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代，西学之输入无疑地乃是我国学术界之又一次外力的刺激，而生当其时的静安先生，则正是在此刺激中，第一个儆悟醒觉而尝试着要为中国文学批评开拓新途径的先进人物。从静安先生早期所写的一些杂文中，我们就已经可以见到他在西方文化之冲击中的种种觉醒。在其《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静安先生便曾经明白表示过中国学术思想之有待于外来之刺激，他以为六朝佛学之输入为中国思想第一度受外力影响之时期，以迄于晚清西学之输入又为中国思想第二度受外力影响之时期，在文中他曾经叙述说：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蔽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自宋以后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28)
又于其《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论及中国思想之缺乏理论系统，与其有赖于西方思想之补足云：
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29)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之学渐入于中国……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30)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静安先生在外来文化之冲击下确实有着几点重要的觉醒。第一，中国之学术思想有时因传统过久而趋于停滞，因此需要外力之刺激始能有新的发展和开拓。第二，中国的思想之特质其缺点乃在于缺乏对抽象概念之推理思辨的能力，故有赖于西方思想理论为之补足。第三，欲借西方之思想理论以补中国之不足，则在接受其思想理论时自不得不同时接受其借以表现之语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三点觉醒之外，静安先生在同时还提出了在这种觉醒中所当掌握的一项基本原则，那便是要将西方之思想理论与中国固有之文化传统相融会。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便曾经提出佛教思想之传入与中国之思想相化合的经过为例证，说：
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
（外来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绝不能保其势力，观夫三藏之书已束于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事之不忘来者可知矣。(31)
至于要想达成此种将外来思想融会入中国传统的需要，则担任把外来之思想介绍入中国的传译人，其对于外来之思想语文与中国之思想语文皆需具有相当程度之修养，当然便是一项必备的条件。静安先生在其《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就曾经提到当年经过日文之翻译辗转介绍西方思想之一般译者的修养之差云：
今日译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32)
又在其《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论及完全以西方之思想语言介绍古人思想之不可云：
如执近世之哲学以述古人之说，谓之弥缝古人之说则可，谓之忠于古人则恐未也。(33)
虽然以上这两段话，静安先生主要乃是针对当时一般人之译介的作品而言，然而译介之事原来乃是接纳另一种外来新文化之基本工作，在第一步基本工作上，尚且需要对于两种思想语言同时具备有相当之水准始能胜任，则当一个人真正从事于把外来文化融入中国固有文化之中的实践工作时，对于这两方面的修养水准当然就需要有更高之要求。因此当我们论及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时，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他在西方文化思想中之醒觉，以及他早期杂文中对于西方思想观念之汲取和应用的实践尝试以外，还有一点也是我们所必须提及的，那就是他对于中国旧文学所具有的深厚的修养。
根据静安先生年谱的记述，他从幼年时就曾从其父乃誉先生诵习骈散文及古近体诗，而且从少年时代便喜爱词章的写作，当他二十岁左右时在写作旧诗方面已经有了颇为可观的成就。这种从幼年培养起来的对于中国旧文学领略欣赏的能力以及写作的经验，在静安先生文学批评的发展途径中乃是极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因为中国的旧文学既有着二千余年以上的传统，而所有旧传统的作者又无一不是从幼年之诵读中熏习培养出来的人物，这种情形便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学中一种特殊的现象，那便是唯有自相同之熏习培养中训练产生出来的人，才能具有共鸣的一种感受和思辨的方式。因为中国文学既一向缺乏创作或批评的理论体系，也并没有严格的逻辑或文法的准则，因此在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中，评者与作者与读者之间所赖以沟通的凭借，便也并不是任何固定的理论或准则，而是他们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的阅读背景、表达习惯、思维方式、感受联想，以及由此多种因素所结合成的一种共同的欣赏和判断的能力。从前夏济安在其所写的《两首坏诗》一文中曾经说：“中国人的批评文章是写给利根人读的，一点即悟，毋庸辞费。”(34)其实中国人的根器并不比西方人特别敏锐，现代的中国人也并不比古代的中国人特别迟钝，只是因为西方人或现代的中国人既缺乏了古代中国人所同具的诵读熏习的培养，因之也失去了中国传统中评者与作者及读者之间所同具的一种足以唤起共鸣的联系和凭借的缘故。多年来我在台湾及美国与加拿大等地担任中国旧诗的教学，常有机会读到一些使用现代理论来讨论中国旧诗的著述或论文，其间最使我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有些极有见地的作者，因为有感于中国传统之“一点即悟”式的批评之缺乏理论体系，而尝试着以西方之理论来对中国的文学加以诠释的时候，却往往在征引了许多极精微的西方理论之后，而当触及中国诗本身时，却发生了理解方面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发生就大半乃是由于诠释的人缺乏了与作者相同的熏习修养，因而既不能有共同的感受和联想，所以也无法体认其真正之意旨究竟何在的缘故。因为中国文学批评虽一向偏重于主观直觉式的评赏，然而这种评赏却毕竟并不是漫无标准的猜测，一首诗虽然可以有多种可能的解说，然而在中国旧传统中，却原来也仍是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感受和思辨之方式，以及正确的联想与解说之途径的。因此旧学的修养就成为了评赏中国旧文学时所必具的一项重要基础，具有这种基础才能真正与旧文学发生共鸣而掌握其真正的精神与意旨之所在。俞平伯在其《人间词话·序》中便曾经对静安先生旧学修养之深厚加以赞美说：“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35)静安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批评拓新之途径上的先进人物，便正因为他一方面在西方新文化之刺激下有着反省的自觉，而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旧学又具备有深厚之修养，所以才能认清新思想之必须与旧传统相融会之一点原则的缘故。
如果我们用前面静安先生所提出来的三点觉醒与一点原则来衡量这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则我们便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之演进的途径与他所提出的三点觉醒确有相合之处。因为自五四以来，借用西方之思想、主义来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几乎已成了文坛论著的主要风气，而今日台湾之文学批评界，对于西方现代哲学与新批评派之理论则更是津津乐道。因此我们便可知道静安先生六十年前所提出的中国学术思想之有待于外来之刺激始能发展，与需要西方理论之补足，并需援用译自西方之语言字汇以为表达之媒介，这三点觉醒乃是有着极正确之眼光的。然而可惜的是在这种演进的发展中，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对于如何把西方之新理论、新观念融入中国固有之传统中的一点原则，却未能做到完美的地步，因此有时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援用就只成了李戴张冠的假借，而并未能如食物之被消化吸收而将之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和生命。这种现象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因为所批评之对象不同，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批评对象乃是新作家的新作品，这些作品有些原来就是从西方之思想理论的横截面中孕育出来的产品，他们本身原来就早已远离了中国传统的血缘，因此为之配备一套西式衣冠，不仅不会有李戴张冠的不适，而且往往会有十分贴切的感觉。可是对于另一种批评对象，即古人传统的旧文学之作品则不然了。因为古人写作时之意识活动，与现代西方批评家之意识活动，其间实在有很大之差别，如果勉强把他们的作品套入西方的理论规范之中，则自然便不免会产生牵强抵牾之病了。可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既是我们文化中宝贵的遗产，旧批评传统之缺乏理论体系又是亟待我们整理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下，则如何把西方富于思辨的理论概念融入中国传统之中，为中国文学批评建立起批评的理论体系来，当然便是我们今日所当负起的责任。明白了这一点，则静安先生在西方文化刺激下所表现的三点觉醒与其所提出的一点原则，我们便可以认知其重要性了。
然而静安先生虽有着此种觉醒与原则，可是在批评的实践上，他自己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成功的人物。这当然主要乃是因为他写作的时代过早，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还未曾达到能够把西方思想理论完全融入中国传统的成熟的时机，所以他也便只能以他的敏锐的觉醒，作为这一条途径上的一位先驱者而已。如果就其著述言，则无论在其早期的杂文或后期的《人间词话》中，他都无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错误失败之处。对其成败加以研讨和评定不仅是我们研究静安先生文学批评所必当注意的问题，而且如何取其长而去其短，也该正是我们今日想要为中国建立新的文学批评所必须参考的借鉴。下面我们就将对他前后两期文学批评之成功与失败之处，分别加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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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静安文集》及《静安文集续编》，见《全集》第5册，第1547—1767页、1787—1935页。
(2) 《人间词话》散见《国粹学报》戊申年第47期迄己酉年第50期各期之文篇著述中。戊申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己酉为宣统元年（1909）。
(3) 参见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校记》，第93页，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
(4) 《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第375—381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5) 《人间词话》卷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36年由静安先生之弟王国华及门人赵万里编印。
(6) 按徐调孚据《观堂别集》所录之《王周士词跋》，实乃静安先生转录自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者，徐氏误收。又《人间词甲乙稿》序文二篇，据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以为“此二序虽为观堂手笔而命意实出自樊氏”，见《校订人间词话》，第257页，香港商务版《蕙风词话》、《人间词话》1966年合刊本。
(7) 参见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校记》，第94页，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
(8) 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并据原稿增入词话四则，为第41、42及48、49诸则。见王幼安校订之《人间词话》，第240—241、242—243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若无特别说明，以下凡引《人间词话》皆依此本。
(9) 罗振玉：《王忠悫公传》，见《全集》第16册附录，第7020页，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www.xing528.com)
(10) 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第1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11) 《汉武故事》，见鲁迅：《古小说钩沉》，第4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2) 见《尚书·舜典》，《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46页。
(13) 见《论语·阳货》，《十三经注疏》第8册，第156页。
(14) 见《毛诗·大序》，《十三经注疏》第2册，第15页。
(15) 见《孟子·万章下》，《十三经注疏》第8册，第188页。
(16) 见《两汉三国文汇》，第1846页，台湾《中华丛书》1960年版。
(17) 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文帝集》，第789页，台北新兴书局1968年版《四部集要》本。
(18) 见《文心雕龙·序志》，第726页，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年版。
(19) 司空图：《诗品》，第24页，台北艺文印书馆《历代诗话》，全一册，1971年2月第3版。
(20) 见《六祖法宝坛经》，第1—33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
(21) 沈约《棋品》今佚，《全梁文》存《棋品序》一卷，见《全梁文》卷三十，第3123—3124页。庾肩吾《书品》见《全梁文》卷六十六，第3343—3345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22)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51页，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23) 《梁书》卷五十《文学传·刘勰传》，第8—9页，毛氏汲古阁本。
(24) 同上。
(25)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51页，台湾开明书店1968年版。
(26) 陆侃如：《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文学评论》第2期，第17页。
(27) 见《文心雕龙·史传》，第284页，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年版。
(28) 《全集》第5册，第1734—1735页。
(29) 《全集》第5册，第1742—1743页。
(30) 同上书，第1744—1747页。
(31) 《全集》第5册，第1734—1740页。
(32) 同上书，第1747页。
(33) 同上书，第1806页。
(34) 夏济安：《两首坏诗》，《文学杂志》第3期第3卷，第18页。
(35) 俞平伯：《人间词话·序》，第1页，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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