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自选集：时间流动与真实存在

1989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必须记住的年头。这一年全国美展居然把一个油画奖项颁给了王承云。尽管因参加游行，被川美校方扣掉了四川美协所发的三百元奖金，但因为全国美展在媒体上的绿灯，历史记住了这个不守规矩的小伙子。

王承云的作品名曰《1949.10.1》，画面是高奏凯歌走过天安门的军队。画法是巴尔丢斯式的：冷峻的光线、冰凉的色彩、机械分割的构图和整齐划一的人列。盛典场面没有喜庆气氛，而是充满凛冽、肃杀之气，让人不由得想起当时用得最多并最令人寒栗的一个词——“清场”。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在中国美术界最沉闷、最压抑的时候，只有这张画公开出现在刊物上，把横扫而过的军队同天安门广场联系起来。

如果说王承云在这幅画作中抓住了两个时间节点——1949和1989，那么，在旅德多年返回中国后所作的《2009101》，更是证明了画家对于历史时间的敏感。两幅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变化不仅是历史语境的某种变化，更是王承云人生经历和艺术语言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王承云对军队入画的敏感大概是因为他当过兵。1982进入川美后曾是王大同和程丛林的学生。毕业留校后去浙江美院进修，又成为蔡亮的学生，和钟飘、常青等人为同窗好友。他开始所学的东西，是流行于中国所有美术学院的社会主义写实画风。但王承云的性格打小时候开始，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从念书逃课到后来当知青、当兵交游女孩儿，其为人处世更多的听凭冲动而不是规训的约束。画画也是这样，从伯纳尔到马蒂斯，再到巴尔丢斯等，他总想在学院规范之外，寻找属于自己的画法。 《1949.10.1》是他早期绘画四处汲取的意外收获。其实依他的天性，不会在这种理性、冷峻的绘画方式中走得太久。

因为对中国现实的失望，他只身去了德国。在布伦瑞克高等造型艺术学院跟德国著名艺术家塔丢斯学习，毕业时还因为要求创作自由得罪了僵化的答辩教授阿尔伯特。但这个时候，王承云已在西方尊崇个性的艺术氛围中变得成熟。在经历了一系列对象化和分析性的学习、研究、尝试和探索之后，他重新回到内心的感性与直觉，创作了一系列表现私人生活情境的作品。

变化是从女儿的出生和成长开始的。王承云是一位永远会对女孩儿感兴趣的艺术家。在描绘男性的画作中，男人都只有做作、别扭、僵硬、残缺或可笑的姿态，但对于女人，他从来没有如此对待过。即使是在作品《布伦瑞克学院》那些分割严谨的画面上，女孩儿也是其集结感受和灌注温情的部分。王承云说女儿丽雅永远是自己的一颗明星，他对女儿那种特殊而复杂的情感，似乎没有引起德国批评家们的注意。我所读到的评论，大多是从游泳题材、从人和水的关系来讨论王承云在艺术语言上的创造，特别是如何从社会主义写实画风转变到个人主义表现风格，并以其德籍华裔的双重身份，来证明他对集体主义画风的叛逆。这一点没错。但我以为促使王承云独特画风形成的原因，不光是社会意识形态冲突及画家做出的反应，更深刻的地方还在于画家在形成方法的过程中开启了一种可能性，让自己深藏于心的那些隐秘的、难以言状的东西能够充分流露出来，而正是这种充分流露的内心表达才能催生某种只能如此的绘画方法。画法创造之于艺术家，不是对象表达性的设计，而是现象学意义的生成。在视觉反应和心灵感受之中，有很多东西是属于直觉、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

女儿和水的关系，在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过精彩的表述，而作者曹雪芹对于性及其欲望的表达，则更多是梦幻式的。我不知道王承云是否受到过相应的影响，但对于水中、浴后女孩的描绘，的确给人以白日梦一般的幻觉感。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承云成为现实的对手而不仅仅是学生。用艳丽色彩去描画水池中天光折射的人体，王承云并非第一人，在英国画家霍克尼的画作中甚至有更加透明而流畅的描绘（中国大陆画家的相同题材，大多也就是霍克尼的翻版）。但和霍克尼明快、清晰的画法不同，王承云的作品充分利用光线与色彩相互交融、拉扯和衍变的复杂关系，使形体变形更具有个人心理的表现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作品不只是私人生活的公开展示，更是他对心理隐私深入而微妙的表达。坦率地讲，在经过精神分析学的洗礼之后，“恋父情结”“恋母情结”之说已在相当程度上得以正面化，但此类情结的另一方，比如“恋女情结”，却似乎并未引起社会的认真对待。舆论往往以“恋童癖”这类贬义词一言以蔽之。其实恋女是父亲最隐秘、最真切、最难抑制又最受抑制的内心冲动。对隐秘之处不由自主的坦诚表达，乃是王承云的天性所致。色彩的鲜艳、流动与交融，笔触的柔软、温馨与混同，形象的变形、异样与幻化，使王承云作品读起来，比纳巴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有着更多不可言状的心理内容。(www.xing528.com)

王承云不可言状的内心世界，只能用视觉来沟通。“看见你，手感起伏”，养成了他用视觉触摸对象的习惯。回到中国后他才发现，很多人在用大脑画画，而自己则生活在视觉思维之中。这是其作充满感性色彩和视觉动态的原因。在豁达、随意、自如的描绘中，王承云自有将对象轻松处理为心象的能力，其画法本身的书写性和诗意化，是他对心灵隐秘之处的真实体验与真诚表述。

如果说一个中国人在德国的孤独，使他不得不关注私人生活和个人表现，那么，在王承云重返中国之后，曾经熟悉的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自然而然会强烈地进入他的视野之中。

他已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写实主义画家，德国新表现主义的艺术精神已经灌注到他的血液里。德国民族因东西德的分裂和冷战，特别是东德从社会主义威权统治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陡然变化，使那里的艺术家经历过曲折的个人生活和剧烈的内心冲突，同时也承担起一个民族的历史责任和人类道义。当代世界绘画中的新表现主义诞生于此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新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时期表现主义的区别，就在于由个人内心转向社会和历史的开放性。王承云回国是做对了。他回国后在川音美院代了四年绘画教学实验班。如果这样的班办在德国，也许没什么问题。但在中国“四年的教学下来，实验班非常成功，在全国都赫赫有名，然而这种模式无法继续下去，因为它冲击了很多人的根本利益。我锋利的语言和激进的思想跟当下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的文化结构相遇注定了是个悲剧”。——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思想冲突，把王承云个人想做的事情和社会现实、和历史根源联系起来，而正是这种联系性使王承云重新成为中国现实语境和中国历史上下关系中具有独特视角的当代艺术家。

首先是漂泊感。回到中国，王承云不像在德国布伦瑞克有稳定的家庭，每一个城市对他而言都是临时寄居的场所。他面对不同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总会涌出自己对于这些城市的记忆。对他而言，这一切有如梦境。一座座新造的城市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那样得虚幻与泡沫，就像是舞台布景，辉煌壮丽而又轻浮假象。但这一切作为事实摆在你的面前，任何人即使是城市居民也会感觉陌生。比如广州市为了迎接亚运会，会突然把机场路两旁的楼宇全加上玻纤小屋顶，比如重庆市因领导人喜好，会在转瞬之间把城市干道立面整治成一片灰色。王承云在近作中所把握的正是这种陌生的距离感。他对于城市的描绘大多是鸟瞰的、全景式的，而远观视野所展示的则是疯长的高楼大厦、炫耀的流光溢彩。王承云无意去表现不同城市的特点，因为中国的城市建设已经没有特点。他只想画出自己在城市间流动的感受，这种感受和他过去表现水波流动的绘画方式有着自然而然的连接和转换，那就是光色交融、不可预期的幻影晃动，而其间捕捉的东西，正是中国人在经济猛涨时兴奋异常而又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中国对于发展的过度崇拜，不仅在破坏环境、历史与基本的价值观，而且掩饰了社会黑暗和权力的罪恶。我想每一个观者，都会注意到王承云对城市夜景的表现，夜色遮蔽着许多真实存在的东西，黑幕中的中华大地毕竟是画家由衷热爱但又闹不明白因此意欲探究的家园故土。重要的是揭示。王承云并不想仅仅依凭娴熟的技巧转换题材，然后在不断复制中占有图式的专利。这是中国大陆许多当代艺术明星的生效捷径和敛财之道。王承云执着于对流动现象背后隐藏的揭露。他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不管这种感受源于与社会伦理冲突的潜意识，还是来自为专制权力不容的反抗性。作为一个聪明的中国人和一个真诚的德国人，王承云内心的确充满矛盾。这种矛盾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画面的拼接：画家似乎无法在一个完整的画面上把表象与实质、整体与局部、场面与人物统一起来。而这正是写实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追求的目标，其创作方法作为官方规定的结果，已经成为惯性的审美方式，成为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觉载体。只有打破这种整体表达的统一性或整一性，艺术才能在矛盾与冲突之中、在空白与缝隙之处获得个体表达的自由。这从王承云所画的一系列破损、残缺的头像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那些作品中，他充分运用丙烯颜料轻质薄涂的效果，以壳体面具或模糊叠影的方式，表达着直面对象的人文关注。这种人文情怀体现在城市场景的大幅画面中，就是王承云所并置的人物描绘。人像的提取和放大，有利于强化视觉刺激，以具体、微观的动态表情去对比宏大叙事的场面，能够深入人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无论是艳丽的城市夜景，还是可怖的灾难现场，那些张皇不安、惊恐躲避的形象，都会紧紧抓住观者的视线，他们的被动与无奈，成为国人精神压抑的象征。我之所读，只有少数画作不同，或者是旧日工农兵形象的笑脸，或者是当今走红歌星的相貌，或者就是军人仪仗队的面孔，其愚昧的得意与造作的威武，呈现的不过是颂歌的表演化和信仰的仪式化，令人再次想起历史上那些荣耀无比的凯旋。我始终记得电影《巴顿将军》的一段画外音：当恺撒战胜埃及，押着战俘和美女，在无数欢呼声中昂首进入罗马的时候，一个驾车的奴隶悄声说：荣耀总是会过去的。——《2009101》的荣耀总是会过去的，由这样的盛典所代表的专政的荣耀也总是会过去。在王承云消解结构的形象描绘之中，在王承云蓝绿、红紫与黑色的色彩对比之中，观者可以体会到原本我们以为异常坚硬的东西，如今正在融塌、分解和崩裂。这是艺术语言的创生，也是社会现实的象征。在当代，艺术作为人类交际、交流的工具，不再可能成为纯粹的所谓本体，只有在碰触社会、人与精神的问题时，艺术才能作为表达的语言而具有意义。因此，主客体之间相互博弈造就的现象学界域的艺术生成，必须加上存在主义对于个体自由的不懈追求。只有存在的真实及其对自由的召唤，才能赋予艺术以精神世界和历史文化的真正价值。

王承云近作给人的启示如此，所以我把他正在进行的探索，视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不同取向的案例。

原载《画刊》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