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法治量制合体的外衣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法治”是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一场宏大叙事。作为一个语词，“法治”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有着极高的使用率。依法治国，这既是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也是一个国家广大子民的殷切期盼，因为法治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只有法治，才是和谐社会真正坚硬的基石。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法治优于人治的根本在于法治具有人治不可比拟的合理性:其一，人治具有比法治更少的正确性。法治不是不犯错误，而是，法治以民主为基础，有了民主的基础，人们就可能少犯错误。尽管也可能有少数人掌握真理的时候，但是民主并不排除而且还要提供少数人成为多数人的可能途径。法治使民主的实现具有了客观而有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二，人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人治的“人”不管是个人或是少数人，这些“人”都可能因主观认识的改变而随意改变自己的意志，社会大众就会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也就会缺乏起码的安全感，甚至缺乏安全。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极度摧残就是极端人治导致的严重恶果。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就睿智地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其三，“人治”的可信度较低。人治中的决策，既不必经过民主的程序与过程，也不具有法治所具有的确定性与公开性，因此，社会对人治的信赖就缺乏客观的根据。即使人治的很好方案也难于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当然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号召力。
一个国家走向法治的过程就如同一个人走向成长的历程，所以，在经历异常坎坷的人治道路后，我们必须为法治量制一件合体的外衣。
让法律成为信仰，这是法治外衣的唯一面料。徒法不足于自行，法治同样是人的统治，而法律则是这种统治中的“图腾”，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律效力最重要的保证，心灵对法律的臣服是法律信用的基础。正如伯尔曼明确指出的那样:“法律不被信仰，形同虚设。”隆升法治，首先要奠定法治的观念与文化。那么如何在观念与文化上建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乃至忠诚呢?实践的回答是，法律不仅仅要做到实体公正，更重要的是要保障程序的公正。当美国辛普森案件的审判落下帷幕时，没有掌声，也没有欢呼，有的只是对法律的深信，对公正的忠诚。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现实中的任何一个微小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在我们这个传统厌讼心理异常强大的国度内，它会深刻地影响一个人对整个司法制度的认识。只有法治观念与文化的养成，才能给社会的规范文本和相关制度注入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使依法办事的人拥有道德力量的强大支撑，才能让正气抬头，让信法成为人心所向。(www.xing528.com)
用制度保障法治观念的推行，这是法治得以身披外衣行走的合格路径。观念的推行需要制度的保障，实践证明，我们无力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制度下去寻求对法律公正和平等的确信，其根本原因在于法治的基本原则是同等案件同样处理，同样的法律事件同等对待。对立法者来说，所立之法应饱含相应的活性文化元素，其过程应充分发扬民主，努力倾听各种呼声，反复征求各种意见，分别不同的情况，关照不同的利益，协调不同的冲突，确保法律真正反映民意，体贴民情，深得民心，而不是使某项法律成为某类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对法律人而言，就是恪守肩上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信法、守法、护法，一切从自我做起，从点滴做起，时刻站稳法律的立场，用自己的言行为社会树立一个可欲的法治理想，让公民从他们身上看到真实可信的法律生活。只有这样，法制才不会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展馆中的展品。
试想，当法律成为共同的信仰，当法院成为神圣的殿堂，当法治披着美丽合体的外衣行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大街该是何等的井然与和谐……
(原载《司法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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