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乱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影响

当静安先生正从事于《宋元戏曲考》之资料的研究整理时，中国近代史上又发生了一次极大的事变，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次事变使静安先生治学之途径又发生了另一次重大的转变。在这次转变以后，他遂抛弃了以前所从事的文哲之学，而专走向考证之学的研究了。而且极可注意的一点乃是静安先生不仅不再从事于文哲之学，甚至有意避免去谈到他以前所曾从事而且热爱过的哲学与文学。日本人狩野直喜在其《忆王静安君》一文中曾经记叙此种转变说：

中国革命发生，王静安君携家与罗叔言君同来我国京都，居住了五、六年。在这段时间，他与我经常有往来。从来京都时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似有所改变。这是说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例如在谈话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西洋哲学。其后从元代杂剧的研究扩大成《宋元戏曲史》，此书对王君可说是业余的著述。正如其常谓杂剧的研究以《宋元戏曲史》为终结，以后不再研究了。当时王君学问的领域，已另转了一个方向。⁽⁶³⁾

研究方向的转变，对于一些兴趣广泛、天才过人的学者们而言，原无足异。只是静安先生对以前所热爱的哲学推称“不懂”，又对于所曾辛苦致力的戏曲说“以后不再研究了”，这种决绝的态度，才是一件可怪的事。因此后人对他这一次重大的改变，遂不免疑问丛生。

当然，对于静安先生这一次的转变，罗振玉乃是曾予以极大之影响的关键人物。据《王国维年谱》的记叙，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按：即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一举成功，是年十月，静安先生即携家随罗振玉东渡，寄居日本京都，与罗氏全家共居一处。日人狩野直喜《忆王静安君》一文，曾纪其事云：

王君寓居京都期间，日夜与罗叔言君生活与共。正如众所周知，罗君在小学、金石文字学方面是冠绝一时的学者，而且也收藏甚多古物，王君与罗君在学问上朝夕相切磋。⁽⁶⁴⁾

其后静安先生虽因人多地仄，自罗氏家中迁出另住，然犹日相往来。罗氏所藏甲骨、金石、简牍、书卷至富，所以静安先生研究途径之转变于考证之学，环境的影响自是原因之一。而且按罗氏自己的叙述，则静安先生之转变，原来更曾受过他一番劝告的影响。据罗振玉所撰《海宁王忠悫公传》云：

及辛亥国变，予挂冠神武，避地东渡，公携家相从，寓日本京都，是时予交公十四年矣。……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至于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莫由也。……公闻而愯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⁶⁵⁾

关于这一件事，有些人以为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虽曾受罗氏之影响，然对于罗氏在《海宁王忠悫公传》内所叙述者，则表示怀疑。吴文祺在其所撰《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一文中，就曾对罗氏所云静安先生自焚其文集一事，提出了几点可疑之处。⁽⁶⁶⁾本文为避免行文之枝节芜杂计，对此一点暂时不拟置论。因为我们所着重的原来乃是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如果其转变属实，其弃绝前此所研究的文哲之学亦属实，则其是否曾自焚前此之著述，于其转变之事实原无所增损改变，故可暂置不论。而我们从前面所引日人狩野直喜的记叙来看，则静安先生既对他前此热爱的西洋哲学推说“不懂”，又欲结束其对戏曲之研究，说“此后不再研究了”，而他手自编订的《观堂集林》，对于前此之著述亦复一字不录，则静安先生匪独治学之途径有所转变，其对前此所学之弃不复道的态度乃是显然可见的。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才是我们大可追索的问题。浅见之人往往把这种转变的因素，完全归之于罗振玉，甚且归罪于罗振玉，如史达所撰《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便曾经说：

罗振玉本是一个假借学问虚名来骗人的大滑头，他专以贩运中国古籍出洋及造作假古董弄钱为业。……这样的人，品节如何也就可揣而知。不幸王先生正在他做苏州师范学堂监督时去担任教课，于是被他拉拢着做他学问上的工具。⁽⁶⁷⁾

这一段话，观其语气便非持平之论，对罗振玉之诋毁，固属一望可知，而把静安先生竟看做乃是一个可以被人用为工具而全无自我主张的人，这对于静安先生也同样是一种诬蔑。

关于罗振玉之为人及其与静安先生之关系，我们将留到下一章论及静安先生之自沉时再加分析。现在我们首先要辨明的，乃是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是否也有属于他自己的原因；如果有之，则其原因又究竟何在。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肯一加深思，便会发现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不仅有其属于自己的因素，更有着内在与外在的两种因素。先说内在的因素。第一，我们应该都还记得，静安先生在与新学接触之前，他早期读书时所感到兴趣的，原来就是历史和考据之学。这种兴趣，在他接触到西方哲学而引起的新的兴趣时，曾经一度被冷落。可是这种旧的兴趣，原是属于他的“求真”、“求是”及“关心人世”的天性的一部分，虽曾一度隐伏，然而并未尝完全消逝。所以当他一旦倦弃于新兴趣时，旧兴趣马上就抬起头来，引领他走上了考证古史的途径，而且获得了过人的成就。这是内在因素的第一点。第二，静安先生虽曾一度热心于文哲之学的研究，可是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却早已表示对于文哲之学的彷徨和缺乏自信。他不仅曾经说过“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的话，而且更曾自我分析其于哲学不愿终身从事的缘故说：

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来，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⁶⁸⁾

至于在文学一方面，虽填词有所成功，而静安先生之志意，则并不以填写小词为满足，而有志于从事可以振兴国民精神的戏曲之创作。可是对此种创作，静安先生并无自信，他也曾自我分析说：

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⁶⁹⁾

从这些话，明眼人自可看出，静安先生对于文哲之学盖早有绝望之预感，因而乃透露出终不得不从文哲之途退出而另寻途径的征兆。盖以静安先生之才性而言，他原是属于沉潜敛抑的一型，而不是属于发扬激进的一型，而他又以绝高之理想不欲为“第二流”之人物。可是要想做一个能自创立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却都需要有一种发扬激进的精神，需要有更热烈的感情或更不羁的才气，而无疑地静安先生的沉潜敛抑的性格，是与此种要求并不相合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则从事历史考证之学，他便既可以其天赋的直观与想象之能力而有新的创见，同时精严邃密的考证则又与其以理性见长的沉潜敛抑的性格大有相合之处。所以考证之学实在乃是与静安先生的才性颇相适合的一条途径。以静安先生之长于反省，对自己才性认识之深刻，对于自己应该从事哪一种研究途径，必有相当地考虑与选择，而他在考证之学的成就，亦足以证明他选择此一途径之并非错误。这是属于静安先生自己的内在因素的第二点。

关于外在之因素，则亦有两点可言。第一，自清季以来，地下之考古资料不断出土。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时静安先生二十三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赴新疆、甘肃一带考古，时静安先生三十岁。光绪三十三年（1907），英国考古家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石窟寺发现手写经卷，时静安先生三十一岁。⁽⁷⁰⁾又据翁独健所撰《伯希和传》云：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复至京师，得识直隶总督端方，相与研讨考古问题，且与罗振玉、王国维诸先生，商榷敦煌写本之研究计划。⁽⁷¹⁾

可见静安先生不但生于考古资料大批出土的时代，而且与国内外考古家有极密切之研讨关系。在这种情形下，要说这一位好学深思的学者能不受到新出土的资料的吸引，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静安先生在其所撰之《最近二三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便曾经论及研究整理此种新资料之重要云：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况后此之发现，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⁷²⁾

静安先生既对此项新发现之资料如此重视，则他自己之走上了研究考古的途径，岂不也正是一件极自然的事。这可以说是外在时代因素的第一点。

如果仅综合以上所举的两点内在因素及一点外在因素，那只能说明静安先生之研究途径转向考古的缘故，而并不能说明他何以竟至把以前的文哲之学完全弃绝的缘故。因此我们现在就不得不谈到促成他如此转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外在因素了。这一因素就是当时时代的激变。

关于当时的事变，我们以前曾经谈到甲午之战。甲午之战是使得静安先生由旧趋新的一个关键，而辛亥革命则是使他由新又转趋于旧的另一个关键。这两次事变，实在不仅影响了静安先生一个人治学途径之转变而已，当时晚清学术界的许多学者们，可以说几乎都曾经因为这两次事变而有过由旧趋新又复由新趋旧的同样的转变。周振甫所撰之《严复思想转变之剖析》一文中对此现象便曾注意及之，云：

晚清学术界有一奇异之现象为前此中国所罕觏者，曰：一代之学人其言行与时推移恒趋于矛盾之两端是。⁽⁷³⁾

周氏文中曾举康有为、谭嗣同及严复诸人为证。实则当晚清之际，中国学术界思想方面有此矛盾之现象者固极多，即如静安先生所服务之《时务报》馆的主笔梁启超，以前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左右，曾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上大倡其“破坏主义”之说⁽⁷⁴⁾，可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后，当革命之声势日渐强大的时候，他却又极力主张维持满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字一改其以前破坏之论调，痛哭流涕地与其前所热爱的“共和”相诀别。⁽⁷⁵⁾又如静安先生所进入之东文学社的主办人罗振玉，以前曾一度热心于译介新学，而于革命后却自命为遗老而阴谋复辟。这种在思想上普遍发生矛盾之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其一是由于新、旧文化之截然不同，一些曾经受过旧式思想教育的人们，虽然对于旧日庸暗腐败之政治有所不满，而有着求新求变之心，可是一旦经过真正革命之巨变以后，则又因新文化与旧文化之迥然相异，在观念上遂不免对于新文化有着一种不能完全适应接受的心理差距。其二则是由于中国经过长久的封建制度及清末的腐败政治之后，一旦发生革命使原有之统治者乍然解体，遂致如痈崩疮溃，一时百病俱发，不能当下建立起完善之新政府，于是在革命后遂有袁世凯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北方之军阀混战、南方之政党相争等等一连串可笑更复可哀的闹剧及悲剧相继发生。在这种新旧更迭、文化认同空前混乱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因为对于新政失望而彷徨于文化认同混乱之中的学者们，其思想会形成先后矛盾之奇异现象，当然便也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情了。当然，如果加以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学者们的先后矛盾，实在又各有其不同的个别因素，非本文所能尽。兹仅就静安先生言之，则静安先生之所以抛弃以前所追求的西方新学而转趋于研讨中国之古史，其主要原因实在应该乃是由于有见于中国之一意追求西化之失；迨欧洲大战发生，欧战所造成的西方国家之混乱，也使他对流弊滋多之西方文化失去信心，因此乃转而想要从中国古史之得失成败的借鉴中，为中国另外寻找出一条可以遵循取法的途径来。静安先生平素不喜评论时政，也未曾对其一己学术途径之转变做过任何表白，然而我们从他后来所写的一篇《论政事疏》中，仍可明白看出他对于当时中国革命后之政治的深切失望，及对于中国古代向往之一斑。疏文中曾论及当日中国一意追求西学之害云：

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业之斗争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而中国此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

其后更详论西学之害根于心术与根于方法之两大流弊，而结之以对中国古代之向往云：“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⁷⁶⁾这种因对时政失望而转生怀古之思者，在当时实不仅静安先生为然，与他同时代曾以译介《天演论》而名重一时的严复，在革命后写给朋友的信中，便也曾表现过与静安先生同样的对于时政的失望说：

政界及国会之惟利是视，摧民生，殆吾国有历史以来所未有。……只须有钱以豢养国会中之党众，便可以诸善勿作，诸恶奉行。……呜呼！真不图我辈垂死之年乃见如此世界也。⁽⁷⁷⁾

闲尝深思世变，以为物必待极而后反。前者举国暗于政理，为共和幸福种种美言夸辞所眩，故不惜破坏旧法从之。今之民国已六年矣，而时事如此，更复数年，势必令人人亲受痛苦，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如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⁷⁸⁾

他又论到追求反古之方法云：

吾辈生于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过古书，而古人陈义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虽然，其中有历古不变者焉，有因时利用者焉，使读书者自具法眼，披沙见金，则新陈递嬗之间，转足为原则公例之铁证。……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⁷⁹⁾

夫严氏之为人与静安先生虽不尽同，不过其对革命后之时政深感失望，因而乃转思自中国古代经史中别寻一可以挽救时弊之方法者，其用心与静安先生乃大有相近之处。只是严氏虽曾有此种心意，然而却并未尝真正从事于此种研究。而静安先生则不仅有此一番心意而已，而且曾真正从事于此种研究工作，在考证古史方面得到了可观的成就。只是一般人往往都只注意到他研究古史的成就，反而忽略了他研究古史之用心，这就无怪乎一般人对于他学术研究途径之转变感到讶异而莫明其所以了。其实静安先生之抛弃了他前所热爱的西方哲学与文学而转向古史之研究，乃正是因为他有鉴于当日中国一意模仿西学之害，不欲更为推波助澜之说，因而乃转为古史之研究，欲从其中为危乱之中国别寻一可资依循之途径以矫正时弊的缘故。因此我们便可以了解，辛亥革命激变所造成之时政的混乱现象，实乃是静安先生研究途径转向考古，而且对其以前所从事的西方哲学与文学完全抛弃了的一项外在的重大因素。

缪钺在其《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曾谓静安先生：

三十以后，则渐弃故业，而专力于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即世所谓“考古之学”，此种转变虽环境使然，而静安亦非尽属被动，其内心或以为治考证亦一种解脱之法，故愿从事于此。盖治考证时，其对象为古文字、古器物、古代史学，远于现实之人生，亦可以暂忘生活之欲也。⁽⁸⁰⁾

这种说法也原是不错的。本文在前面论及静安先生第一度治学途径之转变时，便曾论及他之既关心世变而又不能入世求为世用的矛盾性格，故其研究学术乃抱有双重之用心，一则欲借埋首于学术之研究以求得一己之安慰，再则又对于学术研究之可以有裨于世乱寄以一厢情愿之理想。其早期与晚期之治学途径虽然不同，而其用心则未尝或异。不过因为甲午之战以后及辛亥革命以后之时弊不同，所以其治学途径才因之有趋新趋旧之意。缪钺只看到了静安先生消极一方面的用心，但忽略了他积极一方面的用心。如果静安先生之转变乃是仅有如缪氏所说的消极一面的原因而已，则静安先生又何必对其前此所从事的文哲之学绝口不谈，若避之唯恐不及者？于此便可见静安先生之转变，确实更有其积极之用意。侯外庐在其所著之《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一书中，于“古史学家王国维”一章内，便曾特别提出来静安先生之治古史实在别有他的“理想与信仰”，这才是一种更为切实深入的看法。而且在静安先生追求理想的前提下，他对于学术实在也并没有什么中外古今之区分的狭隘成见。他在《国学丛刊》的序文中，便曾经说：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日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⁸¹⁾

事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⁸²⁾

只是世人对静安先生此种理想不能有所了解，所以才会对其学术研究之转变发生种种猜测议论之说，如本文在前面论及静安先生追求理想之精神一节中，便曾引述过岂明及周予同诸人对静安先生所妄加的“遗老”、“反动”或“革命”、“左倾”等批评。这在当时充满政党之私见的时代中，对于静安先生单纯追求一己之理想的用心无法了解，乃是显然可见的。

总之，静安先生以其天赋之矛盾性格，既原就存有着一种既不喜涉身世务而却又无法忘情世乱的矛盾，又以其追求理想之天性，对一切事物都常抱着一种以他自己为尺度的过于崇高的理想，却偏偏又不幸而生在一个最多乱、多变的时代，因而乃造成了他个人与时代之间的一种无法调和的差距。即以其学术途径之转变言之，当甲午战后全国竞趋于有用之科学与行动之革命时，他却埋首于世人所视为不切实用的文哲之学；而当辛亥革命以后，各党各派纷组政党从事政争之际，他反而更转回头来欲从丘墟中所得之材料重建古史。所以在静安先生之理想中虽亦有关心世变之用心，而其理想与激变之时代中间则常有着一种无法应合的差距。因之他的用心和志意便自然不易为时人所认知。不过学术研究毕竟仍有其一部分单纯之客观性，所以世人对其用心与志意虽有误会，然而对于其研究考证的客观成就，则仍是共同加以承认和尊重的。可是另外在现实生活一方面，则静安先生坚持一己理想与时代之激变所造成的差距，便更加难以弥补，因之也就终于演出了其不得不以自杀终的一幕极大的悲剧。这是我们所应该为此一位天赋极高的学者所深致悼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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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观堂先生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第1827—1828页，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所引王国维文皆出自《王观堂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2) 《全集》第5册《静安诗稿》，第1776—1777页。

(3) 同上书，第1783页。

(4) 同上书，第1780页。

(5) 《全集》第4册《苕华词》，第1526页。

(6) 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诗词散论》，第68页，台北开明书店1953年版。

(7) 《全集》第1册《观堂集林》卷一《肃霜涤场序》，第52—55页。

(8) 《全集》第6册《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序》，第2123—2125页。又见第4册《观堂别集》，第1414页。

(9)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北平清华研究院1927年编印），第110页。（笔者于1941至1945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曾从赵万里斐云先生修习戏曲史，惜当日未从斐云师一询静安先生生平事迹，至今犹以为憾。）

(10) 《全集》第2册《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第435—462页。

(11)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第十七章“古史学家王国维”第一节“观堂的治学精神”，第963页，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

(12) 姚名达：《哀余断忆》，转引自王德毅：《王国维年谱》，第304—305页（原文载1927年《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

(13)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第1825页。

(14) 叔本华：《论天才》，《叔本华论文集》，陈晓南译，第124页，台北志文出版社1969年版。

(15) 《全集》第5册《静安诗稿》，第1781页。

(16) 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诗词散论》，第68页，台北开明书店1953年版。

(17)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第1824页。

(18) 同上书，第1547页。

(19)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叔本华与尼采》，第1690页。

(20)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论性》，第1568—1569页。

(21) 同上书，《释理》，第1595—1596页。

(22)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原命》，第1787—1794页。(www.xing528.com)

(23)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第1825页。

(24)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第1827页。

(25)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叔本华与尼采》，第1680页。

(26)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教育小言十二则》，第1882页。

(27)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第1827页。

(28)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第1748页。

(29)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第1734—1738页。

(30) 徐中舒：《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文学周报》第5卷第1—4期合订本，第22页，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

(31) 岂明：《闲话拾遗》，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中国资料丛书》重印北新书局1927年6月《语丝》第4册，第110页。

(32) 周予同：《追悼一个文字学的革命者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五卷第1—4期合订本，第29页，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

(33)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叔本华与尼采》，第1679页。

(34) 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叙例》，第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句中引文见《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跋文》（《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第179页）。

(35) 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文学季刊》创刊号（北平立达书局1934年版），第238页。

(36) 王德毅：《王国维年谱》，第1及6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参看《全集》第1册原序三）。

(37)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第1823页。

(38) 陈守谦：《祭王静安先生文》，《王忠悫公哀挽录》（1927年排印），第1页。

(39) 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第183—184页。

(40) 王德毅：《王国维年谱》，第1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

(41) 《全集》第4册《观堂别集·补遗·咏史诗二十首》，第1457—1460页。（原载《学衡》杂志第66期）

(42) 《全集》第4册《观堂别集》卷四《国学丛刊序》，第1409—1410页。

(43)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第1823页。

(44)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第36册，第44页，中华书局1916年缩印本。

(45) 罗振玉：《集蓼编》，《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2册，第710、714页，台北文华书局1969年版。

(46) 王德毅：《王国维年谱》，第1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原载《燕京学报》第8期）。

(47)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第1824—1825页。

(48)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第1827页。

(49)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红楼梦〉评论》，第1632—1633页。

(50) 《全伭》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去毒篇》，第1875页。

(51) 《全集》第5册《文学小言》，第1842页。

(52)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教育偶感四则》，第1759页。

(53) 《全集》第5册《文学与教育》，第1760页。

(54)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教育小言十则》，第1898—1899页。

(55)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教育小言十三则》，第1897—1898页。

(56) 以上各文分见《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及《静安文集续编》。

(57) 《全集》第14册《宋元戏曲考序》，第5975—5976页。

(58)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第1828—1829页。

(59) 《全集》第5册《文学小言》，第1846页。

(60)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教育偶感四则》，第1760—1761页。

(61)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第1828页。

(62) 同上书，第1829页。

(63) 狩野直喜：《忆王静安君》，日本《艺文》第18年第8号，第40—41页，昭和二年八月京都文学会出版。

(64) 同上书，第41页。

(65) 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海宁王氏，1927年版），第1—2页。

(66) 吴文祺：《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文学季刊》创刊号（北平立达书局1934年版），第255页。其大意以为罗氏所云静安先生自焚其文稿一事有可疑者三：第一，罗氏为《观堂集林》作序未云其自焚文稿之事。“不言之于王氏生前而忽言之于王氏死后，此可疑者一。”（莹按：据1923年5月11日静安先生致蒋汝藻之函，此序文盖彼自己代罗氏所撰。见《王国维年谱》第265页，原载《观堂遗墨》卷下。）第二，“民国九、十年间的《图书汇报》上还赫然留着《静安文集》之名，王氏于行箧中的《静安文集》既已摧烧于前，于商务代售的《静安文集》则任其流传于后，天下宁有是理？此可疑者二。”第三，“辛亥革命只是政体换了一个形式，至于‘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文化，并没有根本动摇。……罗氏为王氏‘涕泣而道之’的话，发之于五四以后则针锋相对，发之于‘辛亥国变’之时，则未免牛头不对马嘴。……此可疑者三。”

(67) 史达：《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文学周报》第5卷第1—4期合订本，第73页，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

(68)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第1828页。

(69)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第1829页。

(70) 以上记事均见王德毅撰《王国维年谱》。

(71) 翁独健：《伯希和传》，《燕京学报》第30期，第329页。

(72) 《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第1915页。

(73) 周振甫：《严复思想转变之剖析》，《学林》第3辑，第113页，上海学林社1941年版。

(74) 《清议报》第30册，第6页，1899年日本横滨版。

(75) 《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合订本，第47—49页，1903年日本横滨版。

(76) 王国维：《论政事疏》（按：此文最早见于1927年海宁王氏版之《王忠悫公遗书》卷首罗振玉撰《王忠悫公别传》。当时逊帝溥仪近在天津，则静安先生曾经上此疏文之事，当属可信。其后《国学论丛》载《王静安先生年谱》，编此疏文于1924年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论及王国维时，曾引录此文，然未注出处。王德毅撰《王国维年谱》因之）。

(77)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13期，第7页，第36节，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版。

(78) 同上书，第8页。

(79) 同上书，第12页，第39节。

(80) 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诗词散论》，第75—76页，台北开明书店1953年版。

(81) 《全集》第4册《观堂别集》卷四《国学丛刊序》，第1408页。

(82) 同上书，第1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