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道路：个人主义发展的末日

与德国和英国不同，法国同性恋运动不结成社团。这种对联合组织的保留态度应当是司法宽容造成的——没有镇压法令使得协调斗争成为必要，但也是因为法国同性恋者的个人主义。群体意识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国家比较典型，在法国却很匮乏。所以，同性恋的要求只是几个头面人物的事情，他们等同于同性恋事业。

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个逝去时代的见证

这里不是要对普鲁斯特的性问题进行全面分析，而是指出他的作品对法国人对同性恋的看法的影响。我们实际上可以将《索多姆和戈摩尔》当作法国关于同性恋问题论争的出发点。^〔243〕普鲁斯特没有直率揭示其作品的中心主题。^〔244〕同性恋的影射散见于《在斯万家那边》、《在少女们身旁》和《盖尔芒特家那边》，但不大引人注意。《在斯万家那边》中可以轻易摘出樊特伊小姐和女友的萨芙之爱。只有威利在1914年6月18日的《微笑》中幸灾乐祸地影射了这一段：“小心别让姑娘们读到，如果您还认识纯真无邪的——什么都有可能，在这些篇幅里普鲁斯特向我们展示一个多愁善感的女施虐狂，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一位年纪较长的坏名声女友同室而居，拒绝关上房间的百叶窗，她们在房里游戏，念出一句混账的亚历山大体诗：‘好吧，让人看见我们才好呢’，最后得到女友的同意拿起钢琴上父亲照片向上面吐口水。”^〔245〕《在少女们身旁》1919年7月出版，12月10日获得“龚古尔奖”。莱昂·都德在12月12日《法兰西行动》上将普鲁斯特与伟大的道德家相比。评论总体上是正面的。《盖尔芒特家那边》第一卷1920年秋天出版。保罗·苏代在1920年11月4日《时代》中称之为“神经质的唯美主义者，有些病态，近乎女性气质”。虽然如此，很清楚的是直到那时还根本预见不到最后的反应。评论家更关注形式、风格和普鲁斯特布道的才能，而不是什么不道德的内容。要等到《索多姆和戈摩尔》出版才真相大白，通过夏吕斯男爵暴露出来，这个人物部分取材于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伯爵，他是巴黎的纨绔子弟和著名同性恋者。但批评界对正面谈论这一话题仍有迟疑。《索多姆和戈摩尔》第一卷接着《盖尔芒特家那边》第二卷出版，苏代1921年5月12日评论的十分之九都是谈第一部的。另外一些人更尖锐。居斯塔夫·比内－瓦尔迈^〔246〕在1921年5月22日《戏剧》中发动攻击：“1910年我就对某些沙龙中生出的风尚感到厌恶，我想那位大人物会觉得很难过，他的儿子肩负的辉煌家世的重担。在这一点上，我已多次表达对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洞察秋毫的才能的钦佩，如果这座丰碑冠以4卷研究性倒错的作品，我认为不合时宜，因为我们不再要假贵族（还是国际的）的迷狂来侵占我们的文学。我痛恨这些附庸风雅的家伙。”许多出版物认为提醒读者是适当的。《法兰西行动》8月6日刊写道：“我们最后提醒大家普鲁斯特书中最后几页是下一卷第一章。题目不堪引述，主题亦然。无所顾忌的狂热！”^〔247〕尽管如此，评论整体上不是负面的。保罗·德·贝兰在7月1日《自由言论》中积极评价，但他的立场并不意味着接受同性恋：“要遏制一种邪恶，必须有勇气揭露它，使之变得可憎。”只有罗杰·阿拉尔在9月1日《新法兰西杂志》（NRF）中指出主题的创新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文学史上记下一笔的日子”，“展现一种魅力，性倒错的审美魅力。”

《索多姆和戈摩尔》第二卷于1922年5月出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主题变得很难回避，实际应当指出对于作品没有什么“缄默协议”。但是，某些评论家采用委婉方式和间接影射，常诉诸读者的想象来评价相关问题。^〔248〕而且大家赞扬普鲁斯特不描写下流的细节。苏代在1922年5月12日《时代》中评论说该书比其题目所启发的联想要谨慎：“普鲁斯特先生回避将不堪的景象展示在我们眼前。他并不直接描写这些迷途者的放纵，而是根据他们的丑行来研究他们的心理。这是大胆的，但其实没有多大价值，与其说是真正的丑闻倒不如说是毫无意义。而且，尽管题目惊人，普鲁斯特先生并不将七八百页文字专注于这种乏味而令人厌恶的研究，对于他和他的前驱们这只是点缀。这种研究只配这样，甚至连这样都多余。”实际上，苏代同其他人一样欣赏普鲁斯特，尽管他对所选择的主题根本没有兴趣，觉得震惊和厌恶，他只接受以间接的、影射的和道德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说通过对主人公的不幸的描写来谴责这种丑行。虽然有人对普鲁斯特的客观性有所疑惑，但却未对其私生活有丝毫影射。在这一时期，普鲁斯特的同性恋行为只限朋友圈子知道，很少人怀疑他是所涉及主题中的主角。对他性问题的谣言口耳相传，但到他死后才公开。

普鲁斯特于1922年11月18日去世，著作的剩余部分在死后出版。从这时起，攻击越来越激烈，既针对其作品也针对他个人。吕西安·迪拜克是1923年4月25日《思想与图书批评杂志》一篇最激烈文章的作者，他提问：“有人读马塞尔·普鲁斯特吗？”他本人并没有读过就将其写作归入色情，还从中看出了外国影响。《女囚》于1924年2月出版。某些评论是积极的，尤其是苏代的文章，但弗兰克－诺汉在《巴黎回声》将普鲁斯特视为“病态”和“色情”。《法兰西信使》的评论是独特的，拉斐尔·科尔在署名“贝尔格特”的一篇文章中呼吁对同性恋者给以宽容。无疑，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冲动是对于一部关于女同性恋者的作品，这一主题对于公众不如男性同性恋行为那样“让人震惊”。《失踪的阿尔贝蒂娜》（1926）引起了强烈不满，因为大家不能原谅普鲁斯特突然将圣－卢写成“性倒错”。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出最初一些关于阿尔贝蒂娜的“真正”性别和普鲁斯特的生活作风的传言。1926年也是同性恋文学受限制的一年，纪德出版了《伪币制造者》，招致苏代的痛击。《重现的时光》于1926年开始在《新法兰西杂志》上连载，但直至1927年11月才在书店出售。这本书被尊为一次伟大的文学事件。此时，大家已不再避忌直接谈论同性恋问题。论争的焦点集中在道德问题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虽然普鲁斯特的才能被广泛承认，但性倒错仍然成为问题。实际上，人们指责他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主题，他要为文学中的同性恋“时尚”负责。某些人仍然坚决反对，比如路易·雷诺在《我们文学的危机》（1929）中说：“普鲁斯特，我们重复这一点，是一个病态的人、知识分子中的堕落者。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病人、一个变态的人的感受，是心理学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病例，与其余的人们无关。”因此，对普鲁斯特作品在法国报界的接受情况的研究显示出《追忆似水年华》起着根本作用，由此作为出发点可以考究法国的同性恋问题。在他之前，这一主题很少争论。他的榜样解放了同性恋写作和话语。大规模的争论使这一主题公开，即便他的读者相对较少。只要提起他的名字或作品就足以在受过教育的公众当中唤起某些形象。应该通过同性恋问题来探询普鲁斯特思想的独特性和在法国同性恋民众中的影响。

的确，如果研究一下《追忆》中出现的对同性恋的描写，普鲁斯特像是一个逝去时代的见证，因为他的性倒错经历是19世纪末典型性的：性倒错已经被一些医学理论“阐明”，但仍承担着社会犯罪感的重负。乔治·佩因特^〔249〕认为普鲁斯特可能到20岁才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对伙伴们的炙热友情与对女孩子们的柏拉图恋情交替出现。他与雷纳尔多·阿恩的关系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标志着一个决定性阶段。他明白了他的友情只是压抑着的欲望的升华，同时他也感到罪恶感，因为必须向母亲说谎，隐瞒可能对她致命的真相。所以在普鲁斯特作品中找不到对同性恋的认可，更没有作为同性恋者的骄傲。他的人物的成熟缓慢似乎是依据他个人痛苦的身份认同过程，与同性恋主题相异的不断地揭示似乎正是为否认事实的最后斗争，企图抓住理想的虚构的正常，这正是小说中叙述者的正常。普鲁斯特的性行为的演变表现了爱情幻梦的逐渐丧失和向肉体满足的退缩。同样，他对理想朋友的追寻逐渐转变成对性伴侣的追寻。他所崇拜的年轻贵族如安东尼·比贝斯戈被一些工人阶级的男孩代替，差不多是被包养者，比如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内里，然后在最后几年里他找巴黎阿卡德街11号马里尼旅馆阿尔贝·勒·居其阿妓院中的那些职业男妓。这种缓慢的退化是普鲁斯特式同性恋的寓含：性倒错是一种缺陷，只能导致罪恶。想要用高贵和宽厚的情感来表达只是自欺欺人，其面目应该是粗暴的性、不洁的变态和卖淫。读者也越来越幻灭，而他所同情的人物却在罪恶和腐朽的深渊越陷越深。最后关于阿尔贝蒂娜的双重生活的揭示似乎标志着这种真相的考验的最后阶段，即便是最迷人的女同性恋者也证明对她们的诅咒，她们无邪的游戏让位给与夏吕斯相同的变态，她们的堕落在樊特伊小姐亵渎父亲照片的场景表现出来。同性恋者所犯的第一桩罪就是背叛父母，他不可能从这原罪中解脱。在这必然中有一种宿命：生于罪恶，性倒错者只能表现其罪恶。

所以，尽管普鲁斯特的作品如此创新，但就同性恋理论看来，他更能代表19世纪末而不是两次大战之间的观点。他选择将叙述者写成一个异性恋者，虽然从作品的角度看是合理的，却使作者的同性恋问题模糊了。普鲁斯特以小说的形式用感人的方式记述了那些敢于探讨同性恋问题的性学家惯常采用的途径。比如夏吕斯和于比安的相遇对叙述者是揭示性的，采用了一篇博物或动物学论文的形式。同性恋被归入“不治之症”，性倒错者总是被与犹太人相比，他们分担着黯淡的命运和坏名声。而且，普鲁斯特收罗了大量世纪初流行的偏见，比如叛国的指控和阴谋的主题。因为想对同性恋的乌合之众做详尽的描述，他通过事例使众人加强了提防。尤其他认可同性恋者人数众多混迹群众之中的看法，他对小说中一大部分人物的性取向的揭露加强了这种印象，这些人一直都是丝毫不让人生疑的：“这些大家同情的特别的人他们人数众多，正如将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他们抱怨自身人数太多而不是太少，理由会在结尾处告诉大家。”^〔250〕普鲁斯特提前考虑到对他的指责，他之所以不鼓励也不支持同性恋运动是因为他坚信他们会失败：“但在此不妨预言创建同性恋运动来重建索多姆城是不幸的错误，就如同去鼓励犹太人复国。因为还没有进城，索多姆人就会离开城市，假装不是那里的人，到其他的城市娶老婆，养情妇，在那里他们能找到所有合意的消遣。他们只在迫于无奈时才去索多姆城，因为那时他们的城市空了，饥饿使狼走出树林，就是说那时伦敦、柏林、罗马、彼德格勒和巴黎都一齐空巷。”^〔251〕普鲁斯特的严峻导致了错误的欣赏。关于“索多姆”的这一章被人认为是“道德的”和“科学的”。雅克·里维埃本人还未了解作者的真正天性，他欣赏这部作品的语气：“我经常听周围的人歪曲爱情的概念，以至于听到一个像您一样健康稳重的人说话不能不让人感到是一种舒服的放松。”^〔252〕安德烈·纪德对普鲁斯特的描写评价苛刻，他认为是宣扬罪恶、不受控制的激情和过分变态的想象：“我们那晚大概只谈了同性恋问题。他说对这种‘不决断’自责，因为这促使他为了丰富书中异性恋的部分而把自己同性恋记忆中觉得优美、温柔和诱惑的一切都移至‘少女们身旁’，以至于要写索多姆时只剩下了古怪和下流。但当我对他说似乎他想要贬斥同性恋行为时，他显得很激动。他矢口否认。我最终才明白那些我们看起来可耻的东西，那些耻笑和厌恶的对象并不让他觉得厌恶。”^〔253〕纪德同样反感普鲁斯特引用柏拉图，把同性恋者当作原初的同体人^〔254〕：“更有甚者，这种对真理的冒犯很可能让大家都满意，使异性恋者的偏见得到合理的解释，肯定他们的厌恶情绪，而其余的人因为与他的描述那些人不能对症也得到好处，洗脱嫌疑。简单地说，由于这种整体退缩，我不知道有什么作品能比普鲁斯特的《索多姆》更能让舆论深陷谬误之中。”^〔255〕实际上，虽然“阿姨”们让普鲁斯特着迷，但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悲惨命运，他们的神秘感和他们表现的变态。整齐划一、融入社会、没有区别的同性恋者是德国同性恋斗争的愿望，是融入社会斗争胜利的证明，但普鲁斯特对此毫无兴趣。他的作品的功绩在于第一次将同性恋生活的错杂，他们的暗号和陷阱，激情和戏剧化，他们的丑恶和美丽都原原本本地展示在读者眼前。普鲁斯特是感到羞耻的同性恋者，确信自己属于一个“被诅咒的种族”，他不可能传播一个同性恋的正面形象，更不能被当作同性恋斗争的先驱。据加斯东·伽利玛说，安德烈·纪德曾对普鲁斯特说：“您使这个问题倒退了五十年。”普鲁斯特回答说：“对我来说并没有问题，只有人物。”^〔256〕不过，我们无可否认普鲁斯特作品对法国公众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使性倒错首次成为时尚话题，让大家讨论、评述、分析，尽管不一定用正面的词句。这中间有着一种奇妙的启示。

安德烈·纪德，斗争的同性恋者？

安德烈·纪德这个人物虽不断被法国同性恋者引为同类，但他是暧昧不明的。实际上，同普鲁斯特一样，安德烈·纪德对同性恋的看法建立在自身经历之上。纪德并非严格意义的同性恋斗士，他从未为同性恋者的权利斗争，他也没有创建运动和杂志。然而，因为他坦承自己的性生活，出版《哥利东》，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使他站在了法国同性恋者的发言人和代表的位置。这种局面并非其所愿，甚至是没有预见到的，这首先是因为缺少更具竞争性的人物可以承担这样的角色。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大批法国同性恋者认同纪德的思想，尽管他的思想是特殊性的，很难适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另外，他的思想把女同性恋者从思考范围内完全排除，因纪德根本不关心这些问题。普鲁斯特尚能使戈摩尔人时时浮现，纪德完全排斥她们。

同普鲁斯特一样，纪德也有一前和一后。^〔257〕在《哥利东》（Corydon）之前，纪德有严肃道德家的声名，因为他的清教徒出身和他对伦理问题的兴趣。《窄门》这本书甚至被认为是刻板的、冷峻的，因其无情的基督教道德而让人失望。《背德者》（1902）受到好评，年轻男孩对米歇尔的诱惑被谨慎地略过，只有拉希尔德在《法兰西信使》1902年7月刊多次巧妙提到纪德的性问题。《扫罗》1922年在“老鸽笼”剧院上演引起更激烈的反应。一些批评家指责纪德选择的主题不宜，但语气总体上是和缓的，因为情节出自《圣经》。《哥利东》（1924）将最终把纪德归入同性恋作家。从1895年起，纪德就开始建立一份叫做《狎玩》^〔258〕的档案，里面收集了相关主题的所有信息，目的是撰写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著作。似乎是在1908年和盖昂、科波、施伦博格一起到巴尼奥勒和英国的一次旅行中，他写下了头两段对话。1911年5月22日，《哥利东》的第一版包含了头两段对话和第三段对话的一部分，在布鲁日用化名“CRDN”出版。只印了12本。1920年3月5日匿名出版了21本。直到1924年5月，《哥利东》才以定本形式出版。纪德在日记中解释说他，之所以等了很久才出版这本书，是因为不愿意让珍爱的人们伤心。从此以后，他更加成熟，思想更加坚定，准备好将之公开。同时，他意图回应《索多姆和戈摩尔》，因为他对这本书很生气，他还针对雷米·德·古尔蒙，他的书《爱情生理，论性本能》1903年出版，包含一章《性反常问题》。他主要受希尔施费尔德、莫尔、克拉夫特－埃宾、拉法洛维奇、哈夫洛克·埃利斯和弗洛伊德的影响。他尤其渴望向世人揭示自己的真实天性，执意毁掉自己的声名：“我等不下去了。我必须顺从内心的必然，比一切都珍贵！理解我吧。我需要，需要，最终驱散这从少年、从童年时就躲藏其间的谎言的云雾。我在其中窒息！”^〔259〕

这本小册子包括四则对话，将哥利东医生^〔260〕与一个天真的异性恋者相对立。头两则对话探讨天性中的同性恋问题，而后两则主要探询其社会后果。实际上，这部根本性的作品阐明了安德烈·纪德的个性和同性恋的法国模式。奥伊伦堡案件充当了哥利东医生和对话者见面的借口。他认识哥利东多年，但他的生活作风让他不愿相见。他决定询问他以便更好地了解同性恋。他的偏见从会见开始就表现出来，他因为公寓的装饰不够女气而觉得吃惊，却看到米开朗琪罗风格的照片和一幅沃尔特·惠特曼的肖像。纪德利用这个人物作为“正常性”的传达者。他本能地厌恶同性恋，不齿于承认某些论述的依据。虽然通过讨论他更好地理解了哥利东，尊重他，钦佩他的勇气，但他无法克服最初的反感。他学会宽容，但并不认可。在第一则对话中，哥利东向他表达想写作《男风的辩护》的愿望，他希望为自己的事业找到一位牺牲者，就是“某个去面对攻击的人，他不说大话，不虚张声势，承受谴责和侮辱，最好是一个因才华、正直和诚实而出名的人，让指责的人一开始还犹豫不决。”^〔261〕我们从中看出纪德自己的雄心。哥利东随后以戏剧化的方式回顾自己身份认同的揭示。因为爱上一个自己并无渴望的女孩，他拒绝了弟弟的爱，结果弟弟自杀。这一悲剧促使他对这一主题产生兴趣。纪德同其同时代的人一样，意图使读者产生兴趣以使其改变厌恶和蔑视的感情，他倾向于呼吁同情和怜悯。然而这种介入是欺骗性的，因为纪德——哥利东——并不置身于牺牲者的位置，他们为自己的性倾向骄傲，甚至坚信自己的优越。

哥利东立即对行动加以限制。他只想谈“正常的好男色者”，而不是像医生一样谈令人同情的病态的“羞愧的同性恋者”。从此，一部分同性恋者被判除在外。纪德的对话只与他自己的激情有关，即喜好男风。对于其他的个案，他统统加以异性恋的偏见。我们明白这种限制在对同性恋的法国式的界定中起着根基的作用。与德国不同，那里的斗争运动既有同性恋大众也有精英（“唯一者”），第一类人在法国找不到捍卫者。纪德确为精英的、贵族的、知识分子的同性恋的斗士。他的模式是柏拉图式的，他的参照是古希腊。为了解释同性恋的源起，哥利东首先深入到自然史之中，采用医学著作的方式。他随后攻击了将同性恋归入“性反常”丑行的指责。异性恋只是因为“约定俗成”而不是天性，因为受到社会和教育中一切的鼓励。同性恋者之所以不顾相逆的鼓励而坚持自己的性取向，是因为激情由天性决定。第三则对话将同性恋重新置于文化的视角。纪德将人类“自然”和高等的美与女性做作的和“虚假”的吸引力相对立。他将美和艺术并举，将对雄性美的崇尚与辉煌的盛世联系在一起，把对女性的“柔美”赞扬与衰落的世纪相联系。最后，第四则对话谈论好男色者在社会中的位置。雄性的消耗要比生殖功能所必需的要多许多，他寻求欲望的排遣。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只有卖淫和通奸才能提供婚姻的替代。哥利东提出一种历史上健康和高贵的解决方法，就是古希腊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如同当时的同性恋捍卫者寻求通过列举英雄和名人来支持自己的言论，纪德回顾了斯巴达灿烂的过去和底比斯人的神圣之战来支持自己的论点。选择古斯巴达人的例子并非偶然，因为这个城邦是斗士精神、勇气、雄性力量的化身，与民间赋予同性恋者的特点恰恰相反。纪德在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他与马克·阿莱格雷的关系是模仿希腊教导和训练的模式。第四则对话以这一范例结束。来访者未发一言就离开了，丝毫未被说服，却没有论据来反驳。

从这篇作品能得到什么结论？纪德并非一个狂热分子。他对同性恋的辩护是温和的。在他其他的书中他总在强调克制和节制，而不是本能的泛滥。但就作者的社会地位来看，这部作品是有勇气的。甚至可以说他陷入了虚张声势，一些孩子气地想要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灵魂深处。纪德努力为同性恋平反，隶属于德国由阿道夫·布兰德唯一者联盟群体和居斯塔夫·维内肯这样的教育家所代表的长期传统。他的杂文的主要论调透露出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同性恋者是知识分子、艺术家、美学家，他们懂得分辨真正的美，忠于灵魂甚过肉体。纪德的作品是否有独特之处？当然，对于法国是创新的，那时法国还没有真正为同性恋辩护的人，普鲁斯特的作品是遮遮掩掩的。但是，这类工作早在德国和英国广泛展开，相比希尔施费尔德、卡彭特和布兰德，纪德的新意只是采用对话这种考究和说教的形式，使解释更容易听从。我们要问这部作品写作是否与时代相符。纪德在世纪初就开始写作，准确地讲是在他的国外同行发表散文的同时期。1924年，《哥利东》在很大程度上显得过时了。它的对象，渔猎男色，不是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问题的核心。相反，占首要位置的是无名的同性恋者对承认的需要，“性倒错”、“鸡奸”、“狎玩”不分种类和倾向。对于所有无名的同性恋者，《哥利东》也许是一种安慰，但几乎算不得一种希望。很少人能从这个有德行的乃至道德家同性恋者的形象中认出自己，他用艺术品味和教育关注来使自己的“丑行”合理化。(www.xing528.com)

直到这本书出版，纪德都极其焦虑。他害怕公众的反应，期待着裁决：“因为《哥利东》，我自比阿贝尔·费弗尔的漫画，一个男人躺在铁路上，头枕铁轨，等着火车碾掉，他掏出怀表说：‘见鬼！这趟快车晚点了！’”^〔262〕这种担心伴随着一种明显的不耐烦和一种多少有意识的挑衅的愿望。1924年8月，他却为这本书缺乏宣传而难过：“《哥利东》在卖，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它，因为没有借助任何报界和书店的宣传。”^〔263〕实际上，对《哥利东》接受是有限的。人们赞赏作者的勇气，但却回避评判他的理论。多数批评家自觉没有资格探讨这个问题。让·德·古尔蒙在《法兰西信使》1924年10月1日刊上表现得最辛辣，认为《哥利东》是“对鸡奸的辩护”，纪德写这本书是为了“引人谈论”。莱昂·皮埃尔－坎在《文学报》上指出“作品几乎完全过时”，“安德烈·纪德本想写学者著作，却写成让－巴蒂斯特·卢梭式的诗人著作”。^〔264〕威利故意表示出藐视：“《哥利东》的这些对话散发着实验室和医院的怪味，不大能吊起同道们的胃口，而且虽然夹杂着几句天才评论，我们感到这位先生强烈的不宽容，作为该辱骂的少数一员，他觉得只有这少数才代表真、美和善。”^〔265〕在最激烈的反应中，我们注意到弗朗索瓦·纳兹耶1924年出版的《反哥利东：论性倒错》。总体上是对纪德的《哥利东》的戏仿，因为同样是以对话开始，这次谈话者是萨芙和卡萨诺瓦。第欧根尼、亚西比德、吕西安·德·萨莫萨特、魏尔伦、拉伯雷轮流被请来发表意见。纳兹耶的目的是与纪德捣乱，他指责他缺乏独特性，特别是他斗士和说教的口气：“《哥利东》不过是一种古怪的传教狂热的显现，的确是光彩夺目，像一个胡言乱语的圣人拥有‘颠倒之爱’的信徒。”^〔266〕《哥利东》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年代末。马塞尔·雷亚的一篇题为《金龟们的反抗》的著名文章在1928年3月1日《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仍然直接影射那本书。这是反同性恋的论战文章，金龟（hanneton）被用作指称文学领域越来越多性倒错者。这种局面的主要负责人被明确指出：“哥利东或者说安德烈·纪德不顾任何廉耻宣称同性恋非但不是一种畸形和丑恶，反而是世上最正常不过、最值得称道的事情，试图用雄辩的理由向我们证明。我们要以礼貌却无情的方式打击安德烈·纪德。”同性恋者自身有时也是有保留接受《哥利东》。克劳斯·曼在日记中评论：“许多合理成分，没什么新意。整体上算得感人。”特别是：“将‘正常的同性恋’和‘性倒错’鲜明地分开是危险的，因为这界限是浮动的，超越个体本身（纪德本人就是证明）。所有区别在于程度的问题而非秉性。”^〔267〕

《哥利东》之后，纪德更多亲身参与同性恋诉求。他不顾朋友们劝他谨慎的建议，最终置身关于同性恋的论争中心。《伪币制造者》在1926年2月出版。该书描写了两个同性恋者，爱德华是一个好男色者，而罗贝尔·德·帕萨旺按照纪德的定义是“性倒错者”。两个男人争夺男孩奥利维耶·莫里尼埃的友谊，爱德华代表了纪德认为的所有同性恋者的品质，他亲切、谨慎，关心对心上人的教育和保护，他害怕被无忧无虑的渴求快感的少年抛弃。在他的追求中，他反倒受到孩子母亲的鼓励，她希望为儿子找一位可靠的引导者。男风在此取得最终的信任：“‘我明白了男孩们的纯洁是多么不定，然而看起来又保持得很好。而且，我不认为最贞洁男孩以后会是最好的丈夫。而且，唉，也不是最忠诚的’，她苦笑着补充说道。‘他们父亲的例子使我希望儿子们具有其他的品德。但我担心他们放纵或者有什么堕落关系。奥利维耶很容易被教唆。您必须用心拉住他。我认为您会为了他好。他只依恋您。’”^〔268〕但对唯一一次提到爱德华和奥利维耶之间的性关系只是简化成两行，再次表现出某种清教徒的隐忍：“‘在你身边，我快乐得不想睡去。’他直到早晨都不让我离开他。”^〔269〕对这本书的评论更丰富，触动了发行量大的报刊。毁誉参半，著作的文学品质被注意到，但同性恋人物被认为太多。有些人开始怀疑性倒错是纪德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偏执。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本书是闷人的，很难有大的影响，但另一些人却担心读者的反应。保罗·苏代在《时代》（1926年2月4日）概括了这种整体感觉：“噢！书里的用词并不露骨。一切都很谨慎，经过掩饰，一个天真的读者可能根本不明白谈的是什么。但这太明显了。真的，这已经变得无可忍受了，尤其这种严肃的、干瘪的多愁善感。这种绕弯子多么可笑！我们别谈什么古人了吧！风俗已经改变！而且我们已经受够了，超过了限度。”这篇文章引起《边缘》杂志一次关于“文学中的同性恋”的调查，调查结果在1926年3月15日发表。杂志编委会制定一份文卷发给几个作家。主要向他们提问是否“对同性恋的关注在1914-1918年战争后发展起来”，是否同性恋人物在文学中的引入可能对风俗和艺术带来不良后果。多数作者同意同性恋文学从战后发展起来，尽管有些人如米歇尔·佩回忆起在世纪初女同性恋文学传播很广。对于一些人如热拉尔·博埃而言：“马塞尔·普鲁斯特就像是这个小部族的弥赛亚，利用一种天才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另一些人质疑心理分析。对于另外的一些人，文学只再现社会的演进。比如亨利·巴比塞就在同性恋文学的发展中看到社会退化的证明，将之归入“知识分子堕落群体”。他呼吁青年民众纯净自己的心灵。安德烈·比利声讨“因战争引起的神经衰竭，所有体育运动，所有当代艺术中的用脑过度”。夏尔·德雷纳从中只看到浅薄和“嬉闹”，甚至他认为对性倒错者判“鞭笞和强制劳动”。对于克莱芒·沃特尔这仅能“让布尔乔亚吃惊”。事实上，许多人认为危险不足道，他们满足于叹叹气或者嘲笑同行。让·卡苏对这个问题未表现任何兴趣，安德烈·比利和皮埃尔·博纳尔迪认为应该让人们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很谨慎，解释说自己既不反对也不宽容。安布鲁瓦兹·沃拉尔作为好天主徒不读这类作品，莱昂·韦尔特厌恶这一切，也选择弃权。但是存在一些狂热分子决意要铲除祸害，依靠审查制度，甚至是焚书，夏尔·德雷纳断言：“我未能注意到同性恋在文学中的发展，因为所有与此相关的书都立刻被我毁掉。”罗伯特·朗多也要求阻止同性恋者扩散“他们特殊文学的细菌”。另一些人，如夏尔－亨利·伊尔什主张医生和立法者联合起来扑灭“这种让人厌恶的变态”。卡米耶·莫克莱尔惊呼：“想象一下男人之间的性行为，试试别呕吐出来！”他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得出结论，无意中揭示出公众舆论在同性恋者与外国人、叛国和国家威胁间建立的联系：“我们已经忘记了德国佬，我们还会忘记这些鸡奸者。”乔治·莫尔维尔呼吁回归秩序和民族复兴：“当法国重新回到应该的样子——靠一个人和一根棍棒的统治，这些坏风俗会自己消失。”他补充说：“‘男人主法律，但女人主风俗’，拉布吕耶尔说过。有一天当健康而勇敢的法兰西妇女把招眼的娘娘腔和卖弄的兔儿爷从沙龙里驱逐，抽一耳光，风俗会立刻改变。而男人将会主法律。”讽刺杂志《奇想》1926年4月15日出版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了论战的新意。谴责仍然不可避免：“我们受够了屁精文学。”

纪德1926年10月出版《只要种子不死》，跨越了揭示自身同性恋的最后一步。他致信给批评家埃德蒙·戈斯为自己的态度辩解：“亲爱的朋友，我讨厌谎言。我无法赞同这种约定俗成的伪装，系统地乔装X的、Y的和其他人的作品。我写作这本书是为‘开个先例’，作一个坦承的榜样，启发一些人，安抚另一些，迫使舆论认识所不知的或者不顾对心理学、伦理、艺术和社会的损害而假装无知的东西。我之所以写作这本书是因为我甘愿被仇视也不愿因做我所不是的人而被爱戴。”^〔270〕《只要种子不死》构成可贵的见证。在这本书中，纪德坦承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他分析了自己的历程，对同性恋的觉醒。虽然纪德似乎有时会为自己缺陷抱歉，但另一些时候却为此自豪，以用艳史来震惊读者为乐。这部自传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他的历程，他在同性恋道路上缓慢的进展。他回顾了在中学时最初的情感骚动，他的特异性的突然显现：“我与其他人不同！我与其他人不同！”^〔271〕他向母亲承认。但是他是在突尼斯与阿拉伯男孩阿里和阿特曼有了最早的鸡奸经历：“在这称为罪恶的门槛上，我可曾犹豫？没有，如果艳遇是以我的美德战胜结束我会很失望，我蔑视德行，感到厌恶。”^〔272〕因为屈服于肉体的召唤，纪德偏离了清教徒的教育，放纵于异教价值。因为一心要说明同性恋不是一种负担，他用田园诗的方式展示他的艳遇。他的诱惑企图总获成功，尤其在北非，他的伴侣们的驯顺引人遐思。纪德的情节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梦幻世界里发展，他的同性恋欲望总被人领会、预见、满足，没有任何障碍拦路，除了自己的顾虑。报界对《只要种子不死》的反应是温和的。几位批评家赞扬纪德的勇气和真诚，但另一些人，如苏代和古尔蒙指责他袒露私生活。亨利·德·雷尼耶在《费加罗报》上的评论是不利的。对安德烈·纪德的攻击在弗朗索瓦·波尔谢的《不敢言明的爱情》（1927）出版后重新开始。皮埃尔·利埃夫尔在《诊疗床》1927年7-8月刊上发表的文章是导火线：“我们将纪德的作品归入这类因目的而败坏其整体乃至源头的东西。这是一种大家已不愿喝的饮料，因为它的回味恶劣。浪漫晚餐最后的犯罪警告使人忘记所有先前得到的享受，因为你们被下了毒，先生们。正是这种变态的乐趣，加上对儿童的贪恋——对此我们不用希腊语学名称呼，使他对败坏的男童、小偷、偷猎者、杀人犯、骗子、盗窃犯和其他伪币制造者充满宽容，他恭维他们的恶劣习性，这一诲淫的和腐朽的群体充斥他的作品像一个罪恶天使大合唱。”

虽然他的小说为同性恋辩解，而且《哥利东》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之书，但如果声言纪德从事斗争活动是错误的。他的言论是一个知识分子从一定高度为自己的特异辩护。他论证的最终目的是说明同性恋是合理的，应该得到宽容，而且同性恋者是独特个体，他选择自己的道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高于他人。当然，纪德有理由对当代人的缺乏勇气而愤怒，他们留下他在第一线孤身奋战：“X和T到处说他们已假装够了，他们今后决心坦率说话，无视公众舆论，破釜沉舟云云。但他们不破也不沉，他们都留着。他们吹嘘的勇气是廉价的，不破费他们的所有。而且，在他们给我们的新书中，他们注意自己的‘表白’的隐蔽，只有有心的读者才能读出含义。因而他们如果以后要重皈正道或竞选院士根本无需收回前言。”^〔273〕但是他自己从来未能消除犯罪感，在他向罗杰·马丁·迪·加尔的告白中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他向他坦承自己是世代清教徒的产儿，并总结说：“我为他们付出代价，我是对他们的惩罚。”^〔274〕

《性倒错》，同性恋刊物的孤立企图

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没有形成任何同性恋运动。但是，一份同性恋刊物创办，昙花一现，它以德国为样本。这并非法国的首家同性恋刊物。1909年，马克－安德烈·拉法洛维奇和雅克·德·阿德尔斯瓦德－费森已经创办了《阿加德谟》（Akademos）。^〔275〕

《性倒错》（Inversion）杂志是由居斯塔夫·贝利亚和加斯东·莱斯特拉德于1924年创办。贝利亚生于1896年，是独身的办公室职员。莱斯特拉德生于1898年，邮局职员，与一个织毯匠24岁的瑞士人阿道夫·察恩德一同生活。但首先应注意到，这是从边缘自发的，与巴黎的同性恋群体无关。杂志既没有文艺为依靠，也不传播医学。当然杂志也受时兴的理论的影响，但并非同性恋专门团体的机关报。实际上，这份唯一的法国同性恋刊物是无名者的作品，不享受任何外部的援助。杂志在布甘维尔街1号匿名出版。价格很高，1.5法郎，是豪华杂志，面向有限读者。杂志在报亭有售，但也可以订阅，用隐蔽信封接收。在被禁止前只出版了5期《性倒错》。首刊于1924年11月15日出版。《性倒错》宣言“不是作为一份同性恋的杂志，而是为了同性恋所享的杂志”，“我们想要向性倒错者呼喊他们是正常和健康的，他们有权利享受人生，对于异性恋者创造的约束他们的印象和感受、压制他们的欲望、克服他们激情的道德，他们毫无亏欠。”各位与同性恋者圈子接近的作者参与了杂志工作，比如同体论的“理论家”卡米耶·施皮斯和作家阿克西洛斯，但没有任何头牌人物助阵。《性倒错》直接从希腊榜样得到启发，如同德国的《唯一者》一样对古人多有引述。杂志求助于德国运动，传播希尔施费尔德和德国性学家的科学发现。同德国的同性恋杂志一样，提供关于同性恋的多种主题的全貌。在第一期中，有一篇关于奥斯卡·王尔德案件的文章，一些医学文章，一篇关于鸽子的性倒错的文章，新闻剪报和传统的不起眼的小启事。启事从第二期就消失了。这一期宣布下期更名，从第三期起，杂志本应取名《同性恋》（Urania），比较不引人注意。但这一改动未能实现，因为对其有伤风化的调查已经开始。在第四期中，德国的影响非常明显，发表了一篇努玛·普雷托里乌斯关于德国同性恋的文章。还有一份对读者的调查：“《性倒错》杂志伤害风化了吗？依您看反对这份杂志的公开宣传是否构成对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桎梏？您对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看法如何？”几位名人回答，表达对同性恋宽容的看法，主要有苏珊·德·卡利亚斯（梅纳尔卡斯）、克罗德·卡安、亨利·马克斯、哈夫洛克·埃利斯、卡米耶·施皮斯和欧仁·阿尔芒的亲信乔治·皮奥什。杂志随后遭禁，但仍成功地以《友谊》为名出版了新的一期。其中主要可以读到阿道夫·布兰德和《唯一者》的合作者St Ch. 瓦尔德克的一篇文章。^〔276〕

杂志招致了竞争者的嘲讽。除了欧仁·阿尔芒的无政府主义刊物《界外》，其他报刊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幻梦》更是将《性倒错》当作靶子。以《让我们做法国人！妇女万岁，妈的！》，照例对“性倒错者”进行揭露，他们已经充斥各处。该杂志明确表示反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毒害”，要求回归法兰西的异性恋“传统”。^〔277〕《灯笼》则从中看到了德国印记。^〔278〕所以《性倒错》停刊并未引起多少骚动。威利在《第三性》中嘲讽地说到这种法国的不幸：“我并不惋惜《性倒错》停刊，他们太傻。但不管怎样必须了解公共秩序的要求：要么大家都平安无事，要么把所有罪犯一视同仁都抓起来。”^〔279〕

除了《性倒错》，我们找不到任何法国同性恋斗争的迹象。这种特异性当时已经有人觉察到，主要是德国的观察者。努玛·普雷托里乌斯（欧根·威廉的化名）在1922年《中间性别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法国的同性恋》中对这种特殊性作了长5页的论述。他推想法国的同性恋者少于德国，但他也强调了缺少反同性恋的法律和对女性的神化，他认为这是法国特色的。同样，威利在《第三性》中也注意到：“这一条款［第175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兔儿爷们觉醒并组织起来，作出牺牲的姿态，有所要求，甚至将不少异性恋争取到自己一边。”^〔280〕尽管在法国存在一种有组织的同性恋亚文化，但却没有斗争，法国同性恋者仍然是固执的个人主义。这当然是由于社会环境比邻国更为有利，但也是由于某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围绕同性恋的争论仍局限于文学领域，被视为与政论写作和社会论战不同的领域。言路的稀少解释了为何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会被看作同性恋事业的使者。谈论同性恋已经是一种斗争行动。然而，法国的同性恋知识分子并没有统一战线。普鲁斯特和纪德捍卫互相对立的假设，法国同性恋生活的另一个标志人物让·科克托明确表示反对纪德。^〔281〕非但没有为法国的同性恋者带来进步，同性恋名人的显著性构成一种缺陷，加强了把同性恋看作局限于感觉错乱的知识界和资产阶级精英的恶习的观念，使无名者的自发行动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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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同性恋运动的黄金时代？这一提法有其合理性。这一时期同性恋组织增加，德国的同性恋斗争到达顶峰。然而，成功应该相对地看。除了刊物和宣传册的丰富，议会的院外影响，他们仍然遭遇到主要领袖间的意见不一、误解和敌对，缺少共同的纲领，甚至是对同性恋一致的定义。排除了女同性恋者，她们在运动中的影响几乎没有，这是德国同性恋群体离心离德的又一证明。无疑应该能从这些分歧中找到斗争的政治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在性解放的背景下同性恋亚文化繁荣，而对权利的争取看起来只是次要的、令人生厌的和流于形式的。这种轻疏在魏玛时期无关紧要，但到1933年后却具有悲剧意义。然而，也不可以贬低这些对同性恋的组织和肯定的尝试。作为先驱者，这些运动永远是勇敢的、有气魄和充满生气的。它们证明了群体的急迫渴求，他们在欧洲首次成型，但也表现出主张的多样性。身份认同的选择可以通过反对的斗争，如同在德国，可以是颠覆性的融入，如同在英国的情况，也可以是法国享乐的个人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男女同性恋的自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