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改革：正义之路，解决现实问题

党中央为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关于司法改革的精神，把规范司法行为作为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了具体部署。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完善政法干警的行为规范。总结政法机关严格管理的实践经验，研究制定政法干警职业道德规范和执法行为规范，重点规范容易发生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的岗位和环节的执法行为，容易发生违规、违法办案、执法不文明的岗位和环节的执法行为，容易发生玩忽职守、执法不作为的岗位和环节的执法行为，容易发生地方保护、部门保护、违法干预办案的岗位和环节的执法行为。建立和完善审务、检务、警务、狱(所)务督察制度，强化对政法干警违反行为规范的惩戒措施。”全国各政法机关近期都在“大学习，大讨论”，并联系实际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案。在学习和讨论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争议的观点，以及调研中制作的解决方案等，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试就规范侦查行为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一、警察权问题

侦查行为隶属于司法行为，党中央提出规范司法行为问题，应当包括侦查行为。这是我们当前深化司法改革中首先遇到的第一个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我国警察权的定性、定位和职权分工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关于警察权的性质与定位，虽然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警察体制各不相同，但是，“不管是什么体制的警察，所有警察的共同职能就是维护国内安全，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警察组织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外延，其社会职能就是实施它所在国家的各项社会法规，维护国家安全。”“警察是政府的一个职能机构，它们相互依赖，共同生存，有什么制度的政府，就有什么体制的警察组织为其服务，以保证国家政权的实现。”^[1]由此可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警察，不管其国家的体制和政权的性质如何，承担治安行政管理、维护治安秩序，以及预防、侦查违法犯罪活动都是其最基本的职责。因此，我们可以把警察这两个方面的权力，分别称为治安行政管理权和对刑事犯罪的刑事侦查权。前者属于行政权的范畴，后者属于司法权。

我国也是同样，虽然我国的公安机关在国家机关的隶属上属于行政机关，但它在职责分工上又拥有刑事侦查权，这一部分权力或曰行为，属于诉讼行为，亦称司法行为。所以，我们认为侦查行为应是司法行为的一个部分，中央规范司法行为，理所当然也包括侦查行为。我们不能把侦查行为同司法行为对立起来，甚至把它降低为一般的行政行为。

在深化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按照司法行为的标准规制侦查行为。就我国刑事诉讼的职权配置和诉讼结构而言，侦查权和侦查行为的质量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司法行为的好坏，或曰诉讼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司法的权威，更是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环节。(www.xing528.com)

侦查行为必须依法规制。这是因为在现代法治国家，无论行政活动还是司法活动，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职权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对于行政权力来说，由于其自身具有天然的自我膨胀性，各国都是从体制到法律给予严格限制。警察作为一支具有武装性质的行政力量，它能够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与自由，本身具有强制性。而且出于维护治安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它比任何其他行政权力更具有膨胀性、扩张性。因此，各国、各地区在对警察权进行配置时，除了考虑警察权应当及时、高效、有效之外，还特别注重对警察权进行制约与控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权力和稳定的秩序，正义是不存在的。然而，过多的权力也会腐蚀社会机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警察组织，必须保证政府各种权力理性地实施，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这样的社会里才能有真正的正义。但是，政府也不能滥施警察权，让政府的权力完全被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制服警察表现出来，否则，就会增加人们潜在的攻击因素，使社会秩序更加难以控制，甚至会发生大规模的动乱。为了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警察必须在道义允许的范围内实施法律，并要设法赢得公众的支持。”^[2]

二、刑讯逼供问题

遏止刑讯逼供是规范侦查行为必须下决心解决的一个顽症。“严禁刑讯逼供”是我党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一直到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乃至“文革”期间的一贯主张，也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奉行的刑事政策。尤其是“文革”期间，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采用酷刑的方法审查干部，批评刑讯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但是时至今日，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特别是在侦查行为中，不仅发生率较高，而且由于刑讯取证、暴力取证导致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因此，我认为进行严禁刑讯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只靠说教式的教育活动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从立法上创设一种制度，用制度卡住野蛮的侦查行为，应该说这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教训，只靠说教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深化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中央司法改革的意见特别提出:对于“容易发生违规、违法办案，执法不文明的岗位和环节的执法行为”，“建立和完善警务、狱(所)务督察制度，强化对政法干警违反行为规范的惩戒制度。”从政法干警的自身建设角度，建立完善警务督察制度和惩戒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认为自律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有时自律会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失灵，会在地方保护、部门保护之下，起不到教育和惩戒的作用，解决刑讯的根本作法还是要在国家法律制度方面下功夫，当前应借助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之机，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第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和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一原则是我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中(庚)的规定，该规定指出，在判定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