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同性恋者在自由中的监控（1919-1939）

在法国，由于康巴塞雷斯风尚和《拿破仑法典》的长寿，这种恶行不会导致苦役。但我不承认人们对我宽容。这伤害了我对爱情和自由的热爱。^〔64〕

法国在这一研究中构成一个特例，因为这是唯一不判罚同性恋的国家。但是，我们发现，在这种理论上的不受处罚背后发展了对同性恋的监控，其根源在于司法和警方对同性恋的某种仇视。虽然法国警方对同性恋者采用同英国和德国警方一样的手段，但由于法律的缺乏，法国的法官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面对同性恋问题。

法国，同性恋的宽容之地？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群体中，法国享有盛名，特别是在国外。女同性恋者尤其选择巴黎作为国际都会，称赞这里风气的自由：“巴黎对于我始终是唯一能够自由表达和生活的城市。尽管有国外造成的不利影响，巴黎继续尊重甚至鼓励个性。”^〔65〕克劳斯·曼如下回顾自己的巴黎生活：“鲜花商人逗两位买主。‘啊，两个人闲逛呢！’她们快乐地喊叫，笑得长出皱纹，挥着红色、黄色和蓝色的花。其中一个特别喜欢捉弄人，提出一个调皮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和他的男朋友？’然后笑成一团。甚至盛气凌人地站在篮子旁边的警察也和善地说：‘啊，大家在我们巴黎找乐子。’”^〔66〕但除了这些抒情的描写，必须探询关于法国的宽容的实际情形。

不被法国法律所知的同性恋

从1791年革命和1810年刑法以来，同性恋不再受到法国法律的镇压。^〔67〕在旧朝，所涉及的不是同性恋，而是鸡奸。这个词指称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类人，但其宽泛定义也可以包括“异端”的概念，并没有性含义。王法和教权将两者都处以火刑。法国法律以革命原则为依据，只在有受害人时进行处罚。结果性“变态”虽然被允许，但是不进入法律领域。还有，《民法》的主要制定者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是同性恋者，有些人则由此推断法国法律对同性恋特别宽容。

同性恋问题使法官们感兴趣

如果因为在法国法律中未提及同性恋是罪行而因此认为法官们对这个问题完全沉默将是错误的。^〔68〕从19世纪开始，司法制度开始形成一套关于同性恋的话语，因此超越了其纯粹的镇压职能。其特征为滥用一些贬斥的形容词（“不道德行为”、“有罪的放纵”、“可耻的激情”等等）而拒绝对变态行为给予定义。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才建立准确的定义。当时司法非常依赖医学理论，医学在法律之前对变态行为进行定义和分类。同性恋问题也可能涉及妨害风化和猥亵，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塞纳河省轻罪法庭的一项裁决判处一个叫贝尔纳的人教唆未成年人淫乱^〔69〕：“1928年11月8日，贝尔纳将18岁少年普雷沃斯特和热斯兰带到沙朗东街旅馆的房间。他在他们自愿的情况下对他们施以淫秽行为，并要求他们互相进行此类行为。他付给每人25法郎报酬，还付给两人一笔20法郎的晚餐和香烟钱。次日，在旅馆另一个房间，贝尔纳对少年普雷沃斯特一个人重复同样行为。”1930年10月11日，巴黎上诉法院取消判决，因为两个少年的前科与控告明显不符：“鉴于本案中普雷沃斯特和热斯兰在巴士底－凯尔麦斯大街认识贝尔纳之前在理查德－勒努瓦大街拉客，贝尔纳不是他们的中间人，也没有腐蚀他们。他们是性倒错者，一段时间以来利用他们的恶行赚钱。在这种情况下，习惯上的教唆未成年人淫乱不适用于贝尔纳。”我们从中看到司法语言的操作以获得判刑为目的。虽然上诉法院否定了事实陈述，但并不排除追究的可能。因为贝尔纳不是第一个顾客，他才被认为无罪。同样，未成年人只要不被看作腐蚀教唆者的受害人，也是有罪的。我们从中看出与德国法官同样的区分。另一起案件涉及一个未成年人。约瑟夫·吉勒，18岁，“1931年11月10日在巴黎被发现在公共通道流浪，住在出租房屋，靠卖淫为生”。^〔70〕吉勒因流浪而被捕，被监管在梅特雷监护会，^〔71〕由一个可信任的人巴泰勒米先生负责。他的“勾引者”皮埃尔·莫尔博被判处6个月监禁和200法郎罚款。

同男性同性恋一样，女性同性恋也不被法国法律判罚。在两次大战之间也未见特别的打击女同性恋的意图。法官只是在一些未成年人案件中涉及这个问题，只有未成年人才与法律有关。帕里尼案件的案情是一名妇女被指控腐蚀少女。艾克斯上诉法庭的判决（1934年12月6日）回顾了事件：“被告人在1932年和1933年曾多次引诱多名少女回家，尤其是年幼的加利亚诺和阿尔班，两人均为17岁。在夜间，她让她们睡在自己床上，轮流与她们进行淫秽行为。她用手接触让娜·加利亚诺的性器，让娜第一次时感到强烈疼痛。西蒙娜·阿尔班宣称自己有‘强烈的感受’。虽然刑法第334条（334-1）原则上不涉及个人和直接的勾引行为、异性间的自然生理反应，但条文在本案中适用，因为涉及性反常行为，应被视为变态、败坏和唆使堕落的行为。这些行为使行为人成为一名腐蚀者。”《司法周报》^〔72〕记述这项判决与最高法院的法理不符。克莱尔·帕里尼被艾克斯法庭判处3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和25法郎罚款。1937年1月30日，最高法院的判决撤销艾克斯法院判决：“无论有怎样的放纵行为，第334条第1款规定的刑罚只适用那些做中间人来满足别人欲念的人。被否决的判决中只提到克莱尔·帕里尼将年轻的工作伙伴引到家里，对她们进行无耻行为，而这些场面并不因此展现于她的女伴之外的人面前。这些陈述不能得出结论，认为被告试图在这些行为中满足自己以外的他人的欲望。因此第334条第1款的适用不能得到解释，判决缺乏法律基础。”总的来说，法官对于同性恋者的镇压权力非常有限。但是，应该看到司法权力只从不利的方面适用法律。所以不能得出结论说法国的司法对同性恋完全不关心。

审查制度

在法律缺乏的情况下，仍可能通过判罚色情淫秽杂志的途径涉及同性恋问题。被指控的主要杂志有《裙边》和《假小子》，这些刊物纸页薄，以轻佻的小广告著称。在关于这些杂志的案卷中没有找到对同性恋问题的明确指示，但是下塞纳河省总委员会在1925年第二次会议上提及败坏风化的出版物增多和质疑社会传统组织的“学说”的传播。^〔73〕主要针对同性恋、风俗解放、离婚和避孕措施。一些出版物并不淫秽，但是传播了有可能被追随的颠覆思想。典型的事例是同性恋刊物《性倒错》。这份杂志我们已经提到过，持续的时间很短，因为立刻因妨害风化被追究。但是，没有什么合法的解释说明对它的判罚和禁止。所以这次事件特别能够揭示法国对同性恋问题的处理方式。^〔74〕

事实上，是正式的和匿名的投诉的积累吸引了司法部门对这份杂志的注意。^〔75〕《性倒错》首期在1924年11月15日出版，立刻成为抗议的对象。议员普雷韦1924年11月5日递交议会书面质询第1359号，他询问司法部长是否法律准许一份名称为《性倒错》的同性恋刊物通过报刊广告来宣布其出版。他得到答复说，塞纳省检查机关已经召开对刊物经理败坏风化的听证会。另外，司法部长1924年11月26日收到老战士作家协会副主席德·福尔热先生的信函，他对于该杂志“公然宣告其可耻纲领”感到愤怒。德·福尔热强调，他仅作为一家之长来写这封信：“如果明天我的儿子被这一显著的题目吸引，买了杂志并变坏，你们将负有怎样的责任？德国警方查禁《自由》［可能是《友谊》］，那是同类的下流杂志，偷偷摸摸地售卖［实际是在报亭合法出售］。《性倒错》却在大街上出售，公开地址，刊登广告。”在第二期杂志出版后，不满增多了。内务部在1924年12月30日转给司法部长一份《法兰西信使》12月15日刊的剪报，其中有《性倒错》的广告。这份文件由战时伤残的退休上校路易·科凯寄出。我们看到是法国的“道德力量”在呼吁禁止这份杂志。禁止是成问题的。巴黎最高法院总检察长12月23日告知司法部长市郊俱乐部和一些报纸特别是《新纪元》，宣布将举行一次关于同性恋的大会，主要是关于安德烈·纪德的《哥利东》和纳杰博士的《反哥利东》。^〔76〕检察长的结论简单而且有典型性：“大胆和惊人的主题本身并不违法。”但是他仍然报告了司法部长调查的情况。已经与出版商马泽尔先生联系，他在杂志出版期间外出，不了解出版物的性质。他现在打算终止合同。杂志的地址布干维尔街1号实际上是他们接收邮件的布干维尔旅店的地址。邮件由加斯东·莱斯特拉德领取，他23岁，在旅店里有一个小房间，“出于经济原因”，他与一个织毯工人同住。贝里亚自己的住址在科利塞街26号。检察官的最终报告让人吃惊。他本人读过了《性倒错》，他认为是唯美的和有质量的：“我从中没有找到任何肮脏的表达和淫秽的词语。”他回顾最高法院对1882、1898和1908年关于败坏风化的法律解释，从1911年3月25日起如果淫秽未被证明则不能追究。检察官书信的结尾突然转向卫道：“需要考虑舆论表现出对猥亵的镇压和防止青少年堕落的支持。这一出版物虽然不涉及淫秽，但原则上与风化对立，是丑闻性的，是危险的。”所以他同意以妨害风化进行追究。

吉尔·巴伯代特和米歇尔·卡拉松在他们的著作《1925年巴黎同性恋》中研究了事件的后续部分。塞纳省初级法院第12轻罪法庭1926年3月20日给予第一次判决，宣布贝里亚有伤风化，莱斯特拉德为同谋。贝里亚被判处10个月监禁并处200法郎罚款，莱斯特拉德被判6个月监禁和200法郎罚款。在被判刑之后，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提出上诉，案件于1926年10月13日被提交巴黎最高法院。代理检察长要求闭庭审理。10月27日作出判决，判处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3个月监禁和100法郎罚款。但是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刑事庭的听审于1927年3月31日进行。诉讼的关键在于对妨害风化的定义。高法首先提出：“这一出版物从开始就告诉读者刊物的精神和追寻的目的：‘《性倒错》不是一本同性恋的刊物，而是为同性恋服务。’”^〔77〕法院的理由不容辩驳：“鉴于刊物的文体在形式上没有问题，而且没有找到任何猥亵的词语，如果没有淫秽表述，则在原则上不能认定应受法律制裁，不考虑诉讼本身因素。”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出版物为同性恋辩解，这是加重的和决定性的因素：“1882年8月2日，法律在它得到通过的时代足以压制当时的放纵行为，但如今却使风化和公众道德对于新的色情形式没有防护。新形式巧妙地钻法律空子，善于想象。”《性倒错》因为其广泛意义的“明显的不道德性”而受到法律制裁。法庭举出杂志构成妨害风化的许多段落并总结说：“法庭认为这一出版物的每一页都构成了对一种同性恋的玩世不恭的辩解、一种对同性恋激情的召唤和对不健康好奇心的唆使。而且尽管杂志小心遵守形式上的正确，这类文章构成妨害道德和一种能够因其新马尔萨斯主义倾向而危及种族未来的宣传，而且即使不是因为文字，也因其所探讨问题和整体风格而属于淫秽出版。”其中社会问题占主导地位，对社会普遍败坏的恐惧加上对同性恋者旨在从内部摧毁社会基础的更严重的担忧。法庭列举一名柏林的《友谊》读者在法国征寻通信人的小广告：“虽然措词隐蔽，但内容明确，该杂志充当各国同性恋者联络的机关报，负责对同性恋的积极宣传。这种淫秽教唆，对最可耻的淫性的阴险唆使，构成对风化的最严重和最危险妨害。”所以法庭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法庭确认了判决，只承认贝里亚和莱斯特拉德未参与杂志撰稿，只是接收文章、印行、发售，为减刑情节。因此，他们被判处3个月监禁和100法郎罚款。

监控之下的同性恋者

既然同性恋者不被看作罪犯，为何警方要监视他们？我们可以在司法部有关性病预防法的预案找到初步答案：“无疑，在现行的风化警察的制度中，行政当局确实命令在一些大城市进行行政性的逮捕和拘留。但这是一些法律忽视的行为。法律上的准许和这些行为的意图一定会引起很大争议。”^〔78〕警方对同性恋者的监控在法律中找不到合理解释。然而，行政当局特别是警察局，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确实，法国法律在精神上是超前的。所以司法和警方的变通似乎是一些个人想要实行隐蔽的镇压政策的结果。

普通犯罪的同性恋者

通常，虽然同性恋本身在法国法律中不能被作为罪行，但是被看作刑事案件中的加刑因素。一名因与风化无关的罪行被追捕的疑犯，会发现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在警务报告中被提到。比如爱德华·里盖因贩卖毒品被追捕，他与许多同性恋者有来往。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不良交往对他不利，可能在诉讼中被看作加重情节。^〔79〕以同样方式但是不同类型，巴黎伯爵第六子、波旁家族蒙庞西耶公爵费迪南在1915-1931年间被登记为“顽固的生活放荡者”、喜欢吗啡和年轻的同性恋者。但我们不知道他是作为同性恋者还是吸毒者被警方监视：“费迪南·德·波旁长期使用麻醉品，而且喜好男风，他在圣莱莫的好景别墅一直是集体放纵的场所。”本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被登记在册，关于他们的主要弱点的情报被记录在案。比如德·布里侯爵，他是厄尔省议员，“不幸染有恶习，使他受制于一伙不规矩的年轻人。他的所谓秘书梅桑，人称‘梅莎琳娜’，与他在巴黎和城堡同住。此人得到他的特别青睐，目前是他无耻放纵的组织者，以此为目的寻找一些青少年”。梅桑的亲密合作者于盖特·德普雷嗜好可卡因和吗啡。1916年，她曾经被关进圣安娜医院：“她与两个性别的人、男女同性恋者进行不可想象的滥交。”某些同性恋者有时成为敲诈的受害者：“我被召去照顾的A. S. 小姐在2月底成为两名性倒错者的猎物。他们住在特吕代纳大街17号，其中帕拉（人称克莱雷）是《小红帽》主编，勒伊尔（乔治）据说是《小报》的编辑。这两人经营一家鸦片馆。”将毒品与同性恋相联系是经典性的。这些人首先是因使用麻醉品而被登记，但是发现有同性恋行为只会加强警方的兴趣。比我们研究时段较早的一起案件，可用来研究在警方思想中将同性恋与普通犯罪联系起来的机制。1916年4月19日，一封寄给安全部门的揭发信吸引了警方对中学教师马塞尔·塞拉的注意：“请注意一个叫塞拉的，他与一些年轻人有不道德行为，并向蒙马特所有妇女出售可卡因。署名：厌恶者。”^〔80〕调查开始了。警长在1916年8月22日致内务部的一封信中说明，马塞尔·塞拉“出入蒙马特的会所”，特别是“克利希大街76号的莱昂啤酒馆”。他在那里经常与毒贩和同性恋者碰头。“而且他有同性恋者的举止，所以他可能与他们有同样的作风。”但是，他是“毒贩和同性恋特别档案中所未知”的，他被描述为“一个羞怯的、女性化的男子，品行良好，在普亚克享有良好名声”。这使我们看到对同性恋的监视是一种传统措施。他们的约会地点、他们的习惯为人所知。我们特别注意到存在一些集中了同性恋者的特别档案，虽然很难确定是否是一种有系统的措施。^〔81〕调查的附加部分说明了马塞尔·塞拉个人的一些新情况。“马塞尔·塞拉曾与歌手马约尔共同生活过几年。马塞尔·塞拉介绍他与许多生理反常者相识，这是他的主要工作。稍后，当马约尔自己开音乐厅时，塞拉成为他的主要检票员，但在三个月后的一次冲突后，马约尔把他赶出门去。”另外一些信息描述他“经常接待一些少年的来访”。“他以喜欢狎童而闻名，出入一些有这种爱好的人和皮条客聚集的场所。他在塞尔加音乐厅任职，但因为他的特别习气和他招引的特别顾客而被开除。”所有这些情况似乎都没有予以追究。

对男同性恋者适用的对女同性恋者同样也适用。比如格里涅特，人称阿尔巴诺，给交际花埃米莉安娜·达朗松提供鸦片，后者在案卷中被认为是同性恋者。警方文件中此类记录是少见的。同样，画家玛丽·勒萨热夫人是女同性恋者（在警务报告中着重指出），是让·吉特里的女友，出入于皮加勒街的“椎棒”酒吧，在那里消费吗啡、可卡因和鸦片。^〔82〕但是，1917年2月22日的一份报告对她如下描述：“关于她的情报不佳：堕落者、假斯文、女同性恋者，有众多情人，出入一些约会场所。”我们仍然迷惑不解，“女同性恋”这个词是否有真实含义？性的定义似乎不大明确，在警务报告中被形容为女同性恋者足以证明放荡和堕落。同样，女银行家玛尔特·阿诺的名声也在她的诉讼中对她不利。她以行为怪诞和男性举止（衣着刻板、短发、烟嘴）闻名，她与女伴约瑟夫在一些最典型的场所如“屋顶公牛”和“单片眼镜”招摇。她是犹太人、无神论者、离婚、女同性恋者，在1928年经济丑闻爆发时成为法官的理想目标。她在1930年被审判，1935年7月才从圣拉扎尔女子监狱出来。但是，我们缺乏研究的材料。似乎疑犯的同性恋行为通常会记录在警务报告中，被作为加重情节，尽管这并非是警察感兴趣的最初原因。(www.xing528.com)

同性恋与卖淫：军方的监控

同性恋与卖淫之间的联系难以分析，因为很少找到警方监控的痕迹。妇女卖淫构成了案卷中的绝大多数，无疑是因为妇女卖淫有组织而且容易监控。男妓们大多数时间是单独在街上工作。所以对他们难以甄别，尤其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非职业的，只偶然卖淫。但我们找到几份男性卖淫的零散资料。比如，1914年2月10日内务部长寄给各警察局长一份通告，“禁止任何经营出租房屋、咖啡馆、夜总会、酒吧或其他公共会所者经常性接纳放荡女子或者有特别趣味的人从事卖淫”。^〔83〕

实际上，警方对同性恋者的监控实施于可能威胁某些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具体案例中。档案^〔84〕显示，法国口岸实施了类似英国警方采用的严密监视手段，以控制水兵和平民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强调，同性恋是对海员进行监视的次要原因，因为同性恋水兵的卷宗与海员中共产党的卷宗保存在一起，有时，一些有同性恋或者“赤化嫌疑”的会所被列在一起。与英国和德国不同，对同性恋水兵（和市民）的调查本身并不是目的，人们并不谴责这些人的性倾向，这仅仅招致警员的嘲笑。同性恋与嫖妓同被看作疑犯品行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有出入下流场所和当街拉客。而且，更严重的是同性恋者会交谈，在他们的约会场所，在旅店里跟伙伴结交。军事当局害怕水兵多嘴，他们可能会出卖国家机密，而他们的情人可能会散布出去。

卷宗包括1927-1932年这一时期。警务报告相关的城市是一些大军港和海军基地。土伦、布雷斯特和洛里昂。报告由相关城市的特派员撰写。有的报告是通知另一城市特派员以侦察疑犯（比如在土伦和戛纳、土伦和德拉吉尼昂之间），也有的是发给海军方面的通告。而且，警务报告每月转给警长，由警长以“实行监视以甄别军人和平民同性恋者”的名义寄送内务部。随后，内务部可以通报海军部可疑水兵的姓名。这些报告的题目通常是雷同的：“同性恋者”、“海军中的同性恋者”、“同性恋事件”。多数的月报只是由一些区别平民与军人的名单构成。其中明确指出关于嫌疑人的怀疑、被发现的地点、可能针对他的控状。在某些案例中描写了监视工作，负责报告的警察经常对疑犯的同性恋行为和习惯作出评判。

同英国的卫队士兵一样，水兵、“蓝领”享有特别的情色魅力。“制服的威风”、对旅行的迷恋、性的开放，维系着一个神话。一份警务报告指出，“水手或者因为‘强壮’或者因为‘娇小’特别受到追求，发展起一种利用这种迷恋的地下产业”。^〔85〕同性恋军人多数是水手，他们利用休假来轻松地挣些钱或者得些好处。“同舰艇的几个水兵在戛纳和尼斯通过同性恋挣了许多钱”。^〔86〕同样，一名海军军士乔治·巴尔迪西在休假时接受“由一些众所周知的同性恋者陪伴”，“以可耻的殷勤、消费、饭局、烟草和钱物为代价”。^〔87〕一次口交或手淫的费用15-20法郎不等，度夜费40-50法郎。可以直接拉客，但一些人有中介人或常客。警方认为，不论在卖淫中的性角色为主动或被动，都发现有“敲诈者”，一些“放鸽子”的主要进行敲诈和偷盗，偷嫖客财物或者进行恐吓。^〔88〕卖淫可能是非正规的，水手在跟“顾客”走以前并不要求一定的钱数，报酬是不言自明的，嫖客会给他钱，作为礼物而不是作为性取悦的费用。因为这一原因，付款并不是总有保障。有时，水手并不收钱，满足于让伙伴支付吃饭、看演出和房间的费用。同样，即使水手拒绝鸡奸或其他服务，他仍可能被付给钱物，无疑是为了确保他保持沉默和避免情绪的转变，因为被突然冒犯的水兵可能会转而攻击他的伙伴。实际上，没有水兵自称是同性恋者，多数人解释说自己因为缺钱才进行卖淫。1932年5月15日0点30分，海军下士鱼雷兵乔治·勒卢在土伦的圣罗克广场被发现与一名著名的同性恋者在一起，他坚决否认是约会。警察认为他“明显不诚实，听从尚夫里先生建议，尚夫里首先想让他的朋友避免处罚，这会剥夺他的可耻服务”。^〔89〕卷宗里附加一封尚夫里5月15日致勒卢的信，信中赞扬他如此回答，向他保证在有新的麻烦时给予支持。实际上是警方的监控使约会变得复杂，水手的朋友们利用各种拖延策略来留住同伴。一些被发现的水手可能是偶然进行同性恋活动，另一些则相反，将此作为一项外快，承认与许多性倒错者交往，或者有一个被引诱的情人。有些平民在向水兵献殷勤时被发现，而水兵立刻拒绝他们，有时甚至有暴力行为。比如一个德国人阿尔弗雷德·波克兰特跟着一个18岁的年轻水手进入土伦自由广场的一个男厕。“而且，在他小便时，他曾抓住他的阴茎，明显想进行手淫。”^〔90〕水手感到震惊，一边走出一边痛斥不速之客，后者感到害怕，向警察求救。而波克兰特向警察坦白：“我讨厌女人，我喜欢手淫。”我们从此处看出与英国和德国的不同。同性恋者不将自己看作潜在的罪犯，当他害怕攻击时向警察求救。这不大可能是常见的态度，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被登记，而是如果他们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话，他们害怕丑闻的传播。但是，警务报告指明了所有涉嫌者并不总有对于他们同性恋行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海军下士机械师欧仁·布尔什拒绝了两名平民的勾引，但他完全明白自己的行为不能避免指责：“虽然辩称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但他承认与博尼维塔和拉菲特交往时有些轻浮。他保证以后在选择朋友时会表现得更加谨慎。”^〔91〕事实上，所有在土伦休假的水兵都是潜在的违法者。出入某些场所、与某些名声可疑的人来往、可疑的态度都足以让人作出同性恋的假设。

被警方登记的平民同性恋者并不构成一个特别阶层，包括各个年纪，大约在17-50岁之间；嫌疑人的职业也不尽相同，但表现出以工人阶级和小资产者为主。工人与水手出入相同的场所，经常在码头工作，这方便了他们的接触。这些关系肯定比发生在城内的更不易觉察，在城里，一个水手和一个富裕阶层的人深夜争吵很容易吸引警方注意。比如，一名退休领事最初交代了假名字，“随后很恼火地承认是性倒错者，但他坚持保护自己的名誉”。^〔92〕通常，这些男子偏爱在一个他们不被认出的城市行动。但是，警方将某些疑犯看作“众所周知的倒错者”，或者是一个城内的知名人物，或者是一个几年或者几月前登记在册的人。确实存在一种港口同性恋亚文化，他们不求隐蔽，互相熟识，他们在性方面的识别通过一些暗示性的绰号。比如安德烈·尚夫里绰号“女检票员”，皮埃尔·克勒曼的绰号“小姐”，让·吉约被人叫做“扎扎”，古斯塔夫·普卢维耶“迪亚娜·德·博利厄”，莫里斯·博塔“莫莉塞特”，弗朗索瓦·勒康“拉莫娜”，马蒂兰·舍瓦利耶“若尔热特”，亨利·卡尔庞捷“苏西”，路易·费斯特“露露”，鲁道夫·勒布勒东“奥尔加”。在1932年1月23日的警务报告中，我们找到几张性倒错和易装者的照片，“他们在土伦的名气可以和一些著名交际花相比”。对于这些男子，港口，特别是土伦港是他们的地盘，是一块保留地，以同性恋拉客为主要目标。警方提到了罗伯特·拉菲特的情况，“土伦最知名的同性恋女方”。“他被迫更加谨慎行事，越来越难以找到人，他对警方表示不满，指责他们毁掉了他所认为是我们城市吸引力的东西，这是旅店业繁荣的一个原因。”^〔93〕一些人如安德烈·布里桑则毫不掩饰，公开进行夸张举动以吸引注意，“他刻意夸大女性化外表，满不在乎地以做同性恋女方为荣”。^〔94〕同样，根据警方报告，画家克里斯蒂安·贝拉尔、^〔95〕作家乔治·大卫以及许多年轻人在马约尔苗圃与一些年轻水手相会。他们冬天在巴黎生活，夏天到“蓝色海岸”。^〔96〕虽然他们承认自己的性倾向，但他们拒绝签署声明。这些半公开的同性恋者并没有感到羞耻，他们对警方的措施非常不满。他们感觉自己被监视，经常在私生活中受到干扰，有时不得不去警局按照一些羞辱性的程序作证。除了土生土长的土伦人，我们还发现一些顺路的旅客，他们因为这些性方面的好处选择土伦。比如安德烈·尚夫里，“这位公务员经常来土伦，唯一目的是在那里会朋友，满足他的变态本能”。^〔97〕港口自然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在警务报告中也有所表现。^〔98〕

他们采用怎样的手段来建立联系？首先，同性恋者有一些识别信号。上衣或大衣的左上口袋的小手绢表明性倾向，手绢翻出来的是一个女性角色，分成两部分的是不论男女都可以，分成三部分是男性角色。其次，最简单的方法是天黑后在土伦同性恋者和警察都熟知的几个海员经常光顾的广场拉客。自由广场、军器广场和圣罗克广场是几个受到偏爱的约会场所，但还有人提到“19点到21点”的沃邦大街和泰塞大街。乘车拉客的有北大街，是“晚上比较僻静的街道”。一旦勾搭上了水手，他们一般会到城里的一个酒吧，有些酒吧主要接待同性恋。在尼斯的塞甘酒吧里，当老板以一定方式走过椅子后面，他们就可以上楼上的房间。报告指出很难列出这些酒吧，因为每个季节地址和名字都会变。在马赛的艾蒂安酒吧，老板有一份水手名单，他充当中介，拿10％的佣金。埃克塞尔西奥和瑞士咖啡厅也是同性恋约会场所。在布列斯特，我们可以举出企鹅咖啡厅和出发咖啡厅。在土伦，我们有一份非常详尽的酒吧名单。在1929年，玛纳酒吧、杰基酒吧、人称海军钱包的锚地酒吧、蝉声酒吧、迪布瓦跳舞场。1930年，在桑西－韦尔姆、玛德莱娜、小世界跳舞场（前“迪布瓦”，非常有名，英国远东航线的旅客很愿意怀着好奇心到那里看看）。1931年，在海神酒吧、剧场餐厅、摄政酒吧、王宫酒吧、克拉里奇酒吧。喝酒以后，两个人会去一家旅店。总是同一些旅馆：贝尔韦代雷旅店、终点旅馆、泰塞大街旅馆、北方旅馆、法兰西旅馆、皮热广场旅馆、吉罗旅馆、谦卑街旅馆、贸易商旅馆、共和国街旅馆。这无疑是因为那里的人员是串通好的。这些旅馆受到警方特别监视，他们经常组织查房。有些人采用小广告交友，主要是在《裙边》报上。在跳舞场也可以遇到一些水手，比如土伦的民众舞场。另一些人则通过水手的透露来建立一份可选水手名单，他们可以直接联系。“福西尼－吕桑热亲王旅店的店主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有一个本子，上面列着弗雷余斯－圣－拉斐尔航空中心的水手的住址。”^〔99〕警方的手段是依靠对同性恋约会场所和拉客习惯的掌握。除了公共场所和旅店内的逮捕，多数行动是在男厕，那里是传统的同性恋约会场所：“所有这些人是在2月24日到3月11日战神广场公厕内进行的巡查中被甄别出来，同性恋者长久以来在那里约会，他们的可耻行径招致街区居民的抗议。”^〔100〕这些公厕内外的逮捕可能采取多种方式。比如，伊万·菲利普被发现在便池旁“与一名著名的性倒错者亲密交谈”，这使他成为嫌疑人。同样，二等文官约瑟夫·勒巴尔克在公厕内被捕，他在20点15分与两名平民进入公厕，“他们的犹疑举止给人约会的印象”。两名警官在21点10分进入，但发现这些男子态度正常，他们的解释纠缠不清，但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在小便公厕逗留对警察而言肯定是一个讯号，比如对于两名声称自己是为解手而去厕所的疑犯，他们总结说：“有两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他们的不诚实。第一个事实是他们逗留大约30分钟，持续时间至少是不正常的。第二个事实是这些小便公厕‘常客’的明显的不道德。”^〔101〕另一些逮捕出于偶然，比如两名自行车巡警停在一辆停止的汽车前，发现“奥尔坚跪在吕里安面前，正在对后者进行口交”。他们被逮捕，关进土伦拘留所，被轻罪法庭判处两个月监禁。另一种方法是利用为警方熟知的同性恋者来发现他交往的人，比如“对吉约·拉菲特周围进行严密监视”。^〔102〕某些同性恋者也可能通过揭发被发现，一名大学生揭发一名公证人和一名希腊语教师是同性恋者。^〔103〕

但是警方还掌握一套“心理”档案，可以很容易识别性倒错者。报告着重一些体质特征：“根据他的举止和他的交往，他可能是同性恋者。”^〔104〕“吕西安·奥尔坚有女性气质，而且他通过化浓妆、拔除眉毛和用油性笔重新勾画弧度来使面部线条柔和。”^〔105〕“高大、纤细、面部和举止女性化，费利克斯·布雷塞代表女性角色同性恋者的典型。”^〔106〕警察以对所描述行为采取批评角度来确保自身的道德，这涉及一些“可耻的激情”、“特别的激情”、“性反常的关系”。而且，报告刻意采用科学文体的描述，给予警方的监视一定合法性。通过适应时代话语，警方在反变态斗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警务报告怀疑奥古斯丁·加尼耶否认与一个水手睡觉的证词，因为他是“一个彻底倒错的同性恋者，对他而言‘蓝领’构成对他病态色情的一种排遣”。^〔107〕同性恋者本身往往重复着一些医学话语：“我天生是同性恋者，同许多人一样我拿自己身上这种无法治愈的恶习毫无办法。”^〔108〕“萨米埃尔·斯卡塔齐尼自称阳痿并因此倾向于同男子取乐。”^〔109〕这些报告涉及嫌犯的性行为，总是指明涉及的是“被动”（女方）或“主动”（男方）的同性恋者。他们区分向海员提出的要求的类型，但他们对伴侣和持久关系的存在也有所认识。“吕西安承认与一些男性和女性保持性关系，特别是进行手淫和口交。”^〔110〕“科隆巴尼对利吉贝尔进行手淫，随后向他提出肛交。”^〔111〕“我曾把阴茎插进他肛门一次。而且，他对我施以猥亵，给我手淫直至射精。”^〔112〕“两名男子组成性倒错夫妇。”^〔113〕“有理由相信，这名水手目前是勒布勒东的情人。所以这无疑涉及一名男性角色的同性恋军人。”^〔114〕法国警方的措辞与英国官方的措辞有很大不同，超越了刑事评述而承担起规范社会生活的职能。土伦和拉塞纳警长给保安总局的报告^〔115〕可谓是一份这一时代对同性恋的真正知识和偏见的总结。报告区分“先天性倒错”和“通过接触和交往习得的变态”，表明其“莫名却真实的原因在于许多个体的病态退化”。报告人声称“真正的倒错者通常属于富裕阶层，是一名以本能、生理需要而不是出于邪恶行事的‘病人’”。他并不危险，而是女性化和柔和。在他们周围有“一伙人”，他们的变态是习得。这是一些惯犯、军人，是“对公众的真正威胁”，其中有“许多水手，多数进过惩戒营，曾经是海上服刑人员”，还有一些年轻人从军是为了逃避教养院。为了支持这一论证，报告引用《法医年鉴》1929年第3期一篇文章，是一个军医关于文身问题的证言。^〔116〕

除了这些日常报告，我们找到一些更严重的案件，更清楚地说明了海军和卖淫、巴黎与法国港口之间的联系。在布列斯特进行了一次关于几名水手在首都卖淫的调查。水手赖特尔多次在休假时到巴黎，他与情人拉卡兹一同生活，后者提供吃住和零花钱。赖特尔被拉卡兹的一个朋友看到接受服务费（200法郎）。他的活动仅限于此：“我曾去过拉普街，但我没有卖淫。”^〔117〕对他的两个朋友也进行过一次调查，他们出入巴黎拉普街的布斯凯酒吧。他们经常被一些同性恋者搭讪，然后带他们去旅馆。据费利克斯·里夏尔说他们“进行鸡奸”，他做“婆娘”。通常是第一个水手成为一个巴黎人的朋友，然后开始形成网络。巴黎人随后物色其他水手，找他们来巴黎。他把他们带到不同的酒吧，在那里他们很快发现制服可以带来的好处。比如，水手罗歇·阿德罗在假期去了巴黎洛凯特街的一间风笛酒吧，在那里遇到一个男人，“他立刻明白这是一个‘阿姨’，就是说一个找人干的”。他乐于接受他的殷勤，“希望借此赚些钱”。^〔118〕一桩更严重的案件涉及阿莫里克舰艇学校的见习水手。在巴黎，中介勒布歇雇用这些休假的未成年海员从事卖淫。这些男孩在邦迪街86号的泰奥饭馆和拉普街的诺埃格舞厅拉客。他们随后把顾客带到圣马丁门、克利希广场和皮卡勒的旅馆。有时，勒布歇以海洋为主题组织特别音乐晚会。一些年轻海员招募了一些新伙伴。这些报告“使艇上已经普遍的恶行更加传播”。^〔119〕海军、军队的名声乃至法国的荣誉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受到威胁，舆论骚动。芒什省参议员寄出的一篇文章题为《人们将宽容土伦丑闻更久吗？》。^〔120〕他在文章中指出，几名警长同时而且以几乎相同的通报提请海员注意妨害公共道德的情况，建议向检察官指证。很难相信这是巧合，他们很可能得到内务部的警示。文章这样结尾：“塔尔迪厄先生是否了解使马赛、土伦、尼斯和其他港口名誉扫地的这些可耻的放纵？”这些担心不是孤立的。1929年9月13日《十字架》报发表一篇题为《让我们关注海员的道德》的文章，向海军部指出，在土伦“一些外国人出入的夜总会正在上演与战前在科孚岛凯泽和朋友们的淫乱同类的集体放纵”，“一些无耻的拉客者守在休假码头，邀请年轻的海员”。文章的作者是马比勒·迪歇纳将军，他强调警方镇压的软弱，指出海军军方对不负责任的平民无能为力，要求相关各部门更好地合作。这些不同文章反映舆论对与军人相关的男性卖淫问题的新的认识。人们可能疑惑这些担忧是否正是加强监控的原因，或者海岸警察局采取的新措施使这个问题暴露。

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很难确定警方监控的原因。在我们涉及的案例中，似乎以与水手交往的同性恋者为目标的特别监控于1925年前后从土伦开始。一些报告确实提到1925年2月2日土伦警察局长的指示。该城警长法布尔先生在1927年6月24日给土伦警察局长的报告中回顾说，自他任职以来就注意到该城存在大量同性恋者。他因此在1924年12月16日写了一份报告，请求采取措施。因此我们可以推测1925年警局的指示是这份报告的直接后果。警长指出“在您的许可下”对一些同性恋者出入的会所进行“严密监视”，渐渐有所发现，提供平民与军人的名单和他们的全面信息。这些细节似乎证明，在此前未进行任何特别监控，在土伦也没有登记同性恋者的习惯做法。一些被警方逮捕的同性恋者也抱怨这种新气氛，抗议这种他们认为没有先例的专断的迫害。在1931年12月1日报告中，法布尔先生详细解释他如何理解自己的使命：“公共权力应该通过严厉措施来限制这种威胁我们年轻人的危险，并遏制其传播。其流行给我国各阶层带来一些深重的和无可补救的困扰。”“监视、驱逐、控告在土伦和拉塞纳出现的同性恋者是我们的职责。”这位新警长似乎是调子转变的原因，同性恋问题是他个人的关注。例如他记述说“他的关注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一局势”。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因为这一大规模警察行动不纳入任何司法框架：“不顾任何规章上的欠缺，我有所成效地对一些人们指出是同性恋会所的经营者施加了半官方的压力，八家中有七家。”^〔121〕警长很遗憾不能够对发现的土伦同性恋群体诉诸法律。他指出对众多性倒错的平民无能为力，对于水兵也只能通知军方采取纪律措施。同性恋酒吧的问题多次提出，比如瓦尔省长写信给内务部长：“我认为不可能合法地决定关闭这些提供给我的名单中的会所。”^〔122〕所以地方当局只能对经营者施加半官方的压力以使他们采取措施疏远同性恋者。但军方却可以禁止陆军和海军进入同性恋约会场所。土伦海军司令也谈到“可遗憾的立法情况”使任何镇压都“不起作用”。除了一些罕见案例，对法国平民的追究以不予起诉和无罪释放告终。“希望现行条文得到修改以使对同性恋的镇压更为有效。”^〔123〕在所参阅文件中，我们发现仅有的一些被判刑平民是在公然猥亵和引诱未成年淫乱的范围内。1931年12月1日报告列出甄别的“性倒错者”名单，然后列举了对公然猥亵的判决。1929年有24名法国平民性倒错者、12名外国人、35名水兵和军士、1名海军见习生，共72人。1930年有37名法国平民、3名外国人、19名水兵和军士、1名第7北非骑兵队中士、1名第8塞内加尔步兵团士兵，共61人。1931年（1-10月）有28名法国平民、5名外国人和8名水兵，共41人。判决因情节而有所不同。退休殖民地步兵军士路易·韦尔甘两次因猥亵被判刑，第一次被判两个月监禁和25法郎罚款，第二次两个月监禁和50法郎罚款。量刑明显因重犯而增加。夏尔·贝雷塔于1930年6月28日被捕，当时他刚刚对帆索水手艾哈迈德·本·曼苏拉手淫。他们被判处4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勒内·加朗1930年6月25日凌晨3点30分被发现在军器广场对塞拉芬·雷努齐进行口交，他们被判处两个月监禁。让－玛丽·拉卡德1930年6月30日0点30分在圣罗克广场被发现正在由一名水手为他口交，判两个月监禁。量刑最重的（6个月监禁）是对朱斯坦·梅萨热，他对一名六岁半男孩施以“不道德行为”。我们发现量刑在2-6个月之间，有或者没有缓刑不等，罚款与否不等。可能有不同的因素起作用。一名军士与一个平民在小世界跳舞场被捕，他被送交当地海军惩戒机构，他穿着非制式的“奇特”服装。同样，水手路易·德叙涅因与一名平民睡觉被捕，他在舰上有不服从上级的不良记录。对于水手，实行的惩戒也不尽相同。一名水手曾两次被降级，第二次因为“特别性质的有悖道德的提议”。因为他继续与一名16岁水手保持关系，他因猥亵被判三个月监禁，并被从海军除名。^〔124〕在洛里昂，一名海军少校是流言的对象，他最终承认了事实，自己要求退休。事实上，监控措施首先触及军人。平民不会直接因为同性恋行为被判刑。但是逮捕可以个体甄别，如果他们以后涉及违法就不可能指望法官的宽容。

从这些不同报告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行政、军方和警方的协同镇压还谈不上。尽管如此，似乎在港口范围内保安局下达特别指示给沿海警察局，对同性恋行为进行监视。^〔125〕这些命令首先说明他们长期将同性恋和颠覆混为一谈。在被登记的性倒错者中，外国人是特别措施的对象，他们会立刻成为驱逐性逮捕的对象。西班牙人米盖尔·波库伊与一些年轻水手交往，他否认是同性恋者，但承认有“一些缺陷”。警务报告表明，他是长期监控对象，在必要情况下会成为驱逐的对象。对同性恋者监视的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比如一名意大利铁匠恩斯特·福特请求入籍，已经获得了有利的批示。他在1931年10月14日被捕，他承认“寻找倒错者的目的只是为了弄些钱”。他被驱逐出境。似乎也曾有针对已经入籍的外国人的案例，瓦尔警局局长抱怨，根据现行法律不可能取消他的新国籍。我们再一次看到民事当局尽可能补足关于同性恋的法律缺陷，瓦解脆弱的同性恋团伙。外国同性恋者是一种特别恐惧的对象，因为人们认为他是潜在的间谍：“我特别专注于发现与海员有关系的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126〕同样，我们看到从内务部发出的报告总是关系到“共产党和反军方的宣传”、“军港的共产党和同性恋宣传”、“共产党和同性恋海员出入的公共场所”。1927年，海军部发给内务部“共产党和同性恋者酒吧和约会场所名单”。这种持续的联系意味着对于法国当局来说，这两种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目的针对瓦解陆军和海军、维持不服从上级的气氛和传播反军方的口号。约瑟夫·迪布瓦案件是一个典型事例，他在土伦经营迪布瓦跳舞场。1928年12月12日警务报告将这个跳舞场描写为“一间真正的下流酒吧，充当各类污点分子、同性恋者和惯犯的约会场所”。老板是一名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坚决主张反对军队。他买《人道报》放在桌上给顾客看。

将同性恋用作政治目的并非是单向的：“这种特别状况对青年道德有所影响，海军新兵特别容易受到一些有害唆使——‘蓝领’似乎是一种诱发因素，必须看到它对共产主义的协助，共产党不会错过借此宣传。”^〔127〕莫尔比昂省社会党机关报共和派双周刊《莫尔比昂警报》披露了1930年1月15-23日一桩同性恋丑闻，其中涉及一名海军军官。报纸暗示有人曾施加压力以平息事件：“当然是丑闻，但是如果仅仅因为涉案者的‘胳膊长’就使事件平息，那将是更严重的丑闻。”^〔128〕“我们之所以现在打破我们一直遵守的沉默法则，是因为有人施加影响来平息事件。”^〔129〕同性恋不论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报刊中，都被看作是特权者的恶行，是另一种剥削民众的方式。而卖淫如我们所见，主要是水手所为，出于明显的金钱的原因。但是海军中的同性恋并不限于最底层，“贝亚恩号”事件证明了这一点。1928年11月28日《人道报》一篇文章披露贝亚恩号航空母舰上一起丑闻。一名水手以“特别作风”告发舰上指挥部。似乎他曾遭“16名鸦片鬼”凌虐。按照报纸的说法，在比塞大水域8天演习之后，舰上人员劳累过度。指挥部为了消遣决定组建一支爵士乐队，被舰上人员戏称“屁精爵士乐”。在一次热闹的晚会后，这名水手被“施暴”。受害者被逮捕并隔离。报纸的结论：“这是指挥我们水兵同志的变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的无耻展示。代表着行动中的法西斯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调查报告中的几点使我们相对地看待事实。受害的水手维克多·库赞是一名“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者。他是一名同性恋者，警务报告描写他女性化、喷香水、注重个人仪表。对于警方而言，这是一名“危险的污点分子”，他在1927年因在和平时期开小差被判一年监禁。而且这名水手与一名海军军官德·舍维尼海军上尉似乎有染，上尉在1924年和1925年曾被指出是同性恋者。而且这名军官有毒瘾。对于警方，这种关系从民族的角度看来代表着一种很大危险。一名军官和一名水手的亲密关系本身无疑已经触犯等级精神、军队权威、海军荣誉。而且，一名有毒瘾的军官不大可靠，也可能多嘴多舌，他与一名共产党水兵的关系似乎体现了地方和军方对同性恋关系的最大恐惧。警方报告承认，“在这艘舰艇上存在一个真正的海员同性恋‘窝点’，他们以丑恶的场面互相满足令人厌恶的激情”。^〔130〕所以爵士晚会可能已经变质，而海员是否是受害者则很难确定。事件对于警方是清楚的，库赞与《人道报》直接有关，报纸将他表现为海军军方的受害者。所以这是以同性恋为掩护的“反军方宣传”。同性恋者和共产党被联系起来，后者利用前者散布自己的宣传。另一方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揭发对同性恋施暴可以描绘一幅指挥部的不堪画面，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恶习，将舰上人员用作性目的。同性恋于此处只是一个鞭挞对手的借口。

从这些文件中能得出什么结论？警务报告使我们对猜测中有组织的港口同性恋亚文化形成具体的了解。报告还显示出实行过一些介于法律边缘的监控。尽管如此，因为缺少资料，很难对法国其他地方的警事状况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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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作为同性恋解放的年代并非是无忧无虑的年代。对反同性恋镇压的研究使我们排除了任何对当局的“宽容”的假设。在英国，镇压加强，从1931年起更加系统化。但是，英国警方对这一问题充满热忱，却只能针对一些最具现行性的案例，这些案件发生在公共道路，妨害风化，通常是男妓、近卫团士兵和屡教不改的拉客者所为。除非有举报，警方对私下的成人间自愿发生的行为几乎无所作为。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与先入为主的想法相反，镇压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几乎看不到判刑数字降低，法律草案说明同情同性恋的力量薄弱。虽然左派政党支持同性恋事业，但同性恋的议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只有一些特殊案例解释了德国20年代的宽容名声，如同统计数字所证明的，柏林警方是随和的，尤其是同性恋的表达得到宽容。同样，除非举报，成人间自愿的行为不太可能诉诸法律。虽然法国由于刑法的缺乏而享有宽容的名声，但只是相对而言。这种不受制裁使许多人不满，他们竭力打击那些最薄弱的同性恋群体，或那些同时有其他非法行为的人，尤其是消费毒品。同性恋宣传仍然受到审查机构的严厉控制，而对“海员和共产党”群体的监视使对港口同性恋者的严密监视合法化。

这些沉重的方面在20年代受到忽略。同性恋者愿意相信“疯狂年代”的无忧无虑、风气的解放、群众的宽容。30年代的危机将显示社会内部的张力作用。突然，同性恋者发现自己的地位动摇。对于所有相信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人，这一打击是彻底的。宽容是虚假的、脆弱的、梦幻的、有时代局限。回潮只会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