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末对英法同性恋者同样意味着逆潮。情况当然难以与德国相比。虽然英国的镇压明显加强，但法国仍然相对幸免并从此代表着欧洲同性恋中心。在这两个国家，我们看到反对言论的增长，他们将同性恋只看作文明衰落的证明。
同性恋不再是时尚
1929年的危机构成舆论对同性恋看法的一个主要转折。从此，政治和经济问题在舆论中占主导，从众随俗重新成为一个确定价值，而少数受到责难，被指责为满足个人私利的目的而破坏民族的团结。这并非是一种新现象，早在20年代反对者已在活动，但是在危机的背景下他们的呼声更能打动正在寻找替罪羊的社会舆论。
人口减少
在30年代，人口减少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在英国，出生率下降加剧，1930年出生率跌落到16.3‰。〔259〕在法国，形势同样让人不安。出生率从1920年的21.4‰跌落到1930年的18‰，1938年为14.6‰。因为人口减少，法国吸纳了许多外国劳工。〔260〕尽管如此，法国并未实行真正的鼓励生育政策，虽然也采用了一些措施。1920年7月31日，议会投票通过一些反避孕宣传的法令，禁止出售避孕用品，加强对堕胎的镇压。〔261〕1932年3月11日，议会决定各行业成立社会救济局。30年代末，舆论对生育宣传越来越热心，将居民人数当作国际对抗中的一个筹码。死亡率过高影响到舆论。医学和道德的言论将之归咎于青少年的不道德和女性工作，要求恢复家庭价值。1938年2月8日，参议院开展的一个议题是关于“出生率下降的危机”。〔262〕同样，《时代》（1938年7月4-22日）的一次大调查题目为《令人焦虑的人口减少的问题》。1938年的法令将家庭补助扩大到一些新的工作种类，但是1939年7月29日的《家庭法》标志着法国人口政策的一个新阶段。法令恢复和规整了关于继承、税收和家庭补助的各类措施。反堕胎的法令被强化。
衰落
在30年代的论战文学中，同性恋被表现为一个正在增长的威胁。民族的肌体和人的肌体被混为一谈，“倒错”被与民族的衰落联系起来。面对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生活苦难，同性恋者与其他少数群体——犹太人、外国人、工作女性——被交付社会的公诉，为堕落社会的所有罪恶负责。从20年代起就有些言论指责他们为国家“破产”直接负责，对于另一些人，他们只是一个借口，被用来揭露民主制、议会制、自由主义允许此类的放纵。〔263〕乔治－安克蒂尔的《撒旦指挥舞会》（1925）一书中，故事发生在彭加勒第一次执政时期（1921-1922），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例证。〔264〕该书揭露“神经症的世纪导致世界和人类的迷失，这是歇斯底里、放纵和淫乱的世纪，装点着美德的假面”。〔265〕公然的放纵、集体淫乱、色情的表演似乎是“神经症”〔266〕的民主制的家常便饭。关于同性恋的言论只是摧毁民主的、自由的和议会制的社会基础的一种手段，同性恋被认为要对道德堕落、经济危机和国家影响丧失负责：“法国经历的危机的严重性的第一个标志无疑是面貌上的混乱，是道德意义上表现出的变态。如同所有堕落的时代，如同罗马帝国后期可诅咒的时代，一种真正的激情的疯狂在全世界肆虐，一如既往地最沉重地打击领导阶层和有闲阶层。”〔267〕对制度的批判通过诽谤和辱骂。因此，乔治－安克蒂尔将名人的姓氏卷入淫乱的场景，肯定法国由其领导者引向衰落的想法。他的政治批判涉及所有党派，他对所有政治家、银行家一概批评，对报纸从《人道报》到《法国行动》全不放过。他攻击“渔民乔治·克列孟梭是胜利与卖淫的组织者”，“参议院主席安托南·迪博被人发现死在巴黎最下流的妓院，据说被警方毒死，但不管怎么说，他在70岁还与两名年轻屁精沉沦于最下流的淫乱”。〔268〕腐败的精英的反面是关于幸免了恶俗的新奇的法国内地的神话：“我们乡间纯净的空气使我们的农民幸免于这些腐败，工人们健康的疲倦使他们免于这些诱惑，即便他们有可能受到引诱。”〔269〕同性恋因而成为限于社会高层的变态：“这种奢侈的恶行，不是那些卑微的人们所进行的。”〔270〕在30年代，关于堕落的言论强化，成为普遍言论。政治制度的败坏、出生率降低、国外和犹太影响对社会的渗透与风化解放和同性恋同样受到谴责。一种通常是极右的反对思想将同性恋用作政治目的。比如，罗伊·坎贝尔在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不列颠联盟季刊》1937年1-4月号上对西班牙共和者写道：“鸡奸者属于你们那边，这些懦夫和病人。”对于那些关于堕落的理论家，同性恋者的增长（纯属想象）是“传染”造成的，因为同性恋者的唯一目的是进行他们无法以正常方式做到的“再生产”。而且，同性恋被归入现代性，现代性在此以贬义解释。关于堕落的理论家们维系着一个理想社会的神话，依托一种道德共识，保证民族的统一和强大。不论他们是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战胜者或战败者，所有人都希望重新回到一战前的生活状况：经济稳定、社会循规蹈矩、国际上的领先。他们非但不寻找两次大战之间危机的深刻原因，反而宁愿指定一些替罪羊来承担一切过失：“同性恋的不知羞耻正是某些现代观念的结果，其代表人不知道他们的看法的悲剧性后果。”〔271〕社会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罪恶传播的一个原因，而个人主义的胜利导致教会影响的下降和不道德的上升。〔272〕多数堕落揭露者的目的是打动公众对威胁祖国的危险作出激烈反应。阿尔贝·沙波坦医生的《爱情的失败主义者们》（1927）关于同性恋的一章题为《堕入地狱：怪物》，该书以激励的话语开篇：“我们希望能够借此增加好公民的数量，他们倾向于尽早地建立家庭，而不是沉湎于一些有害的发现。我们将以此为阻止人口减少作出贡献，这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国家走向衰落。”〔273〕西卡尔·德·普洛佐尔博士在《为了种族的拯救：性教育》（1931）一书中指出，健康、强壮、身材匀称的入伍者越来越少。相反，反常者和退化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原因是“文明”，即酒精、穷困、梅毒、肺结核、性坐标的迷失。同样，让·普伊博士在《给青少年关于性教育的建议》（1931）中，解释人们可能“无法改变许多青少年沉沦于恶习，而人口减少的法国正需要他们的能量”。唯一的解决：“可敬的生殖行为”。T. 鲍恩·帕廷顿在《性与现代青年》（1931）中持同样论调，归咎于承载着不道德的一些坏书、坏戏剧，特别是一些坏电影的有害影响。〔274〕
我们看到对女性同性恋的谴责也不断增加。夏尔－诺埃尔·勒纳尔在其谵狂的小说《患男性恐怖症的女人》（1930）的绪言中强烈攻击女同性恋者。他认为法国已经置于同性恋精神的控制中，阳刚和雄性勇气的所有痕迹已经消失：“人们将看到我们的文明在每个细节上完全都是阉人、怪癖和同性恋的特殊表现的结果。”〔275〕对于勒纳尔，战争只是无益的牺牲，男性从中得不到好处，而女性掌握权力，对文明进行毁灭。在他的小说中，他将自己描写进去。在一列火车上，他偶然同一群年轻姑娘同一节车厢，在他内心深处他只将她们叫做“婊子”、“傻妞”、“婆娘”、“疯婆”，她们认为他又聋又哑，继续很自然地闲聊。因此使他了解到女性的险恶：“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何种女子远离男人。我从她们的举止、相貌就知道这些人属于哪一类。”〔276〕在对她们的描写中，这些年轻女子似乎是一些歇斯底里的、淫荡的、虐待狂的、邪恶的怪物。她们都是知识分子，只有一个例外。一个教师、一个药剂师、两个做行政工作。勒纳尔注意到：“每个假正经的女人都是同性恋者，如同每个解放女性。”〔277〕她们的职业使她们得以散布毒素，秘密地掌握社会：“行政管理归我们。所有都归我们。很快，世界属于我们。”〔278〕一个巨大的国际女同性恋阴谋正在进行。“男性仇视者”正在6岁或8岁的小女孩中寻找牺牲者：“这不只是为了我的快乐，这是为了在她们想到之前就使她们远离男性。我掌握她们，教育她们，使她们成为老虎，然后放她们进入斗兽场，而男人们碰到她们就会惨叫。”〔279〕勒纳尔想警告民众，但他却在两种方式之间犹豫。一方面，他对妇女进行有系统的攻击，认为她们是愚蠢的，可以简单理解为性：“女性是一种可发声的、可自行移动的生殖工具。”〔280〕但他同时又对人类的不幸命运津津乐道。他令人吃惊地以此来颠覆“双重标准”的概念：“男性的一切除了性行为都可以原谅。女性的一切因为性行为而得到原谅。人们总会为谋杀找到一个减罪情节，但决不会为强奸找到。一个敢于以妻子的恶行来为自己的小过错辩护的丈夫会吃官司，而且被文明的群众投以石块，然而一个杀人的妻子只需以同性恋来指责被她杀死的丈夫就会被无罪开释、被人称道并拥有他的财产。而且如果她能再证明自己是完全的、狂热的女同性恋者，那她将获得巨大的胜利。”〔281〕这种偏执的胡言乱语是可笑的，却反映了一部分男性民众的精神状态，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和德国。此类激昂的演说在战后的失意者、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失业者中间，在所有可能认为女性工作和有限数量的女性成功是不公平的人中间得到深刻的反响。夏尔－诺埃尔·勒纳尔的最后号召也想当然地以危言耸听的方式提出，如同要预告未来的灾难：“拯救者将是摧毁女性事业的人。让我们为了照明道路、铸造武器，准备最大的革命、血染土地的最大的战争。”〔282〕
与同性恋相关的对衰落的忧患由德里厄·拉罗谢勒作了很好的总结。德里厄本人与性倒错的关系复杂。“被女性覆盖着的男性”，他怀疑自己的男性能力。在与阿拉贡一同去妓院时，他透露了自己的焦虑：“阿拉贡听到旁边的客厅有人叫他。是德里厄，抱着一个裸体的女子，腿绕在他的腰上。这个女人一边牢牢地骑在他身上一边在呻吟。路易，路易，德里厄很焦虑地喊，路易，路易，我是阳痿的。”〔283〕对自己男性能力的怀疑使他恐慌。他对那些性倒错者只有歧视，他们让他厌恶。但是，他本人曾在少年时经历过几次同性恋友谊，他此后曾不成功地尝试过与一名男子睡觉。〔284〕如同许多男性，女性的同性恋吸引他，但同时又让他难堪：“我多年来着迷于女性的同性恋，这是一种受虐的偏执。我希望又害怕那些想象中的场面对我造成的痛苦。”〔285〕德里厄将力量等同于男性能力，将女性化等同于同性恋。他被衰落的想法困扰，倾向于将性的暗喻与政治的解释混同起来。让－路易·圣－伊尼昂分析过德里厄的衰落的概念，指出对他来说，西方文明从中世纪以来就在走向衰落。身体与精神的平衡被打破而倾向于后者，城市超过了乡村。德里厄象征性地将法国人比作一个从小便厕所出来的性倒错者：“一个村镇广场。小便厕所在广场中央竖起淫秽的善意。从行政部门小心油漆过的小房子里走出一个男人。是法国人。这位公民傲慢地将一团轻浮而没有多少繁殖力的肉体退回裤子里。这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男人。”〔286〕性的衰退被等同于绝育，通过它将民族衰落和人口减少体现出来。同性恋话题、女性身体被与社会肌体的分解、女性化和被外国人腐蚀的民族的象征联系在一起。
退缩回自我
30年代敲响了享乐主义的丧钟。1931年12月，十月俱乐部在牛津成立，大学成为“赤色”的坐标，共产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大学生支持罢工工人，作为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从1931年起，英国加强了对同性恋者的镇压。似乎是因为伦敦警察的新负责人菲利普·盖姆爵士的领导。酒吧业者被告知，他们不得再为同性恋顾客服务。局势很快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一套监视系统组织起来，从此那些比较张扬的同性恋者被请求离开，酒鬼也一样。昆廷·克里斯普受到了这种新的镇压姿态的正面打击：“我不得不接受一种完全的排斥，因为警方的警惕性增强，最龌龊的咖啡厅的业主都不愿意让我进去。”〔287〕警方越来越频繁地组织突击搜查，伦敦西区的酒吧变得不能去，同性恋者退缩在平利克和布卢姆斯伯里，那里的艺术和文学氛围仍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宽容。〔288〕男厕也是有组织突击的对象：“警方的手段越来越险恶。警员的诱捕成为每夜的常规。这种特别策略主要实行地点是伦敦一些荒僻街道的照明不良的公厕。警方设计同性恋者就像北美印第安人对付野牛。他们寻求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手段。由报信人协助，他们发现那些大型变装舞会举行的地点并将注意力转向这方面。在一次搜捕中，100多名男孩又叫又笑，跺着脚，穿着装饰羽毛和镶着钻石的晚礼服，他们被一组警察抓获，推上或扔进囚车。这些舞会停止举行，因为所得的快乐不及危险，于是警方开始对那些同性恋俱乐部动怒。”〔289〕
在法国，镇压比较不明显，但是同性恋俱乐部的时代已成过去。室内散步场的时尚已经结束，因为警察局长夏普的一项措施要求照亮这些过于昏暗的走道。尽管如此，面对德国同性恋环境的毁灭和英国环境的萎缩，法国似乎成为新的同性恋者归附的中心。希特勒上台标志着英国同性恋者的离去，不论是知识分子如奥登、斯彭德和衣修午德，还是一些无名的同性恋者。〔290〕当勒内·克勒维尔1933年8月到达慕尼黑时，变化让他吃惊：“慕尼黑的环境让人无法呼吸，卖淫的繁荣并不能补救纳粹面孔的阴暗（紧闭的嘴唇和皱起的额头）。”〔291〕冲击是巨大的，德国的两种景象相互对立，无法协调。最让人失衡的无疑是发现一些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价值观有可能被拿来并改造成法西斯的化身。斯蒂芬·斯彭德将他所见的辉煌的德国与新的现实作了对比：“克里斯托弗和我把德国当作我们个人问题的良药。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朋友们无忧无虑的私生活只是一团混乱外面的门脸。我们逐渐看到这种生活将被扫荡。当我们到吕根岛度假时，那里的‘天体’浴者在烈日下成百地躺在沙滩上，我们有时听到从河畔森林中传出一些命令，甚至是枪声，在那里一些冲锋队正被训练成刽子手，等待着杀害那些赤裸的没有武器的牺牲者。”〔292〕一些人对自我重新审视：“当我第一次来德国，我是以一种完全没有责任的方式来临，令人悚然。我就是那个某日下午踏进瓦尔德马的寓所的坏男孩，而且后来还想去。但是，当我完全探索了柏林的夜生活并开始厌倦时，我变成了清教徒。我严厉地批判来柏林追寻快乐的那些堕落的外国人。他们剥削正在挨饿的德国工人阶级并将他们变成娼妓。我的不满是严肃的，甚至是有理由的。当人们看到其内幕时，柏林的夜生活是相当可怜的。但是我真的改变了吗？难道我不是与从前一样不负责任地在逃避后果？难道这不是一种形式的叛卖？”〔293〕不负责任通常让位于对这个国家的爱，它曾经给他们带来快乐和自由。美学家布赖恩·霍华德的历程在这一点上具有典型性。他1931年与克劳斯和埃丽卡·曼结交，他们告诉他德国的政治局势和纳粹所代表的危险。霍华德直到此前还比较漠然，他成为积极的左翼活动家，越来越关心德国政治。他后来与《新政治家》和《左派图书俱乐部》合作。他1934年在巴伐利亚与曼一家在一起，写过几篇关于集中营的文章。他在阿姆斯特丹重新见到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克劳斯·曼，曼当时在出版反纳粹杂志《汇编》。他1937年成为盖伊·伯吉斯的朋友，1938年加入独立劳工党，该党当时宣布反战。当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法国，而他的德国同伴被关进土伦的一个集中营。因此，除了捍卫个人利益——同性恋者的利益，他参加了更广泛的捍卫普遍自由和某种人性概念的斗争。
有些同性恋知识分子通过帮助德国移民来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勒内·克勒维尔就属于这种情况，他1934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应克劳斯·曼的要求同意参加了一次反纳粹斗争和支持知识分子移民的会议。许多英国知识分子认为移民才是解决办法，他们失去了一个所爱的国家，在敌对的英国也不可能受到欢迎，他们主要选择前往美国。1934年3月26日，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离开伦敦到阿姆斯特丹与朋友海因茨会合。“这样，他象征性地抛弃了凯瑟琳（他母亲）的英国。”这只是长途流徙的开端。海因茨最终被逮捕并被判处6个月监禁和1年苦役，另外在军中服务2年。衣修午德“被指控与该犯在14个境外国家和德国犯有相互手淫行为”。〔294〕英国和平主义的同性恋的离开在英国也让人瞧不起。奥登和衣修午德长时间受到攻击，1940年6月13日议员乔斯林·卢卡斯爵士向下议院提问：“我尊敬的朋友能否了解一些年轻人因为不愿意打仗而离开祖国所引起的愤怒？如果他们不被登记为拒服兵役者，是否要让他们放弃国籍？”本杰明·布里顿和彼得·皮尔斯1939-1942年在美国度过，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毫不掩饰的敌意。他们的朋友拉尔夫·霍克斯1940年9月就回到伦敦，他写信告诉他们情况：“毫无疑问，我们上演你的作品会有一些困难，对你的离开有一些尖刻的评论。”同样，梅杰里·法斯写道：“比尔（埃塞尔·布里奇）对我说各大报刊有许多关于本杰（本杰明·布里顿）和奥登的文章，他们最后永远不回英国。”〔295〕1941年，在《音乐时报》上爆发了关于布里顿的一场论争，空军少尉E. R. 利维斯的一封题为《去往西方的一名英国作曲家》引发了论战，论战从8月持续到10月。所以，30年代的同性恋者退缩回私人空间，而同性恋却变成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政治化的话题。W. H. 奥登写道：“公共场所的私密的面孔。”对同性恋的仇视甚至占据了最自由的阶层，比如那些德国移民。
流亡的德国移民
让－米歇尔·帕尔米耶认为，希特勒掌权后离开德国的人数估计在59000-65000人之间。〔296〕流亡有多种原因，一些人是担心自己的性命，另一些人离开德国是因为厌恶、因为团结一致、因为信念。许多政治反对派和犹太人最早离开。一些德国同性恋者也选择了流亡的道路。在名人中就有歌剧明星和UFA的编舞延斯·凯特，他于1937年在被告发和收到警方的传召时离开德国。他直到德军占领前都留在巴黎，占领后回到柏林为大都会剧院工作。电影制片人尼古劳斯·考夫曼的朋友维利·特施与他同时离开德国。他后来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在投身政治的同性恋者中，除了克劳斯·曼，作家路德维希·雷恩和汉斯·西姆森也离开德国。在最初时期，流亡同性恋者取道奥地利或匈牙利，另一些去瑞士，主要是巴勒州和苏黎世，那里存在有组织的同性恋生活环境，但大多数人去了巴黎。费迪南德·布鲁克纳1933年离开德国到维也纳、巴黎，随后于1936年到了美国。同一时期，摄影师赫伯特·利斯特也在巴黎。许多女同性恋者也离开了德国。比如犹太女医生夏洛特·沃尔夫1933年离开柏林前往巴黎，随后到了伦敦。同样，《穿制服的女孩》的作者克丽斯塔·温斯洛1938年离开德国逃往法国南部。她和她的女友在1944年6月被杀害。埃丽卡·曼、特蕾泽·吉泽、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的道路更为曲折，展示了跨越欧洲、美国甚至东方的长途流亡。女演员扎尔卡·菲特尔描写了这一时期在巴黎的生活：“夏天酷热的夜晚吸引众多的闲逛者到大街上，各种肤色和各个国家的一对对年轻人和不那么年轻的人。在美国度过11年之后，巴黎爱情生活的自由给我留下印象，双性恋和同性恋的混合自从纽伦堡法令以来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297〕克劳斯·曼对这种被迫流亡的看法更加苦涩些：“同埃迪、波比以及两个出身良好的英国同性恋者过了一阵。（人们同这些同性恋者讲话只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者，同样，现在人们经常被迫同犹太人和流亡者谈话，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流亡者。）”〔298〕
对于许多人来说，流亡是总结、回归自我和政治思索的时代。《汇编》杂志想要汇总所有与纳粹斗争和想要捍卫真正的德国文学的流亡作家。杂志有亨利希·曼、奥尔德斯·赫胥黎、安德烈·纪德赞助，发表一些托马斯·曼、勒内·希克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赫尔曼·黑塞和斯特凡·茨威格的文章。杂志在德国被禁，参与的作家被德国的书店抵制。很快，托马斯·曼、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和勒内·希克雷便脱离了杂志。对于克劳斯·曼来说，流亡是政治和同性恋成熟的时机。他的小说《火山》（1939）以寓意的方式表现流亡者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情感灾难和自我毁灭倾向。他起而反对这些圈子里盛行的对同性恋的仇视。他关于《同性恋与法西斯》的想法来自1934年12月2日读到的《性经济期刊》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人们差不多将同性恋与法西斯等同起来”，批判苏联的新法律以及社会党和共产党报刊对罗姆事件的发挥。他对纳粹想“一边组织同性恋乐队，一边把他们禁闭、阉割和处决”的态度进行探究。对于勒内·克勒维尔，这篇文章揭示了同性恋者所处的死胡同。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性要求的地位：“从性的角度看，似乎被承认、容忍的自由将被这一方和那一方否定。”〔299〕
确实，德国流亡者与同性恋的关系是不明确的。虽然同性恋者受到政权的挞伐，但纳粹的反对者也将同性恋作为一种反希特勒的宣传武器。共产党的新路线是这种带倾向性的混同的起因。1933年，援助希特勒法西斯受害者国际委员会出版《关于国会纵火案和希特勒恐怖的棕皮书》。年轻的荷兰纵火者范·德·鲁贝被表现为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因为自己的性倾向而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范·德·鲁贝是一名同性恋者。他的举止女性化，他对女人的拘谨和害羞有很多证据证明。他喜欢与男性交往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倾向使他与纳粹群体接触，特别是“罗姆的皮条客”贝尔博士：“范·德·鲁贝与一些纳粹首领的同性恋关系、他的物质依赖使他动摇，服从了纵火犯们的意愿。”〔300〕在“长刀之夜”以后，《真理报》同时揭露了希特勒的阴谋和罗姆的作风，被认为代表了该政权的整体。流亡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委员会签署宣言并地下分发到德国各城市，重复了同样的主题：“希特勒将荣誉等同于杀人犯、打手和堕落者的荣誉。如今他对他们进行指控并将他们交付公众的蔑视，他正是在谴责他自己，因为他的体系依赖这些人、他们的罪行、他们的可耻。”〔301〕
一些德国流亡作家出版的作品助长了使同性恋与纳粹勾结的说法深入人心。最著名的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6月30日叙事谣曲》，表现了“长刀之夜”，提到罗姆和希特勒之间的同性恋关系。我们还可以举出汉斯·西姆森1940年在伦敦出版的《希特勒的青年时代》和路德维希·雷恩的《为了巨大的改变》。在后一本书中，纳粹和一个贵族自杀者是同性恋者，而抵抗战士都是雄壮的异性恋者。我们在维基·鲍姆1939年出版的《上海旅店》中也找到一些仇视同性恋的味道。小说交织了上海一家旅店的几位顾客的生活，而这间旅店在小说一开始就毁于轰炸。倒叙使我们了解这些人的过去，他们由复杂的关系联结在一起。在顾客中，埃马纽埃尔·海因博士有一半犹太血统，他的儿子罗兰是一个神经敏感的“战争儿童”。他被送进一所露天实验学校。但是“一位教师爱上了男孩，他对罗兰的古怪魅力过于敏感，用手枪自杀”。在20岁时，罗兰加入国社党，不知道自己的犹太出身，并与一名领导人睡觉。他儿时的朋友库尔特是异性恋者而且反纳粹，带着悲伤和焦虑观察着罗兰的转变：“他也属于这战后一代人，同性之间的爱恋并不让他们吃惊。也许是战时男人共同生活的残余？或者是讨厌在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度生孩子？一些人觉得可笑，另一些觉得悲哀，还有一些觉得有趣。许多人是因为附庸风雅，就像人们赶时髦。”〔302〕罗兰的生命悲惨地结束。他的同志们发现他是犹太人，他被杀害。
* * *
在10年当中，英国和法国的同性恋者来到德国解放自我。角色从此后颠倒了过来，是德国的同性恋者来国外寻求自由和宽容。除了警察的镇压以外，还因为公众舆论的重大改变：同性恋者被抛弃在阴影中，或者相反，被人指指点点。令人惊奇地看到，就在同性恋者在德国遭遇最严厉的迫害的时刻，他们却被与刽子手归为一类，好像他们永远只能在敌人的阵营。
很难说有多少同性恋者成为纳粹的受害者。根据国家官方统计、遗存的纳粹统计和武特博士的备忘纪要来大略地估计，可以估计出“国家中心”为反同性恋和堕胎斗争而登记的同性恋者约10万人。在他们当中，大约5万人被定罪。5000-15000名同性恋者被遣送集中营。〔303〕同期的德国同性恋人口估计在150万-200万人之间，似乎大多数同性恋者成功地在纳粹统治下幸免。但是不应该忘记他们始终是纳粹政权的靶子，而且他们是在焦虑和耻辱中度过这一时期。纳粹是否在对待同性恋上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在这一领域存在一种纳粹的特殊性：利用警察恐怖、将受害人非人化、流刑、大一统的愿望。但是，所实行的手段早已在英国和魏玛时期得到测试。纳粹也并未发明反同性恋的政治运动，这是社会党和共产党首创的。医学的谬误因为控制变态者的精神治疗的愿望而成为可能，阉割则是受到国外的、丹麦和瑞士的研究的启发。威廉·赖希从法西斯主义中看到压制自然的性需求的后果。〔304〕这种解释虽然只是部分性的，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纳粹对同性恋的处置是传统的反同性恋言论的延续。纳粹主义和对同性恋的镇压在欧洲的延续已经被注意到，尤其是居伊·奥康让从这种极宽泛的相似性中看出对关于镇压同性恋者保持沉默的原因：“纳粹只是加重了剂量，但是消灭或者关押疯子、同性恋者和所有那些行为属于医学而非政治和民族问题的人，没有一个盟国没有这样做过。总之，屠杀同性恋者特别应该保密，因为这一点在纳粹与那些声称是纳粹的法官和死敌的人之间建立起联系。”〔305〕
注释
〔1〕 我们此处将研究英国1919-1939年间对同性恋的镇压，关于德国的研究只限于1919-1934年以保持可比较的基础。实际上我们的分析是针对民主制度中警方的镇压。
〔2〕 《狄金森自传》，Dennis Proc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1973, p. 12。
〔3〕 《西方历史上的同性恋与鸡奸概念》，Arthur N. Gilbert：“Conception of Homosexuality and Sodomy in Western History”，见期刊《同性恋》（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ol. 6, n°1-2, 1980-1981；《罪过、疾病和明智：性态度的历史》，Vern L. Bullough: Sin, Sickness and Sanity: A History of Sexual Attitudes, 1977。
〔4〕 这次修正案的起因复杂。最初与青少年卖淫有关，意图通过将法定年龄从13岁提高到16岁来保护少女免受性侵犯。但草案“1885年8月6日深夜”提交下院讨论时，自由党议员亨利·拉布谢尔提出修正案，最初目的是通过嘲笑而挫败草案。几位议员担心这一条款涉及法律所要镇压的东西以外的另一类犯罪，但是下院议长亚瑟·皮尔曾宣布，为了修改刑法“可以提出任何内容”，结果修正案仅差一票就全票通过。
〔5〕 与未成年人所犯自愿的或非自愿的同性恋行为仍被处以10年监禁，还可能判无期徒刑。
〔6〕 在《附录》中有主要罪项的统计表格。对1919、1933和1937年表格进行了复制。1919-1938年每年发布统计数字。由于战争，1939年统计数字不够详细，而是与1939-1945年的统计累计在一起。我在《附录》中标明1940年统计数字。
〔7〕 日期符合。1929年统计的失业者有1304971人，从1930年起突破200万，1931年8月6日《泰晤士报》公布的记录为2713350人。
〔8〕 档案局的HO 45, HO 144, MEPO 2, MEPO 3。但多数文件要保密70年或者不可查阅。而且，似乎多数案卷都丢失了。
〔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1968）1986, p. 29。
〔10〕 《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1990, p. 145。
〔11〕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30。
〔12〕 《性、死亡和惩罚》（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45。
〔13〕 公园和开放空间的不道德行为（MEPO 2/3231）。
〔14〕 1921年12月7日《泰晤士报》发表一桩涉嫌警员的案件的法庭纪实。38岁的福里曼·霍华德·卡尔在伦敦警局任警员18年，因对两名男孩猥亵被判9个月监禁。
〔15〕 MEPO 3/989整个是关于这个问题。
〔16〕 MEPO 3/990.
〔17〕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81。
〔18〕 1926年1月18日，对威廉·A. J. 理查生和查尔斯·普里查特的检查材料（MEPO 2/297）。
〔19〕 士兵在公园中行为不检（MEPO 2/1485）。
〔20〕 海德公园中猥亵：宪兵（MEPO 2/1485）。
〔21〕 莱昂内尔·珀西瓦尔（MEPO 3/248）。
〔22〕 弗兰克·香潘（MEPO 3/405）。
〔23〕 1927年8月28日《世界新闻》。香潘曾经是一个足球队的队长。
〔24〕 MEPO 3/992.
〔25〕 MEPO 3/994.
〔26〕 同性恋犯罪大会（HO 45/24960）。
〔27〕 HO 45/12250；《几乎建立的法律》，Joseph Winter：“The Law that Nearly Was”，Gays News, n°79；《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p. 151-153；《议会议事录：众议院辩论》（Hansard,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ol. 145, col. 1799-1807；《议会议事录：上议院辩论》（Hansard, House of Lords Debates）, ol. 46, col. 567-577。
〔28〕 《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52。
〔29〕 《我们的三个自我：拉德克利夫·霍尔传》，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 : A Life of Radclyffe Hall, 1985, p. 223.
〔30〕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1928年8月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信，见《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Louise de Salvo, Mitchell A. Leaska: The Letters of Vita Sackville-West to Virginia Woolf, 1984, p. 335。
〔31〕 《我们的三个自我》，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 p. 236。
〔32〕 同上。
〔33〕 1928年10月31日、11月10日、11月17日、12月15日《泰晤士报》。另见《我们的三个自我》，Michael Baker: Our Three Selves，第18-19章；《出版与被取缔》，Jean Raison：“Publish and Banned”，Gay News，n°148.
〔34〕 禁令直到1949年。
〔35〕 《孤独之井》，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1928）1982, p. 316。
〔36〕 见伦敦档案局：“康普顿·麦肯齐：《非凡的妇女们》”（HO 45/15727）。
〔37〕 见第五章。
〔38〕 部长和检察长的一些铅笔记录暗示可能对一些同样有倾向的作家收集。
〔39〕 此类的回顾是有益的，纳粹法学家从1935年起致力于证明对男性同性恋定罪是日耳曼传统。
〔40〕 第二部第二十章§1069及以下。见《关于反天性淫乱的通告》，Oyen: Merkblatt betreffend die widernatürliche Unzucht, 1935, BA, R 22/973。
〔41〕 所有这些法案与同性恋有关的文字见《附录》。
〔42〕 从1924年的立法选举起，政府因为DNVP的加入而两次扩大，形成一个拥有多数席位（两个天主教党派“中心”和BVP、保守的DNVP、两个自由党派DDP和DVP）的右倾的资产阶级政府。1925年，在总统选举中，保守派候选人旧朝元帅兴登堡被选上。政权倾向于极端保守派。
〔43〕 《德国的同性恋者：一部政治史》，Hans-Georg 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1989, pp. 66-67。
〔44〕 1928年是社民党取得进展的最后一年，社民党甚至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德共同样获得可观的成果。
〔45〕 1902年的统计首次将同性恋与兽交分开。
〔46〕 英国当时有4500万居民，德国6500万。相对于人口来说，英国的镇压强于德国。
〔47〕 《事后明白》，Charlotte Wolff: Hindsight, 1980, p. 76。
〔48〕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7, pp. 29-30。
〔49〕 在其回忆录《王公们和其他凡人》（Von Fürsten und anderen Sterblichen, 1922）中，冯·特雷施科对同性恋者表现出一定的宽容，但也不乏偏见。他认为第175条毫无意义。
〔50〕 《柏林的同性恋者》，Magnus Hirschfeld: Les Homosexuels de Berlin（1908），1993, p. 98。
〔51〕 《同性恋与青少年辅导》，Hans Muser: Homosexualität und Jugendfürsorge, 1933。
〔52〕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72.
〔53〕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76.
〔54〕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45.
〔55〕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09.
〔56〕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57.
〔57〕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63.
〔58〕 GstA PK, I. HA, Rep. 84a（2. 5. 1）, n°17275.
〔59〕 当然只是一部分案卷，但这部分几乎只是关于堕胎案、反避孕宣传和“裸体文化”，特别是表现裸体舞女的戏剧演出和所谓“艺术”照片。
〔60〕 GstA PK, I. HA, Rep. 84a, n°5339.
〔61〕 GstA PK, I. HA, Rep. 84a, n°5341.
〔62〕 GstA PK, I. HA, Rep. 84a, n°17347.
〔63〕 GstA PK, I. HA, Rep. 84a, n°17355.
〔64〕 《白皮书》，Jean Cocteau: Le Livre blanc,（1928）1983, p. 123。
〔65〕 《不谨慎的回忆》，Natalie Barney: Souvenirs indiscrets, 1960, p. 21。
〔66〕 《虔诚的舞蹈》，Klaus Mann: La Danse pieuse,（1925）1993, p. 264。
〔67〕 《19-20世纪司法话语和性变态》，Jean Danet: Discours juridique et perversions sexuelles（XIXe-XXe siècle）, 1977。
〔68〕 见《阴茎与西方的非道德化》，Jean-Paul Aron, Roger Kempf: Le Pénis et la Démoralisation de l'Occident, 1978。《司法话语和性变态》Jean Danet: Discours juridiques et perversions sexuelles对法庭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很有启示。他特别指出，虽然法律宣布禁止和惩罚，但法庭并不满足于严格执行。19世纪上半叶都在致力于定义变态。世纪末围绕同性恋和手淫的公开性展开辩论。1900-1939年首要关注的是鸡奸。
〔69〕 巴黎上诉法院1930年10月11日——GP 1930，2e sem., p. 886，见《司法话语和性变态》。
〔70〕 GP 1932, 2e sem., p. 778，《司法话语和性变态》。
〔71〕 让·热内当时在这所教养院。
〔72〕 La Semaine Juridique, 1935, pp. 259-260。由克洛德·库鲁夫提供。
〔73〕 AN, BB 18 6173 (1925).
〔74〕 AN, BB 18 6174/44 BL 303.
〔75〕 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另一些出版物被一些人告发为“败坏”青少年或法国（AN, BB 18 6172/44 BL 228）。
〔76〕 这次大会1924年10月20日召开，在巴尔贝斯大街10号，聚集了500人。
〔77〕 最高法院判决原本，见《1925年巴黎同性恋》，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 1981, pp. 269-274。
〔78〕 AN, BB 18 6186.
〔79〕 AN, F7 14837.
〔80〕 AN, F7 14840.
〔81〕 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因各种犯罪（吸毒、偷窃、卖淫等）被发现的人同样被登记为同性恋者，如果他们是的话。在其史料性著作《在坏孩子们中间》（Chez les mauvais garçons）中，米歇尔·迪·科格利声称在巴黎的25万同性恋者中警方登记了20000-25000人。这些数字因为缺少档案而无法证实。
〔82〕 AN, F7 14840.
〔83〕 AN, F7 14663.
〔84〕 AN, F7 13960（2）：海员中的同性恋（1927-1932）。
〔85〕 关于海员地下卖淫的国家资料收于首都各类机构。
〔86〕 1928年3月14日报告（布列斯特）。
〔87〕 1932年9月14日报告（土伦）。
〔88〕 1932年1月23日报告（土伦）。
〔89〕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90〕 1932年5月19日报告（土伦）。
〔91〕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92〕 1931年12月19日报告（土伦）。
〔93〕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94〕 1931年9月11日报告（土伦）。
〔95〕 贝拉尔属于考克托的圈子，可能是报告的原因。
〔96〕 1931年9月11日报告（土伦）。
〔97〕 1932年5月19日报告（土伦）。
〔98〕 特别提到4名意大利人、3名英国人、2名荷兰人、2名智利人、2名西班牙人、1名保加利亚人、1名美国人和1名德国人。
〔99〕 1932年12月2日报告（土伦）。
〔100〕 1932年4月26日报告（土伦）。
〔101〕 同上。
〔102〕 1932年3月21日报告（土伦）。
〔103〕 1929年3月18日报告（情报汇总，巴黎）。
〔104〕 1930年9月8日报告（土伦）。
〔105〕 1932年6月17日报告（土伦）。
〔106〕 1932年4月26日报告（土伦）。“女性角色同性恋者典型”被时常提到。
〔107〕 同上。
〔108〕 1930年8月7日报告（土伦）。
〔109〕 1932年5月11日报告（土伦）。
〔110〕 1932年6月7日报告（土伦）。
〔111〕 1932年2月29日报告（土伦）。
〔112〕 1930年6月6日报告（土伦）。
〔113〕 1932年5月11日报告（土伦）。
〔114〕 1931年2月19日报告（土伦）。
〔115〕 1932年1月23日报告（土伦）。
〔116〕 一些文身是指同性恋行为：在下层同性恋者的包皮上文着靴子形状，还有在左右三角肌上的五角星或八角星上标一两个蓝点，有时还有“爱”的字样，在暴露部位的各种图形比如眼皮上或拇指与食指连接处的蓝点。
〔117〕 1929年4月23日报告（布列斯特）。
〔118〕 1928年3月14日报告（布列斯特）。
〔119〕 1929年12月11日报告（巴黎）。
〔120〕 但可惜没有提供任何参照（1930年1月3日土伦报告）。
〔121〕 1927年6月24日报告（土伦）。
〔122〕 1927年6月30日报告（德拉吉尼昂）。
〔123〕 1927年5月6日记录。
〔124〕 1929年4月24日报告（土伦）。
〔125〕 关于海军中的同性恋（1929年12月7日，巴黎）。
〔126〕 1929年2月11日报告（尼斯）。
〔127〕 1931年12月1日报告（土伦）。
〔128〕 1930年1月15日《莫尔比昂警报》。
〔129〕 同上。
〔130〕 1928年12月1日报告。
〔131〕 第175条战后仍然生效。多数同性恋者在战时重归无名的生活，在不利的道德环境中并不企图从中走出。被流放的同性恋者对作证反感，因为此类回忆引起的痛苦，而且他们长久以来被看作“不光彩”的受害者。一些人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隐瞒被关押的真实原因。
〔132〕 关于1939年以后时期，见《研讨：社会与同性恋》，Rüdiger Lautmann: Seminar: 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1977）；《同性恋与法西斯主义》，Heinz-Dieter Schilling: Schwule und Faschismus（1983）；《卐字下的同性恋者》，Burckardt Jellon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1990）；《国社党的性政策与妇女的性状况》，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c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und weibliche Homosexualität（1991）；《被掩盖的大屠杀？德国对男女同性恋的迫害1933-1945》，Günther Grau: Hidden Holocaust? Gay and Lesbian Persecution in Germany, 1933-1945,（1993）。
〔133〕 国会纵火案（1933年2月27日）充当了政权清除主要反对者的借口。这次事件曾被看作是天意。人们长久以来怀疑国社党特别是戈林是纵火案的炮制者。但是并没有证据。戈林的日记似乎确证了纵火者是头脑简单的放火癖的假设，马里努斯·范·德·鲁贝是同情共产党的荷兰人。很可能他被纳粹利用来为希特勒清除共产党对手找借口。纳粹领导人指责共产党在国会放火，逮捕了4000名德国党员。共产党报纸被禁，社民党的报纸被禁15天。纵火案同样成为2月28日签署总统令废除宪法对个人自由保障的借口。见《希特勒传》，Marlis Steinert: Hitler, 1991。
〔134〕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26。
〔135〕 同上。
〔136〕 1933年后成为盖世太保头目的柏林警察局政治警察头子鲁道夫·迪尔斯在1932年就曾禁止跳舞玩会和同性恋聚集。
〔137〕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28。
〔138〕 路易斯赌场、魔笛、道连·格雷、克莱斯特赌场、尼恩贝格尔酒馆、国际酒馆、单片眼睛酒吧、艺妓、马里和伊格尔、博拉尔（又名水手）、霍亨佐伦咖啡馆、侧影、日本天皇、荷兰人。
〔139〕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7, p. 98。
〔140〕 纳粹上台对外省同性恋者造成的影响见《“被男人诱惑”：第三帝国时期科隆的同性恋者》，Cornelia Limpricht, Jürgen Müller et Nina Oxenius：“Verführte”Männer, das Leben der Kölner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 1991。
〔141〕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30。
〔142〕 GstA, I. HA, Rep. 84a, n° 5343.(www.xing528.com)
〔143〕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Isherwood: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p. 101。
〔144〕 《国会纵火案与希特勒恐怖棕皮书》，1992。
〔145〕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尝试在巴黎重建学会之后逃往尼斯，1935年5月14日在那里去世。他的密友卡尔·吉森于1938年自杀。理查德·林泽特1933年2月初突然死去。库尔特·希勒在3月逃往法兰克福，1933年3月23日被捕，但于5天后被释放。他回到柏林，4月2日再次被捕，随后被释放直到7月14日遣送奥里亚农堡集中营。他9个月后从那里出来，离开德国前往布拉格，随后到达伦敦。他1972年去世。海伦尼·施特克尔1933年出国逃亡美国，曾经过瑞士和瑞典。
〔146〕 1933年11月3日到24日间曾有5次搜查。
〔147〕 有一少部分材料被他的助手卡尔·迈尔挽救。布兰德自己没有遇到麻烦，与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和库尔特·希勒不同，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左派。他在国社党内部有熟人。他最终结婚。1945年布兰德在美军轰炸时死于家中。
〔148〕 主要刊物《人权报》、《女友》、《友谊报》在同日停止出版。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在波茨坦的出版社被洗劫。他的养子被遣送奥里亚农堡集中营，在那里被杀。《友谊》杂志同时消失。
〔149〕 尤其是未经警方许可禁止更换住所、在某些时间（夏日晚11点至早5点，冬日11点至早6点）禁止离开住所、禁止驾驶和使用轿车和摩托车、禁止进入某些公共场所、禁止深入公园和树林。见《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p. 38-39。
〔150〕 在性犯罪案中，这些限制只适用于已有2次被判刑者。
〔151〕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43。
〔152〕 “同性恋特别调查科”（Sonderdezernat II 1 S）。
〔153〕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46。
〔154〕 同上，pp. 60-61。
〔155〕 同上，pp. 55-58。
〔156〕 这一见证被一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描述突击搜查的报告证实，同上，pp. 51-53。
〔157〕 盖世太保“II 1 H1”部头目。他1936-1940年是盖世太保镇压同性恋和堕胎部门的负责人。正是他组织了反同性恋的行动，特别是在政治事件中（勒姆、冯·弗里施）。迈辛格是一个粗暴的人，即使在党卫军内部也让人畏惧。
〔158〕 要了解1935年法律的产生，我们有奥因法官的文件，他发表过一份反同性恋措施的历史综述。他还发展了个人看法，要求加强立法。我们还可以参照刑法委员会的辩论，1934年9月18日第45次会议涉及第175条改革。BAB, R 22/973。这份文件没有日期，但早于1935年6月刑法改革，晚于1933年。
〔159〕 条文见《附录》。
〔160〕 参见《国社党的性政策》，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161〕 从1933年4月7日起，女性不再能任公务员。1934年5月，她们不再能自由行医，从1935年2月不能当牙医。职业女性只占据低级职位。
〔162〕 Gleischschaltung是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称呼，可将之翻译成“统一”、“协作”和“齐步走”。就是要将国家统一到一个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来建立集权主义。
〔163〕 许多保守派组织如路易斯王后联盟、DNVP妇女联盟接受了归并条件，包括开除犹太会员和服从纳粹原则。汇集60个组织有50万会员的德国妇女协会联合会解散，德国女教师总会也一样。德国天主教女教师协会和德国新教女教师协会拒绝解散。许多受教育的妇女认为她们的出身能使她们免于警察的恐怖。
〔164〕 要理解为何众多妇女追随一个意识形态明显歧视妇女的政党，请参阅《第三帝国的女人们》，Claudia Koonz: Les Mères-patries du Troisième Reich, 1989。
〔165〕 这一问题主要与奥地利相比较而提出，奥地利从1852年起对男性和女性的同性恋行为可处以1-5年监禁。在“合并”之后，这种情况产生了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从未明确决定一个在德国犯同性恋行为的奥地利妇女是应该根据奥地利法律定罪，还是按照德国法律释放。
〔166〕 BAB, R 22/973.
〔167〕 同上。
〔168〕 1937年，他在《德意志法律》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古日耳曼法律对同性恋处以死刑。
〔169〕 见《关于女性同性恋问题》，“Zum Problem der weiblichen Homosexualität”, eutsches Recht（《德意志法律》），1938年12月。
〔170〕 《国社党的性政策》，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171〕 BAB, R 55/151.
〔172〕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13。
〔173〕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81。BAB, NSD 17/12。
〔174〕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p. 80-81。
〔175〕 希姆莱1936年成为警察首领。
〔176〕 《同性恋与法西斯主义》，Heinz-Dieter Schilling: Schwule und Faschismus, p. 28。
〔177〕 希姆莱1936年6月17日刚刚重组了刑事警察（Kripo）。
〔178〕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88-91。1936年10月10日的密令随后被补充。1937年2月9日明确了最好使用“特别警员”打击同性恋。这一指示似乎意味着负责处理同性恋者的警察必须接受过特别培训。这似乎是可信的，因为希姆莱本人多次对警察力量就这个问题表态。
〔179〕 RKPA成立于1936年9月20日。1939年与RSHA［国家安全中央局］合并。各国家局属于“打击犯罪5局”，而打击同性恋和堕胎国家中心成为B组3科不道德行为科。
〔180〕 比如，在1938年统计数字说明有28882名同性恋者被登记，其中7472名“青少年腐蚀者”和587名男妓，见《被掩盖的大屠杀》，p. 116。
〔181〕 1934年10月，同性恋调查科成为II S 1调查科。1935年5月，命名为“II 1 H 3”，由坎特哈克警长领导，1939年被席勒警长代替。
〔182〕 1940年，迈辛格被埃利希·雅各布代替，此人从1935年起领导柏林警察的反堕胎部门。1943年6月，对同性恋者进行阉割的倡导者卡尔－海因茨·罗登贝格博士被任命为科学指导。
〔183〕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110-115。
〔184〕 这些同样与男妓有关。涉及不满25岁青年和应征入伍者的案件必须标明。见《被掩盖的大屠杀》，p. 87。
〔185〕 最著名的是演员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案件，他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者，被戈林任命为国家剧院的负责人。1936年，克劳斯·曼在《梅菲斯托》中对他进行了尖刻描绘。
〔186〕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137-138。
〔187〕 同上，pp. 137。
〔188〕 同上，pp. 138-144。
〔189〕 为保证可比性，我保留了1942年发布的《德国国家统计》577卷，其优点在于可信和详细。统计区分了与175条相关犯罪和与兽奸有关的犯罪。这一区分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数字不可小视。比如在1933年有778人因同性恋被审判，213人因为兽奸。很可惜，从1937年起，统计不再区分这两类。见图表和《附录》。
〔190〕 从1943年起，统计空缺。
〔191〕 《被掩盖的大屠杀》，p. 131。军方精神病医生奥托·伍特在1943年撰写了一份关于国防军中同性恋的备忘纪要，指出由所有警察机构统计的数字，1937年高达32360人（308名军人），1938年28882人（102名军人）、1939年上半年16748人（327名军人）。此后统计空缺。在1942年上半年统计到4697名同性恋者（332名军人）。
〔192〕 从1940年起，勾引超过1人的同性恋者也被遣送集中营。奥托·伍特1937年计算有7452名青少年腐蚀者，800名男妓。1938年7472名“腐蚀者”和587名男妓。1939年上半年4162名“腐蚀者”和300名男妓。1942年上半年1257名“腐蚀者”和114名男妓。所有这些案例列入“被指控者”而不是“被定罪者”，这使得计算很困难。
〔193〕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95-96。
〔194〕 BAB, R 22/1460.
〔195〕 《被掩盖的大屠杀》，p. 133。
〔196〕 BAB, NS 19/889.
〔197〕 他因与小学生奥托·赖希尔的两起案件被判1年零4个月和1年监禁，与奥斯瓦尔德的案件被判1年监禁，与魏因曼的案件被判6个月监禁，与黑茨的案件判4个月监禁，与一个不知名的人的案件判3个月。如我们所见，与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这并非纳粹的特例，在魏玛时期已经如此，法官对恋童癖判刑唯恐不重。
〔198〕 关于党组织中同性恋的见证，见《没有给好朋友们的时间了，德国的同性恋者》，Joachim S. Hohmann: Keine Zeit für gute Freund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nd, 1933-1969, 1982。其中特别是康斯坦丁·奥尔洛夫的见证，他1930年时17岁。他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与团队领导做爱。他1931年退团，加入奥托·施特拉塞尔的黑色阵线。他认为多数团员是同性恋者。1932年，他遇到罗姆，罗姆追求他并想将他带去旅馆。
〔199〕 西里西亚省党部头目赫尔穆特·布吕克尔在“叛乱”后被撤职。阿希姆·格尔克博士是双性恋者，从1925年就是党员，是国家部委关于驱逐犹太人的种族研究专家。他在1935年因为一年前的一次同性恋艳遇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他成功地转移了怀疑，但是不得不放弃职位。同性恋者恩斯特·冯·拉特从1932年就是党员，本可以继续他的外交生涯。1938年，他是德国驻法国使馆的公使团秘书。
〔200〕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44-45。
〔201〕 《被掩盖的大屠杀》，p. 87。
〔202〕 这一决定在1941年11月15日“清洁党卫军和警察”密令中正式表述（BAB, R 58/261）。见《后记》。
〔203〕 BAB, NS 19/1087。我们不知道他后来如何。
〔204〕 BAB, NS 19/3940.
〔205〕 很难知道这些案件中有些是否人为设置的。这些组织的名誉使得此类指控成立，使它们在舆论中失信。
〔206〕 这些措施在战时大大加强。见《后记》。
〔207〕 BAB, R 22/1176.
〔208〕 GstA, HI, Rep. 84a, n° 17298.
〔209〕 同一份案卷包括对另一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控告。科隆商业职员汉斯·米勒是青年大众（Jungvolk）的小队长。1933年4月，他与自己的队参加到哥廷根的学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像1934年复活节和同年五旬斋的旅行中一样，他猥亵一些他陪同的少年。1934年9月22日，他羁押在科隆监狱。我们不知道案件的结果。
〔210〕 奥托·罗森贝格、霍斯特·格尔克、格哈德·舍温斯基、库尔特·齐普里克都是巴滕施太因人，1934年11月25日被从希特勒青年团开除。弗拉图的中队长汉斯－于尔根·普齐格1934年4月23日被开除。科隆的区队长迪韦尔1934年8月25日被开除。前里格尼茨分队长屈彭本德尔1934年10月25日被开除，还有朔恩和汉斯·米勒。青年大众的前中队长卢肯巴赫1934年11月25日被开除。
〔211〕 1935年对所有18-45岁男性恢复义务兵役，对于军官和军曹到60岁。1936年，军中有50万人，1939年有260万人。
〔212〕 《被掩盖的大屠杀》，p. 127。
〔213〕 这一解释从1943年就由军方精神病医生奥托·武特提出，他起草了一份关于军中同性恋的备忘纪要。从1939年9月1日到1944年6月30日总计7000次定罪，军队人数是相对很少的。
〔214〕 《粉三角》，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1986。另外一些事例使我们认为多数指控是子虚乌有的。比如，帕德博恩法庭无罪释放了西登森教区的佐默修士，他被指控猥亵。证人在庭前收回证言。检察院要求判9个月监禁。在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赫特米尔教区的戴特马林修士被指控猥亵，他也被无罪释放，因为证据不足。检察院要求判3-5年监禁（《时代》，1937年5月16日）。
〔215〕 《时代》，1937年5月22日。
〔216〕 《被掩盖的大屠杀》, pp. 135-136。
〔217〕 《时代》，1937年5月30日。
〔218〕 《粉三角》，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p. 136。
〔219〕 关于这一问题，参阅《对天主教会成员与神甫的道德声讨》，Hans Günther Hockerts: Die Sittlichkeitsprozesse gegen katholische Ordensagehörige und Priester, 1936-1937，1971。
〔220〕 许多著作将对将军们的清洗表现成希特勒的安排，为了让自己领导军队。马利斯·施泰纳特认为是希特勒善于利用一些并未预见到的事件。
〔221〕 《性揭露：政治论争中的性》，Friedrich Koch: Sexuelle Denunziation, die Sexualität in der polit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1986。
〔222〕 《粉三角》，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pp. 140-143。
〔223〕 《德国的恐怖与希望》，Rüdiger Lautmann: Terror und Hoffnung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1980；《研讨：社会与同性恋》，Seminar: Gesellschaft und Homosexualität, 1977；《粉三角》，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224〕 1944年5月12日安全警察头子的一份密令要求将从国防军开除的同性恋者遣送集中营，也就是那些表现出“先天倾向或习得冲动而且明显不能纠正的”。他们在开除后立刻或者是在服刑后进入集中营。
〔225〕 《党卫军国家》，Eugen Kogon: L'Etat SS,（1947）1993, pp. 290-291。
〔226〕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 pp. 152-153。
〔227〕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 pp. 266-270。1945年春季报告。
〔228〕 《戴粉三角的人们：一位同性恋流放者的日记》，Heinz Heger: Les Hommes au triangle rose. Journal d'un déporté homosexuel, 1939-1945, 1981。
〔229〕 由于不能承受儿子让人羞耻的逮捕和邻居的讽刺，他父亲1942年自杀。
〔230〕 黑格尔猜测自己被遣送集中营是为了不暴露弗雷德的同性恋。这也说得通，但由于档案不足无法证明。实际上，黑格尔不属于可以遣送集中营的同性恋者类别。
〔231〕 《戴粉三角的人们》，Heinz Heger: Les Hommes au triangle rose, p. 48。
〔232〕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 pp. 275-279。
〔233〕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14。
〔234〕 同上，p. 83。这份见证是最著名的一份，曾被众多作者引用。是伊尔莎·科库拉首次引用。但是，克罗迪亚指出一些不符之处。比索夫集中营是战俘营，不是为了接纳女囚。而且，战俘营由国防军指挥而不是党卫军。她总结说，由于缺少关于比索夫的资料而不可能解释这些矛盾之处，但也可能这是战争最后几个月组织混乱的结果。
〔235〕 《国社党的性政策》，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p. 235。
〔236〕 同上，p. 237。
〔237〕 同上，p. 238。
〔238〕 同上，p. 247。
〔239〕 《纳粹主义与精神分析》，Thierry Féral: Nazisme et psychanalyse, 1987.纳粹认为心理分析出自犹太思想，是为了腐蚀德国人民。弗洛伊德的著作在1933年5月10日被烧，许多心理分析师被迫流亡。一些人如K. 兰道尔和J. 米特迈斯特被杀害。……
〔240〕 主要有学院综合诊所主任约翰内斯·海因里希·舒尔茨、费利克斯·伯姆、玛利亚·卡劳·冯·霍费、弗里茨·莫尔、维尔纳·坎珀。见《国社党的性政策》，Claudia Schoppman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Sexualpolitik。
〔241〕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129。
〔242〕 同上，p. 130。
〔243〕 BAB, NS 19/073.
〔244〕 BAB, NS 19/1838.
〔245〕 因此，他与柏林医生马丁·布鲁斯特曼突然关系破裂。布鲁斯特曼是国社党员，马蒂亚斯·戈林的合作者、海德里希和希姆莱家的私人医生，还是国家安全局的医疗顾问。1943年，在战争最吃紧时，他被认为太温和。对同性恋者“再教育”此后被看作浪费时间。
〔246〕 法律尤其关系到“先天性虚弱”、躁郁症、精神分裂、癫痫、“舞蹈病”、先天性目盲和失聪、遗传性畸形和酗酒。
〔247〕 第一例阉割于1933年12月10日在柏林杜伊斯堡法院宣布，一个33岁男子因强奸小学生被判处20个月监禁和阉割。
〔248〕 《被掩盖的大屠杀》（Hidden Holocaust?），p. 250。
〔249〕 1940年9月23日帝国刑事警察局一份命令要求预防羁留不再适用累犯同性恋者，如果罪犯已被阉割或按专业医生意见不用担心再犯的话。
〔250〕 1944年发表的精神病医生尼古劳斯·延施的《关于被阉割的性犯罪者的研究》中认为，在研究相关的693名被阉割者中，285人是同性恋者。
〔251〕 BAB, R 22/950, p. 39. 无作者无日期（1942？）。
〔252〕 《种族、精神与灵魂》，Lothar Gottlieb Tirala: Rasse, Geist und Seele, 1935, pp. 72-73。
〔253〕 《男性同性恋变态与不道德犯罪的阉割》，Die Kastration bei homosexuellen Perversionen und Sittlichkeitsverbrechen des Mannes（BAB, R 22/950）；《司法阉割：丹麦1. 6. 1929绝育法及其结果》“Die gesetzliche Kastration; das dänische Sterilisationsgesetz vom 1. 6. 1929 und seine Resultate”，Mon. Krim. Biol., 1935, pp. 5-49；《关于绝育同性恋罪犯治疗犯罪的成功》“Zur Frage des kriminaltherapeutischen Erfolges der Entmannung homosexueller Sittlichkeitsverbrecher”，DJ, 1942, p. 581。
〔254〕 《对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Gedanken zum Problem der Homosexualität”，Mon. Krim. Biol.1938, p. 333; 1939, p. 430；1941, pp. 32, 248。
〔255〕 这是些从汉堡1137档案中找出的文件，与汉堡监狱的法医报告相符。
〔256〕 《被掩盖的大屠杀》，pp. 253-256。
〔257〕 国家安全部门1942年1月2日密令（同上，p. 256）将被阉割者置于警察看管。他们必须通知任何住所变迁。在这些案件中，虽然已经阉割，但这些个人的行为始终是对社会的威胁，特别是对青少年，刑事警察可以不经审判将他们直接遣送集中营。
〔258〕 见《附录》。
〔259〕 凯恩斯在1937年《优生学评论》上一篇文章中谈到“种族的自杀”。同期，希特勒在对国家和军队高级干部的发言中指出英国的衰落不可逆转（霍斯巴赫议定书）。
〔260〕 外国人占1919年人口的3.7％，在1931年占7.1％。
〔261〕 堕胎从1791年在法国就是罪行。1808年刑法也予以禁止。1923年3月23日法律又加强了镇压。
〔262〕 《时代》，1938年2月10日和17日。
〔263〕 关于这一问题，见《知识分子们：30年代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反现代化》，Marc Simard：“Intellectuels, fascisme et antimodernité dans la France des années trente”，《20世纪》（XXe siècle）, -6 1988, pp. 35-75。
〔264〕 《撒旦指挥着舞会》，Georges-Anquetil: Satan conduit le bal,（1925）1948, p. 226。时代风俗论战和哲理小说。安克蒂尔是追丑闻的记者，用刊物《大木偶》攻击当代名人。
〔265〕 《撒旦指挥着舞会》，Georges-Anquetil: Satan conduit le bal,（1925）1948，p. 5。
〔266〕 同上，p. 27。
〔267〕 同上，p. 22。
〔268〕 同上，p. 224。
〔269〕 同上，p. 229。
〔270〕 同上。
〔271〕 《性道德与性教育》，F. W. Foerster: Morale sexuelle et pédagogie sexuelle, 1929, pp. 163-165。
〔272〕 《性伦理》，H. E. Timerding: Sexualethik, 1919；《性卫生》，Max von Gruber: Hygiene of Sex, 1926。
〔273〕 《爱情的失败主义者们》，Albert Chapotin: Les Défaitistes de l'amour, 1927, p. 9。
〔274〕 《性的新闻检查与民主》，Waldo Franck：“Sex Censorship and Democracy”；《性革命》Samuel D. Schmalhausen：“The Sexual Revolution”，见《文明中的性》，V. F. Calverton, S. D. Schmalhausen: Sex in Civilization, 1929。
〔275〕 《患男性恐怖症的女人》，Charles-Noël Renard: Les Androphobes, 1930, p. 59。
〔276〕 同上，p. 118。
〔277〕 同上，p. 224。
〔278〕 同上，p. 126。
〔279〕 同上，p. 142。
〔280〕 《患男性恐怖症的女人》，Charles-Noël Renard: Les Androphobes, 1930，p. 204。
〔281〕 同上，pp. 60-61。
〔282〕 同上，p. 63。
〔283〕 拉罗歇尔《日记》，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Journal 1939-1945, 1992, p. 29。
〔284〕 可能是在军中。与阿拉贡去寻欢的事要慎重对待。
〔285〕 拉罗歇尔《日记》，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Journal 1939-1945, p. 31。
〔286〕 《思想中的延续》（La Suite dans les idées），引文见《德里厄·拉罗歇尔，或对颓废的偏执》，Jean-Louis Saint-Ygnan: Drieu la Rochelle ou l'Obsession de la décadence, 1984, p. 147。
〔287〕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1968）1986, p. 86。
〔288〕 见吉福德·斯金纳的见证，Gay News, n° 135。
〔28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p. 82-83。
〔290〕 诺曼的见证，收录于Between the Acts.1991。
〔291〕 致马塞尔·茹昂多信，见《勒内·克勒维尔》，François Buot: René Crevel, 1987, 黎第八大学博士论文。
〔292〕 《世界中的世界》，Stephen Spender: World within World,（1951）1991, p. 131。
〔293〕 《下去看看》，Christopher Isherwood: Down there on a Visit, 1962, p. 56。
〔294〕 《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p. 213。
〔295〕 《本杰明·布里顿书信和日记选》，Donald Mitchell, Philip Reed: Letters from a Life, Selected Letters and Diaries fo Benjamin Britten, vol. 2, 1939-1945, 1991, p. 870。
〔296〕 《流亡的魏玛》，Jean-Michel Palmier: Weimar en exil, 1988, t. I, II。
〔297〕 《同性恋运动一百年》，100 Jahre Schwulenbewegung, 1997, p. 171。
〔298〕 克劳斯·曼《日记：棕色年代》，Klaus Mann: Journal. Les années brunes, 1931-1936, 1996, p. 377。“1936年11月30日”日记。
〔299〕 《勒内·克勒维尔》，François Buot: René Crevel, p. 346。
〔300〕 Livre brun sur l'incendie du Reichstag（《国会纵火案棕皮书》）。
〔301〕 《时代》，1934年7月3日。
〔302〕 《上海旅店》，Vicky Baum: Shanghai Hotel,（1939）1997, pp. 67，95。
〔303〕 一些作者估计受害者人数有数10万人甚至100万，比如让·布瓦松（《粉三角：同性恋者的流放》，Le Triangle rose. Le deportation des homosexuals, 1988）。这些数字没有严肃的依据。为同性恋受害者平反的意愿不能通过对历史歪曲。谈论“最终解决”或“同性恋屠场”是荒谬的，对同性恋事业不利。
〔304〕 《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Wilhelm Reich: La Psychologie de masse du fascisme,（1933）1972, p. 92。
〔305〕 见居伊·奥康让给海因茨·黑格尔的《戴粉三角的人们》所作的序言，pp.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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