辩，本文既不是讨论《红楼梦》的专著，因此不想对之多加征引。何况《红楼梦》之意蕴丰富，大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势，每一家的说法似乎都各有其体会之一得，我们也难以对之妄加轩轾。不过，整体说起来，则无论是索隐一派之说，本事一派之说，或以西方哲学及文学体系立论的各家之说，自表面看来，他们的着眼和立说虽然各有不同，可是他们实在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要把《红楼梦》一书的意义与价值，完全纳入他们自己所预先制定的一种成见之内，因此也就造成了对《红楼梦》一书之真正意义与价值的一种歪曲和拘限。本文既不想卷入以前诸家异说的纠纷之中，也不想更立新说，为《红楼梦》一书更多加一种新的歪曲和拘限，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只是以最朴素客观的看法，对《红楼梦》一书的意义与价值略加说明。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红楼梦》何以有如此杰出的成就？第一点我们该提出的，就是《红楼梦》的内容意境，对于旧小说传统而言，有一种显明的突破。一般说来，中国旧小说大多取材于神话、历史或民间之传闻，即使是写社会人情的小说，作者也并无介入的感情，所写者只是观察和知解的所得而已。可是《红楼梦》一书则不然，它的取材乃是作者曹雪芹一段铭心刻骨的切身经历。然而此书却又绝非肤浅的自传，作者之感情的介入，也并非褊狭盲目的发泄，而是透过切身的感受，表现了他对人间诸相的更深刻的观察和理解。惟其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本小说才能具有极强烈的感发之生命，可以提供给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感受和联想。因而批评者便也可以自不同的观察角度，归纳出许多不同的结论。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对读者具有如此强锐而丰富的感动和启发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伟大的成就，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可以说是由于这部小说取材于作者极深刻的感受和观察之所得之故。如果我们套用一句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的评语来说，则这部小说之成就正是“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这一点应该才是此书何以能突破旧小说传统的主要缘故。如果只就这一点成就而言，曹雪芹在小说方面的成就，与李后主在词方面的成就，是颇有着相似之处的。李后主也和曹雪芹一样，既有着过人的真纯深挚的感情，又曾经遭受到过人的悲哀惨痛的经历。曹雪芹既透过一己家族的盛衰，表现了人世的诸相；李后主也以其深锐的感受，透过自己家国的败亡，写出了人间无常的普遍的悲苦。因此李后主的词才使得“词”这种文学形式突破了歌筵酒席间的没有个性的艳歌性质，而达到了如《人间词话》中所说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的境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突破了旧小说传统的没有个性的说故事的性质，而透过个人深锐的感受，表现了丰富的人生意蕴和人世诸相。不过，这种比较只是就他们相似的一点而言，并非全面之比较，如果全面比较起来，则曹雪芹与李后主实在也有着许多相异之点。首先当然是二者所用以表现的文学形式之不同，李后主所使用的是篇幅极短的小词，曹雪芹所使用的则是卷帙浩繁的小说；前者只是主观抒情的性质，后者则是客观地叙事的性质；因此前者的感慨之深便只能从其精神气象方面去体会，而后者则可以把各种人物和场景都纳入作品之中。因此曹雪芹所写的便不仅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悲剧而已，同时更反映出了产生这个悲剧的整个时代和社会的背景。而因此也就造成了李后主与曹雪芹的另一点主要的不同，那就是李后主对于过往的繁华，只有单纯的悼念而已，既无反省又无观察，对于自己所原属的统治阶层的思想情意，始终无法超越；可是曹雪芹则因为具有观察和反省的思辨，因此他的眼光遂有时可以突破他自己所属的阶层的限制，而更深入地见到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不平和矛盾。所以后主词和《红楼梦》，虽然都能以其强锐真挚的感受，突破了他们所使用的文学形式的旧有传统，为之拓展了一种更深广的意境，可是后主词所表现的便只是人世无常在感情方面的一点共相而已；然而《红楼梦》所表现的，便不只是感情方面的共相，同时还表现了人间世态在现实生活方面个别的诸相，这种对旧传统的突破和对自我的超越，是《红楼梦》一书的最可注意的成就。

以上我们所谈的，可以说是《红楼梦》这本小说之所以伟大，在本质上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此外，这一部小说在叙写的态度方面，也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特色，我们也愿对这一方面略加分析。第一点可注意者，乃是作者在叙写时对于真与假的杂糅和对举，在本书一开端作者就曾说过“将真事隐去”及“用假语村言”的话，这种说法与中国一般旧小说的叙述习惯实在颇有不同，因为一般写小说的人，总是要想尽量使人相信其所说者为真，常在故事一开端便写明“话说在某朝某年某地”如何如何，而《红楼梦》一书却在开端先说明已将真事隐去，使读者信其所说者为假，这种态度的表明，可能有三种原因：其一，正因为作者故事的取材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才不得不先说一番真真假假的话，造成一段感情上的距离，然后才可以无所顾忌地抒发叙写；其二，则《红楼梦》一书中对于封建统治阶层的奢靡腐败的生活和剥削欺压的行为也确实有所不满，而作者又恐怕因此而致祸，所以才不得不借着真真假假的话以造成一种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以求免祸。因此在书中一开端，除去真假的说明以外，作者就还曾特别提出说：“上面虽有些指奸责妄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又说“因毫不干涉时世，才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⁷³⁾，其恐惧以文字招祸的心情，是显然可见的；其三，《红楼梦》一书原不只是叙写故事而已，作者更想借着书中的故事来表现自己的一些理念，因此书中的一些神话寓言，在事虽为假，然就理念言之则可以为真。而《红楼梦》一书也就在这种真假杂糅的叙写中，表现了它的丰美深刻意蕴。这是本书的第一点特色。第二点可注意者则是《红楼梦》中透过宝玉所表现的对其所归属之阶层既反抗又依恋的正反相矛盾的心理，所以书中在介绍主角宝玉出场时，便曾经用两首《西江月》词来描述他，说：“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⁷⁴⁾其所谓“庶务”“文章”实在指的并不是一般的事务和诗文，而是专指谋求仕宦的做官的本领和取得科第的八股文，这里所提出的正是宝玉所归属的阶层对于一个子弟所要求的传统标准，可是宝玉对于这种要求却显然有着强烈的反抗。有一次贾雨村来了要会见宝玉，宝玉不愿见他，史湘云劝宝玉说：“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宝玉听了“大觉逆耳”，马上请史湘云“别的屋里坐坐吧，我这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而且骂这些话是“混账话”⁽⁷⁵⁾。宝玉之所以如此反对仕途经济之学，便因为他早已看清了在当时社会中，这些为官做宦的都只是一些“国贼禄蠹”，而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会做官的贾雨村，当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再者宝玉一切行事都以自己纯真诚挚的心意感情为主，这种作风当然也大有违背于仕宦之家所讲求的伪善的礼教，所以宝玉便被他父亲贾政认为“不肖”，而在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节，写到宝玉因为结交蒋玉函及金钏投井等事，被贾政打得几乎半死之后，在下一回写到黛玉来看他时，他对黛玉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⁷⁶⁾，则其反抗性格之坚强自可想见。可是另一方面则宝玉对于他所归属的这个阶层的家族和生活，却实在并不能与之彻底决裂，这一则因为事实上之有所不能，再则也因为感情上之有所不忍，三则也因为勇气方面之有所不足。因为这个旧传统的封建家族，虽然有其腐败堕落的一面，可是宝玉却曾生于斯，长于斯，这家族里面也有着他最亲近的，爱他也被他所爱的人物，因此宝玉对他所归属的阶层和家族，事实上是杂糅着既反抗又依恋的矛盾心理的。因此在书中介绍宝玉出场时的第二首《西江月》词，便还有着“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⁷⁷⁾的话，这种口气一则虽可能是反讽，然而宝玉既不肯与“国贼禄蠹”之徒同流合污，则其终身自无出路可言，对于尊长的期望，也可能确有一种无以为报之情。而也就正是这种既反抗又依恋的矛盾心理，才使得《红楼梦》这一部小说具有多种观察和叙写的角度，因而才表现出有善也有恶、有美也有丑、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憎的一面之真正的人生世相，而并非只是按照某一种哲理或教条而编写出来的枯燥单调的故事，这是本书的第二点特色。第三点可注意者则是作者彷徨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的情绪，这种矛盾，即使仅在开端有关石头的寓言中，便已经表现出来了。首先作者曾介绍这一块石头说是“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⁷⁸⁾。从这种冀望被选用的情绪来看，当然是属于入世之情，其后求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将之携入红尘，这种要求当然也还是入世之情，然而最后这块石头于“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⁷⁹⁾以后，却终于又回到原来入世以前的所在，把自己的经历写在石上，请空空道人抄录传世，于是空空道人遂“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⁸⁰⁾，这一段叙写当然就又表现得有出世的情绪了。至于写到红尘中的故事，又以听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当下便随之去出家的甄士隐为开始，其所表现的便似乎也仍是出世的情意⁽⁸¹⁾，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块石头既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还求人抄录传世，便分明是不能忘情；而甄士隐在遇见跛足道人前，在梦中也曾见一僧一道，又听那道人赞美这一段通灵宝玉的故事以为其所以异于一般“风月故事”者，是因为那些故事“并不曾将儿女真情发泄”⁽⁸²⁾，然则这一部发泄儿女真情的故事，岂不更是属于入世之情？何况作者在开端所说的“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⁸³⁾，这一段话也绝不是出世忘情的口吻。静安先生只看到书中某些出世的情绪，因此便联想到了叔本华之以灭绝意欲为人生最终之目的与最高之理想的悲观哲学，这从表面看来，虽然似乎也有可以相通之处，然而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实在有着极大的不同，那就是《红楼梦》所写的出世解脱之情，其实并非哲理的彻悟，而不过只是一种感情的抒发而已。小说中虽然表现了对于出世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整个小说的创作的气息则仍是在感情的羁绊之中的。所以书中对于过去生活的怀思悼念，固然是一种情感的表现，即使是对于出世解脱的追求和向往，也同样是一种情感的表现。作者既以其最纯真深挚之情，写出了入世的耽溺，也以其最纯真深挚之情，写出了出世的向往。耽溺的痛苦固是人生的真相，因痛苦而希求解脱也是人类共同的向往，真实的人生原就蕴涵着真实的哲理，不过《红楼梦》所写的毕竟是人生而并非哲理，所以才会同时表现了入世与出世的两种矛盾的感情，这是《红楼梦》的第三点特色。

从以上的几点特色来看，《红楼梦》一书实在是以“真与假”、“正与反”、“入世与出世”多种相矛盾的复杂的笔法、态度、心理和感情所写出的一部意蕴极为丰美的杰作。然而也就正因其叙写时所采取之矛盾复杂的笔法过多，因此遂造成了读者要想分析和解说这部小说时的许多困难。何况更遗憾的一点是作者曹雪芹生前，并没能把这部伟大的作品完成，而且已写成的一部分也尚未定稿刊印，因此在早期的抄本中，遂出现了许多异文，其后高鹗和程伟元在续书时，又以自己的意思作了不少改动。因此当然也就造成了后来读者在追寻这部小说之含义和主旨时的更多的困难。如我们在前面所言，过去的“索隐”、“本事”、“哲理”诸派之说，其所以往往不免歪曲和拘限了《红楼梦》一书真正之含义与价值的缘故，便正是因为有时迷失于此书之多种矛盾复杂的叙写中，而未能掌握其真正意蕴之本体，因此遂不免但就其各人所见片面之一点而妄加臆测。索隐一派可能只看到了书中对清代政治和社会的一些不满之情，因此遂以其为影射清代之政治或寓有反清复明之意；本事一派可能只看到书中情事与某人某事的一些偶然暗合之处，于是遂不顾小说与历史二者性质之基本不同，而竟想以真人真事相比附；至于哲理一派，虽似较前二者为进步合理，不再以书外之事相牵合，而开始切实就小说本身之意蕴来作分析，可是也仍然不免各自有其迷失和局限，往往因为只看到了《红楼梦》之矛盾复杂之叙写角度中的某一点，于是便不惜将之夸大，来与自己所设想出的一点理念相牵附。即如静安先生便因为看到了《红楼梦》中对出世之向往的一点情意，于是便将此书牵附于叔本华之哲学来为之解说；也有人因为看到了书中所强调之托喻对比的一点写法，于是便联想到西方宗教传统中乐园与凡世之对立的观念，以为作者对书中大观园之一水一石的描写，都有着很深的托意；又有人因为看到了书中对官僚和礼教之封建社会的一点反抗不满之情，于是便特别强调反抗斗争的观念，俨然把《红楼梦》看成了一部叙写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小说。以上各种解说中所提出的意念，无疑地都是构成《红楼梦》一书之所以伟大丰美的一些重要成分，所以每一种论点可以说都有部分的正确性，只可惜这些论点却都不是《红楼梦》作者所要表现的真正主旨。这一则因为他们所说的论点都不足以笼罩书中全部的故事和情意；再则也因为在曹雪芹的时代，还不能明确地具有像他们所说的这种种哲学性或革命性的理念；三则更因为《红楼梦》一书所表现的强烈的兴发感动的力量，似乎可以提供给读者极多的启发和暗示，也绝不像是一部先有某一种理念，然后再依照理念而写出的作品。因此如果想要为《红楼梦》寻找出一个真正的主旨，也许首先我们该做的就是把这些理念都暂时撇开，而以最朴素最真率的眼光和态度，对小说自己本身的叙写作一番体会和观察。

说到小说自己本身的叙写，我们愿提醒大家注意，在《红楼梦》第一回，当作者写到空空道人在青埂峰下发现那块历劫的大石上面的记述时，在所记故事之后原来还题有一首偈语云：(www.xing528.com)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⁸⁴⁾

很多人在看《红楼梦》时，于情节故事之外，虽然也曾注意到像《好了歌》所表现的悲观出世的思想和《金陵十二钗》正副册的题词，以及《红楼梦》曲子所表现的对未来情事之预言和感慨，可是往往忽略了开端的这一首短短的偈语。其实这一首开端的偈语，应该才是想要了解全书主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首句“无才可去补苍天”七个字旁边，便曾清清楚楚地写了一句批语说：“书之本旨”。又在第二句“枉入红尘若许年”七个字旁边，也写了一句批语说：“惭愧之言，呜咽如闻”。⁽⁸⁵⁾以脂砚斋主人与作者曹雪芹关系之密切⁽⁸⁶⁾，和对于书中人物情事了解之深刻，这两句批语实在可以说是对书中主旨的分明漏泄。从这条线索去追寻，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首偈语所写的通灵之石的不得补天之恨，实在也就是枉入红尘的一事无成的宝玉之恨。循此更加追索，我们就会发现宝玉之被视为“不肖”、“无能”，原来正是因为他坚决不肯步入世人所认为有用的“仕宦经济”之途。而其不肯步入此一途径，则是因为他对于封建官僚的腐败社会有着深恶痛绝的厌恨。可是这种对封建官僚社会的深恶痛绝之情，却因为有所避忌，而不敢在书中作明白的表达，因此作者曹雪芹才不得不在故事的开端借用假想的“不得补天”的灵石来作为托喻。在这首偈语中，第一句指的是灵石，第二句指的是宝玉，就小说所写的“幻形入世”而言，则宝玉是假，而灵石方是真；可是如果就真正人世的生活而言，则宝玉方是真，灵石反而是假。此种喻假为真又将真做假的叙述，其实正是作者既想表达自己的愤激之情却又恐惧招祸而有心安排的一种寓托的手法。因此在第三句偈语，作者便用“身前”、“身后”将灵石与宝玉综合，暗示二者之原为一体。无奈大多数的读者却竟然都被作者的一番真假混杂的叙述瞒过，遂忽略了故事开端所暗示的全书主旨。其实如果我们真正替宝玉这样的一个人想一想，我们就会知道以宝玉的性格思想，在当时封建官僚的腐败社会中，本来就是找不到出路的。这实在不仅是宝玉的一段深恨，也应该是作者的一段深恨。于是在对于“补天之用”的期望落空以后，宝玉以其真纯深挚的感情所追求的，便只剩下与其相知相爱之人能长相厮守的一点安慰，这也正是《红楼梦》中写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感情能表现得如此刻骨铭心，与其他中国旧小说中所写的男女之情都有所不同的缘故。一般旧小说中的男女之情，多只是美色和情欲的爱悦和耽溺而已，而宝玉与黛玉之间，则别有一种知己相感之情意的存在。至于宝玉对其他女子的关心，我们也可以感到他的关心只是多情，而并非滥情。所谓多情者，是对于天下所有美好的人与物自然兴起的一种珍惜赏爱之情，而绝非肉体的自私的情欲。所以《红楼梦》中常写到宝玉对于他所关心赏爱的女子，只要有为她们做事服务的机会，他便觉得有一种怡然自得之乐，而绝无私欲之心，这是《红楼梦》中所写的感情的一种境界，与其他旧小说的才子佳人的俗套，是有着极大的分别的。而且宝玉还不仅是对美好的女子关心而已，书中写他对于一些贫苦的人或被欺压的人，也都自然有着一份关切的同情。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情感之过于纯真善良，于是遂反而被充满残酷不平的现实社会视为愚傻疯癫，这当然是宝玉在不得“补天之用”以外的又一层悲哀。而其欲与相知相爱之人长相厮守的一点安慰，也终于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之下，被彻底地摧残。这当然是宝玉的又一层断肠碎心的长恨。而且宝玉不仅与其所相爱之人不能长保，即使是他所赖以庇护自己，使能遁逃于自己所痛恨之腐败污浊的社会以外，而得适情任性以徜徉其中的一个理想境地——大观园，也同样不能长保。在所有的愿望、安慰和荫庇都全部落空以后，于是作者遂在最后为宝玉安排了一个“悬崖撒手”的结局，表面看来似乎是了悟，从书中的神话寓言看来，也似乎是这块灵石又归回到了青埂峰下，然而如果就其偈语所漏示的写书本旨而言，则是其想用以“补天”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他的“悬崖撒手”只不过表现了他对此残酷不平处处憾恨之人世的彻底绝望与彻底放弃而已。如果“青埂峰”的名字，果然有谐音“情根”之意⁽⁸⁷⁾，则这一则故事所表现的情感，实在大有如义山诗所写的“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的绵绵长恨的意味。所以作者曹雪芹在此书开端叙述缘起之时，便又曾题有一首诗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⁸⁸⁾这种辛酸之情，与诸家用以解说《红楼梦》的一些哲学的或革命的理念，当然有着极大的不同。不过在辛酸的体验中，当然也可能引起这些理念的感发，这正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意蕴之可以具有丰富之感发力的最好的证明。

从这一则故事看来，其表面所写的虽然似乎只是宝玉一个人的悲剧，然而仔细想来，则其所写的实在是在封建官僚的虚伪不平的社会中，凡属真正有理想、有个性、有情感、有良知的人，所可能遭遇到的共同悲剧。只不过因为作者借用了真真假假的一些托喻，把现实距离推远了一步，因此读者虽然也可以从书中感受到强烈的感动和共鸣，可是却把这一则悲剧故事与人生最切近的一点主旨忽略掉了。其实《红楼梦》所叙写的悲剧内容，其感情与思想所显示的某些心态，与古典诗歌中所显示的某些有理想有性情之传统读书人的心态，是颇有着相通之处的。因为在历史悠久的封建社会中，所谓读书人的出路，原只有仕宦之一途，然而在官僚腐败的社会中，则仕宦的官场却早已成为了争名夺利藏污纳垢的所在。因此凡是有真性情真理想的读书人，当然便对于此种官场中的人物和行为觉得难以忍受，这正是中国传统思想之菁华的代表人物陶渊明之所以终于解除了印绶而决心归隐田园的主要缘故，所以陶渊明在其《感士不遇赋》中，就曾经明白表示过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发出了“方今之世，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风，市朝驱易进之心”⁽⁸⁹⁾的感慨。在《归去来兮辞》中则更曾坦率的说明了他的去职归田，是因为以他的真淳的性格，对于此种官场生活无法忍受，坚决地表示了“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⁹⁰⁾的不肯妥协的决志。至于《红楼梦》中的宝玉，在德操方面虽也许不及陶渊明，可是他之所以受到讲求仕途经济的家人亲友们的劝责，被视为“古今不肖无双”的子弟，却也正是由于他也一样的具有“非矫厉所得”的真淳自然的天性，而且对于官场中的人物和行为，也同样有着“违己交病”的无法忍受的厌恶之情的缘故。而在长久的封建社会之专制和礼教的压迫下，一般士人即使有着愤激不满之情，却既没有改革的信心，也缺乏反抗的勇气。因此一些真正有理想有性情的传统读书人，在他们的心态中，便只有由愤激不满所造成的悲观绝望，而看不到一点改革的希望和解决的出路。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所能做的安排，便只有为自己寻一个退隐荫庇之所，或者为自己寻一种感情上的安慰而已。陶渊明虽然以其过人的智慧和意志，坚持住“固穷”的操守，不惜付出劳苦的代价而选择了“躬耕”，因而找到了他自己退隐荫庇的一个立足之点，然而在理想方面却依然既看不到社会改革的出路，在感情方面也依然没有具体的安慰，于是便只有寄情于饮酒，在“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⁹¹⁾的寂寞中，空怀着对《桃花源记》中公平朴素之社会的向往⁽⁹²⁾，和对《闲情赋》中柔情雅志之佳人的遐思⁽⁹³⁾，藉之聊以自慰而已。至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则一向所过的既然是世家公子的依附寄托的生活，因此他所赖以自求荫庇的“大观园”便也只能建筑在依附寄托之上，而完全没有独立的自我安排选择的能力，何况他所托身荫庇的大观园，其存在又完全植根于他所深怀厌恶的封建官僚的社会基础之上，这种矛盾，当然是宝玉最大的悲剧。因此在他的心态中，不仅看不到出路，而且连一个自己的立足点都并不存在，所以他最喜欢说的便是和所爱的人一同化做飞灰。而当他连唯一相知相爱之人也不能保有时，他对此污浊之社会与悲苦之人生，当然也就更无冀恋，于是便只有借出家来寻求解脱了。所以《红楼梦》中所写的故事，表面上虽然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然而基本上所表现的则是旧日专制封建的社会中，一般有理想有感情的读书人，在理想和感情两方面都找不到出路时的共同悲慨与共同心态。而这种深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悲慨和心态，如果想完全借用西方哲学或文学某一家的理论来加以分析解说，当然便都不免会产生褊狭扭曲的弊病。静安先生用叔本华哲学来解说《红楼梦》所表现的牵强附会的缺点，便是这种尝试的一个失败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