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价值

静安先生乃是中国第一位引用西方理论来批评中国固有文学的人物，因此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他自然应该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是他所留下来的有关文学批评方面的述作却实在并不很多，因为自从辛亥革命以后，他便开始专力于古史方面的考据而完全放弃了文学方面的研究。他真正从事有关文学批评之著述的年代，其实仅不过是自其二十六岁（1902）以后到三十五岁（1911）以前，短短不到十年的日子而已。在这一时期中，他留下的有关文学方面的著述，如果简单地加以归纳一下，大约可以分为二组：第一组是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五六年间陆续在《教育世界》杂志所发表的一些杂文。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曾由静安先生自己编订为《静安文集》。至于光绪三十一年以后的一些作品，则于1936年曾被编辑为《静安文集续编》一卷，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其后1968年，台北文华公司印行《王观堂先生全集》，又自《晚清文选》中录出《教育之宗旨》一文附入《静安文集》之末，与《静安文集续编》一并收入全集之中。⁽¹⁾在这些杂文中，当以《〈红楼梦〉评论》一文最为值得注意，因为此文乃是第一篇完全引用西方哲学及文学之理论而写成的中国文学批评专著。虽然其论点仍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但这在中国有着千年以上之传统的文学批评史中，却是一项别开天地的创举。除此一篇专著外，其他文章之讨论文学或者虽非专门讨论文学然而也可以自其中窥见静安先生对文学之见解者，在《静安文集》一书中则有：《叔本华之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教育偶感》、《论教育之宗旨》等文。在《静安文集续编》中则有：《人间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表后》、《去毒篇》等文。这一组著述大都写成于静安先生正在耽读康德、叔本华及尼采诸家学说之时，所以在这些文章中，所表现的西方思想之色彩极为浓厚。

另外一组文学批评著作是他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元年（1909），陆续在《国粹学报》发表的《人间词话》六十四则。⁽²⁾这一部分作品，后来于1926年曾被俞平伯自《国粹学报》录出交付朴社印为单行本。⁽³⁾及至静安先生逝世后，赵斐云又自其遗著手稿中录出前所未发表之《人间词话》删稿四十四则，又别录《蕙风琴趣评语》二则与平日论学时评词之语二则，计共四十八则，是为论词之部；此外又附录《静安文集》中《文学小言》之一部分，及静安先生所藏各家诗集之眉批评语与其致友人书信中论诗之语，计共二十二则，是为论诗文及通论文学之部：一并发表于《小说月报》十九卷三号，题为《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⁴⁾。其后该文中之前一部分论词之语四十八则，于1936年被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与以前发表于《国粹学报》之《人间词话》合刊为《人间词话》二卷。⁽⁵⁾次年许文雨曾就此二卷写为《人间词话讲疏》，由南京正中书局印为单行本。及至1940年，上海开明书局刊印徐调孚所编之《校注人间词话》，除此二卷外复收辑静安先生所撰之《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诸跋语，《清真先生遗事》，《观堂集林》中之《云谣集杂曲子跋》，《观堂别集》中之《王周士词跋》，《观堂外集》中之《桂翁词跋》，以及静安先生《人间词甲乙稿》序文二篇，共十八则，录为补遗一卷。⁽⁶⁾其后1947年开明重印此书，徐调孚又编入其友人陈乃乾所录静安先生旧藏诗词集中手写之批语七则，附于补遗之后，仍为三卷。⁽⁷⁾及1961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幼安校订之《人间词话》，又于下卷《人间词话·删稿》中据静安先生原稿增录旧所删去之词话四则，合共全书三卷，得词话一百四十二则，为今日传世之《人间词话》中最完备之本。⁽⁸⁾此一组作品多写于静安先生已厌倦于西方之哲学而兴趣转移于中国旧文学之际，故其中虽时时亦仍流露有早年所受西方思想之影响，然而就全书之体裁及其批评方式言，则实在与中国传统之诗话词话一类之作品极为相近。此后静安先生于1911年所完成之《宋元戏曲考》一书，于其中之第十二章及第十五章论及元剧与南戏之文章时，也曾有过一部分属于文学批评的言论。不过《宋元戏曲考》原为静安先生之研究途径自文学转向考据之时期的过渡作品，所以其性质实在以考据为主，至于其中一小部分文学性之评论，其思想见解则大多仍为《人间词话》之延续。自此以后，静安先生则完全走上考据之途，不复更为文学批评之写作矣。

在前面所提到的两组作品中，由《人间词话》的版本之多，搜辑之勤，我们便已可以想见其流传之广与其受人注意之一斑了，至于《静安文集》与其《续编》却一向未曾广泛地流传过。如果说著作也和一个人一样有“遇”与“不遇”之幸与不幸的话，则《静安文集》与其《续编》当然乃是属于“不遇”的不幸者，因为如果以《静安文集》及其《续编》中一些杂文的内容来说，其所表现的敢于突破旧传统勇于接受新观念的过人识见，在当时原当受到晚清思想界及文学界的普遍重视，然而竟未能如此者，其故盖有以下数端：第一，《静安文集》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当时已是革命剧变的前夕，有志于革新者乃纷纷从事于实际之行动而无暇注意及此文学之末事，而保守之一派则对其中所收辑的一些叔本华、尼采诸人之所谓“贱仁义薄谦逊”之说则又去之且唯恐不及，当然更不会加以重视。⁽⁹⁾这种由外在之环境所造成的不幸，当然乃是使这些杂文流传不广的原因之一。第二，辛亥革命以后，时代虽转为趋新，而静安先生自己之研究途径却反而转为趋旧，不仅对前此之作品绝口不提，而且于1923年他自己编订《观堂集林》时，对《静安文集》一书中之作品亦复一字不录。吴文祺于1924年撰写《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一文时，对《静安文集》已曾有“绝版”之叹。⁽¹⁰⁾所以作者自己对这些作品的不肯辑录保存的态度，应该乃是使这些杂文流传不广的又一原因。第三，静安先生逝世以后，其门人亲友于1936年为之出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时，虽曾把《静安文集》编入遗书之中，并收辑其他散见各杂志之文字增为续编，然而当时距离静安先生写作这些文字之时间则已有三十年左右之久，新文学既已盛行于世，而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之各种主义从事文学论战的作品，又正复弥漫于当时的报刊杂志之上。在这种时代来反观三十年前静安先生在接受西方新思想之草创萌芽时期所写的一些片段的、不成熟的文学批评，当然便已失去其值得重视的时代意义。这应该乃是使这些杂文始终流传不广的再一原因。西汉时颜驷曾经对武帝自慨其不遇云：“昔文帝好文臣好武……今陛下好少而臣已老矣”⁽¹¹⁾，静安先生这些杂文之不能为当世所重视，其“不遇”盖亦有类乎此者。(www.xing528.com)

可是静安先生后期所写的回归到中国旧批评传统的《人间词话》一书，则一直颇为人所重视。自民国初年以迄于今日，曾不断有人为文对之加以引用或讨论，其主要原因当然乃是因为静安先生对于中国的旧诗词确实有其极值得重视的深入有得的见解，所以才能在发表后不久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而另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原因，却正因为新文学逐渐盛行反而造成了《人间词话》之更加被人重视。因为中国的旧文学既原有其历久不衰的悠长的历史价值，虽在新文学盛行之后，而中国的旧文学仍一直是从事中国文学的人们所欣赏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情形下，要想在中国传统的批评中，寻找出一本可以给那些已与中国旧传统逐渐脱节，在新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们作为欣赏旧文学之指导入门的书籍，则《人间词话》一书便恰好是可以导引现代的读者通向古代的文学、结合西方之观念与中国传统之心智的一座重要桥梁。在形式上，《人间词话》乃是属于中国旧传统的诗话词话一类的作品，可是在观念上，静安先生却毕竟已曾接受过西方思想的洗礼，对于中国的旧诗词有着不少融会了新观念与旧修养的极为精辟的看法。因此《人间词话》一书虽然也和其他一些中国传统批评的著作一样，在理论体系上仍有许多疏失缺漏之处，可是在见解方面，其新观念与旧修养的结合却确实能予读者以极大之启发，而这也正是《人间词话》一书直至今日仍然为人们所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但为一己之阅读计，则在静安先生这两组文学批评著述中，我们当然可以只选读他的《人间词话》，而不一定要读他那已被时代逐渐删汰了的一些杂文。可是如果我们不仅是为了一己的阅读，而是为了对静安先生的文学批评作整体性的研究和介绍，则《静安文集》及其《续编》中的一些杂文，当然便是我们所绝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重要资料。因为静安先生在文学批评方面真正值得重视的成就，实在并不仅在于其任何一篇作品的个别价值而已，而更重要的乃是在于他能够把西方新观念融入中国旧传统，为中国旧文学开拓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新的批评途径。这种开拓，在许多现代青年学者都竞以西方理论来为中国古典文学作诠释的今日，当然就更加有其值得反省和注意之处。静安先生早期所写的一些杂文，虽然今日从表面上看来只是属于启蒙时期的一些没有完整体系的琐杂概念而已，可是这些概念却无一不显示着他与西方思想接触以后，在对另一种文化的观照中，要对中国传统文学之意义与价值重新加以衡定的觉醒。唯有透过这些杂文，我们才能真正看到静安先生在开拓新的批评途径中，他的一些重要观念之逐渐成长的过程。至于在这些杂文中的《〈红楼梦〉评论》一文则是他设想着完全以西方哲理来解释中国文学的一种大胆的尝试，虽然他这一次的尝试有着不少因过分牵强附会而造成的错误和失败，但这种失败一方面既是尝试新理论所必经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则这种失败也未尝不可说明静安先生的文学批评之所以终于又回归到中国旧传统的潜在的因素。静安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既是第一个尝试以西方新观念纳入中国旧传统的先进人物，则他之从汲取新观念、尝试新理论到回归旧传统的整个过程，以及他在每一个阶段中的成功和失败，当然便是我们所当检讨的重要课题。何况近年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之发展既日趋于精密深微，而借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重新加以诠释和评价也已经成为势不可免之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让我们来对这一位把新观念带进中国旧传统的先进者之文学批评的成长与演变的过程做一番整体性的研究，也许这将比前人之仅仅注意其某一些批评概念、或某一些批评术语的片段的讨论更有时代之意义。而在这种讨论中，他早期的杂文与他后期的《人间词话》，当然就有着同样值得我们重视的价值。这一点是我们在开始先要向读者加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