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界正兴起一股炒作传统之风，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呼应，溪山清远、红梅飘香之类的浪漫正在粉墨登场，出现于各种展览。当代艺术正以资本化和官方化的紧密结合，来形成国家权力治下和意识形态辖内的所谓合法性操作。
且不说这样回归传统的号召，让不少艺术家为利益所惑，放弃自我尾随潮流，以符号化样式投市场之所好，也不说这种伪造的艺术维稳活动，只能重新祭起惯性审美的大旗，借明星乔装出场作秀，进一步遮蔽当代艺术创作的真实面貌，仅就当代艺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而言，就有许多问题掩盖其间而必须加以揭露。
中国当代艺术所具有的前卫性、先锋性、挑战性和批判性，首先是对于中国当代社会而言的。当代艺术无疑是召唤并推动社会前行、人权进步、思想开放和精神拓展的力量，当然，它还肩负着艺术语言、创作方法及美学思想更新的使命。对于中国性与中国想象，我曾在一系列文章有过论述，此处仅就中国想象中的古典浪漫，即中国想象中最容易被利用的自我浪漫谈一点个人意见。鲁迅曾在《“准风月谈”前记》中说过：“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风月”，“‘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展览中展出的柏桦的诗《1958年的小说——史记卷一：1950年代》关于全民围剿麻雀的场面不也很浪漫么？徐唯辛所画的“文革”女性肖像包括被割喉枪决的张志新不也是很传统的写实绘画么？
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流传最广的诗句，是北岛《回答》中的开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也许另一位诗人海子在《祖国》一诗中写下的句子，更个人、更具体、更真实，也更具有当下性：“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是的，“我不得不”——和小丑打交道，也不得不去讨论想象与浪漫在艺术中的虚假，尽管我愿意做一个以梦为马的诗人。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一种罪过，诚如王家新先生所言，这里讨论的是文明与野蛮的辩证关系。当文明竟然造就新的野蛮时，历史是必须反省的。不仅浪漫主义的天真的浪漫不合时宜，一切回避真实的浪漫都会变得虚伪。我们早就难以沉浸在文明的风雅之中，因为文明的野蛮和野蛮的文明正围合在我们周围，围困并围剿着我们。难怪毕加索老早就说过：“让风雅见鬼去吧！”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一句话在中国很有名：“所谓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在到处寻找家园。”这种思想情怀弥漫着无边无际、无休无止的感伤，很像第五十四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中国馆的气味，对过时的哲学无懈可击，对今天的现实空洞乏味，不过是弥漫着机会主义气息和复古主义假象。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另一句话也很有名：“人终日劳作，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的确令人羡慕，但问题是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也终日劳作，他们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么？别忘了海德格尔曾经是支持纳粹的。纳粹本身也很浪漫，希特勒喜欢瓦格纳歌剧，还曾经画过和平题材的士兵哩。展览中有一个年轻人的作品，朱明的《预制·鉴》，这是用汶川地震学校现场的水泥预制板做成的装置，水泥中没有钢筋，只有很细很细的铁丝。那些幸免于难的儿童被电视广为播报，也许他们还可以在类似“溪山清远”的展览中重新诗意地栖居，但那些死去的孩子们呢？他们能够在当代艺术中诗意地栖居吗？
我在德国柏林秘密警察总部原址博物馆看到过一张照片，纳粹领导人经过大街时，所有街边的人都在自觉地行举手礼，有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妇女儿童，整齐划一，形若军队。其中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而且他是有意的，双手操在胸前，笑看着德意志的领袖和群众。如果一定要用诗意或诗性这样的词语的话，我以为只有这个人才是真正配得上的。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后诗意”或“后诗性”。对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所谓后诗意或后诗性，第一是要直面真实，揭示真实，第二是要针对符号化和抵制样式化。(www.xing528.com)
我们都记得新潮美术家对自我表现的崇尚，这一口号的提出与萨特存在主义和尼采生命意志有关。在面对集体主义新旧传统压迫新艺术的20世纪80年代，具有声张创作自由及解放个性的意义。这种文化批判在进入90年代以后，本来应该为新文化提供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场，但历史所开的玩笑是，“八十年代的谢幕竟然以一场交易收场”（叶永青语）。先是名和利的交易，然后是钱和权的交易，到今天更是人格和利益的交易。刘再复在2012年第1期《读书》一篇文章中指出，从80年代末到现在二十多年中，在中国盛行痞子哲学，“他们的著名口号是‘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一口号把自我膨胀为一切。一切之外，他们均无所敬畏，无所尊重，无所限制。随之而来的便是冲破一切道德底线，只管自己得利，不管他人死活，甚至可以为了自我实现而不顾廉耻地撒谎、偷窃、贪污，把一切胡作非为视为天经地义。”在中国美术界这样的人还少吗？不惮剽窃、敢于盗骗的批评家不是正有人在吗？而他们所借重的正是80年代新潮美术的革命资本，难怪他们和同样秉持革命资本的官方意识如此沟通。农民造反之所以让人瞧不起，就在于造反有理的“合法性”，不过是为一己之私利，而且盗用天下的名义。
我们强调当代艺术创作必须强化个体意识，自主、自由地呈现中国的文化语境和中国人的文化追求，自然要和历史文化资源、和中国语境的上下文发生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抽离了在地性与在场性的主客体关系，更不是虚幻的、虚伪的、虚假的浪漫情怀和中国想象，而是系于“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批判精神。在惯性意识、官方策略和资本操控联合起来并吞当代艺术时，没有批判与自我批判，没有揭示与揭露，就没有真实、真理和真诚的呈现。王家新在讨论中国新诗现代进程时，极有说服力地指出，中国文化主体和西方文化他者一直是共在的。在辛亥革命一百年和五四运动九十年的历史经历中，中国社会一直在自我丧失——他者神圣和自我膨胀——他者丧失的恶性循环中周而复始，更为荒唐的是，自我膨胀在今天正在主动投靠他者神圣的政党政治，这说明我们仍然处于神的时代和英雄时代，或者至多处于神与英雄相互勾结的时代，而非一个“人的时代”。刘再复进一步指出，“应当把人之时代关于人的普世价值纳入自己的思维，在思维中重心不是放在他者，而是放在自我，既确认自我（作为）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又确认自己（作为）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有这两个确认，才有资格说，我们已进入多元共生的时代。”
新潮美术对一元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反抗，正是要把中国艺术带进一个以个体生命为前提的多元共生的时代，这个理想远未实现。有这样的理想才有艺术的诗意和诗性。当代艺术家作为新文化的先锋，不是要全力以赴做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提前进入被富裕、被幸福同时被封建主义温情所欺骗的小康社会，更不是夕花朝拾，用风花雪月之类的玩意儿去装点、讨好黑恶势力的集权政治，艺术的存在始终和自由有关，和中国人争取社会正义、制度民主、精神自由的进程有关。此乃艺术与批评必须承担之重，舍此则无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判断可言。
2012年2月13日，在第四届广州三年展项目展“去魅中国想象——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展”论坛上的发言 原载《世界艺术》2012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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