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中国文化界风波：老舍投湖与恐慌

1966年8月24日午夜，老舍在北京北郊的太平湖公园独坐一天后投湖自杀。在混乱的北京，这个消息持续发酵，在政界和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关于死，老舍生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所有的真相，只有依赖于人们事后的叙述。老舍夫人胡絜青说：“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冲进屋内你踢上一脚，他踹几下。”老舍儿子舒乙回忆说：“我走到父亲尸体旁看一看，他是躺在湖边的小路上，这里杂草丛生，中间踏出来一条小路。他的头在西，脚在东，仰面躺着，制服已经比较凌乱”，“父亲的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都是淤血，也有很多地方是破的，整个看来绝对是遍体鳞伤的。”当时在场的北京市文联干部王松声、葛献挺认为，“文革”开始本来没有老舍的事，他被“揪出来”完全是事出偶然。当时，揪斗的主要是萧军等人，因场面失控，又有人挑拨，就把老舍卷了进去。那天，打他的是中山公园附近女八中的一群女学生，用的是带铜扣的皮带。这是老舍致死的主要原因。但老舍自始至终都感到茫然，他被拉上车之后，“问我：‘松声，这怎么回事？’我说，‘你别问了。’从这话里证明他对这个突然来的事情没有准备。所有人都没有准备。文联、文化局的领导，包括群众都没有准备。老作家林斤澜告诉读者一个细节：

他从一天的委锁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我有话说”、“我没有说完”、“我有话说”……

有人发现他胸前没挂牌子，大逆不道。立刻有块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人头上套，那牌子只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在耳朵上，下不去，就使劲勒。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反正连手带牌子碰着了红卫兵的脸面。

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叫“打”“打”“打”了。人群中间，一位大个子作家，平日认真，几天来沉默观察，这时义愤爆发，气冲声门：

“他打红卫兵，他反革命……”^[22]

“叙事”自然是按照当代人的愿望重新叙述历史，但永远无法将它复原。我们至今都不能了解，老舍是在用死抵抗“文革”的荒唐吗？刚才他奋力举起牌子，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行为？在恐怖面前，他的个人意识是否还保持着一丝清醒？他意识到面前发生的一切对于人究竟具有什么意义了吗？这些询问，实在是软弱无力。20世纪末，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老舍之死的现象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不同意见，它虽然针对的是老舍之死这一事件，却可能涉及更大范围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会时常觉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似乎还在许多思想者那里进行着。冰心相信，老舍选择死跟他的性格和解放后一直比较顺有关。她说：“我觉得（老舍自杀）很可能，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这个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曹禺认为老舍不是自尽，是被逼死的，“他是真正的抗议呀，抗议四人帮，抗议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压迫、迫害”。萧乾、端木蕻良、柯灵等老作家都持相同看法，认为他的死是一个作家人格的体现，完全在意料之中。与大多数人在“控诉文革”和“受迫害”的知识谱系中审视老舍明显不同，王元化希望人们不要仅仅局限于“文革”，而要从更大的历史范畴来认识，比如“十七年”、20世纪的革命等等。他指出：“假设他活到今天，再回过头来，他会对自己一生有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这条路，如不从整个时代，尤其中国所渴望所要求所追求什么东西”去看的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现”。王元化还以鲁迅为例，说明即使像他这样的人也有受制于时代氛围和偏见而作出错误判断的问题，老舍自然无法超越个人和时代的局限。沿着这一思路，王蒙、苏叔阳、严家炎和钱理群等对老舍进行的是更复杂而深远的思考。这些思考，涉及老舍与社会体制、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老舍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等多方面的课题。王蒙认为，不应该把老舍解放后创作的作品当“纯文学”看，它们的意义主要是“代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共和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历程。从老舍本人来说是很深沉，也很认真的”。所以他提醒在考察老舍时，不要只注意他被迫害致死这一面，还要注意他自觉与历史互动的另一面。他指出：“觉得他属于上层人物中的一员，我看到他和外国友人一起饮酒赏花的报道，写的诗文，听到他挥洒自如地批评苏联，觉得他政治上也有一套了”，“说明他已经习惯于做党的座上客，做党的积极分子了”。苏叔阳说，老舍之死是中国文化之死，但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因为这关乎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问题的认识：“‘文革’把中国文化一切精华全部说成是坏的，一概打倒，而老舍是靠这吃饭的，不仅是他活命的根源，而且是他唯一的信仰”，对老舍而言，“最大的刺激是在头一天当着他的面烧了那些戏装、古书等，他精神上受了很大打击，觉得以后没法活了”。正是怀着这种极其复杂和矛盾的心理，他认为老舍写于死前的“遗书”是值得研究的，“他在太平湖徘徊了很久，可能有一整天，一整夜，黎明时分才去世。那么他究竟写了些什么，碎纸片洒在湖面上很多，后人只能去猜测”。但他相信，“那些纸片很可能是他最后的杰作，但是我们见不到了”。严家炎不同意拔高老舍之死的精神境界，认为不应该把它绝对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激愤可以体现他的骨气，但我相信他不会对整个政权表示一刀两断。他对‘文革’是无法理解”，而怎么认识老舍的晚年，关键是怎么认识文化政治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不主张一概笼统地拒绝排斥政治。政治如果确实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当然应该支持，也应当采取一定的行动。如果违反广大人民的愿望，我们应当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态度，尽管可能有种种情况限制这种‘表达’”。因此，他不主张把老舍之死及相关研究“这种行为普遍化”，而应该赋予更理性的认知。钱理群指出：“如果要对老舍之死作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要追溯到他在1940年代的思想转变，从中可找出它的内在逻辑”，而其中的焦点是他《国家至上》这个剧本。通过这个剧本我们发现，老舍的思想线索大致有两条：一条就是他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有很强的民族情绪；另外是他有国家至上那样的观念，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国家他可以牺牲自己，忍受委屈。这决定了他解放后和国家合作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他的毁灭。钱理群更倾向于从“哈姆雷特现象”这一角度来认识，他认为从个人存在的总体历史语境看，老舍之死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他的死不是必然的，因为他有可能选择不死。他表示：“我是比较相信合力的作用，有时一个人稍微错过一点就不会死”，“假如说他有汪曾祺那样的经历，被江青看中了，他肯定会写”，“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软弱的一面”。^[23](www.xing528.com)

这些叙述从不同程度牵涉到老舍之死，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和曹禺在“文革”期间思想活动的一个尖锐的问题：“投湖”还是“苟活”，哪一个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哪一个更能引起人们“历史的同情”？怎样通过它们来重新度量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黑暗和残暴的态度？在前些年出版的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人们的担忧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事实上，在‘文革’中，我们住在景山东前街7号，与李初梨隔壁相邻，得知李家遭到抄、砸，破坏严重，她（笔者按：这里指作者母亲许广平）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同时也开始为自身的安全担心，和我商量怎样避免红卫兵闯进我家来造反。按当时的风气，唯一的办法就是高挂、多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因此一时间，我们家里的镜框都覆盖了毛主席语录”，“每逢母亲要外出，我们怕她年老遗忘，总要检查她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是否佩带端正，‘红宝书’是否放在随身小拎包里。这是家里人谁都有责任做的检验工作”。^[24]回忆告诉人们，连鲁迅妻子许广平都为自身的安全感到莫名的恐惧，那么，郭、茅、巴、曹等人还有安全的“边界”吗？在席卷而来的“文革”风浪中，广袤的天下，哪里还有存身之地？进一步说，在中国，“投湖”还是“苟活”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它某种程度上是由历史规定的。在那个年代，历史也许才是个人最后的裁判。而这个历史，就是1949年后中华民族建立现代民族的强烈愿望，是全民总动员这一现代化的目标和冲动。著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S.R.施拉姆曾指出：“1957年秋天的反右运动决不仅仅构成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政治的一个巨大转折点，而且也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巨大转折点。那时所发生的所有变化本身都围绕着毛的理论兴趣和他所关心的政治事物，其中包括从经济学到哲学，从中国国内问题到与苏联的关系等内容。但是，从客观上讲，毛泽东思想的这些新倾向和核心以及导致这些新倾向出现的动力，都能在毛泽东的‘建设社会主义’思想中找到。”^[25]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是这历史活动的一部分。他思想的起源，来自这一历史幽暗的深处。从这个角度看，叙述者都认为作为在这一历史时段中活动的作家，郭沫若、茅盾、巴金和曹禺是无法超越这一历史状态的；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文臣，他们又不能像处于社会边缘的隐士游侠那样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这就加大了他们精神世界中比普通老百姓更为强烈而持久的悲剧性。因此，对“苟活”现象的考察，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作家精神史的考察，也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调查取样——也许在这里，一些被文学史长期遮蔽的问题被凸现了出来。

据龚济民、方仁念记述，1968年4月19日，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授意下，郭沫若的三子郭世英被中国农业大学的红卫兵绑架。郭世英喜欢文学，他身上较多继承了父亲的诗人气质，因此特别为郭沫若所欣赏和关爱。郭氏夫妇闻讯万分焦急，立即设法营救。但当时社会已完全处于无序状态，连一些国家领导人和著名人士都不能自保，郭沫若的个人能力和处境可想而知。在夫人于立群的敦促下，郭沫若决定向周恩来求援。一次，郭有机会陪周恩来接见外宾，看到周日理万机、万般憔悴的模样，他欲言又止，终于失去了最后一次挽救儿子的机会。四天后，当郭沫若秘书王廷芳和女儿郭平英找到羁押之处，才得知郭世英已死（当夜即被草草火化），而且一直到死都没有松绑，粗粗的麻绳嵌进肉里。郭沫若承受着晚年丧子的痛苦，也承受着家庭的巨大压力，他显然清楚，世英之死绝不是空穴来风，其中有更大的背景。里里外外的复杂因素使得他无所作为，“从这一天起，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他那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在抄写儿子世英留下的日记。这是与儿子交谈的最好方式，也是寄托自己哀思的最好方式。不管泪眼昏花，不论手腕无力，他总是不停地抄写”，他还“时时手抚那些厚厚的抄本，想借此告慰儿子的亡灵”。^[26]在武斗风浪中，一帮造反派拿着带铜扣的皮带冲进上海作家协会，巴金闻讯立即逃到楼下的机关食堂，穿上大师傅的白大褂、戴上白帽，才躲过一劫——这件事，后来一直被他视为平生的“奇耻大辱”。巴金在一篇文章中为读者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革命专政的压力下一步步从抵抗到屈从的心路历程的：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众”批斗的时候，两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把我从江湾（当时我给揪到复旦大学去了）押赴斗场，进场前其中一个再三警告我：不准在台上替自己辩护，而且对强加给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须承认。我本来就很紧张，现在又背上这样一个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现，又怕承认了罪名将来洗刷不清。埋着头给拖进斗场，我头昏眼花，思想混乱，一片“打倒巴金”的喊声叫人胆战心惊。我站在那里，心想这两三个小时的确很难过去，但我下定决心要重新作人，按照批判我的论点改造自己。……

杂技场的舞台是圆形的，人站在那里挨斗，好像四面八方高举的拳头都对着你，你找不到一个藏身的地方，相当可怕。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27]

在历史的复杂性面前，用老舍的“刚烈”来对照郭沫若和巴金的“屈从”，这样的思维方式显然是无力和无效的。我们必须承认，“文革”的残酷和迷惑程度远远超出了这些作家一生中经历的任何事件。“真理”“革命”“群众”这个复数，是对个人存在的最有力的压制与克服。十余年来一直紧抓不放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使得这个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和精神价值的修复能力已大大下降，一种被历史虚构的“知识原罪感”战胜了他们的思想自觉。问题之复杂，显然已溢出讨论者的认识范畴。读者当记住年迈的郭沫若手握颤抖的毛笔抄录儿子世英日记时的情形，连这位久经风浪的左翼人士也选择了放弃的方式，可见时代之残酷。当父亲把无助的思念以这种方式给予儿子，我们的历史生活仿佛出现了真正的停摆，但它之动人心魄也长久凝聚在这个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