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一种被称作“大字报”和“牛棚”的形式，开始流行于全国城乡。它们与19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洗澡”可能不同，杨绛对“洗澡”的形象比喻是：“洗掉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而知。”[12]可大字报的创新性已有惊人进步，它当众揭发家族历史和个人隐私，将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还不够，大字报“揭丑”后，又把被揭发者关入“牛棚”，将他们置于与亲属圈子、与世隔绝的孤立无援状态，再通过“学习班”的形式解除思想武装，直到人们在精神尊严上彻底投降。“整个学校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学校还专门开辟了大字报专栏，但根本不够用。墙壁、走廊贴满了大字报，最后只能在食堂里牵上绳子”[13]。如想了解和研究1966年前后中国作家的精神状态，查阅各种各样的大小字报是其中必要的功课之一。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现在已经很难确定当年全国大字报的数量和流传范围，更何况这些珍贵文献恐早就遗失殆尽。历史也许已经失传，除非人们利用人生所剩的余年，遍走民间广泛收集，集数年之功反复查勘，然其中的劳苦甚至徒劳无功恐无法评估。
我们再把研究焦点收拢在巴金和曹禺这里。据徐开垒考证，批判巴金的大字报，最早见于1966年8月7日上海作家协会的西大厅。查巴金8月7日到15日的“日记”，却语焉不详，仅出现了“整天头昏”“人不舒服”“天气仍热”“又发恶心”等字样。16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可以读到以下记述：“十六日（晴）六点半起。八点动身搭二十六路电车到陕西路去作协。到后时间还早，到西厅看大字报，看到几张关于我的（要我交代和孔、叶他们的关系）”；“十七日（晴）六点半起。八点动身去作协，看到安珍、郭卓等一张揭萧珊的大字报”；“十九日（阴、雨）六点半起，听广播。八点动身去作协，看到一张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大字报，里面也有我的名字，心里不大好受”；“二十二日（阴）”，“黄宗英、菡子、费礼文、唐克新相继对我提意见，要我交代和孔罗荪的关系”，“三点后起来写材料和检查”；“二十四日（晴）”，“又看见一张向我‘猛烈开火’的大字报。回家休息，给支部和代表小组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在这之后一直到月底，日记中皆写“检查”和交代“材料”的记述。……在这些日记中，还有趣地夹杂着诸如此类的叙述：例如，“看到毛主席两次畅游长江，非常兴奋”，“找小组长峻青谈话约十分钟，说明我对大字报的态度，愿意听党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改造自己”，“给作协党支部写信表示态度，并写材料”，“读《毛选》”，“继续学习‘老三篇’”，“在东厅写材料，帮助孙怀荣挂天马厂转来的揭黄宗英的大字报”，“续写关于以群的材料”，等等[14]——以上可作研究“文革”“受迫害”叙述的另一条辅线，即“参与性”的叙述。它是一种参照性的叙述，具有某种互文性。应该注意的是，在大字报这一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巴金的精神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他的行为，呈现出过去很少有的矛盾和慌乱。他开始通过学习一遍又一遍“查找”自己的“罪行”，借写莫须有的“材料”自我揭发，与老朋友叶以群、孔罗荪划清界限（遗憾的是，这些“检查”和“材料”《巴金全集》没有收入，它对研究作者的思想状态构成了障碍）。从日记文本的蛛丝马迹中，我们还能看到大字报与巴金的历史关系。对巴金这些来自民国的作家，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
同年7、8月，北京“人艺”和外单位的红卫兵对曹禺的构陷日益激烈。“人艺”三楼的“大排练厅，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不但墙壁上有，而且墙壁之间几道铁丝上也有。在这里他看见有几张大字报，把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点了名，画上了红叉叉，要他老老实实地向革命群众交待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并彻底揭发剧院党委书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起扬等一小撮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刊物《文艺革命》上的一篇文章（实际是大字报）声色俱厉地写道：
长期盘踞在文艺界的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个个被冲刷了出来。广大革命群众撕下了披在老舍身上的画皮，现在又把反动作家曹禺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曹禺是什么东西？
早在1930年代就抛出了《雷雨》、《日出》等大毒草，极力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他是一个老反革命。
抗战期间，曹禺又炮制过大毒草《全民总动员》、《蜕变》，吹捧蒋该死“德高望重”，“廉洁奉公”，——他是蒋家门楼的叭儿狗。(www.xing528.com)
解放以后，他又炮制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等大毒草，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尤其是《胆剑篇》恶毒已极，它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猖狂地叫喊……他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御用文人。[15]
在曹禺居住的北京东四北大街铁狮子胡同3号，大门口贴着刺目的标语——“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犹如当众羞辱。可以想象看客们兴奋围观的情景——鲁迅的小说曾描述过相同的场面，这位观察敏锐的作家早在史籍上读过这种记载，他预想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大概都会如此。这是鲁迅的深刻之处。曹禺是一个极其敏感紧张的人，读者在《雷雨》的字里行间应该可以觉察作者的这种气质。他还天生胆小怕事，目睹院子里、大街上都在斗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外面是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他的紧张恐惧状态已然可想而知。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会用另一种方式进行自我防卫。曹禺房间里挂着毛主席像，贴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他整天心惊肉跳，惶惶不安，随时准备被揪出去挨斗。他把窗帘紧紧拉上，天天足不出户，一个电话都会令他惊恐；他天天吃大量安眠药，但仍然不能入睡。有次他被人拖下床抓走，但所幸因人干预才被放回。他的心理防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跪在地上求夫人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其情景，令人一瞬间蓦然联想到《雷雨》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四凤和周萍欲生不得、欲死不能，最后，四凤在花园中无意触电而亡……
“牛棚”现象在古代中国，大概已有先例。“文革”将牛棚文化发扬光大，恐怕创造了很多项的第一。很多年后，在杨绛《干校六记》“小引”中，钱锺书还心有余悸地记述道：“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16]韦君宜说得也很有意思：“所谓‘干校’，实系永无毕业期限的学校，只有‘干活’一门课的学校”，“一开始大家都还以为是下去革命的，也不知道此去的前途是不准回来，等于流放”。[17]今天终于能够看清，“文革”中遍布全国的牛棚无奇不有，比如“学习班”“隔离审查”“单独监管”，或是形式上的在“家”监管，但这个“家”不经允许，也是不准随便出入的。确如韦君宜所说，在那个年代，“锻炼就是折磨”。
曹禺的“牛棚”在灯市口北京“人艺”的舞台美术制作厂，后院有一间破旧和终日不见太阳的十多平方米的仓库。沿着又湿又潮的墙壁铺一层稻草，剧院院长、党委书记、党委委员、艺委委员们每天都在那里学习、写检查和睡觉。门天天锁着，由造反派负责看管。“牛鬼蛇神”们坐在地上，用膝盖当桌子写交待材料，而且不准说话。据说，一天只放一次风，一般约10分钟，可以借此方便一下。买饭的任务轮流担任，派两个人到附近的首都剧场食堂购回，内容是窝头和白菜汤之类。再说吸烟，在这里实行的是“配给”制。所有的吸烟者事先自己买一盒香烟上交造反派，每天早晨放在一块洗衣用的搓板上，搓板的每一道沟里写着“牛鬼蛇神”的名字，让他们对号认领。表现好的放两支烟，一般的放一支，不好的不放烟。戏剧化的“惩罚”还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在剧院当工人的‘造反派’，每逢他值夜班的时候，为了自己不打瞌睡，总要叫起来几个‘牛鬼蛇神’站在大厅里训斥，一训就是几个小时。训斥的内容无非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之类”，“曹禺老师一直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吃大量的安眠药是睡不着觉的。常常是曹禺老师刚刚吃了安眠药，就被工人‘造反派’从被窝里叫起来，不得不向着墙边靠。于是，工人‘造反派’一拍桌子，大声喊着：‘曹禺，你干什么呢？！你敢不老实！’曹禺老师一害怕，又赶快站直了。然而，要不了多久，曹禺老师又支持不住了，工人‘造反派’就再拍桌子，再吼。如此反反复复，一直要搞到天亮为止。”[18]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也在这里，与曹禺同为“棚友”。他们两人习惯在舞台上掌握人物的命运，却没想到，命运此刻却落在别人手中。戏里戏外的无常，在这里又被印证。1985年，他在一篇追忆死于“文革”的这位老朋友的文章中抑制不住感情地写道：“昨夜醒来，想到焦菊隐先生，是那个沉默的，几乎不说话的上了年纪的人。那时他和我都在‘牛棚’，铺挨着铺。”[19]
押人游街，在1968年达到了高潮。这年秋天，巴金摆脱游斗的劫难，被关进了牛棚。他先到郊县松江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在工宣队的监管下，巴金每天干的是最重的活，吃难以下咽的“忆苦饭”，还是“田头批斗会”的主要对象。“每当大家流着汗努力挑泥挖土的时候，忽然一阵哨声，大家便放下铁，集中起来，在男女社员们的围观中听贫下中农对旧社会控诉，然后就由造反派或工宣队员出来向‘牛鬼蛇神’训话。”1970年，他被遣送到地处东海之滨的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有人描述过当时的景象：干校设在“塘外”，在海堤之外，是一处漫无边际没有开垦的荒凉的盐碱地。“他们住的是新建的芦苇棚，棚顶盖稻草。海边风大，吹得棚子整夜格格响。泥地潮湿，逢到下雨天，路上泥泞没膝，室内更加潮湿，床铺棉被全还潮，真是苦不堪言。”[20]巴金做不好农活，又上了年纪，一听造反派厉声吆喝，不免心惊肉跳，他在劳动中经常摔跤，一次滑到沟里，连眼镜也找不到了。更大的打击来自妻子萧珊的病逝。萧珊上中学时爱上巴金，直到大学毕业后两人才走到一块儿，这是1940年代的浪漫爱情。萧珊生于乱世，死于忧患，更使巴金增添了一层对她的内疚。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多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他感到，加害他和觉新的是同一道无形的“牢笼”：“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到我是在写自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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