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好教育：2012年新教育报道

《中国改革》2012.10，记者杜珂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多年来，他倡导“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理念，躬行“新教育实验”，走出了一条民间教育改革探索之路。

 9月17日，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朱永新民进中央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第二天，即见他在新浪微博里写到：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公平问题。下午接受《中国改革》杂志的采访，记者问中国教育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仍然认为是公平问题，学校与学校、区域与区域、城市与乡村，教育发展严重不平衡。择校等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此。如果不痛下决心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教育很难走出困境。 

 时代呼唤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现在进入大众化时代，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应该面向大部分人

 财新《中国改革》：从中小学阶段的“择校热”、“奥数热”，到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出国上大学，异地高考以及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现在的教育似乎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和市场的双重需求。

 朱永新：教育问题跟其他的社会问题是一样的，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公平和质量（效率）。从公平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质量配置非常不合理、不平衡。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紧缺，高品质的学校太少，引起了家长们对高品质学校的追捧。结果，要进名牌大学，就要进好高中、进好初中、进好小学、进好幼儿园。竞争逐步下移，最后就提出了所谓的“不输在起跑线上”。如果，所有的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的资源配置基本均衡，至少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不应该出现“择校热”和“奥数热”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从质量的角度说，我们的教育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学生课业负担重，考试压力大，导致一些家庭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家庭，以及一些有权有钱的家庭不惜代价，让孩子到国外接受更好教育。

 财新《中国改革》：是什么原因导致教育资源的配置如此不均衡？

 朱永新：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学习苏联教育制度的产物，在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作为精英教育的组成部分，培养社会最需要的尖端性人才。现在，高等教育尤其是高校扩招之后，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就不能再走精英教育的路线了。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应该面向大部分人。

 什么是高品质的好教育

 帮助每一个人在原来的基点上有更好的发展，帮助把他的潜能特别是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

 财新《中国改革》：什么是高品质的好的学校，什么是高品质的好的教育？国人一般会从升学率、就业率这些指标来衡量。

 朱永新：好学校是不能用升学率来衡量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们评判好学校往往是根据学生的考试分数，因为没有其他更科学、更合适的评判标准。其实，这样的评判并不科学。

 我一直说，一个真正好的教育，它应该帮助每一个人在原来的基点上有更好的发展，帮助把他的潜能，特别是他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张扬。因为学生的基础不一样，就不能够用简单的分数来评价。如一个入学时90分的学生与另外一个入学时70分的学生，经过两年学习之后，前者考了90分，后者考了80分，无疑后者的教学质量更好。所以，一所真正好的学校，是学校的学生和另一所学校的学生相比，各自在原有基础上有多大的进步，这才是衡量学校的教育品质和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好学生是不用教的，好学生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很强的求知愿望，有阅读能力，会自己学习的。好学生一定程度上与家庭教育和小学阶段的教育有关。现在，那些好学校往往拼好生源。重点学校把最好的学生招走了，剩下的学生就由二流的学校再筛选一遍，再剩下的是三流。照理，所有公办学校的生源应该是就近入学，均衡配置，教师也一样，公立学校的教师应该在所有学校之间循环交流。

 但是，我们现在评判好学校的时候，往往没有考虑这些因素，不看学生的基础，只看最后的成绩。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谓的好学校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相反，有一些基础相对较差的学生可能在好学校里会有很强的自卑感，也会得不到更好的发展。

 财新《中国改革》：这样的一个评价指标，好像很难制定啊。

 朱永新：是的。但是，也不是多困难，只要采取科学的考试与评价方法。这个问题国际上常通过一些生源分析来解决。我觉得，至少到高中阶段都不应该用升学率排名，应该是看学生提高的幅度有大。

 财新《中国改革》：真正的好教育，应当是因材施教，这与现有的统一教育大纲下的教育，怎么协调共处？

 朱永新：我经常讲，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和评价，把本来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学生，培养成单向的人了。因此，不能用统一的教育大纲，统一的考试，应该尽可能的多元化。

 学校应该成为一个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在学校里面都应该有所呈现，让所有的学生找到他最热爱的、最钟情的、最能够施展才华的方向。 

 培养全社会的教育共识

 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应该做什么，教育的可能和教育的局限，它的所为和它的无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财新《中国改革》：为了让孩子从小就“考得好”，一些地方的幼儿园也开始给孩子布置作业了，一些家长对此津津乐道。你对此怎么看？

 朱永新：现在，全社会的教育素养是不够的，全社会缺少一个基本的教育共识。大家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应该做什么，教育的可能和教育的局限，它的所为和它的无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让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学知识做作业，很荒唐。因为，幼儿阶段是让孩子各方面的灵性得到最大的张扬和显露的阶段，是让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候。这时候把他的眼睛、耳朵全部集中在少数的有局限性的知识上毫无意义，没有必要，效果也很差。这个年龄段还是让他以游戏为主，和自然的接触为主，和伙伴的交流为主，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展他的审美，发展他对事物的好奇，是关键的。

 转变教育理念需要干部人事和劳动分配制度改革

 平等的、自由的、机会公平的社会机制，是改变中国教育现实窘境的重要外部条件。

 财新《中国改革》：让孩子通过考试“跃龙门”，毕竟是很多普通家长无奈的选择，挤独木桥，高考跳龙门，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朱永新：教育问题的解决，功夫在教育之外。前不久，钱理群宣布告别教育：“—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他为什么要告别教育？他讲的课那么精彩，高中生们却不听，很大的原因是学生们背负着应试压力。

 应试为什么给学生们这么大的压力？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干部人事制度，一个是劳动分配制度。从干部人事制度来说，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研究生教育才能成为公务员，这很荒唐。在国外这就是文凭歧视。应该指出的是，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同于高考，它是直接为国家选拔管理人才的一种考试，这种考试应当侧重个人素质和管理能力，不应当与学历直接挂钩。我认为，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都应该有资格考公务员，考公务员不是看学历，而是看能力。

 第二个是收入分配制度。现在，不同的职业在收入和社会待遇等方面的差距太大了。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正当职业，都可以活得很有尊严，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每一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都是一样的。(www.xing528.com)

 所以，平等的、自由的、机会公平的社会机制，是改变中国教育现实窘境的重要外部条件。教育的很多问题，不能只在教育内部来解决，它涉及更大范围的改革。

 取消文理分科难在何处

 主要还是认识的误区

 财新《中国改革》：你提到过，文理分科阻碍了一个人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要取消。这也可以说是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识。但这方面的改革一直没有推行，卡在哪里？

 朱永新：主要还是认识的误区。社会舆论的压力太大了。我当时写取消文理分科文章的时候，一些中学生甚至很多学生父母在网上骂我。很多人认为，学文科也好，学理科也罢，学生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再让学生文理通学，压力岂不是更大了？这是从考试的角度来说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的教育方向就错了，错在什么地方？我们走的是精英主义的教育路线，整个教育都在围着培养少数能上北大清华这类大学的尖子生转。

 应该怎么做呢？大部分人应该学基本的，尤其是作为正常人正常生活所需要的部分。但恰恰人文历史地理艺术这些人的正常生活所需要的，在我们的教育中，尤其在中学教育中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结果，大部分人就成为尖子生的陪读生，学那些一辈子都派不上用场的“高精尖”知识。这实际上牺牲了很多人的可能性。

 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应该面向大部分人。这样，文理科应该交织在一起。少部分的人可以去分化。美国通过大学选修课程来解决少部分学生“吃不饱”的问题。在国外，学生转专业很正常，因为中学的基础足够让他去应对。

 我也曾经建议过，国家应该尽快组织专门的人员，研究取消文理分科的具体措施，加大高考改革的力度。同时，大幅度降低中学数理知识的难度。

 教育常识的普及需要教育行政机构有所作为

 应该有一个社会教育司负责父母教育、全社会的教育和终身教育

 财新《中国改革》：国家有关部门在教育知识普及方面有没有一个统一的部署？

 朱永新：父母教育方面存在缺失。按理说，教育部应该有一个社会教育司负责父母教育、全社会的教育和终身教育。但是，目前这块是缺失的。教育部严格来说是学校教育部，学校外的教育基本上不管，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教育部。教育部应该有一个社会教育司负责父母的教育、全社会的教育和终身教育。

 财新《中国改革》：就涉及的教育的这些基本问题，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对此有无清晰的规划？

 朱永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教育的基本问题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论述。现在是面临着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纲要本身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所以，我一直建议国家应该有一个关于教育问题的全社会的大讨论。第二，教育行政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不够。它在推进教育政策的过程中，专业力量支撑不够。因此，很多政策有局限性，力度也不够。

 财新《中国改革》：我记得你在一些场合提到过，教育部特别应该做的一项工作是建立起国家教育信息资源平台。

 朱永新：我一直在呼吁。因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信息的把握，当信息不对称的时候，做出的很多决策是错误的。所有的学生，自一出生就有一个号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大学，都随时随地跟着他，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做针对性的教育以及后续教育。

 决定教育品质的是教师

 教师的教育理想、热情、知识结构、人生态度和教学方法都会影响教育的品质

 财新《中国改革》：以你的了解，教师们对何为真正的教育有无共识？有无动力来推进上述改革？

 朱永新：教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推动的新教育实验，把很大精力放在了教师的培养上。我一直认为，决定教育品质的，不是学校的硬件设施，而是站在讲台上的教师。教师的教育理想、热情、知识结构、人生态度和教学方法都会影响教育的品质。

 现在的教师队伍存在几个大的问题。第一是，不是最优秀的人才选择考师范学校，选择做教师。这和收入分配制度是紧密相关的。应当从制度设计上让最好的学生考师范、做教师。做了教师以后，还应该不断培训他们，帮助他们成长。这两条，我们做得都不是很好。另外，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这种培养老师的方法也有很大的问题。

 新教育试验绘制了中国教师的专业成长地图，有一套培养老师的方法。新教育试验提出了“吉祥三宝”：其一，一个好的老师首先是非常热爱阅读的老师。新教育非常强调阅读的价值。因为人类那些最伟大的知识、最伟大的智慧在最伟大的书中。其次，一个好的老师还要和自己对话，要有专业写作。第三，建立起专业发展共同体。大家在一起分享、交流、讨论、切磋和研磨。

 财新《中国改革》：网上有些文章提出，老师们很多时间要用来应付来自上级教育部门的各种检查评估，有些老师不得不下班之后回家备课。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们还有时间再按照“吉祥三宝”的要求来做吗？

 朱永新：各种检查、评级和考核挤占了老师正常的阅读和学习工作的时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方面要做加法，一方面还要做减法。一方面要尽可能取消各种评比检查，学生的作业、考试也要减少，另一方面要减少课堂讲授。现在大量的课堂教学效率很低，老师从头讲到尾。推行新教育的学校，一般老师课堂讲授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余的时间是和孩子们一起讨论问题、交流问题和分享看法。 

 以解决公平问题入手来撬动教育改革

 均等化的关键是好老师的均等化

 财新《中国改革》：教育改革应从何处切入？

 朱永新：目前，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不公平，因此应当从公平问题的解决入手。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解决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教育均等化问题。国家应该把最好的教育资源优先往农村、往偏远地区配置；第二，要在城市里均等配置教育资源，让所有的学生接受到品质基本相同的教育。

 财新《中国改革》：北京市西城区成立了四大教育集团，普通学校可以共享那些名校的教育资源。这对于解决教育均等化有无裨益？

 朱永新：教育集团十多年前在苏州我做副市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了，这是全国最早做教育集团的。当时，我也是从均等配置教育资源的角度，把最差的学校交给最好的学校去管。拉长最短的那块木板，这是一个好方法，但仅此是不够的。教育集团实现的是集团内部的均等化。我们所说的均等化，是说学生、教师、资源配置包括考试教学所有的都是均等的。

 均等化最关键的就是好老师的均等化。为此，必须打破教师的学校所有制，让教师流动起来。当然，这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很多校长可能不再愿意花很多精力去培养教师。但在我看来，在目前教育的不公平已经到了全社会不能容忍、已经导致教育严重畸形的情况下，我们宁愿通过暂时牺牲一点效率的方法，来推进公平，等公平达到一定的程度，再来推进效率。

 实际上，师资的力量完全可以通过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借鉴“友成常青义教”的经验，政府官方推动，官民结合，组织城市优秀退休教师作为志愿者到贫困地区学校培训校长和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