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模式教导对欧洲运动的影响

德国的榜样虽然特殊，却在欧洲和世界上得到反响，这主要是因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他致力于组建世界性的组织，目的是传播有关性学和精神病学的新知，教育民众，使“性少数”的权利得到发展。运动的成果虽然有限，却使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同性恋者意识觉醒，在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形成同性恋运动。但是，这些运动从未能影响群众，他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世界性改革联盟：同性恋国际？

从1921年起，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发起一系列世界性改革大会，最终组建了世界性改革联盟。^〔219〕这个组织集合了科学家、医生还有致力传播新知的知识分子。同性恋问题归属于标志着20年代的性解放的潮流，这一潮流集中了关心更好的性卫生的医生，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同时还要求承认女性性生活、离婚权、传播避孕手段和堕胎自由，还有一些心理分析师、教育工作者和各类理论工作者。医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说明了医生对性问题新取得的话语优先权。联盟的第一次大会1921年在柏林召开。选择德国首都意味着德国的各运动在性问题上担任前卫的角色。联盟日常的总部和刊物出版地点设在希尔施费尔德的性学会（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haft）。联盟的领导掌握在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由主席和另外5人组成。国际委员会由加入联盟的各国代表组成（每个国家最多3名）。指定了3名荣誉主席：希尔施费尔德、哈夫洛克·埃利斯、奥古斯特·福雷尔，这从总体上说明了运动的主张。威廉·赖希认为联盟包含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性学家和性改革者”^〔220〕和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和苏联的代表。的确，如果看一下1928年哥本哈根大会的国际委员会名单，会发现众多国家派出了代表，^〔221〕其中有许多名人。^〔222〕“任何在科学基础上为性改革工作的人”和“追随同样目标的联合会”都可以成为联盟成员。每个协会由一名会员代表。在全盛时期，联盟有13万名会员，分散不同的附属协会。联盟采用的决议由多数票决定。每个人拥有1票，协会每500人有1票，但不能超过5票。会费每年5先令，但如有可能，鼓励会员多交会费。联盟的刊物《性改革报》售价12先令（会员价9先令）。^〔223〕

第一次柏林大会时，几个发言人涉及了同性恋问题。^〔224〕H. C. 洛格博士（荷兰）作了“施泰纳赫对于假性同性恋问题研究的意义”的讲演。C. 米勒博士（德国）建立了“心理分析和性改革”的联系，他主要解释了因何第175条是有害的：“条款在社会和道德法上视其为非法。而同性恋行为本身对社会无害。对社会有害的过分行为可以独立于有伤风化的认识而单独受到刑事追究。”^〔225〕其他几位发言人，特别是库尔特·希勒在其“法律和性少数”中谈到废除第175条。他的发言以这句话结束：“第175条是这个世纪的耻辱。”联盟第二次大会1928年在哥本哈根举行。委员会当时有30名成员。这次大会明确规定了联盟的目标，修订了章程。联盟的目标由1928年7月3日大会最后通过的总决议表达出来：“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性改革大会号召立法团体、报界和各国人民来协助建立一种对男性和女性性生活的新的社会和法律态度（其基础为从性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得到的知识）。目前，众多男性和女性的幸福牺牲于错误的性规范、无知和不宽容。所以，迫切的是对许多性问题（妇女地位、婚姻、离婚、避孕、优生、婚姻能力、单身母亲和非法子女、卖淫、性反常、性犯罪、性教育……）以理智和不带偏见观点予以重新考量，并进行科学的对待。”联盟主要要求“男女政治、经济和性的平等”，“将婚姻（特别是离婚）从教会和国家的专制中解放出来”，“控制受孕，使生殖只在自愿时以必须的责任感来对待”，“通过实行优生知识改善人种”，“保护单身母亲和非法子女”，“以理性的态度看待性反常者，特别是男女同性恋者”，“预防卖淫和性病”；“性本能的困扰应适当看作病理现象，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当作犯罪、邪恶或罪过”；“只有侵害他人性权利的性行为才能视为犯罪；有负责能力的成人间的共同认可的性行为应当视为属于私人领域”；最后，“系统的性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到联盟的纲领是雄心勃勃的、详尽的和进步论的。这类似于一个立法大纲。性问题被看作一个专门领域，仅仅属于统治者、教会和公众舆论以外的科研人员的能力范围。普及和教育应该克服过时的行为、改变心理状态并开展立法的改变。同性恋问题在第6点里明确提及，隐约见于第9点。同性恋如果并不侵害他人的性权利，只属于私人空间，所以不能落入法律之手。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同性恋者被定义为反常的人，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害于改善其公众形象。在这种表述中无疑应该看到联盟中所代表的各种不同倾向的一种妥协的结果。

世界性改革联盟并不满足于发出良好愿望、表述观点和介绍关于性问题所取得的医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展。为了保证各条纲领的实施，联盟开展了多种活动。联盟章程列举由其领导各类行动。联盟应当通过“在赞成其观点的各国的组织和个人间充当联系纽带”，“传播有关性问题的科学知识”，“向阻挡理性看待这些问题的所有势力和偏见开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出版和鼓励出版针对科学基础上的性改革的技术和普及性的科研著作”，“刊行一份《国际性改革报》”，“通过讲座进行宣传”，“收集各个国家有关性问题的法律和统计材料”，“起草法律，协助有关性问题的立法建设”。我们看出，联盟采取的主要行动仍大致属于宣传和教育领域。作为知识和科学组织，它倾向思考甚于真实的行动。虽然由于其成员的知名度而对政府有切实的影响，而且通过出版物和讲座也能对改变公众舆论有所贡献，但是联盟仍是不落实地的。对统治者并没有直接压力（请愿、游行、新闻攻势……）。联盟是一个改良派的组织，与赖希的《性政治》（Sexpol）大不相同。尤其是联盟不采取实际措施，比如在避孕领域。但应该明确指出，联盟由许多协会组成，这些协会有基本的实践，面对个人日常的问题。联盟负有国际使命，却不具备相关行动必须的手段和组织。它更像是一个合作组织，为各性改革协会规定一个共同政策。

联盟第三次大会1929年在伦敦举行。就与会人数来说是一次巨大成功，有350名代表参加，而1928年哥本哈根大会只有70名代表。葡萄牙是唯一没有派出代表的欧洲国家。有几个发言说明同性恋问题在联盟内部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多拉·罗素认为“与会发言几乎都是为了宣传和影响公众舆论，而不是组织政治行动”。^〔226〕R. B. 克尔谈到“独身者的性权利”的根本主题。H. F. 鲁宾斯坦的发言名为《英国的性、新闻审查和公众舆论》，谈到拉德克利夫·霍尔因为《孤独之井》（1928）而被提起诉讼。他对内务部长威廉·乔恩森－希克斯爵士的言辞尤为严厉，他是判罚该书的起因：“在他的控制下，行政部门抱着明确的目的结起伙来拒绝对同性恋问题进行任何公众讨论。”^〔227〕乔治·艾夫斯在《禁忌的态度》中也强调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报界所起的作用：“还有某些形式的刑事追究不被报纸报道，多数正经女人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或宁愿不知道”，比如《晚报》就能证明这一点。拉德克利夫·霍尔诉讼案期间，《每日快讯》的观点如下：“在这世界上有些邪行，因为不能治疗而只好忍受，但要默默地忍受。”^〔228〕“禁忌”的问题似乎特别现实，因为伯特兰·罗素也分析了《关于性知识的禁忌》。他指出“对《孤独之井》的判罚揭示了新闻审查的另一面目，也即是说在英国对同性恋问题的任何形式的虚构创作都是不合法的”。^〔229〕最后，H. S. 沙利文在《过时的性文化和精神分裂》中探讨了同性恋与精神分裂的联系。

当第四次大会1930年在维也纳召开时，委员会有2000名成员。同性恋问题被多次谈到。弗里茨·维特尔斯在《性苦闷》中将德国同性恋的增长解释为德国妇女太过强大的道德的后果。^〔230〕恩斯特·托勒的《拘禁和同性恋》论述两者关系，而埃尔加·克恩的讲演关于《女子监狱中的生活困难》。西多尼·菲尔斯特探讨《单身女性问题》，赫尔曼·弗里施豪夫谈到《关于年幼性犯罪者的几个心理分析经验》。最后一次大会本应当1932年在莫斯科召开，但被取消，最终在布尔诺召开。预期193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大会没有举行，因为纳粹在德国掌权对组织造成致命打击。联盟的目标曾是以性改革的理性来战胜政府，但当欧洲面临经济衰退，眼见到法西斯的威胁日盛，联盟的这些首要关注都不再有意义。联盟最终于1935年在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死后由诺曼·海尔和伦巴赫博士解散。但是，联盟使新思想得以传播到许多国家，它成为一个论坛，人们在其中既可以讨论同性恋问题，也可以讨论避孕或离婚。联盟是改良主义的，却是进步论的，促进了精神状态的演进。联盟还表现出民族的首倡，使世界发现了德国运动的壮大。最主要的是联盟对英国同性恋运动起了决定性影响。

英国斗争的软弱

19世纪末，在英国有过几次边缘性的同性恋运动的尝试。1890年代，乔治·艾夫斯创建喀罗尼亚会，^〔231〕一个以组织同性恋者“抵抗”和推进改革的同性恋秘密团体。与艾夫斯一起的有劳伦斯·豪斯曼，他是卡彭特和王尔德的朋友，有蒙塔古·萨默斯，他是未来的《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同性恋小组委员会秘书长，还有约翰·甘布里尔、BSSP的财务秘书弗朗西斯·尼科尔森以及A. E. 豪斯曼，他是劳伦斯的弟弟，是大学教师兼诗人。这一首创行动不了了之。英国20年代同性恋斗争的特色是极其谨慎。除了其领导人物爱德华·卡彭特，鲜有标志性的人物。唯一的同性恋运动团体BSSP甘做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英国分部，行事谨慎，只取得有限成果。

爱德华·卡彭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同性恋者(www.xing528.com)

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无疑是19世纪末至30年代英国同性恋斗争的主导人物。^〔232〕卡彭特生于布莱顿一个富裕家庭。在其自传《我的生活和梦想》中，他自己将其一生分成四个部分。1844-1864年他生活在布莱顿，一个他“厌恶的，追求时尚的世界”；^〔233〕1864-1874年在剑桥；1874-1881年在英国北部做讲演；从1881年起，他将自己完全贡献给工人阶级和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但他也承认：“我可以将我对激情的男性关系的渴望追溯到最初的童年。但这种欲望那时无法表达，也根本没有机会表达。”^〔234〕

卡彭特的性改良主义从属于一个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更大背景。性问题在逻辑上从属于他的理性思辨：文明（由达到私人占有来定义）“将人类分化和腐败——将其从内部腐化，破坏其天性的同一性”。^〔235〕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必须恢复人类真正的天性，将对身体和性重新置于人类关切的中心。1880年代，卡彭特首先因其保卫女权和在设菲尔德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作用而引人注意。1890年起，因为个人原因（他和乔治·梅里尔的关系开始于1891年）和政治原因，性问题成为他的优先问题。他与印度智者“格纳尼”的相遇使他发现印度教对性问题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他想使人了解这些。1894年，他在曼彻斯特劳动出版社发表三篇杂文《性爱》、《女性》和《婚姻》。1896年出版了《爱的成年》，包括关于“中间的性别”一章。这本书受到王尔德案件的株连，停止销售。1902年，他出版了《伊奥拉乌斯：友谊文集》，收集关于同性爱的杂文；1908年《中间的性》；1912年《原始部落人中的中间性类型》。还可以加入几篇关于沃尔特·惠特曼和雪莱的杂文。

卡彭特在其理论建设上受到他的朋友哈夫洛克·埃利斯和性学家如奥托·魏宁格尔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著作的影响。从拉马克进化哲学、印度玄学和沃尔特·惠特曼诗歌中吸收的多种观念叠加在一起。虽然这些著作今天看来有时代局限，但应该看到在当时都是非常时新的。卡彭特是要求性风俗解放的第一人，他影响了几代读者。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的创意是将性与生殖区别开来。同样，感觉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对生理快感和性的平反对于把爱从羞耻中解放出来至关重要。他在《中间的性》中表述其同性恋理论。他利用了乌尔里希的命题（“女性的灵魂困于男性的肉体”），否定退化的看法。同其他人一样，他试图将同性恋分成几类。他分离出极端种类（“女疯子”、“假男人”），认为他们不代表“正常”的性倒错者，“正常”的在外表上无法辨认，而其特征为高度的敏感、情绪复杂化（男性）、爱好条理、组织意识（女性）。同性恋可能是各个级别的，但都是本能的、先天的、不可根除的。对他来说，“习得性”同性恋的仅有案例是因为好奇心驱使、淫乱和缺乏女性。但对他而言，双性恋将成为新社会的规范。他还努力证明同性恋者是民族的正面力量，他强调他们在某些行业中的作用，比如发明家、教师和艺术家。卡彭特显示出对女性性问题的局限性。他确信两性的分工是男女两性在生物学上的差别造成的；较之男性，女性更原始，更感性，更本能，更接近自然。尽管如此，他为女性的社会和经济独立辩护，要求改革婚姻，进行生育控制。

如果他仅仅作为理论家，卡彭特的影响不会如此之大。他之所以成为如此多同性恋者的榜样、“先知”，是因为他实践了他所写的东西。实际上，他的私生活与他的著述有密切关系。对爱情关系的恒久追求使他得到完全满足，但在很多年中他苦于一种挫折感。经历了与一些手工艺人和社会主义者（乔治·哈金、乔治·亚当斯、鲍勃·缪尔海德和詹姆斯·布朗）的尝试之后，1890年在一节火车厢里他结识了乔治·梅里尔。他们再没有分开。梅里尔20岁，在设菲尔德的工人家庭中长大。他在性方面自信、解放，但他的举止和有些粗俗的语言让卡彭特的朋友们震惊。除了卡彭特有些家长作风，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真诚的感情之上。数年之后，梅里尔到梅尔索普的卡彭特的产业定居。两个同性恋者公开生活在一起的情景不大能被人接受，即使是他们的朋友，梅尔索普也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同性恋者的天堂。这处产业变成各类同性恋运动的朝圣地，工人、进步论者试图使卡彭特归顺他们的事业。他们一律热情接待，不论是名人如戈尔德斯沃希·洛斯·迪金森，一些政界朋友如伊迪斯·李斯和奥里夫·施赖纳，还是寻求指导的封闭的同性恋者。时时有丑闻的危险，卡彭特必须注意自己的名声。1909年，他受到自由和财产权保卫联盟成员清教徒M. D. 奥布赖恩的攻击，后者出版题为《社会主义和丑行：同性恋或伙伴爱的暴露：致社会主义先知的一封公开信》。他揭露存在着意图破坏道德基础的惠特曼党的国际阴谋。^〔236〕

卡彭特的影响是可观的，因为传播甚广。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作品中可以找到痕迹，他们将个人关系置于关注中心，这体现在E. M. 福斯特的同性恋小说《莫里斯》的意旨中，甚至在D. H. 劳伦斯的作品里。罗伯特·格雷夫斯从卡尔特豪斯给卡彭特去信，坦承《伊奥拉乌斯》和《中间的性》使他明白了自己真正的天性。他的影响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对女权主义，甚至在国外都同样重大。^〔237〕最终，卡彭特于1914年被任命为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主席。

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羞怯的改良主义

卡彭特参加了20年代英国唯一的同性恋运动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是1914年由喀罗尼亚会的前会员组建的。劳伦斯·豪斯曼被任命为主席，爱德华·卡彭特被任命为终身名誉主席。中性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团体谨慎的愿望。BSSP没有作为同性恋协会而引人注目，而是力求隐蔽对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的隶属，甚至隐藏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对学会的发起占重要位置。1912年，他创立WhK在英国的分部，第二年来到在伦敦举行的第14届国际医学大会作演讲。他展示证明“中间性别”存在的多种男性和女性的挂图和照片。这次讲演对许多与会医生是一次启悟，因为性问题尤其同性恋问题那时很少得到研究。正是为了部分地弥补这种无知才创立了BSSP。

学会在一份出版物《政策和原则》中界定了其行动和目标。从中可以得知，学会的任务是“对于与性心理有关的问题从医学、法学和社会学方面进行研究”。^〔238〕即对公众进行关于性问题的教育，因而为必须的改革打通道路。由三个工作组组成：第一组负责性教育，第二组负责性倒错，第三组负责异性恋问题。建立一个私立图书馆供学会会员使用，在图书馆内设一个分组委员会，尝试获得大英图书馆内“私人事务”目录，其中包括因为性问题被排除在普通阅览之外的图书清单。对广大公众开放的讨论在20年代每月进行，许多讲演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共17种）。谈论到不同的主题，但关注的中心仍然是同性恋研究。在第一本小册子中，同性恋问题已经明确提出，质疑了社会、政府和医学界采取的保守态度，他们在多数时间拒绝谈论这一主题。第二册宣布BSSP对同性恋问题的参与，还发表了希尔施费尔德的著名文章《人民对于第三性应该知道些什么？》的节略本。英文版叫做《性倒错的社会问题》，要求对于同性恋的社会和法律态度自由化：“流传的一个德国小册子要求修改法律和刑法第175条。我们不认为英国已经准备好提出同样要求，因为在法律修改之前，同性恋必须得到更好的理解。所以，我们的目标首先是讨论并阐明这一问题。”^〔239〕几本小册子针对同性恋问题。^〔240〕一个特别分组委员会建立，有多位人士发表讲演。比如艾夫斯作了《希腊－罗马的青年观》和《少年的境况》的讲演。

BSSP有怎样的影响呢？1920年7月，学会有234名会员，这似乎是其平均人数。40-50人能够参加会议，小册子发行很广。但似乎学会成功地影响了广大公众，其影响主要表现在知识界。萧伯纳、E. M. 福斯特、莫里斯·伊登和希德·保罗（“独立劳动党”和共产党内控制生育的捍卫者）、维维安·荷兰（奥斯卡·王尔德的儿子）、剧作家哈里·葛兰维尔－巴克是学会会员。拉德克里夫·霍尔、尤娜·特卢布里奇、伯特兰·罗素和多拉·罗素也与学会关系密切。^〔241〕学会与国外保持联系，除了与希尔施费尔德及其同事，还有美国的玛格丽特·桑格，芝加哥的人权协会和法国性学会。俄国女权主义者亚历山德拉·科伦泰是20年代BSSP荣誉委员会成员。BSSP的成绩平平，其可贵之处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讨论同性恋问题，领导持续的行动，在这一领域对社会进行教育。但学会没有什么实际的成果可以夸耀。BSSP倾向改良主义的言论胜于激进言论，因此而排除了斗争行动。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同意杰弗里·威克斯的意见：“直到30年代初，学会是英国唯一关注同性恋问题的组织——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