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模式：群体性和斗争性-欧洲同性恋史

作为同性恋斗争的摇篮和欧洲其他运动的组织榜样，德国在同性恋运动的产生中占有特别地位。大约从1890年起，德国的同性恋者试图引起公众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他们主要集中努力于废除刑法第175条，这一条款判罚男性的同性恋行为。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身份认同斗争的先驱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158〕（Magnus Hirschfeld）1868年5月14日生于波罗地海边的科尔贝格，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他在慕尼黑和柏林学医后去美国和北非游历，在马格德堡随后在柏林定居，住在夏洛滕堡区。他的一个同性恋的亲戚在婚前自杀，这使他开始关注同性恋问题。这个课题当时很时髦，希尔施费尔德加入自由行医的行列，要求对同性恋加以科学治疗并废除刑事控诉。他提出一套复杂的同性恋成因理论，他认为这是先天的，可以归纳为简单公式：“一个女性的灵魂囚禁于一个男性的身体。”根据这一理论，存在着一些“雌雄之间的性级”，一套对人类根据从雌雄同体到雌雄间性的不同等级的精细划分。希尔施费尔德关于这一课题的第一本著作发表于1896年，化名Th. 拉明发表《萨芙和苏格拉底》。后续发表另外30种。希尔施费尔德关于同性恋的理论主要表述于其巨著《男子和女子的同性恋》，这本1000多页的纪念碑式的著作论述了同性恋名下的所有形式。依据了大量的材料，许多自己阅读结果和积累起来的见证，此外他还加入了行医时顾客的资料，还有他分发的问卷。调查主要是在工人阶层中。《柏林的同性恋者》（1908）和《从过去到现在》（1923）可算是对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历史描述。另外，《一个性学家的世界漫游》（1933）使他得以对比不同国家的性实践和性观念。但希尔施费尔德不满足于做一个同性恋理论家，他是第一次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创立者。

WhK的开端（1897-1914）

1897年5月14日，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在柏林创建，发起人有医生、精神病学家、性学家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有编辑马克斯·施波尔，有公务员、法学家爱德华·奥贝格和前军官弗朗茨·约瑟夫·冯·比洛。这是同性恋运动史上的奠基事件，因为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保卫同性恋者权利的组织创立。组织宣布在政治上独立。委员会的目标^〔159〕分为几级：首先是取得废除第175条，随后是就同性恋问题对公众舆论进行宣传，最后是引导同性恋者保卫自己的权利。为此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WhK是一项合理的和有效的事业，采用媒体行动的现代手段，在主导机构周围作为压力集团来起作用。

为了废除第175条，希尔施费尔德于1897年发起请愿，他希望争取最多的有影响的人签名。这次请愿要求废除反同性恋条款，但使用暴力、骚扰公共秩序或行为涉及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时除外。他很快就征集到600个签名，有些是至今有名的人物：艺术家有赫尔曼·海塞、托马斯·曼、赖纳·玛利亚·里尔克、斯特凡·茨威格、卢·安德里亚斯·萨洛美、卡尔·雅斯贝斯、格奥尔格·格罗茨、格哈德·豪普特曼、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政治家有鲁道夫·希法亭、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学家有马克斯·谢勒和弗朗茨·奥本海默，性学家有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神学家有马丁·布伯，科学家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些外籍人士如埃米尔·左拉和列夫·托尔斯泰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一些身居高位的同性恋者如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却拒绝签名。1914年，请愿书汇集3000名医生、750名大学教授和另外1000人的姓名。请愿也不是全无结果。希尔施费尔德引起几位左翼政客对他事业的关注。1898年1月13日，奥古斯特·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议会发表演说并会合其他议员签名支持请愿。希尔施费尔德认为受到国家司法部长鲁道夫·阿诺德·尼巴丁接见是一个巨大成功。部长当时对他说：“政府不会干预，直到公众了解你们的请求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性或科学的某种异想天开。你们应该教育公众，使他们理解如果政府废除条款会有什么意义。”^〔160〕委员会加强了攻势，向天主教神甫、向国家议会成员、向行政官员、向市镇长和法官发出信函。1905年第175条的问题提交帝国议会，倍倍尔和阿道夫·梯勒请求将之废除，论据是根据希尔施费尔德的研究6％的人口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而成千的德国人受到敲诈者的威胁。自由派和保守派以道德秩序和德国人民的生命力的名义互相对立。法律仍然没有修改。在这个时候，WhK已经聚集了408名会员。

希尔施费尔德同时开展了其他活动：举办国际会议传播同性恋知识，出版关于同性恋的杂志和小册子，向负责修改德国刑法的委员会投递宣传册，同样也寄送国外和各公众图书馆。关于同性恋的资讯分几个层面，有医学方面的，但也有法律、历史、人类学、文学、论战、科研的内容。1901年他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民对第三性应该知道些什么？》（Was soll das Volk vom dritten Geschlecht wissen?）的小册子。该书连版19次，印发超过50000册。书中有同性恋名人的名单，附加同性恋者的道德保证，他们融入社会的愿望，对规则的遵守。用词刻意追求平和，实际上是同性恋合法化的第一次尝试，希尔施费尔德并不愿意做出挑战的姿态。WhK的出版物一直小心不去否定现存的道德。“触犯教会领地将是背离我们初衷的”，他在《中间性别年鉴》（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上写道。^〔161〕

希尔施费尔德发起了新异的研究。他注意收集关于同性恋的所有可能的信息，特别是在1903年对夏洛滕堡的大学生和柏林的炼钢工人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放了8000多份问卷，^〔162〕包含关于性实践的一些具体问题。答卷的大学生中1.5％宣称被同性吸引，4.5％自称双性恋。在工人中，1.15％自称同性恋，3.19％自称双性恋。希尔施费尔德从调查中总结出人口的2.2％为同性恋者，3.2％为双性恋者。即便这次研究工作有值得批评之处（取样不具备全民代表性），却标志着同性恋研究新的社会学方法。原籍普勒岑希的新教牧师威廉·菲利普斯控告他“传播淫秽文字”以及对同为控方的六名大学生进行毁谤。希尔施费尔德援引了多起同性恋者自杀案例，其中之一在夏洛滕堡的工科学校，他强调资讯和同情的必要性。他最终被判罚200马克，法院否定关于淫秽的控状。

奥伊伦堡事件是对WhK的一次严重打击，使委员会失去大部分财政支持。1910年新的刑法修订草案建议将对同性恋行为的判罚扩展到女同性恋，证明了制度对同性恋问题的强硬。女权主义者作出反应，组织集会并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废除法令。海伦尼·施特克尔的保卫母亲和性改革联盟（Bund für Mutterschutz und Sexualreform）在1911年2月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同举行集会。直到此前，女同性恋者在委员会内部一直不在前列，这反映出斗争与法律压力的本质联系。在1912年的大选中，WhK站在支持同性恋事业的政党一边。委员会在某些报纸发表号外，我们可以读到：“参加议会选举！第三性！想想吧！在帝国议会，1905年5月31日，中央委员、保守派和经济联盟宣布反对你们，而左翼的演讲者支持你们！所以投票吧！”^〔163〕这些提醒因每次选举而更替，WhK不断在会员中培养政治意识。^〔164〕

WhK的巅峰和衰落（1919-1933）

德国战败后，委员会重新找回同性恋权利斗争的前沿位置，拥护制度的改变。1919年对希尔施费尔德是关键一年，他在柏林建立了“性学会”（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他向冯·赫兹费尔特亲王买下泽尔滕10号的建筑。在门口，一个标牌迎接来访者：“献给痛与爱”（Dolori et Amori Sacrum）。WhK的口号则是：“由科学而达到公正”（Per Scientam ad Justiciam）。学会有两大方针。首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汇集关于同性恋的所有现存资料；另外包括一家图书馆和一家博物馆。这里同时是一个所有寻求医疗帮助的同性恋者的接待中心，或者只是为了见到一些朋友^〔165〕。开幕式在1919年1月1日举行，选择一些医生、科学家和政治家列席。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发表演说，称学会是“德国和世界上第一个和唯一的这类机构”。另外他强调了政治上的归属：“我们的学会可以确切地称作革命的孩子。”^〔166〕这所机构很快扬名国外，吸引了医生、性学家、知识界和记者的注意。安德烈·纪德、爱德华·布尔代、勒内·克勒韦尔、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都访问过这里。在当时的文学中可找到诸多相关描述，这里成为对柏林有一定了解的游客的必经之地。外交官安布鲁瓦兹·戈在其《赤裸的德国》（1923）中、记者路易－夏尔·鲁瓦耶在《爱在德国》（1936）中为法国读者对学会作了很长的描述。鲁瓦耶由希尔施费尔德的助手亚伯拉罕博士接待，后者让他填写一份48页的《生物心理学问卷》。在楼梯侧面是摄影展览。博物馆中有著名的性倒错者和易装癖的画像和照片。橱窗中展示的材料与个案相关：恋物癖、虐待狂、连体孪生、雌雄同体等等。在希尔施费尔德自己的工作间里挂着爱翁（Eon）骑士肖像（本名夏尔·德·博蒙，喜着女装）。鲁瓦耶列席了几次谈话，他还遇到两名请求做阉割手术的恋童癖。

WhK的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中间性别年鉴》，1899-1923年间定期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份致力于科学研究同性恋行为的报刊。其中既有医学文章也有社会学研究，有WhK的行动报告，也有同性恋问题研究述评，同性恋名人传记和关于性倒错的文学随笔。《年鉴》还对“性学会”的活动发布年报。比如，1919-1920年间施与18000次问诊，总共诊疗3500人（三分之二为男性），其中30％为同性恋者。从1923年起，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中间性别年鉴》停刊。1926年由《WhK通报》代替，一直刊行到1933年。

在20年代，希尔施费尔德四处旅行，频繁在德国和国外做讲座，不懈地传播他对于第三性的观点，为确立同性恋权利进行斗争。1922年的一轮讲座，他到达荷兰、维也纳和布拉格。1930年，他赴美国和中国演讲。1932年周游欧洲，主要在瑞士和法国作报告。同样，他不懈地继续为废除第175条斗争，强调敲诈的危险。希尔施费尔德例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一名受害者在数年内付出242000马克，一个慕尼黑人付出545000马克。^〔167〕有些受害者为了避免家族名誉受损而自杀。^〔168〕为了警醒公众舆论对此问题的关注，WhK使用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工具。希尔施费尔德促使了第一部同性恋斗争影片的拍摄，即《与众不同》（Anders als die Andern）。影片是应制片人兼导演理查德·奥斯瓦尔德的要求拍摄，他是社会教育电影的专家。在电影公映前，1919年5月24日的首映针对报界，地点在柏林的阿波罗剧院。主要角色保罗·克尔纳由康拉德·法伊特扮演，他后来在《卡里加里医生诊所》中担任主角。^〔169〕这部情节剧的剧情是有教育意义的。著名的同性恋提琴家不能自由享受爱情。他被敲诈者骚扰，最终被出卖给警方。名誉扫地后，他自杀身亡。影片的伦理意义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阐明，他在其中扮演宽容的医生，呼吁废除第175条，要求社会给予同性恋者更大的宽容，因为他们并不能为自己的境况负责。不出所料，影片引起一次大论战。他受到一些报纸的赞誉，强调他的严肃性和角色分配的合理。但是也引发了来自卫道士的攻击，比如一些反犹团体。1919年7月17日，在柏林公主剧院举行了专场放映，针对科学家、作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希尔施费尔德收到来自名人和普通人的许多来信，表示对电影的支持，或者相反表示他们的愤怒。事实上，电影在民众中取得巨大成功，但是放映过程中重复出现的几次事件促使警方在一些城市如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禁演。同年10月起，影片仅限对医生和科研机构放映。尽管采用这种限制，影片仍然是同性恋斗争中的一个主要事件。影片在德国广泛的传播使之成为同性恋宣传的一个重要载体，有助于向公众舆论宣传一种残酷的不公正的存在。

WhK同样也为了修改第297条而积极斗争，这一条有关男性卖淫，而且新的法律草案预期将判罚提高到7年强制劳动。主要由共产党人理查德·林泽特出版的小册子《297条，男子间的淫乱》（1929）收集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手证据。除了一份关于德国男性卖淫状况的详尽文件，^〔170〕其中还有修改刑法的呼吁，发自海因里希和克劳斯·曼以及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等人。WhK继续在议会的院外施加影响。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拥护任命社会党人奥托·兰兹贝格为新的司法部长，向他致贺信附带一份请愿书。^〔171〕他请求召集刑法改革的新委员会，要求不仅由法学家构成，还应有医生、性学家和犯罪学专家参与。兰兹贝格向他保证自己的良好意愿，但1919年的新法案仍然判罚同性恋者。随后的每位新司法部长都收到WhK附带宣传册的信。^〔172〕国家议会的议员们也同样收到要求废除该条款并科学解释同性恋起源的论文。比如在1924年选举时，WhK寄给议员们一份论文，内容为德国关于同性恋的法律的历史，提请他们注意有众多名人签署请愿书。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强调指出德国同性恋者代表着100-150万人，即大约10万选民，他们的投票根据对第175条的立场。所以WhK要求各政党对这一问题公开表态。

这些施压手段成果微小，WhK寻求与其他德国同性恋运动联合行动来扩大影响。1922年，希尔施费尔德的亲密合作者、作家兼法学家库尔特·希勒发表《第175条：世纪耻辱！》，他在这篇激烈的论战文章中对议员们提出质疑。据他看来，至今没有任何政党明确地保护同性恋者。希勒特别提请社会民主党（SPD）将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加入下届选举名单。这一要求并无下文。事实上，有一段时间WhK有意成立一个同性恋者的全国党派，参加选举以便保卫“第三性”的权利。这一企图落空了，希尔施费尔德于1927年苦涩地分析道：“我们并不愿意争论这些企图的正确和最终成功的让人渴望，应该强调的是企图创立同性恋者‘群众组织’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为了互相保护，同性恋者不得不结成某种‘黑社会’，有各种秘密暗语和安排。除了某些未成年团体，同性恋者几乎完全缺乏团结互助精神。事实上，人类群体中找不出另一个比他们更不具备组织起来确保自己基本权益的能力。”^〔173〕为了加强影响，WhK从1919年起也曾试图统一德国各同性恋运动。1920年8月30日，在库尔特·希勒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主要集合了WhK、唯一者联盟（Gemeinschaft der Eigenen）和德国友谊联合会（Deutscher Freundschaftsverband），以便组织反对第175条的斗争。对此关注的人被邀请向律师瓦尔特·尼曼捐赠，为此在德意志银行开了一个专门账户。1921年，希勒向所有德国同性恋者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团结起来为申明自己的权利斗争：“同性恋者的解放只能由同性恋者自己来做。”行动委员会重新发出WhK从前的请愿书，撰写新的宣传册，向国会议员们大量投递。同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新的司法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提交新草案，其中成人间互相同意的同性恋行为不被判罚。拉德布鲁赫本人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而且他在就任两个月后于1921年12月接见了WhK的代表团。但是，由于政治的不稳定，拉德布鲁赫的草案并无结果。行动委员会也面临来自内部的压力。德国友谊联合会，即此后的人权联盟（Bund für Menschenrecht），由新的主编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领导，他的激进立场导致他们相继退出“唯一者联盟”和WhK。

面对失败，希勒寻求异性恋性改革运动的合作。1925年关于刑法性问题改革联盟（Kartell für die Reform des Sexualstrafrechts）成立。除WhK以外，联盟还聚集了五个其他组织。^〔174〕1927年为反对新法案维持对同性恋的镇压，库尔特·希勒以个人权利为名起草了一个反对案，^〔175〕引起了报界激烈论战，成功将废除第175条的问题摆在公众面前。^〔176〕联盟同时还要求妇女的平等，婚姻的法律自由化，传播避孕方法和修订堕胎法。再一次，同性恋者的要求湮没在整体社会要求中间。团体未能确立自己作为有资格的谈判者的地位。1929年对同性恋免罪的附加条款引起WhK的愤怒。^〔177〕从这时起，WhK日渐分化，逐渐失去影响力。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行为引起越来越多会员尤其是他的老朋友理查德·林泽特的批评，他不得已而辞职。他开始了新一轮游历，成为他的著作《一个性学家的世界漫游》的基础，该书1933年在瑞士出版。在WhK存在的最后三年中，其影响只限于内部。从1930年起，经济危机打击德国，政治压力上升，对同性恋的要求构成不利环境。^〔178〕由于失去领袖，WhK并没有真正的政治作为。在这一时期，没有发出任何倡议。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行动总结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因为他的知名度和先驱者的角色成为攻击和辱骂的中心。作为德国同性恋的象征，他的名字尽人皆知。他是同性恋斗士的典型，但同时也是医学对性问题取得新权威的象征，他涉足各个领域，常常激怒别人。

WhK最重要的活动是在世纪之初。战争之后，它一直未能恢复开始时的影响。1922年5月15日，WhK举行二十五周年庆典，由《中间性别年鉴》出版纪念册。值此时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对自己的行动作了临时总结。他认为WhK的任务一直都是“召集、调查和教育”。运动没有辜负这一使命，而且将不懈地继续宣传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种子，会结出果实，但还未到成熟收获，丰收和休息的季节还没有来临。”^〔179〕五年以后的1927年，在庆祝三十周年时，报界主要是左派报纸报道了庆祝会，指出了运动完成的功绩。^〔180〕《前进》（Vortwärts）1927年5月14日文章虽然多有褒词，但也指出WhK的一个根本失败：尽管施加了许多影响，却没有能力使同性恋免罪。实际上，委员会的失败主要是政治性的。由于想要超离各党派之外，希尔施费尔德保证了其组织的独立性，但却排除了在议会中得到真正的支持。WhK的非政治化是相对的。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热情地迎接1918年革命，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员，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库尔特·希勒（1885-1972）于1908年参加WhK，他属于革命的和平主义团体，是《目标》（1916-1924）的报社编辑。他们两人都是反布尔什维克的。WhK的另一位领袖理查德·林泽特是德国共产党员（KPD）。另外，为了寻求各种可能性，希尔施费尔德不自觉地做了最保守党派的同谋。自始至终，他确信能够使其对手认清问题，得到宽容。他对于说服保守党从未绝望，不断发出驯顺的呼吁。比如1925年1月29日寄给巴伐利亚人民党（BVP）议员的信写道：“我们恳请你们，尊敬的议员们，对此进行考虑，我们希望你们的心理辨别和你们的爱心使你们赞同我们的看法。”^〔181〕他对纳粹党的态度更加懦弱。有多次，他不得不面对极右派的尖刻攻击，他们对集会进行破坏活动。在德国的几座城市，如斯德丁和纽伦堡，他甚至未能做演讲。1920年3月在汉堡，他被一些抗议者用臭皮袋和焰火攻击。在慕尼黑，会议变成闹剧。尽管收到恐吓信，他选择不回避这座城市。1920年10月4日，当他出门做演讲时受到了攻击，人们推搡，起哄，对他吐口水，扔石块。他严重受伤。一些民族主义报纸宣布他已死亡。10月24日的《巴伐利亚信报》借机攻击他的理论，提请读者小心他的流毒。《德国民族青年报》（33-34）更加过分：“杂草没有除掉。著名的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博士在慕尼黑做讲演时受了致命伤。现在我们得知他已经伤愈。我们不害怕表示遗憾，这个下流无耻的教唆人民腐化的人最终没有罪有应得！”^〔182〕事件发生后数日，希勒亲自赶到慕尼黑做了评述。1921年在慕尼黑发生了另一起事件。1922年维也纳讲演期间，一名年轻男子向他开火。从1929年起，纳粹对他的迫害不断升级，他几乎不可能在公众场合露面。即使在死后，他被当作魏玛时期的典型代表而遭到批判。比如在学会出版的研究犹太人问题的论战册子《德意志的犹太人》中，在“犹太人与永恒”一章中希尔施费尔德的名字赫然出现。然而，希尔施费尔德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认为纳粹党会支持废除第175条。他于每次大选前都寄一封信试探国社党（NSDAP）对同性恋问题的立场。1932年初，《WhK通讯》发表篇名《国社党与性倒错》的“冲锋队”中一名同性恋者的匿名信，说明党内同性恋者众多，而且得到宽容。库尔特·希勒举出纳粹仇视同性恋的许多例证作为回应，他总结说国社党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反动的或虚伪的。此后许多次，这封信被同性恋者用来说服自己纳粹的敌意只是逢场作戏，为了取悦民众。

WhK最终的失败应该放在其背景中考察。委员会不仅需要与保守派斗争，还要与一部分德国同性恋激进分子斗争，他们认为委员会的行动对同性恋的事业起反作用，是对事业的削弱。主要是德国第二大同性恋运动“唯一者联盟”持这种看法。另外，希尔施费尔德必须面对国外尤其是法国评论者的冷嘲热讽和怀疑，他们在他的行动中只见到“土风”（folklore）和江湖骗术。比如威利，他对“第三性”写过一本专著，对希尔施费尔德持有保留意见：“他的唯心主义与其花哨主张中表现的某种贪欲结合在一起，不论他的期刊、电影，甚至他的学会，在那里他适症诊断。他很善于开发其同代人的变态的好奇心。”^〔183〕有些法国同性恋者对他的行动评价很苛刻，比如勒内·克勒韦尔在《你们疯了吗？》（1929）中对他进行严厉的清算。他将其刻画为奥普提姆斯·塞尔夫－梅耶医生，这个委琐的江湖郎中做各种可笑的手术。^〔184〕总之，以同性恋的斗士来总结希尔施费尔德的行动是名不副实的。委员会聚集的积极分子从未超过500人，希尔施费尔德也不得不指出大多数的同性恋者还没有准备好为赢得对自己权利的尊重而战。对于某些积极分子来说，他不倦的宣传只能激怒公众舆论，使同性恋者成为极端分子的明显靶子。但是，尽管他的判断错误和他对权力和荣誉的兴趣，很难否认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同性恋运动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由于他，同性恋在德国得以在科研和人道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可以谈论的课题。他所遭遇的辱骂和羞辱表现出他的对手们并未轻视他的说服力和他斗争的独特性。

阿道夫·布兰德（Adolf Brand）和《唯一者》，精英和唯美的同性恋

阿道夫·布兰德（1874-1945）与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生活历程有很大区别。^〔185〕他做过教师，由于无政府主义言论和与自由思想者的交往，他被迫放弃教职。他是马克斯·施蒂纳的忠实读者，他就是根据这位哲学家的著作为自己的报刊起了名字。^〔186〕无政府主义和同性恋对他来说密不可分，首先要确立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反对国家、教会、医学团体、资产阶级道德的干涉。他将尼采作为榜样。^〔187〕

布兰德1896-1897年创办《唯一者》（Der Eigene），但由于金钱短缺在9个月后停刊。1898年，布兰德尝试复刊，称之为“全世界首份同性恋刊物”。出版7期后，1900年3月23日他被柏林终审法庭判处200马克罚款。他的合作者汉斯·亨茨·埃韦斯和保罗·莱曼被处以50和150马克罚款。他的第三次尝试在1903年1月，到1903年9月被再次判罪，因为道德败坏罪他必须服两个月监禁。编辑马克斯·施波尔必须付150马克罚款。但《唯一者》仍然复刊了，成为一本同性恋的标志性刊物。阿道夫·布兰德还主编报纸副刊，命名为《爱神》。此外他出版了许多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小册子、诗集、小说和年轻美男的暴露照片。他还为一些唯美的同性爱刊物编辑美男照片，比如《裸体文化》（Blätter für Nacktkultur）、《种族与美》（Rasse und Schönheit）、《德意志种族》（Deutsche Rasse）。

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同性恋刊物一样，《唯一者》力图成为同性恋的论坛，将科学、文学、艺术、历史论文与诗歌、小说和暴露的美男照编排在一起。但总体的格调是向上的，有教益的，出版的作品都追求一定的水平。主要撰稿人中有埃利沙·冯·库普费尔（Elisar von Kupffer 1872-1942），他是贵族同性恋者，唯美主义信徒；有埃德温·巴布（Edwin Bab 1882-1912），是一名医生。《唯一者》根据不同年份改变编辑策略，比如1932年刊物中只见到文学作品和泛同性爱的照片，就像报纸创刊时一样，这是因为运动开始受到政治强硬化的威胁。相反，1919-1931年的特点是所涉及主题的丰富、政治立场多元和讨论的哲理性。如同在大多数同性恋报刊中所见到的，有大量的小广告，这是刊物成功的部分原因，因为这使同性恋者得以用匿名方式联谊。有些人只是想找一个朋友，还有些是寻求工作：“大学生，身家清白，22岁，金发，喜爱身体和智力的活力，寻求一份相互理解和鼓励的男性的真正友谊，要求年纪相仿男性或年纪稍长的大学生。如有可能请回信加照片给编辑部”；“萨尔地区：男性，29岁，寻求与出色、纯洁、25-30岁男性交流思想，最好是大学生，住萨尔、莱茵河区或法国。匿名信无效”（《爱神》，n°7）。报纸继续定期被判处道德败坏。比如1922年1月3日，柏林终审法庭判处5000马克罚款。

1903年，布兰德还与哲学家、生物学家贝内迪克特·弗里德伦德（Benedict Friedländer 1866-1908）创办唯一者联盟（Gmeinschaft der Eigenen），一个同性恋者联合组织。在创始成员中除了弗里德伦德，还有“小候鸟”（Jung-Wandervogel）的创办者威廉·扬森、画家菲都斯、作家恺撒隆、彼得·希勒、瓦尔特·海因里希、汉斯·富克斯和赖菲格（奥托·基弗的化名）、作曲家理查德·迈恩雷斯、作家和教师保罗·勃兰特、医生吕西安·冯·勒默尔和女参事玛尔塔·马夸特。战后，布兰德企图将运动扩展到柏林之外和外国，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我们不了解联合会的会员数目，也不清楚《唯一者》的发行情况，但战后似乎是运动的一个扩张时期。如同WhK的做法，唯一者联盟围绕司法部组织院外影响。^〔188〕1929年5月29日，司法部收到的一份完全文件汇集了有利于同性恋事业的各类文件，其中有多期《唯一者》和《爱神》，以及各类宣传文章。(www.xing528.com)

虽然“联盟”的一些成员也是WhK会员并与一些相同期刊合作，但政治和战略分歧因布兰德和希尔施费尔德的敌对而加大，导致“联盟”对WhK的攻击。从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两个组织的区别很大。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发自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而布兰德对同性恋文化抱有浪漫的过时想法。他对性问题的一些立场表现的前卫性被他的反动基础抵消。虽然弗里德伦德鼓吹裸体，他本人从1893年起就是“天体”组织的成员，但那首先是为了卫生的原因。^〔189〕同样，他虽赞成恋童癖，但他只是强调这种关系的精神性和教育性侧面，否定了性的内容。由于痴迷于古希腊的榜样，“联盟”持反女权的态度，否定工业化和现代性的主要成果，将之解释为衰落的标志。它所要达到的理想是以荣誉为纽带的男性社团，接近于骑士制度，通过对英俊雄武的年轻人的崇拜表现其美学主张。我们在这些渴望中找到德国浪漫主义的许多特征：对基督教中世纪的崇拜、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价值的信仰、对自然的热爱、友谊的信条，就如同歌德和尼采所表达的那样。运动同样与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宣扬的哲学接近，主张由希腊式的爱和同性爱的关系以及对自然的颂扬来维系一个男性爱慕者的圈子。实际上，唯一者联盟与一些其他德国同性恋运动有一致愿望，比如“候鸟运动”（Wandervogel）。一些理论家如汉斯·布吕厄和古斯塔夫·维内肯都与“联盟”接近，赞成一种精英主义的唯美同性恋观。唯一者联盟的纲领直属于这一路线，“宣扬朋友之爱的社会和道德复兴，承认其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自然权利，如同在最高声誉的古希腊时代，鼓励艺术，创造自由。联盟将以话语和形象，通过艺术和竞技，建立对少年之美的崇拜，就像在古代社会的巅峰时期。联盟赞成废除所有有悖于自然权利的法律。特别要求废除第175条，因为这构成国家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恒久侵害。同样，联盟反对第184条（关于淫秽出版物）和由此产生的监管。”^〔190〕

而且，唯一者联盟拒绝希尔施费尔德传播的对同性恋的看法。贝内迪克特·弗里德伦德是首先反对“第三性”理论的人之一，他认为这是侮辱性和欺骗性的。同样，阿道夫·布兰德认为希尔施费尔德应对同性恋者在德国的反面形象负有主要责任。由《唯一者》出版的一本Ch. 瓦尔德克的小册子以攻击WhK为目的，题目为《WhK，为什么要打击它以及为什么它的活动对德国人民有害》。^〔191〕他反对将同性恋医学化，确定与左派的联合是危险的，因为正是左派报纸揭发了克虏伯、奥伊伦堡和维内肯。尤其是希尔施费尔德混淆了爱情和友谊、鸡奸和同性恋。布兰德和弗里德伦德尔也同意这些指责。他们特别指责了希尔施费尔德将恋童癖排除在外以使同性恋受人尊敬，他们彻底否定将性生活合法年龄定在16岁的主张。这种特异关系并不与婚姻排斥，多数“联盟”领导人都结了婚，是双性恋者。另外，两大团体在战略选择上有很大分歧。布兰德多次表现出热衷于当众揭发同性恋名人。他在1905年出版一本论战小册子揭发强烈反对废除第175条的“中央党”（Zentrum）领导人卡普兰·达斯巴赫是同性恋者。^〔192〕在奥伊伦堡案件时期，如我们所知，他揭发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是同性恋者。而在此后的诉讼中，他却不能提出确信的证据。在这条道路上，他没有得到WhK支持。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中，唯一者联盟毫不犹豫地采用反犹为论据反击希尔施费尔德。认为“作为犹太人”他是反对第175条运动“不恰当的领导人”，因为他代表对性和爱情的“东方的观点”。

20年代初，“联盟”和WhK暂时结束分歧，在“行动委员会”内部合作，以准备废除第175条的新的运动。同希尔施费尔德一样，布兰德也感到需要动员自己的人员，因为道德约束放松的环境不能鼓励同性恋者继续斗争：“我们之后年轻的一代经常忘记我们仍在战斗的中心。”^〔193〕这种缓和只是短暂的，从1925年起，阿道夫·布兰德重新开始指责希尔施费尔德。态度的强化部分因为两位年轻作者在“联盟”内部影响不断扩大，他们是埃瓦尔德·切克和卡尔·京特·海姆索特。^〔194〕两人同为“第三性”理论的激烈反对者。1925年《唯一者》第9期成为反对希尔施费尔德的论坛。期刊当时有了另一个题目《娘娘腔，一种嘲讽和打击——唯一者纪实专号》。希尔施费尔德再次成为激烈的反犹攻击的对象^〔195〕。实际上，在运动的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政治倾向，与WhK相同，“联盟”也很难在政治上定位自己。1928年，阿道夫·布兰德请求所有的政党就废除第175条表明立场。在1925年，他已经对社民党（SPD）的按兵不动感到失望，他曾呼吁读者投票给社民党，但一旦进入政府，社民党就对同性恋事业失去兴趣。在名为《右派政党和朋友之爱》的文章中，他再次重申右派从来都是同性恋者的敌人，他再次呼吁投票给社会党、共产党或民主党派。^〔196〕虽然“联盟”某些成员如海姆索特、汉斯·亨茨·埃韦斯后来与纳粹接近，但布兰德本人似乎对国社党（NSDAP）的本质不抱什么幻想，尽管他也为纳粹对同性友爱的反应所迷惑。对罗姆的性事的揭露使他确信纳粹是虚伪的，他们拒绝承认在自己阵营内发生的事情：“借罗姆案件之机，德国公众最终清楚看到我们斗争的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是同性恋者自己，他们有意识地扶助政治伪善和谎言，不断毁灭我们通过斗争和工作所获得的所有道德的胜利。”^〔197〕

因此，唯一者联盟为德国同性恋者提供了另一种范例。它是精英主义的、反现代主义的，将对男性美的崇拜与对当代社会的揭露联系起来，表彰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这种来源于无政府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判在20年代越来越带有民族主义和反动的色彩。同时，运动提出男性同性恋的正面形象，将其置于历史的、艺术的和文化的视角当中，可以充当一种强烈认同情感的基础，独立于医学理论，超脱于社会的注视。布兰德对WhK所表现的反感对德国同性恋各运动的失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维持割据、排除女性化的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过于狭窄的定义，他与反对者周旋，阻碍创立强大的和统一的同性恋运动。

同性恋刊物和群众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出现同性恋组织的一次爆发。^〔198〕在两大先锋运动WhK和唯一者联盟之外，增加了众多地域性或私人性的小团体，名称多为“友谊”、“男女朋友俱乐部”、“联谊会”，将同性恋运动转变为群众运动，既远离了布兰德的精英主义，又没有WhK的科研使命。这些俱乐部中的大多数是由地方和私人发起的，互相不一定有联系。他们希望提供给同性恋者一个交际场所，可以讨论、娱乐和联谊。通常会包括一个妇女部，正是在这些组织内部女同性恋者首次得以组织起来。

许多此类组织以它们的刊物著称，大多数坚持不了几年，因为发行量大的杂志垄断着市场。《希腊信使》由汉斯·卡纳特1923年创办，针对男女读者。1923年5月售价300马克，内容主要倾向文学性，有诗歌、同志小说，但也鼓励读者自己选择话题发表看法。在1923年6月9日的一期中，读者厄恩斯特·贝伦鲍姆发表题为《呼吁组建报刊通讯网》的文章，他认为打动公众的最佳手段是在全国性报刊中占有一个讲坛。他建议定期向社会党、共产党和民主派的报纸寄送关于同性恋运动的材料。杂志于1925年停刊。《军乐队》1924-1926年间由作家库尔特·诺伊布格出版，他还建立一个独立俱乐部“国际友谊会”（IFB）。他明确地反对主要的同性恋运动人权联盟（Bund für Menschenrecht）。《弗布斯画报》（Phoebus-Bilderschau）1927年由库尔特·埃特尔布斯创办，他只出版插图漫画。20年代同性恋刊物数量大增，这是因为经过战时的新闻审查之后出现新闻自由化。^〔199〕这些刊物针对的读者不尽相同，有些是高品味的，针对唯美的有文化的读者，还有些是大众型的；有些参与回归自然运动，以竞技游行为幌子出版裸体运动员摆有暗示姿态的照片；另外一些妇女刊物对假小子进行颂扬。期刊面对中层的同性恋读者，他们渴望平静的性生活，但也渴求关于同性恋群体和可能的约会和娱乐场所的信息，这些刊物保持娱乐路线，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保持中立。但当时的一些主要刊物，如《友谊》（Die Freundschaft）、《友谊报》（Das Freundschaftsblatt）、《假小子》（Garçonne）和《女友》（Die Freundin）实际上成为一些强大的同性恋团体的机关报。

德国友谊联合会（Der Deutsche Freundschaftverband）

1919年8月13日，卡尔·舒尔茨创办《友谊》杂志，副题为《男友女友俱乐部通讯提要》。杂志在报亭自由售卖。第二期遭到禁止，几个星期后以《朋友》为名出版。《友谊》很快就有了读者，1922年吞并了两个从前的竞争者，由阿道夫·布兰德出版的《友谊和自由》（Freundschaft und Freiheit）和勒内·施特尔特的《乌拉纳斯》（Uranos）。《友谊》的主编是马克斯·H. 丹尼尔森，但从1922年起由WhK前任秘书长格奥尔格·普洛克接替。杂志在柏林巴鲁特街1号出版，按月发行。杂志的正式性以及在同性恋俱乐部中的基础可由其协会登记文书中“柏林交友会”证明，由柏林初审法院1920年9月28日备案。^〔200〕实际上，《友谊》是一份严肃刊物，出版关于同性恋的基础研究的文章，呼吁免予刑事追究和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同性恋者状况。同性恋文化遗产被不断回顾。杂志有大量暗示性的照片作插页，但都是有唯美追求的。刊物还以登载小启事著名，使德国的有时是外国的同性恋者彼此相识。与同性恋会所的广告一样，启事也给刊物带来金钱。最初的一些文章都是化名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场辩论认为使用化名对同性恋者得到肯定的斗争有害。随后，多数撰稿人都用了真实姓名。杂志闻名国外，成为德国同性恋的象征。安布鲁瓦兹·戈（Ambroise Got）访问柏林时震惊于日耳曼风俗，他注意到《友谊》杂志售价很高，50芬尼，却获得很大成功：“目前很难搞到这份刊物，至少要在出版当日买才行。在德国几个城市都是如此，尤其是法兰克福和柏林，那里有一支‘变装’大军，杂志一抢而空，到第二天去报亭问也没有用的。过期的刊物根本找不到。”^〔201〕

《友谊》是十一月革命的孩子。杂志在政治上明确地支持魏玛共和国。但杂志的首务是将刚刚诞生的同性恋群体凝聚起来。从1919年起，已有一些“友谊会”在德国的大城市中组成。这些协会对会员提供各种活动：辩论、讲座、午后音乐会、运动会等。协会通常拥有一个会议厅、一个图书室、一个医疗部和一个法律援助部，有时还有一个妇女儿童特别部。1920年8月30日，这些不同的协会由同一个名称德国友谊联合会（DFV）统一起来，集合了柏林友谊会、汉堡分会、法兰克福分会和斯图加特分会。其他一些俱乐部逐渐归并进来，DFV组织几次大会以便使不同成员能够会面和讨论斗争行动。第一次大会1921年5月27-28日在卡塞尔召开，第二次大会1922年4月17日在汉堡召开。DFV意图囊括所有的同性恋运动，希望控制斗争活动。事实上，DFV很快遭遇危机，无法控制老牌的团体WhK和唯一者联盟，它们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且DFV很快遇到一个新的运动的竞争，这得益于其创立者的人格力量。

人权联盟（Der Bund für Menschenrecht）

1901年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Freidrich Radszuweit, 1876-1932）在柏林开设一间女士成衣店和一个零售商店。他于1919年加入同性恋运动，由于他的组织才能被任命为柏林一个同性恋俱乐部“男友女友联合会”主席。1922年5月，他将其重命名为“人权联盟”（BfM）。1923年他成功将DFV和其他一些同性恋俱乐部归并在内。他与《友谊》决裂，因为对方不赞成他的专断做法。但这份刊物仍继续出版到1933年。^〔202〕拉楚魏特创办了众多期刊，都成为同性恋刊物中最具影响力的。1923年2月有《人权杂志》，1924年的《女友》，1924年11月有《岛》，1925年6月有《友谊报》。1923年8月1日，拉楚魏特在新雅各布街9号开办一家书店，随后建立自己的出版社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书局。1924年1月，他推出一套同性恋作品丛书“人权大众图书馆”。

运动的机关报为《人权杂志》。期刊每月出版，有时每星期出版，在文学和科研信息之外还确定了联合的路线：为废除第175条而战、同性恋者融入社会的斗争、反对敲诈的斗争和要求免费的法律援助。《友谊报》是一份同性恋经典刊物，每周四出版，售价20芬尼。除了传统的医疗、社会、文艺文章，还可以找到许多政论文章。拉楚魏特经常将报刊作为讲坛，使他能够影响最大数量非积极分子的同性恋者。他希望借此使越来越多的“性倒错者”对政治斗争和争取社会承认的斗争产生兴趣。比如1932年11月刊，头版标题为《我们应否投票？》拉楚魏特着重指出投票的决定性一面和同性恋者应该起到的作用。如同其他同性恋组织，人权联盟向各政治组织发出问卷，询问它们对第175条的立场，潜移默化地鼓励读者投票给支持他们的事业的政党。然而，他也指出左派政党的暧昧态度。1932年11月10日，他揭露共产党报刊《柏林早晨》和《晚间世界》出版的一篇文章用“资产阶级恶习”来形容同性恋，将之与卖淫、受虐狂和兽交并列。

人权联盟成为德国同性恋群众最大的组织。DFV在1922年已有2500名会员，1924年人权联盟已聚集了12000名会员，1929年8月达到巅峰，有48000名会员，其中1500名为女性。几乎所有的德国城市中都能找到从属人权联盟的机构。通讯地址在团体的刊物上发布，通常是用邮政信箱指称。运动甚至发展了在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纽约、阿根廷和巴西的国外分部。人权联盟的每份刊物的月发行都超过10万份，《岛》售价30芬尼，取得发行超过15万份的纪录。人权联盟在政治上也同样活跃。比如1925年5月刊向陆军部长奥托·格斯勒抗议将同性恋士兵从国防军中开除。1926年8月，向兴登堡总统就开除同性恋公务员问题提出申诉。人权联盟还介入那些涉及第175条的诉讼，以便获得无罪释放或较轻判决。其成员可享受法律援助，经常是由著名律师瓦尔特·巴恩来辩护，他也参与同性恋运动。如同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和唯一者联盟，人权联盟也向司法部发出大量的信件、申诉、小册子和报告。1925年寄给司法部长弗伦肯的信中询问他对于同性恋的立场，不忘向他指出同性恋者代表着200万人，所以他们是不容忽视的。^〔203〕1925年4月20日，人权联盟送交国家司法部长及各州司法部长的一封信中重申同性恋的主要事业，强调同性恋者的正常性。^〔204〕1926年8月27日，寄给司法部一系列关于这一问题的小册子和一册《人权杂志》。1927年，所有议员都接到《第175条应当废除！要求德国国家议会废除此项文化耻辱申求书》的小册子。

虽然同WhK和唯一者联盟在行动委员会中共同斗争，人权联盟却站在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理论的反面。同布兰德一样，拉楚魏特拒绝“第三性”理论，拒绝将同性恋者归入“女性化”一类。不过，他出版了一种专门针对易装癖的杂志《第三性》，其中主要对怎样穿着才不引人注意提出建议。刊物售价1马克，有丰富的插图。人权联盟还因对同性恋中少数群体的不宽容态度而与WhK有所区别。因为顾虑到正常性和社会融入，人权联盟对不属于此列的“性倒错者”有所歧视。这尤其将“女疯子”们排除在外，还有恋童癖和男妓。因而，人权联盟反对第175条的斗争比之希尔施费尔德更有局限性，很快便阻碍了任何可能的共同行动。比如1929年10月9日，拉楚魏特递交给普鲁士司法部长由人权联盟1929年9月20-23日全体会议通过的一组解决方案。^〔205〕他们只要求豁免成年人出于自愿的同性恋行为，要求将男子的性合法年龄定在18岁，另外要求对男子卖淫判罪。1928年由卡尔委员会起草的法律草案基本上是同样的内容，但草案遭到WhK强烈的反对，因为他们希望对同性恋行为整体免于判刑，只有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除外。再一次，因所采取的立场不同而危害同性恋的斗争，政府利用这些分歧，只允许部分改革。而人权联盟与唯一者联盟的关系也不妙，认为他们只是名流窝。另一方面，这些同性恋运动从未能将女同性恋者整合在他们的斗争中，因而加剧了分裂。

女同性恋者，处于同性恋运动的边缘

德国女同性恋者的斗争开始于20年代。在此之前，妇女在WhK内部仅仅被赋予微不足道的角色，而唯一者联盟是严格的男性组织。德国友谊俱乐部的增加使“女同性恋分部”得以产生。多数俱乐部接受男性和女性，但两性有各自的会议厅和自己的活动。通常，这些会所分日子对男性或女性开放。人权联盟依照相同框架组织，不仅向女性提供专门部门和丰富的活动，而且还有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女友》，成为20年代女同性恋的象征。

《女友》起先是一份月刊，后来成为周刊。最早时，杂志中夹有易装癖的副刊《变装》，后来被取消。第一期在1924年8月8日出版，最后一期在1933年3月8日出刊。杂志的宗旨在第3期中明确表达：“《女友》将保卫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女友》将通过发表女通讯员的文章对维系理想化的友谊有所贡献，我们请求所有认为自己有此能力的妇女寄给我们此类的文章和作品。”^〔206〕这本杂志投合了女同性恋读者的渴望，她们想要以独立的方式肯定自己，在同性恋运动的内部作为完全特别的群体得到承认。妇女在人权联盟内部自成体系，她们可以自己聚会，讨论自己的问题。不过，这些部门经常被排除在运动的主要斗争之外，如政治参与、法律斗争、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权联盟本身就是由男性领导的。《女友》是一份专门的女同性恋杂志，但不完全由女性撰稿。如同当时的多数同性恋刊物，杂志提供一揽子文章，主题多样。占主导地位的有记述女同性恋昔日辉煌（罗莎·包诺尔、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萨芙等）的历史性文章，有关于德国女同性恋者遭遇到的问题（外省女同性恋者的孤独、办公室里的问题、与警方的冲突……）的基础文章，有文化类的（同性恋者的团体、国外同性恋生活、图书综述，以及同性恋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戏剧或影片）。还有些科学或医学文章探究同性恋的起源，一些号召同性恋者团结起来的政论文章、一些同性恋者创作的小说和诗歌以及一些迷人的姑娘的照片。除了各类女同性恋会所和酒吧以及本周各类同性恋者活动的广告，其中还有一些个人广告页，这是这份期刊最吸引人的部分。这些启事不限于女同性恋者，有些启事是征求男同性恋伴侣，甚至还有异性恋的启事。这些启事立即获得成功，因为这符合女同性恋群体的真实期待。不是所有妇女都放心出入女同性恋会所，相对于积极斗争她们更愿意谨慎行事。从第8期开始，小启事占据了大半版。“柏林护士寻下午茶聊天伴侣。”^〔207〕“易装者廉价出售完备的女性服装，全新。”^〔208〕“科隆职业妇女，富生活情趣，喜欢游泳，寻女伴。”^〔209〕“现代夫妇，38-42岁，舒适住宅，寻柯尼希斯堡同类夫妇联谊。”^〔210〕

外省女同性恋者的孤独是不断提起的话题。许多女同性恋者给杂志写信表达她们的焦虑和封闭。比如，1927年3月7日一个外省妇女伊丽莎白·S. 的来信：“我多么羡慕柏林的伙伴和朋友们！她们一定不难碰到有魅力的女孩子。有那么多约会地点、咖啡馆、俱乐部……我唯一的安慰是还有更多的妇女像我一样被抛弃了。我充满怀念地一直等待我的爱人。”^〔211〕一名已婚妇女来信说明她的丈夫得知她是同性恋者后允许她与女友见面：“希望众多与我一样的已婚女性在丈夫那里得到对她们性倾向的同样的理解，因而和女友终身友爱地生活。”^〔212〕对于其他女性，《女友》被看作是救命稻草，使她们走出绝望：“因为没有人理解我的天性，我离开了我的祖国和亲人。”^〔213〕《女友》是20年代女同性恋者明确的参照。“我们只有几个生丁。有时买些衣服，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我们有时能出去玩。只要有能力，我就买《女友》。里面有些小启事，说明将会有什么发生。因此我们去一个女同性恋联谊会的圣诞舞会玩了几个钟头。很大的厅里有一个舞台。还有合唱团。我们还去过一次比洛街一个同性恋会所。就一两个钟头。就这些。”^〔214〕

《女友》的女同性恋读者是现代女性，有工作，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准备使之得到尊重。所以似乎有可能发动她们参与明确的事业，并使她们成为废除第175条的盟友，虽然这与她们不直接相关。人权联盟将杂志用作自己的广告，向友好的读者发表自身的主张，希望募集更多会员。在1928年第10期中，一篇题为《女同性恋者和选举》的文章试图引导女同性恋者投票左派政党。这些号召似乎在女同性恋读者中只引起非常有限的反响。政治讯息并不引起读者来信的回应，而社会和医学文章却引起论争。为了尝试动员女同性恋公众，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与柏林最著名的会所之一紫罗兰女同性恋俱乐部的领导人洛特·哈姆推出一个新的联合会理想友谊联盟，章程在《女友》1930年5月28日第22期中刊出。似乎这次倡议的目标是通过一个人的号召来激发女同性恋者的好奇心。不言而喻，娱乐只图一时之快，还应当想着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对杂志的重新控制说明了政治局势和女同性恋者的被动，一种困惑在增强。1930年7月刊中首次提及人权同盟大会时与警方发生的冲突事件。刊物反映了同性恋群体所感到的震惊，发表长文对侵犯行为表示抗议。1931年2月，一名年轻女子写信表明她的职业困扰。她留短发，穿男性服装，她的外形引起顾客的非议，而老板要求她改变自己的举止，否则解雇。她屈从了，重新恢复女性装束。1932年，小启事消失了，出版物的最初形式已不复存在。

然而，面对某些问题刊物找不出解决办法，因为担心引起部分女读者的不快和招来报复，他们拒绝采取立场。但1928年《女友》明确号召投票给社民党（SPD），逐渐否定了以同性恋为主的政治倾向。希特勒的阴影笼罩在人权联盟上方，拉楚魏特回避对国社党（NSDAP）改变态度。他的缺乏政治清醒表露无遗，1931年8月11日他决定发表《致希特勒一封信》，请求他表明对同性恋的态度。他提醒他纳粹曾经对同性恋者发表的言论（“当我们掌权后，他们将全部吊死或驱逐”），但仍以为希特勒对于同性恋行为不太了解。他的言辞采用了同性恋者的羞耻的辩护者的腔调。更严重的是，他卑躬屈膝地保证同性恋并不是“犹太人的创口”。他预期到希特勒可能掌权，如果他肯考虑同性恋者的利益，他准备支持希特勒。另外他强调同性恋者在纳粹党中的重要性，错误地以为这是有利的策略：“我认为，希特勒先生，您为了贵党利益也会接受这些请求。而我希望您在贵党纲领中放弃追究同性恋行为，在起草新刑法的质询会上，贵党议员能赞同废除第175条。几十万同性恋者将感谢您，尤其是众多贵党党员。”^〔215〕拉楚魏特未得到任何答复。但他却继续持同样看法直到1932年4月3日死去。1932年3月30日，他在最后的文章中指责左派利用罗姆的同性恋行为使他丧失威信。在拉楚魏特死后，《女友》并未改变编辑方针。1932年的几期证明了德国同性恋者状况明显恶化。不断宣布有同性恋者自杀，警方采取措施，会所关闭。1933年3月8日，在希特勒掌权一个多月后，《女友》停刊。

《女友》并非唯一的女同性恋刊物。《理想女性友谊杂志》（BiF）的特色在于它是唯一的完全由女子创作的女同性恋杂志。其他的女性杂志都是由男性同性恋运动发起，他们接受女性，但不把女同性恋的事业放在首位。许多文章由男性主笔，充满讥讽，负面证明了女同性恋群体极度缺乏组织。“BiF”的主编泽尔玛·恩格勒后来加入了《女友》的编辑部。1928年，重组后的“德国友谊联合会”也曾试图出版一份与《女友》竞争的刊物。《女子爱情和生活》的出版未获得很大成功。第1期将刊物宗旨定义为：“它应当是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的纽带，将以多样的方式对待科学、艺术、运动、时尚和个人事务，充当各种观点的交流处。”^〔216〕实际上，《女子爱情与生活》的目标与《女友》不同，不是为了解放的女同性恋者或柏林的积极分子，而是针对现代女性，她们对女性话题，对实际的建议和圈子里的趣闻的兴趣高于对德国女同性恋状况的真实分析。刊物始终坚持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并重，以求建设宽容和理解的共同未来。刊物的排版没有特别之处，如同传统的女性杂志，时时装点些比较经典性的花絮，比如女同性恋名流的照片、女子诗歌、美容和星象专栏、保持体形的体操锻炼^〔217〕和关于女同性恋生活^〔218〕的几篇文章。《女子爱情》后来被另一份杂志《假小子》代替，从1930年10月至1932年10月刊行，发行量1万份。《假小子》继续《女子爱情》的方针，针对解放的，同情妇女运动的，但不一定是同性恋者的中产阶级女性。

德国的运动，比如人权联盟，证明了20年代同性恋群体的渴望。虽然斗争活动对其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而言是本质性的，但这条道路不一定为所有会员和读者遵从。多数同性恋者首先希望发现一种同性恋的新的生活场景，受到教益，与朋友相识。参与分成几个程度：积极分子的圈子相对有限，主要运动的参与者和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名单可以证明。通常，同一批人活跃于两三份杂志，领导一些支部和俱乐部。各联合会的会员众多，仅人权联盟就有48000人，但却少于杂志的读者。但是尽管有其局限性，德国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证明了在20年代的欧洲一种独特的认同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