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同性恋史：两次大战之间的异性恋关系探究

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主题的含义丰富。这一主题使我们发现人们精神的一些侧面，涉及社会最隐秘的恐惧和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父权的、清教徒的和专制的社会受到质疑，这个社会依靠着父亲在家庭结构中的至上性和男性在制度层级的主导。战争确证了男性原则作为社会组织者的失败：暴力、傲慢、体力显示出局限。它们将人类引向灾难。男人被侮辱、击败、贬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构筑于相反的价值、女性的价值之上：和平、快乐、和谐。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胜利。虽然有一些切实的成果，如英国和德国的妇女投票权和工作的可能，但妇女解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假象。尽管如此，男人们仍然受到了女性的这种新自由的打击，他们觉得是一种男性的失败和对他们阳刚之气的触犯。

“泛同性爱”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反应方式。青少年抛弃了象征战争的父权模式，选择了两性融合。青年男性按照英国灿烂青春（Bright young people）的形象加重自己的女性气质，将唯美主义、美貌和时尚作为新的价值观。女性通过短发和实用的服装来展示她们的解放，否定传统的女性象征，表现她们对于男性注视的超脱。文艺忠实反映了这些倾向，年轻、柔软、纤细、肌肉感、晒黑皮肤的男女趋同的身体成为社会的理想。这种同性爱的形象富于幻想，再现了被牺牲的一代的形象，这一代青年倒在了战场上，而他们的美貌曾引起同性恋的迷惑。同时，这种形象要否定死亡，肯定生命的胜利，化身为一个完美的男／女人，他自我完备，成为新社会的基础。同性恋成为青年的象征，是永远的少年期、一个不愿长大和不愿面对成人世界的社会的表现。两次大战之间的行为方式仿照少年的行为：遗忘、快乐和不负责任成为社会规划的主导线索。

与少年神话联结在一起的同性恋崇拜同时被进步力量和反对力量利用：雅利安人只是雌雄同体的一个变种。魏玛共和国偏重由同性恋承载的女性价值（男女融合、温情、和解），而纳粹则对其雄性成分感兴趣（女性歧视、男人联盟、男性崇拜）。实际上，虽然左派由于机会主义和利益共同体而支持同性恋者，但是一旦政治局势需要，就毫不犹豫地转而反对他们。于是，同性恋被揭露为“法西斯变态”。同样，虽然法西斯和纳粹以最具侮辱性的词语来谴责同性恋者，随后组织对同性恋者迫害，但是他们同样围绕着同性之爱的神话和审美来构建他们的组织。同性恋者在这种对抗中只可能失败。他们不具备真正的支持，被一种与他们无关的同性爱的时尚超越，他们成为各党派的靶子，是30年代危机的最早受害者。

在这些言论之上还要加上这一时期人们内心的反女权主义，这解释了为何女同性恋者似乎总是置身事外。社会的泛同性爱虽然经由女性价值的复兴，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女性化。相反，这一时期的标志是男性社会结构的复兴（公学、大学、青年团体、男人联盟）。事实上，女同性恋者是双重意义的受害者。作为妇女，她们属于社会少数群体，只拥有有限的而且是刚刚获得的影响力。作为同性恋者，她们攻击社会的基础，威胁着家庭单元也是道德的最后避难所。为了肯定自我，她们必须进行两场不可调和的斗争，进行女权主义斗争以获得作为女性的发言权，进行女同性恋者的斗争以肯定自己的性权利。但是女权主义者拒绝正视女同性恋者的特殊性，而同性恋运动则认为女权事业是次要的。对女同性恋的镇压是出于父权国家重新控制社会的意愿，为此必须首先从家庭问题进攻，这是权威的中心和社会最基础的模型。但是对男性优越的信心如此之大，对于能够驾驭女性性行为的确信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订立特别的法律。社会的压力本身足以使妇女回归本位。(www.xing528.com)

从这些不同的观察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到社会整体而非少数民众。这份研究揭示的要点之一是材料异常丰富。同性恋远非一个禁忌话题，在这一时期一直受到重复、分析和演义。人们对之称赞和辱骂、赞同和反对，但是人们一直在谈论。因为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同性恋者失去了他们最后的自主的希望。同性恋斗争失败是因为过快地取得了最初胜利。他们沉醉于一次大战后的成功，意识到人们的思想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同性恋者以为他们被社会接受和最终融入只是时间问题。利用他们新的自由、同性恋生活环境的潜力和镇压的松懈或缺乏，许多同性恋者将政治和司法斗争置于次要地位，忽视了一些同性恋组织的警告，这些组织提醒在德国和英国同性恋仍然是受法律惩罚的罪行，而镇压的言论远没有消失，反而正在增多。

对于那些衰落理论者，进行战争只可能消灭弱者、退化者、寄生者。同性恋者处于第一线。最后的结局是从一场战争到另外一场战争，男人重新获得了失去的男性能力。那些未能在一战中通过作战来证实自己的男子气概的年轻人，必须重新接过火炬，放弃20年代的理想和榜样。此后不再有男女融合的、充满阳光的同性恋神话。单一性和黑夜重新来临，持续了至少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