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同性恋知识分子与欧洲同性恋史

同性恋在英国由许多知识分子传播，他们多数人自身有公学经历。他们升入大学，英国同性恋的胜地，这只会加强他们的倾向。他们的许多见证，以小说或自传的形式使得将20年代看作同性恋解放年代的神话观念得以传播，就像那是一个一去不返的独一无二的时代。

同性恋的第一代人：先驱者

第一代同性恋者成长于剑桥，随后聚集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知识分子的聚合注重人文的联系，打击维多利亚朝精神，他们在一战中以和平斗争和政治、经济和道德的自由主义而出名。这一代知识分子生于1880年代，在英国对待同性恋的看法转变中起到中心作用。1919年，他们成为新一代的榜样。

剑桥和“使徒”

对于第一代来说，剑桥是同性恋崇拜的象征。多数教授鼓励男性之爱，他们自身也多少会公开奉行。A. E. 豪斯曼是著名的颂扬恋童之爱的诗人。他的诗作《致施罗普希尔·拉德》（1896）在两次大战之间仍然是同性恋圈子里的通行令。哲学家C. G. 布罗德表现出明显的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偏好。同样知名的还有维多利亚朝历史教授D. A. 温斯坦利、中世纪专家盖拉尔·拉普斯利、H. O. 伊文尼特、F. A. 辛普森、安德鲁·格鲁、经济学家A. C. 庇古（他常带着最漂亮的学生去游览阿尔卑斯山）、图书馆员A. F. 斯科菲尔德、古代史教授F. E. 阿德科克，最后还有校长J. T. 谢泼德本人。最著名的人物还是奥斯卡·布朗宁，他是历史教授，E. M. 福斯特的导师，曾经任伊顿公学的校长，但在一桩巨大的同性恋丑闻之后被解雇。^〔363〕

在学生这方面，倾向同样明显。可以说大约1895-1910年间剑桥对于同性恋者是一个田园诗的环境，一如两次大战之间的牛津：“在剑桥，我觉得，鉴于事情的性质，这种天性的人（同性恋）的数目非比寻常，虽然他们不一定意识到。我毫不怀疑，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和有同好的教授的私交是剑桥可提供的最好的东西。”^〔364〕在牛津是同性恋审美的胜利和把同性恋作为一种荣耀的肯定，然而剑桥的特点是谨慎的宽容，是善意的，无声无息的。学生们，如果他们是同性恋者，他们把这种偏好当作一种几近智性的选择，通常将他们的性事纳入一种刻板而贞洁的环境。他们要求将对男孩的爱意作为从古希腊衍生来的哲学理想，把它理想化，以至去除了所有感性和具体的性含义。这些观念持久地影响着第一代同性恋者，他们可以借助这些前提将同性恋作为一种高尚活动、纯洁的理想来维护，是对异性恋的淫乱和无耻地追求快感的弃绝。同时，这种态度不利于风俗的解放，想法上被宽容，但行动必须隐蔽。

对同性恋问题的最初思索主要是由后来成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阐发出来，他们当时是“使徒”（Apostles）的内部成员，这是一个创立于1820年的秘密社团。成员中有一些如今有名的人物，主要有伯特兰·罗素、德斯蒙德·麦卡锡、伦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E. M. 福斯特、H. O. 梅瑞狄思、克莱夫·贝尔、索比·斯蒂芬和J. M. 凯恩斯。出于智性的关注，多数“使徒”有相同的对男孩的口味。在凯恩斯入选“使徒”之后，在学生中的选拔更偏重美貌和魅力（亚瑟·李·霍布豪斯）而不是智慧（鲁珀特·布鲁克两者兼备）。伯特兰·罗素记述，同性恋成为共同的东西，而在此前还是未知的。^〔365〕这种新倾向伴随着对同性恋爱情的理论化，在同性恋崇拜的建立中是决定性的。男孩的恋情被定义为人们所能体验的爱情最高形式（高等的男性爱），妇女在精神和肉体方面都较低等：E. M. 福斯特在《莫里斯》中写道：“我对于你体验到的是同皮帕对她的未婚夫感受到的相同的东西，在许多方面更高贵、更深沉、更绝对，没有感性也没有脱离肉体的‘中世纪风格’，而是身体和灵魂的特殊的和谐，我认为是女性所不能明了的。”^〔366〕我们从中发现了柏拉图恋爱的重现，一种对男性关系的辩白，将同性恋定义为智性和唯美的终极阶段，有品味男人的必然选择。“使徒”们的理论总是带有歧视女性的色彩，这使得弗吉尼亚·伍尔夫极为恼火。虽然他们的影响是解放性的，为同性恋者开脱，但他们的行动根植于根本上保守的父权和男性背景。这种对同性恋的观感逐渐改变，在战后，新一代完全接纳了这个模式，对于要求将同性恋行为作为一种积极标记不再迟疑。

缺少女性的陪伴，普遍生活在封闭的空间，剑桥的学生围绕男性友谊组织他们的生活。因而他们保存了一部分童年，把自己与一个他们认为是敌对的世界隔离开：“在中学，情感和欲望几乎唯有指向男性。这并不意味着有许多的‘性’，实际性事在那些出于羞怯或德行的人看来是要否定的，但也不无羡慕的意思。”^〔367〕感性的友情占据首位，同性恋是一种行为但更是一个神话，第一代人绝非性放纵的一代。中学时光仍然极具同性恋想象的内涵，《莫里斯》的最后一章在这方面是具代表性的，是一种不能逝去的怀恋：“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克莱夫从没有确定莫里斯离开的确切时刻，随着时光流逝，他开始疑惑他从没有离开。蓝屋子闪着柔和的光，蕨草起伏，在远方剑桥的深处，他以为见到他的朋友对他做手势，罩着太阳的光环，在混杂的喧闹和春季的芳香之中。”^〔368〕

布卢姆斯伯里

1905年3月可被接受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的成立时间，因为是在这个时期瓦内莎、索比、阿德里安和维吉尼亚·斯蒂芬发起了他们在伦敦戈登广场46号的星期四晚会。很难确定圈子解散的确切时间，但大概是在1931年（利顿·斯特雷奇逝世）到1934年间（罗杰·弗莱死亡）。要列出团体的成员名册也是复杂的，因为有些人这整个时期都只保持松散的联系，或者相反，只在有些时间内积极参加活动。不过我们可以举出主要积极成员：伦纳德和弗吉尼亚（斯蒂芬）·伍尔夫、瓦内莎（姐姐斯蒂芬）·贝尔和克莱夫·贝尔（瓦内莎的丈夫）、阿德里安·斯蒂芬（他们的兄弟）、利顿·斯特雷奇、詹姆斯和马乔里·斯特雷奇、E. M. 福斯特、大卫·加尼特、德斯蒙德和莫利·麦卡锡、罗杰·弗莱、邓肯·格兰特、萨克森·悉尼－特纳、J. M. 凯恩斯和弗朗西斯·比勒尔。^〔369〕他们的聚会不拘形式，充当了朋友重逢的借口，谈论绘画、文学和普通的生活。男人和女人聚会来自由讨论问题已经是很前卫的了。但在布卢姆斯伯里同时发展出一套性学理论和私人关系，质疑了维多利亚朝的道德基础。可以从中见到“新异教徒”的影响，其信徒与他们是同一学院的学生。弗吉尼亚·伍尔夫与鲁珀特·布鲁克在剑桥的一个池塘一同沐浴，并在没有女伴陪同的情况下同他外出宿营，这是震动人心的事情。爱德华·卡彭特的影响同样是明显的。E. M. 福斯特在米尔索普遇到卡彭特和梅里尔。据福斯特说，卡彭特施与他“磁石般的影响”，而梅里尔触摸他后背，让他感受一种新的情色感观，持久地影响了他。^〔370〕新的性理论对他们也并非陌生，哈夫洛克·埃利斯被利顿·斯特雷奇、弗吉尼亚·伍尔夫、瓦内莎和克莱夫·贝尔阅读和讨论。所有人都受到G. E. 穆尔的影响，他的著作《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将成为他们的思想基石。对于穆尔来说，“精神状态”（states of mind）比行动或实现优先。在积极的精神状态中爱情占主导地位，等同于“成功的人生”（a good life）。穆尔哲学的创新之处在于区分了人性观点的“好”和道德观点的“善”。这一区分被布卢姆斯伯里采用，始终将人性优先于道德。因此，小圈子当作虚伪的象征同时排斥了布尔乔亚的性政治和性习俗，否定物质的成就而光大艺术，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论，捍卫和平事业。

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里多数男性是同性恋者，至少有一个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有同性恋倾向。^〔371〕所以，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必然成为优先讨论的问题。布卢姆斯伯里的特色首先是关于性问题的完全的言谈自由，不计较性别和廉耻：“大家可以毫不皱眉地谈论亲吻、肛交、口交和爱抚”，瓦内莎·贝尔写道。^〔372〕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强调：“性事渗透在我们的谈话中。‘男色’这个词不断在我们口中出现。我们带着同样的热情和自由来谈论交媾与谈论善良本性。”^〔373〕这些谈话也可能只是些闲话，弗吉尼亚·伍尔夫常抱怨某些聚会的浅薄，男人们乐于描述他们的艳遇格格笑着说：“我走进一个小便公厕。”这种言语的自由是革命性的。通过对同性恋的平常化，重新赋予一种个人性而不是社会性，布卢姆斯伯里否定了变态的危险和对“性倒错”隔离的必要。下一代人将把这一教诲牢记在心。“在戈登广场46号，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是文明的一次伟大进步。也许同性恋并非一个动人的话题，也没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至少如果你不是同好的话。但是人们可以公开谈论的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没有人再有兴趣去私下议论。还有，很多的约定俗成和坚信都得到了修正。确实，布卢姆斯伯里后来证明了对于性问题这个主题人们可能有多种角度，其结果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我父亲迟疑之后才喊出一个他看来合适的词来包容一个同性恋和一个通奸男子，这就是：混账！”^〔374〕

但是在布卢姆斯伯里宽容不仅仅是言语上的。尽管这个圈子并不是由性的无政府主义者构成，它至少创造了一种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性恋和双性恋是那里的标准，但却伴随着情人和伴侣的不断的交换。感情的坦诚胜过嫉妒心。圈子里多数成员都体验过极端主动和动荡的性生活，他们互相探讨其中波折。比如凯恩斯，他在中学有过多次经历（主要是同迪尔文·诺克斯、伯纳德·斯威辛班克和A. L. 霍布豪斯），随后他又热恋邓肯·格兰特。邓肯最先是利顿·斯特雷奇的情人（他自己则觊觎霍布豪斯）。邓肯·格兰特随后离开凯恩斯跟了霍布豪斯，随后又跟了大卫·加尼特。同时大卫·加尼特与凯恩斯有过一度，而凯恩斯当时与弗朗西斯·圣乔治·纳尔逊（17岁）和弗朗西斯·比勒尔保持关系。多拉·卡林顿喜欢利顿·斯特雷奇，她却嫁给拉尔夫·帕特里奇，而斯特雷奇也喜欢他，他们三人生活在一起。要建立团体成员间的不同关系的详尽图表是无益的，也不可能。但是很明显，这种反从众主义影响到年轻成员，如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他们常到布卢姆斯伯里拜访。那些生活并不如此动荡的成员同样表现出他们的倾向。E. M. 福斯特在中学时喜欢H. O. 梅瑞狄思，在印度与穆罕默德·埃尔－阿德体验第一次性经验，那是一个有轨电车司机。随后，他有过几次艳遇，主要在亚历山大城。在伦敦，他和一个警察鲍勃·白金汉一同生活数年。福斯特的事例说明了布卢姆斯伯里现象的另一个侧面。同性恋解放并不能够限于放纵的性生活，同性恋感情的纯洁性也应该肯定。在《莫里斯》中，福斯特表达了数以千计的男孩们所感受过却不敢承认的事情：“他隐约见到一个面孔，听到一个模糊的声音说：‘这是你的朋友’，他眩晕迷乱着从柔情中醒来。他可以为了这样的朋友死去，他会接受这样的朋友为自己死去，他们互相可以奉献一切而不担心外界和死亡，什么都不能将他们分离，哪怕距离和阻碍。”^〔375〕出于这个原因，《莫里斯》可以被看作是一代人的宣言。这本书写作于1914年，在福斯特1970年去世后才发表。但这部书在同性恋者中间流传，将被承认为他们对自由表达爱意的渴望的表述。首次，男性同性恋被不加羞耻和悔恨地描写，在路的尽头也没有惩罚或分离。“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挑战全世界。”^〔376〕一种新的感情诞生了，即骄傲。在小说的结尾，莫里斯和亚历克为了完全体验他们的爱情放弃了布尔乔亚的生活，放弃了前途和社会晋身的希望。这种幸福的结局充满了希望，却将读者置于不确定的境地。《莫里斯》并不保证莫里斯和亚历克爱情的成功，但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这种爱情将成为可能。所以，布卢姆斯伯里留给同性恋者的讯息尽管沉重却充满希望。他们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人性的关系的神圣。“只有联系”，福斯特写道，必须重建身体与精神的联系，维多利亚朝的道德将其中断。通过颂扬身体的智慧和爱情的再生力量，布卢姆斯伯里开辟了坚决斗争的道路。同性恋成为一代人的象征。

第二代同性恋者：顶峰

将二三十年代这一代总结为三个人名是大胆的做法。但选择W. H. 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斯蒂芬·斯彭德作为团体的见证并非独断。他们代表了不仅是彼时知识分子的，^〔377〕还有社会中层和高层多数同性恋者的一种共同态度。^〔378〕他们在小说（衣修午德）、诗歌（奥登）、自传（奥登、衣修午德、斯彭德）中描写了自己的经验和观点。可能被引证用来反对他们的代表性的隐匿和篡改的部分（即使是非自愿的）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时代、渴望和恐惧的揭示。在此意义上，这是不可替代的。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生于1909年，W. H. 奥登生于1907年，斯蒂芬·斯彭德生于1909年。1919-1939年间是他们的青年时期、他们最初的性关系时期，至少到1933年是他们对德国的发现时期，德国对他们有深刻的影响。对于布卢姆斯伯里，在性方面的反从众是与对维多利亚朝社会的弃绝密切联系的。新的一代没有这个参照坐标，因而将在新的价值基础上建筑其同性恋观念。

新的一代

新的一代首先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特别是E. M. 福斯特的继承者，衣修午德于1932年与他相遇。他后来说：“我的英国是爱德华·摩根的英国。”^〔379〕衣修午德读过《莫里斯》。虽然对有些规避的用词感到不自在（比如用“分享”来指“做爱”），但他受到触动，感到从先于他的斗争中受益颇多：“这本小说的神奇在于它写作的年代，奇迹来自福斯特本人，他受困于战前的偏见的丛林，他成功地用言语表达了这些不能坦白的想法。”^〔380〕当福斯特谦逊地询问他一个30年代的成员可能对《莫里斯》的想法，是否他觉得小说过时了，衣修午德回答他说：“怎么会过时？”^〔381〕确实，这本书宣告了同性恋爱情的可能的幸福结局，此后所需的只是去证明。

新一代的区别在于对同性恋问题采取的立场更为前进。他们的立场不仅鲜明，而且要求自己同性恋的权利：“有谁愿意被女人纠缠？她们很无趣。她们只想着自己。我们最后的时光不正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刻吗。”^〔382〕这并非是四处张扬一种在英国仍被当作犯罪的行为，而是使之成为神秘的事情。奥登和衣修午德的朋友亲人了解他们的倾向。当他们最早的作品发表时，一部分警醒的读者也觉察到了。^〔383〕新一代的成员并不满足于接受自己的同性恋，他们渴望着改变社会。在《下去看看》中，其中一个人物这样描写了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建立的“王国”：“恐怕我们开始时不可能使异性恋合法——有太多的抗议。至少要经过二十来年这些反感才能消除。这期间，当然了，如果是私下做我们就闭上眼睛。我认为甚至可以准许在大城市的某些街区开几间酒吧给这些感染不良倾向的人。应该明确地做标记，警察在门口警告外国人他们光顾的地点的性质——这样才不会有人误入其间而看到使他们震惊的事情。自然，有时神经不大坚强的旅游者会因受到惊吓被送进医院。我们将安排一位心理学家向他解释有这样的人存在，这并非他们的过错，我们应该对他们感到同情并试着找到科学手段来矫正他们。”^〔384〕同性恋者从此有了唯一的斗争，为他们自己的斗争。所有拒绝帮助他们的人都被看作是敌人：“让我们看看这几乎所有人。女孩子是国家、教会、法律、新闻界和医学界肯定并要求我去渴望的。我母亲也肯定她们。她默默地、粗暴地请求我结婚，给她抱孙子。她的愿望是几乎所有人的愿望，而他们的愿望意味着让我去死。我的愿望是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找到一个可以做我自己的地方。但我必须承认，即使我的天性使我与他们相同，我仍要以某种方式打击他们。如果男孩子并不存在，我也会把他们创造出来。”^〔385〕此后，同性恋者成了社会对少数施以的压迫的象征。同性恋的解放、风俗的解放是一个更广阔的计划的一部分，即质疑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在战争之后，同性恋成为了政治。^〔386〕

“资产阶级”道德被认为是父权的、保守的和专断的道德，它的一个最先被质疑的基础就是家庭。奥登和衣修午德已经同他们的母亲关系紧张。之后，他们不断地表示出对家庭的蔑视，为此，他们使用了一种他们最偏爱的武器，即用嘲讽对抗资产阶级看重的体面。他们采用虚假的婚姻形式，仅为了符合政治的需要。奥登娶埃利卡·曼（托马斯·曼之女）为妻以便使她能取得护照离开德国，大卫·加斯科因同样也娶了一个叫英格丽德的德国女子，约翰·汉普森娶了埃利卡·曼的女友演员特蕾泽·吉泽。

但是，对家庭价值的最大触动是他们的性放纵。虽然感性的激情并不缺乏，但以寻找性伴侣为单一目的变得更加普遍，而且得到特别的提倡。奥登在这种意义上的行为是典型性的：在牛津，他花整晚的时间在城里找不同的伴儿，回校后向又惊奇又羡慕的朋友们做诊疗意味的报告。他之所以讲述性戏的细节（主要是口交，是他最喜欢的性形式），是为了解放他的听众，向他们展示人们可以战胜负罪感。通过奥登的事例，新一代为性的快感平反，这仍是系于同性恋的最大禁忌。然而，从几个世纪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是困难的，虽然在态度上是自由的，但新的一代仍必须与怀疑作斗争。奥登面对同性恋的立场也不总是明确的。1922年，他爱上一个同学罗伯特·梅德利。他15岁，在他的学校格雷沙姆公学，“荣誉规则”对这个问题是很严厉的，而且很可能在那个时期他对自己的感情还不完全确定。此后，他的超脱甚至是玩世不恭与悔恨和怀疑的阶段交替。1927年，他写道：“在我的精神中仍残余着认为在彼此的同性恋关系中有某些下流东西的想法。”同样，在1933年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坏习惯，就像吮手指。”^〔387〕尽管有这些消沉阶段，他的焦虑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朋友们把他看成是他们解放的使徒：“奥登对他的性偏好丝毫不感到羞耻和负疚。他只在一些场合感到负罪，那时他认为自己表现得没有心肠、残酷或漫不经心。”^〔388〕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后来在70年代成为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最积极的成员，似乎这种心理倾注是他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态度的负疚感造成的。衣修午德非常遗憾在早先的自传和小说中没有更加明确表白，没有公开显示自己是同性恋者。定居圣莫尼卡后，他体验了旧金山同性恋团体的繁荣，他利用这种缓和的环境来修正自己年轻时的错误，分析那时的同性恋经历。另外一些新一代成员从未能真正认清他们的处境，甚至于对此厌弃。斯蒂芬·斯彭德后来抱怨“窒息于这个同性恋的世界”，他最终于1939年结婚，当时同性恋崇拜已经过时。

牛津

“在那个时期牛津所有人都是同性恋者。”^〔389〕虽然这种普及是夸大了的，但肯定牛津（超过剑桥）在两次大战之间经历了一个极大的亲同性恋时期。从奥斯卡·王尔德以后，这所大学一直流行女子气的男生，穿着上世纪的时装，在堆满蓝瓷瓶的房间摆姿势。在19世纪，牛津各剧社有一种特别的闹剧，里面出现一些年轻人化装成女性。但是在大战之后，诺埃尔·安南指出“同性恋变成正常”。伊夫林·沃是这种当时风靡牛津的同性恋时尚最动人的例子。以赛亚·柏林记得曾见到他在虚伪者俱乐部的长沙发上与一个同学拥抱，克里斯托弗·霍利斯至少知道他两次成年同性恋关系，一次和理查德·佩尔斯，另一次和阿拉斯泰尔·格雷厄姆。^〔390〕但是，伊夫林·沃在毕业后结婚，而且随后声称憎恨同性恋者。尽管如此，他无法否认卷入大学里的这类同性恋行为。^〔391〕虽然当然英国法律仍然惩处同性恋，但同性恋却突然成为受过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异性恋诗人路易·麦克·尼斯这样回忆他的求学时期：“我发现在牛津，同性恋和智力，异性恋和肌肉是并行的。我呆在边缘，并开始酗酒。”

如同在公学中，同性恋得益于大学生相对封闭的环境，他们在大学里度过大部分的时间。但必须强调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时尚”的概念，因为学生们可以到城里，有些人还和女仆保持关系，而且还有附属牛津的女校，这方便了异性联系。之所以没有这样，是因为异性恋的内涵是负面的，被蔑视为庸俗和可耻：“追求女色会把你不可挽回地打入另册。校外和假期中的浪漫爱情，甚至谨慎的生理体验——最后是毁灭性的——都可以宽容，甚至为你赢得某种尊重。但只要提及当时已经在大学内发展的女校就可能使你变得可笑。”^〔392〕很清楚，牛津的同性恋崇拜不能脱离一种无所不在的妇女歧视，对妇女的蔑视产生于无知和恐惧。这种从男性到男性的丝毫不与女性世界接触的教育保证了精英的凝聚力，他们由共同的经历和目标聚集在一起。自从他们进入公学，学生们就被鼓励摆脱可能制约教育进程的唯一高尚的女性影响，即母亲的影响。公学用大孩子的保护来替代母亲的保护，不论是否伴有性条件，以某种方式将同性恋制度化。进入大学后，男孩们没有面对女性世界的愿望，那是与他们的仪轨和童年神话完全陌生的。公学的过去通常在牛津学生的性趋向上有深刻影响，还要加上一种隐秘但持久的鼓励。比如，格雷厄姆·格林从伯坎斯泰德一所走读学校（day school）进入牛津，不具备同学们的同性恋文化，他继续远离这些圈子，却意识到自己的独特状况：“也许这正是我的天真。这从来没有吸引我。伊夫林·沃勾引我。他声称我因为没有经历一个同性恋阶段而失去了很多。”^〔393〕如同在公学中，同性恋受到一些教师的鼓励，在牛津，F. F. 厄克特和莫里斯·鲍勒教授以他们牵线搭桥的才能闻名。比如鲍勒，当他得知西里尔·康诺利对博比·朗登的兴趣，他表示首肯，还向他指出他的朋友与一些下流的圈子交往，建议他带朋友去牛津的某个荒僻处。对于安东尼·鲍威尔，校方“对同性恋置之不理，反而不赞成对异性的兴趣。”^〔394〕

同性恋对新一代的吸引也可以理解为对父辈曾经宣判王尔德而随后对这类主题保持沉默的反抗。约翰·贝杰曼与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通信被父亲发现，遭到如下训斥：“他说：‘你收到了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来信。’我不能否认。‘你知道他是怎样一种男人？他是同性恋。你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同性恋就是两个男人互相极度仰慕，而其中一个将他的小便地方放进另一个的屁眼。你对此怎么想？’”^〔395〕尤其是，同性恋与文学和艺术相同，可以借以区分一种前卫、超前的年轻人了解现代的最新动向。艾伦·普赖斯－琼斯这样总结了这种状况：“同性恋是时髦，就像了解一些十二音体系或杜尚的《裸男走下楼梯》一样时髦。”^〔396〕牛津的同性恋实际上不仅是一种实践，也是将学院分成两个互相厌恶的帮派的一种风格：异性恋的竞技者（hearties）和同性恋的唯美派（aesthetes）。斯蒂芬·斯彭德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局面：“对于他们，我对诗歌、绘画和音乐感兴趣，对运动缺乏兴趣，我服装的怪异和我的外貌都是颓废的标记。”^〔397〕实际上，唯美派乐于加强服装的特异，喜欢摆姿势，对抗他们认为是四肢发达者的笨拙和粗鲁。在这种角色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同性恋身份认同的产生和对否定从众的布尔乔亚社会的变相的肯定。斯蒂芬·斯彭德继续说道：“我受到感染，戴一条红领带，在学院外发展友谊，变成不爱国的人，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天才。我在墙上挂起高更、凡高和保罗·克利画作的复制品。只要天气好，我就习惯地坐在院子里一个垫子上读诗。”^〔398〕竞技者一方对他们认为是退化的人作了讽刺和尖刻的描绘：“我记得曾经遇到一个家伙，我问他姓名，他回答说：‘弗朗索瓦·卡佩勒。’实际上他叫弗兰克·柯蒂斯。他穿一件粉红上衣、一件燕尾服马甲和一条紫色裤子，这可是不大寻常的，即使是在那个时代。当我问他是哪个学院的，他对我说：‘亲爱的，我记不得了，真的。’”^〔399〕美学和同性恋活跃的中心是“虚伪者俱乐部”，在那里男生们不管禁令在一起跳舞。伊夫林·沃解释说俱乐部成员“不仅以酗酒闻名，还有他们服装和举止的张扬，在某些情况下是同性恋的表示。”^〔400〕“乔治餐馆”同样是两次大战之间牛津同性恋聚会的中心。牛津最招摇的同性恋由两个唯美派代表，哈罗德·阿克顿和布赖恩·霍华德1918-1922年在伊顿时就在一起了。他们的同性恋行为是进攻性的、自负的，主要建立在风格、姿态、效果的基础上。同样，他们的“审美”是人生哲学、文学和艺术的立场，不仅仅是服装类型。阿克顿和霍华德是牛津唯美派的前卫，他们欲与现代社会接触，不愿封闭在落满尘土的世纪末崇拜里。与那些认为不出房门并只同经过精选的几个人交往就能培养特立独行的同学不同，他们结识许多人，显现自己的社交才能、报刊文章和诗歌写作，组织对他们“运动”的宣传。马丁·格林将他们描写成“太阳之子”，他们拒绝在战后长大，代表了牛津同性恋神话内核中所有的少年的狂妄。^〔401〕伊夫林·沃将布赖恩·霍华德看成“不可改正的同性恋者”，霍华德一点没有负疚感让他吃惊。唯美派不讳言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但让竞技者们恨他们的不是这一点，而是他们的做作和艺术上的优越感。虽然这种敌意经常导致有些醉意的竞技者们洗劫唯美派的房间，但这更像是对湮没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性方式的抵抗手段，而不是有组织的对“贱民”的驱逐。虽然同性恋仍然被打击，但却已经得到承认。

但是，这种放纵的气氛多次将这所大学置于困境。丑闻和因有伤风化开除学生引起全国报界的反感，他们将牛津形容为“浪荡鬼和娘娘腔的老巢”，传言多数学生都是“画了眉目的扭捏作态的真正的小妇人”。^〔402〕大约1930-1933年间，关于牛津的作品突然大量增加，有些作品用严厉的笔调描绘了以懒惰、酗酒和淫乱为特征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另一些则通常采用辩护的方式，衷心维护这所被虚伪中伤的可贵的“学堂”（varsity）。第一类作品，我们可以举出P. H. 克劳弗·史密斯的《坩埚中的牛津》和T. E. 哈里森的《致牛津的信》。第一本小册子没有提到所谓的学生同性恋，但却强调大学颓废的空气和他们缺乏阳刚的行为：“让我重复指出，牛津的整个气氛是与劳作和学习陌路的。空气是不健康的，浮浅，饱含性的内容。”^〔403〕哈里森则把他所景仰的牛津这个地方同乐于败坏这个圣地的学生明确地区分出来。在他叫做“牛性”（oxsex）的一章中，他特别强调了同性恋问题，描绘了学生性生活的一幅惊人图景。“手淫占主导。变态滋长。”^〔404〕他正确地将此现象与公学联系起来：“当我们说哈罗公学就是在说变态。这是公学的一个主要副产品，有些人受的影响之深使他们永远不能从一种性的恐水症中恢复过来。牛津充满了变态者——我认为至少有20％。这自然还排除了那些手淫者，他们是合乎英国规矩的。有些最显眼的变态者是在牛津学会他们的调调的。”^〔405〕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对同性恋的斗争掺杂着一种更宽泛的反对现代性和文化精英的斗争：“变态者的晚会是这所大学的一个特色。细节不宜刊印，但我希望不久后能发表。男女同性恋者在‘高级知识分子’内特别繁荣。”^〔406〕

面对攻击，牛津校友试图为他们的大学开脱。一些人不触及引起争议的话题，满足于做热烈的颂扬，比如爱德华·托马斯在《牛津》中说：“在牛津做学生是多么难以置信的事情！除了做大诗人和金融家，对于一个男人没有什么比那里所给予的更绝对！”^〔407〕另一些人则反过来利用他们所有的才能来为牛津进行的同性恋活动辩护。特伦斯·格里尼奇在1930年的《败坏牛津？》中竭力将一种生活方式和根本性同性恋的感情作为年轻人生命中的一种独特和丰富的经验而加以合理化。他揭露报界在寻求丑闻：“我们已经指出竞技者是被通俗报刊认可的学生类型。而且不止如此，这是杂志文章作者偏爱的角色。”^〔408〕相反，唯美派被形容为“颓废”和“腐朽”。尽管格里尼奇倾向于同性恋，但他将牛津中同性恋的规模加以相对化，同时还指出超越柏拉图恋情的男性之间的关系受到法律制裁：“不管怎样，牛津的罗曼史在不与我们的刑律冲突时通常不被追究，理由很简单，学生还不够成熟，看不到柏拉图情感的价值。在那些从过分解放的公学中来的人中间偶然可能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读过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书，学会了平淡而清楚地看待性事。”^〔409〕然而，他拒绝说同性恋，而偏爱“浪漫”这个词：“男人对男人的吸引，我称之为浪漫。用一个词比两个词要好——‘浪漫友情’的说法有些沉重，而我不赞成用‘同性恋’。因为它似乎太阴险，暗示比相关问题更多的东西。”^〔410〕格里尼奇为牛津的浪漫找到三个解释：男孩们很英俊，牛津是如此独特的城镇，“与寻常女子的寻常的轻浮在这里行不通”，^〔411〕而且校方对两性维持隔离：“邀请学院内的女生喝茶总的来说太难了。而且要面对繁琐的陪伴规则，因此要么请一群女孩，要么一个不请。”^〔412〕“至于城里的女孩，与她们之中随便一个发展任何程度的关系都太危险。审查官似乎有一份牛津镇所有涉嫌放荡的女士的详细名册。你要被看到与其中之一交谈，那你的大学生涯就危险了。”^〔413〕格里尼奇还描写了在牛津多少能觉察到的同性恋文化。他注意到学院的刊物上常登载给学生的情诗。同所有人一样，他回忆起唯美派被竞技者攻击，他们喊着“你们，肮脏的唯美派，你们喜欢男人”，^〔414〕但他准确地指出了这种关系的暧昧。实际上，经常是唯美派爱上竞技者而竞技者爱上唯美派。这样互补性的友谊可能是会有所结果的。同性恋则充当不同人格和思维方式之间的黏合剂。同性恋维系学院的统一，某种方式上是精神性的统一：“学生只要不乏个人魅力——那样的人很少——不在意与一个崇拜者吃午饭，和另一个崇拜者在下午去乡间远足，与第三个崇拜者去大学里某个舒服的俱乐部用晚餐，而且可能陪第四个崇拜者对着一瓶威士忌结束这一天。”^〔415〕事实上，格里尼奇不知采取何种立场。他的书想要针对那些有关变态的指责来为牛津辩护，但他又不能否认事实。而且，他努力使读者接受牛津生活的这种特殊性的积极方面而不激起反感。这导致了他走入某些自相矛盾和妥协。因此，他支持男女同校，认为只要如此才能克服“浪漫”，但他又对“浪漫”大加赞颂。在他书中最后几行里，他的挣扎表现得最明显，这些句子使人联想到《莫里斯》的结尾，再次显示出那些带有同性恋色彩的大学时光给这一代人留下的印记：“当我审视离开牛津之后度过的这乏味的几年，独自住在这老旧烦闷的布卢姆斯伯里，试图成为一个重要演员却不甚成功，我再受不了永远演西拉诺·德·贝热拉克的角色，我再受不了永远地感叹‘我的朋友死去而我的幸福不再’。”^〔416〕

在20年代，牛津也成为一个神话，是同性恋在英国胜利的象征。已成为作家的校友致力于描写他们青春的幸福。在他们之中，我们可以举出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狮子和阴影》，斯蒂芬·斯彭德的《世界中的世界》，尤其是伊夫林·沃的《重访布莱德斯黑德》。这本书无疑是将牛津同性恋天堂的神话形象传播最广的。沃捕获了牛津的本质，浪漫的激情（查尔斯·赖德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之间），放纵的唯美主义和张扬的同性恋（安东尼·布兰奇），对少年期的怀恋（化身为塞巴斯蒂安不肯离开的毛绒熊阿洛伊休斯）。除了对整个一代人都在寻求追回的地方做了田园诗般的描绘，他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些年代同性恋生活的生动描写。爱情在其中占首要地位，^〔417〕竞技者和唯美派的斗争的描述带着幽默，^〔418〕尤其是同性恋的骄傲通过夸耀、嘲讽和淫乱宣扬出来。安东尼·布兰奇这个人物^〔419〕做作而怪诞，伊夫林·沃夸张地描写出“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中肆虐的同性恋崇拜：“在15岁时，为了打赌，安东尼·布兰奇让人把他扮成女孩领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骑师俱乐部的大赌桌前。他有机会同普鲁斯特和纪德一起吃晚餐，与科克托和迪亚格西莱夫^〔420〕。弗班克寄小说给他，题有热烈的献词。他在加普里引起三起不可平息的仇杀，在希腊凯法利尼亚施行魔法。他吸毒，在加利福尼亚接受戒毒治疗，在维也纳治好了俄狄浦斯情结。”^〔421〕这一段话总结了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在文学界和上流社会的所有参照。同性恋对于精英阶层不止于一种性行为，还是一种风格、一种生活方式。在与竞技者冲突的一个场景中，安东尼·布兰奇表现出完全没有羞耻心、缺少任何的复杂性、对自己的同性恋的确信，最终使对手们落败：“我看到二十来个最没品味的年轻人，您知道他们唱什么？安东尼，我们要安东尼·布兰奇，像是一种祈祷文。什么时候见过这样当众宣布的方式？亲爱的朋友们，我对他们说，你们像是一群没规矩的跟班。这时他们中的一个，说真的是个漂亮家伙，指责我逆反自然的淫行。亲爱的，我对他说，可能我是一个性倒错者，但我并非不知餍足。哪天你一个人的时候回来找我。”^〔422〕

通过安东尼·布兰奇这个人物体现了同性恋崇拜。^〔423〕面对社会的敌意或困惑，“性倒错者”从此露出不加掩饰的面目。又一次，与邻国的反差是强烈的。比如在法国，没有任何学校像牛津或剑桥那样维系这种同性恋者智力优越的神话。^〔424〕当然能找到一些大学同性恋经历的见证，但都是个人行为，不能与一种真正的社会现象相提并论。比如达尼埃尔·盖兰，他是圣西尔军校的住校生，与他的邻屋结成友谊：“我的邻屋是一个吸引人的二年级生，他在同一栋楼里租了一个房间，当我们喝起啤酒就丧失了对我们各自军人处境的任何概念，我们像疯子，用靠垫或长枕头互相击打，进行自由搏击，在地板上滚做一团，做这一切的时候带着一种满足，对我而言是出于堕落的需要的刺激。”^〔425〕师范学校是有强烈同性恋意味的机构，有时被认为是真正的女同性恋之家。比如在《克洛蒂娜在巴黎》（1902）中，大阿娜伊斯继续她爱情的斩获：“没什么特别，她‘跟’了一个三年级生。你知道，在师范宿舍是两排对门的开放隔间，中间由一条巡视走廊隔开。晚上，她们拉上隔间的红棉布帘子。好了，阿娜伊斯几乎每晚都有办法找沙勒里耶，她们还不曾互相掐过。”^〔426〕同样，塞弗勒的高等师范被认为助长同性恋友谊的滋长。几部塞弗勒毕业生的小说以比较朦胧的方式发展了这一主题。加布丽埃勒·雷瓦尔的《塞弗勒女生》（1900）就属于此类，还有让娜·加尔奇的《温室里的姑娘》（1934）。同一作者的《空手的女启蒙老师》（1929）强调一位年轻教师在求学生活结束后所感到的感情空虚。塞弗勒的岁月成为魔力时光，那时还可以有任何憧憬。安托万·普罗斯特回忆起这些女孩的状况并不容易，年纪轻轻取得教师资格到一个外省城市，那里没有任何人迎接她们。她们不定的地位使她们置身民众之外，人们因为她们的独立和文化而怀疑她们。只有个性强的才能渡过难关，不会陷入忧郁症。西蒙娜·德·波伏瓦被任命到卢昂，对众多学生施加了强大的吸引，尤其是对奥尔加·科萨基维奇，一个17岁的白俄女孩，她后来也成为萨特的情人。1936年在巴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奥尔加在女子酒吧招摇，做出女同性恋的姿态，尽管她们否认其中的情色成分。^〔427〕但这只是特殊案例，不大能够普遍化。大学岁月不足以构成身份认同进程的决定时刻，对在青年中传播一种同性恋崇拜也没有助益。相反，对于许多英国大学生，牛津提供了一种同性恋自由的环境，伊夫林·沃说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一个同性恋极端阶段，在一个短暂时期，在情感和生理上毫无束缚。”^〔428〕老校友即使已经循规蹈矩，仍保留着青年经历的痕迹。西里尔·康诺利如此描写了英国的新精英的心态：“是少年型的，来着学生气，做作，懦弱，伤感，归结起来是同性恋的。”^〔429〕但是，那些“真正”的同性恋者走出校园后很快明白他们在英国仍没有自己的位置。为了追求新的快乐和自由，他们寻找一个接纳他们的地方。由度假的朋友的转告或通过阅读丑闻报纸使他们认为幸福在德国。一直到1933年，此后的英国的同性恋史都将是德国样板的模仿。

出游德国

对于克里斯托弗，柏林就是男孩子们。^〔430〕

关于性，德国是唯一的地方。英国不值一提。^〔431〕

在同性恋神话谱中，异域始终是一个着迷的对象。异国他乡为那些通常在故园被看作贱民的人们提供了逃亡或重生的可能。很简单，在国外更容易体验性生活的满足，而社会道德的压力似乎离得更远。19世纪末的殖民地就有过大的风潮。起因却是真正军事性的，非洲军在法国有同性恋的名声，在高层以利奥泰元帅为代表。同样，英国殖民地军队的一些帝国督军结婚很迟，比如米尔纳、莱亚德、巴登－鲍威尔，另一些则不然，如罗兹、戈登、基奇纳。他们多数人都在自己周围维持一个宠臣圈子。同样，一些探险家如斯坦利和爱德华·艾尔也选择年轻小伙子作为每次远征的伙伴。而且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军中。异国情调的吸引和关于殖民地土著同类爱好的传言使得殖民地被当作保守而谨慎的同性恋者的乐园。一本法文著作，安娜·德·科尔内的《殖民地的爱情》（1932）特别强调了某些地方同性关系的便捷。首先是一些亚洲国家：“男色在欧洲是特别举动，却是中国人风俗的一部分，与卖淫和吸鸦片同样对待，而且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同样。”为了解释这种特殊性，书中搬弄一些种族理论。比如，安南人是“古老的文明人，将所有的怪癖与精致的头脑和谐起来。”此类的辩解预见到对欧洲人利用其在亚洲的统治来进行性旅游的所有责难。亚洲并不对同性恋独占，而“阿拉伯人是天生的屁精”。^〔432〕此类言论在某些同性恋者中间有所反响，发展了异域欢迎同性恋的神话。通常，在殖民地的逗留显得是一种真正的揭示。J. R. 阿克利1923年赴孟买任职，发现土邦宫廷是同性纵欲的环境。这些发现使他开始批判自己的国家和那里性的虚伪：“我乐于看到男人和男孩们拉着手散步，或者胳膊搭在对方的肩上。我在埃及和其他地中海国家也见到过这些。但英国人却认为这样‘不够阳刚’，甚至更糟！噢，这些英国人！这些英国人！更糟的还有那些苏格兰人！”^〔433〕殖民地帝国经常充当那些在本国因丑闻失势的名人的退路。比如罗伯特·艾顿曾是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公学的校长，在一次重大丑闻后于1900年流亡昆士兰。^〔434〕在马来西亚，30年代到任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同性恋者。在揭露了一名华人男妓之后，几位本地人物受到怪罪。接下来有几人被流放，两人自杀。^〔435〕丹吉尔在30年代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波希米亚和同性恋的知识分子。斯蒂芬·坦南特将这座城市的迷恋解释为它象征了异国情调和离乡背井：“很奇怪，但这里如此靠近西班牙，仅30英里，海水却更热，阳光更炙热。非洲的精神，大家呼吸得到，闪耀在街道上，铺开泥土和人行道，让我觉得异常的舒适。”^〔436〕除了常驻者，还找得到与殖民地相关的一种真正的同性恋旅游的痕迹。在国外，一切都似乎更便捷，被人认出的恐惧消失了，司法也同样不过分追究。当地的异国情调掺加了形式中的情色。纪德颂扬了这种便捷和有益的关系。到处都只是一些棕皮肤的花季少年，极其合作，随时奉候，免除偏见和禁忌：“一到那里，在倾斜的沙坡上，阿里卸去头巾和大衣，他自动躺下，交叉双臂，开始笑着看我。我没有土到不明白他的邀请，但我没有立刻回应。我坐下来，在他不远处，但也不是太近，轮到我紧盯着他，我等待，很好奇他将会做什么。”^〔437〕男孩们被交换，从一人手中转到另一人手中。在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的陪伴下，纪德发现男孩们的交易是有组织的，满足过往的外国人。人们不禁疑问他是否真的没有意识到这类关系变相卖淫的特征，他坚持认为，人家向他提供的东西是男孩子们的自发行为。^〔438〕在《只要种子不死》和《埃及手记》中，所有金钱的问题都被回避。但给小费是平常的，狎童与金钱特权直接相关。殖民者由于其金钱优势确定自己能够得到满足。结果，他竭力证明金钱在他的关系中没有任何作用。读者自己也失去判断能力，纪德成为共谋，因为他竭力表现自己的软弱、匮乏、犹豫。但虽然他对自己的性生活进行深究，他从不对他的伴侣的选择提出疑问。同纪德一样，蒙泰朗作为性冒险的持续的源泉回忆了在阿尔及尔的生活。他游荡于“埃塞花园”、巴布－埃尔－瓦德、电影院，寻觅阿拉伯少年，他随意命名为“布理达刺玫瑰”、“贝尔古茉莉”、“美狄亚染料”、“开启天门者”。对于蒙泰朗，北非的殖民者来到阿尔及尔满足自己的幻想。“或者是法国梦：约简、统治、开放，或者是艺术梦：舞女、茉莉、男童，或者是‘人文’梦：皈化、公正、博爱。”^〔439〕在殖民经验之外，还有地中海国家的一种普遍吸引。再一次，地域被理想化、神化。意大利特别受到称颂，主要是E. M. 福斯特。他的某些小说，比如《看得到风景的房间》将充满阳光、对爱情开放的意大利与清教徒、伤感和昏暗的英国对立起来。但小说背景仍然是严格异性恋的。在他的中篇小说中（许多是死后发表的），福斯特发展了意大利是同性恋天堂的认识。^〔440〕如同那些殖民地，在本国经历多种丑闻之后意大利可以充当新的祖国。诺曼·道格拉斯是J. R. 阿克利的朋友，在被判对一个小于16岁的未成年少年犯有风化罪之后，他流亡到佛罗伦萨，在那里他能够任意满足他的所有偏好。他的建议使J. R. 阿克利还未登船离开英国就已经着迷，在一个年轻侍者面前如下表现：“他完全没有胡须，乔。深入他就像刀子插进黄油。你什么时候与我们会合？”^〔441〕在诺曼·道格拉斯的朋友意大利导游吉乌塞佩·“皮诺”·奥里奥利的陪同下，J. R. 阿克利游览了佛罗伦萨。奥里奥利声言佛罗伦萨人穿着华达呢长裤的目的是展示自己的性本钱，他最喜爱的一个游戏就是从下到上地打量一个年轻人，从裤子到脸孔，以便自己能勃起。但是，虽然男孩们通常也有同好，他们并不希望建立正式关系。奥里奥利与他的情人度夜，情人发誓永远忠诚，随后他跟踪发现他进了一家妓院。殖民地和地中海国家的爱情更直接地关系到第一代同性恋者，王尔德、纪德、福斯特一代人。^〔442〕其中保留着很多维多利亚朝的内容，尤其是在性方面的特点，欲望的对象是一个少年，甚至是儿童。而且，关系总是金钱交易，游客的社会和经济优势不断得到肯定。在德国，第二代同性恋者接受与第二自我交锋，面对一个同龄的男子，不带有异国情调，没有很大的差异。年轻的情人不再是一个“下等人”，尽管金钱继续起一些作用，因为情人们通常是男妓或工人家庭的男孩暗地接受包养。更重要的是，年轻的德国人代表着曾经的敌人。所以性解放与社会挑衅混同。在这个意义上，出游德国在同性恋确信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在英国同性恋者看来，德国像是个天堂。艺术的创新搀杂着阳光、勾搭和性的快乐。至少一直到1933年，柏林引起非凡的迷恋，成为一个时髦的地方。夏洛特·沃尔夫是医生和女同性恋者，她如下记述：“柏林有欧洲最开放城市的名声，成为同性恋者的天堂。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尤以英国为甚，他们享受一种他们祖国不给予他们的自由。”^〔443〕20年代末有众多知识分子、同性恋作家和艺术家在那里居留，其中有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布赖恩·霍华德、W. H. 奥登、斯蒂芬·斯彭德、米切尔和汉弗莱·斯彭德、T. C. 沃斯利、弗朗西斯·培根、温德姆·刘易斯和约翰·莱曼。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1929-1933年间不间断地生活在那里。斯蒂芬·斯彭德在1930-1933年间每年去德国生活6个月。汉堡和慕尼黑同样是同性恋聚会的地方。德国罩上神秘的光环，很快就超越了特别的圈子。衣修午德的第二本书《可回忆的》（1932）的宣传广告就利用了这种可疑的声名：“在1928年柏林的小心封杀的世界中，一个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在他德国情人的坚实怀抱中找到了爱情。”^〔444〕

对于英国同性恋者来说德国是一次决定性的经历：“克里斯托弗对柏林的第一次访问很短暂，一个星期，六天，但这足够了。我现在承认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决定性事件。”^〔445〕他们发现自己并不孤立，而是属于一个捍卫自己权益的世界性群体。参观希尔施费尔德的学院对衣修午德是一次启示。他首次面对自己的“部族”。直到那之前，他都以为同性恋是自己和朋友们发现的一种私密的生活方式。他出身特权阶层，直到此前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他发现了希尔施费尔德为废除第175条的斗争、他对那些无法承受自己的性倾向的人提供的帮助和纳粹党对他的敌意。衣修午德克服了最初的反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参与了初生的同性恋运动事业。^〔446〕但德国不仅是投入斗争的土地，它首先是快乐的地方。当战后的英国仍难以摆脱维多利亚朝的偏见，德国已为身体平反。斯蒂芬·斯彭德那时发现了太阳、裸体、卫生、没有羞耻地暴露的宗教。他认为太阳是当时德国一个首要社会力量。“裸体是新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447〕那个时代的英雄是裸体的阳光肤色的少年，他们在公共泳池旁或沿着河流和湖泊进行日光浴。阳光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使他们更加意识到身体的美好和脆弱。罪过似乎随着1923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消退，此后的唯一目的就是苟且度日和利用免费的东西：阳光、水、友谊和身体。但对于英国人，免除偏见地融入这个世界并不容易。斯彭德特别指出，最初他是那么神经质，生理上那么畏缩和抑制，那些德国男孩与他在一起时不能表现得跟平时一样。但是，融入很轻易：“只要脱了衣服就行。”^〔448〕

在德国，英国同性恋者同时找到了平和和兴奋。在一个同性恋被自然看待的国家，他们不再需要掩饰或相反表现出挑衅。在提供给他们的多种娱乐场所，他们得知一种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存在，是为了男性快乐独特设计的。他们发现了便捷的性和白日里体验的恋情。价值观完全混乱，一切都不具真正意义。男孩似乎是女性的，女孩有男性的举止，对伴侣的性别无所谓：“我被人揽腰、搂脖子，被亲吻、被拥抱、搔痒、脱得半裸，我和女孩、和男孩、和两三人一起跳舞。”^〔449〕在衣修午德和海因茨、斯彭德和约阿希姆、奥登和皮普斯、布赖恩·霍华德和托尼之间更为持久的激情产生了。英国人被这些男孩的美丽、力量、灿烂的健康和他们的无拘无束迷住。在他们的小说和自传中，他们试图表达受男孩们启发的崇拜和欲望：“宅子里满是有匀称的棕色身体的漂亮男孩，他们涂抹油脂，在阳光下晒几个小时。他们吃东西像狼，在桌上用餐的方式让亚瑟难过。多数人都说最土的柏林话。他们在沙滩上搏斗拳击，从最高的跳板用最危险的动作跳入湖中。男爵陪伴他们参加各类活动，经常被欺负。他们的粗暴没有恶意，他们跟他开玩笑打碎他的备用眼睛，差点把他的脖子折断。他带着英雄的微笑忍受这一切。”^〔450〕德国男孩有着同性恋梦幻的外表，通常十六七岁，晒黑的皮肤，浅色头发比较长。他有痞气，危险让人投降，纯真的外表掩盖了丰富的经验。他对自己的身体非常骄傲，不停做各种肌肉锻炼，他乐于在友谊的打斗中展示。英国男孩被这种身体的力量吞没，从中发掘一种自己缺乏的能量。在这些身体的对抗中，是两个民族相遇，在一个短暂的阶段里互相理解：“在他与奥托的竞赛中，似乎他仅凭借着一种巨大的、疯狂的意念力量在坚持。是彼得的意志在与奥托的身体较量。奥托只是一具身躯，彼得只是一个头脑。奥托流畅地运动，毫不费力。他的动作具有一只高贵而残忍的动物的野蛮的无意识的优雅。彼得被迫着动作，用无情的意志之鞭来催打粗笨而僵硬的身体。”^〔451〕

但德国不仅限于阳光和水的游戏，柏林的名声是提供游客一些不像这些度假乐趣那么单纯的感官刺激：“柏林对于狎童者是一个觉醒着的梦。那里有受警方控制的170家男妓院。我可以好好说说我的伙伴，他是橄榄球员和约瑟芬·贝克的混合体。我们把D. H. 劳伦斯当作一个唱诗班歌童。我是浑身青紫。”^〔452〕这些英国小伙子有时很难认识到是在与男妓打交道，他们还以为在经历一种共谋和友谊的关系：“要么是海因茨活干得好，要么就是他真诚地爱我。我们共同度过幸福的十天来游览城市和出去到附近的湖边远足——噢，德国的郊游！”^〔453〕关系确实非常简单。“我喜欢性而皮普斯喜欢钱，这是一桩好交易”，W. H. 奥登后来很简要地说道。危险的因素并非不存在，使得这种形式的性快乐更加刺激：“维斯坦有些喜欢被虐待。在我的房间里有过一次。以枕头仗开始，但却以拳打脚踢接受，然后他们做爱。维斯坦不大喜欢别人这样看着他。”^〔454〕对于沃斯利，如同对于其他在本国从未或几乎从未有过性关系的英国同性恋者，德国男妓是一种解放和一种揭示：“当一个了解我的倾向的同事告诉我在德国比如慕尼黑有些地方男孩子们很少价钱就提供服务时，从我表现的吃惊、怀疑可以判断出我缺乏经验。一些拉客的家伙！这真的存在吗？我设法下一次度假去了德国。”^〔455〕

距离加上德国男孩的自由和手法使他们得以超越自己的禁忌。英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性的游猎入门，比如W. H. 奥登开始在日记中开列一些暗示性的名单。^〔456〕而当希特勒在1933年终结了自由无虑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之时，英国同性恋者带回性的实践和经验，他们决定在自己的国家继续下去：“经过了柏林之后一切都不同了。就好比是我发现了什么。我立刻开始左右搜罗一些人。”^〔457〕同时，他们无力与自己的祖国和解，成为一些游客和难民。衣修午德、霍华德、斯彭德、约翰·莱曼、奥登永远成为背井离乡者，从一个国家流徙到另一个国家，为了保留一种从此在他们第二故乡也消亡了的自由。当衣修午德的情人海因茨1933年被纳粹逮捕并因性变态行为被判刑，他们指控他与他的朋友在包括德国在内的14个国家犯下可指责的行为。

英国同性恋者未来的斗争在德国的坩埚里铸就，是通过一代冒险青年的经历，幸福的时光正因其被镇压与战争中断才更加可贵。德国因此加入定义1919-1933年间同性恋崇拜的内容。它将把自由的快乐的体验加入神话范畴，证明同性恋并非注定要在秘密中或受到挫折。德国在同性恋意识中的作用无疑更本能地通过W. H. 奥登所献的6首诗得到理解。尽管他的德语水平平平，他仍用这种语言写诗。在诗中他回顾了柏林的咖啡馆，一夜的恋情，带着情色和柔情的阳光假日：

苏格兰的土地上雨淋在我身上

那里我们永远不曾在一起

这里人们在周末谈论艺术

我是在自己家里。我已不在柏林。

这类事情总是这样

我们将永无再见，平静些：

你没有任何过错，也不必做什么

变得越来越美，而只要

当你在车站遇到朋友，噢，那么

当周日的公共汽车准备出发

而你想上去，那就看看

它们之间经过的列车。

再不然，当一位老先生拥抱你

你跟他走吧；我不需付钱。走吧。^〔458〕

*　　　　　　*　　　　　　*

罗纳德你认识，他像多数英国人，

本能地是个鸡奸者

但他害怕知道

所以他发泄在女人身上。^〔459〕

同性恋崇拜是一个独特和复杂的现象，首先与英国男性精英有关。妇女们不了解这个特殊的时期，在法国和德国也谈不上同性恋崇拜，即使是存在一些制度化的同性恋活动的痕迹。很难分析这一现象。它首先表明性的自由主义在一次大战之后开始出现。成千的年轻人死于战场刺激了年轻一代，他们竭力颂扬同窗的美丽，充分体验少年期的神圣时光。布卢姆斯伯里知识分子以及第二代奥登一代的作品使关于性问题的讨论更加公开。同性恋不再是一个禁忌，在社会的某些范围内可能被毫无羞耻和悔恨地表达出来。同性恋崇拜使众多同性恋者得以更自由地体验自己的性生活，不畏惧被谴责和排斥。它使整整一代人熟悉了这种性实践，他们将更加宽容和理解。少年时强烈的体验使成年期的与无知和恐惧关联的偏见退位。尽管如此，宽容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在有限的和受保护的圈子之外，英国同性恋者即使出身精英仍任由社会舆论裁判，这解释了他们往德国的逃亡。所以应该将作用于英国社会的转变相对化。虽然同性恋崇拜显示出更大的性自由，但它同样是英国青年认同危机的征兆，他们意图否定制造战争的维多利亚朝一代人并建立新的价值。男孩们生活在封闭的、男性的环境，这构成他们唯一的参照系。女性是未知的存在，几乎是社会道德所强加的敌人。同性恋作为颠覆性的性行为而得到重视，一种代替父权模式的性行为。这是一种博爱的性行为，保护内部成员并产生不可解的联系。这同样是反叛和毁灭的少年期的性行为。它根植于边缘并以之为荣，不能真正对英国风俗持久性的转变有所助益，却秘密地破坏其基础。尽管同性恋崇拜应在性的维度内被看作对所肩负的差异性的骄傲的确信，但还应该被理解为完全弃绝社会的象征，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行为。对传统上被资产阶级所接受的道德价值的颠覆宣告了一些更彻底的颠覆，比如某些同性恋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460〕

我们可以用一个见证来总结同性恋自由的岁月，这一见证交叉了经验，显示了各个模式间的互动。美国作家朱利安·格林常年生活在法国，他同时具备了盎格鲁－撒克逊和拉丁的经验。他曾在一所美国大学见识过与同性恋崇拜相当的事情，总的来说是自由同性恋模式的传播。他的文学活动使他与法国同性恋经验遭遇，而他到德国的旅行使他体验了与英国同性恋者相似的经历。他的双重文化使他置身一种暧昧的状况，使他无法自我认同于一个具体的圈子。他自己不断重新诠释他在天主教背景中所亲历的经验。通过这个事例，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者的所有希望和幻梦都显现出来。克劳斯·曼也在日记中总结了这种错综人格：“很吃惊地发现他在自己书里不透露任何私生活。他进行一种严格的隔离：‘一个另外的我在写作。’为了恢复平静，他每天写一些同性恋的文字。他的报告令人难以相信地激荡，同时对于性又很冷静。他向我展示切里切夫（Tchelitchev）的色情作品，罪恶的英雄史诗的金字塔。”^〔461〕

注释

〔1〕　在“公学”中他与卢卡斯·圣约翰和查尔斯·拉塞尔斯有同性关系，后在剑桥与A. L. 霍布豪斯和乔治·马洛里有同性关系。

〔2〕　《新异教徒：鲁珀特·布鲁克圈子的友谊与爱情》，Paul Delany: The Neo-Pagans: Friendship and Love in the Rupert Brooke Circle, 1987, pp. 78-80。

〔3〕　同上，p. 78。

〔4〕　同上。

〔5〕　同上，p. 79。

〔6〕　引述克里斯托弗·哈索尔（Christopher Hassall），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1975, p. 276。

〔7〕　Lesbos，希腊的莱斯博斯岛是女诗人萨芙与众女友所居之地，据说是女同性恋的发祥地。——译者

〔8〕　《一个在巴黎的美国女人：波利尼亚克女王公和她的沙龙》，Michael de Cossart, Une Américaine Paris. La princesse de Polignac et son salon, 1865-1943, 1979。

〔9〕　引文见前书98页。

〔10〕　格特鲁德·斯泰因在福勒于斯街27号主持着一个与之竞争的沙龙。关于纳塔莉·巴内的生平与艳遇的补充细节，请参见乔治·韦克斯《文坛阿马宗女人：纳塔莉·巴内的生平与情事》（George Wicks: The Amazon of Letters. The Life and Loves of Natalie Barney, 伦敦，W. H. Allen, 1977, 共266页）。

〔11〕　这一主题始终刺激公众的想象。两次大战之间，我们主要提一下1933年，也是同性恋的关键一年，西拉里·派克出版《奥斯卡·王尔德案件》。

〔12〕　见理查德·艾尔曼著《奥斯卡·王尔德》，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1987年，632页。

〔13〕　《柳叶刁》1898年11月26日九版，引文见《性、死亡与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1990, p. 139。

〔14〕　索尔兹伯里爵士，1896年3月20日。

〔15〕　小学院街卖淫网详情见《奥斯卡·王尔德》，Richard Ellmann: Oscar Wilde, pp. 414-417。克利夫兰街丑闻见《性、政治与社会》，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9, pp. 113-114。

〔16〕　详情见《一桩丑闻的图解：威廉皇帝德国的政治卡通与奥伊伦堡事件》，James D. Steakley: “Iconography of a Scandal: Political Cartoons and the Eulenburg Affair in Wilhelmin Germany”，收于《从历史中被隐去的》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George Chauncey Jr. : Hidden from History, 1991, pp. 233-263。

〔17〕　见《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James 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1975，p. 121。

〔18〕　《一位在巴黎的美国女人》，Michel de Cossart: Une Américaine Paris, p. 95.

〔19〕　《奥伊伦贝格事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起》，Maurice Baumont: L'Affaire Eulenburg et les Origines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1933。

〔20〕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巴黎，Gallimard，七星丛书，1988，t. III, 共1952页，pp. 586-587）。

〔21〕　见《在“他”的身后：德国的同性恋》，John Grand-Carteret: Derrière“lui”: l'homosexalité en Allemagne, 1907。

〔22〕　小说依据劳伦斯本人在战时的经历。

〔23〕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出处同前，t. IV, 共1728页，p. 347。

〔24〕　《想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文化》，Samuel Hynes: A War Imagined.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English Culture, 1991，第225页。

〔25〕　比林激烈打击犹太人、德国音乐、和平主义者、费边社社会主义者、外侨、金融家和国际主义者。

〔26〕　见《想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文化》，p. 227。

〔27〕　同上。

〔28〕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卷4，pp. 324-325。

〔29〕　见《老战士和法国社会，1914-1939》，Antoine Prost: Les Anciens Combattant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977，3卷；《1914-1918，堑壕战士兵》，Stéphane Audoin-Rouzeau：14-18, les combattants des tranchées, 1986。

〔30〕　引文见《一次大战和现代记忆》，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p. 273。

〔31〕　同上。

〔32〕　《记忆》，见《诗选》，Collected Poems, 1908-1956, 1984。

〔33〕　《威尔弗雷德·欧文：遭遇厄运的青春的赞歌》，Kenneth Simcox: Wilfred Owen, Anthem for Doomed Youth, 1987。

〔34〕　《威尔弗雷德·欧文诗集》，Jon Stallworthy编：The Poems of Wilfred Owen, 1985。

〔35〕　《更伟大的爱》（1917），出处同前，第143页。

〔36〕　《一次大战与现代记忆》，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p. 274。

〔37〕　保罗·菲塞尔引述雷基诺德·法勒，出处同上，第301页。洗浴的主题见于诗歌，但也见于画作。亨利·斯科特·图克、弗雷德里克·沃克和威廉·斯科特专门画一些水边的少年。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E. M. 福斯特强调了吸引的同性爱特性。正是洗浴的异教仪式解放了乔治·埃默森、弗雷迪·霍尼彻奇和毕比牧师。

〔38〕　《孤独之井》，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 1928，p. 271。

〔39〕　同上，第275页。

〔40〕　引文见《性、死亡与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s: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48。

〔41〕　《告诉全英国：对一代人的研究》，Ernst Raymond: Tell England: A Study in a Generation, 1922，p. 314。

〔42〕　还应计算平民死亡：约57万人死于逃难、占领、轰炸、婴儿夭折和西班牙流感。

〔43〕　但并非所有老兵和受害者都参加老兵运动。在1930-1932年的高峰期，大约有300万成员。

〔44〕　《20世纪英国史》，François-Charles Mougel: Histoire du Royaume-Uni au XXe siècle, 1996。

〔45〕　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安德烈·阿芒戈指出，妇女过剩人口部分被单身男子数量降低抵消，还有大量法国妇女跟国外更年轻的男子结婚。见《20世纪法国人口》，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1965）1992。

〔46〕　《帕特诺》，Max-René Hesse: Partenau, 1930，pp. 312-315。

〔47〕　《德国俘虏》，James Hanley: The German Prisoner, 1930，pp. 32-33。

〔48〕　同上，p. 36。

〔49〕　《告诉全英国》，Ernst Raymond: Tell England, p. 298。

〔50〕　同上，p. 92。

〔51〕　《穿法兰绒的愚人：30年代生活片段》，T. C. Worsley: Flannelled Fool. A Slice of Life in the Thirties, 1967, pp. 25-26。

〔52〕　《化名》，Maurice Sachs: Alias, 1976，p. 38。

〔53〕　T. C. 沃斯利：《穿法兰绒的愚人》，第74页。

〔54〕　来自各个阶层的匿名同性恋者的见证被用来重现这一时期的同性恋生活方式。在英国主要是口头证据，保存在国家有声档案馆，其中一些见出版物：《幕间：同性恋者的生活，1885-1967》，Between the Acts. Lives of Homosexual Men, 1885-1967（K. Porter, J. Weeks编，1990）；《午夜散步：同性恋生活事迹》，Walking after Midnignt. Gay Men's Life Stories（豪－卡彭特档案馆，1989）和《创造我们自己：女同性恋生活事迹》，Inventing Ourselves. Lesbian Life Stories（豪－卡彭特档案馆，1989）。

〔55〕　B女子的见证，她1910年出生于巴黎，时装店学徒。收录于克罗蒂·莱斯里耶（Claudie Lesselier）在巴黎八大R. 喀斯特尔指导下完成的社会学硕士论文《法国女同性恋经验的各侧面，1930-1968》，Aspects de l'expérience lesbienne en France, 1930-1968，1987，第93页。

〔56〕　农妇埃莉奥诺的见证，由苏珊·内尔德和罗莎琳德·帕森（Suzanne Neild, Rosalind Parson）收录于《像我们一样的女人》（Women like us），1992，第73页。

〔57〕　见《附录》。相关更多内容见《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紫丁香，关于同性恋审美》，Das Lila Wien um 1900, zur Ästhetik der Homosexualitäten, Vienne, Promedia, 1986。提醒大家，勒内·薇薇安的绰号就是“戴紫罗兰的缪斯”。

〔58〕　海军机械兵弗兰克·奥里佛口述，引自《午夜散步》，舞者约翰口述引自《幕间》（p. 137），仓库保管员吉弗德·斯金纳口述见《同性恋新闻》（Gay News），第135期文章《浴室鸡尾酒》（Cocktails in the Bath），pp. 21-24。

〔59〕　国家有声档案（豪－卡彭特档案）麦托·所罗门和奥里弗·埃热档案，《浴室鸡尾酒》吉弗德·斯金纳口述。

〔60〕　火车司机弗莱德口述见《幕间》，p. 15。

〔61〕　W. H. 奥登是首先刊行这些词汇。

〔62〕　引文见：《同性恋新闻》，第60期，p. 19。

〔63〕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1986, pp. 26-27。

〔64〕　同上，p. 22。

〔65〕　《在坏孩子中间之所见》，Michel du Coglay: Chez les mauvais garçons, 1938，p. 137。

〔66〕　吉弗德·斯金纳口述，见：《浴室鸡尾酒》。

〔67〕　同上。

〔68〕　同上。

〔6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115。

〔70〕　同上，p. 28。

〔71〕　引文见Lain Finlayson：（《同性恋服装》），《同性恋新闻》，60期，p. 19。

〔72〕　吉弗德·斯金纳口述，见：《浴室鸡尾酒》。

〔73〕　引自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严肃的快乐：斯蒂芬·坦南特的一生》（Serious Pleasures: The Life of Stephan Tennant），1992, pp. 85-86。

〔74〕　同上，p. 75。

〔75〕　同前，p. 81。

〔76〕　见本书第3章。

〔77〕　引自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严肃的快乐：斯蒂芬·坦南特的一生》（Serious Pleasures: The Life of Stephan Tennant），1992，p. 81。

〔78〕　同上。

〔79〕　法国的《时装回声》（1880）、《时尚与手工》（1919）、《时尚花园》（1923）、《玛莉·克莱尔》（1937）。英美主导的是《哈珀百货》和《时尚》，1920年出法文版。

〔80〕　引文见《罗莎蒙德·莱曼：一种审美》，Gillan Tindall: Rosamund Lehmann: An Appreciation, 1985，p. 47。

〔81〕　引文见《利亚娜·德·普吉》，Jean Chalon: Liane de Pougy, 1994，p. 277。

〔82〕　见《匆匆一笔：拉德克里夫·豪与尤娜·特鲁布里奇的服装》，Katrina Rolley: Cutting a Dash: The Dress of Radclyffe Hall and Una Troubridge，载Feminist Review, 35期，1990。

〔83〕　《私生女》，Violette Leduc: La Bâtarde, 1964，p. 166。维奥莱特·勒迪克的个性暧昧，她的见证应放在环境中看待。她跟“白鼬”交往，但也同“加布里埃尔”在一起，是为了讨好他才作出这副模样。同时还有挑衅的意味，她女同性恋的模样。另外，衣着的怪异分散对她丑陋的注意，忽略她的性别。

〔84〕　见《一桩婚姻的肖像》，Nigel Nicolson: Portrait d'un marriage, 1992，p. 151。

〔85〕　奥利弗·埃热，国家有声档案馆（霍尔－卡彭特档案）。

〔86〕　引文见《维塔：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一生》，Victoria Glendinning: Vita, la vie de Vita Sackville-West, 1987，pp. 316-317。

〔87〕　《卑贱的身体》，Evelyn Waugh: Ces corps vils, 1991，p. 167。

〔88〕　如想更好了解外省同性恋亚文化，必须对当地和省级档案做研究。这类研究最好在全国范围内做对比研究，但却没有人做过。我会在本章和第七章提及一些港口的同性恋生活，像土伦、多佛、汉堡，那里有许多同性恋会所（但肯定不是女同性恋的）。

〔89〕　1928年末，勒内·克勒韦尔致马塞尔·茹昂多信，见《面具》，第17期，1983，p. 49。

〔90〕　《爱在德国》，Louis-Charles Royer: L'Amour en Allemagne, 1936，p. 2。

〔91〕　战前同性恋人数众多，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同性恋者》（1908）中说在首都有5万同性恋者。

〔92〕　《事后明白》，Charlotte Wolff: Hindsight, 1980，p. 73。

〔93〕　威利（Willy）引用安布鲁瓦兹·戈，见《第三性》，Le Troisième Sexe, 1927，p. 52。

〔94〕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柏林的同性恋者》（Les Homosexuels de Berlin），p. 72。

〔95〕　《日记：棕色年代，1931-1936》，Klaus Mann: Journal. Les années brunes, 1931-1936, 1996, pp. 32, 37, 42, 47-48。

〔96〕　《柏林的女同性恋者》，Ruth Margarete Röllig: Les Lesbienne de Berlin（1928），Cahiers Gai-Kitsch-Camp, n°16, 1992, p. 53。

〔97〕　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1887-1969）是一位通俗作家，她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小说和连载；另外她在几家女同性恋报刊当记者，比如《女友》（Die Freundin）和《假小子》（Garçonne）。她在家中接待一些戏剧演员、变装客、男女同性恋者进行一些歌唱晚会或者玄学讨论。

〔98〕　路易－夏尔·鲁瓦耶：《爱在德国》，1936，p. 14。

〔99〕　夏洛特·沃尔夫：《事后明白》，pp. 76-77。

〔100〕　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1929年1月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见路易丝·德·萨尔沃和米切尔·A. 李斯卡编：《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致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1984，p. 366。

〔101〕　路易－夏尔·鲁瓦耶：《爱在德国》，p. 68。

〔102〕　从1920年到1923年，德国货币迅速贬值，由战争赔偿、全球危机和鲁尔区的占领造成。1922年1月一个金马克兑46马克纸币，1923年7月兑84000，9月兑2400万，10月兑60亿，12月兑1万亿。工人尤其受失业和购买力缩减的影响，因为工资增长赶不上贬值的节奏。1923年柏林有21万失业者。

〔103〕　理查德·林泽特，共产党活动家和WhK成员，对100名柏林男妓作调查，使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社会背景。他的结论见1929年发表的《男性之间的淫乱》（Unzucht zwischen Männern），297节。见第2章。

〔104〕　1920年柏林大区共380万居民；1939年，430万。

〔105〕　外省同性恋生活见《男性的“勾引”：第三帝国时期科隆的同性恋者的生活》，Cornelia Limpricht, Jürgen Müller和Nina Oxenius著：“Verführte”Männer, das Leben der Kölner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1991）。德国比英法有更多同性恋酒吧、专门会所和协会。“德国友谊协会”（Deutsche Freundschaftsbund）遍布德国全境。在布伦斯维齐的施洛斯街3号设办公室。卡尔斯鲁厄的西尔什街20号的“威廉王子”。在埃森纳赫、魏玛、法兰克福、克雷费尔德、莱比锡、扎勒布鲁克、多特蒙德有通讯处。布雷斯劳的“射手”，开姆尼茨的“我们”，卡塞尔的“好运”俱乐部接待同性恋者。杜塞尔多夫的名人俱乐部在“新世界”饭馆聚会，在法兰克福是“帝国”咖啡馆。

〔106〕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28。

〔107〕　《孤独之井》，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 p. 403。

〔108〕　《性、死亡和惩罚》，Richard Davenport-Hine: Sex, Death and punishment, p. 146。

〔109〕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26。

〔110〕　1921年笔记，见《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 Ackerley, 1989，p. 40。

〔111〕　被包养男童的细节见《幕间》中约翰和贝尔纳的证言，pp. 137-143, 117-124；职业男妓的情况见托尼的证言，pp. 117-150。

〔112〕　引文见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20年代的同性恋者”，《同性恋新闻》，30期，p. 9。

〔113〕　见第7章。

〔114〕　《裸体公仆》，Quentin Crisp: The Naked Civil-Servant, p. 96。

〔115〕　引文见《诺埃尔·科沃德传》，Philip Hoare: Noel Coward: ABiography, p. 158。

〔116〕　《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Acherley, p. 114。

〔117〕　《诺埃尔·科沃德传》，Philip Hoare: Noel Coward: A Biography, 1995，p. 81。

〔118〕　对伦敦和外省同性恋生活的描述根据《幕间》中罗伊、萨姆、贝尔纳、巴里和约翰的见证；《浴室鸡尾酒》中吉福德·斯金纳的见证；《30年代同性恋》中伽利略见证见《同性恋新闻》54期，pp. 11-12；乔治·马洛里：《20年代的同性恋者》。

〔119〕　《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Acherley, p. 212.

〔120〕　《短诗选》，W. H. Auden: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 1966, p. 98。

〔121〕　关于两次大战之间巴黎同性恋约会地点的严肃研究见《巴黎同性恋1925》，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1981），和《30年代的秘密巴黎》Brassaï：Le Paris secret des années trente（1976）。我将采用他们的部分结论。为了丰富内容，我借助了威利的见证（《第三性》），夏尔－埃蒂安的见证（《莱斯博斯圣母院》，1919，和《疯女人的舞会》，1930），米歇尔·迪·考格雷的见证（《在坏孩子中间》）。一个会所的寿命很少超过一年，主要因为警方的控制，频繁的丑闻败坏俱乐部的名声，而且顾客总有新的要求。

〔122〕　《第三性》中威利的见证，pp. 173-174。

〔123〕　同上，pp. 177-178。

〔124〕　《你将孤独》，Alain Rox: Tu seras seul, 1936，p. 258。

〔125〕　夏尔－埃蒂安（Charles-Etienne）：《疯女人的舞会》（La Bal des folles），p. 153。

〔126〕　同上，p. 154。

〔127〕　同上，p. 155。

〔128〕　夏尔－埃蒂安：《莱斯博斯圣母院》，出处同前，p. 62。

〔129〕　同上，p. 67。

〔130〕　达尼埃尔·盖兰：《青春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1972，p. 169。

〔131〕　《第三性》，威利的见证，pp. 162-163。

〔132〕　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

〔133〕　见《巴黎同性恋1925》，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

〔134〕　莫里斯·萨克斯：《巫魔夜会》，Maurice Sacks: Le Sabbat, 1960，p. 194。

〔135〕　《第三性》，威利见证，p. 181。

〔136〕　《你将孤独》，Alain Rox: Tu seras seul, p. 282。

〔137〕　对这个圈子最好描述见弗朗索瓦·卡里耶（François Carlier）：《反生理卖淫》（1887）：巴黎警局风化组组长1850-1870年间将男妓和顾客分门别类。以及弗朗西斯·卡尔科（Francis Carco）的《鹌鹑耶稣》（1914），夏尔·埃蒂安的《性别异常》（1924），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1938）。

〔138〕　弗朗西斯·卡尔科：《鹌鹑耶稣》（Jésus-la-Caille），p. 76。

〔139〕　同上，p. 151。

〔140〕　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中“小路易”证言，p. 39。

〔141〕　同上，p. 239。

〔142〕　米歇尔·迪·考格雷《在坏孩子中间》中“小路易”证言，p. 134。

〔143〕　弗朗西斯·卡尔科：《鹌鹑耶稣》，p. 104。

〔144〕　同上，p. 65。

〔145〕　同上，pp. 9-10。

〔146〕　《巴黎生活》1934年一篇文章显示，某些男妓红很长时间。在蒙马特的一家同性恋夜总会，一个男孩穿水手服，戴贝雷帽，是会所的招牌。他的语言孩子气，惊惶的大眼睛让顾客满意。警察的一次搜捕结束了他的生涯。警察要他的证件，他一边掏出军人证一边说：“我是老战士，这里写着1914-1916年的参加的战役。”“老先生们差点晕倒，必须面对现实，这孩子40岁了！”

〔147〕　安德烈·纪德：《日记1889-1939》，1951，“1932年10月24日”，pp. 1144-1145。

〔148〕　德国的工业生产从1929年就开始下跌。1930年春，危机打击英国。法国在1931年秋才被触及。

〔149〕　勒内·克勒维尔：《我的身体和我》，1926，pp. 54-55。

〔150〕　同上，pp. 57-58。

〔151〕　勒内·克勒维尔：《我的身体和我》，1926，pp. 161-162。

〔152〕　参见第七章。

〔153〕　让·科克托：《白皮书》，1983（1928），p. 56。

〔154〕　安德烈·纪德：《日记》，“1930年9月3日”。

〔155〕　威利（Willy）：《第三性》，p. 185。

〔156〕　《同性恋的30年代》，Galileo，“The Gay Thirties”。

〔157〕　见第三章。

〔158〕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生平见《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一位犹太人兼同性恋者兼社会主义者的性学家的生平与工作》，Manfred Herzer, Magnus Hirschfeld: Leben und Werk eines jüdischen, schwulen und sozialistischen Sexologen, 1992。

〔159〕　在委员会内部，一个大约70人的学院讨论和做重要决定。他们中选7人构成执行机构，一人任主席，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任主席直到1929年。另外设一两名秘书，是唯一领薪水的成员。

〔160〕　引文见《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1975, p. 31。

〔161〕　《中间性别年鉴》，n°VI, 1904。

〔162〕　有3000份问卷发给夏洛滕堡的大学生，5721份给钢铁工人。1696名大学生和1912名钢铁工人回答问卷。1901年，学医的荷兰学生吕西安·冯·勒默尔曾对阿姆斯特丹595名大学生做过同类调查，结果相近：1.9％为同性恋者，3.9％为双性恋者。见《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nfred Herzer: Magnus Hirschfeld, p. 63。某些作者如理查德·普兰特谈到有6611份问卷，结果相同。

〔163〕　引文见《早期同性恋权利运动》，John Lauritsen和David Thorstad: The Early Homosexual Rights Movement（1864-1935）, 1974, p. 22。

〔164〕　已不可能知道WhK对同性恋者的投票有何影响。虽然一部分同性恋者已经感到强烈的认同并投了票，但很可能他们中多数不是很积极投入，他们根据其他的因素来投票。

〔165〕　对性问题的科学研究扩展到4个领域：生物学、病理学、社会学和人种学。接待中心同样分为4个部门叫做“婚姻与职业咨询”、“精神病理状态和精神疾病”、“心理性性苦痛”和“生理性性苦痛”。医学小组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神经病学家阿图尔·克龙费尔德、皮肤病学家弗里德里希·韦特海姆和放射科专家奥古斯特·贝松格领导。

〔166〕　《中间性别年鉴》，1919年1-6月刊，p. 51。

〔167〕　在《WhK通讯》第19期（1929年1月）中，希尔施费尔德提到一个莱比锡人不得不首先支付600马克，随后又付了200马克。但他又被要求支付额外的264马克时，受害者报警受到敲诈，敲诈者被定罪。一个判3年监禁和剥夺3年公民权，另一个被判9个月监禁，第三人被判6个月监禁。此类案件是稀有的，因为受害人通常不愿提出指控，害怕自己因第175条被定罪以及不可避免的社会歧视。

〔168〕　1914年对10000名同性恋者的一次调查显示，他们中四分之一的人曾试图自杀。51％的人的自杀企图是由于害怕受审，2％因为与妻子的性困扰。这些自杀中18％与同性恋伴侣有关。3％的人自杀成功。

〔169〕　所有关于影片的资料都来自《中间性别年鉴》1919年1-6月刊，pp. 1-51。其中有一份特别完备的报刊综述。

〔170〕　参见第1章。

〔171〕　BAB, R22/FB 21764.

〔172〕　同上。1921年7月21日给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1923年4月29日给总理威廉·库诺；1925年9月25日给赫格斯特。1929年10月16日，第175条从新的刑法草案中消失的同一天，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寄给司法部长一封新的请愿信，要求撤销与第175条有关的暂停审理的案件。

〔173〕　引文见《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D. Steakley: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p. 82。

〔174〕　1925年1月19日开幕式出席的有德国保卫母亲联盟、性改革协会、性教育协会、婚姻法改革联盟、WhK和性学会的性改革部。随后，德国人权联盟加入。WhK是唯一参加刑法改革联盟的同性恋组织。

〔175〕　起草委员会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库尔特·希勒、费利克斯·哈勒、阿图尔·克龙费尔德、理查德·林泽特、海因茨·施塔贝尔、海伦尼·施特克尔、费利克斯·A. 泰哈勃、西格弗里德·魏因贝格和约翰娜·韦特豪尔组成。

〔176〕　WhK在《WhK通讯》10、11和13期上发表45篇关于反提案的各报刊文章。

〔177〕　见第7章及附录。

〔178〕　1929年失业率为8.5％，1930年达到14％，1931年21.9％，1932年29.9％，即560万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很可能有多于100万人未登记。从政治角度看，1930年3月是联盟的结束。海因里希·布吕宁上台后扶植反议会的总统政府。1930年9月14日国会选举时，国社党获得18％的选票。魏玛政权的最后几年的标志是体系的瘫痪。见《魏玛共和国》，Detlev J. K. Peukert: La République de Weimar, 1995。

〔179〕　《中间性别年鉴》，1922年1-6月刊，pp. 5-15。

〔180〕　《前进》、《星期一世界》、《晚间世界》发表了正面的文章，还有《萨克森人民报》、《开姆尼茨人民之声》、《柏林人民》、《柏林交易所信报》、《新柏林12点日报》和《新纪元》。

〔181〕　引文见《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性研究和启蒙》，Joachim S. Hohmann: Sexualforschung und aufklär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85, p. 36。

〔182〕　引文见《中间性别年鉴》，1920，7-10月刊，pp. 105-142。

〔183〕　威利：《第三性》，1927，p. 47。

〔184〕　勒内·克勒维尔：《你们疯了吗？》（Êtes-vous fous?）, 1929，pp. 141-142。

〔185〕　见《纳粹之前德国的同性恋和男性联合》，Harry Oosterhuis和Hubert Kennedy主编：Homosexuality and Male Bonding in Pre-Nazi Germany, 1991。

〔186〕　《唯一者及其特性》，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参见第6章。

〔187〕　《尼采和青年》，Hansfried Hossendorf：“Nietzsche und der Jugend”，载《唯一者》，n°XI/2, 1926, pp. 34-35。

〔188〕　BAB, R 22/FB 21764．

〔189〕　阿道夫·布兰德：“裸体文化和同性恋”，《唯一者》，n°VII/1, 1919。

〔190〕　阿道夫·布兰德：《领袖与民众之间友情的重要性》，1923，p. 5。

〔191〕　由阿道夫的《唯一者》在柏林出版。最初是1925年1月27日对“唯一者联盟”的演讲。

〔192〕　布兰德因此是“丑闻出局”（Outing）的先驱者之一。

〔193〕　《唯一者》，n°VII/1, 1919。

〔194〕　曼弗雷德·赫策：“唯一者联盟”，《性运动一百年》, 1997。

〔195〕　在此前1924年和1925年的几期中，他成为瓦伦丁·舒德尔的《书籍与人类》（《唯一者》，n°VII/8, 1924）、《友爱和同性恋》（n°VIII/9, 1925）的攻击对象，有关“犹太委员会”正使“德国爱神”处于险境。

〔196〕　《唯一者》，n°XIII/8, 1928。

〔197〕　阿道夫·布兰德：《政治流氓：一个词来形容罗姆倒台》，《爱神》，n°2, 1931, pp. 1-3。

〔198〕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性运动一百年》。

〔199〕　詹姆斯·D. 斯特克利曾尝试列出这些期刊的名单：Agathon, Die Blätter für ideale Frauenfreundschaften, Blätter für Menschenrecht, Das dritte Geschlecht, Die Ehelosen, Der Eigene, Eros, Extrapost, Die Fanfare, Frauenliebe, Die freie Presse, Der Freund, Die Freundin, Die Freundschaft, Freundschaft und Freiheit, Das Freundschaftblatt, Der Führer, Garçonne, Geissel und Rute, Der Hellasbote, Die Insel, 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 Ledige Frauen, Der Merkur, Mitteilungen des WhK, Monatsberichte des WhK, Mundbrief, Phoebus-Bilderschau, Die Sonne, Der Strom, Die Tante, Uranos。一些杂志发行量数十万册，有一些只出过几期。

〔200〕　WhK1921年6月2日记入同一文件。

〔201〕　安布鲁瓦兹·戈：《赤裸的德国》，1923，p. 103。引文同样可见阿兰·罗克斯：《你将孤独》，1936，p. 269。

〔202〕　马克斯·H. 丹尼尔森在1928年也创办了《新友谊》，他试图重组DFV。杂志只维持了1年，因为受到揭发，似乎是被拉楚魏特，列入“色情与污染”名单。丹尼尔森1928年5月4日召开的会议在“亚历山大宫”聚集大约200人，在阿道夫·布兰德的演讲后在一片迷惑中结束。最初发言题目为《第175条与选举》，但他在其中指责拉楚魏特向当局揭发这本杂志（BAB, R 22/FB 21764）。DFV面对人权联盟和拉楚魏特未能确立地位。(www.xing528.com)

〔203〕　BAB, R 22/FB 21764。提交部长9个问题。1．部长对同性恋怎样看，认为它是先天的还是习得的？2．是否知道德国有200万同性恋者？3．部长是否认为同性恋使公共道德处于险境？4．是否认为200万德国人应该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感到羞耻？5．是否相信通过第175条能够将同性恋消灭？6．是否准备在新的法律草案中维持这一条款？7．是否记得有众多名人1910-1911年宣布支持废除这一条款？8．部长怎样认为？9．对请愿书上数千签名怎样看？

〔204〕　BAB, R 22/FB 21764.

〔205〕　GstA, I. HA, Rep. 84a, 8101.

〔206〕　《女友》，n°3, 1924。

〔207〕　《女友》，n°8, 1924。

〔208〕　同上，n°13, 1927。

〔209〕　同上。

〔210〕　同上，n°22, 1929。

〔211〕　同上，n°4, 1927。

〔212〕　同上，n°6, 1927, 1927年4月4日信。

〔213〕　同上，n°7, 1927, 1927年4月18日信。

〔214〕　格尔达·M（1904-1984）的见证，她30年代与当时失业的女友在柏林生活。引文见Kristine von Soden和Maruta Schmidt主编：《新女性：20年代》（Neue Frauen, die zwanziger Jahre）, 1988，p. 162。

〔215〕　《女友》，n°32, 1931年8月1日信。

〔216〕　《女子爱情与生活》（Frauenliebe und Leben）, n°1, 1928。

〔217〕　阿格内斯·谢尔特博士：《女同性恋者户内体操》，出处同上，n°2, 1928。

〔218〕　欧根·居尔斯特博士：《变装与女性解放》，出处同上。

〔219〕　报告可以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发表。联盟名称用三国语言分别表述为：Weltliga für Sexualreform, World League for Sex Reform, Ligue mondiale pour la réforme sexuelle。

〔220〕　引文见《性、政治和社会》，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9, p. 185。

〔221〕　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俄国、奥地利、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挪威、瑞典、丹麦、冰岛、立陶宛、埃及、利比里亚、阿根廷、智利、英属印度和马来西亚。

〔222〕　英国的诺曼·海尔和多拉·拉塞尔，美国的玛格丽特·桑格，德国的马克斯·霍丹海伦尼·施特克尔，法国的维克多·玛格丽特，俄国的亚历山德拉·科隆泰。

〔223〕　关于联盟信息参考《世界性改革联盟章程》，见《性改革大会，第二次大会议程，哥本哈根，1928年1月1-5日》，1929。

〔224〕　这些发言都收录在A. Weil主编《性改革与性科学：柏林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改革和性科学大会上的发言》，Sexualreform und Sexualwissenschaft, Vorträge gehalten auf der erste internationale Tagung für Sexualreform auf sexualwissenschaftlicher Grundlage in Berlin, 1922。

〔225〕　同上，p. 144。

〔226〕　多拉·罗素：《红柳树，我对自由和爱情的追寻》，1975，p. 218。

〔227〕　WLSR：《性改革大会》，伦敦1929年9月8-14日，1930，pp. 308-309。

〔228〕　《晚间新闻》1920年11月12日刊，《每日快报》1928年9月5日刊。乔治·艾夫斯还引述了《每日新闻》1927年8月25日刊，《蓓尔美尔街》1921年7月16日刊，《星报》1927年8月7日刊，《每日快报》1927年9月8日刊。

〔229〕　同上，p. 401。

〔230〕　WLSR：《性改革大会》，维也纳1930年9月16-23日，1930，p. 45。

〔231〕　关于艾夫斯和喀罗尼亚会（Chaeronea），参见《初现峥嵘：19世纪末到当前英国同性恋政策》，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1979, pp. 118-127。

〔232〕　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很长时间被忘却，由于同性恋史和社会主义运动而被重新发现。1944年在他百年诞辰时举行了纪念活动，一些文章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观众》、《听众》、《新政治家》。他的著作《走向民主》被再版。E. M. 福斯特1944年9月25日在BBC发言。这些平反的尝试直到60年代末之前都没有效果。

〔233〕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68。

〔234〕　《文选》第一卷《性》，Edward Carpenter: Selected Writings, vol. I, Sex, 1984, p. 83。

〔235〕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71。

〔236〕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81。一份警方案卷显示曾对卡彭特进行调查，许多证人对梅里尔对他们的追求提供了大量证据。一个在卡彭特家住过几星期的年轻人披露卡彭特3次试图与他发生性关系，为同性恋辩解。面对这些证据，检察官作出如下结论：“爱德华·卡彭特是一个政治性秘密社团的领导人，其成员之间靠同性恋来维系”；“该秘密犯罪社团的领导人们的目的是摧毁文明”；他们之间靠暗号识别，“手放在大腿上，对这部分身体进行按压”。除了此处表现得很可笑的对同性恋密谋的趣谈性的一面，警方没有行动。可能是卡彭特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导致了对他真实目的的迷惑。没有对他以猥亵罪逮捕，检察官可能希望证明更严重的包含叛国内容的罪行。卡彭特的著作《同质性的爱》被停止出售，但处罚并没有扩展到作者（HO 144/1043/183473）。

〔237〕　引文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p. 80-82。《日久生情》（Love's Coming of Age）的出版导致在意大利组成一个叫“青年联盟”的团体，讨论和思考性问题。

〔238〕　《政策与原则》（Policy and Principles），BSSP, n°1，p. 3。关于BSSP参见《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p. 128-143。

〔239〕　《性倒错的社会问题》（The Social Problem of Sexual Inversion），BSSP, n°2，1915，p. 3。

〔240〕　《同伴感情的联系》Lawrence Housman: The Relation of Fellow-Feeling, BSSP, n°4；《病态、反常与人格》Harold Picton: The Morbid, the Abnormal and the Personal, BSSP, n°12；《惠特曼的一些朋友们》Edward Carpenter: Some Friends of Walt Whitman, BSSP, n°13；《性与中间性》F. A. E. Crews: Sexuality and Intersexuality, BSSP, n°14；《同性爱慕与性倒错的心理学原因》H. D. Jennings Whit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Homoeroticism and Inversion, BSSP, n°15。

〔241〕　伊迪斯·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拒绝支持并宣称：“我从不认为任何人需要受到鼓励，我们自己已经足够不需要再去培养新的”（引文见《严肃的快乐》，Philip Hoare: Serious Pleasures: The Life of Stephen Tennant, 1992, p. 151）。

〔242〕　《初现峥嵘》，Jeffrey Weeks: Coming Out, p. 137。

〔243〕　有关对《追忆》的接受，我依据《危机中的廉耻：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读者接受的一个侧面1913-1930》，Eva Ahlstedt: La Pudeur en crise. Un aspect de l'accueil d'《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de Marcel Proust, 1913-1930, 1985。

〔244〕　他1912年致信编辑告知他们这是一本“不体面”的书，有一些“好男色”的人物。但是，他坚持对书籍的这一方面保密直到最后的揭露。

〔245〕　引文见《危机中的廉耻》，Eva Ahlstedt: La Pudeur en crise, p. 30。

〔246〕　比内－瓦尔迈（Binet-Valmer）是小说家和记者，他本人发表过一部同性恋小说《吕西安》，获得很大成功。他还是一个激烈的爱国者，在战争中得到勋章，是一个老兵组织“分队长联盟”的副主席，后任主席。

〔247〕　署名“Orion”，是Eugène Marsan和Lucien Dubech的联合笔名。

〔248〕　只有比内－瓦尔迈在《戏剧》（Coemedia）、罗杰·阿拉尔在《新法兰西杂志》、安德烈·热尔曼在《新作品》上用了“性倒错”这个词。

〔249〕　《马塞尔·普鲁斯特》，George D. Painter: Marcel Proust, 1985（1959）, vol。

〔250〕　《索多姆和戈摩尔》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Marcel Proust: Sodome et Gomorrhe I, 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 de la Pléiade”, 1988, t. III, p. 32。

〔251〕　同上，p. 33。

〔252〕　引文见《马塞尔·普鲁斯特》，George D. Painter: Marcel Proust, p. 388。

〔253〕　纪德《日记，1887-1925》，André Gide: Journal, 1887-1925, 1996, 1921年5月日记，p. 1126。

〔254〕　androgyne，雌雄或雌雌或雄雄同体，被神分开后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译注

〔255〕　同上，1921年12月2日日记，p. 1143。

〔256〕　引文见《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Erman: Marcel Proust, 1994，p. 227。

〔257〕　我此处参照《安德烈·纪德与关于同性恋的辩论》，Eva Ahlstedt: André Gide et le Débat sur l'homosexualité, 1994。

〔258〕　Pédérastie指对男性狎玩，通常是对少年。——译注

〔259〕　引文见《关于安德烈·纪德的记述，1913-1951》，Roger Martin du Gard: Notes sur André Gide（1913-1951），收入《全集》，1983, t. II, p. 1375。

〔260〕　哥利东（Corydon）是维吉尔作品中一个牧童的名字，他爱上另一个牧童。

〔261〕　《哥利东》，André Gide: Corydon，（1924）1991，p. 20。

〔262〕　纪德1923年12月26日致多萝西·伯西的信，见《纪德、多萝西·布西通信，1925年1月至1936年11月》，Correspondance André Gide/Dorothy Bussy, janvier 1925-novembre 1936, 1981, t. II, p. 448。

〔263〕　“1924年8月4日”，同上，p. 476。

〔264〕　《文学报》（Journal littéraire），n°12，1924年7月12日，p. 12。

〔265〕　威利：《第三性》，p. 109。

〔266〕　《反哥利东：论性倒错》，François Nazier: L'Anti-Corydon, essai sur l'inversion sexuelle, 1924, p. 11。

〔267〕　克劳斯·曼：《日记：棕色年代，1931-1936》，1996，1932年7月10日和12日，p. 76。《哥利东》1932年译成德文出版。但在英国直到战后才出版。

〔268〕　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1926，p. 398。这位母亲的态度使人联想到亨利·德·蒙泰朗小说《男孩》中德·布里古勒夫人，她宁愿儿子跟班上同学有关系也不愿他与轻佻的女孩来往。

〔269〕　同上，p. 403。

〔270〕　1927年1月16日，引文见《安德烈·纪德》，Eva Ahlstedt: André Gide。

〔271〕　安德烈·纪德：《只要种子不死》，1986，p. 133。

〔272〕　同上，p. 299。

〔273〕　André Gide: Journal, 1889-1939, 1991, p. 660，1929年12月8日日记。

〔274〕　Roger Martin du Gard: Notes sur André Gide, p. 1373。

〔275〕　法国在前几个世纪中有过同性恋组织的企图，特别是17世纪的“袖筒会”和18世纪的“好家伙”。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叫“埃米尔会”的组织在格勒内勒区的一栋房子里聚会。见《同性恋者和其他人》，Claude Courouve: Les Homosexuels et les Autres, 1977。

〔276〕　吉勒·巴伯代特和米歇尔·卡拉苏在他们的著作《巴黎同性恋1925》（1981）提到《性倒错》杂志的存在。请参阅档案AN, BB 18 6174/44 BL 303和第7章。

〔277〕　《幻梦》（Fantasio），n°427，1924年11月15日刊。

〔278〕　《灯笼》（La Lanterne），1924年11月19日刊。

〔279〕　威利：《第三性》，p. 108。

〔280〕　威利：《第三性》，pp. 58-59。

〔281〕　由围绕马克·阿莱格雷的争论所引起的同性恋者的敌对同样反映于同时代的几部作品，科克托的《神圣的怪兽》（1919）和纪德的《伪币制造者》（1926）。

〔282〕　诺埃尔·安南在他的书《我们的时代：两次大战间英国知识分子群像》（Our Age: English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ars: A Group Portrait, 1991）中使用了这一表述。他认为这一表达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精神状态，至少是在英国上层阶级和知识界。

〔283〕　公学（public schools）体系包括两个级别。9所最大的面对“上层阶级”，培养民族未来的精英。7所是寄宿制的：温切斯特（Winchester, 1382年建立）、伊顿（Eton, 1440）、西斯敏寺（Westminster, 1560）、查特豪斯（Charterhouse, 1611）、哈罗（Harrow, 1571）、鲁格比（Rugby, 1567）、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 1552）。2所是走读的：圣保罗（1509）和麦钱特泰勒斯（Merchant Taylors, 1561）。多数公学是晚近建立的，它们面向中等阶层的少年，培养商业、行政和自由职业的国家高级人才。最著名的有切尔顿汉姆（Cheltenham, 1841）、马尔伯勒（Marlborough, 1842）、罗塞尔（Rossall, 1844）、拉德利（Radley, 1847）、兰辛（Lancing, 1848）、艾普松（Epsom, 1853）、克利夫顿（Clifton, 1862）、黑利伯里（Haileybury, 1862）、马尔温（Malvern, 1865）。为了了解公学影响，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1937年，张伯伦内阁21个部长中有19个出身公学。公学是少数人的特权，托尼（Tawney）在1939年估计有3％的家庭。见François Bédarida: La Société anglaise d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nos jours, 1990。

〔284〕　安托万·普罗斯特指出19世纪末寄宿制在私立学校中占多数——但并不绝对，在公立学校中占少数。而且，寄宿制涉及的乡下学生多于城市。富裕家庭有可能请家庭教师。见《法国教育史1800-1967》，Histoir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800-1967，1968。

〔285〕　我此处主要研究男孩中同性恋，但同样涉及女校中的这个问题。问题几乎是同样的。我的研究依据《工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597-1977, 1977。

〔286〕　“人们说同性恋行为在英国和英国公学中很普及，虽然就我来说我非常怀疑”（《研究男性气概，男孩们健康的性态》，Rennie Macandrew: Approaching Manhood, Healthy Sex for Boys, 1939, p. 67）。

〔287〕　雪莱在公学被凌虐，终生留下生理和心理的后遗症。见《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597-1977。

〔288〕　《从阴影中逃亡》，Robin Maugham: Escape from the Shadow，（1940）1991。

〔289〕　《迪金森自传》，Dennis Proc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1973, p. 53。

〔290〕　引文见《塞西尔·比顿》，Hugo Vickers: Cecil Beaton, 1985，p. 23。

〔291〕　达德利·凯夫证言，见《午夜后的漫步：同性恋男性生活故事》，Walking after Midnight. Gay Men's Life Stories, 1989。

〔292〕　引文见《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p. 163-164。下面一则同样（p. 164）。

〔293〕　J. R. 阿克利：《我的父亲和我自己》（My father and Myself），（1968）1971，pp. 70-71。

〔294〕　《公学现象》，John Gathorn-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 166。

〔295〕　《布莱德斯黑德的一代：伊夫林·沃和他的朋友们》，Humphrey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Evelyn Waugh and His Friends, 1989, p. 23。

〔296〕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 Worsley: Flannelled Fool. A Slice of Life in the Thirties, 1967, p. 74。

〔297〕　同上，p. 75。

〔298〕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 Worsley: Flannelled Fool. A Slice of Life in the Thirties, 1967, p. 89。

〔299〕　见《奥莉维亚》（Olivia），1949，p. 26。作者奥莉维亚，是多萝西·伯西的笔名，她是利顿·斯特雷西的妹妹和安德烈·纪德的朋友。

〔300〕　见第5章。

〔301〕　《迪金森自传》，Dennis Proc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G. Lowes Dickinson, p. 54。

〔302〕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Worsley: Flannelled Fool, p. 47。

〔303〕　负责纪律的高年级学生。见以下。

〔304〕　Loom的意思是“编织”，但也有“幻影”的意思，在旧英语中有“阴茎”的意思。

〔305〕　《公学生活：男孩、父母、老师》Alec Waugh: Public-School Life. Boys, Parents, Masters, 1922.

〔306〕　《穿法兰绒的愚人》，T. C.Worsley: Flannelled Fool, p. 101。

〔307〕　同上，p. 107。

〔308〕　同上，p. 132。

〔309〕　《布莱德斯黑德的一代》，Humphrey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p. 23。

〔310〕　《为了西尔维亚：一份诚实的报告》，Valentine Ackland: For Sylvia: An Honest Account, 1985, p. 68。

〔311〕　“fag”是一个年幼学生，必须服从学长（prefect）的命令，负责替他整理房间和其他事务。制度从19世纪初由于托马斯·阿诺德博士在鲁格比公学发起的改革风潮而在公学中普及。

〔312〕　《狮子和阴影》Christopher Isherwood: Lions and Shadows, 1985, p. 26-27。

〔313〕　《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 92。

〔314〕　同上，p. 164。

〔315〕　《严肃的快乐》，Alec Waugh: Serious Pleasure, 1921, p. 44。

〔316〕　这一时期的著名事例中，我们可以举出W. H. 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斯蒂芬·斯彭德、E. M. 福斯特、西里尔·康诺利、西塞尔·比顿、J. M. 凯恩斯、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利顿·斯特雷奇和伯特兰·罗素。

〔317〕　《浪漫的友谊：西里尔·康诺利致诺埃尔·布莱基斯的信件》，Cyril Connolly: A Romantic Friendship, The Letters of Cyril Connolly to Noel Blakiston, 1975。

〔318〕　《距离与欲望：英国寄宿学校的友谊，1870-1920》，Martha Vicinus：“Distance and Desire: English Boarding-School Friendship, 1870-1920”, 见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和George Chauncey：《从历史中被隐去的》，Hidden from History, 1991，p. 219。

〔319〕　一名当代人的见证，引文见《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 178。

〔320〕　《德国的青年》，Golo Mann: Une jeunesse allemande, 1988, pp. 27-28。

〔321〕　《一个德国人的回忆》，Ernst Erich Noth: Mémoire d'un Allemand, 1970, p. 57。

〔322〕　同上，p. 98。

〔323〕　《白皮书》，Jean Cocteau: Le Livre blanc, 1983，pp. 22-23。

〔324〕　《调皮的孩子们》，Jean Cocteau: Les Enfants terribles，（1929）1990，p. 19。

〔325〕　《巫魔夜会》，Maurice Sachs: Le Sabbat, 1960, p. 35。对于法国人而言，英国代表中学生的堕落。比如罗伯特·德斯诺斯在《自由或爱情！》中表现一所英国寄宿学校“蜂鸟花园”中女同性恋虐待的情景，在那里女教师以鞭打学生为乐。

〔326〕　维奥莱特·勒迪克因与同学“伊莎贝尔”的关系被开除。见《私生女》，Violette Leduc: La Bâtarde, 1964。

〔327〕　《巫魔夜会》，Maurice Sachs: Le Sabbat, p. 35。

〔328〕　除了在一些实验学校，比如维内肯在威克尔斯多夫的实验学校。

〔329〕　《学生托莱斯的不安》，Robert Musil: Les Désarrois de l'élève Törless，（1906）1960。

〔330〕　《士官生》，Ernst von Saloman: Les Cadets,（1933）1953, pp. 167-168。

〔331〕　同上，p. 169。

〔332〕　《士官生》，Ernst von Saloman: Les Cadets,（1933）1953，p. 171。

〔333〕　同上，p. 172。

〔334〕　同上，p. 173。

〔335〕　同上，p. 174。

〔336〕　参见恩斯特·格莱泽1929年的《22班》和布鲁诺·福格尔的《阿尔夫》。

〔337〕　这部小说首先被作者在1931年改编成戏剧，同年拍电影获得成功，到1934年才出版。

〔338〕　关于“克洛蒂娜”参见第5章。

〔339〕　受到罗歇·佩尔菲特的《特殊友谊》（1943）的发表的鼓舞，蒙泰朗1947年重新开始写这部作品。还有《男儿们》，他1919年已经酝酿成熟，到1969年才发表。

〔340〕　《不戴面具的蒙泰朗》卷一《天才儿童》，Pierre Sipriot: Montherlant sans masque, t. I, L'Enfant prodigue, 1895-1932, 1980, p. 39。

〔341〕　《男儿们》，Henry de Montherlant: Les Garçons, 1973, p. 187。

〔342〕　《男儿们》，Henry de Montherlant: Les Garçons, 1973，p. 26。

〔343〕　同上，p. 35。

〔344〕　同上，p. 91。

〔345〕　同上，pp. 294-295。蒙泰朗做出的估计与英国事例相符。大约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参与“保护”，有些年份甚至过半。

〔346〕　《男儿们》，Henry de Montherlant: Les Garçons, 1973，p. 469，下一段见p. 484。

〔347〕　《青年自传》，Daniel Guérin: Autobiographie de jeunesse, 1972, p. 71。

〔348〕　《灰色本子》，Roger Martin du Gard: Le Cahier gris，见《全集》, 1981, t. I。

〔349〕　《少年们：中学风俗》，Jean Rodes: Adolescents: moeurs collégiennes, 1904, pp. 211-212。

〔350〕　《唱诗班的孩子》，René Etiemble: L'Enfant de choeur, 1937, p. 25。

〔351〕　同上，p. 45。

〔352〕　《激情少年》，Charles-Etienne和Albert Nortal: Les Adolescents passionnés, 1928, p. 13。

〔353〕　同上，p. 37。

〔354〕　同上，p. 45。

〔355〕　人们有理由对伊妮德·布莱顿的小说在法国的坏名声提出疑问，这与小说在书店的成功相反。写作围绕唯一主题：自治生活儿童或少年（《5人俱乐部》、《7人帮》等）。侦探情节只是研究少年生活的依托，这是个由秘密和暗号构成的封闭世界。最惊人的还是关于寄宿制的系列（《马洛里学校》、《孪生姊妹》）。每本书中都结成一些排他性的友谊，因此典型的爱恋性的嫉妒，女孩间的关系是感性的、激情的。小说的颠覆性是明显的，在读者中引发法国就学体系中无法表现的感情，法国体系不鼓励团队精神和建立在崇拜之上的同性爱氛围。

〔356〕　《女中学生的伦理：安杰拉·布拉齐尔的生活和学习》Gillian Freeman: The Schoolgirl Ethic. The Life and Work of Angela Brazil, 1976；《你是个同性恋者，安杰拉！埃尔西·奥克森海姆与女中学生故事的兴衰》Rosemary Auchmuty: “You're a Dyke, Angela! Elsie J. Oxenham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choolgirl Story”，见《并非一个消失的阶段：历史上对女同性恋者的改造》（Not a Passing Phase. Reclaiming Lesbians in History, 1840-1985）, 1989。

〔357〕　1936年，伯纳斯爵士为了取悦圈内朋友在伦敦私人出版了阿德拉·魁北克的讽刺读物《拉德克利夫·豪的女儿们》。作品是双重的戏仿，一方面描写了一所学校女孩间的关系，将安杰拉·布拉奇尔的情节加以讽刺，而寄宿学校的名字取自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者“约翰”即拉德克里夫·豪。小说照搬了一些知名同性恋者的事迹，主要是塞希尔·比顿和彼得·沃森。塞希尔·比顿成功让人销毁了几乎所有库存。见《塞西尔·比顿》Hugo Vickers: Cecil Beaton，和《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女孩们》Adela Quebec: The Girls of Radclyffe Hall, 1935。

〔358〕　见《女中学生伦理》，Gillian Freeman: The Schoolgirl Ethic, p. 19。

〔359〕　《狮子和阴影》，Christopher Isherwood: Lions and Shadows, p. 47-48。

〔360〕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语见《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 Auden, a Biography, 1981, p. 63。

〔361〕　《布莱德斯黑德一代》，H.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p. 22。

〔362〕　《公学现象》，John Gathorne-Hardy: The Public-School Phenomenon, p. 180。

〔363〕　《我们的年代》，Noel Annan: Our Age, p. 102。

〔364〕　《公学现象》，p. 146。

〔365〕　《凯恩斯：被辜负的希望》，Robert Skidelsky: J. M. Keynes, Hopes Betrayed, 1883-1920, 1983。

〔366〕　《莫里斯》，E. M. Forster: Maurice,（1914）1987, pp. 97-98。

〔367〕　伯纳德·斯威辛班克语，见《凯恩斯：被辜负的希望》，p. 104。

〔368〕　《莫里斯》，p. 279。

〔369〕　根据昆廷·贝尔提供的名单，见《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1990, p. 15。

〔370〕　这次相遇给了他《莫里斯》的灵感。见《福斯特》，Francis King: E. M. Forster, 1978。

〔371〕　奥托琳娜·莫雷尔的女儿回忆当时的情况：“我记不得在我母亲家见到过一个性方面正常的男人。”

〔372〕　《凯恩斯：被辜负的希望》，p. 248。

〔373〕　《生命的瞬间》，Virginia Woolf: Instants de vie, 1986，pp. 240-241。日记中的见解见《严肃的快乐》, hilip Hoare: Serious Pleasure: The Life of Stephen Tennant, 1992, p. 152。

〔374〕　《生命的瞬间》，p. 241。

〔375〕　《莫里斯》，p. 22。

〔376〕　同上，p. 149。

〔377〕　《我们的年代》，Noel Annan: Our Age, p. 98-135。

〔378〕　对于那些无名的同性恋者的见证，见Kevin Porter和Jeffrey Weeks主编的《幕间》（Between the Acts）, 1991。

〔379〕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下去看看》（Down there on a Visit）, 1962，p. 134。

〔380〕　作者同前，《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 1977，p. 99。

〔381〕　同上。

〔382〕　《下去看看》，p. 156，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对朋友沃尔德迈说的话。

〔383〕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维斯坦和摩根》，Norman Pittenger，“Wystan and Morgan”，见Gay News, n°156。

〔384〕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下去看看》，p. 83。

〔385〕　作者同上，《克里斯托弗及其族类》，p. 17。

〔386〕　见第六章。

〔387〕　《奥登传》，p. 105。

〔388〕　《维斯坦和摩根》。

〔389〕　约翰·贝杰曼语，引文见《我们的年代》，p. 113。

〔390〕　《20年代的牛津：五位朋友的重聚》，Christopher Hollis: Oxford in the Twenties, Recollection of Five Friends, 1976; Françoise du Sorbier（主编），Oxford 1919-1939, “Mémoires” n°8, 1991. 阿拉斯泰尔·格雷厄姆是《重访布莱德斯黑德》中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原型。

〔391〕　沃在一次面对小范围观众的访谈中承认：“您有过同性恋经验？——是，首先是在中学，还有后来。——您想说您爱上了另一个男孩。但这在我们年轻时是常有的。——是啊，但是中学时代会影响以后的人生。我总是受到同性恋的制约，我总是受到这个的影响”（1973年6月14-27日Gay News）。

〔392〕　J. M. 斯图尔特语，见: Oxford 1919-1939, p. 23。牛津1920年接收女生，剑桥是在1947年。

〔393〕　引文见《布莱德斯黑德的一代》，Humphrey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p. 111。

〔394〕　同上，p. 113。

〔395〕　同上，p. 81。

〔396〕　同上。

〔397〕　斯蒂芬·斯彭德：《世界中的世界》（World within World）, 1991，p. 33。

〔398〕　斯蒂芬·斯彭德：《世界中的世界》（World within World）, 1991，p. 33。

〔399〕　以赛亚·柏林爵士，见《牛津1919-1939》。

〔400〕　引文见《布莱德斯黑德的一代》，p. 79。

〔401〕　见《太阳的孩子们：英国1918年后“颓废”的叙事》，Martin Green: Children of the Sun: A Narrative of《Decadence》in England after 1918；和《一位唯美派的回忆》，Harold Acton: Memoirs of an Aesthete, 1984。

〔402〕　《伊西斯》（Isis）1925年10月14和21日刊。

〔403〕　《熔炉里的牛津》，P. H. Crawfurth Smith: Oxford in the Melting-Pot, 1932, p. 22。

〔404〕　《致牛津的信》，T. E. Harrisson: Letter to Oxford, 1933, p. 24。

〔405〕　同上，p. 27。

〔406〕　同上，p. 28。

〔407〕　《牛津》，Edward Thomas: Oxford, 1932, p. 103。

〔408〕　《败坏牛津？》，Terence Greenidge: Degenerate Oxford?, 1930, p. 40。

〔409〕　同上，p. 90。

〔410〕　同上。

〔411〕　同上，p. 95。

〔412〕　同上，p. 96。

〔413〕　《败坏牛津？》，Terence Greenidge: Degenerate Oxford? 1930, p. 97。

〔414〕　同上，p. 92。

〔415〕　同上，p. 105。

〔416〕　同上，p. 245。

〔417〕　“对我来说，牛津的生活从我遇到塞巴斯蒂安开始”（查尔斯·赖德《重访布莱德斯黑德》中的自白，p. 35）。

〔418〕　类似的片段可见于斯蒂芬·斯彭德的《世界中的世界》，p. 34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下去看看》（Down there on a Visit），p. 93。

〔419〕　与《下去看看》中安布罗斯·西尔克这个人物比较接近。

〔420〕　Diaghilev, 1872-1922，俄国自由芭蕾舞演员。——译者

〔421〕　伊夫林·沃：《重访布莱德斯黑德》，p. 61。

〔422〕　伊夫林·沃：《重访布莱德斯黑德》，pp. 64-66。

〔423〕　伊夫林·沃利用布赖恩·霍华德的形象创造了这个人物。

〔424〕　1921年一份和平主义刊物《青年欧洲》由几个文科预备班学生出版，其中有皮埃尔·布罗索莱特，三期后因为一篇关于寄宿学校中同性恋的文章被禁。实际上，大学生与女孩们的关系从1924年起被承认，让人联想到牛津学生与女校学生的关系：冷淡和怀疑。参见《学术一代》，Jean-François Sirinelli: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Paris, 1994, p. 212。

〔425〕　达尼埃尔·盖兰：《青春自传》，p. 155

〔426〕　柯莱特：《全集》，Paris, Gallimard, 1984, t. I, p. 323。

〔427〕　见《西蒙娜·德·波伏瓦》，Deidre Bair: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1991。

〔428〕　引文见《布莱德斯黑德一代》，Humphrey Carpenter: 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pp. 124-125。

〔429〕　同上，p. 443。

〔430〕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克里斯托弗和他的族类》，p. 10。

〔431〕　斯蒂芬·斯彭德：《寺庙》（Le temple）, Paris, 1989, p. 24。

〔432〕　安娜·德·科尔内《殖民地恋情》，Anne de Colney: L'Amour aux colonies, Paris, 1932, pp. 14, 45, 92。

〔433〕　引文见《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Ackerley, 1989, p. 74。

〔434〕　《帝国与性：英国经验》，Ronald Hyam, 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990。

〔435〕　同上，p. 109。

〔436〕　引文见《严肃的快乐》，Philip Hoare: Serious Pleasures, p. 295。

〔437〕　安德烈·纪德：《只要种子不死》，Paris, Gallimard, 1986年再版。

〔438〕　这一问题参见《感官、享受、旅游、情色：安德烈·纪德两篇关于殖民地的虚构作品中的金钱》，Hédi Khelil, Sens, jouissance, tourisme, érotisme, argent dans deux fictions coloniales d'André Gide, Tunis, 1988。

〔439〕　引文见《不戴面具的蒙泰朗》，第二卷《用你的血写成》，Pierre Sipriot: Montherlant sans masque, t. II, Ecris avec ton sang, 1932-1972, Paris, 1990, p. 30。

〔440〕　见《永恒之一瞬及其他中篇小说》，Un instant d'éternité et autres nouvelles, Paris, 1988。

〔441〕　《阿克利传》，Peter Parker: A life of J. R.Ackerley, p. 55。

〔442〕　《只要种子不死》写作于1919年，部分发表于1921年，1926年完全发表，叙述的事件大约在1893年发生。

〔443〕　夏洛特·沃尔夫：《事后明白》（Hindsight），伦敦，Quartet Books, 1980，p. 72。

〔444〕　引文见《去国外，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修学旅行》，Paul Fussel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ers between the Wars, Oxford, 1980。

〔445〕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克里斯托弗和他的族类》，op. cit., p. 10。

〔446〕　衣修午德与纪德一同参观了希尔施费尔德的学院，纪德似乎并不欣赏这些医疗案例展览。

〔447〕　斯蒂芬·斯彭德：《寺庙》，op. cit., p. 65。

〔448〕　作者同上，《世界中的世界》，op. cit., p. 109。

〔449〕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1984［1935］, p. 48。

〔450〕　同上。

〔451〕　作者同前，《永别柏林》，p. 99。

〔452〕　W. H. 奥登引自《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Auden, op. cit., p. 90。关于柏林同性恋卖淫的性质，参见第1章。

〔453〕　T. C. 沃斯利：《穿法兰绒的愚人》，op. cit., p. 130。

〔454〕　约翰·莱亚德引自《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Auden, op. cit., p. 90。

〔455〕　T. C. 沃斯利：《穿法兰绒的愚人》，op. cit., p. 124。

〔456〕　“我在德国有过的男孩：1928-1929：皮普斯、库里、格哈德、赫伯特、过道的陌生人、（酒吧名不可辨）陌生人、科隆陌生人、（酒吧名不可辨）陌生人、奥托、我怀念的（名字不可辨）。他不和气而且很脏。另一些很好”（引文见《奥登传》，Humphrey Carpenter: W. H.Auden, op. cit., p. 97）。

〔457〕　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在Gay News第126期的访谈。

〔458〕　写于1930年9月。原文为德文。

〔459〕　D. H. 劳伦斯：《潘西》（女名，指称女性化的同性恋者）。

〔460〕　见第6章。

〔461〕　克劳斯·曼：《日记：棕色年代，1931-1936》，巴黎，1996，p. 132，1933年3月27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