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者面对偏见的负担

关键的问题是宽容，我不仅将其定义为对一个现象的许可，而且是对其接受。舆论积重的倾向显示了对于同性恋者维持不利的偏见，透过主要的机构和相关的新闻，尽管我们看到相对于战前有所进步。某些主题比如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的联系、青少年保护和对外国人的恐惧充当了反同性恋幻想的扩音器。

传统道德的卫道士

制度的话语使我们得以界定一种对同性恋的典型态度。作为政治表述，它享有历史和政治的合法性。由于通过主要的媒体传递，制度话语充当了众多私人话语的参照。出于不决断、无所谓或简单的从众，许多人采用官方言论作为个人见解，将自己的见解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见解基础上。出于教派、社会或团体的考量，他们将本身团体的偏见合成进去。

教会

二三十年代间，教会在相关三国的影响仍然很强，虽然有人谈到与城市化、国家冲突和经济危机相联系的宗教危机。^〔196〕事实上，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对于同性恋的态度首先依据宗教话语。鸡奸作为“无用”、“逆反自然”的行为，同避孕、在月经期、孕期、哺乳期的性交、手淫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宗教的谴责是一个最常被引用为歧视同性恋辩护的理由。但是，约翰·博斯维尔^〔197〕指出，宗教通常只是一个为个人偏见辩解的借口。

天主教会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两次大战之间很少改变。教会从此时承认了性教育的合法性，性教育由家庭和基督教婚姻协会合力承担，而且教会承认婚姻有双重目的：生殖和“夫妇主体的满足”，对关闭妓院开展讨论，但同性恋仍然遭到谴责，同样受责难的还有避孕，虽然自1934年起奥基诺避孕法开始传播。这种态度根植于更普遍的对追求肉体满足的责难，认为这分散人类的精神追求而使道德处于险境。^〔198〕同性恋以彰显的方式代表这没有目的和束缚的性。新教教会和英国圣公会对这一主题也未表现更多的宽容，虽然圣公会在1930年承认了节制生育的合法性。

许多抨击风俗败坏和同性恋的传播论战小册子由天主教、圣公会和新教的宗教组织出版。克罗岱尔1924年得知纪德是同性恋后的愤怒，揭示了大多数天主教徒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同样还有贝尔纳诺在《新文学》1926年4月17日刊登的文章，指责普鲁斯特的作品缺少精神追求和宗教伦理追求。医学理论虽然也被考虑在内，但并不决定有意义的改变，比如一部新教著作的一节：“同性恋者表现的对异性的反感清楚地将他们分类为病人，而且是危险病人，因为他们追求新的伙伴——尤其是女性在儿童中寻找伙伴，他们使众多伴侣也变得反常，但是性倒错者们道德上的苦难值得我们同情。”^〔199〕这些著作出版供教士使用，构成对同性恋的封锁，传播一种特别落后的性观念。教堂司铎彼得·格林在其著作《正确行为的问题》（1931）中，支持同性恋应当像其他不健康状况一样得到治疗（他列举了杀人狂和偷窃癖），并受到法律惩罚。^〔200〕

某些教团采用一种更为极端的态度，向同性恋的“传播”宣战，认为从战争结束以来是令人担忧的。德国由赖因哈德·穆姆领导的福音教派委员会既是如此，还联合了其他一些世俗和宗教团体。^〔201〕穆姆还是国民议会议员和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成员，该党集合了保守和极右势力。他领导“反色情和污秽”（Gegen Schund und Schmutz）的运动，致力于保护青少年、反流产、性病、卖淫和同性恋。这种宣传的目的是竭力避免在更自由的意义上修改刑法。所采用的论调是极其悲观的：“人类从未比今天如此接近一场巨大的灾难！”^〔202〕穆姆的一种出版物《打击淫秽报》在封面上表现圣乔治降龙。象征意义是明确的。

同性恋问题广泛吸引这些团体的注意，虽然只代表它们首要关注的一部分。施勒斯维希－荷尔斯泰因联盟纪要（1920年7-9月）提到同性恋团体，主要是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和他们的一些活动，比如电影《与众不同》。报告对文化部长黑尼施1920年3月1日访问希尔施费尔德的学院感到愤怒，访问历时四个小时。报告特别指出《友谊》杂志胆敢发表一篇题为《我们之中的基督徒》的文章。穆姆和一些不同团体发起一份称为《声明！德国人民的前途危险》的抗议书。抗议主要针对“新女性”及其通过服装和发型男性化，要求政府立法“反对色情和污秽”，为了保护青少年而更严格地执行第184条（关于淫秽出版），对剧院立法，禁止“萨克斯管、黑人舞、裸体剧”，镇压毒品、吗啡和可卡因。出于同样想法，教会团体联盟1928年3月14日要求禁止几份同性恋刊物，《友谊报》、《人权报》和《女友》^〔203〕。“反下流作品”斗争胜利。1928年6月19日，大多数同性恋刊物列入“淫秽作品”清单。1928和1929年，《女友》被禁达12个月，1931年《假小子》同样被禁。

反同性恋运动的斗争在各条战线展开。1921年3月《基督教民权》杂志中，我们见到小学教育督学埃伯哈德的名为《性倒错潮》的文章。1922年2月，德意志福音教派委员会重申对废除第175条的反对。^〔204〕一份小册子《第175条必须保留》由德国天主教公众道德中心工作委员会出版。同样，由玛尔塔·布劳尔领导的德意志妇女斗争联盟对这一问题发表一份激烈的论战册子，揭露同性恋杂志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个众所周知的反常的男人不能在性伦理领域为健康人提建议。”攻击同样针对左派政党，他们因此成为保守派方便的靶子：“人们应当特别关注这场色情革命多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的保护而传播。”保护妇女在这场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女性角色被限定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由著名的“三K”来代表（Kirche教堂，Küche厨房，Kinder孩子）。1924-1925年围绕将第175条扩展到女性而发起了一场运动。

德国福音教会的斗争仍然是相对孤立的，通常，这个主题在论战册子和性教育课本以外很少提及。但是，我们发现以孤立的方式存在一些独特的、甚至离经叛道的态度，指出即使在教会内部同性恋问题仍然是有争议的、模棱两可的。比如白十字联盟依附英国教会，1929-1930年就曾帮助伦敦卖淫的男孩。这一组织此前曾支持卖淫妇女，想借此来面对与经济危机相关的非职业卖淫的上升。联盟委员会选择将相关男孩安置在收容中心，试图为他们找到工作以便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我们在英国圣公会各级别中找出同性恋崇拜的痕迹。牛津运动尤其被指责为亲同性恋的，其领导人约翰·亨利·纽曼以其与男孩们保持浪漫友谊而著名。同样，一些教会人士也做到将职能与个人倾向相协调，比如E. E. 布拉德福德教士就是著名的恋童癖诗人。牛津的大学生由约翰·贝杰曼领导来向他致敬，而他在治疗过程中去世。布拉德福德认为“他对男孩的懒懒的柔情／来自基督而非苏格拉底”，尽管如此，他的诗作仍然明显与教会原则冲突。这些事例都属于例外。

公众权力

政府、议会、行政和司法关于同性恋的公众权力话语是典型的官方话语。是制度的代表，并不能代表公众舆论整体，虽然是来自公众舆论并对其有影响。这种话语根据个体的人格和环境，但超越了个人立场而成为国家的观点。通常，二三十年代公众权力以道德和出生率为名，并不有利于同性恋。男性同性恋还被指责质疑了传统的等级，资产者和工人在寻找伴侣时混杂在一起。女性同性恋通常享有较大的宽容，因为没有威胁社会建构，妇女在父亲、丈夫和社会压力的权威之下，可能被迫重新融入规范。

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同性恋的仇视投入增长。随后，英国政治权力对男性同性恋保持严厉的方针，而反对女同性恋的斗争规模很小。同性恋比控制生育和离婚权利更容易招致非议，因此构成了国家显示其在道德方面的行动的理想主题。而且，一些在反同性恋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与道德和清教徒运动联盟保持紧密联系。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在1922-1936年间曾多次担任皇家法律顾问，他是福音会的激进成员。检察长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曾经是国民警戒会成员。特别是1924-1929年间担任内务部长的是极端清教徒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Jix”），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孤独之井》就是因为他被禁，他参与或建议了对同性恋者的许多诉讼。对同性恋的恐惧主要与对帝国衰落的恐惧相关，因为爱德华·吉本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一种错误的倾向性分析的推演：“罗马衰亡了，其他民族衰亡，如果轮到英国衰落，这将是由于这种罪恶，因为它不信上帝，而这将是它的灭亡。”^〔205〕

反同性恋的压力并不放过领导层的精英。^〔206〕1922年，自由派下院议员刘易斯·哈特考特子爵因为害怕自己的同性恋被公之于众而自杀。他曾不懈地追求一个名叫爱德华·詹姆斯的伊顿学生，他曾在母亲陪同下到议员在纽汉姆·考特尼领地住过几天。1931年，嘉德勋团骑士比彻姆伯爵，时任“五港”总督和自由党领袖，他突然辞去所有职务并离开国土。他的内弟威斯敏斯特公爵威胁他向公众揭露他与许多少年及其在沃尔默堡领地农庄内的侍从之间的关系。他在五年后儿子葬礼时，得到保证不被逮捕才回到英国。乔治五世在风闻丑闻后，作了简短评论：“我以为他们头脑发热。”同性恋还有可能被用于一些激进目的。在法国，1933年10月末奥斯卡·迪弗雷纳被杀，他是宫殿音乐杂耍戏院老板、巴黎第10区市政委员、同性恋者，他的死引发了政治丑闻。一名雇员看到他跟一个海员关在他的办公室里。人们找到他的裸体，颅骨破裂。罪犯始终没有找到。在马尔维宣读了他的悼词之后，《秩序》报发表激烈的文章：“奥斯卡·迪弗雷纳生前死后提供给我们的演出是有象征意义的，他揭露了我们民主的腐朽。”莱昂·都德也写道：“谋杀者是一个水手，是一个政治人物的侄子，他的男性器官部分受损，正在纳伊的一家诊所接受治疗。”在德国，同性恋指控被左派政党广泛使用，特别是用于反对“国社党”（NSDAP）。^〔207〕

报界

通过对报刊的研究能够更明确认清对同性恋的宽容。新闻反映舆论，但也是新潮流的主要载体，在思想上打上自己的印记。20年代的标志正是新闻手段的惊人发展。新闻取得重大进步，广播和电影作为通俗媒体确立地位。英国、德国和法国大发行量的报纸大发展，靠着惊人的资本的支持。^〔208〕

全国性报章和党派大报很少探讨同性恋问题。比如《时代》^〔209〕平均每年发两三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同样，《泰晤士报》^〔210〕每年有一两篇短文，有些年这个问题根本未被提及。德国报界发言较多，主要是因为围绕刑法改革的辩论针对废除第175条，还由于同性恋运动的积极活动，他们作讲座、发请愿书。同性恋可能通过四类专栏提及：文学戏剧批评、司法专栏、议会辩论报告、关于风俗发展的论战文章。还表现为第五类，但属于例外：论战目的的政论，主要是将对手作为同性恋来揭发。这些不同可能性并不被所有报刊以同样方式运用。

在《时代》中，同性恋通常不出现于司法专栏。例如该报没有报道玛尔特·阿诺或奥斯卡·迪弗雷纳的同性恋。1928年12月16日的一篇短讯让人联想到一桩同性恋事件。银行职员雷蒙·贝尔纳连续三星期每日拜访赫尔曼·戈德施密特。当15日早晨他来到时，侍从照常引他进入还未起床的主人的房间。一段时间后，他听到东西落地的声音。贝尔纳开了三枪。他被仆从抓住，但他自杀身亡。17日，我们读到：“一个富有的荷兰寓公被他的年轻朋友雷蒙·贝尔纳打伤，在悲剧发生后几小时死亡。”事件的场景，还有“他的年轻朋友”的说法，让人联想到一个同性恋者和一个男妓间的争吵。同性恋问题同样也不在议会辩论中出现，甚至也不见于关于妇女和现代青少年的论战文章。政治专栏并不提及，除了一些有关希特勒德国的文章。

所以主要是文学和戏剧评论充当有关同性恋的辩论论坛。第一篇富有暗示性的文章有关普鲁斯特的《索多姆和戈摩尔》（一），小说继《盖尔芒特家那边》（二）之后发表。保罗·苏代写道：“我也补充说，在最后一章故事走到一个很难卒读的方向。据圣西门说，甚至皇家也有类似普鲁斯特先生的夏吕斯男爵的人物，但《回忆录》的作者（圣西门）的描述更为简略。”^〔211〕第二篇文章恰好在一年之后发表，正当《索多姆和戈摩尔》（二）1922年5月12日出版。第三篇发表于同年8月17日。这是一篇罗歇·马丁·迪·加尔的《灰本子》的书评。保罗·苏代建立对待同性恋问题的新方式，即以普鲁斯特为参照。由于同性恋不能直接表述，所以通过暗示一个参照性的同性恋者使读者得知：“老师们曾以为这属于马塞尔·普雷沃斯特（译按：原文如此）先生的小说中德·夏吕斯先生进行的那些可恶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只是纯真的友情，被一种表面上可疑的词汇夸大和神秘化，使纯真的孩子们不明白其含义。”1924年2月21日，阿贝尔·埃尔芒的“切尔西爵士”系列的出版使得暗示得到更新：“所以切尔西爵士是英国的夏吕斯或奥斯卡·王尔德，跟王尔德一样是唯美派，但同夏吕斯男爵一样是简单的大贵族，而不是文人。”愤怒已经表现出来：“可怜的家伙。难道他们不能默默服罪而免得公开自辱吗？美德和罪恶都同样适宜保持谦逊。”1926年2月4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伪币制造者》的批评文章，保罗·苏代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戏剧批评家皮埃尔·布里松接续他在1926年3月8日批评了在费米纳剧院上演的《女囚》。剧作赤裸上演，是关于一个“出奇地大胆而淫秽主题”的一部“极其值得注意的作品”。所谓主题从未言明，是因为“如果说出则可能赋予它粗陋的外表，而布尔代先生费尽心机想避免这样”。在第二幕，“争论将扩大，具有人性意义和严肃性。但不幸正是这一时刻让人很难意识到”。保罗·苏代1926年12月23日重新出场评论《只要种子不死》。“其中难堪远多于乐趣。”不能误导读者，他们已经对《索多姆和戈摩尔》习以为常：“这跟夏吕斯的艳遇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同好们不能比，他们至少还有些可鉴赏处。人们不会调查安德烈·纪德先生的私生活，让他安然无事。他有何需要展示他生活中最无可救的疯狂？”1927年11月17日，保罗·苏代评论《重现的时光》。小说的后半部尤其让他不满：“具有了丑闻小说的所有手段。”1931年9月25日，安德烈·泰里夫在文学专栏取代了保罗·苏代，他对莱昂·勒莫尼耶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传记写了几行评论。他没有明确暗示到他的同性恋。他谈到“他承受的几乎是天真无邪的天谴”、“残酷的细节”和一种“道德方面过分的自由主义”。1931年10月23日泰里夫在恩斯特·塞埃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拉蒙·费尔南德斯的《安德烈·纪德》两部作品发表之际才大段论及普鲁斯特和纪德的同性恋，但他仍然未使用明晰的名词。“自然，我谈到一种更深层的缺陷，可以借此解释这位作家的几乎所有不可解之处。”否定占主导，特别是在下一段将纪德与普鲁斯特作比较：“对一个虽然关键却如此难堪的主题，我们不多赘言。只要知道普鲁斯特的悲观与纪德先生尼采式的乐观相对立就够了，普鲁斯特在其同好们身上看到不祥的宿命，而他的追随者（指纪德）却倾向认为他们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我让大家来决定哪个才是最有害的宣传。是第二种无疑了。”同性恋的命题虽然被避免，但仍是分析的对象。

实际上，涉及同性恋问题的文章在30年代初不断增加。戏剧创作对其有利。比如，1931年11月2日香榭丽舍剧院上演罗歇·马丁·迪·加尔的《寡语者》。皮埃尔·布里松将之描写为一部“最淫秽的剧作”，但“作者最出色的巧智正是避免了争论的实质”。1932年1月11日，布鲁克纳的《青春之痛》在马莱剧院上演；1932年6月20日，《穿制服的女孩》在巴黎电影场上演；1932年10月10日，爱德华·布尔代的《豌豆花》在米绍迪埃尔剧院上演。这个日期是重要的，因为“性倒错”和“同性恋”的名词第一次在《时代》上采用。但是剧作让布里松失望：“我不指责布尔代先生，他写了一部剧作将一些反常的人搬上舞台，却避免表达一种谴责。我不仅不指责他，我还恭喜他有勇气。卫道倾向的戏剧、所谓“正统”戏剧在我看来在原则上是完全不可取、效果平淡而且过时已久。我责备他的是将一个如此危险的主题简化为一场闲聊的乐趣。”1932年3月24日，安德烈·泰里夫对柯莱特的《这些乐趣》作了正面的评论，虽然他强调该书“对弱者是危险的”，但“对强者有益”。局面已经形成，1935年2月25日，莫里斯·罗斯唐的剧作《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在艺术剧院上演。虽然都是些委婉的说法，但皮埃尔·布里松这回用了“同性爱”的说法，道连·格雷被描写为“索多姆的主保圣人，是他信仰的使徒、义士和牺牲者”。但是这是在1939年前发表的关于同性恋主题的戏剧和小说的最后一篇评论。这种突然的停顿需要与公众舆论对同性恋的兴趣骤降联系起来。媒体的首要关注转向危机、外部紧张和人口减少的威胁。

《泰晤士报》保持中立。同性恋通常只在司法专栏中涉及。事实的描述尽量简短。比如1919年1月11日刊：“中央刑事法庭，1月10日。伦图尔法官庭前，38岁园丁威廉·弗雷德里克·甘蒙被认为犯有严重妨害风化行为，二次裁定判处12个月监禁。”此类边角新闻仍属罕见，与每年判刑数量不对应。除了这些专栏，关于这一问题的最长的文章是拉德克里夫·霍尔《孤独之井》一书的庭审报告。该报对此仍然保守严格的中立，仅限于原文转述法庭辩论。最后，在谈到希特勒德国时也涉及同性恋问题，适值罗姆被除去，同性恋酒吧被袭击。“同性恋”一词从未被使用过。罗姆的性倾向被说成“不幸的倾向”，而同性恋酒吧有一种“特殊的名声”。所以我们看到大报刊很少使读者熟悉同性恋。与之比较，讽刺性报刊对谈论同性恋问题较少保留，而且三国之间也有明显区别。

对德国《简约》周刊的研究揭示出在德国讽刺报刊中同性恋问题真实可见。战前的《简约》在奥伊伦堡案件时期以及与人道科学委员会相关已经发表许多同性恋漫画。随后停止，在战后渐渐恢复。我计算过，1919-1939年间有15幅同性恋漫画。多数是在1924-1929年间发表，与柏林同性恋亚文化的高峰期相符。在1919年没有，而1933年后也没有。最后一幅发表于1932年5月15日。漫画大多数表现女同性恋和柏林同性恋生活。比如，1924年9月24日刊，一个Bubikopf短发女孩四肢伸展躺在沙发上，她母亲对她说：“怎么对你说呢，我的孩子，你现在到岁数了，保拉，跟男人我们……——打住，妈妈，我变态。”1928年2月20日发表一幅让娜·玛门的著名画像《她表现》。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年轻女子说：“爸爸是律师而妈妈在地方法院就座。我是全家唯一有私生活的人。”但我们也发现一些男同性恋的漫画。1921年4月1日的一幅漫画影射希尔施费尔德，题目为《希尔施费尔迪亚娜》，我们在画中看到同性恋领导人同他的年轻的非常女性化的秘书在一起：“请您写信吧，小姐。在我们重建经济生活的时刻、在全面萧条中，时下必须做的是强烈要求立刻废除第175条。”1927年9月12日一幅叫《感情的混淆》，直接针对斯特凡·茨威格的书。我们看到两个妓女，一个水手靠近她们。一个妓女对另一个说：“告诉我，贝拉，这个水手，你觉得是一个顾客还是同我们竞争的？”1929年1月28日的一幅漫画表现一个同性恋舞会，在中央一个化装成天使的男孩是所有注意的对象。解释文字是一首小诗：

化装成爱神的马克斯大获成功

他置最勇敢的男人于险地

有人讲，在另一营地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本人也在场。

纳格尔大妈保护马克斯——作为希腊女性

一位非常细心的“舞会妈妈”

因此没有一个畜生胆敢靠近他

就像人们说的：即使是希尔施费尔德在这里。^〔212〕

《简约》的漫画并不反映对同性恋者真正反感。他们被嘲笑，就像其他许多人被嘲笑一样。我们见到希尔施费尔德的斗争被夸大和搞笑，一些假小子，但最终一切都是战后的标志，有现代性的趣味。与其说是一种对同性恋真正的仇视，不如说报刊的嘲弄反映公众舆论面对同性恋的现身所感到的无措。

与之相比，《幻梦》^〔213〕显得更有敌意。该刊上的同性恋漫画也很多。多数是关于女同性恋，时间上对应1922-1928年间。《幻梦》对同性恋的暗示同样散见于花边新闻和社论。比如1922年12月1日发表一篇报复文章，题为《情感异类，这些女士先生》。1923年5月1日的一幅画表现一些女孩一起跳舞，题为《舞场的花朵，但男人们什么也不会知道》。1923年10月1日，阿贝尔·埃尔芒被画成穿院士服正在涂脂抹粉，题目《圣西门内特》。1924年3月1日的一幅画表现一些头发越来越短的女子，说明文字：“小心，女士们！如果你们过多改动头发，你们有朝一日会像是老先生一样。”1925年9月15日发表一幅《简约》杂志风格的漫画。两个女孩一同跳舞，文字指出：

睡吧，老歌，

曾让人舞蹈，无拘无束，

女孩和男孩！

在这些宰客的时髦酒吧

以放纵的身姿

只有……假小子！

1926年5月1日，安德烈·纪德被画成漫画，题目《男性之花》。弗朗索瓦·波尔谢的《不敢命名的爱情》发表时，有一篇激烈文章和一幅漫画：“是否该是我们抗议的时候？因为他们开始有些过分了，这些‘亲爱的朋友’！他们可以自顾自地找乐，玩门口的玩艺或者是后门。但他们如此大张旗鼓，宣扬他们特别的风气，应该作出反应了。我们谈到的这本书是否讲发出信号？在人们谈论清洁巴黎之时，也许大家应该扫一扫一些圈子。”^〔214〕1932年4月1日是一则阴郁的新闻，署名梅丽塔，题目《莱斯博斯》：“她们不漂亮，这些女囚，眉毛剃得太浅，眼睛看着像牛犊，她们的面色在灯罩的黄布下显得暗淡无光，羸瘦臂膀从睡衣里伸出。”同样主题，我们在1938年6月11日《巴黎生活》^〔215〕上找到一幅叫《小滑头》的漫画，表现一个男人和两个女子，其中一个是瘦削的假小子，叼着香烟。注解文字：“我打赌，侯爵夫人，您将在古希腊的一个岛上度假。”《幻梦》自命“法兰西精神”的使者，在此做出高卢精神的保卫者的姿态。所以杂志的商业基础就是利用最通行的偏见。同性恋生活的新的显现和同性恋文学的大发展加强这种基本倾向，成为所谓受到威胁的异性恋进行再度争夺的借口。《简约》将同性恋展现为一种现代现象，而《幻梦》则将之看作颓废的讯号。

对《潘趣》的研究如同此前对《泰晤士》报的研究，显示英国报界极端的谨慎。1919-1939年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同性恋漫画，唯一影射性的图画是一些短头发的女孩，但始终未归入女同性恋者，主要是一种表现时尚发展的漫画。先看到一个长头发姑娘，随后是贞德短发，随后是假小子，然后是平头，漫画接下来表现已被避免的光头和逐渐向中等长度回归。^〔216〕另一幅表现男性同性恋者：1922年2月1日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招待会画面前景是两个年轻女子，在后景上是两个非常女性化的男子。画中有文字，女招待：“真烦人，亲爱的，我们缺一个男人。”女客人：“您别着急，我带来两个‘宝贝’。”还需要研究其他杂志和报纸才能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普遍。尽管如此，作出英国社会对这个主题有少许宽容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www.xing528.com)

最终，对德国派系报纸的研究使我们得以分辨因政治所属不同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的细微差别。^〔217〕多数德国报刊首先是在议会范围内涉及同性恋问题。某些同性恋丑闻引发报刊中大量文章。尤其是罗姆在1931年的一些信件。最后，在谈论战后风化的论战文章中也提到同性恋。《德意志日报》^〔218〕是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机关报，代表容克贵族和极端保守派商人的利益。人民党敌视魏玛共和国而且反犹太人。它的目标是复辟君主制。从1925年起该党参加政府。《德意志日报》在这个阶段激烈反对同性恋者，甚至将性别平等和和平主义的青年、堕胎的“摩登”女性和性解放一并指责为苏俄和犹太的产物。^〔219〕该报全力支持由人民党党员赖因哈德·穆姆领导的“反色情和污秽”的斗争。1920年11月12日，该报提到“变态医生”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1921年3月25日以《同性恋冠军》为题，揭露淫秽文字的传播，特别是《唯一者》杂志。对于新的医学理论的兴趣见于许多文章，但是该报刻意选择最不利于同性恋者的那些。比如，1924年2月10日发表一篇题为《性生活与遗传缺陷》的文章，支持异性恋是先天的，而同性恋如同受虐和施虐是变态的。1928年5月10日发表的一篇警世文章题目为《种族的自杀》，揭露“妇女男性化、男性女性化以及自然对立的减弱”。这种非常负面的态度与民主派报刊《柏林人日报》^〔220〕的立场相反。该报在1919年9月4日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性学会”刊登一则启事以及学会纲领和举办的主要讲座的主题。消息得到了客观对待。

我们可以更好地比较两份报纸就刑法改革委员会1929年10月16日废除第175条的决定所作的反应。^〔221〕《柏林人日报》从10月8日起发表委员会报告。10月17日文章名称为《文化的进步：第175条陷落》。该报对这一决定感到欣慰，并特别向威廉·卡尔致敬，他已年过八旬，任委员会主席，是德国人民党（DVP）^〔222〕成员，他反对本党决定投票支持废除，他的影响使投票改观：“如果他所有的朋友都同他一样年轻，事情会变得更好。”与之相反，《德意志日报》几日以来将“同性恋免于刑罚”归入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文章题为《人民罪人的胜利：犯第175条免于刑罚》。从中可以读到：“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先生及其门徒目前要获胜了。只能期望关于这一条款最后的讨论和决定能在另一次议会搁浅，目前的议会取得明显多数，但也从道德角度决定了德国人民的毁灭。”该报同样攻击卡尔，指控他叛卖。1929年10月25日，卡尔在《孚日报》上回应这些指责，为自己的立场辩白，他采用这样的立场不是出于对同性恋的宽容，他认为这是一种恶行和不名誉，他是出于实际的理由，因为镇压有利于敲诈，尤其有利同性恋宣传的发展和在社会上的传播。所以我们于此看到德国对同性恋的态度可能因政治立场而异。这对于《德意志日报》是德国衰落的一个新证明，但民主派却相反解释为一个历史进步。在希特勒掌权后，不再可能进行这样的区分。比如，对罗姆的清洗在《德意志日报》和《柏林人日报》上都以同样方式处理，犹太和自由派编委已经被“清洗”。它们在1934年7月1日的文章满足于忠实传达官方版本，按照戈林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述。

作为结论，我们根据所研究的事例发现报界在不同国家起到的作用不同。在德国，问题被公开辩论，而“同性恋”、“性倒错”这些词及其变体被寻常使用，因为它们享有科学的保证。在英国，报界顺从仍有生命力的沉默法则，没有使公众更好地了解同性恋。在法国，报界说话较多，但仍然极其谨慎。虽然一些丑闻报刊使用同性恋作为一个卖点，但它们冒着查禁的风险。1935年7月，《侦探》的主编马里于斯·拉里克被判三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和1000法郎罚金，经理夏尔·杜邦判一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和500法郎罚金，但记者马塞尔·卡里埃被免予起诉。该报发表了在不详情况下被勒死的一个年轻同性恋者尸体的照片。他的裸尸在一个长沙发上找到。报刊所给的题目为《小家庭》。^〔223〕

更大的宽容？

民众对同性恋的反应有多重原因。其形成根据家庭出身、教育、宗教、个人偏见、舆论的总体倾向。在缺乏民意调查和对民众的其他形式调查的情况下，很难分析关于这个问题的心态的发展。尽管如此，通过收集见证和对资料的评判，我们可以建立起民众对同性恋的反应的总体和细分的图形。

同性恋者可能因他们属于不同阶层而在日常面对非常不同的情况。一个自由的同性恋者生活在一个欧洲都市，他只是偶然遇到敌意。比如女同性恋者B在30年代过着艺术家的生活：“当时像我那样自由地体验自己的同性恋并不容易，因为我是在艺术圈里，那里是很平常的，艺术家们不在乎，甚至相反，这带来某种独特性。”女同性恋者N与无政府主义圈子交往，她同样被她的环境接受。^〔224〕相反，一个无名的生活在外省的同性恋者如果他的特殊性被人得知，他可能会面对真正的粗暴打击：“时代已经习惯了妇女出现在从前男性的场所，习惯了香烟、粗话、当众大笑。但在大城市以外，人们认为我们这些解放派狂妄、粗俗和危险。是一些家长认为应该防止女孩子效仿的坏典型。”^〔225〕但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农民埃利诺：“而且这是个不同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同男人穿着一样。尤其是马裤，因为这是在农场工作唯一能穿的东西。我任何时候都穿着。当然我必须穿，我的女伴同我生活，但我认为农场主对此不会有什么想法。他们不谈这些。我不认为他们对此操心，真的。”^〔226〕

我们还发现不同地区的反应也有较大差别。在柏林，如同在其他都市，宽容度比外省大得多，甚至确切地说是漠不关心。相反，德国的其他地区以仇视同性恋著称，巴伐利亚尤甚。同样，青年运动的同性恋理论家汉斯·布吕厄到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尔市的系列讲座也被禁止^〔227〕。1921年3月19日，内政部长接到该地区主席的一封信，据说他收到威斯特法伦州各街区协会的27封抗议信，反对公开的不道德行为，有教师和教士团体、天主教青年会、福音教会和许多协会，抗议信递交警察部门，警告说将以各种手段阻止布吕厄进城，甚至在必要时通过暴力手段。类似的事件已经在慕尼黑发生过，“屁精主席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差点丧命。

多数民众虽然反对同性恋，却避免谈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谈论同性恋。甚至没有暗示。我认为当时对我而言这并不明显，我刚18岁或20岁。在这个年纪，我意识不到那是什么含义。我仅仅是做一个同性恋者。但我认为结婚本身是应当做的事情，即使我已经有过不同经历。”^〔228〕同样，昆廷·克里斯普解释为何他没有向一个女友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她不会相信我，因为在那时，同性恋者绝非你真正认识的某人，很少会是你见过面的人。”^〔229〕对于同性恋本身，人们知道得很少。克里斯普如下总结了当时流行的套话：“人们认为这源自希腊，不如社会主义传播得广，但更加危险——尤其是对儿童。”^〔230〕20年代同性恋者比较显眼，却不一定意味着被更多人接受。许多人对这种“堕落”感到愤怒，但采取一种比较无可奈何的态度：“他们特别的咖啡馆对公众开放。对他们的风气的评论见于音乐杂耍剧社的歌曲、报刊反应、日常谈话。但不该使这种和善成为宽容。”^〔231〕正是在这时，昆廷·克里斯普发起了同性恋教育的圣战：“我意识到在伦敦西区被承认是同性恋者并没有什么结果，这里罪恶肆虐，索霍酒馆里清一色是各类违法者，但英国的其他地方却确实是应该传教的土地。那里人口稠密的土著根本未听说过同性恋，当他们第一次发现，他们恐惧而愤怒。我要去改造他们。”^〔232〕对他的反应从惊呆的好奇（他引起众多围观）发展成多数有敌意的嘲笑，直至针对性的攻击。昆廷·克里斯普指出：“在所有局面中最神秘的事情不是那些外国人攻击我，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神秘的是他们不杀死我。”^〔233〕此类事件并不少见，同性恋者总是被“揍屁精”的人殴打，他们成群攻击。克劳斯·曼在土伦有过惨痛经历，幸亏有警察救助：“一个小个子年轻人立刻找我搭讪，急不可待而且毫无魅力。我同他去了保留区，去了几间酒吧，跟一个海员争论等等。小个子突然把我拉到僻静处。那里有另一个人在等着。（真是让人不解的傻事，竟然完全没有看到！）有叫声：‘我杀了你！’。我挨了几下，落荒而逃，他们又抓住我，继续打我，拿走了我全部东西——钱（130法郎）、大衣、钱包等等。我流着血，气喘吁吁地来到最近的警局，一个警察陪我去了医院，那里有人给我包扎。我在警局报案，错过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乘出租车回了家。这是一起糟糕的事件。”^〔234〕宽容虽然有所进展，但并不普遍。教育程度之外，一个阶层对于某种社会裁断的依赖也解释了这些态度的差别。在大学、文学艺术界，思想的开放很明显。大资产者和中层阶级受性学著作传播的影响。在工人阶级和中下阶级中，类型化的东西仍然有生命力，虽然达尼埃尔·盖兰确信，同性恋在工人阶层中比资产者阶层中更好得到承认：“我曾住第20区，晚上在小饭馆里看到些二三十岁的小伙子，都是单身，如果有人对他们表现出性的欲望，他们绝不恼怒。对于性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他们仍处在生理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被道德价值污染过。”^〔235〕实际上，20年代很普遍的非职业同性卖淫多出于工人阶层。中小资产阶级保持着建立在家庭价值上的清教道德理想，他们对同性恋者最为保守。由于缺乏对农民的态度的了解，难以作出判断。而且这类普遍化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掩盖了起作用因素的复杂性。为了得出严肃的结论，必须深入研究以村镇为单位的民众的行为，比如他们对一起同性恋丑闻的反应。可惜似乎如今很难收集到足够的材料。

敏感话题

在一些辩论中可显出宽容的限度。确实，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容忍，但当他又成为外来人时就会被否定。我们发现，某些话题在两次大战之间仍然是敏感的，引起反感和非理性的恐慌。有三个主题在整个时期不断反复：将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保护青少年的必要性和外族的危险。

女权主义者的过错

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问题被直接与女权运动联系起来。女权主义不断被公众舆论揭露为女同性恋的“特洛伊木马”，特别是英国和德国，说她们借此招募和引诱新的信徒，致力败坏年轻女性，将她们从家庭和丈夫身边支离。这些指责不断壮大，在德国纳粹时期达到顶峰。女权主义者还被认为对所谓男性同性恋的进展负有部分责任，由于她们因为自己的要求和独立意愿会使男性讨厌女人。然而，两次大战之间的女权运动多数与女同性恋隔绝，虽然并不明白地敌对。在两者之间非但没有沟通，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的缺乏团结和她们努力与之保持距离让人吃惊，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后者没有组织。

英国女权运动由希拉·杰弗里斯在其《老处女和她的敌人》中做了很好的研究。运动19世纪末由出身富裕中等阶层的几位女子创立，她们受过较高教育，她们的主要领导人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约瑟芬·巴特勒结婚，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和米利森特·福西特守寡，弗朗西丝·科布和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未婚。她们的斗争主要是政治性的，她们要求投票权、行使自由职业的权利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对家庭发出的批评并不针对这种制度的有效性，而是在财产和税收方面的妇女权利，比如丈夫对妻子的法权。对于这些妇女参政运动者，怀孕不应该是强加的，这包括控制生育、预防性病和揭露男性的性癖好。她们建议的解决办法主要是完全的贞洁、禁欲期或者避孕。实际上，女权主义者首先要求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她们将男性看成对这种自由的威胁，要求男性从此服从妇女“更崇高”的道德规范。战前的口号是：“妇女投票，男人贞洁。”

二三十年代女性阉割者神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她们恨男人，想强行建立一个母系社会，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面对女权主义的激化，占主导的男性社会倾向于将所有现代妇女的要求归为一种对其优势的威胁。战争非但没有使思想平和，反而加重了男性的恐惧和仇恨。某些男性将大屠杀分析为将男孩献祭来保全妇女，她们留在后方的安全之中，借机解放自己。女权主义被认为对这种内部反叛直接负责。很快，批评便针对“新女性”，她们具有所有恶行，是本世纪的退化标志。报界聚焦独身妇女的问题，要求将无用的妇女迁移出国以便有助于殖民地的人口增长。^〔236〕这是一种视角的完全颠覆，老姑娘曾经是英国传统风景的一部分，突然间却成为对社会的一种危险，在每个独身者身上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女同性恋。为了提出谨慎的建议和警告，关于女性性学的著作不断增多，特别是在30年代，这表明了由危机造成的道德强化。J. M. 霍泰普在其《爱情和幸福，现代女性私密问题》（1938）中解释说，同性恋是“女巫伎俩”，将男孩的外貌变为女性或者相反，但如果一开始就打击她则可以驱除。T. 米勒·尼特拜在《青年与纯洁》（1937）中指出：“战后的经验告诉我们，同性恋尤其是妇女同性恋越来越普遍。”^〔237〕从战时开始，妇女们“团结在一种广泛而危险的亲近中，在工作中、在闲暇时，在家中”。克服同性恋的唯一手段是一种“完全的、立即的禁欲”，父母和监护人应当注意立即终止所有太强烈的友谊。在其《接近妇女世界，女孩子们健康的性》（1939）中，伦尼·麦克安德鲁写道：“从不对异性而只对同性感兴趣的女性是女同性恋的迟到阶段。无疑，这部分地由1914-1918年战争前的女性参政运动造成。运动的某些领导人仇视男性。”^〔238〕最完全的著作是劳拉·赫顿1937年发表的《单身女性及其情感问题》。作者区分了“首倡者”的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她们男性化，从童年就发现有假小子的趣味，而被勾引的女性并非同性恋者，她们因为单纯的无知和性挫折而落入前者的圈套。对后者危险的是向“教唆”让步而再也无法戒除这些反天性的抚慰。她有成为神经症的危险，因为她从来不能达到完全的快乐，也不能通过生育达到自然的满足。而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则有可能沉沦酒精或毒品，因为她意识到自己不构成被征服者的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尽管如此，鉴于男性短缺，劳拉·赫顿思考是否放任这些女子在一起是更明智的，因为并没有更好的可以提供给她们。

将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联系起来的最强烈的攻击主要在德国。^〔239〕1925年，35.6％的妇女工作而1907年是31.2％。女孩同样在教育中获得一席之地，1931-1932年女大学生比例达到16％。女性还成功获得一定政治影响，1919-1932年间112名女子被选举进国会。她们在地方机构中也有代表。但女权运动是分裂的。存在一种政治女权主义，要求权利平等，以克拉拉·蔡特金和海伦娜·施特克尔这些人物为代表。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往往失望，因为她们几乎得不到自己的政治伙伴支持。那些极端组织比如保护母亲联盟的赞同避孕、堕胎、离婚改革的斗争仍然是孤立的，因为多数妇女组织害怕妇女男性化，并且宣扬忠诚、隐忍，将主要的美德作为妇女理想。然而，20年代发展出一种警告性话语，指责女性停止生育并要她们对家庭价值塌陷负责。某些著者在现代女性身上看到一种阉割者，她们剥夺男性的工作。德国妇女协会联盟（BDF）聚集了80个协会的50万会员，虽然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妇女教育，但却接受对女性角色的传统看法。某些妇女组织甚至是反女权主义的，比如女新教徒联盟（近200万会员）、红十字女志愿者（75万会员）和路易斯王后联盟的13万会员。

反女权主义在某些作者的笔下有可能采用仇视同性恋的攻击的形式。当时没有任何运动支持女同性恋者的事业，女权主义被指责为大举的同性恋诱惑充当掩护。安东·许克在其《妇女运动的精神病理学》（1931）中系统地攻击现代女性。据他认为，女权领导人符合一个特殊类型，即“男性化的女性”，宽肩、声音低沉、嘴唇上汗毛重。她们还有易装的倾向。解放斗争依靠各种因素：社会困境、临时的妇女过剩、“精神病态和神经官能反应机制的激活”。女同性恋者从女权运动诞生就投身其间以便实现她们的个人目的，通过将“广大正常女性的建议”转变为妇女事业的大军。女权运动“不仅加速了家庭文化核心的塌陷，而且助长这种塌陷，但至今未能建立更好的东西来代替。所以女权运动助长了性别特征的混合”。^〔240〕德国最重要著作是E. F.W. 埃伯哈特的《妇女解放及其情色基础》（1924），其中一章60页关于“女同性恋和妇女解放”。埃伯哈特认为，多数女权主义者是“雄壮的女子”，属于“中间性别”，表现“许多男性特征”，她们不是“真正的女人”。所以，女权运动实际是隐藏的女同性恋运动。当然，大多数会员是异性恋者，但运动领导人是女同性恋者，她们力图满足自己的支配幻想，利用自己的吸引力来奴役其他女性。通过她们的影响，传播女子同性恋，而且此后比男同性恋更普遍。作为结论，埃伯哈特要求法律惩处女同性恋以遏止国家的道德衰退。

在法国，虽然这个主题不大轰动，但也并非没有争论。早在1908年，泰奥多尔·若罗就混淆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一开始是对平等的偏执，变成了为自由的本能辩护。它散发着淫荡的暧昧气息。我们的女权主义者中最无耻的一位，某位勒内·维维安不是在一本蹩脚诗集里认为女人在那些迷狂时刻有诗歌的韵律，自命‘女同性恋爱情’的现代女诗人？这位萨芙不断在其‘抒情’中掺进女权主义的宣言。”^〔241〕

面对逆潮，应该转向女权主义者本身找原因，将她们在现实中所采取的立场与她们引起的幻想做比照。在英国，女同性恋问题在战前并不为女权主义者提及，之后被极为谨慎地审视，虽然对单身女性的不断增多的攻击促使她们做出激烈反应。1913年，“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成员中63％是单身，还有其他许多是寡妇。她们中有几位宣扬创立一个新的单身阶层的必要，其政治影响会改善妇女状况。^〔242〕露西·雷－巴特立特走得更远，她确信现代女性本能地喜爱其他女性、她的姐妹甚于喜欢男子。西塞莉·汉密尔顿抛弃了义务婚姻的想法，但是虽然她有过对女性依恋的经历，她在自传中却从来没有提到。实际在战前，没有女权主义者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这种坦承可能会有损政治斗争。况且，这些妇女并不自认为是同性恋者。^〔243〕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女权主义运动走向衰落。^〔244〕战后，女权主义者从此成为体面的女性，她们放弃暴力的表现和张扬的宣扬，在议会内部形成压力集团。性改革的火炬交给了两位女性，斯特拉·布朗和玛丽·斯托普斯。这两位先驱者对女同性恋的事业毫无助益。玛丽·斯托普斯是《婚姻的爱情》（1918）的作者，这本畅销书宣传优生，就性问题提供建议。斯特拉·布朗是英国性心理学研究会成员，这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从1914年直到30年代中期为了控制生育和堕胎而奋斗。两人都有一种异性恋的理想，通过对女同性恋者的谴责来表达。对于玛丽·斯托普斯，萨芙之爱是一种威胁，因为有同性恋关系经验的女性偏爱这种性形式而抛弃她们的家庭：“如果一个已婚妇女做出这样反常的行为，她将会对她的丈夫越来越失望，他将失去扮演传统角色的所有力量。任何重视家庭安宁和丈夫的爱情的女性都不应该向同性恋行为妥协，无论是怎样的诱惑。”^〔245〕同样对于斯特拉·布朗，妇女对男子有一种生理需要，她在1924年在英国性心理研究会发表题为《女性性倒错研究》的论文中肯定：“既无丈夫也无情夫、没有丧失活力也没有性缺陷的女子感到精神和生理的痛苦——通常并不知道为何受苦。她们神经质、易怒、贫血、总是疲劳或为小事烦恼。如若不然，她必有其他的安慰，使她所谓的‘贞洁’成为一种不健康的虚伪。”^〔246〕在这篇论文中，她描写了5例萨芙之爱。然而，有些案例并没有性关系，也不自认为是同性恋者。布朗根据比较奇怪的标准把她们定义为女同性恋，其标准独立于对女性的任何生理或情感吸引。因此，通过夸大她们的数量和诱惑能力，女权主义者将女同性恋者当作对家庭尤其是对年轻女孩的切实威胁。通过将女同性恋男方和假性同性恋严格分离，她们摧毁了女同性恋者逐渐融入社会的希望。为了保留浪漫友情的纯洁，她们否定“真正”的女同性恋者爱和被爱的权利，最终将她们归入异常的类别。

在法国，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同样明显。主要是围绕易装的问题。“假小子”风格只吸引少数女权主义者，是最极端的那部分。而且论据首先是实际的：废除胸衣是健康卫生的，太长的裙子造成事故；而且男装打消那些色狼和其他讨厌的人，直接质疑了传统的社会分工。易装甚至可能作为政治举动出现，马德莱娜·佩尔蒂埃的表现即是如此。这个举动并不一定被看好，即使是在左派之中。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为了不招致批评而穿裙子留长发。在法国，易装癖有些追随者，主要是乔治·桑和罗莎·博纳尔，但她们仍属例外。拉希尔德偶然变装，但这并没有与同性恋倾向联系起来。20年代，她甚至在论战册子《为什么我不是女权主义者》（1928）中对假小子做例行的攻击。甚至在运动内部，积极分子也反感易装。奥运会女冠军维奥莱特·莫尔尼取得过汽车赛金奖，创造铁饼和铅球的世界纪录，她1928年被法国体育协会除名，因为她表现的举止太男性化。她当时留短发，穿西服上衣系领带。流言说她为了方便开车而接受乳房摘除。她对协会提出控告，但是败诉。但协会的两位女律师伊冯娜·内特和朱莉叶·韦莱是知名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本身认为维奥莱特·莫尔尼构成一个对运动女性的坏榜样。这里很清楚的是，原告假设中的同性恋（虽然这个词从未说出）构成开除她的主要理由，比她的运动表现更有分量。^〔247〕

马德莱娜·佩尔蒂埃（Madeleine Pelletier, 1874-1939）是属于无政府团体的共产主义者，自命“雄壮女性”理论家，是众人批评的中心。作为法国首位女性精神病治疗师，她被看作“有特别的趣味，在她交往的圈子被说成是同性恋者。”^〔248〕她被女权主义者责难，被迫保持沉默。但似乎她的男性外表更多地表现了对性的总体厌恶而非一种同性恋倾向。她很少提及萨芙之爱，而在她的乌托邦小说《新生活》（1932）中，她甚至想象同性恋消亡。在她的思想中，同性恋显然只是旁门左道，虽然比隶属于男人要可取，但远非是令人满意的。她对同性恋者的描写附会医学偏见和时代的陈词滥调。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最终对法国女权主义者深深失望，她们露着胸背，太过女性化而不合她的口味：“归根到底，女权运动充斥着半妓女。”^〔249〕在阿里亚·利（约瑟芬·戈登的化名）的经历中，我们发现一些相似之处。她发展了处女女权主义的想法；性关系玷污女性，所以应该避免与男人的任何接触。她对性的反感源于极端的清教教育。她对男性的弃绝并未将她推向女性。1911年，她向一个记者提出决斗，因为他指责她是同性恋者。似乎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曾对她有过同性恋感情，但很快压抑下去。她给她写信：“附上我的肖像，穿男装，千万别爱上了，是我们在莱斯博斯岛照的。莱斯博斯之旅并不比去基西拉岛（译按：爱神阿芙洛蒂忒之岛）更吸引我。”^〔250〕马德莱娜·佩尔蒂埃谈到她时采用男性文体，如同格特鲁德·斯泰因，她寻求一种新语言，将自己从性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在各种文章中，她将自己的男性化加以理论化：“我的服装告诉男人：我与你是平等的。”还有，“留短发、戴假领的男人享有所有自由、所有权力。好啊！我也要留短发、戴假领”。^〔251〕她写信给阿里亚·利：“如果我有年金，我会取得男性身份，投身科学或政治。”但她仍然明白自己的局限：“我矮小、肥胖，必须掩藏、假装我的嗓音。在街上我走得很快为了不被人看到。”^〔25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她因为堕胎而受审。她被宣布不负法律责任，在一所精神病休养所去世。

与她相对，法国女权主义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折中。比如法国妇女投票权联盟（NFSF）成员是共和派，她们首先要表明自己是好公民，与右派天主教的和社会主义的妇女团体都不同。她们为废除卖淫和尊重女性发动清教徒的圣战。她们执著性别差异，担心体面，着意不因为挑衅性的奇装异服来加强反女权的潮流。与之比较，女同性恋的阶层看起来较庸俗。当城郊俱乐部组织关于《莱斯博斯圣母院》的辩论时，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盖佩揭露“这些个被坏环境扭曲、败坏的女人”。^〔253〕实际上，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并非前卫，唯一涉及的性主题是避孕和性病预防。极端女权主义者如马德莱娜·佩尔蒂埃和阿里亚·利自我封闭在贞洁的保卫之中，拒绝给女同性恋者任何帮助，因为害怕被归入她们一类。女权主义者置身批评女同性恋者的前沿，她们想借此避免公众舆论将对女同性恋的责难转加于女权的危险。通过将女同性恋者从女权运动中排除，拒绝给她们完全的妇女地位，甚至将她们表现为女性的敌人，女权主义者确保自己的安全，而且给所有的污蔑指定了负责者。

青少年保护

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课本，尤其是针对男孩的著作特别能够代表“制度话语”的发展。虽然存在一些针对女孩的课本，但数量有限而且很少涉及同性恋问题，无疑是因为这些书针对孩子，但也针对家长，他们很少关心灌输给女孩同性恋关系的想法：“女孩的自然本能使其倾向贞洁，性教育的任务只是将她保持在这种自然的贞洁中。过分的道德约束反而有刺激好奇心的危险，导致女孩对这种自然本能的反叛。”^〔254〕

医学理论的传播和战后表现出的对性问题的新兴趣通过性教育课本数量突然增长反映出来。这些课本通常20来页，也可能采用一两百页的真正书籍的形式。作者有的是医生，但通常是神甫、预科学校或公学的校长和清教团体的领导人。这些书籍针对10-15岁男孩，目的是向他们提供适应学校生活的必要的性知识，预防可能的同性恋热情。但其中有一些，比如T. 米勒·尼特拜的《青年与纯洁》是针对年纪更大的15-30岁间的读者，这表明卫道的忧患扩展到人们可能认为已经解放的年龄段。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课本并不以同样方式构成。英国课本的特点是其落后、危言耸听、带有偏见。关于手淫的问题无所不在，引出最可笑的论述。少年同性恋明确地受到揭露。法国的书籍很少涉及这个问题。警告首要相关的是妓女、性病和普遍意义的放纵。至于德国课本，更倾向于采用厚厚的医学论著形式，要为家长和教育者提供依据。同性恋问题频繁被提到，但是以科学的文体。从1933年起，这一主题消失，而性教育则为“德意志种族”服务。

有一定数量的论题循环往复地出现。在大多数著作中，尤其是英国的著作中，我们首先看到一些对盥洗、饮食、睡眠的实用建议，一个“健康快乐”的男孩应该做的所有一切。他们强调卫生问题和规律地从事运动。建议间杂（作为分隔）一些道德或宗教箴言，要在年轻的思想中加强肉体纯洁和精神纯洁的联系。德国著作也给予卫生建议很大位置，道德纯洁与生理纯洁相伴：“肉体的防范包括节制饮食、睡硬床、冷水浴、锻炼、食品蛋白质含量少、穿白色衣服。”^〔255〕另外，通常会有一章作性功能的描写，这些解释可能会很详细，充满技术术语，所以对于年幼无知的孩子是很不清楚的。F. H. 舒史密斯的两部著作《生命的火炬，性知识初阶》（1935）和《青少年可以知道的》（1935）特别能代表这种倾向，第一部包含20章，19章是关于花和动物，最后一章很简略地谈到人类的性行为。第二部包括4章，头两章是关于植物和动物，第三章关于“青春期和少年”，而第四章是一则布道！

与同性恋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手淫问题。手淫被所有著作通篇贬斥，很难确定什么时候是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什么时候是用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广义，因为在著者的思想中，独自的手淫会导致互相的手淫。手淫本身已经是强烈谴责的对象，而指称此行为的侮辱性词语更多到难以统计，书中只谈“可耻堕落的恶行”、“亵渎的癖好”必然导致“早衰”。^〔256〕在这一领域，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著作众口一词，不大能找出明显差异。但是，英国书籍的特色是禁令的明确。比如，他们普遍建议左侧卧睡眠，因为仰卧睡眠容易梦遗，而俯卧会因摩擦导致勃起；手要放在被子外面。^〔257〕盥洗服从明确的规则，必须全部符合一条命令：“除了洗澡，你们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手持你们的性器。”^〔258〕每个动作都被描写，为了尽量减少接触；主要批评了手叉兜的坏习惯。^〔259〕在德国，像希尔施费尔德这样知名的自由派竟要求把口袋移到衣服后面以避免手淫。一个清教团体荣誉联盟列出爱好这种恶行的男孩的所有坏毛病：“触摸器官或者只是有肮脏的想法触发扩展到全身包括大脑的神经冲击。这种兴奋是危险的，因为它导致全身的乏力和松懈。男孩变得委靡和羞怯，学习成绩下降。神经系统变得非常脆弱，健康恶化以致不能康复。心脏变弱，嗓音变低，血液循环困难，手潮湿，面色苍白，肌肉松软，视力下降。”^〔260〕在法国，让·普伊博士告诉我们诸如手淫可能是结核病的原因、导致体重下降、头脑愚钝。他认为一些十五六岁的男孩因为这种恶习死亡。^〔261〕然而在30年代很少有著者支持手淫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比如荣誉联盟的T. 米勒·尼特拜新著《私事，致男孩子们》于1934年在《健康的少年期》后出版，承认手淫不引起疾病；但手淫被谴责为一种使孩子变得“自我中心”的“坏习惯”。但是也不乏宗教的论据，劝阻下流孩子的最佳方式仍是以天谴的诅咒相威胁：“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本身并非罪恶。但这种行为经常引起欲念，是在婚姻之外，是罪过，所以因其提供罪过的可能而被禁止。”^〔262〕一些意想不到的爱国的和社会的理由也被当作论据。“孤独的快乐”威胁社会的统一，而手淫者实际是一个有力的反叛者：“自私、伤感而孤独的手淫者的社会素质衰退。”^〔263〕性教育者的言论绝非无谓，于性教育之外更大的目的是使孩子成为一个能够融入社会而不消解其主导价值的男人：“对性功能的早熟的练习常使少年成为一个不完善的成人。”^〔264〕所以，手淫的孩子必须面对四重谴责：宗教的、医学的、道德的和社会的。有同性恋行为的少年将承受同样的裁判，但是以更严重的方式。

在英国的课本中，同性恋的诱惑是显而易见的：“手淫当然是一种反常的性形式，所以是一种变态，但下一种最普遍的变态是同性恋，近几年来有很大增长。”^〔265〕尽管如此：“并非所有感到有同性恋冲动的人都堕落到反常的恶行。”^〔266〕但是，同性恋几乎从未被明确提及，男孩很可能在阅读书籍后仍然不知道所涉及的是什么问题。男孩们被告诫不要同比自己大的男孩混在一起，也不要与有恶习的男孩交往（那些谈论和做“脏事”的）。^〔267〕所有著者都同意特别禁止一个男孩与另一个男人同睡一张床，即使是因为设施的原因：“绝不要与另一个人同睡，无论是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孩。与另一个人同睡在被子里散发令人不适的热量，影响性器官。热量使血液涌到那里，导致这些敏感器官内部的吸引的感觉。其表现通常是最终的勃起——并非自然的，因为热量而不是因为要清空那两个充满的小袋子。而且，许多男孩会被引诱互相玩弄。男孩们也许开始时还无知而纯真，但最终他们会互相手淫。”^〔268〕与手淫的联系被不断提及：“最后是关于友谊，但男孩的生活中首先是对自己的兴趣，而手淫的发展前面已经讨论。随后而来的是通过英雄崇拜的对同性的兴趣，英雄也许是一种真正的帮助和启发。如果沉沦于任何生理形式的不健康的感伤和情绪化，他有很大危险不能过渡到异性恋阶段。”^〔269〕玛丽·斯托普是这一时期性教育的先驱，她总结了当时的各种倾向。她首先否定了频繁的手淫，她将之比作“吸收毒药或毒品”，^〔270〕她在这两种“恶行”间建立联系：“相互手淫者许多方面比独自手淫者更危险，因为用手手淫相对简单，当几个人一起会使恶行更大更恶劣。我在本书中不想提及，但是提出反对的警告并不多余，在如今同性恋行为几乎成了一种崇拜。”^〔271〕

从30年代起，习惯上的警告经常让位给关于同性恋的一套医学话语的建立。比如格拉迪斯·M. 考克斯承认不了解这是内分泌的问题还是一种性发展的停顿。莱斯利·D. 韦瑟黑德在其《通过心理学和宗教来控制性》（1931）中区分习得性同性恋和先天性同性恋，探讨自恋和催眠疗法。许多其他著者援引哈夫洛克·埃利斯或弗洛伊德作为参照，少年期有一个自我同性恋阶段的假设也被提出，但有时是有保留的：“少年同性恋标志一个发展阶段，但这个阶段是反常的，而且仅少数男孩有此经验。”^〔272〕这一假设被英国著者们热情采用，因为它解释了公学中风行的同性恋，使家长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放心：“作为对同性恋行为是否坏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应将13-15岁男孩和12-14岁女孩的同性恋包括在内。在这个年纪，性本能尚未定位在性器官，以这个问题对于成人的严重性来对待儿童间的这类行为是不公正的。”^〔273〕哈夫洛克·埃利斯关于性教育的著作^〔274〕以其视界开阔引人注意：埃利斯强调儿童的性表现的早熟，他维护不加审查的阅读和裸体，他认为这是卫生的。然而，同德国的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样，他对于治疗手淫和同性恋的论述让人失望。甚至同性恋问题根本没有提到，而在附录提供的四个少年的见证中，第二例关于一个经常手淫的男孩。他从5岁时就与一些同学有过一些性经验（口交），在少年期与众多男孩相恋，而当时在25岁时，他正致力成为一位牧师！对于一些著者，同性恋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记者、小说家、轻松戏剧作者被揭露为不道德分子，连同这一时期的新事物有声电影一起，都被正统人士视为怪物。对同性恋的谴责不再只是卫道士们的作为：R. H. 英尼斯在其论战册子《从青年的立场谈性》（1933）中宣传赞成自由恋爱和控制生育，强烈地谴责少年同性恋。成年同性恋者被以离奇的方式描写为贪恋青春的怪物，躲藏于所有的门户和面孔之后，他们代表人类的卑劣和败坏的顶点：“存在一些穿长裤的被叫做男人的东西，他们如此卑鄙地躲藏着等待纯真的男孩。这些东西通常高雅、斯文，实际上是太斯文了，被人当作绅士。但这是一些黄鼠狼和响尾蛇。他们流连于一些有家庭居住的度假旅店、出租房屋和民宿。你们不要跟这些家伙散步，因为整个过程他们只想着教你们手淫和其他更肮脏的事情。只要一有反常的话语和举动，你们就揍他，狠狠揍他，让他留下终身的伤痕。你们不要害怕，这些黄鼠狼都是胆小鬼。”^〔275〕

法国著作的警告主要围绕阅读色情杂志、卖淫、离婚、“放纵潮流的上涨”^〔276〕。风气整肃、贞洁被称赞，因为“被延长的童年即获救的童年”。^〔277〕但是，这些著者并未忽略生殖的功能，这是他们研究的唯一相关内容。对于他们来说，“个体首先是种子载体”，而“单身和无子女婚姻是反常状态”。^〔278〕只有两部书提到同性恋。第一部是亨利·德鲁安博士的《给青年的建议》（1926），有两页是关于“性本能的迷途”。他认为同性恋不如人们说的普遍，而“真正的性倒错”是一种反常而不是一种变态。第二部是勒内·阿朗第博士和埃拉·洛布斯坦的《学校中的性问题》（1938），更像是一篇对儿童和少年性问题的论文而非一部性教育课本，虽然书中提出的许多建议使之归入课本类。书中给予同性恋一整章（165-181页），放置在学校友谊的传统背景之中。虽然阿朗第反对那些反动著作（他主要揭露的《爱神维纳斯和她的危险》），不断引用弗洛伊德，甚至希尔施费尔德和埃利斯，但他的结论不够明确。对于他，少年同性恋是一个关键问题：“排在手淫之后的学校性问题是同性恋。”^〔279〕但是，同性恋在他看来并非早熟的性行为的产物，而更像是性的天真、误解的结果：“有多少小男孩为了某天在学校门口遇到的一个漂亮先生的糖果变成了同性恋者。”^〔280〕“对于性的恐惧将导致一些男孩在妇女面前严重害羞和或多或少的阳痿，如果不是导致同性恋的话。”^〔281〕同性恋是一种心理外倾的证明（手淫代表着内倾），一种把握真实世界、将自己感情外化的方式。他以此得出惊人结论：“只要孩子不固定在这种儿童满足方式，同性恋行为可能比手淫更可取，手淫将儿童导向一种病态幻想或类精神分裂状态。”^〔282〕实际上，在早熟异性恋关系不被鼓励的社会中，同性恋被赋予一种社会角色。男孩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得以方便地满足性冲动，没有受谴责（去妓院）和退化（手淫）的危险。在社会中有一种长久以来的虚伪，揭露同性恋却在它可能避免更多危险时准备宽容它，维系着“有身份”的同性恋圈子却谴责男女同校和自由恋爱。

德国著作的建议明确属于战后的背景：“当代的性困扰很大，也许比以往都要大。”^〔283〕时髦的词是“败坏”（Verwahrlogung），即失去参照和道德价值的青少年的堕落。这些宣传册的题目往往是提示性的：《性困扰中的青春》、《我们的青少年的性危险》、《青少年堕落以及如何进行打击》。大城市让人失去稳定的影响、战争造成的家庭的秩序混乱、经济危机之外再加上女权运动、精神分析、性解放的支持者和同性恋理论家的责任。其中汉斯·布吕厄尤其使少年同性恋是积极力量的论题得到普及。与英国和法国不同，以批评为目的，责任由少年和社会分担。杂志被轻易定为色情，小说、戏剧、现代舞还有解放身体并以不体面方式展现形体的服装时尚不断被指责。蒂阿莫·托特在《纯洁的青春期》中鼓励青年“打击毒龙”，归咎于现代文明。如同在英国，手淫和同性恋被密切联系起来：“这并非单纯手淫，而是过度手淫或由其他人和对其他人手淫，是真正的绊脚石，必须受到负责的教育组织的打击。”^〔284〕海因里希·汉泽尔曼《儿童性教育》（1931）中有几页是关于这一主题。通常，“真正”的同性恋与少年同性恋区别开。后者是正常的和暂时的；男孩感到不明确的性张力，需要一个“对象”来表达爱的渴望。^〔285〕一些专家却确信现代的青年比前辈较少对女性感兴趣；在单纯男性的群体中，在学校和少年团体同性恋的危险尤其大。特别重要的是保护男孩们不被“真正”的同性恋者利用这一不确定阶段来施加他们的影响和腐蚀青少年：“这是因为成年同性恋者接近少年的最初手段是并无大碍的，可能通过小礼品和效劳来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依恋。他们因此而力图进入提供指导青少年的可能的组织。”^〔286〕最激烈的著作如埃里希·扎哈里亚斯的《我们的青少年的性危险》（1929），明确地怪罪同性恋运动。这一德国的特殊性可由这些团体的公开性来解释，它们构成反对者和卫道者的首选目标。某些教育者将同性恋运动归入力图通过吸收新的牺牲品来毁灭德国青少年的宣传和腐蚀组织：“所谓倒错的学说只不过是对我们的青少年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和有预谋的感染，他们在青春期特别接受此类影响。学说本身就有同性恋毒害的危险，即有预谋地使我们的青少年变态。”^〔287〕我们注意到与传染和中毒有关的医学词汇被不断使用。E. 德德丁在《防止我们的青少年性犯罪！》（1929）中则要求阉割强奸儿童者。德国自由派性学家们虽然广泛论述性教育问题，但奇怪地忽略了同性恋问题。比如希尔施费尔德在其关于青少年的著作《性教育》（1930）中并没有涉及这个主题。

最重要的一场争论与教育体系相关：传统教育的支持者与模仿希腊模式的泛同性爱教学的支持者相互对立。德国是唯一对有同性恋成分的教育有明确要求的国家。比如库尔特·蔡德勒在《教育的爱神》（1919）中、西格弗里德·普拉切特在《友谊和性爱》（1927）中研究了情爱关系在教育中的作用。蔡德勒依据汉斯·布吕厄和斯特凡·格奥尔格，对德国社会进行严厉批评，他认为社会不能够估计到性倒错的教学潜力。占主导的道德强加给教育者的束缚实际对他们的教学行为有害，因为如果正确地使用，他们的媚惑能力可能会实现奇迹。^〔288〕但是，同性恋关系应该保持一种完全精神的表达：抚摸头发、按一下手、一个拥抱、一个微笑应该是老师对学生的感情的最终表达。普拉切特将此总结为一个让人震惊的口号：“教学法是男色的特殊领域。”^〔289〕他认为同性恋教师能够向学生解释其感受的性质来避免许多性迷误。但是少年期一过，男孩必须转向女性。同样，他提醒家长提防危险的同性恋者，这些“诱惑者”忘记了他们对孩子的义务，利用他们的职位来满足自己的本能。同性恋教育的捍卫者着重于少年恋情的文化和美学侧面，男孩们在性方面被禁止，因社会道德的责难受到压抑，这些支持者力图建立一种成人与少年之间柏拉图恋情的理想模式。他们的言论既腼腆又张扬，吸引了审查者和学生家长的注意，引发许多涉及教师的丑闻。

德国最著名的改革者无疑是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 1875-1964），他是维克斯多夫实验学校的创始人和爱情理论家。^〔290〕维克斯多夫自由教学团体1906年9月1日由维内肯和保罗·格希布开幕，接纳男孩和女孩。女孩们集中在单独的校舍。晚上9点以后，男孩和女孩不再能见面。领导是共同的和分权的，但维内肯是主要负责人。学校有精英主义的方针，要培养在对身体和精神的尊重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教学将哲学（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尼采）、音乐（巴赫和布鲁克纳）、宗教、静思和数学与体育、舞蹈、形体表达和戏剧结合起来。从1910年起，维内肯受到告发，认为维克斯多夫学校对孩子施加一种恶劣的宗教影响。维内肯不得不隐退，但他1919年又回来。六个月后一桩新的事件爆发，他被指控猥亵两个男孩。他被判处一年监禁，不得不放弃对学校的领导。

维克斯多夫学校的组织是独特的：学生被编成“伙”，每伙都有“伙长”。伙长是全体的中心。他必须照顾每个学生，陪同他们的培训，但也要维系团体的联系，创造一种团队精神。学生通常非常依恋他们的伙长，对他尊敬和崇拜。感情关系（eros）被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这使学校关系人性化，使听课更专心、团体成员之间更好理解：“我所能见到的最严肃和最牢固的友谊总是在学生和老师之间。”^〔291〕维内肯很清楚地区分同性恋与男色或情爱（eros）。对于他，男色（pederastie）定义为结合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男童的情爱联系。他强烈批评将同性恋医学化：爱情不能约简为分泌问题。在其论文《爱神》（1924）中，维内肯对老师和学生或学生之间的情爱关系做了很长辩解，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深刻情感、一种纯洁高贵吸引的自然表露：“男孩之间的爱更加严肃、更加强烈。男人和女人是对立的，两者互相不完全理解。男人生活在等同于男孩的精神世界里。多数女人永远不会明白的事情，一个高尚而聪明的男孩却可能表达出来。”^〔292〕

维内肯与“候鸟运动”有联系，曾仔细研究过领袖和崇拜者之间的错综关系。他完全清楚自己的教育体系带来的革命性冲击。除了他的同性爱理论，他的意愿是将儿童同家庭环境及其传统影响隔离，这解释了他为何受到司法当局和时代道德的迫害：“这就是我们称为青年文化（Jugendkultur）的东西，这样的青年文化明显不能通过对青年的真正的隔离来实现，脱离了家庭、阶层和党派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和世情的不诚实。”^〔293〕维内肯意图解除青年的奴役，将之组织成自治、自由、无政府的群体：“朝向青春的冲动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灵魂，的确青春本身就是革命和未来。”作为尼采的信徒，他理解青春代表着力量和更新。他的思想是精英主义的、反布尔乔亚的、反教会的，但维内肯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曾对以军国主义目的操纵青年和以权威的目的获得特殊的、同性爱的联系表示焦虑。他的立场使他特别孤立，他的精英主义和同性恋使他与左翼圈子有部分的分歧，而右派却否定他极端自由的、和平主义的模式。

因此，少年同性恋问题在两次大战之间构成一个持续忧虑的主题，特别是在英国。幻想的成分不可忽视，代替医学信息的通常是道德宗教论调的言论，重复迷信，宣传性问题的一种虚假形象。但是，这种言论也并非没有暧昧之处，有些人毫不犹豫地认为浪漫友情比与女性过早的关系或者接受老师和学生间的关系更可取，这种关系如同在古希腊时代那样会引导少年的充分发展。

我们之中的外人

同性恋持续在公众舆论中引发的最后一个恐惧症的主题是将同性恋者与外国人联系起来。对于舆论来说，同性恋者始终是一个他者。从奥伊伦堡事件开始，同性恋在法国就被说成“德国病”，而德国人则把它当作“法国病”^〔294〕。各方都捍卫自己国家的道德性：“同性恋在法国很罕见。”^〔295〕承认自己国家存在同性恋者就是怀疑整个民族。相反，在这一领域攻击邻国是获得民族主义的一丝快意的方便手段。国外的事例充当着陪衬，可以提醒本国民众提防此类堕落。英国的同性恋在让·维奥莱的《世界的放纵》（1927）中占有18页篇幅，还有《幻梦》杂志中的辛辣文章。1927年8月1日刊确言四分之一的英国人是同性恋者。但主要是德国充当了靶子：“德国的放纵比在我们这里造成更大破坏。”^〔296〕《巴黎新闻》^〔297〕1919年11月15日一篇文章的有意味的题目《柏林生活》似乎是暗示电影《与众不同》，意图揭露这个战败国中肆虐的不道德行为：“电影为所有的错乱效劳。为两性的易装癖的可减罪情节辩护，而国会对这些不健康行为长篇争论，似乎就不能禁止。”1922年11月1日《幻梦》指出：“虽然在巴黎不幸地有太多可疑的‘夜总会’，奇怪的‘假小子’和雌雄不辨的‘娘娘腔’在那里出没，但根本没法同柏林比，在那里感情的异端满不在乎地肆虐。”德国同性恋系列杀手哈尔曼的案例引起《时代》一篇反日耳曼色彩的长文：“人们想将他比作朗德吕（译按：1921年朗德吕案，10名妇女和一名男童被杀）。荒谬。他们的动机、方法、作案后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出色的会计’、微笑、迷人、真正的高级退化者，另一个是血腥的疯子、萨克逊森林的土著。完全是塞纳河与莱纳河的差别！”^〔298〕快乐的法国所有的是一些出色的杀人犯。实际上，不计其数的文章将柏林和索多姆（译按：圣经中同性恋之城）联系起来。威利的著作《第三性》（1927）以阐述德国事例开篇：“如何能谈论同性恋而不立刻想到德国，那里‘恶行’的非凡组织的泛滥甚于欧洲其他国家。”^〔299〕在其他代表这种倾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举出奥斯卡·梅泰尼耶的《德国的美德和恶行》（1904年初版）、安布鲁瓦兹·戈的《赤裸的德国》（1923）、加布里埃尔·戈布龙的《与德国青年一代的接触》（1930）、路易－夏尔·鲁瓦耶的《爱在德国》（1936）。以伪科学的兴趣为掩盖，作者们乐于能够加诸往日的敌人以与同性恋联系在一起的堕落、退化和怯懦的指责。

希特勒掌权并未改变法国报刊的说法。比如1933年2月15日仍然是揭羞的时刻，《幻梦》发表的一篇题为《漂亮的阿道夫》的文章是安德烈·内吉斯的一篇假采访，希特勒被表现为一个没救的娘娘腔。《巴黎生活》1934年7月在罗姆被清洗后不久的文章也是同样风格：“罗什舒阿尔大道一家面包店橱窗上贴着许多小广告，有一则出人意料：‘带家具房间只租给两个男性。’在下面，广告者用大字补充：‘女士不必登门。’业主大概是爱好希特勒德国的某些风尚。”^〔300〕同年，该杂志发表了关于柏林同性恋者的一篇文章。^〔301〕居伊·德·泰拉蒙的文章继续像魏玛时代一样描写柏林同性恋亚文化，这与现实情况有很大差别，从1933年起整个同性恋生活环境就被摧毁。1937年9月，《小臼炮》仍发表《性生活的现代观念》，其中有一些柏林易装者的照片。

“长刀之夜”是法国反同性恋运动的契机，矛头指向德国。虽然法国报刊重复德国的用词，但是以个人的评述扩大了批评。比如，1934年7月2日《时代》（Le Temps）欢迎希特勒的介入：“这些命令暗示的是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坦白和语调的坚定都是值得注意的。对刑法第175条（有关同性恋）的任何违犯都将以最严厉的方式惩处，首先予以开除出冲锋队和纳粹党。”罗姆的同性恋被大肆揭露。《民众报》最为谨慎。该报在这一举动中看出一种“大杂烩”。认为纳粹德国是同性恋天堂的想法奇怪地根植于法国记者的思想中。很难了解这是无知还是挑衅。丑化纳粹政权的愿望和希特勒的野心似乎共同维系这个笑谈，在如今看来特别不合时宜。比较而言，《泰晤士报》的判断很谨慎。这份英国报纸指出行动的首要目的是清算“二次革命”，其余的都是借口。同性恋并不是首要关注，《时代》中对罗姆的丑行没有任何暗示。与《时代》不同，《泰晤士报》多次发表对同性恋酒吧的大搜捕报告。

同性恋者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的外国人，通常被比作一个渗透进社会的人。他隐藏在社会核心，他懂得隐身，但他会突然行动，破坏国民道德。这种偏执幻想狂的看法最为危险，它为过激行为辩解，在社会内部维持一种偏执。这也是最难以解除的，因为这个想法有时也被同性恋者本身相信。普鲁斯特在《追忆》中就围绕阿尔贝蒂娜这个人物阐发外来人的主题，当叙述者发现她与其他女子有关系，他从她身上看到“另一个人，一个同她们一样的人，说同样的语言，这使她成为她们的同胞，让我觉得她更像一个外国人”。她长久保守的秘密使她成为“奸细”，甚至更糟，“因为奸细只欺瞒国籍，而阿尔贝蒂娜欺瞒自己最深层的人性，她不属于普遍人性，她是混入、隐藏其中却永不相容的另一种族”。^〔302〕隐藏的敌人的主题在德国最获成功，随后被纳粹不断重复。汉斯约格·毛雷尔的论战册子《第175条，对同性恋问题的批评思考》（1921）预示了纳粹关于种族拯救和同性恋在德国文明中消解能力的论点：“同性恋的捍卫者想要的只是尽力模糊、误导和腐蚀德意志种族的道德观念。他们想破坏道德，这恰恰意味着种族的毁灭！而他们将大获全胜！”^〔303〕更有甚者，他混合了反犹主义和同性恋仇视：“可怕的危险盘踞于此，这些外族的犹太教师和同性恋的流浪预言家有权以科学为名，将死尸变身来毁灭和粉碎我们德意志同胞的灵魂和躯体。”^〔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