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同性恋史研究：方法论分析

选择比较方法对同性恋进行研究显得是无谓的繁复。为什么不限于在一个国家，做穷尽式的研究？这一选择是经验总结的结果。在从前的研究中^〔6〕，我将研究集中在英国（1919-1933）的同性恋问题^〔7〕。但英国同性恋者的命运明显受到德国榜样的影响。所以对这两个国家应该做平行研究。但在我当时的阅读中，对法国的描述只是次要性的、轻描淡写的。这显得很奇怪，而且不合逻辑，20年代的法国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构成欧洲的一个恒定参照，有普鲁斯特和纪德的影响就足够了，所以理解法国的特殊性显得尤有教益。因此，从这有代表性的三国的事例出发，可以勾勒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问题的全貌，确定一些模式，掌握其间的互动关系，也许可能分辨出一种共同的土壤，三个国家思考和经历同性恋的共同方式。这一视角显得比国别研究更富有教益，国别研究不利于研究外来影响，不能够把特殊性从普遍性中分离出来。而且，所选择的国家被认为是有可比性的。这三个国家都在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重要地位。三个国家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个国家都因之受到动摇，而德国的处境更为特别。战争之后，三国都是有议会制度的自由民主国家。最后，三个国家处于在经济、贸易、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上的相互的持续影响中。所以对三国进行对比研究并非是随意的。

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通常是在长时段内展开。许多著作试图囊括从古希腊罗马直至今日的同性恋史，似乎认为这一主题是可以轻易约简的，对于变化的考察以世纪乃至千年为单位。在中时段内研究同性恋问题违逆那些迅速的变化和各阶段的真正特色。我希望自己能够证明同性恋是历史现象，根植于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只有借助内在于和外在于同性恋团体的事件来观察才能了解。对于阶段的选择应该说其决定性是不言自明的。从英国的例子，我确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对同性恋者和“同性恋”的概念都是一个关键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启了当时未被人知的同性恋解放阶段，其反响以零碎的方式延续至今，在同性恋文化中被广泛神化。然而，20年代同性恋团体并未有大的成就。甚至，在30年代的德国出现反同性恋的打压，在纳粹统治下尤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连同性恋黄金时代的提法都消失了，同性恋者在集中营的命运也成为禁忌。20年的同性恋生活被掩埋。事实上，直至最近一段时期，同性恋史研究几乎完全掩盖了两次大战之间的事实，而优先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或者是二战之后。这种方法开始受到质疑，而两次大战之间在同性恋史上的特殊性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视角的翻覆应归功于德国史学研究。将同性恋者送进集中营、对同性恋者进行的一些医学实验为德国同性恋史蒙上阴影，研究的重要性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法国和英国，对这一阶段的研究还未引起重视。所以，对二三十年代的研究是重要的。^〔8〕

诚然，同性恋史的研究并非一项简单任务。到目前对同性恋史的研究主要是由美国人开展的，因为同情7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主要是在“男女同性恋研究”（Gay and Lesbian Studies）的框架里进行的。这种历史主要关注运动的形成和同性恋的认同，以及生活方式的波动与艾滋病的联系。但是，一些男女同性恋作者执著地寻找同性恋生活方式在过去世纪的印记，主要集中于19世纪末，也是同性恋作为概念而诞生的时期。在欧洲，这方面研究较少。英国得益于美国潮流而发展自身的研究。同样，作者们对最近的时期更有兴趣。对于同性恋认同和同性恋形成理论著作不断增加。有关较前时期的研究著作还很少。我们主要提一下杰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的著作《初现峥嵘，19世纪至今英国同性恋政策》（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1979），是对英国同性恋问题的有益总结。在德国，我们已经提及年轻一代致力于完成一部完整的德国同性恋史，能够说明魏玛时期的辉煌和纳粹的镇压。在法国，70年代在居伊·奥康让（Guy Hocquenghem）、让－路易·博里（Jean-Louis Bory）和米歇尔·福柯的引领下，涌现了大量理论著作，但并未由此引导出名副其实的历史研究。^〔9〕目前，战后时期开始得到研究，但此前的年代还普遍不为人知。

对任何同性恋史研究者最主要的问题都是资料的收集。医学的、文学的、自传的、论战的，材料丰富而且容易获得，虽然一些两次大战之间出版的论及同性恋问题的德文著作已经亡佚，或因希特勒掌权而焚毁，或毁于轰炸；而且尚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时代的直接见证稀少，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人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展开民意调查，而媒体也很谨慎。司法和警察资料往往前后不一，而且存在空缺。某些主题的资料丰富：同性恋生活空间，同性恋运动，尤其是公学中的同性恋。同样，医学著作中有大量论述，小说数量众多，知识分子和名人的自述也洋洋大观。不利之处是一目了然的，小资产者和工人阶级中的同性恋我们较少了解，民众的反应也不尽可信，因为都是间接的报道。媒体通常都保持缄默，通过这个途径来研究必然有误。对女同性恋的研究受困于材料的零散，各个领域（尤其是司法领域）关于男同性恋的见证和文书都多于女同性恋问题。我曾尽可能来保持平衡，但并不甚成功。正如大家所见，女同性恋造成的社会问题较少，所以争议也少。而且，许多女同性恋者都能谨慎生活，并未曾寻求见证她们的经验。然而，目前对女同性恋的研究正飞速发展，著作在不断增加，证明了这个问题深究的可能。

总之，在20年的时段中进行对比研究不能够涉及更细小的地区差异，这一点是很明了的。关于同性恋的场所研究，还是偏重大都市。都市集中了主要的同性恋活动，构成了一个好的观察点。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外省或乡间不存在同性恋，恰恰相反。但我们能得到的见证少之又少。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对外省城市进行研究。同性恋史的地区性研究在德国已经很好展开，这对心态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余下来就是关于警察和司法材料的问题。这方面研究的重心倾向于英德，特别是德国。英国的资料不可谓不少，但不能由此描绘出对同性恋镇压的规整画面。材料构成主要是司法统计、同性恋诉讼的报告、庭审记录和警方对该问题的备注。这种情况下，地区性研究无疑可以深入挖掘材料和确定地域性的细微差别。而德国的档案材料异常丰富。最大的不足则是分布零散。所以，只好限定于几个全国性的事件。一些德国研究者已经对单独城市做出了杰出的研究，科内莉亚·林普里西特（Cornelia Limpricht）和于尔根·缪勒（Jürgen Müller）对科隆的研究正是如此。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法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大打折扣的。法国情况特殊，同性恋并不受二三十年代法国法律的惩治。所以很正常，找到的资料也少。但是，关于海员中同性卖淫的一份案卷的发现还是证明了对同性恋者的半官方的监控。可惜的是此刻还未有更多进展，在国家档案馆和警局档案中的研究都没有收获。

有些材料很少被利用，比如口头见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生活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同性恋者取证是费力不讨好的。相关的人的数目有限而且所涉及的年代较远，涉及的问题也极具主观性，研究起来要倍加小心。一些对事实的歪曲，即使是非自觉的，都会使回忆的可信性受到影响。所以，我更倾向使用书面见证和已经经过整理的口头见证，对它们进行批评性阅读。对报刊材料要珍惜使用。那些同性恋刊物都经过系统的梳理，至少是那些存留下来的期刊。其中一些仅存留一两期。我选择梳理数量有限的报刊，鉴于留存材料的众多，操作起来确实是繁重的。我对于每个国家的一种全国性报刊进行梳理作为我的参考。另外，对一些特别的点我也使用一些其他报纸。鉴于研究规模的宏大，不可能对每个国家的所有报刊都系统地梳理。这一研究领域是开放性的。更可以借助报刊分析形成对同性恋问题的政治学的阅读。这些研究在德国已经开展，左派报刊是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也梳理了一些当代刊物，例如《同性恋新闻》（Gay News）。电影的材料采用得很少，除了那一时期几部象征性的电影。

所采用的许多作品都需要批评地阅读。这主要是些回忆录和同性恋者撰写的一些回忆集子。材料是珍贵的，因为对于同性恋生活方式来说这是不可替代的资料，但仍应慎重对待，尤其是当这些作品是在事隔多年后才撰写的。如同口头见证，时间的久远会导致事实歪曲。一些见证所体现的立场并不构成阻隔，其本身就是分析的对象。同样，那个时代的文学也被大量使用。但我的研究并不仅仅以文学材料为中心。对同性恋史研究者的常见的批评是他们由于缺少档案材料而把同性恋史研究窠臼于文学范围，虽然文学创作是一种极其有益的信息来源。作家是时代的见证，同性恋作家带有自身对情势的体察，异性恋作家则反映舆论的倾向，所以不应该借口客观性而排斥文学。而且，其中的立场的采取与最中性的分析都同样有揭示性。文学作品还没有得到重视。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与最糟糕的列车文学汇于一堂，各自对不同的读者散播自己对于同性恋的看法。

我的研究并不奢求一网打尽。所得到的结果无疑会因为司法和警察档案的开放以及新的私人见证材料的发现而部分地得到修正。即便如此，我认为自己已经汇集了相当丰富的不同来源的材料。我认为研究的基础是坚实的、多样的、可信的，可以保证我研究计划的进行。有大量的材料需要梳理，而且主题所涉及的三国比较要求我多次往返于英德。我希望这份研究可以阐明我认为是在一个关键时期的主题，一个人们对其缺乏认识的主题。我还希望，除了揭示三国处理同性恋问题的不同模式，还能告诉大家同性恋问题并非只是性爱史的一个次要部分，它在社会形态和表现的历史上自有其地位，它作为一种吸引或反感的作用揭示一个社会的幻想和恐惧。当然，我并不企图仅仅借助性爱来解释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纳粹问题和二战的发生。显然，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我们也不同于心理学史，尽管有时借助心理分析的假设也能说明问题。我认为同性恋史研究应该把舆论的恐惧和政府的恐惧区别对待，也许应重新估量性幻想在社会想象中的分量。

注释(www.xing528.com)

〔1〕　见《政治与社会科学史》，Denis Peschanski, Michaël Pollak, Henry Rousso: Histoire poli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Bruxelles, Complexe, 1991，共285面；Jacques Le Goff主编：《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ire, Bruxelles, Complexe, 1988，共334面。

〔2〕　此处不能涉及对同性恋的各种理论的具体分析。一般了解，参看福柯《性史》卷一《知的意愿》，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t.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76，211面；英美理论综述见《现代同性恋者的打造》，Kenneth Plumme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Londres, Hutchinson, 1981，和《同性恋概念的建构》，David F. Greenberg: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同性恋欲望》，Guy Hocquenghem, Le Désir Homosexuel,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1972也很有益。关于同性恋起源的人类学研究综述见《同性恋的多个面孔》，Evelyn Blackwood, The Many Faces of Homosexuality,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1986。

〔3〕　《女同性恋起源》（Susan Cavin, Lesbian Origins, San Francisco, Ism Press, 1989）。

〔4〕　或者是由于根本不了解“同性恋”的概念，这正是19世纪末之前的普遍情况；或者认为这只是自己个性中无关紧要的部分，这也是20世纪前的通常态度；或者断然拒绝被用“同性恋”来指称：例如许多男妓和囚犯因为他们的处境而有同性恋行为，但他们认为自己仍是异性恋的。词汇的问题很重要，一些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可能承认自己喜欢男人，但却不接受“同性恋”的标签，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有“娘娘腔”的意思。

〔5〕　当然这种确信是相对的。存在不同的性方式。比如在英国同性恋关系就在演进，在维多利亚时期恋童癖大盛。相互手淫、口交、腹部性交经常比肛交更受偏爱。

〔6〕　《同性恋在英国》，Florence Tamagne: L'Homosexualité en Angleterre, 1919-1933，由Anthony Rowley指导的博士预备论文。

〔7〕　对这一主题的探讨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因为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对同性恋并没有类似法律。而且从心态上看，那里明显有特殊性。有待深入研究，目前少资料。

〔8〕　但是我不想涉及二战期间的同性恋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单独的题目。冲突深刻改变了平衡，导致特别的措施。

〔9〕　举出几部分量和规模不等的著作，《同性恋的种族：一个世纪的同性恋形象》（Ep是颠倒构词的切口，来自pédé，pédéraste意为男性同性恋——译注），Guy Hocquenghem: Race d'Ep. Un siècle d'images de l'homosexualité（1979）；《法国同性恋运动》，Jacques Girard: Le Mouvement homosexuel en France，（1981）；《毫不含糊的选择：对于女子之间情爱关系的历史研究16-20世纪》，Marie-Jo Bonnet: Un choix sans équivoqu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es relations amoureuses entre les femmes, XVIe-XXe siècle，（1981）；《巴黎同性恋1925》Gilles Barbedette, Michel Carassou: Paris gay 1925，（1981）；《索多姆的火刑》Maurice Lever: Les Bûchers de Sodome（1985）；《玫瑰色与黑色》，Frédéric Martel: Le Rose et le Noir（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