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先生与罗振玉关系揭秘

静安先生与罗氏相遇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当静安先生从家乡到上海来追求新学的时候。当时他一方面在《时务报》做事，一方面则进入罗氏所办的东文学社读书。罗氏初亦未识静安先生，后偶于同舍生扇头见到他的咏史诗，乃大异之，拔之于俦类之中，且为赡养其家，俾得力学无内顾忧。时静安先生年才二十二岁，罗氏三十三岁，一个有志于学习新学，一个有志于译介新学。两人志趣既相近，又蒙罗氏之赏拔协助，静安先生对罗氏的感激知遇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后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罗氏任武昌湖北农务学堂监督，乃延聘静安先生为之译述讲义及农学书籍。是年秋，又资助静安先生赴日本留学，未几静安先生以足疾返国，曾一度居住于罗氏家中。及光绪二十八年（1902）罗氏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遂延静安先生为该校之执事，并兼为罗氏编译《农学报》及《教育世界》杂志。是年十月，罗氏受两广总督岑春煊之聘至粤参议学务，乃荐静安先生于南通张謇，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员。光绪三十年秋（1904）罗振玉创设江苏师范学校，自任监督，遂邀静安先生赴苏州任教，仍继续撰文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光绪三十一年冬（1905）罗氏以父丧辞监督事，静安先生亦辞职返里。次年罗氏为学部尚书荣庆奏调入为学部参事，携家北上，遂又邀静安先生与之同行。抵京师，即暂寓罗氏家中，仍继续为《教育世界》杂志撰稿。是年秋，静安先生曾一度奔父丧回里，时有邑人共推之为学务总董，静安先生却之不就。次年春（1907），罗氏荐之于学部尚书荣庆，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局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宣统元年（1909）秋，罗氏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曾荐之为文科教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却之，遂罢议。宣统三年（1911）正月，罗氏创办《国学丛刊》，请静安先生任主编。是年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十月遂与罗氏同渡日本，初与罗氏全家同住，后因罗氏所居人多地仄，遂迁出自住，然相去极近。罗氏东渡时携藏书甚多，初寄存于京都大学，时与静安先生共往整理，后罗氏购地自建大云书库一所，遂移所存大学之书于书库之中，以著书遣日。静安先生在此一时期，日与罗氏相过从，并代罗氏编辑《国学丛刻》（后改称《雪堂丛刻》）。迄1916年，静安先生因罗氏历年印书所费甚多，而日本京都百物腾贵，不愿久累罗氏，适同县邹安（景叔）为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致书静安先生邀任《学术丛编》杂志编辑，乃于春节后返国。临行，罗氏曾以大云书库中若干藏书之副本相赠，静安先生亦以所藏诸词曲之善本书报之，这是静安先生与罗氏相识十八年以来合作关系第一次的中断。然二人之私谊则仍然极为友好。次年春，静安先生曾一度再赴日本，在罗氏家中过春节。1918年，罗氏自日本返上海，以次女许嫁静安先生之长子潜明。后罗氏移居天津，静安先生仍留上海，除继续编辑《学术丛编》外，并为乌程蒋汝藻氏纂修《密韵楼藏书目录》，且任教于哈同所创立之仓圣明智大学，直至民国十二年四月清逊帝溥仪欲选海内硕学入直南斋，升允以先生荐，遂于五月二十五日束装由上海经海道北上。而次年八月罗氏亦奉入直斋之命，又奉命检查内府古器，罗氏又面荐静安先生同任检查事，这是他们又一度的合作。当时罗氏家在天津，每至京，即寓静安先生家。罗氏经常往来京津两地。然而此度合作时间极短；是年十一月，逊帝溥仪就被冯玉祥逼迫出宫。次年（1925）二月，溥仪赴天津，罗氏亦随之返津，而静安先生则就聘于清华学校任研究所教授，仍与罗氏时有往来。是年七月且曾一度赴津为罗氏祝寿。又次年（1926）九月，静安先生长子潜明卒于沪，遗孀罗氏次女归于母家。又次年（1927）静安先生自沉而死。⁽¹⁰⁾时罗振玉方在津，而罗氏为静安先生作传，乃云静安先生曾嘱其代呈封章⁽¹¹⁾，时人多以为不可信，且纷传静安先生死前与罗氏交恶之说。除前所引史达撰《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曾对罗氏多所毁责外，余如殷南所撰《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云：“去年（按：即1926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¹²⁾又其门人柏生所撰《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一文，亦云：“近年复有西河之恸，故交中绝。”⁽¹³⁾其所谓“挚友”、“故交”，盖皆指罗氏而言。

关于罗王二氏之间的恩怨，我想我们应该给予极客观的评述。从罗振玉早年对静安先生之赏拔协助来看，罗氏确实有一份爱才之深意，这是我们所不可抹杀的事实。而以静安先生感情之深挚忠厚，对此事之终身衔感自然更不待言。可是静安先生与罗氏共同合作了十八年之久，绝不只为了感恩图报而已。一则我们该注意到罗氏为静安先生所安排之工作与环境，盖无一不为有关教育及学术研究者，这不能不说是静安先生甘愿与之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静安先生乃是一位极有自爱与自守之德操的人，费行简在《观堂先生别传》一文中，便曾经赞美他的这种操守，说他“心所不以为是者，欲求其一领颔许可而不可得”⁽¹⁴⁾。我们试看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奔父丧回里时，曾一度严拒邑人之请，不肯担任学务总董之职，并写为《纪言》一文详述拒绝之理由，文中论到当时教育之弊病，以及其不可以有为的情势，极为详尽。⁽¹⁵⁾于此便可见出静安先生初非无能力、无机会脱离罗氏为自己谋一维生之职业，而竟拒邑人之请者，便因静安先生对自己之行事，自有其所选择持守的一种标准。其所以宁愿与罗氏合作者，必是由于罗氏所为之安排的工作与环境，都有使静安先生乐于与之合作之处。这是显然可见的。再则静安先生对于罗氏之研究整理古籍古物之精神既怀有尊敬之意，而且二人之合作研究也自有一份切磋讨论的乐趣，这从静安先生的文章中也都可得到印证。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其后曾附有罗氏与之论学之书信二通，静安先生于其后跋云：

丁巳二月，参事闻余考卜辞中殷先公先王，索稿至亟。既写定，即以草稿寄之，复书二通，为余证成上甲二字之释……读此二书，开缄狂喜，亟录附于后。⁽¹⁶⁾

跋文所云丁巳乃1917年，时静安先生在上海，罗氏在日本，是他们合作十八年以后的第一度分手，而罗氏既对静安先生之草稿索之甚极，静安先生得罗氏之书又有开缄狂喜之言，则当年二人在一起论学之乐趣可以想见。而静安先生为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所写之叙录一文，复曾云：

近世学术之盛，不得不归诸刊书者之功。刊书者之家约分三等：逐利一也，好事二也，笃古三也。……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学术存亡为己责，搜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此于古之刊书者未之前闻，始于吾雪堂先生见之。……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巨万计，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¹⁷⁾

从这一段话来看，则静安先生对罗氏之提倡学术、刊行古籍之努力与成就之确有一份尊敬之意，亦复可以想见。所以他之与罗氏合作，应该确实乃是出于自愿，而且既有相互尊敬与赏爱之情，又有切磋讨论之乐，这从前引的几段叙述中，我们都可得到证明。可是当静安先生自沉以后，一时竟纷传二人交恶之说，这当然乃是极值得我们玩味讨论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以静安先生天性之厚，与罗氏交谊之深，纵有嫌隙，必不忍言，所以我们要想在他自己的记叙中找到有关的线索，乃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可是就事实所显示者观之，则罗振玉次女原为静安先生长子潜明之妇者，自其夫潜明卒后即返回母家居住，乃是一件事实；而静安先生死前一段时间与罗氏来往较疏，也是事实。关于此中关系，则众所传说之金钱纠纷虽或属一因，然而以静安先生之重理想而薄物质，及罗氏之校刊书籍动以巨万，与其一向对静安先生资助之慷慨，也必不致因金钱之故便相迫致人于死。(www.xing528.com)

我们若加以冷静的分析，则二人之交恶必当有更重大之原因，那便是静安先生与罗氏相交三十年之久，然其间大都仅为学术研究方面之关系，而最后数年则由于同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之职，遂因当时变乱畸形之政治背景，而形成了二人间不同于以往研究学术之单纯的另一种复杂微妙之关系。尤其当逊帝溥仪被迫出宫以后，其左右之人既为了维护逊帝之名位，更为了维护一己之利益，乃形成了多种不同之派系，各持一己之见互相倾轧。静安先生于1925年3月25日致友人蒋汝藻信中曾经说：“现主人（按：即指逊帝溥仪）在津……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无异。”⁽¹⁸⁾可见静安先生对于这种倾轧的派系之争，乃是极为厌恶的。而值得注意的乃是罗振玉却正是这些相争之派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据溥仪后来所写的自传所记，当时在他左右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派系，谓“郑、罗、陈三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思想。”⁽¹⁹⁾其中罗振玉之主张乃是结交日本的关东军与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黑龙会，以暗中策划逊帝复辟之事。这一点因为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所以从略。不过从此也可以看出罗振玉对于政治的野心，以及在逊帝左右派系倾轧之间他所扮演的角色。而静安先生则恰好与之相反，不仅全无政治野心，而且尤其厌恶派系之倾轧。罗振玉积三十年与静安先生合作之经验，而当他需要政治上党羽支持之际，竟一旦发现其有不肯附和之时，心中自或不免有所恚愤。至于静安先生则一方面既不肯放弃其平生为人之理想与持守而参加任何政党派系之争，而另一方面则三十年之故交，一旦不蒙谅解，其中心所感受之痛苦，自然也一定极为深切。这种猜测虽全无文献足征，其所以不免有此一想者，则因为以当日之情势及罗、王二人性格之不同来看，此种假想实有极大之可能。据王德毅之《王国维年谱》，曾记述云：

近闻先生长女公子东明女士见告：“家父在自杀之前，曾将与罗振玉往来信件都烧掉，家母曾相劝慰不果。家父生平从不发脾气，从不与人争。当时我们尚为小孩子是不了解的。”⁽²⁰⁾

愚意以为其往来书信中，或不免有论及当时政局者，可惜这一部分文献我们已无法看到，所以也就无法得到证明了。

总之，静安先生与罗氏之关系，就学术方面而言，则罗氏既曾对静安先生之求学予以大力之资助，且为之安排一切适于学术研究之环境，而二人又同生于古器物大量出土之时代，能共同研究整理，为中国考古学奠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这一点是所有后学者都该为之感到庆幸的。至于静安先生之自文哲之学转为考证之学，自然也曾受到罗氏之影响。再说静安先生之从事于古史之考证，原亦有自己之兴趣与理想，而其研究之成就亦有大过人之处，因此虽有些从事文学的人为了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感到无限惋惜⁽²¹⁾，可是人之精力有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从静安先生考证之学一方面的成就之足以领导后学而言，他之舍文学而从事考证之学，实在也不能谓之失策。何况他也已经在早期的文学批评著作中，为我们开出了一条研究文学的新门径。所以就学术方面而言，罗振玉对静安先生的赏拔协助，以及促成静安先生在考古方面的成就，其影响实在可以说乃是功高于过的。可是在政治思想一方面，则罗氏对逊清王室的迂腐而愚执的效忠及其自己所怀的政治野心与封建名位之虚荣心理，因其与静安先生之特殊密切关系，乃形成为对静安先生心理上之一种重大压力，使他陷入于矛盾痛苦而不能自拔。这种不幸的影响，才是深深值得我们惋惜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要留到下一节谈到静安先生与清室之关系时，再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