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同性恋史：1869-1919

同性恋史上成为神话的日子中有几个特别重要，比如1969年6月27日夜的“斯通沃（石墙）酒吧”事件（Stonewall）。另外一些比较任意，但是却见证了一种想把“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历史纳入身份认同的视角的合理愿望。1869年，匈牙利报刊作家卡罗里·玛利亚·科特伯尼（Karoly Maria Kertbeny）第一次使用了“同性恋者”（homosexuel）这个词。这是一位无名者的回忆录，向普鲁士司法部长莱昂哈特（Leonhardt）博士要求废除刑法中“反常性行为”的条款。虽然这一名词经过了数十年时间才得以确立，但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日子宣布了断裂，使得鸡奸者作为反上帝的罪人与作为反社会罪犯的同性恋者清楚地区分开来。事实上，1869-1919年间可被视作同性恋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20年代同性恋解放的根基。

丑闻的时代

在同性恋记忆的奠基神话（迷思）中，那些19世纪末的丑闻占有特别位置。这些丑闻实际是在一种矛盾的语境中爆发。因为得益于城市化、匿名的保证、医学理论的发展、社会更大的宽容，同性恋的“舞台”乃至同性恋圈子开始形成，反同性恋的立法也加强了，道德秩序的反弹也有了借口。事实上，这种暧昧难明的情况在英国和德国表现得最清楚，法国则以某种方式受到连累。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局限于一些精英圈子（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前卫派）的同性恋运动和公开社交。英国20年代性解放的先驱者为“新异教徒”（Neo-Pagans）。这一知识分子团体与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小圈子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一度辉煌。乔治五世时期的文学明星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周围聚集了贾斯廷·布鲁克、雅克和格温·雷夫拉特、弗朗西丝·康福德、凯瑟琳·考克斯（“Ka”）和奥利弗四姐妹（玛格莉、布莱恩西尔德、达芙尼和诺埃尔）。他们聚集剑桥乡间的格兰德切斯特，试图通过创立一种乡村神话来超脱现代主义，他们基于身体崇拜、运动的自由、“天体”主义（nudisme）、男女混浴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坦诚态度和自由争论性问题为基础，“新异教徒”建立了对男性与女性关系的一种新观念。这种对社会成见的抛弃却仍然与妇女婚前严守贞洁联系在一起，这导致了挫折和压抑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同性恋代表着一种遁途。鲁珀特·布鲁克在“公学”和剑桥大学都有过同性恋经验，^〔1〕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获得性满足的方便快捷的方式。他与德纳姆·拉塞尔－史密斯保持的这种意义上的关系是引人注意的。他在一封信中向詹姆斯·斯特雷奇详尽披露了其中种种^〔2〕。他对性行为的描述所表现的超脱和自由表现出对性爱和同性恋问题的一种全新见解。享乐超越了道德禁忌成为可能。鲁珀特·布鲁克与德纳姆从实践“公学”男生的种种恋爱游戏开始：“德纳姆和我，许多年来我们相互搂搂抱抱，直到一个平静的夜晚我一言不发地在黑暗中替他手淫，就在两间宿舍最小的那间里。”^〔3〕德纳姆来与鲁珀特消磨假日，是鲁珀特决定付诸行动：“我完全清醒地决定第二天晚上动手。我根本不知他会怎样反应。但我想乐乐，还想看看自己怎样摆脱作为处男的耻辱（在我看那是种耻辱）。”^〔4〕鲁珀特·布鲁克没有表达丝毫悔恨，只是害怕他的同伴会拒绝他：“一些平凡的念头扫过我的脑际，就像伊丽莎白朝代关于‘床单舞’的玩笑，我希望他喜欢。我只用第三人称想到他。”^〔5〕由此，同性恋不再被视作误入歧途和禽兽恶行，反而被视作性爱形式的一种。虽然“新异教徒”因为其精英特色而并未对英国社会有可观的影响，但他们却在资产阶级上层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输入一种新思想。他们关于把身体从清教徒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理想将会在大战后重生。1915年鲁珀特·布鲁克在前线阵亡大大动摇了维多利亚朝社会。他成为所有为国捐躯的青年士兵的象征，传播了神采动人、金色头发和天真无邪的理想青年形象，这种理想形象在战争之后则屡见不鲜。谢里尔·谢尔的摄影作品使“英国最英俊小生”的形象得以不朽，体现了“视觉影像紧跟危难中的民族需要”。^〔6〕在仍然深受清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背景中，这一崇拜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是同性泛爱。

法国的巴黎享有快乐之都和宽容之港的美誉，尤其是在国外。高雅的女同性恋者大多来自美国，她们把“塞纳河上的莱斯博斯岛”^〔7〕作为她们的天堂。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维那莱塔·辛格的沙龙^〔8〕是巴黎同性恋的一个中心。她22岁嫁给路易·德·塞－蒙贝里亚尔王公，很快便离婚。她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希望能独立。让·洛兰在其《德·佛卡斯先生》中对她作了嘲讽的描述：“一个亿万美国富婆，其最大的不检点就是与一位太过漂亮的女朋友在剧场抛头露面。”^〔9〕她是孟德斯鸠伯爵和格雷菲勒伯爵夫人的朋友，她遵从他们的建议再婚以便确定社会地位。她嫁给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他也是同性恋者。她很快便开始结交上流社会，并吸引众多作家，尤其是普鲁斯特。她出生于美国，对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十分了解。她是亨利·詹姆斯的朋友，是她让巴黎上流社会发现了奥斯卡·王尔德和道格拉斯爵士并引起轰动。矛盾的是，恰恰是孟德斯鸠伯爵和普鲁斯特回避他们，认为他们“堕落”！他们张扬的同性恋行为引人注目，使人相信一种新的宽容。萨芙之爱合乎潮流，尤其是在上流社会。牵涉其中的有奥尔塞伯爵夫人、维奥莱特·缪拉女王公、克莱蒙－托耐尔公爵夫人、卡特琳·波尼亚托夫斯卡女王公、范·翠乐恩男爵夫人，当然还有波利尼亚克女王公自己。著名的交际花们维系着女子之间的联络，如莉亚娜·德·普吉、艾米莲娜·德·阿朗松、莉亚娜·德·朗西。文学界更是有很多女同性恋者：娜塔莉·巴内（Nathalie Barney）、勒内·维维安（Renée Vivien）、安娜·德·诺瓦耶（Noailles）、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艾丽斯·B. 托克拉斯（Toklas）、韦尔农·李（Vernon Lee）当时都生活在巴黎。巴黎吸引众多侨寓的女同性恋者，她们在都市中寻到了特别的自由，女同性恋的圈子已经高度组织化。雅各布街22号的娜塔莉·巴内家的沙龙是巴黎女同性恋的胜地。^〔10〕在那里可以找到众多文学名流，保罗·瓦莱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埃兹拉·庞德、纪德和普鲁斯特都是座上客，还有巴黎女同性恋的精英罗曼娜·布鲁克斯（她曾与波利尼亚克女王公有染）、多莉·王尔德（奥斯卡·王尔德的侄女）、柯莱特、伊丽莎白·德·格拉蒙、鲁西·德拉吕－玛尔德吕、拉西尔德、格特鲁德·斯泰因、玛丽·洛朗森、玛格丽特·尤瑟娜尔、梅塞德斯·德·阿科斯塔、西尔维亚·比奇、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多萝西·伯西（利顿·斯特雷奇的姐姐）、玛塔·哈里、埃德娜·圣文森·米莱和伊迪斯·西特维尔。圈子成员生活富足，有来自各国的世界公民，多是文人或者有文学抱负，而且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基本上讲这个圈子是精英主义的，对其他的社会阶层通常一无所知。法国象征着一种耀眼的、戏剧化的、有时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性恋，却很少卷入社会和政治活动。由于没有法律的镇压，同性恋者似乎是融入社会的。但这种世外桃源的看法并不正确，大多数同性恋者不属于上流社会，默默无闻地在外省生活，同性恋仍然是需要隐藏和缄口的污点。

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从19世纪末就可观察到同性恋聚集成团体开展运动，比如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的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和阿道夫·布兰德（Adolf Brand）的唯一者联盟（Gemeinschaft der Eigenen），致力废除《刑法》第175条，该条款对男子间的“猥亵行为”处以5年监禁。他们各自的报刊《中间性别年鉴》（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和《唯一者》（Der Eigene）分别于1899年和1903年开始发行。这种特殊性表明1914年前的德国已经牢固地建立性爱自由的声誉。到德国旅行通常是大学生活的一站，经常是猎奇的借口。因此，鲁珀特·布鲁克于1911年去了慕尼黑，那里是当时前卫艺术的胜地。但却是在柏林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同性恋生活空间，酒吧、俱乐部、聚会场所，有男性的，也有女性的。1905年，同性恋已然是一个时髦话题，受到讽刺小报的幽默对待。慕尼黑的《青年》（Jugend）周刊一幅漫画描绘一个德国资产阶级家庭接待人口普查员。普查员问家长：“你们有几个孩子？”母亲回答说：“两个女儿、一个男孩、一个同性恋，还有三个几乎是同性恋。”漫画标题《人口普查，现代风格》。

在这三个国家，清教徒的反弹借助一些重大丑闻动摇了新生的同性恋群体。在英国，对奥斯卡·王尔德的诉讼和宣判具有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11〕。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俱乐部收到昆斯伯里侯爵的侮辱性卡片称他为“鸡奸犯”（Somdomite），奥斯卡·王尔德随后提出毁谤名誉的诉讼。诉讼于1895年4月3日开始，很快转为对王尔德不利，几个年轻的男妓被传召出庭作证，诉讼以侯爵无罪结束，但却展开另两起诉讼，4月26日和5月22日，王尔德被控告有伤风化和鸡奸。5月25日，他被判处2年监禁，这一判决受到公众和报界的热烈欢迎。^〔12〕奥斯卡·王尔德案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被告为知名人士，而且造成了丑闻，这是困扰英国维多利亚朝的道德恐慌的一个爆炸性事例。对王尔德的判决是清教徒的胜利，向公众描绘了同性恋者“败坏青年德行者”的形象，是危险和堕落的源头。接之而来的是对同性恋有预谋的沉默，意图保护家庭道德。我们在《柳叶刁》（Lancet）上读到：“尤为重要的是，此类事情不得在街巷谈论，对少年男女不宜。”^〔13〕为避免此类丑闻重演，霍尔斯伯里受到保守派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支持，使议会在1896年通过《风化案庭审记录发布条令》，禁止公布与同性恋相关的庭审记录。索尔兹伯里认为：“显然，公开此类案件庭审细节会引起对罪行的仿效。”^〔14〕矛盾的是，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引发了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意识。案件确实披露了一种有组织的同性恋生活的存在。王尔德与小学院街13号一个公寓中的男童卖淫网有牵连。这并非此类事件首次发生，早在1889年和1890年就有一些年轻电报员牵涉在克利夫兰街丑闻案中。^〔15〕

在德国，同性恋问题从1907年起越来越重要，威廉二世的帝制突然受到一系列丑闻的冲击。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在《前景》（Die Zukunft）报上指控皇帝的两位密友菲利普·冯·奥伊伦贝格亲王和库诺·冯·莫尔特克伯爵是同性恋者。这一事件有双重起因，意图通过在威廉二世周围散播怀疑以使君主失信，而且还对德国外交政策表示质疑。奥伊伦贝格和莫尔特克被怀疑向法国驻柏林使团一秘雷蒙·勒孔特提供情报。一秘本人也是同性恋者，他将德国在1906年1-4月间摩洛哥危机中的欺诈行为汇报给法国外交部。^〔16〕事件无疑有政治起因，威廉二世的顾问也是他的挚友奥伊伦贝格是反对帝政的外交官，赞成与法国接近。他很快便引起军人和俾斯麦信徒的反感。由马克西米利安·哈登组织的反对他的运动以集中攻击其同性恋行为来作为毁伤他的仕途和影响的便宜手段，而且还能间接削弱皇帝。看起来哈登的确掌握了威廉二世同性恋行为的许多丑闻资料，但他宁愿不用。很清楚，同性恋指控只是政客们行动的幌子。同样，在两次大战之间，对同性恋的攻击也经常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哈登起先敲诈奥伊伦贝格，以揭露其私生活威胁他于1902年退出公众事务。但是，奥伊伦贝格在1906年再次涉足政界，由此引发反对他的行动，牵涉到当时的柏林卫戍司令库诺·冯·莫尔特克将军。这次行动也有可能是在军界的压力下发动的，军队自身也刚刚由于同性恋丑闻受到动摇。面对指控，皇帝要求莫尔特克辞职，奥伊伦贝格也被迫离开外交界并交出勋章。如同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案件，案件互相引发。莫尔特克反诉哈登。同性恋运动“唯一者联盟”领导人阿道夫·布兰德指控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与他的秘书有染。比洛以毁谤反诉。莫尔特克对哈登的诉讼于1907年10月23日开始，很快引起轰动。莫尔特克的妻子对丈夫的性行为作了惊人披露，希尔施费尔德被召作为专家出庭作证。他确认莫尔特克“无意识的取向”可归为同性恋。这一证言的目的在于揭露政府的虚伪，对高层人物的同性恋行为视而不见，却判决其他人。这一策略没有什么成效，10月29日哈登被判无罪，新的诉讼开始了，首相比洛控告布兰德毁谤。布兰德被判18个月监禁。稍后，医疗专家确定莫尔特克的妻子歇斯底里症，希施费尔德撤回自己的证言。哈登被判处4个月监禁。出狱后，他重新开始反奥伊伦贝格的行动。奥伊伦贝格案件未能结束，因为亲王病重。他死于1921年，与莫尔特克不同，他没有得到平反。奥伊伦贝格案件造成对同性恋的严重偏见。奥伊伦贝格失宠而破产，报界和公众此后将同性恋者与民族叛徒联系起来。犹太同性恋者希施费尔德的介入加深了对于这两个集团密谋颠覆国家的想法。反同性恋的游行多了起来，经常与反犹太人、反女权、反现代主义的运动联合在一起。对同性恋的指控和宣判增加了。德国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在这些黑暗时日遭遇严重危机。对WhK的经济支持在1907和1909年间削减了三分之二。希施费尔德的介入肯定是一个严重的策略错误，一直以来支持他的富裕同性恋者害怕会受到同样的指控。^〔17〕

三国间的交互影响从世纪初就很明显。同性恋的世界已经具有统一性，虽然是表面化的，但却是真实的。在法国，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的沙龙承受了清教徒风潮的反击。接连的丑闻在这个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国籍混杂的圈子里造成很大反响。1895年的王尔德案件深刻动摇了这个唯美的、行事乖张的群体。一些人墙头转向，彻底加入卫道潮流，奥克塔夫·米尔博与唯美派反目，保罗·布尔热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并与巴雷斯的民族主义接近。1903年，阿尔福雷德·克虏伯自杀身亡。同年，孔多塞中学丑闻之后，德·阿德尔斯瓦德－费尔森男爵在巴黎被捕。1907年，奥伊伦贝格事件。米歇尔·德·考萨认为“整个欧洲的同性恋共济会都受到波及”。^〔18〕事件的反响是极其可观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仍有著述论及。^〔19〕普鲁斯特也不忘在《索多姆和戈摩尔》中记上一笔：“先生，在一些男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共济会，我不便对您讲，但目前其成员中有欧洲的君主，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皇帝，他幻想治愈他的痼疾。这可是严重事件，可能会让我们开战。”^〔20〕法国报界开始将同性恋称为“德国病”。柏林被戏称为“施普雷河上的索多姆城”（柏林别名叫作“施普雷河上的雅典”。——译注），德国人被叫做“奥伊伦贝格人”。在小便池边，同性恋的暗号有了新形式：“您说德语么？”^〔21〕

战前的丑闻持久地影响同性恋的想象。这证明了同性恋解放尝试的脆弱，受到变幻不定的舆论的左右，舆论顾及体面，随时准备在危难之际为了拯救民族的“罪行”而牺牲这些理想的牺牲品。这也向孤立的同性恋者揭示了同性恋网络的存在，同性恋文化正在成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巩固了这些倾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20年代同性恋想象的主要创始神话。两次大战之间的矛盾倾向源于世界性的冲突，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和平主义与军国主义、雄武与雌媚的冲突。这种暧昧不明产生于围绕着同性情爱概念的混乱，概念本身就是战争的结果，它与行伍情谊、英雄主义、阳刚之美、雄武之气相关联，但同时又可以作为怯懦的、变节的、无力的、雌媚的化身加以贬斥。而且，虽然一次大战对于20年代的同性恋群体可能唤起男性友谊的时光，发展对美好牺牲的怀恋，但同时也反映出歧视妇女和军国主义，在反民主的运动和宣扬雄性暴力中体现出来。同样在公众舆论中，自由倾向在战后的享乐意愿中壮大，而与之对立的镇压倾向却将同性恋与堕落等同起来。

同性恋者，祖国的叛徒

战争暴露出一个国家的弱点。1914年起，每个国家都集中力量面对对手的威胁。不论在德国、英国还是法国，精诚团结表明了对民族价值的回归。战争没有给少数人留下位置，任何的越轨行为都是可疑的。同性恋成为民族主义的吹鼓手们选中的目标。在德国，同性恋运动在谨慎的沉默中消失。个人受到谣言的左右。D. H. 劳伦斯《袋鼠》中的主人公理查德·萨默斯的特点是体质羸弱不能扛枪、受社会主义蛊惑、性取向不明。他成为一个科努瓦耶村庄里的替罪羊，每个村民都把监视他作为一种责任。他后来不得已逃到伦敦，但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是泄愤的对象。^〔22〕

在英国，战争很快成为清除国家所有污点尤其是性事方面污点的大好机会。奥斯卡·王尔德案件在1914年仍然记忆犹新，他是旧时代颓废的象征，要让英国成为雄壮胜利的民族就必须消灭他。如果说反和平主义者的斗争是一个宣传主题，我们发现其中插入了反性错乱尤其是反同性恋的言论，因为这些被认为是属于德国的。这是奥伊伦贝格事件的直接后果，但因此这也是把同性恋等同于叛国罪的一种方式。同样的现象在法国也可以见到，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精辟分析了这种由战争引起的对夏吕斯的同性恋看法的变化：“从战争开始风头就变了。男爵的性倒错被揭露，连同他的所谓德国国籍。‘德国佬夫人’、‘范·登·德国佬夫人’成为德·夏吕斯先生平常的绰号。”^〔23〕英国军方颁令严惩男子间的性关系，对任何公开或私下的行为处两年监禁，鸡奸则判10年。对军官在判决前撤职。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军中同性恋行为仍然存在，战争期间，22名军官和270名士兵因同性恋判刑。^〔24〕同性恋不仅是反对军队的罪行，而且是反对战争中的英国的罪行。平民也成为打击目标，真正的迫害开始了。议员诺埃尔·彭伯顿·比林对同性恋者发起圣战。^〔25〕1918年他发表题为《第一批47000》的文章，据他称是已知的服务于德国情报部门的英国同性恋者的数目。德国特务掌握一部黑皮书用以敲诈那些身居要职者以诈取国家机密。他在下院反复重申他的断言。他还在《阴蒂崇拜》一文中攻击女舞蹈演员莫德·阿伦，她在王尔德的戏剧中担任莎乐美的角色。阿伦控告他毁谤。比林声言“这部戏像她演的那样直接投合性变态、鸡奸者和女同性恋”，制作人J. T. 格伦选择“在民族危难之际上演这部所有堕落作品中最堕落的戏，其作者正因为这种逆反天性的恶行而遭重判”^〔26〕。诉讼是一次巨大丑闻，比林根本没有被视为被告。他将听证变成反对同性恋的法庭，以正直爱国的形象捍卫国家免于德国阴谋。他被判无罪。^〔27〕围绕同性恋的歇斯底里说明了同性恋被视作对国家是不祥的和危险到了何种程度。两次大战之间，一再出现对叛国的同性恋者掌权的忧虑，这种忧虑在二战中不断加强，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由于“剑桥间谍案”于50年代达到极致。

前线，同性恋学堂

战争使男人们在极度危险中靠近，所以也是同性恋友谊发展的适宜土壤。基于此，战争是使同性恋变得平常的一个有力因素。战争审美很大程度上依靠同性爱慕（homoérotisme），通过展现雄性美、强调雄性特色来重新创造一个理想的男性社会。比如《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圣－卢就得以利用战争来经历一场同性恋的激情罗曼史。战争表现一种理想，“想象中追寻的理想就在他最具体的欲望之中，不过蒙上了意识形态的云雾。在纯粹男性的骑兵团里，他们远离女人，他们的理想是与自己的知己共同效忠，在这里他可以为了救他的传令兵而冒生命危险，牺牲会引起手下人狂热的爱意。”^〔28〕

安托万·普罗斯特和斯特凡·奥杜安－鲁佐两人都提到“战壕里的博爱”，这是关于大战的一个典型言论^〔29〕：士兵与官长在战壕中如何投契平等、互相帮助、互相安慰，他们经历一些脉脉温情的时光。在德国，“钢盔”（Stahlhelm）组织也以同样方式维系着“前线的友爱”的崇拜。老兵联盟（UNC）的口号“像在前线一样团结”总结了这个神话，它是有真实基础的，却只是短暂的。战后，只有回忆还见证着这种神奇的团结。但是也不应该轻视这种“有限经验”的影响。斯特凡·奥杜安－鲁佐在《堑壕战士兵们》中所引用的见证揭示了强烈的同性爱慕的内涵，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明确指出过。在1916年的《潜望镜报》上：“（由于共同经历的苦难）他们互相结下深厚友谊。从共同的回忆和苦痛中发展出一种不可摧毁的联系把他们永远连结在一起。人们发现在战斗班里他们成双成对，似乎这友谊不可能毫不减弱地扩展到更多人，会由于更多人分享而减淡。人们见到他们总是形影不离。大家称他们为同伴。”1916年10月的《胸毛与鹅毛笔》上：“在救护所，一个支持不住的伤员扑向他碰到的第一个担架兵：‘拥抱我。我愿和你一起死。’”

事实上，战争使一向谨慎畏缩的同性恋大发展，但同时，战争让平时会对这种关系报以冷眼的人认清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人对同性恋的理解还是做作的娘娘腔。堑壕中结成的友谊却基于另一种逻辑，是由荣誉和共同经历为信条铸成的雄性社会。前线最平常的同性恋友谊建立在军官和他的弟兄们中间，J. B. 普里斯特利说^〔30〕：“他们大多是些出身上层和富裕阶层的人，在公学就养成这方面的热情，他们欣然接受摆脱了女性繁琐的、完全男性的生活方式。”这些激情的、理想化的、没有肉体接触的友谊是由年轻人的青春、美貌和纯真引发的，通常是军官的勤务兵或随营管家。萨默塞特·毛姆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遇见年轻的救护车司机杰拉尔德·哈克斯顿，他们成为了伴侣。J. R. 阿克利也有记述：“我的通讯员和勤务兵都是根据外在气质选定的。事实上，希望有俊俏士兵服务的愿望是许多军官中的普遍倾向，我不知道是否他们比我更多享受到这种近似父爱的关系。”^〔31〕许多军官试图通过对手下更加尽心来升华他们觉得负罪的欲望。心理学家W. H. R. 里弗斯遇到几宗案例，军官们在性欲与军中严格的责任和纪律观念之间左右为难，他们的感情在对下属命运的无私关注中得到升华。许多神经症的案例都是这种煎熬的后果。西格弗里德·萨松在诗中表达了这种痛苦，其精神性多于肉体性，负疚感与密友的死亡相关联：

但今日我忧愁满怀。坐在火旁，

火带走我的梦，化之为灰，

因为死亡使我明智、苦涩和坚强。

而我因我所失而富有。

噢，星光照在既往的原野，

还给我黑暗和夜莺。

逝去的夏日中黑暗的幸福，家园的宁静，(https://www.xing528.com)

还有沉默，朋友们的面孔。^〔32〕

战后，萨松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发展与菲力普·德·黑塞、加布里埃尔·阿特金、格伦·拜厄姆·肖尤其是与斯蒂芬·坦南特的关系。久经磨折的孔武老兵和颓废的公子哥的相遇概括了战争之后同性恋的质变。两个对立的世界互相汲取，在自身的放纵中、在反对旧秩序的不断抗争中创建新的秩序，一种“标准”的、没有限制的同性恋模式。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33〕似乎毫不困难地接受了自己是同性恋，他无疑在赴前线之前已经有所认识。在他的战地诗^〔34〕中可以见到许多关于同性之爱的段落。欧文不满足于描述同伴们的英伟，他分担他们的苦痛，描述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特别纽带。虽然他控诉战争的恐怖，但他审美的视线和对男性身体的激情使他展现了前线生活的一幅别致的图景：

红唇并不如此地红

像英国亡灵吻过的斑驳的石头。

情人和他爱人的温情

与他们纯净的爱相比像是一种耻辱。

噢，爱神，你的眸子失却了媚惑

当我看到失明的双眼！

心，你从未如此火热，

如此宽广和饱满，因伤痕而伟大。

虽然你的手苍白，

比焰与冰中拖着你十字架的手更苍白：

哭吧，你可以哭泣，因为你再不能触摸它们。^〔35〕

一种非常男性的视角排除了女性的介入，因为那是与后方连成一体的。从这一点来讲，欧文的态度在战后的同性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男人们因为共同的经历团结起来，希望继续远离妇女而单独相处，他们已经不了解女人，而且也不信任她们。

情爱不局限在军官的圈子里，田园浪漫曲同样在战士中发展。比如普通士兵安东尼·弗伦奇对战友艾伯特·威廉·布拉德利产生激情，后者在1916年9月死在他的怀中。第一次见面，他就为其美貌打动：“我喜欢他的脸。很青春、苍白、精致。额头宽而高，嘴唇构成迷人的曲线，在腮上有酒窝。”^〔36〕士兵本身也可能发展一种对某些长官的崇拜，在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剧作《但这仍在继续》（1931）中就能见到。这个时代同性恋想象的一个主题就是共同洗浴。我们见到在大多数老战士的回忆集中都看到对在长官亲切注视下裸体洗澡的士兵的描述。从中表现出带情色内涵的肉体的脆弱与外部世界残酷的强烈对比：“在较远处，一个小兵站在喷头下。这个脆弱的金发小家伙很漂亮，在阳光下如此白皙，在单调棕色的巨大空地的背景中突现出来，他本身就是广阔无限，痛苦像长矛洞穿了我。”^〔37〕

最终，战争向女同性恋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天地。许多妇女参与军事行动，主要是作为救护员。拉德克里夫·霍尔在《孤独之井》中提到这种想成为有用的人的愿望，单身无子女的妇女有了这种可能，得以在社会中取得一席之地。“‘恐怕他们会拒绝我这样的人’，斯蒂芬小声说道。女诗人将手坚定地搭在她肩上说：‘我还不能肯定，这场战争也许会给你这样的女人带来机会。我想你会发现他们需要你，斯蒂芬。’”^〔38〕女主人公加入了伦敦的救护队，她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那种团结一直持续到战后。“（女权主义者、护士）出色地响应国家号召，希望英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但另一些人，她们也奉献自己最好的东西，希望她们也不会被忘记。她们看起来很怪，起码其中一些人是这样，在街上大家不会注意她们，虽然她们阔步行走，也许是因为羞怯，也许也有点想得到肯定，骄傲和羞怯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她们是天翻地覆的参与者，由于自身的功绩被世人承认。虽然她们的武装带上没有武器，帽子上也没有团队徽章，但一支劲旅已经在这些恐怖的岁月中形成，而且永不会解散。”^〔39〕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些阶层中男性和女性隐藏的同性恋情感得见天日，驳斥了认为同性恋即堕落的偏见。在《世界大战中的性生活史》中，费希尔和杜伯伊斯描述了俘虏营中的生活处境。“士兵们逐个屈从于违反天性的爱情的诱惑。即使那些本性对此反感的人也逐渐被他们同伴们恳求说服，也许直到彼时他们还不知道在平民生活中有同性恋存在。”^〔40〕此类诱惑的影响在当时的讽刺报纸上也可见到，在漫画上可以看到军中明星被一群崇拜者等待，坤角装扮的士兵引发阵阵激悦。战争之后，产生波动的意识已不再能漠视由战斗引起的心理转变。但是“疯狂年代”的“性解放”还不彻底。柏林酒吧里的男妓、堕落的大城市中的同性恋者都有死亡临近、快乐将尽的困扰。相反，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神话，尤其是英国知识界的神话，是要找到一个“知己”、一个“终生朋友”。这种对特殊伴侣的绝望寻找似乎是对战时无私友情的怀恋，那时男人之间的博爱可以不受限制，不受外界、女人、母亲和姐妹的影响。

战争，同性恋的显影剂

告诉全英国人。你应该写部书告诉他们，鲁珀特，告诉他们我们这一代死去的学生。^〔41〕

战争留下深深的伤痕。在英国，744000人战死，50万平民因战争死亡。1918-1919年这个冬季的流感疫病导致10万人丧生。在德国，200万人在战斗中和因伤死亡。74万平民死亡包括正常死亡，这还不算出生人口降低估计有300万。但法国的损失更重，130万人在前线丧生，另外15万人死于战争，还不算因病死亡的。战争动员了800万人，只有645万生还。^〔42〕但据安托万·普罗斯特所述，许多接到动员令的人根本没有离开过后方，老战士的数量只有100万而已。但这种老兵意识在战后影响了六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加上战争寡妇（60万）和孤儿（76万）就有750万人。^〔43〕各种老兵组织维持着战壕友谊的神话，尤其是不断提醒后方的幸存者“他们有权向我们要求”（克列孟梭语）。老兵组织的和平主义主张以过去的苦难回忆和战争恐怖为依托，也在人们思想中留下心理和审美的印记。死者被定义为满怀幻梦地牺牲于战争的少年一代。如花青春遭炮火摧折的这种感觉以英国围绕鲁珀特·布鲁克产生的神话为代表。通过对青春和美貌均成追忆的少年英雄的崇拜，战后在社会的某些小范围内开辟了一条通向隐性的同性情爱的道路。对身体的崇拜因1914年大战的杀戮而准备成熟，与“再不要如此”的想法密不可分。自然主义、“候鸟”（Wandervogel）运动的发展、服饰的解放是战争摧残审美的后果，源于对肢体伤害的恐惧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身体的伤害。一种幸存者道德替代了主导的伦理价值，享受高于牺牲精神。

孤儿的数量也揭示出战争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家庭单位的变化。比如诗人W. H. 奥登把自己的同性恋归罪于父亲战争期间不在家里，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则是父亲的阵亡。虽然片面而且还需要加以心理分析，但这样的解释也讲得通。战争还伴随离婚的突然增加，这是战时长期分居和个人不定因素的后果，但同时也伴随着结婚数量的增加。寡妇的形象不是中性的，理想中的未亡人闭锁在悲痛中、忠于“亲爱的死者”，将自己奉献给孩子。再婚的、解放的快活寡妇充当着被挖苦对象，保持着挥之不去的荡妇形象，是后方的叛徒和享乐者，在拉迪盖的小说《魔鬼附身》（1923）中重现。此外还有男女比例的失调。英国1911年男女比例为1000∶1068；1921年为1000∶1096；1931年为1000∶1088；1939年为1000∶1080。^〔44〕在法国，据雅克·迪帕基耶所述，1931年法国人口中妇女人数比男子多100万。男子的缺乏被错认为是20年代所谓女同性恋大发展的原因。^〔45〕

随后，与老兵的反战背道而驰，一些30年代的同性恋者在1914年还是孩童，他们发展了一种战争神话。众多少年觉得错过了此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他们被剥夺了战斗的团结，无法证明自己是男子汉。战争之后，在牛津，老学生从前线归来，满载光荣，大学的墙上镌刻着阵亡者的姓名，新生们难免失落。另一方面，从战争发展出的一些运动，比如德国的“天体”（Freikorps［裸体］）运动，以雄性崇拜和战士光荣为中心维持一种神秘的同性爱，这些可见于恩斯特·冯·萨洛蒙的作品。马克斯－勒内·埃斯1929年发表的小说《帕特诺》中叙述了“回归正常”的一幕，某些军人不能接受平民社会的价值观。30岁的恩斯特·帕特诺中尉是团队的光荣，他与22岁的出色的准尉斯特凡·基伯德秘密相爱。他们的关系引起上级的警觉。斯特凡试图说服帕特诺这种爱情是荒谬的，他将之归结于战争。“你如今仍拒绝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或者无力认清，因为4年来你都生活在无人地带，在营旅中、在麻木与爆炸中、在粗鲁男性和烧酒的气氛中生活。但是可以随意地给女人套上缰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46〕帕特诺在斯特凡离开后立刻自杀身亡。

暴力也成为同性恋文学的优先主题。詹姆斯·汉利的中篇小说《德国俘虏》（1930）围绕同性恋虐待妄想开发了战争主题。战争像是同性恋关系概念中所隐藏的暴力的一种催化剂。敌人既是仇恨又是欲望的对象，是和平时代可能的情人，又是敌对民族的标志。由于无法克服天性中的双重性，主人公放任于杀戮的冲动。当两名英国士兵强奸并杀死了年轻、金发、没有胡须的德国俘虏，暴力达到顶峰，这个典型片段当时颇为流行。“触到少年柔软的皮肤，埃尔斯顿几乎疯了。抚摸天鹅绒般的皮肤使他狂躁起来。也许是他的天性本就异常。他曾经否认德国少年身体的优雅，他的金发、蓝色的眼睛似乎表现了莱茵河所有美丽和韵律。这使他疯狂。奥加拉喊道：‘脱掉他的裤子。’埃尔斯顿粗鲁地撕破俘虏的长裤。在一阵沉默中奥加拉将刺刀捅进德国人的肛门。德国人号叫着。埃尔斯顿大笑着说：‘我想操这屁精。’‘那来啊！’奥加拉喊道。‘你知道，咱们来把他的鸡巴上拴上马鬃。’他们在他的阴茎上拴上马鬃，声嘶力竭地笑。随后是莫名的沉默。‘杀了这屁精！’奥加拉喊道。”^〔47〕文字暴力让人无法忍受，残酷揭露出作战引起的挫折感。士兵无法承受自己在前线显现出的同性恋行为，他们宁愿将之倾泻到敌人身上而将其彻底否定。“‘如果我们不把他毁掉，他会把我们毁了，即便是死了。’他们两人开始在尸体上跳。每个动作都在增加他们的狂怒和仇恨。视线模糊，神志模糊。被撕碎的尸体开始在污泥中消失。”^〔48〕紧接着，两人被炮弹的气浪掀倒。文中似乎集成了战时与同性恋相关的所有恐惧。性压力被推向极限，身体成为困扰，但这种对男性吸引力的发现而且还是由一个敌人引起的男性吸引力实在太激烈，让人无法接受。所有的主人公都遭毁灭，不留下丝毫出轨的痕迹，似乎这种情况的发生只限于战时。

失去的纯真是这一时期的另一大主题，以欧内斯特·雷蒙德的小说《告诉全英国》（1922）为代表。战前的同性恋以两个公学学生热烈友情体现出来（英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与之对立的是战后的幻灭。战争是这种变化的显示剂。主人公雷在朋友死于加利波利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爱他。“我见到他小时候的样子，在布兰豪宿舍我旁边的床上，在法尔茅斯河上的灯影中荡舟。‘我的朋友，我对他说，我的，是我的！！我爱着你，爱着你，爱着。’我反复对自己说着。”^〔49〕他独自意识到逝去的恋情，模糊地感到这恋情恰是因为其未知才存在。同性恋感情的尴尬在于它在沉默或不确定中才合理，一旦有了要求就会遭到贬斥。小说的所有参照都承载着同性爱的内容，能够唤起出身英国中上层的读者对一种潜在的同性恋文化产生共鸣。这本书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对青春的崇拜。同性恋成为对其他男孩的爱意和同情的表达，是一种否认其性爱特征的方式，同时加强对社会的渗透。“我现在了解了他对男孩子们的感情，当他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那是爱，强烈的爱。我遇见过许多类似的对青春的爱恋者。事实上，我想这本书是为他们而作的。”^〔50〕

战争标志了性生活方面的决定性转折，前线出现的情况不可能在和平重建后没有结果。由于唤醒了某些人对深藏的天性的感觉，战争摧毁了使维多利亚朝社会得以保存其道德外貌的谎言和欺骗的大厦。此后，同性恋不再能轻易隐藏在社会生活中，因为它不再是仅仅触及少数人而被视作病态或邪恶的东西，它成为每个人的一种潜在可能。即使这种承认是闪躲的或无意识的，它却动摇了性道德的基础。同时，同性恋并未超越其奠基神话的限制：青春的奉献、死亡中包含的快乐、面对社会的负罪、持久满足的不可能性。这些主题在两次大战之间持续发展，对同性恋“阵线”的道德解禁也有了几分侥幸的可能。而颓废生活的拥护者也总是将同性恋的新面貌归因于战争，将之与灾祸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