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已在香港问世，1987年8月再由北京三联书店重版的巴金50万言的“文革忏悔录”《随想录》（合订本），甫一露面，立即引起了极大轰动。
作者在出版过程坎坷的《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但他坦然承认，“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38]这本书的写作是由两篇写日本电影《望乡》的短文引起，最后完成用了七八年时间。该书有一条主线，即由个人的精神忏悔引出民族的忏悔，对“文革”进行整体性的彻底否定。藉此作者发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的强烈呼吁，可惜有关方面至今一直未予回应。
彼时，“民族文化反思”正在大陆如火如荼地展开，经由思想界领袖人物的串通鼓动，逐渐成为显学。而由巴金这样的老一辈文化人出马公开声援，在文化反思中则极罕见。这是《随想录》之所以在知识界一呼百应的特殊背景。在五卷本的《随想录》中，《探索集》和《真话集》两卷是巴金思想探索的聚焦点。在1980年代，“探索”和“真话”是中国思想文化界最耀眼的表达形式，它直截了当地面对历史问题，往往被证明为作者过人的勇气和胆识。不少人都模仿这种泼辣文风一夜成名。巴金年轻时就曾表述大胆，解放后一度扭曲自卑，跟随思想解放的劲风，这时他仿佛茅塞顿开，更像一位重披盔甲的年老斗士。他说：“年轻时我喜欢引用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现在我又想起了它。这十几年中间我看见的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意志的机器人。我为什么对《未来世界》影片中的机器人感到兴趣、几次在文章里谈起‘它’呢？只是因为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但“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39]他尖锐指出，自己走上文学道路，“不可能是‘长官’培养出来的”，“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但他痛心地表示，五十多年来“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有时我走上人云亦云的大道”，写出来的“都是只感动自己不感动别人的‘豪言壮语’”[40]。在《探索之三》《探索之四》中，巴金认真思索“个人创作”与“长官意志”之间的矛盾，探讨文艺创作与体制关系的敏感问题。比照郭沫若、茅盾和曹禺本时期的言论，巴金显然已经走得很远。但应该知道这确实是事出有因。1979年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意图是清除桎梏人们思想的“两个凡是”的极“左”余毒，客观上却触发和推动了全国思想文化界思想解放的潮流，巴金之所以站出来，与这一深入广泛的时代氛围有很大关系。然而1980年代并不像人们想象的自由的思想可以畅行无阻，没有边界，所以巴金仍然谨慎持重，他采取那时常见的“曲线救国”形式——先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专栏”，再观察国内的反应，最后在大陆结集出版。1980年代，大量标示为“译著”“新学”的思想“偏激”的西方书籍涌入中国，在思想文化界和读书界显然扮演了普罗米修斯的重要角色。《随想录》重蹈覆辙，率性冲击社会禁锢的闸门，这表明思想解放确实出现了一线曙光。
探索不是巴金写《随想录》的目的，他要推导出一种说真话的风气。在一个特殊时期里，真话被看作对社会的威胁，它拥有怀疑和叛逆的性质。即使在1980年代，不少人仍然把它与异端相联系。在《说真话》中，他认为社会上所以说假话成风，是因为“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所以真话倒犯了大罪”。他还认为，“真话”要不仅针对“文革”和极“左”路线，而且还应该勇于“解剖”自己精神的怯懦，通过真诚反省自己达到反省整个历史的目的。[41]他在《写真话》中，记述了同在“牛棚”中的作家王西彦对现实的清醒和自己的迷信说：“十年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虽然目前中国“没有但丁”，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42]在《三论说真话》里，他提出了“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这个在当时非常尖锐的命题。他指出：“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谁敢说这是‘坏习惯’？！人们理直气壮地打着‘维护真理’的招牌贩卖谎言。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在街上，在单位里，在会场内，人们全戴着假面具，我也一样。”为此他指出，在中国，首先应该是认真地“做人”。他明确表示：“我思考的不是作品，不是文学，而是生活。”[43]他接着对“说真话”的意义做了进一步发挥：“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44]但巴金清醒地意识到，要让所有伤害过别人和被人伤害的人都站出来说真话，是不现实的。他说：“翻看了大部分的旧作，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这种情况下，要让大多数人不再“惊惶不安”“心有余悸”，在精神上摆脱历史噩梦，真正战胜自己，该是多么艰难。“给蛇咬伤的人看见绳子会心惊肉跳。难道我就没有恐惧？”[45]由于巴金对自己的“精神拷问”异常坦率，他的自我解剖如此地热烈和真诚，他的“随想录体”文章在广大读者中不胫而走，有些篇什如《怀念萧珊》《小狗包弟》甚至成了一时名文。
近于苛刻的后代史学家也许会问：巴金对中国社会的“随想”为什么迟到了28年？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难道巴金这一代知识者的思想探索就一直处在冷冻期？究竟是什么力量造成了当代知识界思想钟摆的停滞？为什么从五四时期就一直张扬着的“人”的旗帜消失了，以“发现人”和“重新塑造人”为主旨的五四精神，出现了难以理解的中断？人们有理由对思想的犬儒现象发起猛烈的抨击。然而明智的研究者认为更需要的，是如何借助知识考古学的方式，重新整理那代知识者的思想踪迹，以恢复历史的真相。真相永远可以教育人，即使是一片残存的思想废墟也有保存的理由。(www.xing528.com)
《随想录》不是一部弥可珍贵的思想史巨著，它的叙述风格可能接近于巴金早年那些伤感浅显的小说。它对中国当代史的观察也不是高屋建瓴，能够启人心智的，即使在当年，也有不少人这么认为。《随想录》的价值，是作者以追忆的方式留下了老一代作家的思想活动。它的真率不仅为当时所少有，即使今天也很难做到。它的力量来自于一种心灵的真诚，这实际是巴金这代作家在当代社会的一部微型的心灵史。巴金在该书的《合订本新记》里开宗明义地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一个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为此，他把剥夺了人的思考能力，将人异化为非人的力量称之为“大骗局”。在巴金的观察里，“群众专政”是这种剥夺力量中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十年一梦》写道：“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46]他说：“回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学习会，我今天还感到不寒而栗。我明明觉得罩在我四周的网越收越紧，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厉害。”[47]那么，是什么因素使精神个体最终完全丧失，走向崩溃的呢？作者在《解剖自己》中对自己心态做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杂技场的舞台是圆形的，人站在那里挨斗，好像四面八方高举的拳头都对着你”，“批斗大会召开时，为了造舆论，造声势，从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到杂技场，沿途贴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标语，我看见那么多的‘打倒’字样，我的心凉了”。[48]1949年后，对人口总数百分比的掌握，变成了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而“广大群众”，就是这一绝对多数百分比的体现者。正是在这种历史的惯性中，个人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承受着巨大压力，一步步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另外，办“学习班”和“思想检查”的方式也渗透到社会所有细胞之中。在1950年代，这一方式曾长期运用于对全社会，尤其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上。表面上，它是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帮助犯错误的人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它造成的却是人人自危的结果。对此，巴金有过惨痛的体验：“我写过不少的‘认罪书’，承认挨斗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究竟想说些什么？今天分析起来，也无非想把自己表现得无耻可笑，争取早日过关而已。”[49]在山崩地裂般的压力下，他曾经幻想：“一个会接一个会地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甩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但终于明白，“我们都在网里”，于是“这样地安慰自己：‘听天由命吧，即使是孙悟空，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50]在“多”与“寡”、“强”与“弱”的悬殊对比中，知识者最终完成了由人到非人的精神的蜕变过程。1984年，巴金借《“紧箍咒”》一文分析自己的思想“转变”——1957年反右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还“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但他沉痛地说：
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与自我保护上面，我有时清夜自思，会轻视自己的愚蠢无知，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哪里有什么“知识”？有时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绩不大……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给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为审查对象。[51]
当代史研究之困难，就在于我们今天还生活在当代史的知识范畴和叙述当中。关于当代史真伪和意义的争论，还在知识界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各自为阵，道德主义仍然是自己把守的据点。思想混乱的年代，也许正是学术研究的起点。此时是躲进书斋的最好时机，象牙塔因此拥有了瞭望的角度。我有理由相信，《随想录》给研究者留下了一部详尽的个人传记。尽管它有替自己辩解的动机，但使人们有机会充分地了解到当时思想界的苦闷。没有这些材料，我们也许无法揣测到这苦闷和彷徨的深度——“文革”年代文化人的生活和思想，因为巴金的著作，使我们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当代中国的机会。关于如何思考历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已经有过精辟的论述：“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一百零一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以短制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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