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时代的文学批评

除去前文我们所分析过的几点性格方面的因素以外，对于静安先生治学之转变及其自沉以死曾给予极大之影响的，则是静安先生所遭遇的时代的激变。静安先生在世的短短五十年（1877—1927），恰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多变故的一个时代。只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则甲午中日之战发生于他十八岁之年，戊戌政变发生于他二十二岁之年，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发生于他二十四岁之年，辛亥革命发生于他三十五岁之年。而辛亥革命以后，紧接着就是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北洋军阀之混战，中国北方形成了一片混乱的局势；而南方则有讨袁之役，有护法之役，有各省各地此起彼落的割据和叛变，有各党各派旋组旋改的夺利和争权。继之孙中山先生决定了联共政策以后，于是又开始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以及国民党内部联共与排共之争，以迄于北伐战役开始，那已经是静安先生自沉的前夕了。静安先生个人的悲剧之演出，其背景便恰好是这半个世纪的多灾多变的中国的苦难。

我们把静安先生这一位学者的悲剧与时代之变乱结合上如此密切的关系，也许会有人不以为然。因为从静安先生的生活来看，他一生所过的完全是专力于著述的生活，对于政治根本没有表现过任何兴趣。王德毅在其所撰《王国维年谱》之《叙例》中，就曾经说：

观堂一生无意于政治活动，而为一纯学者，常说：“余平生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故本谱于政治变动，除一二重大者外，皆不叙述。⁽³⁴⁾

这种看法，从静安先生之不慕荣利，惟以著述为事的超然绝的人品来看，原是不错的。同时其平生著作中，表示对功利之鄙薄，以为研究学术当取超然之态度以追求真理的话，更几乎随处可见。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静安先生乃是一位知与情兼胜的天才。他一方面既以其天才的智慧，洞见人世欲望的痛苦与罪恶，而有着超然功利的理想与人品，因而不肯涉足于争权夺利的实际的政治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其深挚的感情，对此痛苦与罪恶之人世深怀悲悯，而不能无所关心。这种富于悲悯之心的情怀，乃是使静安先生终于陷入矛盾而无法解脱的一大原因。而这也便是他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之性格的最大相异之处。这种差别，透过他们的著作便可明白看出。叔本华之哲学著作，只是以哲人之冷眼，指出人世间凡夫俗子的愚昧，其口吻乃是冷漠的，有时还带一点讥讽的意味，他自己则是狂傲的，自命不凡的，对于人世是无所爱、也无所关心的。而静安先生则不然。静安先生的口吻乃是感情的，悲天悯人的，哀人而且自哀的，对人世是有所爱也有所关心的。叔本华有时会不惜为自己而伤害他人，而静安先生则是宁可自己忍受痛苦也不肯伤害他人的。所以叔本华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独善其身地乐享高年，而静安先生则不免于因为关心人世而反为人世所累，终生陷溺于矛盾痛苦，竟以自杀终其生了。不过静安先生究竟只是一个学者，他之对于人世的关心，也都只是表现于他的学术研究中。如果有了这种认识，再来读他的学术著作，就会发现他的研究对象及他的研究途径之转变，几乎莫不与他对人世之关心有着密切的关系。李长之在《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一文中，就曾经说：(www.xing528.com)

他治学的变迁，显然是支配于时代和他的性格。他的五十岁的一生中，有几次大事变，差不多都和他的治学的变迁相应。⁽³⁵⁾

这话是不错的。因为静安先生虽以其超然之品格，不喜言功利，也不喜涉足政治，可是他的深挚的感情，却使他不仅对世变有所关心，而且每一次世变的苦难，都在他内心中留下了极深巨的创痛。这种外来的创痛，与他原来所禀赋的忧郁悲观的性格，形成了他内心中的两重煎迫，而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也就是他在这两重煎迫中，一方面想为自己求得安慰寄托，一方面又试着想为人世求得拯拔救赎，所从事的探索和寻觅。下面就让我们试从这种观点，来对静安先生学术研究途径之转变，以及他最后因矛盾和绝望而终于走上自杀之途的一段痛苦的经历，一作研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