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同性恋史：城市约会地点的地理学

在20年代同性恋“解放”神话中，柏林、伦敦、巴黎几座城市占有特殊地位。同性恋生活场景的丰富、大量的约会地点、夜生活的繁荣使这些城市成为享乐和宽容的代名词，几十年后仍让人记忆犹新。但在光彩的表面后却隐藏着脏乱的酒吧、偏僻的外省和羞怯的同性恋者。

尝试建立英、法、德三国两次大战之间男女同性恋场所的地理分布看起来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在三个国家约会地点是多样的，而且为了不引起警方注意而隐藏巧妙。一个可疑地点可能会关张而在附近换个名字重新营业。在外省的小城市，也可能会有一个酒吧，一个舞场或者俱乐部充当同性恋聚会所，但并不专门于此。与大都市的同业不同，他们是混合性的，对异性恋者也开放。不管怎样，业主是合作的，甚至本人就是同性恋者。^〔88〕虽然限制重重，仍可能从现有材料入手绘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会所的分布图。这是对“疯狂”年代的总览。

柏林，同性恋之都

20年代的柏林是欧洲同性恋者的必游之地。游客的见证总是充满热情：“马塞尔，你肯定会喜欢这座金发婊子似的城市，我从旺斯蹿到这里。在这里快乐让我无法入睡。这里有最漂亮的男孩子，但我的心思不在他们身上。”^〔89〕许多由记者和作家写的法文著作在主旋律之外会打趣地或义正词严地列举许多同性恋会所和酒吧的地址和名称，它们有时充当了柏林同性恋生活的真正指南。路易－夏尔·鲁瓦耶在《爱在德国》（1936）中描述了1930年6月在柏林的发现。他走进一间酒吧换零钱，酒保问：“‘法国人？’‘对。’‘同性恋？’我可不习惯这么大的摇摆（swing）。我眨眨眼，酒保想必以为我这是承认了。他向我伸出软绵绵的戴满戒指的手说：‘幸会。’然后给我倒酒：‘告诉你吧。你来得早了点。今晚来，十点左右。’”^〔90〕对柏林城的每次探索都让他迷惑。他想和一位女士去旅馆，旅馆老板问他的伴侣是否是易了装的。鲁瓦耶矢口否认，老板说：“哦？那你来干什么？”

在外国人的笔下，似乎整个首都已经由同性恋掌握。^〔91〕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但也要承认约会的场所确实增加了。有些俱乐部只开业了几个月，还有一些却是真正的机构。夏洛特·沃尔夫是20年代的同性恋者，是纳粹执政时流放的性学家，据她说：“夜间的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不仅在柏林西区的时尚区涌现出来，在贫民区也出现了。可以看到奔驰车停在男同性恋酒吧，或者富裕的女同性恋夜总会前。异性恋的男女也对‘地下世界’的车水马龙艳羡不已，现在用‘亚文化’这个可怕的词来称呼。许多来看热闹的人也参加到娱乐之中，与同性的舞伴一起跳舞。”^〔92〕丑闻中的成功迫使一些最知名的会所如“黄金时代”接纳很多异性恋的猎奇游客，这些人甚至比同性恋者更多。这个族群是支离破碎的，这是因为性的要求不同，而且社会和文化出身也不同。

男性生活场景

最高档的夜总会是路德街上的黄金时代（Eldorado）。那里的易装表演闻名全欧洲，这个会所只是对柏林的同性恋生活的片面反映，是其辉煌和诱惑的一面。“黄金时代”1927年在莫茨街扩大营业，就在卡尔克罗伊特街角。这是城中艺术家、作家、演员和上流社会聚会的地方，既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有柏林人，也有外国人。那里是必须光顾的地方。“日本天皇”（Mikado）、“比洛赌场”、“克莱斯特赌场”也有易装表演。“日本天皇”赌场出奇地长命，1907年开张，1932到1933年间关闭。同样风格的盖斯贝格街24号的“侧影”是名人聚会的地方。可以在那里遇见著名同性恋演员胡贝特·冯·迈林克、康拉德·法伊特、玛琳·黛德丽等人。最豪华的俱乐部都在西柏林，比洛街、诺伦多夫广场到选帝侯大街的范围内。

还有众多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各有特色，顾客和环境也不同。有些有演出，有些只是接头地点，找个伴儿跳舞或过夜。这些酒吧构成柏林同性恋的日常生活场景，一些店名有提示性（如“友谊咖啡店”），另一些则是无名的。只有有心人才知道里面有什么。许多装修考究，营造一种沙龙情趣，光线柔和，座椅舒适方便交谈，便于谨慎的交往。这些是中产阶级同性恋者光顾的地方，他们首先要保存名誉，避免招揽性的演出，讨厌男妓纠缠和过分惹眼的人。沿胜利大道有许多酒吧，比如斯卡里泽街7号的小狮子酒吧、文德斯伯那赌场、马里恩赌场、友谊咖啡馆、欧罗巴宫、鹦鹉宫，这条同性恋小道一直通到勃兰登堡门。孔第赌场举办主题晚会，星期二音乐晚会，星期四精英晚会，星期六私人派对。克莱斯特街14号的克莱斯特赌场，主要是由银行和工商界的职员和小资产者光顾，他们喜欢这里的沙发、大灯罩和鸡尾酒。

最后一类场所是酒馆（Lokale）和酒店（Diele），在柏林的中心和北边。柏林的腹地有很多小酒馆，是工人和失业者光顾的地方，他们经常充当临时男妓，与顾客喝一杯啤酒，很少的钱就跟着走。奥登和衣修午德到柏林时光顾的就是这类酒吧。“科西角”实际叫作“诺斯特茅屋饭馆”，在措森人街7号，靠近哈勒门的工人区。它们主要靠熟客，游客不去那里，因为觉得不可靠。实际上，这些地方并不颓废，墙上有拳击手和自行车赛手的照片装饰，常来的是些年轻的失业工人，他们穿皮夹克，衬衣一直敞到肚脐，卷着衣袖，一边玩扑克一边等顾客。同样风格的还有亚历山大街的阿多尼斯游乐场、新格林街的弗里茨咖啡馆、马尔堡游乐场、尼恩贝格游乐场、亚历山大宫俱乐部、霍亨索伦游乐场。波兹坦人街的甜食店卡尔斯巴德咖啡馆是吸毒者和男妓的地盘：“厅里到处是人，年轻人吵闹，喋喋不休，伴着温柔的手势。一个少年吸了吗啡瞳孔放大，在大厅中央摇摆。从外衣下看去，他赤裸上身，有闪亮的斑纹，赤足穿着拖鞋。随着钢琴和提琴粗野低沉的节奏，他像印度舞女一样扭动，伸胳膊，扭曲手腕，摆臀，伏下去，突然弹起。”^〔93〕还有许多军人夜总会。士兵们在人行道旁拉客，“有时一个人，有时成群”。^〔94〕克劳斯·曼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同性恋亚文化。有些是未知的名字，可能是些小游乐场和酒馆的名字，比如伦特（Lunte，意为“狐狸尾巴”，俚语里是阴茎的意思）。克劳斯·曼的见证说明20年代的同性恋者有可能经历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性生活，甚至会应接不暇。1931年10月30日日记：“我去了‘巴黎女人’。与一个脖颈漂亮的小水手同桌，他可是个说谎的家伙。叫了一份减肥汤，与福莱迪调情。”12月4日：“与可爱的年轻农夫（家伙很大，在考芬格街附近的一个地方）。”12月30日：“去浴室（洗了澡），找人按摩。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不过什么也没发生，只有些胖家伙，按摩师也什么都没敢做。”1932年1月2日：“和巴布斯去伦巴赫广场。找到一个叫纳西索斯的男孩。带他三人一同去巴布斯那里。他很有趣，也很粗俗，但是让人兴奋。”1月17日：“友好的同性恋氛围，模仿上流社会的味道，有许多易装者。威利和我过夜。做爱。”^〔95〕

女性生活场景

柏林同样发展了女同性恋的亚文化，多亏由露特·玛格丽特·勒里希1928年出版的《柏林的女同性恋者》^〔96〕使我们得以了解，该书由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作序。德国首都有多种女同性恋会所可供选择，总共有50来家，适应各类顾客的要求。“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因为这里立志满足各种口味。”^〔97〕

马尔堡人街13号的“干妹妹”妇女俱乐部是很高档的地方，但那里也接受男人。接待员是个13岁的小女仆。墙上的壁画画着米迪莱娜，包厢挂着帘子，掩藏着姑娘们的嬉戏。但似乎这里只是代表性的，吸引路过首都的外国人。路易－夏尔·鲁瓦耶问过的一个姑娘告诉他：“那些‘真的’，你知道吧，她们不来这里。”^〔98〕时髦的女同性恋者有自己的私人俱乐部，有时会在“顶楼”（Top）和“黄金时代”看到，这两个大俱乐部足够时尚。有名的地方还有比洛街57号的“道连·格雷”，这一家是同性恋俱乐部中最老、最知名的。这也是个混合型俱乐部，一星期中一些日子女，一些日子男。比如星期五是女士精英日，有多彩晚会，舞蹈和谈话交替。还有些主题晚会：巴伐利亚登山节、莱茵葡萄酒节。维也纳美食很讲究，气氛很传统，很有品位。迈尔沙龙在西柏林的克桑滕人街，是间由两名妇女开的小酒吧，里面没有人奏乐，但有台留声机营造气氛。顾客也很讲究，在那里常能遇到伯爵夫人、艺人和名流。马尔堡人街13号的多米诺咖啡馆只接待女同性恋中的精英。在那里可以听着爵士乐喝加冰的雪莉酒、鸡尾酒和汽酒。沃尔姆斯人街和路德街之间的蒙比茹是家封闭的私人俱乐部，有大约600名会员，只有经会员介绍才能入会。内部很讲究，隔成小间，灯光柔和，周围是主题漫画，扶手椅坐着女同性恋中的电影明星、歌手、知识精英。她们一年两次在柏林大剧院举办舞会。总的来讲，柏林的女同性恋会所都很讲究，灯光柔和，音乐抒情。会所的开张和关闭并不是因为警察的检查，而是根据女同性恋族群的时尚和口味。比洛街101号的“霍亨索伦”是首先宽容和庇护女同性恋者的咖啡馆，1928年受到同业的竞争而失去往日名气。路德街16号的马利和尤格尔是封闭俱乐部，玻璃窗后的厚帘子挡住视线，内装修用石榴红和珠灰搭配，配轻松的画、软扶手椅和一架钢琴。这里气氛严肃，都是成对来的，看不到“外国人的夜总会”的喧闹景象。女同性恋报纸《女友》（Die Freundin）对聚会场所提供很多信息，基本上在同一街区，甚至是在同一条街上。有些场所在一个星期不同的日子接待不同的俱乐部。通常，女同性恋者会光顾几个地方，两三个内容相同的俱乐部。“和谐妇女俱乐部”每星期三在雅各布街32号的节庆礼堂聚会，女友协会每星期四在梅尔街24号的克勒会堂，海德玫瑰俱乐部每星期天在司令部街62号的圆形剧场。克莱斯特街36号有维罗纳游乐场。1928年塔加娜妇女俱乐部开张，每星期三在亚历山大宫聚会。1929年，爱拉图俱乐部在司令部街72号开张。同一地址的三层是萨芙妇女俱乐部，每星期二四六19点以后、星期天17点以后集会。克纳豪夫旅店星期一和星期四17点到20点接待女同性恋。每年都有新的名字和地址出现。1932年最后一批：若阿基姆史塔勒街26号的“玛纽埃拉”、布达佩斯人街14号的单片眼镜游乐场、奥格斯堡人街72号的“艺妓”。

并非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光顾上等俱乐部，有些只是在街区咖啡馆见面或者到下流酒吧。奥格斯堡人街72号的奥卢卡是个污七八糟的地方。齐伦街的哦啦啦咖啡馆比较粗俗，里面有男有女。施文街13号的顶楼酒馆是女夜总会，但接待男人喝酒和看演出，在那里比赛“最美小腿”。有时在深夜也会有知名的女歌手、演员或舞手，但气氛总的来说很简朴：“一个奇怪的家伙，一个高个子女人，她戴一顶宽边毡帽，看着像个男人，目如鹰隼，她指挥着那些舞女。她叫我们过去，我们围着她坐下。她站在圈子中央，用催眠的声音发布命令。我们上前，退后，一手拿酒杯，一手挽着旁边的人。一直继续，直到接到命令把酒喝掉，然后把杯子从肩后扔出去。”^〔99〕乔治街上的小酒店是A. E. 魏劳赫的女同性恋小说中蝎子酒店的原型。这里一个厅是女士专用的，可以吸烟、跳舞、喝酒。她们定期组织啤酒节、假面舞会、沙滩游。环境有些粗野，性意味强，经常发生口角。在那里有柏林最邋遢的女人，未老先衰。女友俱乐部里聚集了一小群下层女性，在兰茨贝格人街的亚历山大宫每星期举办两三次舞会，周六和周日人很满。比洛街37号的“紫罗兰”最受欢迎，是年轻女同性恋的据点，在那里可以遇到些商人、售货员、体力劳动者和小职员。大家在那里跳舞，组织一些文化信息讲座，有一个运动组组织郊游。“紫罗兰”的使命是建立爱情和和谐的统治，反击对同性恋的歧视，为反对刑法第175条扩大到女性而战。许多女性化装成男子来这里，这里会组织联谊晚会，在已婚女性节上有拔河比赛，紫色夜晚舞会上会唱《淡紫色之歌》，是柏林女同性恋之歌。在“快乐晚会”，每个女性可以去衣帽间选带号码的服装当众穿着。午夜时分发交友卡，每个人可以写自己选中的号码。她们为了让大家认识而想尽办法，在跳“蒂罗尔舞”时，每个人都不能坐着，都要上前跳舞，然后换舞伴。1929年，紫罗兰和蒙比茹合并，9月15日在司令部街72号的美国舞厅举办庆祝会。两个俱乐部联合后在这个地址每周三六和周日聚会。为了庆祝1929年圣诞，她们举办了一次大型假面舞会。格莱迪齐街4号的“公主”咖啡馆每周四都有快乐婆娘来聚，不醉不归。其他一些女同性恋俱乐部也选中这家咖啡馆作聚会地。“魔笛”是司令部街一家跳舞厅，是女同性恋报纸《女士之爱》（Frauenliebe）的读者聚会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女同性恋的男方（Bubis）和女方（Mädis）。

每个星期《女友》都预告化装舞会和晚会。1927年4月23日预告中心节庆礼堂的大型舞会，9月2日亚历山大宫大型易装舞会。1928年2月4日举办狂欢节大型假面舞会。1929年10月3日在司令部街72号的佛罗里达举办化装舞会。9月6日，司令部街58-59号的阿明厅的拉手舞。但是，柏林经常跳舞。城里的同性恋者汇集易装舞会，过境的同性恋者也一定会出席：“我们去了同性恋舞会。许多人扮成女人，但我觉得我是唯一货真价实的。”^〔100〕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出席了1929年在露营地举行的圣诞舞会。他在那里遇到著名演员康拉德·法伊特。外国记者也对这些晚会作了惊人描述。奥斯卡·梅泰尼耶出席了德累斯顿人街的德累斯顿赌场的假面舞会。里面有四五百人，所有人都化了装，清一色是男人。其中一半扮成女人。梅泰尼耶尤其被集会的平静和克制打动。大家只跳华尔兹、苏格兰舞、马祖卡和波尔卡。没有人吃惊，也没有人发笑。最奇怪的团体也不会引起注意，大家各自取乐不关心周围的人。梅泰尼耶还注意到警察不干涉聚会。警方发放特许令，但也借机获得同性恋者名单。这种政策使警方容许不危害公共秩序的活动，却能保持对危险团体的监视。

非职业卖淫（Amateur）的胜利

并非所有约会场所都有性意味。既是协会总部，同时又兼私人俱乐部、会议地点、讲演厅，很多会所依赖同性恋组织存活，给了会员讨论和联谊的机会。柏林联谊会每个星期二都在老雅各布街89号的地点集会。男女情人会在同一条街的32号。协会组织化装舞会，举办文学、艺术、科学讲座，还组织郊游小组。但牵线搭桥是多数会所存在的主要原因，它们使同性恋者得以毫无危险地见面和秘密地联谊。不过，酒吧和俱乐部的增加并没有终止公园和小便池自发的勾搭。经常看到有人在小动物园（Tiergarten）的树丛里，警察来了他们就跑：“在一个水池附近，十来名警察围住四个15岁到20岁不等的小子。他们似乎统一着装：丹东领的丝绸衬衣，浅色肥腿裤，漆皮鞋^〔101〕。”

柏林成为两次大战之间男性卖淫者的殿堂。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的同性恋者》（1908）中指出许多临时场所的存在，它们主要接待一些社会上层和军官中的同性恋者，他们害怕敲诈。20年代的街道色情业发展迅速，主要是在1920-1923年的经济危机和1929年危机之后。^〔102〕20年代柏林男妓的人数有650名职业的，但加上临时的有2万2千，数字巨大。^〔103〕战前约有12000名男妓，其中400人是职业的。增长率为60％！^〔104〕男妓主要在柏林北区和东区活动。多数集中在弗里德里希路，平均总能见到60人左右。100来所酒馆接纳男妓。他们愿意去公共地方，可以吸引很多人，比如集市、展览会、节庆、步行街、火车站、公园。他们的社会出身很杂，有许多是旅店雇员、车夫、猎人、电报员、司机、售货员，当然还有当兵的。士兵卖淫的数量在战后有所下降，因为国防部采取了措施，特别加派了便衣士兵在涉嫌场所监视，看到有士兵拉客就会出面干涉。理查德·林泽特（Richard Linsert）所调查的多数青年都没有专业技能。49人是在丢了工作后开始卖淫的。但有19人是为了支付额外开支，攒些零花钱。其他人的原因各异，有的是为了取乐，有的是为了买某样东西，有的是为了付房租，有的是懒惰。从性方面看，31人自称是异性恋，34人同性恋，22人双性恋。11人承认有受虐倾向，5人虐待狂倾向，5人易装癖。36人承认酗酒，6人吸食可卡因。73人独自生活，19人与父母住，6人无家可归。临时拉客的男妓穿着平常，有品味（“学生”Klassejungen）的会置办些行头（高跟鞋、皮靴）和化妆品。穿制服的人享有特别方便：水手、司机、士兵。有些人年纪已经超过20岁，却穿学生装拉客。希尔施费尔德所遇到的男妓B，很抢手，一个月见20到25个顾客，一年大约300个。他们中10％是柏林人，50％-60％是外省人，30％-40％是外国人，尤以法国和美国为多。价码根据受欢迎程度而变，高级的平均为20-30德国马克，“学生装”的大约要10马克。价钱有可能降到50芬尼。多数人每天挣不到5马克。每星期收入从10-12或60-80马克不等。职业男妓和高级男妓比较贵。还有些男孩只求有地方过夜，吃顿饭，得些礼物。在旅馆卖淫的要交回扣给夜间门卫。与妇女不同，男妓是事后付钱。偷窃顾客的事情时有发生，还有敲诈。多数人的愿望是找到个有钱人包养起来，带他们出外旅行。一些这样的伴侣装成叔侄或主仆旅行。男孩子干的时间通常很短，非职业的平均站一年半马路。有些人开始较早（14岁），结束较晚（30岁）。100名接受调查的男孩中，3名替警方做眼线，圈里黑话叫“八芬尼男孩”（Achtgroschenjungen）。如果能躲过官司、贫困和疾病，他们有望做些小生意，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柏林并非唯一男妓数量增长的城市。汉斯·穆泽（Hans Muser）博士1933年调查《同性恋与青少年福利救济》（Homosexualität und Jugendfürsorge），主要关注汉堡城，港口城市的作用发展出特别的同性恋亚文化。“圣保利”区以下流酒吧闻名，那里可以与男人跳舞，几马克就能找个水手。斯蒂芬·斯彭德1930-1933年间在那里住过几个月。在同性恋会所中有“汉堡科学探险会”，向男人和女人提供医疗咨询，组织郊游。另外，阿多尼斯酒吧和三星酒吧也很知名。妇女们周四晚在法林酒吧聚会。在汉堡的男妓有3000人左右。同在柏林一样，有些人在城里拉客，有些在酒吧。直到1924年，多数男妓都在中心车站活动，特别是四等候车室。1924年警方决定采取闪电行动清扫车站。男妓扩散到城市各处。1928年和1929年警方的新动作使男妓集中到一些同性恋会所。男妓数量因季节而异，整个夏天他们都涌向柏林找观光客。青年办公室的统计说明，非职业卖淫的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关系。1929年只有13％的男妓是临时的，87％是职业男妓。1930年职业男妓只占40％，1931年占46％。而且，未成年人的份额不断增加。1925年，男妓中11％为未成年人，1926年35％，1928年49％，1930年52.8％。竞争激烈，顾客都想找小男孩，男童的数量很多，年长的没有人光顾。经常为了留住顾客，他们拒绝向新来者提供同性恋聚会地点。失业者人数也在增加。1925年，48％的男妓是失业者，1931年达到83％！汉堡青年办公室试图重新安插年轻男妓有稳定的职业，使他们重回社会。年轻人中的一部分被遣送回原籍。

德国同性恋的生活场景显得特别辉煌。提供各个档次的多样服务，满足各种欲望，从简单娱乐到豪华舞厅，从羞怯的勾搭到肆无忌惮的买春。如果说柏林是无可怀疑的中心，外省也并不缺乏。^〔105〕如果他们读同性恋报纸——夹页里提供各种预订，他们一定会得知附近存在某家不起眼的咖啡馆，“朋友”们定期去聚会。对许多不敢在街上勾搭，也不敢与太招眼的男妓搭讪的人，俱乐部可使他们向同性恋群体迈出第一步。

伦敦，军服的魔力

虽然20年代伦敦的同性恋生活也很活跃，却比柏林逊色很多。会所比较少，也没有那么风光。看不到德国首都以之闻名的大型易装表演，同性恋舞会很少。缺乏同性恋的组织，几乎没有约会地点。因而伦敦同性恋生活比较分散，不如柏林同性恋生活那么容易说明白。但另一方面，伦敦却以军人卖淫领先，公园是同性恋者约会的首选地。

有限的生活空间

由于警方的频繁监控，伦敦的同性恋生活主要在夜间，在一些必须是内行人才知道碰头的地点。这些地点多半不便于隐藏同性恋的顾客。这些地方经常是由同性恋者自己赋予其内容，业主并不知晓他们在与谁打交道。“美达·威尔”区就以“快活”（法文“gaie”与“gay”相似。——译注）气氛闻名，许多同性恋艺人和作家住进那里，结果很快就变了颜色。莱昂内尔·查尔顿、汤姆·惠切罗、斯蒂芬·斯彭德和他的伙伴托尼·海因德曼、威廉·普洛美尔和J. R. 阿克利都住在那里。伦敦的同性恋派对从一些剧场和音乐厅的走廊开始，主要有威尔士亲王剧场、霍尔本剧场和“帕拉狄昂”充当着追逐和约会的场所。有些演出特别受欢迎，比如G. S. 梅尔文、巴特利特和罗斯的易装表演。许多出戏受到同性恋者们的支持。在弗兰克·沃斯珀的《绿色月桂》中，一个贵族同性恋者收容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男孩，把他重塑成自己的样子。同样，《穿制服的孩子们》（克里斯塔·温斯洛《穿制服的姑娘们》的英文版）获得巨大成功。散戏之后，同性恋者在各咖啡馆碰头。叫喊咖啡馆在克里斯特里翁旅店的地下室。多数同性恋都走杰明街上的后门，但也有些人大摇大摆地从皮卡迪利的大楼梯进来，大家会报以掌声。一些著名的易装者是这里常客，比如薰衣草夫人，他看着是20岁的金发少年，实际已经40岁。还有伯兹维斯（Bothways［两路］）男爵夫人罗西是个年龄难测的威尔士人，衣着华丽，披挂着金质的链子和镯子。尽管号称百万富翁，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富有的老同性恋者的厨子，他把衣服和首饰借给他去伦敦西区夜游。考文垂街的“街角屋”是一个“圣地”。同性恋者晚间在那里约会，但下午也有人去，那里二层有一个房间被他们戏称为百合池塘（lily pond）。咖啡馆是由两个老妇人打理，她们对这些张扬的客人一无所知。星期天，大家可以去一间叫茶炊的茶室，离皮卡迪利广场一步之遥。不存在绝对的同性恋俱乐部，但在某些演艺界的俱乐部里同性恋占多数，比如篷车俱乐部、伦巴巴俱乐部、阿波罗俱乐部和佛罗里达。并没有很多同性恋酒吧。莱斯特广场有凯沃尔酒吧和JB酒吧，埃齐沃路上有狄更斯，在索霍区（Soho）有法国时光和约克敏斯特，考文垂街女王一楼都常有同性恋者光顾。还有威灵顿兵营旁边的巴基斯坦，谢泼德市场附近的跑马也很风潮。沙夫茨伯里大道的托卡德罗饭馆里的长吧（long bar）只对男人开放。

警方时常到酒馆盘查，记下顾客名字，逮捕可能的同性恋者。这就意味着酒吧不再是同性恋聚会地。有时只要一群同性恋者决定到一家咖啡馆聚会，而老板同意，那里就成为同性恋接头地点。所以，昆廷·克里斯普和朋友们到老康普顿街的“黑猫”咖啡馆聚会：“它与索霍的其他十几间咖啡馆差不多。马蹄铁形的木制吧台，不经常打扫，地上是黑白格漆布，到处是镜子。一个个沉闷的日子，一个个无爱的夜，我们坐在这间咖啡馆里互相请喝茶，梳头，试彼此的口红。”^〔106〕

女人们交际的场所很少，不能与柏林和巴黎相提并论。橘树俱乐部1921年开张，很有名气，可以在那里看到女人们一起跳舞。30年代门道（Gateway）俱乐部成为城中女同性恋的中心。拉德克里夫·霍尔在《孤独之井》中对妇女酒吧有过不堪的描述。纳克索斯酒吧和阿莱克酒吧对她来说就是同性恋衰落的标记，即使是提供了约会的可能。“不去酒吧又去哪里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两个女人跳舞而不招非议或嘲讽、不被看作怪物。”^〔107〕

伦敦同性恋大事记中的一件是马尔科姆夫人在艾伯特礼堂举办的慈善舞会。那本来是为仆人们举办的，而且凭票入场。因为是化装舞会，所以给了各种娱乐以借口。大家扮成一些知名女士。最后的游行是一个重要时刻。随着岁月增长舞会演变成纯粹的易装舞会。

勾搭与卖淫

在伦敦，主要的勾搭方式是“去小便”（cottaging），就是在城里各个男子小便所转，快速而匿名地约会。最合适的地点是维多利亚车站和南肯辛顿的小便池、大理石拱门的公厕和海德公园角。小便池经常是警方突击的对象，是不安全的接头地点，经常出现的暗探挑衅使危险加剧。还有其他地方充当接头地点，比如皮卡迪利广场的郡防火局的拱廊、杰明街的土耳其浴室、大桥广场的僻巷、多佛巷、达德马斯顿巷和福尔肯堡。在克拉威尔街、莱斯特广场和格罗夫纳山可以找到人度夜。^〔108〕

大多数男妓在皮卡迪利广场和莱斯特广场周围活动。昆廷·克里斯普回忆他当初发现这个法外世界时的惊讶：“我正沿着皮卡迪利和沙夫茨伯里大街闲逛，碰见一些站在街角的年轻人招呼我：‘今晚不难过么，伙计？一个男人也碰不着。皮卡迪利也不是老样子了。’虽然学校里印度男孩让人吃惊地告诉我们在伯明翰有男妓，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也会碰到。差不多所有人都能认出他们。一个路人真的很天真，竟不明白这种模特姿态的含义，要不是有一只手扶在腰上，胯骨一定会错位。”^〔109〕可以带着猎物去伦敦西区找间便宜旅店。J. R. 阿克利在“五月墟市”的谢泼德市场找到一间，这个区以卖淫闻名。不提任何问题就可以租给你一个房间。地方大多很寒酸：“半月街11号。就是这种自杀用的房间。”^〔110〕除了职业男妓，还有一些“乖”男孩要先领他们去吃晚饭，还有些是被包养的。^〔111〕这与德国相似，但比例小得多，男性卖淫因为失业而得到发展。在查林十字街的“猫与笛”就能见到一些青年工人。通常的做法是他们双双就位，合喝一杯啤酒，顾客接近他们，提出再买一杯。过一会儿，其中一个走开，留下另外两个。这些男孩不一定是同性恋，而是迫于经济原因卖淫。所以不时能听到：“我攒钱娶媳妇呢。”^〔112〕价格写在一本册子里，如果要肛交则加收10先令。另一类男妓由士兵（主要是近卫团）和水手充当。与工人不同，他们卖淫不是出于必需，而是因为军旅传统。伦敦的公园是他们约会的最佳地点，特别是海德公园、肯辛顿花园、圣詹姆斯公园、骑士桥附近“塔特索尔”酒馆、伦敦塔附近的“圆鼓”海员酒吧。^〔113〕近卫团的红制服和水手服具有魔力和性吸引力，当时的人常有提及：“就像弗洛里·福德，我和我所认识的多数同性恋者都渴望‘军服一类的东西’。任何国家制服和传统装备都可能具有性吸引力，有多少种制服就有多少种怪异的性趣味。”^〔114〕海员制服是当时同性恋者中最欢迎的，尤其欣赏其紧身和平裆。而且，士兵自己支配的时间一般很少，海员却有很多周末。陪同去公园散步，士兵收两先令，而海员却收3英镑。斯蒂芬·坦南特提到过这种迷恋：“他看起来很好。我喜欢屁股小的，我总在描绘小屁股的水兵，就像夹紧尾巴猎狐犬。”^〔115〕许多名人都喜欢水手。当时流传一些刺激的逸事，比如爱德华·盖索恩－哈迪的晚会充满禁卫军。一个笑话里说一个士兵被当作礼品送给此间主人。^〔116〕士兵们认为卖淫是一种传统，似乎新兵在参加团队后就被老兵拉上贼船。顾客被称为“绿茶”、“蒸汽机”或“钳工老兄”。一个好顾客会很抢手。阿克利有一天接到一封信说他的情人死了，团里的另一个士兵主动要求替换。临时卖淫可以让士兵们赚些零花钱，随后他们就拿去喝酒或找妓女花掉。此类交往并非没有危险，因为许多士兵和海员可能表现得很粗暴。查尔斯·戴蒙是世纪末老辈的颓废者，是奥斯卡·王尔德圈子里的古董，他曾对诺埃尔·科沃德说过：“亲爱的，我的奢望就是在一个近卫军的裤裆里挤死。”^〔117〕

如果说伦敦提供了同性恋娱乐的最多选择，外省也有些胜地。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大学城，同性恋者可以在一些酒吧相会（比如剑桥的“酒坛和棒糖”）。牛津和剑桥每年度的赛艇是相会的好时节。J. R. 阿克利就在那儿遇到了E. M. 福斯特、科里尔·阿博特、莱昂内尔·查尔顿、汤姆·惠切罗、哈里·戴利，他的众位情人还有众多警员、士兵、水手和其他少年犯在那里秘密聚集。在20年代，J. R. 阿克利、雷蒙·莫蒂默和埃迪·萨克维尔－韦斯特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朴次茅斯约会。30年代，由于首都的镇压加强，同性恋者向港口城市退缩，主要是布赖顿，那里晚间有快车到达，乘6点钟的车，4先令往返，整个周末不过10先令。当地有些可靠的地方为同性恋者提供方便，比如“老船”旅店有一个侧楼只对男性开放。房间门不锁，方便进出。还有些酒吧接待同性恋者，主要有圣詹姆斯街的皮戈特，蒙彼利埃街上的东方和不伦瑞克之星。有一部分海滩是男士专用，同性恋者实际上也喜欢那里。^〔118〕另一个同性恋者光顾的城市是多佛，这里驻扎了四个团和大批水兵。J. R. 阿克利光顾那里许多酒吧，“英国女王”、“格兰维尔”、“摄政王”、“克拉伦顿”。他有一套公寓，邀请许多朋友。城里到处是同性恋名人，比如T. C. 沃斯利、格雷厄姆·贝尔、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W. H. 奥登、斯蒂芬·斯彭德、E. M. 福斯特、杰克·斯普罗特、约翰·汉普森。莱昂内尔·查尔顿和汤姆·惠切罗长期住在那里。威廉·普洛默在那里住过一年。福斯特开玩笑说如果一发炮弹落在城里可以除掉这个国家差不多全部讨厌鬼。^〔119〕价格很便宜，平均10先令，但并不总有保障。许多男妓都不诚实，而且很危险。城市的组织以性为中心，士兵和水手卖淫得到钱，随后就花在妓女身上。多佛的神话保存在W. H. 奥登的诗《多佛》中，其中一些双关意义的诗句反映暧昧的夜生活和同性恋者的约会，描绘出这座城市气氛，只在寻花问柳的关系中打发时间才是它存在的合理性：

穿着漂亮制服的大兵在酒吧拥挤，(www.xing528.com)

像贵族学校的女生一样粉嫩和愚蠢；

狮子、玫瑰、王冠，并不会要他们赴死，

不是此地，不是此时：他们杀的是时间，

一个未来的穷苦平民。

……

海鸥黄昏的叫声像工作般哀伤：

士兵保卫游子为兵士付账

每人真正地为己，却没有人

控制流年和时间。有些可能做英雄：

我们并非同样不幸。^〔120〕

伦敦同性恋生活显得比德国传统，这是一种退缩的文化而不是征服，这也证明了警方的镇压更强、旁观者的宽容更少。英国同性恋生活在城市扩展，却对城市无益。更大的镇压同样解释了为何俱乐部和勾搭更具有性意味，因为缺少争论、聊天和交换信息的时间和机会。酒吧并不是做这些的，因为一个眼神、要一支香烟就足以搭上一个伴儿，不用引起其他顾客的注意。所以，英国同性恋文化更倾向是一种地下文化（underground），为世俗禁止，令胆怯者却步，主要集中在伦敦和港口的一些阴暗街区。

巴黎，高地，皮条客

20年代的巴黎有得天独厚的地位。由于没有镇压，许多男女同性恋的专门会所得以开放，法国首都以夜间娱乐的丰富著称。^〔121〕到30年代中期，柏林同性恋遭纳粹镇压，巴黎顺理成章成为同性恋生活新的中心。

舞会的时代

约会地点主要隐藏在三个街区：蒙马特、皮加勒和蒙帕纳斯。从19世纪末开始，蒙马特高地是巴黎女同性恋的主要约会地，可以见到她们在咖啡馆的露天座搂抱或是在红磨坊的舞会跳舞。埃德加－基内大道的单片眼镜是最早的女同性恋夜总会之一，由露露·德·蒙帕纳斯打理，所有的女人都扮成男子，穿吸烟套服，留贞德式短发。在巴黎有许多同性恋酒吧：蒙马特高地诺文街的叔叔、小茅屋、布朗什广场的帕尔密、自由、红宝石、塔纳格拉、布朗什广场的雷卡米耶、莫里斯酒吧、勒匹克街的表姐家，克勒韦尔常光顾布朗什广场的格拉夫，皮加勒广场的月光从下午三点开到早晨五点，招待水手和士兵。克利希大街旁一条死巷中的我的俱乐部的地下室接待售货员和职员。还有旧菜场的莱昂，大碗在左岸雨燕夹道的一间酒窖里，朱莉在圣马丁街。维克多－马塞街的疯狂酒店后来变成皮加勒街的烈日酒店。穴居人本来是一家私人俱乐部。小茅屋的气氛属观光酒吧，特别吸引寻求感官刺激的外国人：“手滑过琴键，钢琴师开始一段西迷狐步舞曲。一些当地的职业男妓被招募来表演，他们立刻纠缠在一起。说他们在跳舞不如说是在扭动。每个停顿，他们都用下流的动作互相撞肚皮，抖动上身的肉发颤，用指头夹着裤线，每向前走一步就向上提裤子露出漆皮靴子，向顾客抛媚眼。他们穿着很考究。有些似乎用棉花填了假胸。有些穿着大开领的日本和服。还有一个穿满是银饰的东方服装。”^〔122〕据说很多会所还兼营毒品：“几乎所有蒙马特和圣德尼门还有圣马丁门的同性恋酒吧都是可卡因的窝点，有店内消费，也有贩卖。”^〔123〕

但最重要的约会地点还是那些同性恋酒吧，当时有很大名声。圣热纳维耶夫山舞会是在先贤祠后面的大众舞会，狂欢节那天就变成易装舞会。可以见到成双成对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可以结对跳舞。最著名的舞会当属科尼亚克－热街的“魔力城”的舞会。易装舞会接待各个年龄段和各种出身的男性。舞会在1934年2月6日后被禁止。在此以后，同性恋者企图屈就一些“正常”舞会但徒劳无功，不得以退到郊区。1935年的圣诞夜，百名同性恋者乘大轿车到巴黎市外50公里守夜。“魔力城”（Magic-City）因其魔力吸引了同样多的看客和同性恋者，性倒错者经常会受到大批看热闹的人欢迎：“因为巴黎人中有些人每年都来‘魔力城’看‘阿姨’。他们的存在对于我是一场噩梦。我并不怕被他们看到，我看起来并不像，是因为我知道同性恋者害怕这些窥视者来舞会。对他们而言，索多姆就是‘魔力城’的‘阿姨’，他们就是些可悲的漫画人物。”^〔124〕夏尔－埃蒂安将之作为小说《疯女人的舞会》（1930）的主题。尽管有小说的外表，我们可以认为作者表现了接近原生态的视角，尤其是关于那里的氛围和看热闹的人的反应。他刻意采用一个完全陌生的观众的立场置身于同性恋者中间，在惊讶、厌恶和愉悦的相互混杂中发现巴黎“女疯子”的大聚会。他借此描写了聚集在一起看易装者走过的群众的反应。有些人喊：“垃圾！”另一些人喊：“等着坐牢吧，屁精！”^〔125〕或“把这些屁精送去服苦役！”这些辱骂来自卖票的叫卖“可耻的阿姨”、“贵族穷亲戚”。还有一种不这么鲜明：“她们早晚死在这上边，这些婊子！不能让她们这样侮辱大家！今天我们有权找回自尊，也有权找些乐子。”^〔126〕去那里是为了招摇，也是为了看别人：“在外面辱骂的进攻之后，是内部简单的欢迎，但同样怀有恶意。沿着扶手有一堆堆的人，高高低低，让人窒息，百来人扯着脖子笑骂，眼睛发亮，嘴里骂着，行使入场券的权利，聒噪而单调的合唱抛出一些恶毒的、可笑的字眼、应时的绰号^〔127〕。”这无疑是巴黎同性恋的最大吸引力，无论如何不可以错过。通过服饰，易装者表现了这个在一年中其他日子都秘密隐藏着的群体的壮大和活力，同时通过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夸张也对“正常”世界进行激烈嘲讽，手段几乎是典型性的：穿着有裙撑长裙的伯爵夫人、疯狂的少女、与水手跳舞的东方舞女、阿飞、大兵。

在“瓦格朗厅”的舞会上可以见到同样的气氛，而且也是在狂欢节举行。夏尔－埃蒂安在其《莱斯博斯圣母院》中有所描述，类似“魔力城”。对易装者的刻画能使我们对总体情况有所了解，比如“蒂蒂娜”（Didine，俗语指女性性器）“裹着一条黄缎子长裙，头上戴猩红假发，上面乱插着假钻石鹰头花，胸前开得很低，后背一直裸露到腰际，露出一幅斗士的裸体画，一个戴花边胡须面具的男子，画中人摆着臀爬上楼梯，小心地提起裙子的后摆^〔128〕。”一大堆绰号特别有启示性：“Fontange”（女帽）、“塞维尼”（历史上有塞维尼夫人。——译注）、“蒙泰斯班”（路易14的情妇）、“布永公爵夫人”、“小俄多西”（东罗马皇后）、“四球戏”、“紫老鼠”、“女魔王”、“跳蚤”、“甜面包”、“荡妇”、“英国女人”、“疯狂玛丽”、“缪斯”、“茶壶”、“母狼”、“萨芙”、“费尔南德·德·鲁贝”、“娜娃”、“戴瓦尔”、“梅丽”、“木樨花”、“湿猫”（猫指女子性器）、“小钢琴”、“发情猫”、“马莱公主”、“玛格丽特·德·勃艮第”等等。这是camp［作势］的胜利，用廉价的贵族派头嘲笑等级制度和传统价值。像在“魔法城”一样，瓦格朗街的舞会吸引众多看客，多数是出身下层：“从泰纳大街到蒙梭公园，从米埃特到星星广场，所有附近的下人都涌向‘瓦格朗’。这有点像仆人舞会，但那些匪徒和他们的娘儿们也来这里，他们从普安－迪－茹尔和维莱特到这里找便宜^〔129〕。”

除了这些巴黎同性恋中心，还有些次要的地点。香榭丽舍大道常有议会里的有钱主顾和文人光顾。英国人在杜勒伊公园对面的一家茶室约会。圣马丁门周围聚集着一些借着卖淫偷盗的人和皮条客。战神广场被一些意大利男妓垄断。高蒙影院的骑廊是著名的接头地点，还有那几条林荫大道附近的“贝利兹”游艺场。巴士底区有许多手风琴舞会酒吧，在那里，尤其是拉普街，有些烂醉的水手和殖民地人。那里不全是同性恋，但是允许男人结对跳舞，晚上很容易找到伴儿。达尼埃尔·盖兰就提到过这个平民区的环境：“我是巴士底附近拉普街一家风琴舞会酒吧的常客，大家跳爪哇舞，有戴鸭舌帽的家伙、有水手、有妓女、有上流社会的女人、男女同性恋者。那个放纵的年代，法国还不坏，跳男步的可以当众找同性跳女步的，根本不会大惊小怪。乐队在小阳台，主要是手风琴，节奏激昂。有时，坏脾气的会做个打架的手势，但不当真。两个婊子互相揪头发打架。警察检查不多，也都很温和，所谓风化警察很宽容，也很不张扬。我们太太平平地喝酒和薄荷汽水^〔130〕。”但并非所有看客都像达尼埃尔·盖兰一样热情：“在那里常见些肮脏的小流氓，毫无顾忌地浓妆艳抹，戴鸭舌帽，戴彩虹格围巾，在没找到嫖客的时候，他们会消耗不少菜叶子和无烟煤。”^〔131〕

夜生活

作为同性恋娱乐城，巴黎与柏林不同，勾搭和卖淫都在同一地点。虽然没有同性恋者聚会和讨论的地点，但有更多澡堂子和同性恋落脚地。

无组织的勾搭多在小便池边，也叫“茶壶”或“茶杯”，是圆形便池，一般有三个隔间。可以偷偷观察同伴的行动，想要的话也可以参加。如果被发现，可能因为公然猥亵判两到三年监禁，并罚款500-4500法郎。同性恋者光顾的小便池多在几条林荫大道、几个火车站、荣军院、战神广场、托卡戴罗、香榭丽舍大道、蒙马特高地、蒙帕纳斯、库塞尔大街、埃德加－基内大街、豪斯曼大街、马勒泽布大街、巴蒂尼奥勒区、拉雪兹神甫公墓、维莱特区、旧菜市场、拉丁区和天文台。除了这些单独拉客的地点还有一些公园，特别是布洛涅森林和樊尚森林，身家清白者与男妓、借卖淫偷盗者和“放鸽子”的混杂在一起。蒙梭公园更浪漫些，那里的同性恋伴侣在夏天一起散步。最后还有杜勒伊公园，聚集着一些有名的“女疯子”，他们绰号类似于“朗巴勒夫人”、“彭巴杜夫人”^〔132〕一类。巴士底附近一条叫“诺瓦耶”的驳船泊在圣马丁运河，据达尼埃尔·盖兰说这里是同性恋者游乐的所在。此外，游泳池也是很好的勾搭地点。达尼埃尔·盖兰特别提到特雷维斯街基督教青年会（UCJG）的游泳池在体育课或操练之后可以裸泳，还有蓬图瓦兹街的泳池，可以两人溜进更衣室做爱。^〔133〕

巴黎男性卖淫的圈子很有组织。与柏林和伦敦不同，多数男妓都是专门从业，许多是在特定会所范围内营业。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已经提到男妓院，那里可以满足各种苛刻的愿望。市民阶级的顾客对那里的“家庭”气氛感到踏实，提供的选择比较多，装修舒适，私密性也比较好。对盗窃、袭击和敲诈的担心也较少。某些会所的设施经得起最严格的挑剔。如同莫里斯·萨克斯的描述：“在此之前我从未想到会有一个已经建立的同性恋市场。别人告诉我某条街上一个地方表面上是浴室，隐藏着一些男妓，是些懦弱的青年，懒得去找规矩的工作。他们与男人睡，挣钱带回去交给老婆，这是这代迷途青年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对这些无耻的堕落既不感到乐趣，也没养成习惯。”^〔134〕威利也提到这些地方，在提克多纳街有一家，另一个在泰纳区，还有一个在圣奥古斯丁教堂附近：“找到了模样中意的年轻伙伴，就塞点零钱到浴场服务生的湿手里，他立刻会通知那美少年说有先生要按摩。然后就钻进一个拉了帘子的隔间，那里可以找到你非法的灵魂的另一半。作为按摩师，他负责让你最迟钝的器官都恢复血液循环。”^〔135〕另一个在福利－梅里古街，是性交易的场所：“在浴池两侧，沿着边，一些条凳围着桌子形成小间，坐满穿了浴衣的听众，在大厅中间高几级台阶的地方立着一架钢琴，形成一个半圆小舞台。”^〔136〕

许多男妓独立工作，通过暗号、土话和识别标记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圈子。^〔137〕大多数男妓都取战争意味的名字，通常是受演艺界的启发：米斯坦盖、贝克，还有索雷尔、格雷塔、马莱娜、加比、克劳福德、梅·韦斯特……他们有时候穿女人衣服，总是涂着粉：“克利希大街所有年轻人都化着妆。染了头发的‘梅萨林娜’过时了。”^〔138〕皮条客主要在皮加勒、克利希和罗什舒阿地区活动，在蒙马特高地也能见到。价格和支付方式多种多样。一开始，男妓每夜能挣200-300法郎，随后价格一直跌到50法郎。还要付旅馆的房间附加费，但如果顾客阔绰，旅馆反过来会付给男妓一笔中介费。还有预订系统，是为了那些羞怯的顾客和不想惹人注意的一家之主，比如可以与男妓一星期见一次或两次。

男妓们生活在一起，在巴黎社会底层形成一个特别群体。他们在巴黎的剧场骑廊会齐，寻找顾客，尽力施展魅力：“这些‘夫人’（当地的姑娘们这么称呼他们）们聊着天。时间不早了，‘奥尔加’动身去蒸汽浴室的夜场，‘蒂蒂娜’勾引了一个家伙。‘鹌鹑’听‘猎手’介绍的一个客人说话，‘猎手’是第一个认真的业余男妓。”^〔139〕每个男妓的营业方式都不同。除了在大道旁的美少年，还有“放鸽”的，他们第一想的就是赚钱，想尽办法让顾客破财。这些男孩子经常成对行动，一个在小便池勾搭，一个藏在一边，手里拿着警棍，准备对付难缠的顾客。有些人口袋里装着伪造的失业证，可以避免因流浪被收容。与男妓不同，这些人不是流落街头的同性恋者，他们是些贪图方便地挣些钱的小流氓。他们替自己强辩，否认职业的性意味：“如果说我接受这份工作，那是因为这是最干净、最没有风险的。奇怪么？但是偷这些老流氓的钱，我是在帮助他们的老婆孩子。”^〔140〕被偷窃和欺骗的顾客往往处于不利的境地，如果他投诉诈骗，警方会对他嘲笑谩骂，甚至虐待。所以吸引人关注他的遭遇是无谓的。通常一个皮条客控制一个或数个男妓：“他远不及‘菜市场的夏洛’，人家手下有八个或十个街上的孩子，人家认为他没什么名堂。”^〔141〕通常年幼的男孩入行以后会在年纪大些的控制之下：“浓棕头发的‘马赛女人’领着两个面色苍白的小徒弟向他们面授机宜。两个都未成年，‘洋娃娃’和‘劳劳特’（lolotte，指乳房）在他面前跑来跑去。常听他说：‘我有两个孩子，先生。’”^〔142〕这些放鸽的经常和妓女在同一个地盘营业，她们经常告发这种她们认为不正当的竞争。但在两种卖淫业之间并没有完全的对立。有时，一个皮条客手下有女也有男，妓女和男妓搭伴也不希奇：“与‘耶稣’相好的妓女还少么？弗里盖特、加比、小吉塞尔都不介意与‘红磨坊’里最女气的‘衰崽’好。她是自由的，她想起弗里盖特的话：‘宝贝，他比真娘们儿还棒！’”^〔143〕这种结合在圈内不被看好，皮条客不愿意有人染指他们的特权，嚼舌的人嘲笑他们：“你不认识‘鹌鹑’。他见不得那些小可怜。一见到就发情。有几次，他听说有女人与同性恋欺骗丈夫，他就像自己戴了绿帽，非要报复。”^〔144〕除了经济上的依赖，还涉及在巴黎边缘人内部的地位。男妓不光彩，黑帮、皮条客甚至女人们也瞧不起他们。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盗贼侵害。在这个大男子主义的圈子里，大家喜欢表现雄壮，甚至暴力，男妓则被怀疑是告密者，不被人信任。相反，小流氓为了讨好警方经常出卖男妓：“他了解‘科西嘉人’对这对儿暧昧伴侣的本能仇恨。与‘科西嘉人’一样，他讨厌‘竹子’、‘鹌鹑’和他们的同类，但却不表现出来。相反，他谨慎行事，帮助警方在蒙马特高地行动，却痛斥他们以表现自己的暴力情绪。在酒吧里，他们宣称：‘让这些蠢驴和娘娘腔去死吧！’”^〔145〕所以男妓常常是理所当然的牺牲品，被内部人毫无悔意地出卖和抛弃，而正是这个圈子让男妓成长起来。男妓的寿命相对较短，往往在贫困中死去。这一行是青春饭，青春易逝，^〔146〕而转行干其他的犯罪勾当的几率很小，因为从一开始就有欺诈的名声。而且，男妓往往是吸毒者，这加速了他们的凋落。

二三十年代，职业男妓在他们的地盘上受到“野”妓的竞争，通常是些年轻工人。安德烈·纪德在日记中对此现象感到惊讶：“据罗杰（马丁·迪·加尔）说，在这里卖淫的年轻人中十分之九都不是同性恋者。不过他们对做这个并不反感，只是为了钱罢了，而且这可以让他们养一个情妇，在白天一起招摇。”^〔147〕虽然经济危机助长了临时卖淫，但似乎在法国这种现象的规模不如别处，也许是因为危机来临得较迟。^〔148〕除了紧急的金钱需要，巴黎的非职业卖淫也是因为奢侈生活和礼物的吸引，有时是为了晋身上层，还有性放纵的大环境：“年轻泥瓦匠石膏般的纯真投合外国人的欲望，在流行英美壮汉之前，大家喜欢这些匀称的小童子。只要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许诺。闭着眼睛听凭任何一只手抚慰，这是如此容易。最终会不知不觉发现喜欢上这个。”^〔149〕这些业余的男妓很容易最终沉沦于卖淫业，一个见识过另一个世界的男孩子很快会在工人阶层里感到不自在，希望摆脱环境而成为一位英俊先生的朋友。这类罗曼史往往在贫困中结束，因为正是工人出身和业余卖淫吸引着顾客。一旦加入职业男妓的群体，涂脂抹粉，说着切口，年轻的工人就失去了他主要的诱惑本钱：“工人区的男孩不能忍受过去的平凡，因为已经见识男子漂亮的身体，他出卖自己只是为了找乐子，为了看看。一天他折断了粗条绒裤兜里贴身装着的四截曲尺。一罐奶油使面孔变得温柔。晚上的大众舞会。外国人喜欢圣母院那样的地方。小流氓很快就学会选择漂亮的领带。他收藏了很多领带。他会跳舞，会唱歌。他也要搞艺术。”^〔150〕

这些男孩维持着国际性的巴黎的夜生活。职业男妓招徕巴黎和外省的资产者，这是一些口味确定的熟客。他们不在乎新花样，不大愿意去时尚场所表演而有损名誉，而那些业余卖淫的工人、小混混、烂醉的水手在巴黎卖淫业中是招之即来的。正是这些人，富有的外国游客特别是美国人想见到他们，回国后可以骄傲地假装声音颤抖地讲述与小混混的艳遇：“剃掉颈毛的小流氓，在红围巾的掩映下脖子是那么白皙，隔着一杯白兰地等待着一个伙伴来忘记夜雨和孤独，一个不要付钱的伙伴。Sweet pimp［可爱的男妓］，他说道，这一夜的顾客。战争期间一些美国大兵教会少许英语，他理解成‘可爱的小流氓’，他生气了：‘不，我不是小流氓。我在包间里讨生活。对我好点。’来巴黎找男孩的外国人摸着他的二头肌，他很高兴。‘可爱的小坏蛋。’他兴奋起来。外国人坏笑。他请他跳舞。当他跟外国人一起走的时候，一个平时喜欢的姑娘辱骂他。他摸摸姑娘的头发，对咒骂置之不理。”^〔151〕对这些男孩子，巴黎上层名流大加称赞，作为厚礼介绍并赠送朋友。科克托的圈子、克勒韦尔的圈子在一些时髦的夜总会消磨晚间，在那里他们建立和毁灭那些充满幻梦的年轻人的名气。出众的美貌、发达的肌肉、流氓的名气都能保证在蒙马特高地的短暂辉煌，引起伙伴的艳羡，得到金表作礼物。但缺少刺激的上流社会的人很快会厌倦，很快就抛弃他们的挚爱。

外省的同性恋生活比较难以确定。土伦^〔152〕，这个“迷人的索多姆”是同性恋强势的地方，科克托在《白皮书》中歌唱：“来自世界所有角落，喜爱雄性之美的人们来欣赏独自或成群游荡的水手，对媚眼报以微笑，从不拒绝爱的给予。”^〔153〕马赛吸引许多寻找异国情调和休假海员的同性恋者。斯蒂芬·坦南特在那里逗留过数次，在港口生活中汲取小说《印度水手》（Lascar）的主题和草稿。达尼埃尔·盖兰在上船去贝鲁特的时候勾引过一个年轻的见习水手，在随后的旅途中则受到那些最强壮的水手的追求。同样，安德烈·纪德描绘了卡尔维城的生动画面，表现出纪德式的热情：“在卡尔维，所有男性不论老幼都操淫业。这个词并不确切，因为似乎他们追求快乐胜于赢利。在众多的酒吧中，男人只与男人跳舞，以比较淫荡的方式。小男孩从八岁起就与哥哥们被外国人带去嬉戏，在沙滩、在岩石上或在松树下。他们在附近把风，如有麻烦就发出警报，他们也乐意做窥视者。在白天和晚上的任何时间，他们随时恭候。”^〔154〕所以很难确定巴黎以外的同性恋者的数量。威利用一句话来解决问题：“要想统计外省有强大同性恋顾客群光顾的那些多少有些商业化的场所，那就需要一本上流社会的名册。”^〔155〕这种热情看起来可疑，因为尽管在外省的大城市存在几所酒吧和旅店偷偷接待同性恋者，但是搭客主要在夜间，而且与德国不同，不存在有组织的结构来处理同性恋顾客的需求。

20年代同性恋生活的主要特点是会所的创立，在传统的勾搭和卖淫网络之外，这些会所临街开放，公开接待同性恋顾客。这首次使同性恋者结伴外出成为可能，他们可以光顾专门的酒吧，没有风险地勾搭，至少在首都是这样。这种安全感是首要的，可以鼓励交流，使对话得以建立，方便了约会。在酒吧和跳舞场，一个社群建立了：“在工作时间，同性恋者是社会的构成成分，与从事有用工作的人们完全无法区分。但在自由时间，他们变得很明显，成为特别阶层。”^〔156〕同时，这种安全感维系了风俗彻底改变的幻象：在一个保护壳中无拘束地生活，他们有时会忘记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变化。在英国和德国，同性恋仍是罪行。对于一些人来说，30年代对秩序的回归是令人痛苦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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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是张扬的时代。同性恋的记忆丰富起来，视觉上的典型、有意味的名字、魔幻的地点，由于话语形成的力量，它们勾勒出神话的轮廓，成为同性恋身份认同构成元素。在这种想象的建构中，重要的并非是历史的真实——真实中不能忘却的是辱骂、嘲笑和排斥，重要的是所象征的力量和人们赋予它的权力。这些奠基神话的成功是无可否认的。一方面，它们充当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基础，这些由德国同性恋运动的创立和英国精英中真正的同性恋崇拜的出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它们构成7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个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