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自选集：中国泥坯人物画的评说

王炎林邀我为他的画集写文章，他来信是这样说的：“多次接触，我对您的观点印象很深。每次您发言后，我都使劲鼓掌，原因是我不同意您的观点。对一些重大理论研讨会上一些夸夸其谈的自鸣得意而远离精神层面的所谓批评家，我只是听之或离开，或激烈反对”。我注意到，为王炎林作品写过评论的著名评论家有十来位，王炎林很少提及，而他真正觉得比较满意的文字反而是雕塑家陈云岗和文学家贾平凹写的。仔细拜读，感觉其原因有二：

一是评论家所言，大多听王炎林所说，因为他爱讲爱发言，或者是参照了王炎林谈艺录，比如王炎林说“我的画中没有优雅”，就信以为真。其实王炎林也画过平和、唯美的人物小品，即便是在丑怪、暴戾的作品中，画及女人、小孩与动物时，他也保留着一种市井美学趣味。这种市俗化乃至粗俗化的美感，固然来自王炎林对西北民间艺术的热爱，但对中国画而言，则是从优雅的文人趣味转向市民大众化的历史过程，从齐白石到丰子恺、从海派中国画到岭南画派等等，其实都有这个趋势。只不过王炎林走得更远，从美走到丑，从形式走到问题，从纯粹走到复杂，从集体主义走到个体另类。

二是王炎林作为艺术家，始终生活在直觉中，对分析文字有反感是天生的，而艺术家撰文则相对感性。其实他认为好的地方乃是对其生活状态的了解，而这一点对于批评尚不足为凭。王炎林拒绝不了批评阐释对作品整体的解剖，思想认识插入情感直觉为艺术家带来的焦虑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王炎林对人类和动物间关系的认识，和批评依凭的理性分析，就没有什么可通约的余地。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和人作为食肉动物分不开的，而食肉动物要杀害并食用其他动物也可以说是必然而不可改变的。当然，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其自身活动导致大气污染、生态破坏、物种灭绝，我们应当深刻反省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同时，由于人类文化及其对人类心理的形成作用，人如何对待动物，在精神上具有直面所有生命的象征性。所以我们要保护稀有物种，不能虐待动物等等。而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为了人类作为意识动物和精神动物必须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文化价值。因为人与动物之间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关系而憎恨人类，甚至“恨不得为了动物而消灭人类”（陈云岗），只能视为王炎林的一种奢望，一种为了艺术创作而自我推动的极端心理，并不是他把人画丑、画怪、画残忍、画野蛮的唯一原因。要知道，他不仅生活在一个以动物为食的世俗人生的圈子里，他还生活在一个以笔墨为生的中国画家的圈子里。王炎林对于后一个圈子的反感恐怕比对前一个圈子更为强烈，因为他要在其中实现创作意图并占据一席之地，面临着更大的难度和阻力。甚至可以说，正是借助对世俗化乃至粗俗化生活趣味的认同，才使他和那些执迷于文人情结的中国人物画拉开了距离。

我想说的是，批评和创作是一种博弈关系，博弈双方是在对抗中相互交流的。

王炎林作品主要是人物画，无论美丑善恶，无论是憎恶还是喜爱，人总是画中的主体。画家如何表现笔下的人物，或者使笔下的人物成其为表现，乃是最重要的。王炎林作品的意义是在不同挑战性中寻找个体创作的平衡。一方面，他借助世俗趣味和现实问题来挑战中国画，于是我们看到了“五彩长安”“小男人”，看到了“产房写真”“海啸有什么不好”等等作品。市俗的、现实的人生以其个别、具体、当下的存在方式，逆反中国画传统的哲学化和诗意化，逆反在中国画坛上占有既得利益的宏大叙事，让艺术创作和现实人生发生某种关系。在这里，关于其作地域性、生活化及问题意识之类的说法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但另一方面，王炎林又崇尚超现实主义，他经常谈论的真实是幻觉的、心理的真实。由此他反感摄影，反对从题材到意义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总是以极其个人的精神体会、心理状态甚至是身体反应投入创作。在这里其个人秉性和人生经历都在发挥作用，如脾气刚烈、生性躁动、心理焦虑，甚至失眠、嗜酒等等。他的作品充满梦魇的紧张、动荡、荒诞与怪异，也充满沉重的宿命与本能的抑郁。他喜欢达利与米罗，但更接近德库宁与巴塞列茨，我们可以在《他是谁》中看到龇牙裂齿的女人，在《扭曲》中看到倒挂的、粗野的男性。说王炎林受到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和新表现主义的影响，也是可以找到某种根据的。

出于强烈的表现性，王炎林极度反感传统中国画温文尔雅的线形趣味和审美构成，力图以强烈的色彩和结构的混乱来连接生活感受与内心情感。除了人物小品作为所谓“原爱”的表达，画得淡雅而充满温情外，大多数作品以大红大黑的丰富色彩来造成视觉冲击，那种喧嚣与闹腾，来自关中庙会、陇县社火，也来自王炎林放倒女人的欲望与压抑，还有舍我其谁的妄念与焦虑。王炎林作品中浓墨重彩落笔有声，对传统中国人物画而言，总是响鼓重锤，总是带着破坏性和挑战性。但作为绘画形式的个人创造，王炎林又往往以虚驭实，用空白及淡薄所组成的结构关系，反向调节那些狂放、任意、充满乱象的笔墨。观者还应该注意到，王炎林在一幅画中总有其画得细致微妙的地方，其间笔力劲健、墨韵十足：或线条生动，才气横溢；或墨色丰富，耐人寻味。(www.xing528.com)

这种随机应变的形式把握，是画家全身心投入作品生发过程的快速反应，是来自直觉与手感的创作智慧，同时也是王炎林作品在狂、乱、野、毛中见出结构和才情的根本原因。其愚蠢、狡黠而又尖刻、透辟的人物形象，其没有焦点的形态构成和色彩关系，其破碎、分裂、充满暴力感的笔触，无不具有艺术感受的直接性和生动性，粗鲁而激越，荒唐而强劲，令人不安亦令人亢奋。在对人物形象的破坏性描绘中，王炎林不仅营造了令人窒息的梦魇气息，而且表现了来自野地的欲望冲动。其作品既是其心里苦闷的象征，又是其身处社会文化精神的象征。世纪之交的中国，表面上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城市疯狂生长，消费突飞猛进，但在思想、精神、文化领域却是一片乱象。从某种意义上讲，王炎林只有通过对现实对象的破坏性描绘，才能揭示中国人精神败坏的心理真实。

问题关键还在于，王炎林在异质中揭示异化，在丑陋中暴露丑恶，在破坏中指证败坏的创作方法，并不仅仅是对象化的。这是他和现实主义、玩世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所揭示的精神问题同时也是他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人格问题。王炎林与许多中国画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假设自己，他总是在和自己肉搏的过程中进行创作的。从精神心理上讲，是疯狂与缓解的矛盾；从语言形式上看，则是混乱与秩序的冲突。王炎林作品的价值并不是这些矛盾冲突的审美解决，而是对其真实过程的开放性呈现。他最优秀的作品是那些最紊乱的作品，在疯狂状态中王炎林才是最有才气的。恰恰是王炎林作品的未完成性，成为个体沟通时代的精神象征和心理象征。他不断以颠覆性力量从野地、另类与底层挤压并改变被传统和主流抬高的中国人物画，其主体意识的极端性、非稳定性和动态过程性，使他的作品成为中国人精神现状的真实表达。因此，我反对那种始乱终弃、九九归一的批评思路，认为过程对结果而言是不重要的。我们身处的历史正在过程之中，我们心历的精神也在过程之中，历史和精神的问题化与复杂化，使我们失去了因果推论的理想目标与终极追求。套用鲁迅的话说，结果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在今天的文化现实中，任何结果和对于结果的追求，都可以被专制政治、权力关系、资本运作和意识形态容纳与收编，艺术——真正属于人的艺术，只能生成于个体的、主动的精神过程之中，才能与渗入社会文化的异化力量保持对抗性张力，并在对抗状态中与社会文化交换能量，从而更新精神并改变社会。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造物只用六天，到第七天就休息了；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女蜗造人以绳甩泥并不拿捏备至：人是未完成的动物，是大自然的半成品，我们只能不断塑造自己和拿捏自己。由此，我喜欢王炎林那些把自己塑造得并不成形、把自己拿捏得叫痛出声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他和他的作品永远是想完成而未完成的人，是属于中国文化历史的泥坯的人。

原载《画刊》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