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被粉碎。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被解除长达十年的精神禁锢，先后“复出”于文坛。许多人风尘仆仆从流放地回到京畿和各个城市，他们的样貌颇有点像中国传统社会官复原职的文人。他们难免赋诗畅怀，互诉离别重逢的情思，但夸张之词也时常溢于言表。曹禺在题为《走向春天》的文章里写道：“‘四人帮’倒了，我们真正做了主人！”他形容说，“现在，我在街上大步地行走，明晃晃的城市迎着我展开它的眉目。我越走越暖，仿佛已经从冬日走到了春天。”[28]1979年，经历二十余年逆境磨难的丁玲前去探望叶圣陶。85岁的叶老长长的寿眉不住颤抖，握着丁玲的手，一时竟然失语。还是丁玲先说：“叶老，说句实话，我真想不到还能见到你。”连一向沉稳持重、为人内敛的叶圣陶也忽然诗兴大发，在送走丁玲后写了一首“六幺令”：“启关狂喜，难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塞北山西久旅，所患惟消渴。不须愁绝。兔毫在握，赓续前书尚心热。回思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29]有些旧文人感喟生死无常的酸腐之气，确又是人生百般况味的真实流露，是当时许多落难文人重返人间后曲折心态的形象写照。
与叶圣陶、丁玲等人相比，郭沫若的文臣心态可能更为典型。据冯锡刚说，郭沫若1976年到1978年去世之前的心态，还一直处于犹疑之中。1976年10月12日，在病中听了粉碎“四人帮”的讲话，心中终于踏实，让秘书记下如下感想：
我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衷心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篡党夺权“四人帮”采取的英明果断措施……
对郭的这篇“口述”，冯锡刚分析说：“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毛泽东的崇拜，对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信赖，对‘四人帮’的极度憎恨。这种憎恨不独在于毛泽东生前的‘揭露’和‘三令五申’，还在于自己的切身感受。”失子之痛，当然让他对“四人帮”深怀恶感。1949年后郭沫若给自己规定了紧跟的步伐，这种政治正确能使家庭免受突然之灾。10月21日，他奋然写出名躁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从“四人帮”倒台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间，国家处于动乱结束后的徘徊期。重病缠身的郭沫若，在人生最后时日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为科学文化事业竭尽了心力。1978年3月31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以浪漫诗人的口吻称这次大会为科学的“春天”。5月27日，又在中国文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衷心的祝愿》的发言。在这些讲话中，“郭沫若一方面衷心期望科技工作者和文化界人士‘打破陈规，披荆斩棘’，‘敢想敢说，大胆创造’；另一方面对毛泽东的评价依然在惯行的轨道上滑行”[30]。
从1976年秋到1981年3月，茅盾“复出”四年多就离开了人世。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在短暂的人生瞬间，社会和著述活动却不失活跃频繁。“四人帮”倒台后，他欣然作杂诗二首。《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作于10月底，《过河卒》作于第二年2月，诗句虽是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毕竟释放出作者长期沉闷的心绪。一年多后，他官复原职，开始回到过去的生活轨道，一切还是那么热闹兴奋，他再一次成为文坛中心。据万树玉的《茅盾年谱》，四年间，大约作反映时事的旧体诗、新诗四十余首，包括怀念周恩来、庆祝毛泽东选集五卷出版、欢迎王昆、郭兰英重登舞台、欢呼十一大胜利召开等等；写文学评论、贺词、发言、序文六十余篇，兼有数量可观的“手迹”“条幅”“手书”等，1978年以前的文章以“怀念”和“表态”为主，之后则与文学关系密切，都是“作序”和概括性的“评论”；另外，参加各种“庆祝”“拨乱反正”“开幕”“闭幕”的会议也不可计数。[31]因心情大好，作者对这些官场和文坛应酬之作并不厌烦，相反他有了一种迎来文艺春天的感受。同样是影响文学创作的迎来送往，茅盾也不再像“十七年”那样寝食不安。如同传统文人，茅盾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功德圆满”的心理诉求，有对“善终”的人格向往。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已向世人表明他重返文坛，并最终以文坛领袖身份为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种充实且隐秘的心态，在1979年2月16日致林默涵的信中有一定程度的披露：
默涵同志：(www.xing528.com)
您好！近来我常想：第四次文代会今春就要召开了，这次相隔二十年的会议，将是文艺界空前盛大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应是一次大团结的会议，一次心情舒畅的会议，一次非常生动活泼的会议，一次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会议，一次文艺界向二十一世纪跃进的会议！
我认为代表的产生，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这些同志中间，由于错案、冤案、假案的桎梏，有的已经沉默了二十多年了！……
信中呼吁为老作家黄源、陈学昭等“平反”，代“向中组部反映”，“请他们催促各省市抓紧此事”云云。[32]
因恐不久于人世，茅盾开始在家人协助下用录音方式写“回忆录”。[33]他在《我走过的道路•序》中说道：“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写出来的意念”。他声称，“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34]，尽管他所留的“信史”未必被所有人认可，例如胡风等人。茅盾的儿子和媳妇韦韬、陈小曼的叙述，为我们勾勒了茅盾当时认真撰写的情景：一是派媳妇陈小曼到北京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借过去的旧杂志，“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二是命韦韬去上海广收资料，为此，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书库中找到了大量旧书、旧刊。他“为了核实一九四六年秋和阳翰笙、洪深、凤子等同游杭州西湖的细节，写信给上海的女作家赵清阁请教。专门派车把罗章龙接到家中，向他了解建党初期的某些人和事。与廖沫沙核对从香港撤退的情况。请四川的胡锡培介绍抗战时重庆街道的名称。向赵明和陈培生询问一九三九年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的某些内幕”[35]。茅盾俨然那些索引派的学者，在书房正襟危坐皱眉思索。因年迈无法事事亲为，所以很多工作只能待家人又搜求到新的资料后才有所推进。
1976年以后，曹禺一时间特别热衷以“春天”为主题表达欢欣鼓舞的心情。有如许多刚刚被解除囚禁的人，由于长久地被隔离在正常社会之外，经常会词不达意，还有点欲言又止，这是他们与人交流的显著特点。1978年2月，他在观看《龙须沟》后著文说：“我们常常说，度过严冬，才更喜爱春天。当我们看到《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娘子、小英子和他们所生活的小院子中的苦难生活，我们是多么地压抑，悲愤。人不禁要发问：这样的世道难道还能继续吗？只能有一个回答：不能了！”[36]在评论轰动一时的话剧《于无声处》时，这位久不思索的剧作家，已经习惯用流行的报刊词汇来看待作品：“《于无声处》，正是写了一九七六年的中国人民与‘四人帮’的搏斗。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集中在两个家庭，集中在一个场景，集中在一天之内。情节紧凑，发展急剧，引人入胜。《于无声处》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好，于无声处听惊雷！”[37]时间在他这里陷入停滞，“文革”中的磨难也在新时代面前逐渐淡去，也许人到老年已不再怨恨。在《怀念老舍先生》一文中，曹禺似乎不愿深究“老舍之死”的历史成因并加以批判谴责，他对两人交往的旧事反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戏剧工作者的良师益友——怀念田汉同志》里，作者对叙述对象的个人嗜好、行为举止、来往唱酬有刻意的渲染；焦菊隐是曹禺人艺的同事，他对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比别人更直接的观察和深切体验，但《忆菊隐》一文，依然泛泛而谈，回避切中问题利害。当然不能责怪曾经敏锐深邃的曹禺一去而不复返，即使盖世英雄，在几十年的思想改造面前也难免心寒气短。重回原来生活轨道的曹禺，继续在全国文联和剧协任重要职务，还频繁飞往欧美国家出席各种活动，在各大报纸上都有这些活动的记述。这种情况下他不再有茅盾为自己做史的野心，也不认为个人就能够改变历史的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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