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互动与趋同性：欧洲同性恋史

不论是从同性恋的行为还是从精神状态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所研究的三个国家中看到一些共同的现象。首先，我们注意到在20年代各国的风俗解放伴随着宽容的增长。其特点不但表现为同性恋生活环境的发展，而且形成一种同性恋文化，并不限于文学和舞台艺术的一些共同参照。两种认同的模式相互对立：阿道夫·布兰德和安德烈·纪德主张的排斥的模式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和布卢姆斯伯里的融入模式。这种新的身份认同最初表现为同性恋旅游，是在19世纪末由到意大利和卡普里岛旅行的时尚开创的。柏林在20年代确立为同性恋世界的新首都。这一认同的进程却只是处于起始阶段，将之总结为一种真正的同性恋的团结一致是错误的。

在所研究的三个国家中，宽容在增长。虽然宽容还未触及所有阶层，但是在社会上层、知识分子阶层和各大城市扩展。同性恋通过卖淫与工人阶级也直接相关。工人情人的主题在两次大战之间是代表性的主题，使富裕的同性恋者与工人阶级靠近。中产阶级、小资产者、外省家庭似乎仍最多地受到偏见和传统道德的影响。30年代构成一个断裂，但是要细察其影响。确实，不要忘记反对力量在20年代已经存在，虽然还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由于经济危机、政治困难和国际紧张局势，批评同过去一样再次涌现出来，显示出宽容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表面化的。在十年中，宽容还没有时间深植于人们的思想中。

尽管有这些相似性，对行为和思想的细致观察是我们得以确定三个民族的特殊的和互动的模式。德国构成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主要参照。其特殊性是双重的。首先，德国是群体同性恋模式的中心，其特点是一些同性恋运动团体的创立。同性恋认同在那里表现为要求的意识、权利的肯定、政治斗争。由于不存在镇压和缺少动员，女同性恋者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斗争中落后。德国模式同样是外向的，同性恋运动始终与政治、司法和宗教当局以及公众舆论对话。德国的同性恋同样也向国外开放，德国模式向外输出，在英国和法国产生一些模仿的现象。互动是频繁的和有成果的。英国和法国的同性恋者来到德国访问，带回去一些运动团体计划、新的性自由和对同一团体的归属感。德国的另一个特殊性完全是负面的。德国是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中心，从1933年起却成为镇压的中心。德国是唯一一个加强了反同性恋法律的国家。迫害由纳粹政权组织，明确将同性恋人群指定为一个需要从社会中消灭的群体。这一政策最终导致将他们遣送集中营和他们中数千人死亡。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也很明显。德国镇压的开始与英国同性恋者的退缩巧合，英国同性恋亚文化逐渐消失，警方的措施加强。德国的逍遥的结束伴随着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流亡，其中一些同性恋者在他们的见证中保持着“疯狂年代”的回忆。(www.xing528.com)

相比之下，法国的模式差别很大。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对于同性恋者是一个参照，因为法国对同性恋不定罪。与德国相反，在20年代和30年代之间看不出明显的断裂。法律没有修改，警方的强硬也相对温和。法国对于女同性恋者是一个特别的象征，她们选择巴黎而不是柏林作为她们的首都。萨芙之爱同样是通过文学取得胜利，随意发展出解放的、冒险的、往往是同性恋的“新女性”主题。与英国的互动是明显的，许多英国女同性恋者来访问她们的女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与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就属于这种情况。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在她与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关系结束后甚至选择定居法国。但是，法国社会仍很少受同性爱的影响，这种同性泛爱其特征为对男性身体的崇拜，可见于同一时期的英国和德国。法国的同性恋模式是极为个人化的。同性恋生活环境仍只是约会和取乐的场所，无助于结成群体结构或者唤醒一种认同意识。同性恋的鼓吹者最终是一些知识分子，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来表述。实际上，法国的模式被证明不大能够输出。它不是斗争性的，注定是一种有限的发展。但是，法国模式的缺乏抱负解释了为何法国同性恋者比其他国家同性恋较少受到30年代道德危机的影响。

最后，英国模式似乎特别独特。在英国，同性恋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既受到邻国的启发，又保留自己的特殊性。如同在德国，在英国同性恋仍然是犯罪。所以，同性恋者始终面对实在的威胁，这使得同性恋认同得以发展。但是，同法国一样，同性恋群体仍然集中于知识界和艺术界的精英。所以，同性恋认同不是通过斗争运动来表达（除了畏缩不前的“英国性心理学会”），但是也没有采用个人斗争的形式。实际上，英国的同性恋模式既非群体也非个人的，而是文化和社会模式。某些机构如公学、大学、秘密机关、文学界，显示出特别吸引同性恋者。我们甚至可以说领导阶层“同性恋化”，其原因是男女不混合的结构（“同性社会性”）占主导和对男性之间的关系的重视。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何英国女同性恋者比在其他国家中更加受到保守派的攻击。阉割者、吸血鬼、鸦片鬼、退化者，女同性恋者成为对女性的最糟糕的幻想的化身。英国的特殊性不包含更大的宽容。这里比别处更多遵守思想和行动、实践和精神的二分法。所以英国模式既是互动的又是民族的。英国同性恋者善于吸取法国和德国的范例来建立自己的认同。同时，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不可输出的共同文化。30年代，20年代初现雏形的积极斗争回落，有组织的同性恋退缩。同性恋者的形象重新归入过去的阴影，更多地混同于王尔德式的神话。但是与德国不同，镇压没有涉及同性恋大众，他们与社会多数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