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模式：1933-1935，欧洲同性恋史揭秘

1933年1月30日纳粹掌权后的最初几年中，德国模式毁灭：同性恋生活空间被消灭，团体和报刊消失，同性恋者重新回到阴影中。镇压随机进行，并不遵循确定方案。到“长刀之夜”和后来的反同性恋舆论的大规模运动之后，立法才得到加强。

劫掠

希特勒掌权立刻伴随着一场反同性恋的镇压运动。^〔133〕普鲁士内务部长赫尔曼·戈林颁布三项法令打击公开猥亵。第一项有关卖淫和性病，第二项关于关闭用于不道德目的的酒吧。这一定义主要包括“仅仅或多数由一些进行反常性行为的人出入的酒吧”。^〔134〕第三项法令禁止报亭、书店、图书馆出售或借阅一些书籍和出版物，“或者因为包含裸体插图，或者因为题目或内容可能对阅读者造成色情效果”。^〔135〕违者可能被罚款、撤销执照和借阅许可。同性恋出版物显然由于这一措施的打击而衰落。这些措施使同性恋亚文化迅速毁灭。在希特勒上台后最初几个月中，德国大城市中的多数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被关闭。戈林的第二项法令始自1933年2月23日，正式许可了镇压。^〔136〕他命令关闭妓院和诸如同性恋者出没的酒吧一类场所：“这类会所不能再对之容忍。德国的复兴最终依靠德国人民的道德复兴。”^〔137〕因此，有嫌疑的酒吧必须被监视，如果错误被证实，执照将吊销。

结果立竿见影。1933年3月3日《柏林人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宣布柏林最知名的男女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被关闭。^〔138〕但是，并非所有的酒吧一同消失，某些酒吧被警方用作监视场所。20年代同性恋卖淫盛行的工人酒馆关闭或者改换了风格。比如在1933年，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见证了他最喜爱的科西角酒吧的变迁：“在最近几年，政治使酒吧的男孩们越来越分化。他们分别加入一些街上团伙，虽未经正式承认，这些团伙分别受到纳粹、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的鼓励。非纳粹团伙此后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其中许多改换了阵营并被吸纳。各类同性恋酒吧从此受到突击，许多被关闭。”^〔139〕男厕的拉客得到复兴，因为这成为约会的唯一手段。但是这一手段有一定危险，因为有警察监视。^〔140〕对酒吧的新一轮突击搜查发生在1934年6月以后，与罗姆的“叛乱”有关。如同1934年12月11日《泰晤士报》所指出的，12月10日装满了手持冲锋枪的党卫军的车辆对西区的三家酒吧进行突袭。顾客和店员被逮捕，其中几人着冲锋队军装，他们被带到警察总部。据报纸称，这些酒吧有“一种特别名声”，突击的目的是圆满完成6月30日的“清洗”。12月19日《泰晤士报》宣布一个星期以来在全德国进行了突击，导致几百人被捕。这次行动的起因是一桩无关紧要的事件，是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对柏林一所公寓中举行的一次私人晚会的突查。女招待是在场的唯一女性。在凌晨，两名客人无意间将一个花盆碰落到街上。花盆砸到路人，吸引了警方注意。警察上楼到公寓，发现了一些柏林名人，其中有几位纳粹党员和俄国移民。在公寓进行的搜查暴露出几份与6月30日事件有关的文件。这一发现促使当局重新开始清洗冲锋队有关的群体。

戈林的第三项法令始自1933年2月24日，针对淫秽出版物。拥有淫秽书籍和杂志的报亭、书摊、图书馆、书店必须被监控。业主必须向警方保证他们不会推荐此类出版物。如有违犯，他们必须付一笔罚款。出售或借阅出版物的权利可能被取消。法令第六点强调警方与宗教势力在反淫秽出版斗争中的协作。其中继续了某些党派的政策，比如魏玛时期德国人民党的“反色情和污秽”斗争。这一法令受到了传统势力的欢迎，如《全德日报》（1933年4月6日）所证明的：“梵蒂冈欢迎德国人民反淫秽的斗争。”^〔141〕继法令之后，所有的同性恋杂志不得不停止出版。1933年8月26日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色情文学的生产、传播和使用”^〔142〕的一份报告，证明在这一时期所有同性恋刊物都停止了存在。它们所属的一类意味深长地集中了马克思主义及其附属组织（包括青年团体、工会、体育、时尚等）的文学和期刊、色情和同性恋情色文学、“所谓的关于性行为的科学论著”、关于堕胎和避孕方法的文字，还有所有这些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特别是自然主义出版物。

为了完成对同性恋生活的摧毁，最终必须摧毁同性恋团体。1933年2月28日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暂停各项自由，允许取消反对党派。多数同性恋运动自行终结。1933年5月6日，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性科学学院被纳粹劫掠并摧毁。5月10日，文件、图书馆书籍被当众烧毁，包括哈夫洛克·埃利斯、弗洛伊德和其他性学家的著作。幸运的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正在国外旅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当时在场，他激动地记述了这种粗暴和野蛮的表现，标志着伟大的德国同性恋运动的终结：“5月6日，学院被百名左右的一群大学生劫掠。他们乘卡车到达，在清晨，带着一支铜管乐队。听到音乐，埃尔温（汉森，学院的共产党职员）从窗口看去，因为希望阻止巨大的破坏，他礼貌地请求他们等他下去开门。但是大学生们宁愿像战士一样进入，他们推倒了大门，冲进大楼。他们整个上午都在向地毯和手稿上泼墨水，把学院图书馆的书籍装上卡车，其中包括与性无关的书、历史书籍、艺术报刊等等。一群冲锋队下午到达，进行一次更细致的搜查，因为他们显然知道来找什么。（有人曾推测有些知名的纳粹成员过去曾经是希尔施费尔德的病人，他们害怕显示他们是同性恋者的病历会被用来反对他们。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会更谨慎地检查学院的档案。有人稍后对克里斯托弗说，所有真正重要的文件和书籍都在此前不久被希尔施费尔德的朋友们拿走或者寄到国外。）几天之后，被没收的书籍和文件在歌剧院对面的广场被烧毁，包括一尊希尔施费尔德的半身像。克里斯托弗当时在人群中，说着‘可耻’，但是压低了嗓音。”^〔143〕纳粹报纸《进攻》的报道更为简短：“德国大学生昨日占领犹太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领导的性科学学院。这个学院以科学为掩护，在14年来得到马克思主义势力的保护，正如搜查所显示的是一个淫秽的巢穴。”^〔144〕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于1933年6月解散。^〔145〕希特勒上台同样终结了唯一者联盟。一些纳粹部队抢劫了阿道夫·布兰德的住宅，^〔146〕没收他的所有物品、照片、书籍、文章。他的主要出版《唯一者》的出版社被关闭。^〔147〕人权同盟同样遭到镇压，似乎从1933年3月就不再存在。^〔148〕

所有同性恋者都必须采取措施才能存活。一些人出国，另一些结婚。布鲁诺·巴尔茨，他是几份同性恋报刊的撰稿人，在服满监禁后于1936年结婚。人道科学委员会的一位前合作者京特·梅德于1940年结婚。某些艺术家得以幸免，多少是由于政权的保护，比如导演罗尔夫·汉森和汉斯·德佩。某些同性恋艺术家群体曾经幸免一时，比如理查德·舒尔茨的圈子和UFA电影公司制片人尼古劳斯·考夫曼的圈子。可以辨别出一些同性恋生活的痕迹。1938年在卡塞尔，一个由原人权同盟成员组成的小圈子成功地运转。在维尔茨堡，在一名被捕的同性恋艺术家的地址簿里发现一个同性恋书店的地址，另外还发现另一名艺术家的一些同性恋报刊。此类发现是特例。在10个月以内，德国同性恋生活空间化为乌有。

最初的受害者：“青少年的腐蚀者”和男妓

在第175条重新实行以前，反同性恋的斗争集中于某些特别明显的类型。1934年2月10日，内务部的一条法令命令对“职业犯罪者”和“性犯罪惯犯”进行常规监控。这些措施还涉及恋童癖和同性恋男妓。警方获准对这些罪犯加以限制，^〔149〕在对方不合作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羁押”。^〔150〕地方警力必须定期向刑警地方局汇报这些人员的情况。必须掌握这些人的卡片和照片、指纹。

采用这些措施之后，1934年10月5日在汉堡举行一次会议以发展青少年办公室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协作。涉及解决汉堡中心车站的问题，那里是同性恋卖淫盛行的地点。在这次会议上，两种对待同性恋的方式之间出现明显分歧。希特勒青年团的两位代表对形势提出警示，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汉堡警方仍然在传统框架中行事，认为对同性恋者的打击不是当务之急，不必要采取大规模措施，必须防止任何狂热行为。报告附有一份作为青年疑犯掩护所的旅店、青年旅舍和民宿的名单、主要聚集场所的名单和在1934年10月有同性恋行为的人员名单。^〔151〕

这些措施很快扩展开来。清洗勒姆以后的动荡成为盖世太保创建一个负责处理同性恋事件的特别科（Sonderdezernat Homosexualität）的借口。^〔152〕在年底，所有的地方刑事警局必须提供已知同性恋人员名单，特别是纳粹组织成员。这些名单必须在1934年12月1日前交给盖世太保的特别科。^〔153〕根据一份上交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报告，1935年6月“羁押”的1170人中有413人是同性恋者。325人关在利希滕堡。^〔154〕在这一时期，反同性恋的镇压已经在非人的状况中进行，“羁押”是严重侵犯的借口，正如一名德国同性恋者1925年致德国主教路德维希·米勒的一封匿名信所证明的。^〔155〕根据这封信所说，突击逮捕由盖世太保组织、由年轻的党卫军执行，他们多数来自德国南部，逮捕在柏林和全德国进行。囚犯被带到盖世太保的一些地点，在那里让他们面壁12小时或更长，不吃不喝。他们只有权6小时上一次厕所。党卫军的阿道夫·希特勒旗队成员对囚犯进行殴打和谩骂。^〔156〕行动由突击大队长约瑟夫·迈辛格^〔157〕指导。随后，他们或者被释放，或者被遣送哥伦比亚－豪斯、柏林－滕佩尔霍夫，那里是一个专门遣送同性恋者的拘押中心。同性恋者不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在那里继续被折磨。下一步是利希滕贝格集中营。在那里，囚犯仍然受到酷刑。他们让囚犯从早上开始做运动，直至精疲力竭。惩戒公开进行，一些人被送到禁闭室。这封信的作者强调指出，这些囚犯没有经过审判。几百囚犯已经从利希滕贝格出来，但许多人处于一种危险状态。作者抗议这些行为，向教会求助。他仍然满怀幻想，相信如果元首了解这些，他会谴责这些失控行为。他要求进行调查和审判有罪者，诸如对哥伦比亚－豪斯和利希滕贝格集中营进行一次搜查。

立法的强化

立法的加强标志着纳粹反同性恋斗争的一个新阶段。直至1935年9月，所采用的措施仍然是孤立的和不协调的。纳粹国家首先消灭了一些同性恋生活的有组织形式，消灭其活跃成分和同性恋群体。主体结构已经被摧毁，此后必须消灭个体同性恋活动。纳粹的“怒火”的对象有明确界定，对象不是同性恋者而是同性恋行为、同性恋欲望。同性恋者并不代表一类独立个体，至少人们希望将之重新纳入社会。所以制度针对的只是进行同性恋行为（性行为、勾引、宣传、聚集）的同性恋者，根据一套逐步完善的标准，其罪行也不尽相同。但是，同性恋者仍然是受害者，因为他只能通过否定自己的深层天性才能幸免。(www.xing528.com)

1933年10月，遵从希特勒的命令，国家司法部长居特纳创立了一个刑法委员会以起草一部新刑法。刑法理论家文策斯劳斯·冯·格莱斯帕赫伯爵来自维也纳，他受命负责性犯罪部分。1935年6月，刑法第六修正案被采用，大大加强了对男性同性恋的镇压，但是任由女性同性恋逍遥法外。

新第175条

纳粹提出的加强反同性恋立法的根据并无独特之处。他们多数依据医学理论，将同性恋描述为一种退化。其中涉及防止感染纯洁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可能落入同性恋者的掌握。

对于奥因法官^〔158〕来说，同性恋可能是一种先天倾向，但是存在一些勾引的案例，这就为刑罚提供理由。同性恋者丝毫不受女性吸引的事实也不是放过他们的充足理由。奥因嘲笑这一请求，人们是否会以没有女人要他为借口对一个强奸犯无罪开释？在此之上还有一条公共道德和政治策略的理由：“而且，如果现政府‘承认’同性恋行为的合法性而取消刑律威胁，大多数民众的健康的道德观念肯定会感到不解。”刑法委员会的辩论也毫无疑义。司法部长居特纳认为：“不需要讨论对同性恋的刑罚问题。”委员会主席格莱斯帕赫是报告起草人，他指出，这种争论是“某些多半不是雅利安血统的性病理学家偏爱的话题”。他要求刑罚不仅限于“类似性交的行为”，因为“同性恋者之间的性行为很大一部分不采用类似性交的行为”。共同报告人洛伦茨博士是终审法院法官，他总结了男性同性恋者的危险，男性同性恋“对于国家是一种危险，因为它以最严重的方式损害男性特征和公民生活，瓦解健康的家庭和腐蚀男性青少年”。最后，萨克森州司法部长蒂拉克强调同性恋危险的多样性。他区分出“三个群体”：青少年之中的群体、男妓群体和最危险的退化家族后裔和不再喜欢正常关系的年长男性的群体。最后一个群体诱惑青少年，通常是通过向他们提供金钱。各种看法导致于1935年采用了得到强化的第175条。

按照1935年6月28日通过的德国刑法修正案第6款，新的第175条于1935年9月1日生效。^〔159〕其中有一些革新。首先，“性反常行为”被“性行为”代替，这大大扩大了刑罚执行范围。从1935年起，所有由对另一男性的性欲望引起的行为都受到法律制裁，包括手淫，还有以性为目的的任何接触，例如抚摸或者两名裸体男子之间的打斗。射精不是证明罪行的必要条件。其中有囊括同性恋的所有可能形式的明确意图。从19世纪末以来，医生和法学家曾想以最精确的方式来定义同性恋。新法是这种执著的最终结果。纳粹法律的特点是将法官对于监控的愿望推到极致。为了发挥完整的效力，同性恋行为成为不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想象的。第175a相比而言没有什么独特性。它重复了20年代一些草案中的革新。“严重”同性恋行为（卖淫、使用暴力、使用权势）在1909年以来的所有法案中都是特别量刑的对象。实际上，1935年6月28日修正案的最大革新是为法官量刑提供很大自由。法官们被要求不仅仅考虑法律条文，而且要考虑“刑罚的基础原则”、“通常的健康情感”和“不成文法律来源”。这说明“无法，则无刑”的原则受到质疑，法官可以自由地判罚一种他们认为有违道德的行为。

女同性恋者的状况

女同性恋者的地位无疑是特殊的。^〔160〕纳粹意识形态赋予雅利安妇女非常有限的地位，将她们束缚于母亲和家庭守护者的角色。纳粹上台后立刻将妇女从她们可能占据的有影响的位置上排斥出去。^〔161〕而且，女权主义团体被命令在解散或纳入国社党机构^〔162〕之间选择。1933年2月28日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消灭了反对派，特别是一些参政的女权团体如海伦尼·施特克尔的和平与自由国际妇女联盟。1933年5月10日，纳粹劳工阵线负责人宣布创立妇女阵线，并要求莉迪亚·格特舍夫斯基吸纳230个世俗和宗教妇女组织。从1933年11月起，禁止结成新的妇女组织。^〔163〕1933年10月1日建立了德意志妇女工作（DFW），是归附所有雅利安妇女的中心，从1934年2月起，由格特鲁德·肖尔茨－克林克领导，她还是一个精英组织国社友谊（NSF）的负责人。1941年，这两个组织聚集了600万会员，其中三分之一属于国社友谊。纳粹妇女组织合计1200万人。^〔164〕

女同性恋问题从未成为首要问题。但是，在关于第175条改革的辩论时，有些人表示支持对她们加以刑罚。^〔165〕所援引的论据是“正常”女性被女同性恋者勾引的危险和人口衰减的危险。国家委员会主席克莱在1934年9月的刑法委员会第45次会议上对此作了发言。但多数理论家同意女性同性恋危害较小，被勾引的妇女终究会重归正道。从1942年起任司法部长的蒂拉克对这一问题进行总结：“与男性不同，妇女随时对性行为有所准备。”^〔166〕妇女既然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判罚女同性恋者是多余的。犯罪学家E. 梅茨格尔指出，对男性同性恋的判罚并不自然引出对女同性恋的镇压，要“估量两种不同的罪恶”。^〔167〕而且这样的法律恐怕会导致连锁的判刑，特别是在妓女中间，还会导致对无辜妇女进行无妄的揭发。我们从中看到与20年代初在英国阻止了对女同性恋判刑的相同论据。

这一立场从未完全被某些法学家接受。鲁道夫·克拉雷是最激烈的反女同性恋分子。在其著作《同性恋与刑法》^〔168〕（Homosexualität und Strafrecht, 1937）中，他对1935年法律感到满意，但希望看到更有效的镇压。他认为女同性恋是一个与男同性恋同样让人警惕的现象，必须受到同样的镇压。^〔169〕同样，法学家恩斯特·延内1936年在《德意志法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第175条是否应该扩展到妇女？》。他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应该过健康的性生活。证据难以收集和可能提出虚假指控的事实对于男性同样是真实的，并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理由。

无法估计女同性恋者在多大程度上被一些镇压措施触及。同男性一样，她们看到自己的酒吧关闭、报刊被停刊。但是，多数女同性恋者通过采用各种策略而在纳粹统治下幸存。有些人服从了制度如格特鲁德·博伊默，另一些选择与男同性恋者假结婚，还有一些如夏洛特·沃尔夫移居国外。许多女同性恋者为了不被人注意而留起头发，穿上女装。某些人试图掩盖她们过去的行为。《女友》的前撰稿人埃尔斯贝特·基尔默、BIF编辑泽尔玛·恩格勒和《柏林女同性恋者》的作者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成功地隐藏了她们的同性恋行为，继续她们的作家和艺术生涯。^〔170〕犹太画家格特鲁德·桑德曼假装自杀以逃脱盖世太保，在数年中被女友们藏在一所公寓中而得以幸存。被揭发的可能性很大。柏林诺伦朵夫广场剧院芭蕾舞教师萨比娜·R.^〔171〕被两名女演员指控与一些芭蕾舞女演员有猥亵行为。1934年2月她们寄了一封信给宣传部。她们的指控出于复仇动机，因为她们的合同没有再续，她们将自己被解雇归咎于萨比娜的反对。戏院经理支持被告，萨比娜没有被追究。两名女演员因毁谤被判罚。但是某些女同性恋者受到追究，多数是因为与她们的性行为无关的原因。紫罗兰女同性恋俱乐部主席洛特·哈姆因勾引一名未成年人被捕。她被投进监狱，然后被送进集中营。她出来时已经半身瘫痪。希尔德·拉杜施作为共产党员被追捕。另一些人作为反社会者和妓女被捕。1940年11月30日遣送拉文斯布里克的名单中，我们在“政治犯”一类中发现埃莉·S. 的名字，26岁，批注“女同性恋者”。^〔172〕

司法材料几乎从未提及女同性恋者。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对妇女判刑，根据第174条判处“与被监护人发生猥亵行为的监护人、猥亵儿童的养父母或保姆、猥亵未成年学生的教士、教师、教育工作者”6个月以上监禁，并可判5年苦役。女同性恋者有时被警方登记，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和有怎样的后果。秘密警察1938年6月20日给国社党种族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记述：“相对于同性恋的规模和传播，足够的设施现在已经就位。为了同样打击女性同性恋，我们紧急要求我们同事所作观察的情报或者从外部获得的资料。出于这一目的，应尽快向我们提供已知女同性恋者的地址。报告必须寄送种族政策部（Rassenpolitisches Amt）——帝国领导部门——威廉大街63号柏林W8法律处。”^〔173〕法兰克福安全部门1936年1月9日给国家警察部门的一份报告提到“金发海迪”和“K夫人”的案件：“K夫人与金发海迪保持同性恋依赖关系。据报告，K夫人是一名党卫军的前妻，已经离婚。她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但居处不明。金发海迪是一名22-23岁年轻妇女，很有气质，黑森州朗根人。她的父亲经营旅店，但从前是有影响的德国社民党员，克雷费尔德的警长。1933年，他曾在集中营度过一年。海迪在法兰克福的两居室接待很多人，所有人都外貌可疑，是一些布尔什维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有人声称在那里进行一些群体淫乱。海迪出入贝蒂娜大街的贝蒂娜咖啡馆和同性恋约会场所乡村啤酒屋。”^〔174〕

总的来说，女同性恋者受到的迫害无法与男同性恋者相比。如果她们同意放弃个性和遵守规矩，她们不大可能受到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