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思想与机会主义：左派的误解与叛卖

在20年代，许多同性恋者相信左派的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9世纪末以来就对同性恋者的事业表示出兴趣。俄国革命确立了左派支持性少数的想法，因为左派决意使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权利战胜虚伪保守的资产阶级道德。但是，左派的态度在30年代的绝对化之前是暧昧的和不稳定的。

对苏联的幻想

对于英国和德国同性恋者，苏联在20年代代表着参照的一极。1918年，布尔什维克俄国对同性恋免于刑事追究，^〔457〕这使苏联置身20年代性改革的前列，为之赢得欧洲同性恋者的感激和崇敬。^〔458〕通过对同性恋免罪，布尔什维克代表进步力量。他们似乎带来一种新的性道德，不是建立在虚假的体面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身体平反和性交流平等的基础上。但是在1934年，同性恋作为“法西斯的变态”在苏联重新成为罪行。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对同性恋的立场从未明确。关于这个问题的基础文本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分工在其中未受到质疑，异性恋被认为是自然倾向。同性恋主题在其中只是在谈到古希腊时附带地提及，是以最否定性的方式：“但是与妇女的堕落相对的是男性的堕落，腐蚀他们直至沉沦于进行鸡奸并通过以甘尼米（译按：宙斯的侍酒少年）的神话污损他们的神来污损他们自己。”^〔459〕而且恩格斯以厌恶同性恋著称，他称“鸡奸的可耻行为”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反天性恶行”，是性挫折和妇女堕落的征兆。比如，在卡尔·马克斯1869年6月寄给他一份卡尔·乌尔里希斯的宣传册之后，恩格斯回信：“你给我寄来的是一名非常奇怪的‘同性恋者’的东西。这真是反天性的暴露。鸡奸者开始清点自己，而且发现他们在国家内部代表一股力量。他们只是缺乏组织，但在这篇文章之后，似乎组织已经存在了。幸好我们已经太老了，不必害怕在这个党派胜利的时刻我们必须用身体向胜利者进贡。但你可以料到，一旦德国北方刑法立法采纳‘肛门权利’^〔460〕，那就大不一样了。对于我们这些用前面家伙的可怜人、受到女人的幼稚引诱的人，这会变得很难过。”^〔461〕所以很清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源头对同性恋没有任何宽容。对智性主义的指责使纯真的工人阶级的神话加强，工人阶级“天然地”向善，不受任何性变态的影响。从同性恋的角度，这突出了“法西斯变态”的概念：一种“走入歧途”的性行为只能是腐朽阶级的产物，工人同性恋者显然是受了资产者腐蚀。同样，一个女同性恋者是一个不积极的女人，企图逃避烦恼。一个革命女性不可能是同性恋者，她甚至不可能是女权主义者：“我不相信这些女性斗争的团结和持久，她们的个人罗曼史与政治活动纠结在一起。我也不相信这些好色的、随便哪个女人都能哄骗的男人。不，不，这一切与革命是不相容的！”^〔462〕青少年也未幸免：“青年运动也不脱这种病态，即对‘摩登’的关心和过分强调性问题。如同许多人向我汇报的，性问题也是青年组织偏爱的主题。这很容易导致某些人性放纵、健康和力量的损害。”^〔463〕最终，性与革命似乎是不协调的：“革命不容许性放纵，就像邓南遮的堕落的男女主人公认为正常的东西。性生活的混乱是资产阶级的，是一种颓废的表现。”^〔464〕

但某些文字却维系着苏联在同性恋问题上自由的神话。莫斯科社会卫生学院领导人格里高利·巴特吉斯的宣传册子《俄国的性革命》（1923）于1925年在德国出版。他在书中确言苏维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介入性问题，只要没有对人施暴或损害。在1930年《苏维埃百科全书》初版第17卷中发表的“同性恋”词条同样是有启示性的。词条参照希尔施费尔德和弗洛伊德为免罪辩解，指出虽然同性恋者不是罪犯，但以苏维埃法律来看仍然是一个病人。因此，虽然法律的改变有利于同性恋者的发展，但并不保证心态的转变。当然，在同性恋合法的时期没有迫害。1921、1928、1929和1930年苏联派代表参加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世界性改革联盟大会。希尔施费尔德甚至在1926年驻留苏联时受到欢迎。他还得到通知，联盟第五次大会将在莫斯科举行，但最终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尽管如此，西蒙·卡林斯基指出，如果比较法律镇压的沙皇时期和所谓自由革命时期，人们发现在沙皇时期有更大的默许的宽容。苏联同性恋作家如米哈伊·库兹明在苏联报界不被提及。他们从未因性取向，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出身受到批评。许多艺术家为了保证自己的前程而结婚。西欧对苏联同性恋状况感到迷惑的一个最鲜明事例是谢尔盖·艾森斯坦。在苏联，他曾经试图压抑自己的同性恋。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受到党的路线影响，他向批评家谢尔盖·特加科夫透露：“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和弗洛伊德，我会成为一个新的奥斯卡·王尔德。”^〔465〕他最终在一次驻留柏林和巴黎期间摆脱了自己的恐惧。与此矛盾的是当时德国和法国同性恋者视苏联为典范。在墨西哥的一次丑闻之后，艾森斯坦在苏联政府威胁下不得已坦白了自己私生活，他再不能够拍摄电影，回国并同意结婚。

但是对同性恋的敌意在报刊和政府内部不断增长，直至1934年颁布新法。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宣称这些措施保证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胜利”，同性恋合法化是法西斯所为。^〔466〕他还创造惊人的口号：“根除同性恋，法西斯就会消灭。”^〔467〕报界发起反同性恋运动，将同性恋归入一种“法西斯资产阶级的退化”。这不仅是一桩反道德罪行，还是反国家、“反社会”的，与抢劫、反革命行为、破坏、间谍等同列。情节轻微的可判处三至五年监禁，如果其中一个由另一个供养（154a和121条）则判五至八年监禁。威廉·赖希认为同性恋案件归属国家安全局。1934年1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敖德萨有多起对同性恋者的逮捕，其中许多是艺术家。同性恋被归入反对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工人阶级任何成员都不可能是同性恋者。虽然同性恋者受到严厉的和歧视的看待，但他们没有受到有系统的迫害。如果他们保持谨慎，如果他们结婚，他们通常不被打扰。所以许多同性恋知识分子对苏联榜样的热情主要建立在误解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性问题持清教徒言论，与风俗解放相去甚远。同性恋受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否定，同性恋者在苏联也很少得到宽容。对同性恋免罪的根本进步也不过是临时的让步。

无政府主义的支持

在两次大战之间，某些无政府主义潮流表现出对同性恋者事业的最大支持。但是，因为他们人数少而且缺乏组织，他们对舆论的影响微不足道。^〔468〕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性问题感兴趣。欧仁·阿尔芒对个人主义作了界定：“所有想强加给个人和集体一种经济、智性、伦理或其他的生活单边概念的单位或组织，都不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个体无政府主义的试金石。”^〔469〕个体无政府主义者特别受到了马克斯·施蒂纳及其弟子约翰·亨利·麦凯的哲学的启发。

施蒂纳的个人主义充当了为同性恋辩护的基础。他的哲学发展个体超脱社会束缚的观点使“性少数”得以发展，肯定了个人的特殊性。施蒂纳质疑了直接源出统治阶级的道德：“‘罪行’和‘疾病’是两种非自我的看法，即并非出自自我的、来自他者的判断，不论所损害的是普遍概念的‘权利’还是个人（病人）和团体（社会）的健康。‘罪行’受到无情对待，‘疾病’待之以一种‘慈悲的温情’、加以怜悯等等。”^〔470〕这一段可以适用于同性恋，根据不同的角度，同性恋同时被看作罪行和疾病，受到严厉的或者怜悯的裁判。施蒂纳还指出，普遍感情支配道德思考。同性恋者如同所有“个体”，即为自己着想和捍卫自己“独一无二”权利的人，只是一只使群氓团结于共同的斗争的替罪羊：“民众狂怒地发动警察扑向所有他们觉得不道德的人或只是不得体的人，这种民众的道德狂热比政府更能够保卫这种制度。”^〔471〕施蒂纳的继承者们对同性恋者表现出很大宽容。与立场游移暧昧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同，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坚定并明确地维护同性恋者。在法国，在欧仁·阿尔芒的主持下，界外出版社出版的几部著作明确表明他们对同性恋者的善意：“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对同性恋的态度不含偏见，不偏不倚，将科学观点和对个人自由的绝对尊重结合起来。”^〔472〕这种自由主义可见于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几部著作，也表现在对同性恋刊物《性倒错》的友情支持。但是并不能普遍化，无政府主义领袖表明的这种宽容并不总是被基层赞同。《性倒错》更是界外出版社的读者间争论的话题。^〔473〕

在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我们看到两个赞同同性恋的论据。首先是其挑衅和质疑既有价值、现存权力的作用。同性恋从内部破坏父权社会。阿尔芒回想起无政府主义者艾萨克·戈德堡的一句格言：“性变态之于爱情就像无政府之于资产阶级习俗。”^〔474〕再者，同性恋源出个人主义，为所有秩序中的少数斗争。同性恋者就像自由联盟分子，有权生存和表达自己的差异。“从纯粹自由的角度看，显然不能拒绝个体随意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若非如此，禁止将从同性恋扩展到手淫和卖淫，不需太远就会导致独断和前后矛盾。”^〔475〕但是，这种宽容绝不可理解为热忱的宣扬。阿尔芒是明确的异性恋者，他不希望同性恋占主导，并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高级的爱情形式。这解释了他为何批评《哥利东》和那些区分“性倒错者”和“好男色者”的人。简言之，每个人都有权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应该加以裁断：“每个人都有自由做爱的自由，但不要把我们的床帷敞开！希望那些同性恋的幻想者只是说：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并不想让自己与众不同。”^〔476〕个人主义的论据将维护同性恋置于少数权利的背景中，但同样依据对同性恋群体和积极斗争者所遇到的问题的了解，比如阿尔芒引用卡彭特、乌尔里希斯、埃利斯、克拉夫特－埃宾、费雷、莫尔。他调查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对同性恋的司法状况。他熟悉德国斗争者的刊物《唯一者》和《友谊》。但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虽然是自由派的，但却是间接的。他们没有以个人主义和质疑社会偏见为核心来重视维护同性恋，他们宁愿基于民众教育的传统并借助医学论据将同性恋者表现为受害者。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维持坚定和积极的立场：“先天性倒错的情况只与同性恋者本身有关。真正有病的人，如果得到证明，属于病理性而不是纪律处罚的范围。个体无政府主义者承认同性恋者有权结社和出版报刊、杂志、书籍来表达、捍卫他们的事业以及将无知的同性恋者团结到自己的群体。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倒错者均无例外。”^〔477〕

最能代表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对维护同性恋的影响的是J. H. 麦凯（1864-1933），他是施蒂纳的弟子并为他写过传记，是接近阿道夫·布兰德的唯一者联盟的同性恋者。他以笔名“萨吉塔”作为同性恋积极斗争者为人所知。对于麦凯而言，保卫同性恋是无政府主义反对个人压迫的总体斗争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拒绝为同性恋辩解，他将自己置于极端处境，不适应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他的行动虽然值得称道，但不会使同性恋者的解放和舆论的宣传有决定性进步。彻底的个体哲学更像是浪漫理想而不是政治行动。读他的小说《小玩偶》（1926）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小说复述一个15岁少年京特的遭遇。他出身乡下，来到柏林找工作，沉沦于卖淫。小说对柏林罪恶的描写和对同性恋关系独特的见解都很有趣，摆脱了任何对医学的参照和辩解企图。他首先揭露了一个金钱主导的系统，符合那些富裕家庭的家长的要求，他们希望不为人知和不受惩罚地满足自己的欲望。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尼采哲学的影响同样充当了道德批判和为同性恋平反的基础。尼古劳斯·松巴特记述了一个全慕尼黑闻名的特别的同性恋者路德维希·克拉格斯，他为平民子弟授课，他对尼采无限崇拜，想“通过向他展现少年的迷人舞蹈”来使尼采复生。除了轶事以外，他在尼采哲学中找到为性反常辩解的论据。对于他而言，道德只是保存一个半残缺或者完全缺陷的物种的必要条件的总和。^〔478〕他指责教会通过“阉割”来打击激情。“然而从根本上打击激情就是从根本上打击生命，教会所为正是反对生命。”^〔479〕“逆反自然”的正是这种道德，“即几乎所有至今被传授、教诲和宣扬的道德，与生命本能对立，是对这些本能或明或暗的粗暴谴责。人们至今所了解的道德——像叔本华最后表述的‘生存愿望的否定’——是强加于人的堕落本能，它对人说：‘去堕落吧！’这是由被谴责者作出的判断。”^〔480〕这些论断质疑整个传统社会的基础，将角色翻覆，使“不道德者”成为生命的持有者，他们关心的是理解和赞同。以尼采哲学为起点，某些同性恋者建立起精英主义的同性恋理论，并从中推导出同性恋者是贵族，是上层阶级成员，蔑视共同的法律，将自己的差别作为一种光荣。我们尤其在阿道夫·布兰德、古斯塔夫·维内肯和汉斯·布吕厄身上找到这些思想的印记。

德国左翼的混乱路线(www.xing528.com)

德国左翼与德国关于同性恋的辩论紧密相联。所以，左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事例。^〔481〕相反，法国和英国政党不需要在任何辩论中对这个问题表态，所以很难得出结论。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同性恋运动的盟友

德国社会主义者对同性恋者权利的兴趣上溯到19世纪末。虽然党对这个问题仍然极为含混，某些个人却宣布支持同性恋者，比如费迪南·拉萨尔、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魏玛时代，德国社会党（SPD）是德国第一大党。^〔482〕虽然该党似乎始终支持同性恋斗争，但并不公然站在斗争者一边。但是，一些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签署人道科学委员会的抗议书，如财政部长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鲁道夫·希法亭、司法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国会议长勒贝和赫尔曼·米勒，米勒后来成为国家总理。社会民主党多次宣布反对镇压同性恋。比如在1927年基尔大会上，该党采纳一项决议，要求废除反离婚和同性恋的法律。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在20年代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显露出斗争性，甚至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比战前退步。

德国共产党（KPD）1919年1月成立。^〔483〕它立刻关注同性恋事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定期发表，尤其是在《柏林早报》和威利·明岑贝格的《晚间世界》上。尽管如此，在人道科学委员会的抗议信上并没有知名的共产党人签名。但德国共产党和人道科学委员会关系紧密，因为理查德·林泽特既是党员又是委员会秘书长。同样，社民党法学专家费利克斯·哈勒曾参与起草人道科学委员会的反提案。他还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世界性改革联盟1928年在哥本哈根的大会。社民党对同性恋的立场明确见于哈勒著作《性生活与刑法》（1931）：“有阶级认识的无产阶级摆脱了私有制意识形态，并从教会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因为对社会结构的整体了解，不含偏见地对待性生活问题和同性恋问题。与现代科学的深入相对应，无产阶级将这些关系看作性满足的一种特殊形式，为这些形式的性生活要求与两性关系同样的自由和约束，即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攻击、控制自己的身体及尊重未包含在此的各方面的权利。”^〔484〕哈勒发表几篇文章力图引起共产主义读者对性问题的注意。比如，他在1926年11月1日《国际》上发表一篇《刑法的性改革和无产阶级》，表述了自己的理论。统治阶级使用刑法来满足自身虐待狂本能，它的利益在于控制民众阶层的性生活并借此掌握无产阶级。哈勒认为，在这个成百万年轻失业者被抛弃街头的时代，谴责同性恋卖淫是可笑的。最后，他提及在苏联同性恋不受法律制裁。所以，我们在此看到为同性恋事业辩护的一种独特看法：无产阶级必须同同性恋者团结一致，因为彼此都是那些想要确保对个体的控制以便使之成为低廉的驯服劳动力的统治阶级的牺牲品。同性恋与社会状况相关。男妓不一定放荡，而是因为必要。通过将同性恋与工人阶级相联系，哈勒重复了英国同性恋知识分子的论题，但他与已知的观念相反，因为长久以来同性恋被看作是富人和堕落贵族的恶行。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需要在各种关于刑法改革的辩论中表明自身的立场。社会党此后作为执政党宣称准备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485〕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11月任司法部长，曾宣布支持免罪，但他的废除第175条的法案未被采纳。1929年，社民党投票支持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免罪，但它与除了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一致同意镇压涉及依附人、未成年人和男妓在内的同性恋者。与社民党不同，德共不愿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所以德共是国会中最可能支持同性恋者的政党。德共要求同性恋不受到法律有别于异性恋的特殊对待，这意味着对同性恋卖淫不予判罚、没有“性多数”的优越、不将猥亵概念扩展到羞耻感。这些目标与人道科学委员会恰好相合。因而德共确立为同性恋事业的最佳捍卫者，而它与斗争运动的关系也加强。1924年6月，德共在国会宣布支持废除第175条，支持对所有被判刑和正在审理中的人特赦。1927年，在讨论政府法律草案的全体会议上，共产党议员克伦发言要求废除这一条款。他的论据主要基于南德各州的例证，直到1871年这些州都不判罚同性恋。1929年，共产党是唯一无条件投票支持同性恋免罪的。10月8日是刑法改革委员会展开辩论的日期，共产党议员亚历山大表态支持全面废除刑法第21则，关于同性恋以及乱伦、兽交、强奸、与未成年人性关系和淫秽写作。他的建议不被采纳。在1932年国会讨论时，共产党议员又一次表现了他们对同性恋事业的支持。议员马斯洛夫斯基强调了立法的前后矛盾，支持女同性恋和手淫都未被定罪。但是，尽管有他们的参与，社民党和德共都未表明自己是同性恋事业的盟友。

党派斗争中的同性恋

社会民主党和德共对同性恋问题采用一种两面政策。一方面，它们支持同性恋运动，要求废除第175条，另一方面，它们利用同性恋丑闻来质疑资产阶级和它们的政治对手，毫不迟疑地发起反同性恋运动。比如在1902年，《前进》发表一篇文章揭露富有的军火工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他加普里的别墅里供养着一些少年。丑闻导致克虏伯自杀。奥伊伦堡案件同样被社民党用于政客目的。1924年7月，哈尔曼案件^〔486〕是另一场运动的借口。共产党报纸《红旗》1924年7月17日刊将哈尔曼描写为“一个重罪犯、警方和法庭闻名的虐待狂同性恋者”。共产党报刊从此将警方的粗暴行为称为“哈尔曼方式”，要求“去除警察内的虐待狂、同性恋、刑事犯、王权和法西斯分子”。^〔487〕这些滥用导致人权联盟在《人权报》1924年第24号发表一份抗议书，表达了同性恋组织的困惑和失望。

但是，最严重的是1931年和1932年爆发的关于恩斯特·罗姆的丑闻。第一阶段开始于1931年。事实上，在这一年中罗姆处于一个重大丑闻的核心。^〔488〕第一次起诉针对他和他的几位朋友，6月6日在慕尼黑开庭。侍者弗里茨·赖夫指控罗姆。1930年圣诞节前夕，他曾被一个朋友旅店雇员彼得·克洛宁格引进巴勒街一间出租房。在那里一个叫恩斯特的男子赤裸躺在床上，克洛宁格几天后告诉他这个人是恩斯特·罗姆。恩斯特脱了他的衣服以后，亲吻他并替他手淫。随后他转向已经脱光的克洛宁格并替他手淫，之后克洛宁格为他口交。克洛宁格向赖夫保证为服务付钱，但时间过去报酬仍没有收到，赖夫传信威胁，如果没有立刻收到25马克他将向警察告发。他只通过克洛宁格收到8马克。克洛宁格和罗姆否认整个事件。克洛宁格认识罗姆已经两年，他们之间从未有性关系。而罗姆一方则承认“从性的角度而言是不正常的”。他将自己描写为双性恋者，承认曾经与一些年轻“家伙”打过交道，曾经与其中一个在巴勒街房间里手淫。他曾给他10或15马克。他从未违犯与第175条相关的罪行。^〔489〕他交给警方一个叫施佩克的工人1931年3月26日敲诈他的信件。1931年7月，克洛宁格与罗姆撤销以前的话。罗姆否认曾经与任何少年在巴勒街手淫。克洛宁格则否认曾经见过罗姆。起诉因证据不足而撤销。

但是，1931年4月14日，社会党报纸《慕尼黑邮报》发表一封前纳粹党员的匿名信，指控罗姆是同性恋者。6月，该报发表的几封信重复同样的证明。6月22日刊的题目是轰动性的：《棕房子里的热烈友情：第三帝国的性生活》。1931年6月24日，纳粹机关报《民众观察》否认了指责，并指责该报伪造文件。事件在1932年重新开始。1932年3月7日，正值大选之中，《慕尼黑邮报》发表日期为1928年和1929年的罗姆写给朋友海姆塞特医生的信件。罗姆当时在玻利维亚，他遗憾自己不能与朋友们见面，他想念柏林的少年。为了描述罗姆的同性恋，社会党报纸所采用的是通常民族主义报纸让人震惊的、歇斯底里的语气。德国的青少年正掌握在可怕的变态者手中，他们在纳粹党内部占据重要位置。1931年6月22日，《慕尼黑邮报》谈及“第175条意义上的奸淫让人头发直立”。1932年3月10日，《前进》的标题为《罗姆先生魔爪下的冲锋队青年》。共产党更进一步，在1932年3月11日《红旗》上称：“希特勒党是暗探和间谍、领导人之间钩心斗角和最可怕的腐败的巢穴！”《晚间世界》标题《纳粹总部的棕色腐败泥沼》、《黑德曼街关于第175条的密谋和性的虚伪》、《罗姆上尉蹂躏青年失业工人》。运动揭露纳粹的虚伪，该党声言要恢复德国人民的美德并将同性恋贬斥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瘟疫。左派政党希望让投身纳粹运动的孩子父母猛醒。

运动对舆论造成灾难性后果，因为将同性恋、腐败和法西斯归结在一起。人道科学委员会极度担忧，寄给社民党总部一封长信，要求对所采取的策略进行解释，对该党支持同性恋运动提出疑问：“我们认为，通过众多社民党出版物可以看出，反对国社党领导人所代表双重道德标准的合法斗争渐渐被一种舆论超过，认为同性恋本身就是缺乏性格、有一定程度的道德缺陷。”^〔490〕社民党作出正面回答：“社民党没有改变对同性恋的看法。社民党报纸利用罗姆案件只是因为国社党员赞成镇压同性恋，因为想通过此案表明该党的虚伪，他们想给同性恋者打上罪犯的标记却任由一名同性恋者占据高位。社民党并不想侮辱同性恋者，也不是要辱骂他们。我们会与党派报刊代表适时讨论此事。”^〔491〕虽然在社民党领导人看来，运动是很好的政策，但是仍然与该党对同性恋的态度相矛盾。而且，该党使用了与他们想要击败的对手相同的手段。作家库尔特·图赫尔斯基是《世界舞台》记者、共产主义同路人，他猛烈攻击左派对同性恋者的随便态度：“一段时间以来，极端左派报纸对希特勒党成员罗姆上尉施以指责、玩笑和中伤。罗姆如大家所知是同性恋者。我认为这些攻击是下流的。首先，不应该到对手的床下去窥伺他们。唯一可以允许的事情如下所示：着重指出纳粹对‘东方恶行’和战后时期的看法，认为同性恋之类的事情是俄国的发明，渗透到高贵、纯洁和无邪的德国人民内部；如果有纳粹这样说，那就可以告诉他：你们自己党内有同性恋者承认自己的性倾向，甚至为此自豪，那么请住嘴！我们打击丑恶的第175条，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不应附和那些因为某人是同性恋者就将他从社会中放逐的人。”^〔492〕

事实上，共产党内部对于对待同性恋的方式也存在分歧。某些言论将同性恋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比如《红旗》1927年10月28日发表的文章，将同性恋描写为“非无产阶级的”。从1934年起，同性恋被明确指称为一种“法西斯变态”。共产主义与性问题的微妙联系可以通过威廉·赖希在德国遇到的困难加以说明。赖希最早在1927年是奥地利社民党党员，193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说服德共将个性改革运动合并为一个组织德国无产阶级性政治联合会（Sexpol），主要要求废除第175条。赖希意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论，对他而言，社会革命不可能排除性革命。1932年末，他与党的关系恶化，1933年2月被开除。同年，他离开德国前往丹麦，随后于1939年移民美国。

所以德国左翼与同性恋运动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社民党和德共是人道科学委员会废除第175条的最佳盟友，它们也利用同性恋者作为政治筹码。所以，不论人道科学委员会、唯一者联盟还是人权同盟，多数同性恋领导人都支持左翼，他们对盟友态度失望也不足为奇。虽然说叛卖似乎言过其实，我们可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轻率和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