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先生早年读书：时代变乱对其的第一度影响

静安先生在十八岁以前，所接受的可以说完全是旧式教育。据《王国维年谱》所载，他幼时曾入私塾，并曾习举子业，然而他并不喜欢时文。而除去在私塾所受的教育以外，则静安先生的父亲乃誉公虽因洪杨之乱弃儒从商，然而贸易之暇颇攻治书画篆刻及诗古文辞，所以静安先生亦曾从其父学习骈散文及古今体诗，并自攻金石书画。⁽³⁶⁾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静安先生曾自叙其早年读书之经历云：

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散文骈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³⁷⁾

又据静安先生童年密友陈守谦祭先生文云：

余与君之订交也，在清光绪辛卯岁，君年才十五耳。……无一日不相见，见辄上下古今纵论文史，或校勘疑误，鉴别异同，间为词章彼此欣赏。……其时君专力于考据之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³⁸⁾

从以上的记述来看，静安先生虽在旧式传统教育中，却已表现出他个人的志趣，他所喜爱的乃是史书和校勘考据，他所不喜的则是《十三经注疏》和科举时文。以静安先生之性格及理想，他之不喜爱拘限人思想的腐败时文，几乎乃是必然的。至于他之不喜爱《十三经注疏》，则一方面可能因为年岁尚幼，对于十三经中某些基本的价值，也许还不能真正了解；而另一方面则一般经师所讲求的琐屑的章句之学或空疏的义理之学，也似乎一直都并不是静安先生的志趣所在。这情形不仅在静安先生幼时为然，即使当他后来步上考古的途径以后，他的志趣与一般经学家也是有着不同之处的。所以吴其昌在《王观堂先生学述》一文中，就曾经说：

先生非经学家也。此语或不为世人所喜，然先生之非经学家，自可用事实证明，而无庸以言语强辩者。先生于《易》、《诗》、《书》、《礼》、《乐》、《春秋》，皆并未尝有一部专著。其可纯粹目为经学著作者，仅《尔雅草木鸟兽虫鱼释例》一卷。……与其目之为经学，为注释《尔雅》之书，毋宁目之为史学，为上古事物名称及方言语音之源流变迁史也。著《洛诰笺》……乃在考证殷周之际之史事及历朔。……其余门人……所记之《仪礼讲授记》及……《尚书讲授记》，……先生之意，皆不在经，前者在考证三代之制度，后者在考证殷周之大政。……以先生本非经学而为史学，其治诸经，以经传为古史史料之渊薮也。⁽³⁹⁾

这一段话，所见极为深入。静安先生之志趣，确实在史而不在经。他对于历史之兴趣，不仅早已表现于其对《汉书》之喜悦，及以岁朝钱购前四史的童年阶段，稍长而后，他更曾就中国全史写成咏史绝句二十首，且曾以其识见之过人而蒙受到罗振玉的赏识。⁽⁴⁰⁾静安先生逝世后，《学衡》杂志刊出此二十首咏史诗，编者曾加按语云：“右诗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⁴¹⁾静安先生对于历史，确实有一种综览古今，观其成败，以求鉴往而知来的志意和眼光。这种用意，在他后来所写的《国学丛刊序》中，于论及史学之意义与价值时，曾经有极明白的阐述：

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

又云：

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⁴²⁾

因此之故，除历史外，静安先生同时也喜欢与史料有关的古文字、古器物的考据之学。虽然他在少年时代，未必便有如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所叙述的对史学之意义与价值的深刻的认识，可是他对于记述人类经验的历史有兴趣，又喜欢校勘考据，则其关心人世与追求真理之精神，却是从他幼年的读书志趣中，便已可窥见一斑了。

而当静安先生十八岁这一年，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日甲午之战。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使得中国从英法联军之役后所训练的有名无实的海军一败涂地，一挫于鸭绿江口，再败于旅顺港口，而全军覆没于威海卫之刘公岛，同时陆军亦大败于平壤。于是日军遂长驱直入辽东，清廷乃不得不割地赔款以议约求和。自兹而后，列强之野心竞起，争求划地。德租胶州湾，俄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九龙，法租广州湾。当时的中国真有所谓豆剖瓜分、危亡无日的形势，于是全国有志之士乃莫不致意于革新，以求救危图存之计。当此之时，静安先生遂亦有意于新学。在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即曾云：

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赀供游学，居恒怏怏。……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之役。二月而上虞罗君振玉等私立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焉。⁽⁴³⁾

这是静安先生为学之途径因受时代影响而第一度转变的开始。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把与静安先生发生密切关系的《时务报》馆及东文学社略加介绍。

先是康有为与梁启超提倡变法维新之说，曾先后在北京及上海成立强学会。后因守旧派之参劾，强学会遂遭查封，而以所余会款重组报馆，以梁启超为主笔，以汪康年为经理，于光绪二十二年发刊《时务报》于上海。⁽⁴⁴⁾同一年，罗振玉亦于上海创办农学会，翻译各国农学书报，后来因缺乏译才，乃于次年以私赀设东文学社，聘请日人藤田丰八为教授。罗氏《集蓼编》曾自叙其有志于新学及创立东文学社之经过，云：

时我国兵事新挫，海内人心沸腾。予欲稍知外事，乃从友人借江南制造局译本书读之。……予窃意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

又云：

藤田剑峰（按：即藤田丰八之字）学士，性伉直诚恳，久处，交谊日深。一日，予与言中、日唇齿之邦，宜相亲善，以御西力之东渐。学士极契予言，谓谋两国之亲善，当自士大夫始。于是日本学者之游中土者，必为介绍。然苦于语言不通，乃谋创立东文学社，以东文授诸科学。⁽⁴⁵⁾

又据黄孝可《藤田博士小传》，亦云：

三十岁在上海，与罗振玉共创东文学社，以日文教授科学，翻译日本新刊书籍，为清末新学勃兴之先驱。⁽⁴⁶⁾

就在这种新学风气日盛的时候，静安先生也因有志于新学来到了上海，而且进入了在当时以译授新学为务的东文学社。不过静安先生进入东文学社以后，他所感兴趣的学科，却并不是当时一般提倡新学之人所重视的科学，反而乃是他在英文教师日人《田冈佐代治文集》中所偶然看到的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之说。虽然庚子乱后，静安先生又曾以罗振玉之资助，一度赴日本拟学习理科之学，而未几即因病返国，乃弃科学而专力于哲学之研读，其后更自哲学转及于文学及美学。静安先生在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曾自述其自修习理科之学转为哲学之经过云：

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学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时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赀，使游学于日本，亦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于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⁴⁷⁾

又在其《自序二》中，叙述其自研读哲学转及于文学之经过云：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⁴⁸⁾

从这些叙述看来，静安先生这一次治学途径之转变，其导源乃是由于世变而有志于新学，而其结果则是放弃了当时新学所重视的理科之学，反而决意从事于哲学及文学之研读。

这种转变过程，自表面来看，其本末因果似乎相差极远，然而如果对静安先生之性格有较深之了解，我们就会发现此种结果就静安先生而言，实大有其自然如是之理由在。第一，静安先生重视理想而鄙薄功利，欲使其完全从事于以实用功利为目的之学问，原为其天性所不相近，故虽亦曾一度有志于理科之学，而终于半途而废，此其一。再则静安先生之天性又复悲观忧郁而喜欢追究人生终极之问题，是就静安先生言之，则解答人生之根本问题的学问，固当较追求一时现实之功利的学问尤为重要，故乃决心从事于哲学之研读，此其二。三则静安先生又原具有由于“知”与“情”兼胜之禀赋所形成的矛盾之性格，此种性格遂使静安先生在研读哲学的途径中又产生了可信与可爱的矛盾，于是乃又欲从文学之研读及写作中，求得直接之慰藉，此其三。除去以上的三种原因外，另一点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静安先生之治学途径虽然已自修习理科之学转而为哲学及文学之研读及写作，可是他原来关心世变的一点初心，却依然尚在。于是静安先生此一度治学途径之转变遂透过他个人的性格及理想，由单纯的追求新学，而演变成为一种既欲求其可爱复欲求其可信，既欲借之以为一己寻求安慰寄托，更欲借之以为人世求得拯拔救赎的双重微妙的结合。他这种双重的追求和向往，我们可以从他这一阶段的著作中得到清楚的证明。

先就其为一己寻求安慰寄托一方面而言，静安先生既为解答人生之困惑而有志于哲学，而又以其悲观忧郁之天性独好叔本华之哲学，因之乃受叔本华哲学中美学之说的影响，以美术之欣赏为使人超脱于欲望之痛苦的一种解救之方。此种欲借文学美术以寻求解脱安慰的想法，在他此一时期的著述中曾不时有所流露，如其《〈红楼梦〉评论》一文便曾论及人生及美术之关系云：(www.xing528.com)

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⁴⁹⁾

又于其《去毒篇》一文中论及文学美术之慰藉云：

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而雕刻、绘画、音乐、文学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则所以慰藉彼者世固无以过之。……而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尤大。⁽⁵⁰⁾

又在《文学小言》一文中，论及文学创作之快乐云：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⁵¹⁾

从这几段话来看，静安先生之欲借文学及美术以求得对人生痛苦之安慰及解脱的渴望，乃是极为明显的。所以他在此一时期中，除从事文学及美学之研究外，更曾致力于诗词之写作，便也未尝不是想从文学之创作中得到一种直接之慰藉及解脱的缘故。

可是另一方面静安先生关心人世的感情则又极为深挚，所以他在表面上虽然似乎转入了全然为己的哲学、文学及美学之研究，欲以之解答一己之困惑及求得一己之安慰，可是事实上他对于追求新学时的关心世变的初衷，则并未尝或忘。因此他乃在“为己”之学中，也同时寄托了“为人”的理想，一心以为从事文学、哲学及美学之研究乃是提高人民知识、复兴民族精神的唯一途径。静安先生的这一番心意，我们也可以从他此一时期的著作中得到证明。如其在《论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一文中，便曾论及哲学之重要性云：

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故也。且夫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固哲学之事业。⁽⁵²⁾

又于其论《文学与教育》一文中，论及文学之重要云：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何则？彼等诚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国民之恃以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遗泽，绝不能如此广且远也。⁽⁵³⁾

又于其《教育小言十则》中，论及广义的学术之重要云：

学术之绝久矣，昔孔子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学为国之不祥，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悦学而卜原氏之亡。今举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几何不胥人人为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⁵⁴⁾

又于其另一篇《教育小言十三则》中，论及时人之但知爱官职而不知求学问之弊云：

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无他好焉。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之意义，则今日道德、学问、实业皆无价值之证据也。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而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⁵⁵⁾

透过这些文字，静安先生之对于世事的关心，以及他对于国家危亡的忧虑之情，是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得到的。这种关心和忧虑，在他这一阶段的著述中，几乎可以说随处可见。除以上所引的一些文字外，其他如《论平凡之教育主义》、《人间嗜好之研究》、《纪言》及《教育普及之根本办法》诸文⁽⁵⁶⁾，其见解亦多能洞见时弊，切中肯綮。如果静安先生乃是一位对世事无所关心，而果真但以自我研究著述为满足的人，则他绝不会对当时政治社会之弊病，有如此深入留意的观察，也绝不会在文字中发出如此至再至三的悲慨和呼吁。只是一般人往往只注意到静安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而忽略了他对于世事的关心，以及他欲透过学术以图挽救危亡的理想。而如果对于静安先生的这种心意不能有深切的了解，我们根本无法认知他前后两度研究途径转变的根本原因及重要关键究竟何在。这是我们所以要在此把这一点特别提出来加以说明的缘故。总之，静安先生在这一段转变过程中所表现的，乃是他既关心世变，又不能真正涉身世务以求为世用，于是乃退而为学术之研究，以求一己之安慰及对人生困惑之解答；而在一己之学术研究中，却又不能果然忘情于世事，于是乃又对于学术之研究，寄以有裨于世乱的理想。这种矛盾的表现，以及对这种双重追求的努力，乃是静安先生学术研究途径之转变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特色。

在此一研究阶段末期，静安先生所完成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则是为中国文学中一向被人所漠视的戏曲，整理出了一部溯源开流的划时代巨著《宋元戏曲史》。静安先生曾自叙此书之成就云：

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⁵⁷⁾

在写作此一书的同时，静安先生还曾整理出来许多其他有关戏曲的著作，如《曲录》、《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角色考》等，都为此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关于静安先生之所以致力于研究戏曲的缘故，在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有云：

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予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

于是乃自叙其有志于戏曲之缘故云：

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⁵⁸⁾

又于其《文学小言》中论及中国叙事的文学如叙事诗、史诗、戏曲等“尚在幼稚之时代”，而以为提高戏曲之内容为文学家之责任云：

元人杂剧美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⁵⁹⁾

又曾于其《教育偶感》中论及西欧诸大文学家如莎士比亚、歌德诸人之成就，乃在于彼等能够“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⁶⁰⁾。

从以上的几段话来看，则静安先生在此一阶段之致力于戏曲，其故盖有二端：一则乃是因为个人填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一动机固自与本文前所述之欲借文学之创作以求一己之安慰寄托者相符合；再则乃是元人杂剧文字虽美，而在内容、思想方面则不能与西欧之伟大作品相比，因之乃以创作有理想、有内容、可以表现人格之戏曲，为文学家当前之责任，此一动机则又与前所述之在“为己”之学中寄托以“为人”之理想者相符合。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静安先生所留给我们的却并不是一本伟大的戏曲，而乃是一部探本溯源的戏曲史。这种结果的形成，其故亦有可得而言者。其一乃是由于静安先生治学精严的表现。静安先生每从事于一种学问，莫不先致力于其基本有关材料之整理，如他后来治金文，则先成《金文著录表》；治元史，则先成《元朝秘史地名索引》；欲考证古史，则先致力于古文字、古声韵、古器物之学的研究。即使当他从事于词之写作时，也曾同时致力于词之批评及词籍之整理。因此当他的兴趣转移到戏曲方面的时候，他也便从事于戏曲史及有关戏曲资料之整理。这在静安先生所禀赋的“知”与“情”兼胜的性格而言，既欲求其“可爱”而同时也不忘求其“可信”，应该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其二，静安先生之所以只完成了戏曲史之研究，而没有更致力于戏曲之创作，应该乃是受了他自己所禀赋之才性的限制的缘故。静安先生早就说过他自己“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⁶¹⁾的话。盖静安先生之为人，反省过多，长于抑敛而短于发扬，此所以他虽亦有文学之天才，而其所长者乃但为以精简古雅取胜的诗词。至于戏曲，则因其篇幅既长，而且节目穿插、宾白科介，通俗而烦琐，此原为其才性之所短。关于此点，静安先生也早就先有自知之明。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便曾经说：“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⁶²⁾因此之故，静安先生乃自有志于戏曲之创作，终而转变为有成于戏曲之研究，其原因乃全在于他自己所禀赋之才性使然。而《宋元戏曲史》一书，虽仍属于他治文哲之学一阶段的作品，可是他的长于考证之才，却也便已经于此可见。所以《宋元戏曲史》实在乃是他研究途径之转折点的一部作品。这部书的成就，该是养成他自己对于考证之学的兴趣与信心的一个重要关键。至于促成他以后决志自文哲之学退出，而完全转向考据之学的一个更大因素，则该是中国当时所发生的又一次激烈的世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