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代，同性恋是时尚。这是作家、艺术家、漫画家们偏爱的主题，他们创作的男女同性恋者乖张、颓废、享乐，是“疯狂年代”的标志。虽然这个现象使许多人作出否定的回应和产生不道德行为增多的印象，但也有助于一种更大的宽容。同性恋的形象因频繁出现而规范化、平凡化，较少让人震惊，而体育、裸体主义、青年运动有益于将性别模糊的形象作为现代形象来传播，因而不自觉地在社会中传播了同性之爱的主题。
民众的恐惧和幻想：文学表现中的男女同性恋者
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潮流的最显著的侧面是这一主题在文学中的传播。虽然这并非一种新现象，却按照新的规模发展，特别是在法国。
男女同性恋的类型化
对易装癖的表现在两次大战之间很少变化。青少年腐蚀者、潜在的色鬼或罪犯的同性恋神话却是新的流行，这与德国爆发的几桩性丑闻有关。首先是弗里茨·哈尔曼（1876-1924），他从精神病院脱逃，不断对一些少年施以虐待狂的罪行。案件很轰动，使国际舆论激愤。特奥多尔·莱辛1925年以《哈尔曼——狼人故事》为题复述了他的故事。1918-1924年间在汉诺威有多人不明失踪，主要是一些14-18岁的男孩。人们在穿过城市的莱纳河中找到至少22名男孩的残肢（骨头、头颅……）。1924年6月23日弗里茨·哈尔曼被捕。他有同性恋前科，曾多次被判刑，从1918年起为警方做报信人。他还以买卖旧货和倒卖肉食闻名。案件在德国和国外造成轰动，168份报纸进行报道。当时发行量100万份的《小巴黎人》报特别派出一名记者欧仁·坎什到汉诺威旁听诉讼。他随后出版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一本书，题目为《哈尔曼，汉诺威屠夫》。〔305〕他在书中描写了庭审的火爆气氛、追求刺激的记者对证人和哈尔曼的邻居们的追逐、公众对这个人物的着迷。同时，这份报道说明了舆论中隐含的一些反同性恋的偏见在这样的契机得以自由表达。数年之后，一桩相似案件披露一个流浪汉和宗教狂阿道夫·泽费尔德（1871-1936）毒死了十多个少年。他在1936年被处决。我们不难想见此类案件可能对舆论造成的不幸后果。妖魔化的变态者的漫画形象因之加强，关于青少年面临危险的已然强烈的偏执更加突出。〔306〕
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形象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我们可以区分为三个类型。颓废文学和象征主义绘画创造的“病态”女同性恋者形象仍被某些作者提起。〔307〕她通常混同于妓女，〔308〕这是当时的一个类型，想象着整日向男人出卖肉体的女性私下里希望品味没有那么粗鲁而且更细致的抚慰。“硬领女郎”在对卖淫内幕的表现中是一个常项。女同性恋者通常被看作一个高超的情人、一个折服妇女为自己取乐的唐璜。这些表现将女同性恋者与妓女直接联系起来，妓女是唯一能够要求完全自由的性生活的女性。女同性恋者有时甚至成为教导者，让女性准备男人的进攻，教会她讨好丈夫的技巧。从同样的角度，女囚犯也被归入女同性恋者。在《女子监狱内幕》中，罗伯特·布卡尔解释说每个新人都被整个监室强奸，每个监室拥有一位“女王”，每个女王都有“妃子”。在《女子监狱》中，弗朗西斯·卡尔科写了几页内容关于萨芙之爱。女囚犯建立一套真正的女同性恋仪式，按照异性恋模式结成夫妇，情感激烈：“在克莱蒙，我见过有五人因为同伴侣分开而死亡。我可以告诉你们名字，如果你们想要。你们想想吧。在教养院里满是小家庭。分成男女。我那时是男方。我在裙子下摆别上别针就成了裤子，我的便鞋上绣着一颗心和一把匕首。所有男方都这样做。”〔309〕监狱甚至被某些人看作是一个避难所：“疯子安德烈声称如果我们不被关起来，我们会落入男人手里。”〔310〕在圣拉扎尔，女同性恋占主导，女看守也无可奈何：“在房顶、禁闭室，大大的被箭穿透的心旁佩上三个字母PLV，意思是终生（pour la vie），或者ALM，至死不渝（A la mort）。此处是沙罗纳的玛尔特爱巴士底的洛洛特，彼处是贝尔特要报复伊尔玛抢走若尔热特，更远处是玛塞尔和加比互相交出彼此。”〔311〕但是关系仍然是谨慎的，任何确切的证据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比如在雷恩中心，交换情书要受三个月禁闭：“开始我常收到台头‘我亲爱的小女人’的这类情书。好吧，我立刻制止了她们的把戏。她们不再冒险了。她们只是在晚上有些恼人的举动，我们不能阻止，这是天性，但如果一个在押犯恋上另一个、制造对立、争吵、殴斗，那就要制止。”〔312〕许多有文学抱负的女同性恋者同样维持着这一形象，比如利亚纳·德·普吉在《萨芙牧歌》中以阿尼纳·德·利斯的名义表现自己与纳塔莉·巴内（弗洛西·唐普勒）的恋情。〔313〕
与“堕落”的女同性恋者一样，克洛蒂娜代表着法国女同性恋的一个类型。这个人物诞生在战前，在20年代享有很大知名度。在舞台上由波莱尔扮演，她创造一个时尚现象，许多妇女力图模仿。但是，虽然将许多暧昧的情状用游戏和玩世不恭的风格处理对于舆论解释女同性恋有所助益，但这也标志着此类表现的局限。在《克洛蒂娜在巴黎》中，克洛蒂娜与雷诺的婚姻将克洛蒂娜的同性恋倾向做了新解释，克洛蒂娜不是现代意义的女同性恋者，她甚至不是一个自由女性：“我的自由使我难过，我的独立让我厌烦。我数月来——很久以来——不自觉地在追寻的是一个主人。自由女性不是女人。”〔314〕把克洛蒂娜表现为同性恋者只是一个情色的借口：“因为我的短发和我对他们的冷淡，男人们暗忖：‘她是喜欢女人的’。”〔315〕克洛蒂娜代表的并非女同性恋者，而是两次大战之间对女同性恋者的认识，在一些时尚阶层流行解放的和玩世的姿态。法国的精英不会容忍积极进取的女同性恋者，却很适应一些不超越私密而且刺激想象的性幻想，这不会质疑男性的优越：“这与男子同性恋不是一回事。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你们其他人。这是迷人的，无关大体。”〔316〕同样，克洛蒂娜和雷奇的关系被置于丈夫共谋的和温情的庇护之下，他方便她们相会，甚至提供一套公寓给她们使用，良好的愿望中透露着他的放荡。对女同性恋关系本身的认识即是如此，像是一种可行的爱与性的替代，但这却被粗糙的结局抹去：雷奇投入了雷诺的怀抱。归根结底，克洛蒂娜为对女同性恋者的表现有何贡献？拉希尔德在《法兰西信使》（1900年5月）上对《克洛蒂娜在学校》的评论中指出，这是第一次有人敢于“像自然的异教一般谈论反天性的牧歌”。〔317〕但文学处理的轻率的根源在于威利的最初愿望，“少许叙事，加上少许土话、淘气和女同性恋的气氛”，〔318〕不可能使克洛蒂娜成为解放的、无悔承担自己的爱情趣味的女同性恋的典型。
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女同性恋者也属于克洛蒂娜类型，阿尔贝蒂娜和她的朋友罗斯蒙德、安德烈和整群的花季少女、同性恋女歌剧演员，她们放荡的“女人／孩子”的童真幻想。她们分享共谋的秘密，品味着迷乱的快感，以取乐和嘲弄男人。在这些女孩的游戏中有一种天真和变态的混合非常接近克洛蒂娜的迷恋，对男性的表现则让人联系到雷诺的悲观。马塞尔为阿尔贝蒂娜的离去和不忠感到痛苦，但正是因为她的秘密、她的毫无顾忌使得她独特和珍贵。如果阿尔贝蒂娜不“追女人”，她肯定不会令他感兴趣。在其对女同性恋者的处理中，普鲁斯特最终与堕落说的传统合流，将自己置于未知世界的窥伺和探险者的地位。叙述者发现樊特伊小姐和阿尔贝蒂娜的女同性恋虐待的场景就是幻想的和类型化的。夏吕斯及其同类的迷误被以一种医学的精确进行分析，但女同性恋的世界仍然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普鲁斯特描写的女同性恋者最终被公众熟悉：迷失的女人、被诅咒的女人，她们天然地放纵自己的本能，使男人觉得可爱。一旦满足，她们就被悔恨折磨，正是对她们享乐的惩罚。实际上，在男性的想象中，她们只是渴望被一个她们喜爱的男人拯救。最终阿尔贝蒂娜与克洛蒂娜会合，女同性恋者并不存在：“但阿尔贝蒂娜事后非常悔恨。她希望您会拯救她，您会娶她。其实，她感觉那是一种犯罪的疯狂，我常有疑问是否是在经历这种事情之后、造成了家人的自杀她才杀死自己。”〔319〕
第三类型是两次大战之间特有的。这就是“女同性恋男方”、“新女性”的类型，由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她描写的女主人公斯蒂芬·戈登代表。〔320〕但公众很难不将之混同于假小子一类。这在很多小说中都有表现，如果作者是赞同的，她就是有先天性倒错的特征，是命运的牺牲品；如果作者不赞同，那她就是致命的、恶魔般的女人，勾引她的牺牲品，随后毫无顾忌的抛弃她们。繁荣的小说创作大大帮助了这些典型在舆论中的传播。
大量的小说
将同性恋问题当作一个现代主题的小说似乎在法国最多。〔321〕许多同性恋主题的法国小说喜欢冠以提示性的副标题：“现代小说”、“当代风俗小说”等等。虽然这些作品中一部分是同性恋者的创作，但许多是异性恋者写的。
实际上，把男性同性恋作为主题的兴趣从世纪之初就在一些小说中有所表现，比如让·洛兰的《弗卡斯先生》，属于对离奇和迷误的性行为的堕落的热情。男性同性恋与虐待狂、易装癖、吸毒并列，共同改变着贪图新感受和人为刺激的人的人格。英国同样有通过美学运动对同性恋的迷恋，奥斯卡·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肖像》是这一派的最佳范例，还有罗纳德·弗班克的作品。两次大战之间，我们可以找到E. F. 本森对男性同性恋的自嘲和典雅表现的遗风，〔322〕但他描写的老去的“女疯子”和出身望族的“倒错者”一边喝着茶一边做编织，更像是对英国刻板道学的上流社会的怪僻的漫画和揶揄，而不是回味在鸦片鬼的硬木棺盖上洒落白色百合的那个时代。
这些文学手法在20年代似乎是做作和过时的。新的潮流由吕西安·都德的《死路：当代小说》（1908）在法国开创。主人公阿兰·马尔索尔了解到一个青年“倒错者”的悲惨命运，他先是一个富有的资产者的被保护人，随后当他人老色衰时被遗弃，最后在与他的老“朋友”争吵后被有轨电车碾死。同性恋的和社会的戏剧问世，而且前景美好。一年以后，居斯塔夫·比内－瓦尔迈写作《吕西安》，这本小说取得巨大成功，对它的阅读尤其影响了普鲁斯特〔323〕。故事是典型性的，在整个这一事情有多种翻版，叙述了一个“性倒错者”的生平，尽可能用医生们定义的所有特征来装点他，让他经历同性恋者的必由之路，不论他做什么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自己道德的拷问。通过强调同性恋者的边缘性，小说将社会重新围拢于共同价值，使之得以确信其虚构的同一性。阿诺尔特·布龙宁的实验小说《九月故事》非常悲观，〔324〕小说于1923年出版，回顾了胡贝尔的悲剧。他是一个已婚男子、一个孩子的父亲，爱上男孩弗朗茨。爱情完全解放了他，他发现了快乐、狂热，忘记了所有谨慎。最终他的妻子杀死男孩然后自杀，胡贝尔也自杀身亡。阿兰·罗克斯的《你将孤独》（1936）标志着一个阶梯，因为他表现了一个完全融入巴黎同性恋生活的青年罗兰·泰里耶。威利和梅纳尔卡的同性恋系列小说《爱情的代用品》（1923）和《溺水者》（1924）以另外一种风格巧妙地绕开小说的俗套，他们对同性恋圈子有很好的了解，不带偏见，有示范的意愿。但这并非积极斗争的作品，也不无矛盾之处。比如《爱情的代用品》刻意科学化（引用弗洛伊德、哈夫洛克·埃利斯和克拉夫特－埃宾），但是作者特意表明他们认为“女人优于代用品”，而此后的故事是受他们的一个朋友启发。威利在他的每部小说中都懂得依附时代色彩，投合他的读者们惯常的期待而采用一些低级主题。这个大战前后的故事表现一个年轻法国人马克·雷纳瓦尔，他1913年在德国同一个年轻军官卡尔·冯·鲁多夫领略了同性恋。在宣战的时刻，卡尔因为同性恋的忠诚而做了逃兵，而他的朋友却在前线阵亡。《溺水者》重历了卡尔在1918年的生活。作为同性恋运动分子，他继续想念他的情人，不知道他已死去。在一次到法国旅行时他得知了消息，他在凡尔登朋友的墓前自杀。
总的来讲，法国创作的特点是对名声不佳的酒吧、流落的妓女、没有未来的吸毒者进行龌龊描写的趣味。同性恋只是承载的主题，刺激读者的情绪。感官的处理手法维持着兴趣，而保守的道德将读者保持在作为正常人的舒适感受中。在夏尔－艾蒂安的作品《性退化者：风俗小说》（1924）中，主人公桑德罗“漂亮得像个女人”，有音乐天赋，在童年就与一个同学有过性的最初体验，随后被学校的一个学监腐蚀：“这个知识分子绝不会承认身体是一座无人有权亵渎的神殿，所有感官的戏仿会永久毁伤大脑，而干扰一个人的平衡是一种与谋杀同样大的罪行。”〔325〕桑德罗随后越来越堕落，成为男妓，混迹“人行道上焦虑的众人”、小便池、鸦片鬼、白粉客。他在故乡的一个女友来到巴黎，她也沉沦于卖淫，因她曾被人引入萨芙之爱。在40岁左右，他们两人决定结婚，但很快重新堕入歧途。收养一个小女孩本来可能为他们带来救赎，但她同样被引诱卖身给一个老鸨。桑德罗杀死她的供养人，在精神病院度过残生。他的妻子去世，他的女儿卖淫。关于同性恋堕落和通过婚姻来救赎的困难的主题还有弗朗西斯·德·米奥芒德创作的《这些小先生》（1922）和亨利·马克斯的《里尔斯：非法的爱情》（1923）。更可笑的还有让·德·谢尔韦的《变装爱情》，只是对男变女主题的胡言乱语。同一主题的莫里斯·罗斯唐的《他身体里的女性》（1937）稍好一些。福蒂内·帕约的《情夫还是情妇？让人困惑的雌雄同体》（1922）表现了一名阴阳人，而亨利·德贝尔利的《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1928）表现两名船难者，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妻子”，随后被杀。
同性恋并不总是构成小说的主要命题。许多作者满足于装点他们的作品，随便加进一些同性恋内容。引入同性恋足以提升平淡的通奸故事。比如保罗·勒布的《年轻情人》（1928）表现年轻寡妇艾莱娜·茹桑在狂欢日的舞会上遇到马塞尔·塔尔热，一名年轻的同性恋演员。如果故事不限于少年期，那么中学的调情可以使主人公重归更符合常规的趣味。在恩斯特·格莱泽的《22班》（1929）中，少年同性恋被归咎于战争、父亲不在身边、无能的母亲们的纵容。同样，约瑟夫·布雷特巴赫的《男女对手》（1935）〔326〕中，战争充当了普遍腐败的背景。有时只是题目与此相关，但在小说中却找不到任何对同性恋的暗示。比如让·戈尔的《索多姆和柏林》（1929），其中只有一段话能说明题目。〔327〕米歇尔·乔治－米歇尔的小说《威尼斯节日》（1923）意图反映威尼斯堕落的群体，将同性恋者的问题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面。我们的印象是同性恋者对任何稍许大胆的小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如同通奸的女人、白粉客和黑人舞女。
同性恋主题并非总是如此明白地出现。通常，有品质的文学创作回避丑闻。斯特凡·茨威格在《情感告白》（1926）中在字里行间散落一些同性恋的暗示，能够让人明白而不需要明言他的人物是一个“性倒错者”。〔328〕实际上，小说的中心是爱恋关系而非同性恋。托马斯·曼的作品同样富于同性恋意味。〔329〕著名的《魂断威尼斯》（1912）很大程度上是自传体，表现一个中年作家爱上兼具两性之美的少年塔德齐奥，对青春和纯艺术的迷狂追寻导致了他的死亡。在《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中，通过少年期的友谊暗示了性倒错，但同性恋已经充当了表达差异和排斥、质询艺术家的命运的隐喻。在《魔山》（1924）中，托马斯·曼规避真正地描写同性恋，汉斯·卡斯托普的同性恋吸引在少年期后只隐蔽地表现；他喜欢的女人符合与他上学时爱上的男孩同样的相貌理想，她重复同样的勾引步骤。我们发现在两种情况中都没有同性恋的实现，这使卡斯托普不必质询自己的性认同。托马斯·曼将同性恋重新纳入私人领域。同时，他对主题的畏缩反映了他自己无力承担自己的同性恋。
女同性恋在两次大战之间相当风靡，尤其在法国和英国。女同性恋有时与假小子不作区分，是一个理想的现代主题。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却与男同性恋大有不同。首先，主题更有情色成分，因为女同性恋身后有很长故事。〔330〕作为男性文学中的幻想人物，她总是在轻浮小说中充当情色的调味品。人们认为男性同性恋的做爱场景会使读者厌恶，与之不同的是人们可以无限丰富萨芙之爱的亲吻和抚慰，富有暗示而没有危险。居斯塔夫·比内－瓦尔迈的作品《睡在沙上》（1929）是这种新风格的绝佳典范。故事梗概无关紧要，只是充当表现淫秽的爱恋关系的背景，书中一名美国女同性恋者梅布尔·韦伯莱特漂亮、富有、男性化，她竭力勾引一名兼两性之美的年轻法国女子马蒂娜。结局彰显某种道德获胜的观念，败坏的女孩被还给母亲，母亲回归家庭责任，而女同性恋者在当一个雄壮的男人获得她时令人奇怪地摆脱了病态倾向。属于此类观念的，我们可以举出马塞尔·巴里埃的《新危险关系》（1925）和马塞尔·普雷沃斯特的《女唐璜》（1936），隐约地提到女同性恋跳舞场的环境。埃里希·克斯特纳的《法比安》（1931）更为动人，描写两次大战之间柏林女同性恋。这本悲观的小说反映一个垂死的世界，利用最后的时刻沉溺于集体纵淫。这种论调被一些哗众取宠的法国作家采用，比如梅纳尔卡，她本名苏珊·德·卡利亚斯，是威利的一位女友，她在1932年出版《埃尔纳，柏林女孩》。作品意图浓缩柏林的现代性。埃尔纳短发、苗条，做记者工作，与一些“代表性”的颓废圈子交往：柏林的“黄金时代”、巴黎的“市郊俱乐部”、维也纳的心理分析圈子。她遇到众多两性的同性恋者，记述了其中一位相识：“他有一天宣布自己不再喜欢男人了。如今，这意味着不干了。”〔331〕不幸的埃尔纳结束自己的事业，嫁给一个极右派青年，他强迫她此后呆在家里。小说的起落是独特的，似乎宣示着在1932年这个最后时刻同性恋神话即将坍塌和道德回归的邻近。夏尔－艾蒂安的小说《莱斯博斯圣母院》（1914）非常著名，确立了纪实性女同性恋小说的风格。“不可能的爱情”的老套只是表现时尚的女同性恋场所和评述女子同性恋的借口。小说中女性的名字都是代码，对应一些著名的女同性恋者。
更巧妙的是女同性恋小说有时采用时兴小说的形式，被认为反映了风俗的发展。当涉及对“新女性”的描写时仍让人感到是时尚现象，强调那些花哨和挑衅的侧面。在《假小子》（1922）中，维克多·玛格丽特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时髦的女主人公不恭的画像：双性恋、艳遇和猎获不断，吸鸦片、海洛因、可卡因，但总不满足。假小子正像其名称所指，她渴望成为男人，特别是在情爱的领域〔332〕。但如果认为玛格丽特称赞妇女的解放将是错误的，“假小子”走向灭亡：“想到她的两重性，一种骄傲的快乐让她振作。男人！她笑了，不屑。因为想要成为男人，她在生理和精神上变得与他们一样。但她不能不承认在自己报复的渴望中有一种不得抒发的感情……孤独？乏味？她尚未明确地感到。但在水果堂皇表面下虫子在生长。”〔333〕我们在此又见到了占主导的男性精神，认为解除了妻子和母亲功能的妇女是不完整的和不幸的。小说的结局标志着一种回归：假小子爱上一个拯救她的生命的男人并嫁给他。这部在两次大战之间因丑闻成功的小说可以解读为对妇女状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同性恋妇女状况的发展的一种隐喻：对所谓“自然秩序”的回归是通过所有“迷途”者重新融入同一的、没有差异的社会肌体。小说1923年拍成电影，但被禁映，因为电影审查委员会认为该作品是“对法国少女的特点的拙劣歪曲”。〔334〕1927年2月26日，剧作在阿尔邦布拉·德·里尔剧院上演引起骚乱，两名警察受伤，四名大学生被捕，派出一个宪兵队才恢复秩序。〔335〕
许多小说尤其是英国小说更为明确地反对女性同性恋，选择以嘲笑和丑化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主题。最著名的两部作品是康普顿·麦肯齐的小说《灶神之火》（1927）和《非凡的妇女们》（1928），以定居卡普里岛〔336〕（小说中为塞壬）的同性恋特别是女同性恋群体为背景。这个颓废而肤浅的世界在1927年已经过时，但麦肯齐却使之成为英国式的时尚而附庸风雅的同性恋的象征。《灶神之火》大为阐发了男性同性恋关系。主人公马萨克极尽放纵，他追逐岛上的牧童，吸鸦片，写诗，甚至写了一部小说。他的缺陷得到谅解，因为他曾在牛津求学：“十年前他还是大学生时，他曾是牛津颓废派最热的小团体的一员主将。他曾是一个叫作烂豌豆的俱乐部成员。”〔337〕在塞壬岛，古典趣味占主导。马萨克出版一份合法命名为《宴会》的文学杂志，封面上是一张穿紧身泳装的男孩照片，浓密的头发在额头形成刘海，中心被剪开形成一个心形。这个世界是属于战前的，无忧无虑、唯美，似乎是直接出自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或奥布里·比尔兹利的木刻。在《非凡的妇女们》中，卡普里经历了战争和20年代的变迁。岛屿首先变成了女同性恋者的天堂。小说只是在同居和嫉妒背景中接连的艳遇、节日、争吵和重归于好。麦肯齐认为女同性恋之爱脱离现实，只是无所事事的上流社会年轻女性和堕落艺术家的消遣，一旦遇到男人就会结束：“他整个夏天都宣称这些可怜的女人之所以互相追逐只是因为男人短缺。”〔338〕他所提到的女人可能的智慧在他看来似乎是可疑的：“噢，你应该读读安德烈·纪德。我为安德烈·纪德着迷。我对他说的一个字都不懂。”〔339〕但是，每个人物都仿照某个著名的女同性恋者，小说在讽刺之外仍忠实再现了时代的倾向。肤浅主宰着情感关系，对美貌的崇拜无所不在：“确实，亲爱的，我觉得你有太多美男子味道。”〔340〕这些女同性恋者迎合男性时尚，通常为自己取男人的名字，“罗里”不带她的斗牛犬就绝不外出、穿男礼服赴晚宴。仿照纳塔莉·巴内，奥林匹亚·利拒绝采用新规矩：“我喜欢女人就是纯粹的女人。是她们的女性气质吸引我。真的，某种方式上，我喜欢一个女性化的男人甚于一个男性化的女孩。”〔341〕她严厉批评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否定女性价值本身：“可怜的弗里曼特尔显然属于此类夸大性倾向的女人，从她幼年就注定对男人造成恶劣印象。她的自然倾向，我肯定，绝对是正常的，但因为发现男人同她跳舞时无动于衷，她就否定他们。”〔342〕很有趣的是女性化的奥林匹亚·利代表女同性恋的积极斗争，以最极端的方式拒绝男性：“她想象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同性恋种族由于重复的、无谓的性活动造成退化而消灭了性行为的生理表达。崇高的本能将再现，最终将获得一个创造精神完全控制肉体的种族。”〔343〕这两部小说之外还可加上两部纯粹戏仿的、受英国现实启发的作品，阿德拉·魁北克的《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女儿们》〔344〕和伊根·贝雷斯福德的《孤独的沉没》〔345〕（1928），尖刻的论战册子指向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她的《孤独之井》，配有一系列颓废风格的讽刺漫画，将女同性恋者表现为一些色情狂。论战册并非卫道作品，相反嘲笑所有对拉德克利夫·霍尔的著作感到愤怒的人，主要针对希克斯提起的诉讼。〔346〕
此类文学之外，还有一些作者决意以比较严肃的方式对待同性恋问题，忽略低级趣味，以医学为依据写作个体女同性恋者的小说。这类作品倾向同情，甚至表示好感，乐于以柔和和怜惜的文风写作，其中的女同性恋者是一种自己不曾选择的倾向和社会的抛弃的牺牲者，背负着自己的命运直到死亡。在雅克·德·拉克雷泰勒的《博尼法》（1925）中，女主人公玛丽·博尼法丑陋而男性化。她少年期的恋情是不幸的。20岁时她成为外省小城的富有孤儿，她拒绝结婚造成坏名声。很快，她对克莱尔的恋情引起流言。当她的女友死于痨病后，玛丽的行为激化，她吸烟、骑马，着装变成“典型”的女同性恋：“人们见到她冬天穿一件宽袖长外套，类似公务员的大衣，戴一顶漆布礼帽，是她从圣－卡达莱带回来的，她的鞋子仿照男人靴子样式，她绝少不拿着手杖出门。”〔347〕愤怒达到顶点，人们寄辱骂的信给她、打碎她的玻璃、在她的墙上写骂人话、在她身边喊叫：“淹死她，女吸血鬼！”战争提供了救赎。玛丽的组织能力和勇气出类拔萃，她挽救了城市。战争结束时，她的事迹传遍法国，“韦尔蒙女英雄”得到勋章。但她仍然悲伤和孤独。玛丽的命运已有定数，她不能体验幸福，幸福不会给予她这类女性。拉克雷泰勒不是乐观主义者，他提供的解决方式是合理地利用女同性恋者的社会素质。为了让人宽恕自己的“恶行”，她必须完全献身社会，将通常对自己不利的男性力量作为一种手段。尽管如此，这种社会承认的代价很明显是放弃任何性满足和与一个女性共同生活的想法。
罗莎蒙德·莱曼的小说《含混的回答》（1927）获得巨大成功，〔348〕将浪漫友情与成人同性恋对立。女主人公朱迪思从童年时就喜欢一个男孩罗迪，她在剑桥受到女伴詹尼弗的吸引。宿舍中的气氛败坏，詹尼弗的美貌和人缘使其他女孩与朱迪思对立。罗迪也在剑桥，经历同样状况，因为他与同学托尼特别要好。詹尼弗很快被一个年纪稍长的女人杰拉尔丁勾引，她是一名确定的女同性恋者，她的特征按照惯常的类型化来描绘，“她像男人一样吸烟”，〔349〕她的外貌男性化而且追求感官享受，“宽而胖的脸庞，粗脖子，这些粗糙的男性线条，暗淡的皮肤，詹尼弗真没有品味！噢不，这不是真的。尽管如此，她还是漂亮的，她整个人引起一种令人不安的吸引。”〔350〕詹尼弗离开朱迪思转向可想而知的与杰拉尔丁的完全的和贪婪的性关系。她失去的女伴，她不理解这种吸引，离开大学后自然地转向男性。
实际上，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文学有很多女同性恋人物，倾向对萨芙之爱进行“黑色”处理。女同性恋者通常被表现为一个强硬、专断的女人，但她有令人不安的魅力，窥伺着年轻女孩和纯真的主妇，要将她们从社会中夺走并置于自己的专制之下。〔351〕通常，被勾引的女孩被拯救而“真正”的女同性恋者罪有应得，被众人抛弃。在弗朗西丝·布雷特·扬的《白色女士》（1935）中，17岁少女阿拉贝拉迷上女教师卡什小姐，这是一个充满仇恨、自我中心的同性恋者。她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离开女友爱上一个男孩。内奥米·罗伊德－史密斯写作了两部极为消沉的女性同性恋小说。在《玳瑁色的猫》（1925）中，一位年轻女教师（惯常的老套）爱上一个女邻居，漂亮的黑发女人维多利亚·范德莱登，在朋友们中绰号维克多。维多利亚与众多女子关系混乱，她还勾引男人让他们自杀来取乐。年轻女子及时发现了女伴的“真正”本性并离开她。《岛屿，爱情故事》（1930）更加强化了这些特征。不修边幅的红发女郎古西讨厌男人，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他们。她爱上同龄的女孩弗洛西（人称阿尔蒙德），她卖弄风情、女性化、让人着迷。在阿尔蒙德结婚后，古西成为时装设计师，在洛克矛斯岛定居。她拒绝一次求婚，眼见自己的名声因为自己的怪癖受损。阿尔蒙德离开丈夫归来，这只是引起更多人恶意。两个女子共同生活数年，但是不断的争吵和嫉妒终结了她们的友谊。阿尔蒙德最终再婚，而古西被众人歧视，成为半疯的老姑娘，孤独地谢世。在多萝西·塞耶斯《非自然死亡》（法译《尸检无结果》，1927）中，女同性恋者成为不折不扣的罪犯。以警探故事为掩护，这部作品散播仇视同性恋的偏见。老姑娘克林普森小姐与温塞先生一同调查，充当道德的见证人，使现代女性的堕落与传统英国妇女的正直相对立，而不会谴责所有的英国单身者。但信息是明确的：必须学会区分老姑娘与她的恶魔姊妹女同性恋。〔352〕犯罪的和精神变态的女同性恋者在两次大战之间很有读者。这一主题最著名的作品是作家兼神经病学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投毒》（1924），是根据当时一则著名的社会新闻写作的。文笔纯净，故事确立了两个神经症的妇女形象，她们不太聪明，完全被相互的激情主宰以至忘记所有基本准则。女同性恋者被当作畸形的个体，因为其性态而处于罪行和反常的临界线上。两位女主人公埃利·林克和玛格丽特·本德是两个年轻的柏林姑娘，嫁给她们不爱的丈夫。她们互相吸引，开始通信，随后互相献身。她们的关系属于异性恋的模式，埃利是男方。除了她们的爱情，将她们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对丈夫的仇恨：“两位女子以对丈夫不断增长的恨意来助长她们的爱情。因为头脑中的仇恨，她们试图为自己认为有罪的恋情开脱和掩盖其受到责难的特殊性。”〔353〕她们的关系在悲剧中结束。埃利用砒霜毒杀丈夫。死后，尸检显示是谋杀。她与女友被逮捕。在审理时，医学专家出庭作证。一名专家指出她们智力迟钝，另一个专家则直接归咎同性恋：“对于这种深深的仇恨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来自这两个女人的同性恋倾向，她们因此难以忍受丈夫的要求，她们渴望在一起，像林克所说的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自由。”〔354〕埃利·林克被判处4年监禁，玛格丽特被判18个月。(www.xing528.com)
时尚现象、类型小说的传播之外还要加上大量同性恋者创作和寄宿学校恋情的小说，这有着决定性影响。按悲剧或悲情剧方式来处理同性恋问题，会鼓励读者以怜悯和理解的名义给予更大的宽容。但时尚的概念本身可能鼓励短暂的迷恋，使人疑心社会心态发生深层的改变。
同性恋者，现代性的象征
在20年代，同性恋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主要是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巴黎生活》这样描述“现代女郎”：“她读过《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她知道怎样生孩子和怎样不生孩子。没有什么自然史是她不了解的，也没有什么名人逸事、各种畜牲和人的做爱姿势是她不知道的。她见过下流图画和照片，对实际情形也一清二楚。她通过科学了解，但很大程度上是凭经验。她睡过，而在亲爱的女伴身边不能入眠。她们的金发和棕发搅在一起，湿润的唇相互品尝，不纯洁的手失落在阴暗的角落。一声呻吟的喘息充满了玫瑰死去的午后。”〔355〕“现代”这个词通常用来指称一种很大的风俗自由。比如一个青年乔瓦尼·孔福尔蒂在被土伦警方逮捕时反驳说，自己是“喜欢两个性别的现代青年”。〔356〕
作为“抛弃社会”约定俗成的同义语，同性恋对于艺术家是一种表达他们否定传统、资产阶级价值、1914年前世界的手段。它与叛逆、生命力、纯洁的性联系在一起，但也同智性主义、放纵、在快感陶醉中忘记战争恐惧联在一起。众多战前的异性恋画家在20年代有兴趣表现同性恋生活场景。鲁道夫·施利西特擅长表现偶像崇拜。同性恋酒吧也没有被遗忘，格奥尔格·格罗斯画小茅屋酒吧，1927年奥托·迪克斯画黄金时代夜总会。刺眼的颜色表现浓妆艳抹的易装者。迪克斯对波希米亚的超常人物和社会的边缘人感兴趣。他1923年为同性恋珠宝匠卡尔·克拉尔画像，以暧昧的方式来表现，他穿礼服、手扶胯、束腰、胸部很女性化地隆起。嘲弄有时占主导，比如1922年一幅水彩画《理发师之神》中，一个赤裸的青年男子很女性化，头发和胡须很做作，他在理发器具中间的地上飘舞。对于格罗斯，柏林的放纵、犯罪是战争恐怖的延伸。他的画作也是他投身革命的反映。在其《这就是人》（1923）系列中，他揭露布尔乔亚的性偏执，画出失控的世界的惨景。克里斯蒂安·沙德擅长风俗场景。他主要为库尔特·莫雷克的《放荡柏林指南》作插图以及为许多同性恋酒吧画石版画，比如《阿多尼斯酒馆》（1930）和《比格尔赌场》（1930）。在以《圣－热那亚·德·阿诺古伯爵》命名的画中，伯爵被安置在一个易装者和一名妇女之间，似乎在害怕闯入者的竞争，而伯爵隐藏的同性恋通过背景人物隐约表现出来。〔357〕“新女性”不断被表现，就像是现代性的形象本身。克里斯蒂安·沙德1928年的肖像画《索尼亚》是其中的典范：模特穿黑衣、短发、手持烟嘴独自坐在饭馆桌旁。《洛特》（1927-1928）重复同样的元素。阴郁的年轻女性，黑眼圈、皮肤苍白、留短发、白衬衣、深色短礼服。她独自在一间酒吧和夜总会，灯光映照在后景的一面镜子里。同样，奥托·迪克斯画的女记者西尔维亚·冯·哈登的讽刺肖像（1926）表现了模特很强的个性，但却是用血腥的笔调。同样是香烟、单片眼镜、鸡尾酒，强调妇女的独立。克里斯蒂安·沙德的《两位女友》（1928），她们巨大的眼睛、短发、懒洋洋的神气，互相手淫，表明“新女性”沦落为女同性恋。
在文学领域，汉斯·亨尼·雅恩在《贝鲁甲》（1929）中的实验，依靠一种双性恋论调和对消除性别的颂扬。〔358〕作品的颠覆性很快被批评界察觉。1923年6月9日《民众观察》撰文《医生，是男孩是女孩》，谈到犹太复国和变态：“这一剧作所表现的很不幸是对拐骗儿童、狎童、离婚、鸡奸、乱伦、虐待狂和谋杀的称颂。”〔359〕《贝鲁甲》引起强烈的反应，被描述为“病态大脑的恶心的挥发物”。〔360〕同性恋的象征作用很早就为托马斯·曼看到，他在《论结婚》中为艺术和美学潜质的性倒错辩解：“我们满可以以情色美学来形容同性恋。这是‘自由’的爱情，其内容包括不生育，没有前途，没有后果和责任。因为没有结果，也不会建立什么，是为艺术而艺术，这在美学层面可能是一种非常骄傲和自由的态度，但无疑是不道德的。”〔361〕同性恋就是为艺术而艺术，托马斯·曼的这一说法概括了这一现象的实际，同性恋是现代的，与拉夫加迪奥的谋杀和库尔特·施威特斯的“无意义”（Merz）诗同样，都是无动机的行为。被战争谋害的整整一代人在这种无谓、无责任和无生育的行为中重新发现自己。这种将同性恋当作现代性的阐释主要是一种德国现象。并非所有前卫派都给予同性恋这种首选地位。比如，超现实主义运动对这一主题的表现特别负面。超现实主义运动从1928年1月到1932年8月分12次举办的“性学研究”活动，参加者多样，但对这一主题是说教性的〔362〕。提出了一些仇视同性恋的最糟糕的偏见，捍卫“男色”的声音稀少。我们注意到勒内·克勒韦尔没有出席，他在辩论中无疑会特别孤立。1928年1月27日从会议一开始，同性恋就被粗暴地责难。只有雷蒙·格诺和普雷维尔表示宽容。皮埃尔·于尼克说：“从生理角度看，鸡奸让我感到对粪便的厌恶，而从道德角度我对之谴责。”布勒东忿言：“我谴责这些鸡奸者向人类的宽容提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缺陷，倾向于建成体系并使我所尊崇的所有事业瘫痪。”许多超现实主义者比如布勒东甚至不能容忍谈论这个话题：“我坚决反对继续讨论这个主题。如果讨论转向鸡奸的要求，我立刻放弃。”因为本能的和臆想的反应，辩论无法进行。对好男色者的恨意以辱骂的方式表达出来，〔363〕避之唯恐不及：“我对这些人只感到根本性的、器质性的反感。在这些人与我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的道德关注”（马塞尔·诺尔）。萨芙之爱并不引起同样的骚动。安德烈·布勒东在他的男性正统不受威胁时就重新找回了平衡：“女同性恋者在我看来是有趣的。”伊夫·唐吉在被问及这一主题时以“无所谓”作答。阿尔贝·瓦朗坦说：“我赞成女人之间的关系。我喜欢旁观，甚至是看我喜欢的女人。鸡奸是世上最让我厌恶的。”我们在此重新看到传统的男性态度，只要提到鸡奸就是对男子气概的攻击，但对妇女的关系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当他可以作为窥淫者介入的时候。但是，他们反对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因为她会与他们在同一地盘竞争。保罗·艾吕雅说：“对女同性恋男方最恨，对其女方最爱。”尽管布勒东和艾吕雅颂扬所谓女性崇拜，超现实主义者的性态首先是男性性态，首要关注男性欲望和快感。妇女对辩论的介入较迟。卡佳·蒂里翁是非常传统的：“两个男人之间，这种念头让我恶心。我不去想象这种关系。两个女人之间，我原则上能够接受，但我从来没有过。”西蒙娜·维翁表现出很大的性自由：“这绝不让我讨厌，我有很好的朋友是鸡奸者，这种想法不会让我难堪。任何表现。我坚决拒绝了几个女人，因为我不想要她们，但很快会有的。”唯有莱纳夫人承认有确实的同性恋倾向：“对于男人之间，我接受，觉得这种想法很刺激。两个男人互相抚摸，但不要肛交。我很想看。对于女人我也接受，我赞成这种关系。我有过16个女人。”但我们仍然吃惊于这些女性的顺从，她们并不试图肯定对一种自主的性态的权利，也不质疑她们的对话者的男子主义的神话。总之，超现实主义对同性恋的立场显得传统、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典型布尔乔亚的、遵从习俗和充满偏见。艺术的前卫并不一定是性的前卫。
同性之爱的传播：青少年与性别消除
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与青少年主题不可分割，同性恋的情爱理想就是理想中的少年、公学同学、德国朋友，有健康的和肌肉感的身体，无忧无虑，没有犯罪感。同性恋的性爱在20年代经常被表现为一种少年的、不负责任的、没有禁忌的性爱，萨克斯总结说：“少年的爱情吸引我的可能是感官之外的这种近乎孩子气的共谋气氛，我觉得这比完全施展雄性力量更加有魅力。”〔364〕
二三十年代的青年运动得到了发展。〔365〕在这些运动中，与自然的接触受到重视，是因为一种卫生的考虑。男孩们按年龄段分组，穿短裤和开领口的衬衣。他们远离成人学习自治、责任。营地是一所领袖的学校，传播一种父权的意识形态。同时发展起一些青年旅舍，由马克·桑尼耶〔366〕引进法国，他是“犁沟”（Sillon）的创始人，是对德国的模仿。德国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en）大发展，其中“候鸟”（Wandervogel）是最著名的典范。1926年，900万青少年中的430万是青少年组织成员。〔367〕但在这一数字中，学联运动（“候鸟”发起）只有51000会员，但在社会中的影响特别显著，虽然德特勒夫·J. K. 波伊克特怀疑其对青少年日常生活是否有切实影响。“候鸟”1895年由卡尔·菲舍尔和路德维希·古立特创立，最初由高中学生和关注改革的教育家组成。战后，其民族主义围绕领袖原则得到加强，发展了青少年作为德意志民族再生力量的神话。〔368〕战争助长了这一神话的发展，尤其通过瓦尔特·福莱克斯的有强烈同性爱内涵的小说《两个世界间的漫游者》（Der Wanderer zwischen beiden Welten）得到推广。该书1917年出版，不到两年时间就有29版，达到25万册。福莱克斯1915年春天在东部前线遇到恩斯特·伍施，但伍施8月便阵亡，留下绝望的福莱克斯，他把他看作德国未来的拯救者。他写作该书以作纪念，表现了朋友的理想化形象，是为德国捐躯的爱国青年的象征。这与同期在英国发展的鲁珀特·布鲁克的神话惊人地相似。〔369〕
青少年置身属于国家专政的成人世界的对立面，颁布自己的法则、自己的价值等级和自己的生活方式。青年通常被视作一种危险，舆论中蕴涵少年犯罪的主题。许多政治和宗教组织的目的是将青少年重新纳入一个严格框架。而“候鸟”则是支持实验新的生活风尚，置身性改革的前列。他们在男性至上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同性之爱的意识形态。在魏玛时期不存在女孩独立的课余组织，虽然她们也被一些青年运动接受，但她们多数时候被禁锢在家庭范围，没有机会发展自主性的联系。同性之爱的理论家汉斯·布吕厄〔370〕在其《作为情爱现象的候鸟运动》（1912）中，肯定同性恋是确保运动的凝聚力和成功的纽带。布吕厄认为青年运动私下由情爱关系支配，通常是团队领导和少年之间的升华的关系。在青年运动内部，同性恋者起特殊作用，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献身于青年的人。布吕厄的书反响巨大。他使同性恋成为少年叛逆布尔乔亚和家庭伦理的象征以及对于清教社会中不可能自由体验完整的异性恋性生活的一种回答。1908-1909年，在奥伊伦堡事件后，反同性恋的狂热同样打击了青年运动。几位领导人同威廉·扬森（1866-1943）一样是“唯一者同盟”成员，他们被迫辞职，“候鸟”分裂为两个不同组织。1910年，“小候鸟”成立，与“大候鸟”相对。新的运动更加极端，主张友谊，布吕厄将其定义为一个奠基原则，虽然另一名创立者奥托·皮珀指出该团体的同性恋者并不比其他组织更多。〔371〕实际上，同性恋与青年团体的联系不涉及回归自然运动、体育组织和后来的极右运动。1922年，库尔特·邦迪在其《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中，就青年工人运动中的“性倒错”问题写了一章内容。虽然与布吕厄相对立，但他不否认同性恋存在于无产阶级运动之中，而是强调此类依恋的少年特性。而且他将青年运动中的同性爱恋分析为资产阶级道德压力灌输给青年对妇女的恐惧和歧视而造成的后果。邦迪总结指出，在资产阶级党团和无产阶级党团之间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无产阶级党团要努力不使“性倒错”在自己组织内发展。
在青年运动中，同性之爱采取热烈友谊的形式：“手拉着手，我和汉斯回到宿舍。在我们的身体里，心在歌唱和颤抖，而我们相拥在昏暗的门洞里，我们的东西挂在那里，他靠着墙捧起我的头，长久地注视我，最终他吻了我。然后我们吃饭，他唱歌。我把他送回火车，然后跑着回家，为了宣泄我的快乐。”〔372〕理想是保留这份纯洁的友谊，但生理吸引和纯洁的向往之间的斗争折磨着这些少年，他们不知如何面对这些矛盾的要求：“我们寻找朋友而我们找到了，我们为亲吻和拥抱而羞耻地颤抖，我们是梦想家——有见识的少年。我们有一天注意到我们不再是孩子，我们摄于青春的魅力！我们到处都嗅到和看到性，和叔本华一样，我们已经把性器握在热乎乎的手里！而性让我们害怕，在我们看来是恶心的。”〔373〕乌尔弗里德·戈伊特深入研究过青年运动的性问题，他指出，在“候鸟”中生殖器是禁忌。运动刊物如少年报刊对性关系小心缄默，特别是任何少年与领导和同龄男孩之间的关系。他推测这里的同性恋与德国学校中的同性恋比例相同。与中高等学校相同，青年运动发展一种同性之爱的神话而不是赞成完整的同性恋关系。但是，“候鸟”虽然不是专门的同性恋团体，但是帮助了在舆论中传播一种性别不明、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暧昧的青年形象。
身体崇拜是标志两次大战之间阶段的一个主要元素。〔374〕美学的参照混合了阳光、水和裸体，裸露的、肌肉感的、年轻的、性别淡化的身体代表着现代的、健康和体育的美。对身体和青春的崇拜虽然在法国和英国也很显著，但尤其在德国得到实现。20年代，裸体仍然与自由思潮、与魏玛共和国相关的享乐潮已经在柏林兴起联系在一起。〔375〕这些表现中的情色价值特别是同性情色价值是强烈的。画家菲杜斯（胡戈·赫普纳）以其在慕尼黑《青年》周刊上的插图闻名，他表现裸体青年作为太阳崇拜。摄影提供越来越多的裸体形象，不是在摄影棚拍摄，而是外景拍摄。在法国有联谊团体创办的图片联盟，通过身体解放来表达人民阵线的生活的快乐。塞西尔·比顿、赫伯特·利斯特和霍斯特·P. 霍斯特的摄影图解了男性身体的胜利，带有强烈的同性情爱色彩。纳粹德国则将“完美”的身体作为种族价值的说明。
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美貌主要是兼具雌雄之美。在魏玛时期和后来的第三帝国，金发、古铜皮肤、纤长的流线型四肢、涂油的伏贴头发代表着永恒的、几乎消除了性别的理想。托马斯·曼已经注意到青年的非性别化的新潮流，他们意图创造超脱性别典型的一种新类型的美貌：“我曾经谈过采用浪漫派在两性友爱中尊崇的一些消除性别的想法，两性在人性的层面是等同的。无疑，新的可能性与心理分析发现的人类天生的自然的双性恋并非巧合。如果说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恭喜他们！——对待性问题持一种比前辈更加平和的态度，而且这一领域似乎去除了可怕的禁忌，这一切都因为或至少伴随着同性恋现象获得新青年的更超脱和熟悉的宽容，就像布吕厄所做的。我们的意识在这一元素和‘候鸟’青年运动的活动间建立起一种心理联系。无疑，同性恋作为男人之间的爱情联系、性的友爱，在今天由于时代气氛而获得某种赞同，在有教养的头脑中不再仅仅是以医学的怪异来看待。”〔376〕
身体的超性别之美承载着强烈的同性恋冲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二三十年代对身体表现的发展，我们会看到两种矛盾而互补的运动：女性的“男性化”与新一代男性中一部分人的“女性化”相对。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美国化的淡漠政治的青年中，他们渴望晋身有闲阶级，借此与将世界引向战争的那一代人决裂。这一类型仅仅出现在20年代，主要在1928-1929年间，在危机之前。
超性别的主题不仅是外部表现，还被当作一个新社会的基础、对人类整体危机的回应来严肃地讨论。这一主题主要由卡米耶·施皮斯阐发，他现在已被人忘却，但在当时却因为他的许多出版物而引起兴趣。他的事例非常明确地揭示出在性别混同概念背后所发展的哲学、政治、性和种族的幻想，这个概念远非中性，可能承载着一些危险和反对的观念。施皮斯1878年出生于日内瓦，曾经学医，是动物学专家。他是戈比诺（译按：Gobineau，日耳曼人种理论家）的门徒，也是尼采的妹妹弗斯特夫人的朋友。他利用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在他的作品中称为天才），但这些参照往往是多重的和矛盾的，他引用柏拉图、施蒂纳、歌德、惠特曼、弗洛伊德和卡彭特。他强烈反对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极力否认他的“第三性别”理论。这一切之外还要加上一些杂乱的玄学，包括阅读印度《奥义书》、犹太神秘哲学、一些神智学著作、老子思想、莱布尼茨、雅各布·伯姆、让－保罗、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乃至占星术和宣告“宝瓶座”新纪元。“宝瓶座”新纪元则是典型的性别混同。他的政治取向很难界定。他在界外出版社（En-dehors）出版《性倒错》，这家出版社通常出版无政府主义作品。他激烈反对法兰西行动，否定其民族主义立场。他认为真正的祖国不是国家而是种族。1932年，他撰写一封致罗曼·罗兰的公开信，其中揭露“当代理想主义的贫血的人道主义”。总之，他可以被确定为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不确定但属于复仇性多言癖，试图通过当时的一些基本命题——种族、性、权力——来建立一个个人模型，他夸大其词地命名为“心理综合”。
施皮斯的作品的特点首先是他的玄奥、偏执和狂热的文风。他的整个思考围绕作为人类前途和人类高级形式的超性别崇拜：“必须在自身中发展肉体和精神的男女两种能力，从童年和少年起，来建立我们的解放，这种解放是情色的复兴，是人类心中不可磨灭的童年，产生于人类意识之中。”〔377〕施皮斯认为，人的原型是雌雄同体的（他此处依据柏拉图的神话），是完美的形式，他渴望重新成为雌雄同体。超性别的问题与消灭“不纯”种族来进行种族改良的问题会合。对于施皮斯，超性别是“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超性别代表神性的、酒神精神的和超基督的人，与以色列的、杂种的、割伤性器的堕落的人相对立。同样，对超性别的颂扬伴随对女性的歧视，女性被看作人类低级形式。他认为改良人种只能从男性入手。
施皮斯把超性别的雌雄同体与少年期联系起来，这并非他独创。但是，他建立一套非常复杂的理论来证明人的生命历程经过所有的性别（gender）：男人最初变成女性（身体、童年）、然后是一个男子（灵魂、少年期），然后二者兼有。他从中得出结论，男人可能变成一个女性（倒错）、一个男子（倒转）或一个天才即超性别（排斥）。对于施皮斯而言，天才是好男色者，而倒错者是同性恋的和退化的。好男色者的理想是男性身体，但他的高层精神渴望禁止他有性行为。夸张的文风显示出同性恋被作为低级人类形式受到谴责：“复兴，无性别的双性是诗意的、恋童的或单性的，是天才性，源自超性别的单一的和柏拉图恋爱，是正常人的，完整的，理智的。这不是生殖，失去平衡者的异性恋，也不是退化，偏执的失去平衡者的同性恋——一些屁精、王八和退化者。总而言之，恋童并非同性恋，恋童者不是同性恋者也绝不会是同性恋。”〔378〕要变成天才，男性必须在青春期使自己的大脑再生。不再有性行为，也不再与他人接触。男人自我生殖。在大篇幅颂扬情色和酒神力量的同时，施皮斯表现对性行为的整体弃置。他意图培养一个天才种族，去除所有不纯净元素（女人、同性恋者、犹太人），自我生殖并以其高等智力统治世界。
超性别理论中有众多种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狂热，建立在对社会的悲观分析和通过排斥来复兴的愿望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神秘主义优生学，因为不现实而显得没有危险。此类胡言乱语在极端主义者群体中得到反响，能够很轻易与传统的种族理论结合，比如戈比诺理论和所有的反民主和反现代主义的批评：“心理综合的伟大功绩是预见到恶，种族的、性的或犹太的衰退，其名称就表现出不可治愈的特性。另外他消除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力必多和仇恨的学说，我们生活的不健康（金钱、利益、愚蠢、宗教）就来源于此，因为人类心中的自我和爱情中的卖淫是造成仇恨、战争和死亡的犹太污染。”〔379〕施皮斯的著作被当时各类著作引述和分析，证明其理论有一定影响。特别是路易·埃斯泰夫在《雌雄同体的谜题》中为这种学说辩解：“我们只需等到汉·里纳的未来制造者们采用性选择原则的日子，使卡米耶·施皮斯的理论得以实行，通过普遍的超性别在地球上建立天才统治——文化、智慧和人性的黎明，是世界末日的前兆。”〔380〕埃斯泰夫从杂乱的玄学中找出政治和社会的终极性，与此前研究过的汉斯·布吕厄的理论比较接近。超性别是新人类，被召唤创立一个完美的、男性的、好斗的、胜利的世界，与战后出生的人正好相对立。超性别是一个乌托邦的遗传计划，以种族纯化的标准、力的幻想和一种从人性中消除女性的愿望为基础。
这种对超性别的反复颂扬显示围绕这一概念的含混性。超性别最初是青年对传统价值的一种反动，但是也充当了极右派理论的基础。超性别既代表一种情色理想——健美身体的理想，人们以之为典范，也是性角色深刻颠覆的讯号，某些人认为是颓废的症候。在30年代，这种得到传播的同性之爱不再有表现，但继续变相存在，通过“男性同盟”的美学、穿着制服游行的雄壮男人群体、对运动会的鼓励和所有的纳粹神话。实际上，男性危机横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其首要特征是男性面对妇女价值（本身为男性经验所改变）的退缩，随后的形式是一种对阳刚的过分投入，最终重归传统的坐标。两种态度标志着两次大战之间社会想象中男性身体的主要地位，其起源是战时的某种情色化。同性情色孕育于社会内部，说明男女同性恋者的形象为何混入30年代的风潮之中。他们同时是欲望和恐惧的对象，映照民众的幻想，但民众并未准备好承认自己的两面性。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标志是性行为的变迁。公众舆论受到矛盾潮流的激荡，在道德反对和自由改革之间难以选择。整个时期的同性恋仇视仍然非常明显，因为它由主要的机构教会、公众权力、媒体来传载。作为新的事实，同性恋成为一个必须谈论、分析、演义（romancer）的时尚主题。文学对这一主题的创作是前所未闻的。
尽管如此，宽容的进步仍然非常有限。两次大战之间构成一个交接时期，民众的恐惧和否定、科学进步与同性恋自身的要求相对立。虽然20年代中期人们可能认为进步力量取得长久胜利，但1931-1933年就明显表现出初现雏形的运动既不受一种真切的改变愿望的支持，也没有一种现代价值的广泛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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