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同性恋史：女同性恋者的界定与认同

女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是成问题的：是同性恋认同的一个简单变种，还是特别的认同？有人也可能问：女同性恋存在否？这是因为女同性恋者在20年代以前从未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群体。虽然19世纪存在一些女同性恋的特殊生活方式，^〔98〕但特征为某种若有若无（没有性关系，强烈的感性却没有对欲望性质的认识……）或者强烈的边缘性：贵族和财富的边缘性，比如纳塔莉·巴内的圈子，社会的边缘，比如妓女间的萨芙之爱，经历的边缘性，比如《兰戈伦的女士们》中女同性恋夫妇的范例充当了下一代的榜样，并维系一种女同性恋可能而且可以接受的想法。

从20年代始，由于柏林环境的建立，由于对女同性恋模式的确信通过名人传播和妇女生活状况的改变，一种女同性恋认同得以问世。与男性一样，女性同性恋者可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体验自己的性态。同样，第二代女同性恋者比生于上世纪末的一代人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满足。然而，女同性恋的现实不能与男性混为一谈，多数情况下她们与之毫无瓜葛。当然，她们同样构成一个少数群体，但却享有司法的宽容，即使在两次大战之间发展起一种特别强烈的反对女同性恋的论调。而且，她们更容易融入社会正常标准，因为她们常常被归入“老姑娘”。所以，这种相对的没有危险，未能促进形成一个团结互助的积极斗争的女同性恋群体。与同性恋认同一样，女同性恋认同在两次大战之间正在形成。

主导模式和反模式

战后的萨芙之爱是边缘的，因其定义而局限于一种特别类型的女性，即“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butch, mannisch）。在女性气质的男同性恋易装模式被同性恋者否定的同时，男性化的女同性恋模式却被当作标志，不仅是被公众而且是被女同性恋者自身在多年中将其归为值得怜悯的医学案例。这种对女同性恋的有限的表现是医学言论的直接后果，但也是因为一些知名女同性恋者的影响，尤其是拉德克里夫·霍尔。然而，这种女同性恋者的形象并不被完全接受，某些妇女成功发展出一种从外表上和从女同性恋体验上都不同的模式。

拉德克利夫·霍尔

两次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者无疑是玛格丽特·拉德克利夫·霍尔（Marguerite Radclyffe Hall），人称“约翰”（1880-1943）。^〔99〕作为女诗人和小说家，拉德克利夫·霍尔同斯蒂芬·戈登这个人物，使小说《孤独之井》（1928）的主人公成为公众眼中女同性恋者形象的化身。虽然她的生活和做派让规矩的英国社会震惊，但人们却不能说“约翰”过着一种骇人听闻的生活。从少年时，她就与两个表妹发展浪漫友情，但是与梅布尔·巴滕即“莱迪”的相遇是决定性的，这是一个异常美貌、成熟的已婚女子。“约翰”当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衣着简朴但仍然是女性化的，有长长的灰黄头发。莱迪使她发现了女同性恋世界的存在，特别是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维纳莱塔·辛格的沙龙。1915年，约翰遇到尤纳·特鲁布里奇，她也是已婚的，她将与她一起度过余生。尤纳比约翰女性化，她不穿男装。两位女子是女同性恋夫妇的典型化身，如同当时哈夫洛克·埃利斯和多数性学家定义的那样：一个“真正的”女同性恋者，拉德克利夫·霍尔，她认同为男人，和一个“被引诱的”女性气质的女同性恋者，尤纳·特鲁布里奇，担当传统的女性角色。这种生活终究是规矩的，因为拉德克利夫·霍尔与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事例不同，并不是不断地征服。只有在30年代末期，艾夫盖尼亚·苏林扰乱约翰和尤纳的和谐。

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名字之所以同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形象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她完全代表了“新女性”，而她的书《孤独之井》吸引了英国社会对萨芙之爱的注意，为许多无知的人揭示了女同性恋者的存在。从1920年起，拉德克利夫·霍尔开始穿着越来越男性化的服装：剪裁刻板，戴领带，她还加上了男人穿的带袢的短袜、平跟的沉重的皮鞋、半截护腿、烟斗或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从1930年起，她开始尝试男裤。最后，她将头发剪到很短。她与时髦的女同性恋社群交往，纳塔莉·巴内、罗曼·布鲁克斯、雷纳塔·伯加蒂、咪咪·弗兰盖蒂、玛盖沙·卡萨蒂，但还有莱城的埃迪·克雷格的比较隐蔽的圈子。

拉德克利夫·霍尔早期的诗作和小说只是隐约谈到女同性恋主题。自传体的影响很大，比如《许多天之后》参照她与莱迪和尤纳的关系。小说《奥格尔维小姐找到自我》和《未点燃的灯》特别有揭示意义。但是，其力作仍然是《孤独之井》，约翰在书中重新回顾了一个年轻女性倒错者的痛苦的命运，从童年就与其他女孩不同，直到她孤独的成年。由于该书在女同性恋者和公众舆论中的反响，应该将这本小说当作“新女性”的最佳代表来研究。斯蒂芬·戈登是一个榜样，多亏了她——或者说全因为她——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想使自己男性化。该书的源头似乎是阅读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性变态》，约翰在她对性倒错的描述中认出了自己。她对女主人公斯蒂芬·戈登的形象的描写是对她个人经验的模仿：“因为她绝对确信一本这样的书只能由一个女性倒错者来写，只有她因为她的个人知识和经验才有资格以不被理解的、被人误解的少数的名义说话。”^〔100〕拉德克利夫·霍尔同样阅读过许多论述过同性恋问题的作者的著作，比如克莱门斯·戴恩、罗沙蒙德·莱曼、纳塔莉·巴内、柯莱特、利亚纳·德·普吉、威利、普鲁斯特。但她并不模仿他们，因为她想表现自己对女子同性恋的观点。所以她拒绝写少年的恋情，这更容易被社会原谅，她写成年的同性恋。拉德克利夫·霍尔借助良好的意图，想使公众舆论了解“女性倒错者”的悲惨命运。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加重色彩，画了一幅启示录式的图景，生活仅由痛苦、挫折和牺牲构成。

拉德克利夫·霍尔按照一系列医学程式总结了女主人公的童年。她的父母渴望一个男孩，他们为她取了男孩的名字。孩提时代，斯蒂芬不喜欢裙子也不喜欢长发，她爱上了保姆。她母亲不爱她，父亲怀疑事实真相，花时间读医学著作，其中有乌尔里希斯和克拉夫特－埃宾的书。成年后，她有些与村镇群体格格不入，她拒绝一个求婚者，随后爱上一个已婚女子，她先是接受她的追求，但随后因为害怕女孩的激情，向丈夫坦白了一切。丑闻爆发，斯蒂芬被从家中逐出，她动身去法国。在那里，她获得了文学上的成功，并且瓦莱里·塞穆尔（纳塔莉·巴内的化名）领她发现了巴黎女同性恋者群体。当战争爆发，她投身救护车队并表现出色。她遇到并爱上一个年轻女孩玛丽。她们一起定居巴黎，在数年中和谐生活，但玛丽最终爱上一个男人，斯蒂芬为了她的幸福牺牲了自己。

除了情节的戏剧化，要强调几点。首先，先天性倒错者有男人长相：“这一夜她在镜子里看自己，就是从那一刻她讨厌自己的身体，坚实的肩膀、纤巧的乳房、运动员般瘦削的胯。她一生都必须拖着这副躯壳，像是强加于精神的难看的镣铐。”^〔101〕这种差别是明显的，一下子强加于整体：“这是我的脸，我的脸有些什么不对头。”^〔102〕斯蒂芬认为没有希望融入，她因为自己的身体，然后还有她的性态被排除在外。唯一的解决是放逐，这样生活更容易，但也郁闷和屈辱。跟女伴外出，女同性恋酒吧只是偏门，因为公开的生活是被禁止的。爱恋本身是隐蔽的，斯蒂芬忍受着不能娶玛丽，不能提供她安全和公众承认。她之所以牺牲自己，是因为她知道只有男人能够保证她在社会眼中的荣誉。通过这一点，拉德克利夫·霍尔认可了分离，真正的女同性恋者即女同性恋男方的命运是惨淡的，而假性女同性恋即女同性恋女方是浪漫的，总能够重新融入传统的框架。两个曾经与她共同生活的女人都是已婚的。我们可以推测她可能感到自己直接与男人竞争，在她女友们的心中超过男人构成一种重要的报复和她深层的男性气质的证明。女同性恋男方在一对中必须迎接挑战和面对外部世界。这种对伴侣的传统的概念仿照异性恋模式，表现出拉德克利夫·霍尔集成了外部世界的偏见，延续男性统治地位。她的女同性恋并非女权主义。实际上，约翰自认为是困囿于女性身体的男人，她遗憾不能得到真实天性应有的对待。所以她的奇装异服和行为应该把她的真正的认同揭示于世人眼中。而如同尤纳·特鲁布里奇，她在社会上完全承担自己同性恋，对有羞耻感的女同性恋仅表达出蔑视。这种确信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拉德克利夫·霍尔很容易便接受了自己的性态。她的小说中潜藏的宿命是强烈的自卑和负疚的后果，由于她对天主教的依恋而加剧。对于约翰来说，“变态”必定不是一种自然的事情，这是一种病态，一种命运的印记，使她成为边缘的人。

通过如此描写斯蒂芬·戈登，显现她适应社会的困难，拉德克利夫·霍尔自觉将女同性恋者置于边缘。因为采用男性化女同性恋者的立场，拉德克利夫·霍尔不仅认可了性学家们的分类，而且给“假性女同性恋者”提出一个残酷的选择：她们从此必须夸大自己的特征以便被接受为女同性恋者，所以必须接受流言和排斥，或者保持浪漫友情的温存而永远不知道自己更接近怎样的女性认同。^〔103〕这种对女同性恋的看法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感的基础，因为它基于差异和排斥。通过使女同性恋者成为独特女性，她加强了她们之间的联系，并号召一种命运的团结互助。拉德克利夫·霍尔使成千的年轻女性发现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并形成一个参照体系，甚至直到她死后很久。然而，虽然《孤独之井》被当作一代女同性恋者的旗帜，还存在另外一些模式否定男性化女同性恋的假设。

纳塔莉·巴内和柯莱特

首先是巴黎的女同性恋者驳斥“新女性”的观点。她们代表者贵族和知识阶层的萨芙之爱，将希腊的参照与法国的情爱传统混合。纳塔莉·巴内是这种倾向的最佳代表。^〔104〕同勒内·维维安一起，在雅各布街22号建立自己的女同性恋沙龙之前，她试图在米蒂利尼（译按：在希腊莱斯博斯岛，女同性恋者“lesbienne”一词就来源于此。）建立一个颂扬萨芙的诗园，起名叫“友谊殿”。对萨芙的重新发现在女同性恋认同的形成中起了主要作用，她被看作古代的榜样，那个时代的同性恋者不断引证希腊事例为自己的生活辩护。纳塔利·巴内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甚至开始学希腊语以便更好理解这位女诗人。作为“美好时代”（Belle Epoque）的圣地，纳塔莉·巴内的避难所在两次大战之间继续指引着女同性恋的世界。富有的、美貌的、著名的女同性恋者蜂拥而至，维系着一种可贵的、世界化的气氛。马修·约瑟夫森回忆说：“年轻女子们在文学和香槟酒的催动下互相搂着像疯子一样跳舞”。^〔105〕珍妮特·弗兰纳是一位常客，她解释说这些聚会无非是“介绍、交谈、喝茶、很好的黄瓜三明治和贝尔特做的神奇的小点心，但结果成了互相爱慕的或是仅仅想再次见面的女子的一个新的约会场所。”^〔106〕纳塔莉·巴内的沙龙因而建立了一种文化和一种尽管有限却是女同性恋者特别的认同。访客们的爱情是谈话的中心，性的自由很大，同性恋不再是禁忌。当有人问及纳塔莉·巴内她的一次新征服，她回答：“是否我爱她？老天，不，我们做爱，就这些。”^〔107〕纳塔莉对信仰的表述被看作未来女同性恋斗争的基础：“我丝毫不感到羞耻，人们不指责白化病人有红眼睛、白头发，为什么责备我是女同性恋者？这是一个天性的问题，我的同性恋并非罪恶，不是故意的，不侵害任何人。”^〔108〕纳塔莉·巴内的功绩无疑是她拒绝任何社会强加的，尤其是医学界对女同性恋的定义。她反对第三性的理论和半个男人的女人的看法，她拒绝怜悯和牺牲者的地位。同样，她避开拉德克利夫·霍尔式的女同性恋，拒绝挑衅和排斥的策略。对于她，对女同性恋者的接纳是通过她们与社会其他人的融合，而不是通过组成分离团体。尽管如此，她的沙龙的精英主义气氛、她的只凭兴趣、她将同性恋看作爱情游戏的方式鼓励私通和易装，这使她成为1900年代的遗老，而不是现代性的代表。1919年，纳塔莉·巴内43岁，不太像一个女斗士。但她在两次大战之间仍然有主要影响。

她的《女骑士的新思想》极好地说明了她对女性爱情的观念和她对淫荡、放纵、对男人完全脱离的女人的口味，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她坦白说：“他们举着滚烫的手来到我们这里。”^〔109〕纳塔莉以贵族女性的极端精致来反对男性化：“我像一篮覆盆子一样经不得旅途。”^〔110〕女子向更为男性化转变让纳塔莉·巴内受不了。她自己长久以来的做派是宁芙式的，自由披散的长发和古代式样的长袍。她认为不应该把思想上的激进与外表的激进混为一谈，后者只是前者苍白的表层。她认为，男性化女子只是时尚现象，属于社会对雌雄同体的渴望而非真正的女同性恋运动，她们甚至助长风格的标准化和男性价值的胜利。因而，这种女同性恋理论附加了女权主义的思索。纳塔莉·巴内是首先肯定女同性恋是一种妇女解放的人，保留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不再畏惧遭受异性恋行为和分娩的暴力。虽然这个反模式的优点是不将女同性恋约简为医学的病态，但仍旧在要求权利或肯定差异上很少收获。作为个人主义的甚至独立主义的模式，这是那些在社会上和金钱上已经自由的女性的特权。相反，似乎它对女同性恋群众没有影响，她们对希腊事例无所谓，甚至很少人会强加给周围人一种丑闻的、奢华的生活方式。

柯莱特是纳塔莉·巴内沙龙的常客，但她却懂得超越萨芙的神话去建立一种女性的现代形象。她因而代表一种为大众所接受的女同性恋模式，不仅通过她广泛发行的小说，还通过造成丑闻的个人生活。柯莱特1905年与威利分居去跟一个女人“米西”生活，即玛蒂尔德·德·莫尔尼。同性恋的丑闻被两位女子的举止加剧。“米西”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她当时42岁。柯莱特32岁。她同米西一起发现女同性恋的夜间场所如布朗什广场的“帕尔米尔”。她在纳塔莉·巴内家演出，裸体跳“马塔·哈里”。1907年1月3日在“红磨坊”，她与米西演出哑剧《埃及之梦》，柯莱特赤裸身体，米西拥吻她，丑闻巨大。1929和1930年还有其他许多年，她在柏林，在那里她可以衡量巴黎女同性恋者与德国的积极斗争的差距。1932年，她为了在法国上映的影片《穿制服的女孩》撰写字幕。

在《孤独之井》出版后，柯莱特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对女同性恋的立场。同其他许多人一样，阅读《孤独之井》使她反感，她致信尤纳·特鲁布里奇解释自己的立场：“一个变态者不论男女都绝不应该有变态的感受，而是相反。”^〔111〕所以她是为了回应拉德克利夫·霍尔才出版了《纯与不纯》。写作这部书使她受了很多苦，她向露西·德拉吕－马尔德吕宣布：“我对它呕吐，当然。”^〔112〕她曾在小说中以游戏的形式涉及的萨芙之爱，在这里以残酷的角度表现出来。她揭露那些“唐璜”、“吸血鬼”、贪婪征服和快感的女同性恋者，她们无法平静，不能拥有真实的情感：“对这些露水姻缘的萨芙，在饭馆、跳舞场、蓝色火车和人行道，她挑衅，她不哭反笑，对她们怎样责难都不为过。”^〔113〕这些女人只造成破坏，因而“积极的部分由那些可怜的姑娘、跳窗自尽的女子、破碎的家庭、有时血淋淋的冲突构成”。^〔114〕但是这种对女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责难必须重新置于语境之中，巴黎在两次大战之间非常自由的环境，社会的一小部分可以对批判置之不理。此处的柯莱特是其阶层的直接见证者。她的指责不限于性勾引和放浪。威胁女同性恋的主要首要危险是男性化，在这一点上她追随纳塔莉·巴内：“你明白，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她什么也不缺，即使是同‘女伴’在一起。但如果她想成为一个男人，她是古怪的。有什么比一个假男人更可笑、更悲哀的？”^〔115〕尽管有这种蔑视，柯莱特仍会佩服那些超群的人物。因而她为“女骑士”画了动人的肖像，一个决断的有影响力的女同性恋者，完美地承担其男性的一面而不向时尚妥协。而女骑士过着孤独的生活，在时代之外，情爱的经验空白，因为她的渴望距离新时尚的追求太遥远。两代人之间缺乏一致性说明女同性恋社群的脆弱。柯莱特不屑地指出，这些对自己如此确信的女人，如此有见地，但一旦她们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却突然变得谨慎、规矩起来。爱恋关系只在私下承认，“只有一个敢于说‘我老婆’”，^〔116〕而对丑闻的趣味很快会发现界限，“并非我遮掩，X子爵夫人简短地解释，是因为我不喜欢抛头露面。”^〔117〕《纯与不纯》一书以其宽容和真诚著称，无疑是一本深层次女同性恋的书，一本妇女之爱的书。但也是对巴黎的小圈子和新近女同性恋者的轻浮的一种批判，有时宽容，但常常是严厉的，她们不懂得利用她们的地位来推动妇女整体的前进。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无疑，与拉德克利夫·霍尔对立的最现代最契合的中心模式由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代表。两人有保留地接受《孤独之井》，她们认为该书不仅形式上平庸，而且内容危险。实际上，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生活和恋情倾向于证明可以存在一种既不同于性学家声称的也不同于积极斗争的女同性恋模式，而且它是有效的。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女权主义史学掩盖了，因为它与从相对于男性做到自给自足出发而提出的女同性恋认同的严格定义并不相容，那种自足往往是通过对男性完全否定。弗吉尼亚·伍尔夫、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是已婚妇女。她们的约会、通信常常充满激情，她们的性关系是谨慎地、有保留地进行的，更接近被那些默默无闻的女同性恋者采用和梦想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咄咄逼人。

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肯定不符合“斯蒂芬·戈登”的类型。当然，她也是从柔弱的童年就梦想做男孩，但这主要通过她非凡的活力、混合了独断的热情来体现。虽然她偏好男装，这更方便，但比之拉德克利夫·霍尔的燕尾服她更喜欢马裤和护腿。虽然她遗憾不能成为男人，但这首先是因为她不能继承家庭财产“诺尔城堡”。在任何情况下，维塔都不将自己男性的一面当作“性倒错”的症候。在其爱恋关系中，她表现出诱惑者的热情，一种使她的战利品屈服自己的任性的磁力。维塔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深层的天性，她勾引了童年的伙伴维奥莱特·凯佩尔。在当时的日记中，^〔118〕她以一种自由和本能的缺乏罪恶感详细地描写了她的征服。1918年11月11日，两位女子出发去巴黎旅行，在那里，维塔让人称呼她朱利安，穿成男人。在日间观光后，在到达摩纳哥之前她们都在旅馆过夜。据维塔记述，“这太有趣了，尤其是因为我们可能被人发现”。对于她，同性恋和异性恋没有差别，尤其与道德无涉。她完全接受自己的激情和性需求：“我把她带到房间，粗暴地对待她。我跟她做爱，占有她，笑话她，我只是想伤害德尼斯（特里富西斯，当时与维奥莱特订婚），即使他不会知道。”^〔119〕只有1919年3月15日维塔同意与丈夫哈罗德·尼克尔斯会合参加和平大会。1919年6月16日，维奥莱特嫁给德尼斯·特里富西斯，当夜维塔冲进旅馆抢走维奥莱特。此后的日子是可怕的，在法国度蜜月时，德尼斯和维奥莱特分房而居。回到英国后，维奥莱特与维塔恢复关系，在10-11月间重新组织逃亡摩纳哥。在2月与德尼斯又一次闹剧后，家人聚集起来结束丑闻，将维奥莱特与维塔分开。维塔自己重新与哈罗德出发。两位女子的关系从此疏远，主要因为维塔的兴趣减淡，她知道维奥莱特与丈夫睡过了。两人在小说里对故事各有不同陈述。当她们一起逃亡巴黎和摩纳哥时，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开始写作《挑战》（法文本《岛人》，1924）。她在书中以朱利安的面目出现，维奥莱特作为夏娃。英文版题目《挑战》很好总结了维塔想赋予作品的意义，这既是一种自我辩解，自己对维奥莱特的爱情的幻想，也是对痛苦的陈述。同样，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在《英国刺绣》（1935）中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该书以法文写成，未被翻译成英文。维奥莱特选择另一种切入，通过亚历克萨这个人物引入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维塔的另一挚爱。维塔，作为肖恩爵士以男性面目出现。维奥莱特作为安娜，他的表妹和初恋。维奥莱特没有重述爱情故事，她试图洞悉自己失败的原因和与此有关的人性。事实上，这些女子的经历即使未能到头，仍然是榜样性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历程不同。她经历了痛苦的童年，失去母亲朱莉亚，随后在13岁时失去姐姐斯特拉。在最初一次精神错乱后，她受到异父兄弟乔治·达克沃思的性追求。^〔120〕她爱上过两个女人，马奇·沃汉姆和维奥莱特·迪金森，但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是她的激情之恋。当她第一次遇到维塔时，她已经40多岁，而且从1913年就与伦纳德·伍尔夫结婚。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对性事非常反感，而她之所以喜欢女人是因为她将柔情与男性的粗暴对立，她写道：“模糊而不真实的世界，没有爱情，没有心，没有激情，没有性，这是适合我并让我感兴趣的世界。”^〔121〕即便她对丈夫有深深的柔情，但他不能引起她任何生理欲望。但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清楚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当她在1922年遇到维塔，她为这个年轻女子的高贵和坚定所倾倒。“我爱她，我喜欢同她在一起，在她的光辉之中^〔122〕。”维塔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眼中代表着女性，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维塔眼中是一个作家，她们的关系围绕着这些她们给予对方的形象。在给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的信中，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透露她对维吉尼亚感到“温柔的感情中掺杂着爱护”。尽管如此，她挣扎着不陷入肉体关系，她害怕会对维吉尼亚的精神健康造成影响。不过，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一起有过几次肉体经验，但她们关系中最主要的是把她们联系起来的那种共谋关系。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很快就重新开始勾引许多年轻姑娘，但继续与维吉尼亚见面，并爱着她。维吉尼亚为维塔写了一本书《奥兰多》（1928），一种维塔所梦想的自传和女同性恋的赞歌。奥兰多是一位年轻贵族，经历了多次冒险，一天醒来后变成女性。从这一刻起，时间被破除，“他－她”跨越了世纪，交替地爱上男人和女人。《奥兰多》散布一种与《孤独之井》完全不同的信息。对于宿命和两性隔阂，弗吉尼亚·伍尔夫以雌雄同体的荣耀、性的融化、对类别的否定来代替：“因为奥兰多只爱过女人，而人的天性总是在适应新的习俗之前被揪着耳朵走，尽管他变成女人，她爱的是女人，如果说属于同性的意识对她有何影响，那就是使她昔日男性的感情更热烈更深刻。”^〔123〕这本书是对性学家们精确建构的嘲讽，同时也是对抵抗所有时代和文明的习俗的美与性的颂扬。当权力坍塌，王朝灭亡，国家毁灭的时候，奥兰多永远活着，永远美丽和被人热爱。弗吉尼亚·伍尔夫借此肯定女同性恋者的历史使命，这并非20年代的发明，而是女性多重面目之一种，是她对压迫权力的轻蔑和带着差异在社会中平静生活的雄心。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像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指出的，萨芙之爱不是负担而是幸运，一个生活和爱的附加理由：“她肯定因此有双份收成，生活的快乐对于她是增加了，她的经验更丰富了。她交换长裤的刻板和短裙的诱惑，领略被两性同样爱慕的快乐。”^〔124〕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想要证明对男同性恋者适用的同样适合女同性恋者。她们自由地体验她们的倒错，谨慎但没有恐惧。她们证明了萨芙之爱可以融入社会，因为女同性恋者跟其他女人一样。但《奥兰多》并非两次大战之间女同性恋的招牌著作，尽管有些反响。^〔125〕由于选择了拉德克利夫·霍尔作为代言人，大多数女同性恋者将自己置于反社会的位置。她们从中得到一种认同，但也失去所有融入的机会。(www.xing528.com)

个人的回答

阅读生活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的见证，我们吃惊于她们多数人生活在无知的状态。约会场所的稀少并不说明一切。女同性恋者如同其他女性对性的知识匮乏。许多见证确认了无可怀疑的同性恋倾向的存在，而且有时有性的实现，但与之并行的是一种对这类行为意义的完全无知和对正常夫妻生活的追求。

无知

同许多其他人一样，雷切尔·平尼在30年代通过阅读《孤独之井》发现了什么是女同性恋者。但她却在18岁上布里斯托尔大学时曾与一个女子有过一次经验，但这并没有特别影响她。她因为随俗而结婚，直到战争初期才明白自己是同性恋者。同样，一位德国犹太姑娘夏洛特·沃尔夫成为医生和妇女性学专家，她承认自己长时期对性的无知，她认为这是一种幸运。由于对自己的差别没有意识，她自由体验自己的性态：“伊达（她的朋友）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性恋’这个词，我们对同性之间的情爱也一无所知。我们对我们的关系不感到害怕和偏见，我们做爱也没有样板。”^〔126〕同性恋常常是一个抽象概念，女孩们并不将其与自己日常经验联系起来。比如：“我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同性恋者？我很迟才了解这个概念。我该怎样过就怎样过，并不对自己说‘我是同性恋者’。这类问题我不曾遇到。我有一些女友，我受女人吸引，我觉得我从很小就这样了。当时似乎很重大的东西我都毫无困难地体验了，因为我没意识到，我不给自己提问题，我这样过因为这是我的喜好，如此而已。”^〔127〕同样，B强调自己完全无意识：“我一直喜欢街上裁缝店的其他女学徒。是我母亲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128〕帕特·詹姆斯回忆她13岁时对自己的偏好没有意识：“我根本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我不感到不同，我甚至不去想。不管怎样我对男孩不感兴趣。”^〔129〕

这种对性的不了解尤其影响到第一代女同性恋者，她们出生于19世纪中叶。没有能力自我界定为女同性恋者并不局限于未受教育的女性。英国作家弗农·李（维奥莱特·佩吉特，1856-1935）一生与女性有关系但却从未有结果，她困在维多利亚朝的良好教养和否定身体的茧子里：“弗农是同性恋者，但她从未能够面对性的现实。她完全纯洁。我认为她接受的话会更好。她经历一系列对女性的激情，但都是很规矩的。她避免肉体接触。她被完全压抑了。”^〔130〕同样，英国女诗人夏洛特·缪生于1869年，有数次糟糕的爱情经历，她为一个年轻女子倾倒，试图支持她，向她示爱，但却不知怎样做，她最终被女友抛弃，她拒绝考虑一种完整的情爱关系。这一模式不断重复，没有解决。^〔131〕薇拉·布里顿和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拜的关系则更复杂，更具揭示性。两人1919年于萨莫维尔学院相遇，这是牛津的一所女子学院。她们学业完成后分租一套公寓。在薇拉·布里顿与乔治·卡特林结婚后，威尼弗雷德继续与夫妇二人共住。她们的友谊直到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拜死去才停止。但是，两位女子都不接受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同性恋。著名女权主义者薇拉·布里顿的回忆录相反很小心地否认了这种猜测的根据。她甚至费心地把通信中所有倾向性的影射删去。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拜在写作中较少保留。她反对拉德克利夫·霍尔对女同性恋的定义，她拒绝将其视为病理性的。而且，她拒绝在独身与压抑之间建立等同。薇拉却相反采用了对性关系的传统看法，婚姻是必不可少的，独身对于妇女是神经质的源头。薇拉·布里顿的立场同时表明女权主义者与女同性恋者的冲突，女权主义斗争一直被认为是首要的。

伊迪斯·西特维尔的事例更加让人尴尬，她的外貌不吸引男人，她从未有过性经历。另一方面，她的生活被同性恋者围绕，主要是她的弟弟奥斯伯特，她爱上了俄国画家帕维尔·切里却夫，他也是同性恋者。当时的观察家认为她是同性恋者，尽管她从未跟女性有关系。温德姆·刘易斯在《上帝的人猿》（1930）中为她画的漫画和诺埃尔·科沃德将她作为女同性恋画肖像都遭到她的反对。很难断定这里涉及一种从未能接受的同性恋或者仅仅是无法面对寻常意义的性，这是困难的童年和生理的情结造成的。

一种被接受的认同感

但如果认为多数女同性恋者仅仅经历柏拉图恋爱，不敢在肉体上表达性态，这也是错误的。纳塔莉·巴内不断征服，人们认为她有40名情人，还不算偶然的艳遇。许多女同性恋者完全接受自己受女性身体的吸引和做爱的快乐。吉尤娜·巴尔纳据真实故事写的《女士的年历》（1928）是女性快感的赞歌和对巴黎女同性恋小世界妖魔化的嘲讽。女主人公埃旺热利娜·缪塞（纳塔莉·巴内）是一个充满健康活力而渴望征服的女人。吉尤娜·巴尔纳1919年和女友美国雕塑家塞尔马·伍德来到巴黎。她是女权主义者，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她回答奥托林娜·莫雷尔的影射：“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只爱塞尔马”。^〔132〕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同样以极大的自由体验自己的同性恋。在30年代，她过着一种放纵的生活，不断地征服，直到她1937年遇到美国大学教师格雷斯·弗里克，她随后便与之一同生活。她在巴黎出入于女同性恋场所，蒙－塔波尔街的哥伦布茶室和里沃利街208号的瓦格朗，充分享受夜生活。

最值得一提的事例无疑是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我们已经看到她的非凡活力。维塔的生活以一些丑闻事件为标志，比如她与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逃亡，她后来被认为要为几桩婚姻的破裂负责，比如多萝西·维尔斯利的婚姻。其他一些关系因为丈夫的默许而继续，比如她同玛丽·坎贝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关系。她是真正的女中唐璜，维塔不断地征服而能完全无忧无虑。我们还可以把罗沙蒙德·格罗夫纳、玛格丽特·沃伊特、希尔达·马西森、伊夫林·艾恩斯、克里斯托弗·圣约翰、格温·圣奥宾，还有其他人加入她的战表中。她与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婚姻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上流社会完全是失仪行为。他们两人都是同性恋者，他们各自分别追寻艳遇，心中没有计较却彼此保持深深的依恋。维塔对于自己的长子本是同性恋的新闻表示欢迎。她给他写去长长的信，信中她将对性倒错的辩护和对婚姻的辩解调和起来：“但是爸爸做错了一点，而这并不会让我烦恼。我烦恼的是你认为这会禁止你拥有你称为‘全部幸福和婚姻的快乐’的东西。立刻把这些从脑袋里去除。我所知道的两对最幸福的夫妇，我因为谨慎而不讲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夫妻都是同性恋者。因为你肯定知道同性恋在女人和男人中都存在。再者，看看邓肯（格兰特）和瓦内莎（贝尔），他们并不是真的结婚，但却多年共同生活，结果是一样的。他们相爱就像爸爸和我，虽然邓肯是完全的同性恋者。所以你看这不一定是对我们这类幸福的阻碍。”^〔133〕

维奥莱特·特里富西斯写给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信件揭示了她热烈的个性、情感的自由和对性欲的完全放任。她身上毫无人们以为有教养的女孩会有的矜持。在她的信中，维奥莱特经常用一个男人名字来称呼维塔，朱利安、迪米特里或米佳，她毫不犹豫地对她进行骇人的表白。我们发现是维塔在使关系和缓，试图将她保持在体面的限度内，而维奥莱特在爱情的狂热中无疑会同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噢，我的上帝，米佳，魔鬼的力量在我身上爆发，我这个大傻瓜！在你有时间做任何事之前我就想占有你，你竟然对如此明显的事情视而不见。有一天，风暴来临，你将同所有一切被卷走。”^〔134〕维奥莱特的爱情很清楚是肉体上的，她以身体爱维塔，不断发出恳求的邀请和情色的挑逗。她身上没有羞愧和廉耻。性是自然的事，爱是合理的：“我的白昼消耗在一种不能自已的欲望中，夜晚被无可忍受的梦境纠缠。我贪婪地、谵狂地、热烈地想要你。如果你想知道，我会因渴望你而死去。”^〔135〕同样，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日记揭示一个良家女子在远离性的实际的地方教养成人，她能够完全地体验对性的发现，没有顾忌也没有悔恨：“前一夜，我让她抱在怀中——而今夜我恨她——这解释起来就是我爱她：我躺在床上无法不感到她肉体的魔力。与她在一起我感到比跟任何男人在一起都更深刻地感受到所谓的性冲动。而现在她来了——我抱着她，抓着她的手，她的脸与我的脸贴在一起，我是一个孩子，我是一个女人，超过一半是男人^〔136〕。”

同样不同寻常的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发展起的替代生活方式质疑了父权社会的基础。有始有终的女同性恋生活经历的最佳事例是由伊迪斯·克雷格30年代创办的“社团”，她是女演员埃伦·特里的女儿。伊迪直到她1947年去世都与克里斯托弗·圣约翰生活，这是克里斯特贝尔·马歇尔的化名。克里斯托弗将自己定义为先天女同性恋者，而伊迪是双性恋者。她到英国乡间的斯莫尔海斯定居与克里斯托弗和克莱尔·阿特伍德（托尼）三人行，她们使自己的家成为女同性恋偏爱的一个约会场所。1931年7月，她邀请邻居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她们当时住莱城）来观看她在家里“巴恩剧社”组织的演出。当时所有人都穿男装。1932年，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被邀请朗读诗作《土地》，同被邀请的还有她的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维吉尼亚和伦纳德·伍尔夫，斯蒂芬·斯彭德、雷蒙德·莫蒂默和威廉·普洛美尔，英国的同性恋精英。1933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加入进来。她们之中性关系很自由，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曾同克里斯托弗过夜。然而，乡邻似乎并没有被这种生活方式吓到。三人行被认为奇怪而使人惊讶，但并不引发反感，对此类活动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就常常遇到。^〔137〕但这样的经验仍然是稀有的。两次大战之间的女同性恋者不管著名或无名，她们选择过传统夫妇的生活，与多数异性恋者的夫妇生活很少差别。此类情况是最常见的，但相关的见证却稀少，因为她们并不引起注意。

西尔维亚·比奇对阿德里安娜·莫尼埃的爱情正是根植于这个模式中。这个年轻害羞的美国女子1917年在她的书店里遇到阿德里安娜。她们在1937年关系破裂前都是相好。多亏了阿德里安娜的帮助和建议，西尔维亚创办“莎士比亚书店”。两人过着规矩的生活，没有什么故事。为了消遣，她们常拜访纳塔莉·巴内，因而与巴黎女同性恋群体保持联系。^〔138〕她们两人对她们的关系都没有多谈，似乎是一种平衡的模式，她们不模仿异性恋的角色，而是各自接受自己的认同，没有男性作参照，她们不将自己封闭在冲突和毁灭的关系之中。同样，女记者珍妮特·弗兰纳（热内）虽然不否认自己的性态，但她反对任何公开表现，相对于她的一些朋友的张扬她更倾向谨慎。珍妮特·弗兰纳来自美国，属于巴黎左岸松散的女同性恋群体，女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集于纳塔莉·巴内周围。她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为了更自由的生活、不受公众舆论持续的压制而离开美国。她与作家索利塔·索拉诺的关系没有什么枝节，两人都确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正常和自然的。所以借此制造丑闻和惊恐是无益的。

许多被访问的无名的女同性恋者同样强调她们关系的自然。“我么，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正常。但觉得正常的同时，我很高兴有差别。因为，从根本上我与家庭决裂，然而所有人都有家。我与婚姻决裂，而所有女人都结婚。我从根本上是同性恋者，而多数女人喜欢男人……我很高兴自己不一样，就这样。”^〔139〕但是与父母的关系是复杂的。比如西尔维亚的见证：“在那个时代人们不谈论性，但从11岁起我开始爱上女孩子。当这变得更严重时，我母亲开始嘲笑我的感情。”^〔140〕但是，许多女同性恋者并不一定受到周围人的压力。因为与另一个女孩的爱恋关系如果是谨慎的，那不像跟男孩调情那样容易招致丑闻。比如B的见证：“我母亲任我自由。因为她只害怕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未婚先孕。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这个却不行，她常说。对于她来说成为‘未婚妈妈’是某种丑恶的事情。当她看到男孩子不吸引我，她对自己说这样她就不会有孩子！于是她给我比我姐姐更多的自由。”^〔141〕对自己同性恋的肯定也不一定造成与父母的决裂：“我的女友被家里接纳，一天在她走后，我母亲和我争吵，我母亲对我说这种态度无法形容，我过一种这样的生活，她不明白等等。我回答：‘好啊，妈，既然这样，我走好了。’我父亲通常不参与，其实他是个善良有理的人，他对我说：‘说定了，你明天走，走之前你休息一下，我们再谈。’实际上，我们根本没再谈。事情就这样被接受了。”^〔142〕A与自己的女伴生活了40年，她被家人视作另一个成员。两人被邻里接纳，在她们随后定居的村镇也一样：“问题对我们不存在。几十年时间，我们生活，我们是朋友，我们是‘25号的小两口’，如果你愿意，应该说就我们的情况我们从未有过麻烦。我么，我保持安静，不打扰这些先生，我不强加于人什么。人们可能在我们背后笑，我根本不在乎。”^〔143〕夏洛特·沃尔夫出身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她同样享有很大宽容：“中层犹太人对诸如非正统的性这样的问题通常是无知的，但我父母和他们的家族并非如此。我很得意地吃了一惊当我姑姑贝尔塔一次提起：‘我想你是爱上了X太太。’我回答：‘不是爱，是很着迷。’她笑了。”夏洛特·沃尔夫指出：“我在我的私人和职业圈子里被作为我自己接受，我想我天真地以为全世界都会同样做。”^〔144〕

但是与父母的关系并非总是容易。比如，对于瓦伦丁·阿克兰来说，少年时期构成她人生的重大转折。相反是她父母向她揭示出她的特别，导致她走向激进。1922年她16岁，爱上比她年长3岁的劳拉。她们完全天真无邪，互相亲吻，互赠礼物，写一些热烈的信，这些信很快被发现。父亲和女儿在互相的不理解中对立起来：“我完全不明白他想发现什么。我对他说我们相爱。我真切地记得他脸上厌恶的表情。他立刻变得狂怒——以前我从未看到他如此愤怒。他问我是否知道自己做了怎样卑劣的事情。这是某种奇怪的事，但没什么不好。我认为我们中一些人生来就有问题。他愤怒地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劳拉本应是个男人。我认为劳拉前世会是个男人。”^〔145〕在与父亲争吵后，他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嘲弄，瓦伦丁必须面对母亲的责难，“任何男人如果知道了这个都绝不愿娶你”；“这是件恶心的事情，不可原谅。”虽然瓦伦丁不为所动，但劳拉却被说服：“她母亲对她说不能结婚她会成老姑娘，名誉受损、穷苦潦倒、被人抛弃”。^〔146〕以尊严作论据在一个由别人的目光控制的社会里是强有力的。当这还不够，医学的恐怖会来帮忙：瓦伦丁因而得知如果她继续“逆反自然”的行为，她会变盲变疯。正是通过与父母作对，渐渐发现他们对她隐藏的真相，瓦伦丁将形成自己的认同。在一次未能圆房的婚姻之后，她决定独立生活。她自己剪了短发，发展与女性的友谊。1926年，她遇到西尔维亚·汤森·沃纳。从1930年起，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写诗，在多塞特郡定居。她们在政治上很投入，打击法西斯主义，是赴西班牙救护队的志愿者。在四十年间，她们过着独立的生活，成功的让人接受她们的同性恋认同，并无反复。

对自我的拒绝

如果认为所有女同性恋者都能做到接受自己的认同和充分体验同性恋就错了。许多妇女不能接受自己的差异或者放弃其中最极端的侧面。风气的自由和服装的挑衅可能与某种从众心理和认同的不适共存。画家罗曼·布鲁克斯是这种精神分裂的绝佳例子。同其他人一样，罗曼·布鲁克斯逐渐树立自己的认同，既是对母亲抛弃的反应，也因为随后她在卡普里和巴黎与国际化的同性恋群体的交往。很长时间中，罗曼在性方面仍是纯真的，虽然她在少年时期爱上过几个同学。她将自己界定为“被人丢石块的有罪女人”，这表明她很难接受自己的性态和差异。同性恋对于她远非一种正面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在她看来是一种宿命和缺陷。这种感情因多次关系的失败加强。她与约翰·布鲁克斯的相遇是决定性的。如同其他许多英国同性恋者，布鲁克斯在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后立刻从英国到卡普里岛定居，在那里他与E. F. 本森和萨默塞特·毛姆住同一所房子。他遇见罗曼，她母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一笔巨额财产，她应他求婚嫁给他，两人都不爱对方。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因为布鲁克斯贪图体面，无法面对妻子的转变，她剪短了头发，并开始穿男装。她当时与波利尼亚克女王公、埃达·鲁宾施坦、雷纳塔·伯加蒂、邓南遮、孟德斯鸠、科克托、惠斯勒交好。她1912年遇到纳塔莉·巴内，是她平生挚爱。^〔147〕但是，罗曼仍然未获得平静，纳塔莉不断征服，对她的忠诚并不看重。

罗曼·布鲁克斯对女同性恋团体的态度是暧昧的。她是完全独立的成员、巴黎同性恋名人，被康普顿·麦肯齐写进《非凡的妇女们》（1928）^〔148〕，但在她的作品中为她画的一幅肖像却是冷酷残忍的。她的两个最偏爱的镖靶是拉德克利夫·霍尔和尤纳·特鲁布里奇，她厌恶她们的做作和牺牲者的姿态。但是，她一直同她们交往，而她自己也只穿男装。她为尤纳·特鲁布里奇画的肖像是她一幅最著名的画，是对“新女性”的漫画，对女同性恋的一种老套的责难：“生硬的眼神，左眼被单片眼睛撑大，紧闭着嘴，头发短而平贴，几何图样的刘海。衣着也不见得更好：折角高领的白衬衣上系宽领结勒着脖子，黑上装搭配灰黑格短裙，这可是极度夸张的穿着，这类着装助长了对女同性恋者的丑化。”^〔149〕罗曼·布鲁克斯无法超越这些矛盾。根据她的传记作者弗朗索瓦茨·维尔纳，她“钟情传统价值，不能幻想她成为伟大的反叛者、反习俗的人，她陶醉于靠着外表来保持她的女性社会”。^〔150〕她无力接受自己为同性恋者影响到她的社会态度，她蔑视与自己过分相像的妇女。这种爱恨关系导致她采取极右派的政治立场。^〔151〕

有时，差异的道路因为过于受痛苦的影响、过于孤独而不能走到尽头。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是克劳斯和埃利卡·曼的朋友，1908年生于一个苏黎世极端保守的富有实业家庭，他们后来投靠了纳粹。她的母亲勒内·施瓦岑巴赫是体面的大资产者、将军的女儿，却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她的侵略性的人格窒息她的女儿，她禁止她提及自己的同性恋，然而却鼓励她的男性倾向和对女人的兴趣。她自己与女歌手埃米·克吕格尔有关系，与她同住一所房子。1928年，安娜玛丽逃出家到巴黎，随后到柏林。所经之处，她让人着迷的绝望的美貌触发激情，埃利卡·曼、卡森·麦卡勒斯、埃拉·马亚尔、巴巴拉·汉密尔顿和玛尔戈·冯·奥佩尔男爵夫人。她的一生只是在毒品、旅行和写作中逃亡。在《抒情小说》（1933）中，她安排自己以男性面目出场，是夜总会歌手西比拉的神经衰弱的恋人。同性恋爱的不可能性在这里体现为一个有外交前程的年轻资产者与一个柏林夜间的女爱神之间的对立。为了找到某种表面的稳定，她1935年嫁给克罗德·克拉拉克，他是法国驻波斯使馆的二秘，本身也是同性恋者。尽管如此，她沉沦于吗啡之中，34岁时在有过数次自身企图后从自行车上摔下死亡。

女同性恋的认同在20年代出现，但仍然是有争议的。按照拉德克利夫·霍尔的描写，多数女同性恋者根据女同性恋男方的模式界定自己。《孤独之井》中的瓦莱里·塞穆尔宣称^〔152〕：“我觉得更喜欢大家都是殉道者的时代！”然而，这个模式不是唯一的，不应忘记某些女同性恋者成功散播了乐观的理想和一种在自我接受和社会融入基础上的认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