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西南雕塑创作，不能不提到泥塑《收租院》。因其逼真性而倾向于超级写实主义的这组大型群雕，不仅占有中国美术史的重要位置，而且对当代雕塑创作有不小的影响。《收租院》等服从于革命需要的雕塑创作，和四川美院雕塑教学中崇尚罗丹传统有些关系。以叶毓山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大批革命英雄主义纪念雕塑，如《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碑》《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等等。但叶毓山个人创作有所不同，以女性为对象，形体饱满，整体性强，汲取了马约尔雕塑的某些因素。受新潮美术影响，来自上海、川美学成的云南艺术家朱祖德，在世纪之交异军突起。当雕塑家们忙于城雕活计时，他潜心于雕塑语言研究，以深悟变化之道的中国智慧，创作了数十件极简主义的抽象作品，成为大陆现代艺术形式探索的重要成果。
接下来当数1996年在成都举办的“雕塑与当代文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这个展览不仅集结了全国众多雕塑家个人创作以资研讨，而且举办了以“敬畏生命”为题的原作展。在展览会上，不仅朱成、邓乐、谭云、余志强、刘威、何力平、许宝忠等人的探索性作品，凸现了西南艺术家重生存状态、重精神反应的创作倾向，而且出现了像刘建华这样源于西南艺术传统又介入都市消费文化的新生力量。刘建华展出作品及后来创作，是西南雕塑家特别是青年雕塑家转型于当代文化的重要标志。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雕塑界出现个人创作逐渐兴旺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在经过城雕工程的原始积累之后，不少雕塑家已有了投入个人创作的经济基础；二是90年代中国艺术转向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化，雕塑的边界因装置艺术的介入而日益开放，由此雕塑创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三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美展览机构、基金会、学术界以及国内外资本的青睐与投入，刺激了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而雕塑的复制性及市场效益，还引发了一批成名画家涉足雕塑领域，使雕塑界呈现出一片热闹景象。
在中国社会全面走入城市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娱乐文化、明星文化、图像文化、广告文化和传媒文化之后，当代艺术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如何穿透既成权利关系、惯性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生产的操控，保护和促进精神个性的生长，已成为艺术是否仍然具有先锋性与历史价值的前提。而雕塑作为源自原始时代的艺术样式，在其边界开放的情况下，亦因其自身特征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具有新的美学意义：以其媒介物质性让我们在面对虚拟文化时，保持和对象世界真实而直接的联系；以其质材坚固性让我们在面对时尚文化时，保持文化心理的恒常性和稳定性；以其空间实体性让我们在面对表层文化时，保持精神意识的深度审视与自我发掘。
西南当代雕塑之所以值得言说，正是因为众多艺术家在本土与当代、观念与形式、艺术与图像等等关系中，表现出独特而又持续的创造力。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孙闯、徐光福等人在写实雕塑中所具有的强度和力度，而且可以见出李占洋、唐勇等人切入现实问题时所蕴含的生命体验与美学反讽。廖海瑛、程翔等人塑造的形象怪诞而通向个人的潜意识心理，陈长伟、张华等人运用的形式繁复而揭示文化的表层性症候。不少年轻雕塑家更是在时尚与流行图式中淘金，以自我敏感深入触及新一代人所面临的种种精神问题。(www.xing528.com)
其实，我们以西南这样一个地域性概念来讨论当代雕塑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中国艺术进入国际视野乃至国际市场以后，其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是值得追问的。国际性、地域性和个人性是当代艺术必须面对的三个范畴，地域性作为中介，是个人性生长的基础，也是国际化交流的前提。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并不是人类的福音。我们必须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捍卫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而地域性恰恰是多元文化之根，只不过这里所说的地域文化，不是既成的集体传统，而是正在变化、不断生长的文化现状，是与地域、地缘、地区的自然生态、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和时代资讯相关的人的生存现状。艺术只能在这样的时空中成长。
正因为如此，我从来不惮于声称自己是西南批评家，也从来不惮于谈论西南艺术家和当代文化的关系。
原载中国嘉德2008秋季拍卖会《中国雕塑系列专场：西南雕塑》场刊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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