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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转轨:鲁郭茅巴老曹(1949-1981)

时间:2024-01-2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因为“村社自治”的社会结构在1950年代初惊天动地的土改运动中被彻底瓦解,所以当代作为一个苏俄式的“单位”,一种社会结构的历史完整性,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当人们都认为“文革”是百年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低气压年代的时候,这种观察的重大意义才能够显现出来。除郭沫若宣布“烧书”的举动令人吃惊外,茅、老和曹等公都没有异样的迹象。多年被信任,应该是书生们在风暴将至之际未引起警觉的深层原因。

中国的文化转轨:鲁郭茅巴老曹(1949-1981)

1966年是不平凡的年度。在170多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它的醒目可与1840、1912、1919、1937、1949相提并论,但具体历史样貌,却又相当地独特。5月4日至30日,在政坛上层发生了许多对中国民众生活影响甚巨,也将深刻改变20世纪后半叶历史走向的震撼人心的大事件:4—6日,中共中央政治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停止并撤销他们的职务;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18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燕山夜话》作者邓拓自杀;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毛泽东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批准6月1日向全国广播,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说,“文革”小组直接受政治局常委领导,名单为: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2日,决定陶铸兼任顾问(这个名单后来又有变动);29日,清华附中学生成立类似于苏联卫国战争年代的青年组织青年近卫军那样的组织,红卫兵组织由此诞生;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就派临时工作组问题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批示同意后,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之后是刘少奇、邓小平倒台,林彪江青集团取而代之……当代史在相对平静了17年之后,终于迎来了它的大破坏、大重组的时期。

中国虽然是有两千多年之漫长历史的政治社会,很长一个时期里,皇朝与民间事实上建立的是一种暧昧“分治”的历史关联。皇朝用税赋、布告宣称它对民间社会的稳固统治,然而“村社自治”却一直展示出它的游离姿态,这种超稳定性的社会结构直到20世纪中叶的政权更迭才告结束。当代社会沿袭学习苏俄社会结构,国家意志借助意识形态之手,把统治力量伸向社会各个阶层。因为“村社自治”的社会结构在1950年代初惊天动地的土改运动中被彻底瓦解,所以当代作为一个苏俄式的“单位”,一种社会结构的历史完整性,是史无前例的。由此,我们有理由把观察视角从北京往下延伸,考察介于国家与民间之间的知识者这个族群。从这个族群的反应中既可以反观国家历史的大体走向,也可以以这个大体走向来评估文化存在之基础,一个年代的文化存在,恰恰是这个年代社会总体命运的评价指数。尤其是当人们都认为“文革”是百年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低气压年代的时候,这种观察的重大意义才能够显现出来。(www.xing528.com)

在一种趋于静谧的心境中,我仔细翻看巴金同年5月16日的日记:“十六日(晴)八点半起。市政协来电话要我到政协参加座谈会,讨论中、阿两国联合声明。看文件。十点半安珍来收集读戚本禹文章的体会和对‘三家村’的批判。午饭后午睡半小时。两点前动身去金公家送还《参考资料》,去作协通知花匠傍晚来取回昙花,然后去政协开会,五点半散会,坐三轮车到作协取了昙花回家。晚饭后同生来访,接着蔡公给萧珊送票来,谈了好一会(一个多小时)。同生先走。九点后蔡公也走了。上楼看报。金公来,谈到十点一刻。看书。听广播。洗澡。零点五十分后睡。文栋来信。复栋臣信。”[1]这则日记有隔世之感,这是因为它有某种太平无事的感觉。除郭沫若宣布“烧书”的举动令人吃惊外,茅、老和曹等公都没有异样的迹象。茅盾对罢免自己文化部长的职务还很坦然,“爸爸的确很沉得住气,一切照旧——宴会、看戏等外事应酬照样参加,每周一次的政协国际问题座谈会也照去不误”,“从外表上看,爸爸对报刊上那些批判文章的关注程度远不及他对孙女小钢的关心”,他亲自为孙女制定了一套古文教材,是一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姿态。[2]由于比较热衷社会活动,老舍离开医院后,便参加到“闹不清是咋回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信任共产党,共产党让他参加,让他感受,他就来了”[3]。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已经习惯在中共的领导下过太平日子,依据常识,他们以为大概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刮几阵风,揪几个异己分子,又会恢复到风平浪静、雨过天晴的状态。多年被信任,应该是书生们在风暴将至之际未引起警觉的深层原因。1966年7月,陪同亚非作家会议代表在武汉观看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曹禺的心态,也许是值得留心的例子:“当曹禺老师站在游艇上用望远镜看到毛主席在风浪中,胜似闲庭信步地畅游长江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惊喜和欣慰,有说不出的激动和感动,真想也跳下水去和领袖一起游上一回。特别是听到周围许多群众不断欢呼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时候,他由于自己在政治上被信任而含着热泪也大声欢呼起来。他在暗暗想着——只要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健在掌舵,中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定会是顺顺当当、平平安安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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