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年轻的周扬发表了一篇颇具洞见的文章《论〈雷雨〉和〈日出〉》：
在民族解放斗争急切要求文学上的表现的时候，迅速地反映这个斗争的作品，不论是一篇速写，一篇通信，一首政治诗，一篇尖锐的政论，都是很好的国防文学，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作家，他和实际斗争保持着距离，却有他的巨大的才能，卓拔的技巧，对于现实也并没有逃避，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了它，把握了它，在他对现实的忠实的描写中，达到了有利于革命的结论。这样的作家，我们难道不应当拍手欢迎吗？[48]
在民国，如此的文学清议是一种潇洒，它没料到日后天下之变局，落实到一个作家的创作将会何其艰难。它竟像一个魔咒，20年后，当代作家这种走钢丝式的“创作公式”终于再现于历史舞台——作家既要“忠实”于“现实描写”，又要“有利于革命的结论”；“革命的结论”具有自恋自足的超验性质，但是它要重构作家所描写的日常生活。这样，“现实”的定义就具有了二重性，一个是生活的现实，另一个是被改造的现实——作家的问题是，他究竟是要忠实于第一个“现实”，还是忠实于第二个“现实”？如果是前者，会使他的创作不利于“革命的结论”；如果是后者，则使他无法发挥自己“巨大的才能，卓拔的技巧”。
巴金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时说：“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在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倘使没有这些我就不会写小说。我并非为了要做作家才拿起笔来的。”他说自己是在为青年人不公平的命运“喊冤”。[49]1948年，他的《〈寒夜〉再版后记》对这种文学理念有进一步发挥：“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了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50]有生活体验于是想到要做作家，是作家们大同小异的文学道路。可巴金身上有小布尔乔亚的夸张和矫情，这是性格使然，我们也不必过于苛责。但我相信巴金是一定要看到生活真相才拿起笔来的作家，这种作家类型虽然局限性很大，他的诚恳却值得人们尊敬。由此出发，无论是他早期为一代“无名的牺牲者”“喊冤”，说出“我控诉”，还是抗议制造了读书人“血痰”的社会，他都执着于心灵对现实的感受。也由此可以说，巴金的小说大多是他个人生活的“传记”，那里面娇弱的文人、无端致死的少女，都留着他生活过的家庭里人们的影子。巴金虽然写得不够好，可他为后代读者留下了民国年代世家子弟生活的陈迹，留下了民国的鲜活的文学文献，是这位作家最大的功绩。
因古希腊戏剧观与童年挫折记忆的深刻契合，曹禺的创作对人的“命运”自始至终表现出探索的热情。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在命运这口残酷的“井”中挣扎，蘩漪、周萍、陈白露、金子、愫方们都曾有过徒劳的反抗，各种各样的“井”最终将他们的生命窒息。23岁的曹禺就写出了那么多人间的悲剧，这种奇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他在《〈雷雨〉序》中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窄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眼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51]虽然是在说戏，诸多文献已证明作者童年时也曾有过地狱般的生活经验。显赫的万公馆，因为父亲的暴虐而令人窒息，受到宠爱的曹禺目睹受虐的大哥，精神几近崩溃，那种心灵折磨竟让他终生难忘。曹禺研究者告诉我们，没有这种生活也不会有日后的杰出戏剧家曹禺，不会有《雷雨》，不会让他与古希腊悲剧及其戏剧观念如此惺惺相惜。曹禺的戏剧观是他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象反映，又铺设着这么一个链条：反抗“井”的桎梏——然而人注定会失败——由此提炼出了一个“悲悯”的戏剧主题。在我看来，正是在这种生活与艺术的轨道上，曹禺才所以成其为“曹禺”。
文学史研究不等于感叹。可有感叹的文学史研究是有历史感的。像巴金和曹禺这种忠于生活感受的作家，要让他们违背自己的感受去从事背书式的文学创作，才是令人感叹的。在图书馆中，我在那里枯坐良久，一直想不明白它的缘由。我踏访过曹禺在天津的故居，细心去猜测宠爱他的专横的父亲和仁慈的继母，如果知道儿子那坐卧不安的遭遇，将会是什么心境？说老实话，我没有答案。治史的人，治文学史的人，大概都难以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答案罢。所以这是我从心底深处感叹的理由。
按照韦勒克《文学理论》的解释，文学研究有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区别，它们是各有所长的。然而，理论都预测不到现实的复杂与深刻。他恐怕从未预想过，在当代，在中国，文人墨客竟还要在非常识的文学内外的现实之间苦恼和挣扎罢。还有周扬，他是当代中国文学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解释者，但他1980年代后，也回到了当年巴金、曹禺的文学困境里。他最后成为自己所制定的文学制度的受害者，这是大大出于死于1990年代的这位马列文论家自己之意料的。所以，我说巴金、曹禺的问题，不是他们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是左翼文学的问题，世界性左翼思想思潮的问题。
带着历史的感叹，让我们抄录一下这些文件：
一九五六年三月间，作协的创作委员会发来一份公函，内容如下：“茅盾同志：去年十一月间中国作家协会所制订的关于少年儿童文学创作计划中规定，您应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以前，写出或翻译出一篇（部）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或一九五六年底前至少写出一篇有关少年儿童的有研究性的文章）。不知这项工作您完成的怎样，如果已经完成，请您告诉我们，您在哪些报刊上发表了哪些作品，如果没有完成，您准备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作品，如果有困难，也请告诉我们。”
被文学内外现实所困扰的茅盾，也禁不住失去了理智。他以带点挖苦意味的口气在原公函上写道：
复创作委员会：我确有困难。自去年四月后，我有过大小两计划，大的计划是写长篇，小的计划是写短篇及短文，两者拟同时进行（本来是只有一个大的计划，可是后来鉴于有些短文非写不可，逃不了的，故又加上一个小的计划。）不料至今将一年，自己一检查，大、小计划都未贯彻。原因不在我懒，——而是临时杂差（这些杂差包括计划以外的写作），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每天伏案（或看公文，或看书，或写作，或开会——全都伏案）在十个小时以上，星期天也从不出去游山观水，从不逛公园，然而还是忙乱，真是天晓得！这些杂差少则三五天可毕，多则须半个月一个月。这是我的困难所在，我自己无法克服，不知你们有无办法帮助我克服它？如能帮忙，不胜感激。[52]
作家协会也给老舍、曹禺布置了“创作计划”：
1957年春天，依照中国作协的布置，作协会员递交了个人的创作规划。……（老舍）为自己提出了近期的写作计划：“每年写一个话剧，改编一个京剧或曲剧；一两年内写成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有趣的是，曹禺上交的创作规划涉及今后十年，想表现的题材占全了新社会的主体结构或时兴领域：“写资本家改造的剧本，57年、58年；写农民生活的剧本，60年至62年；写大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63年；写工人生活，64年至66年；想写关于岳飞和杜甫的历史剧。”（摘自中国作协1957年会员创作规划手稿）[53]
曹禺塑造了内外交困中的蘩漪的形象。这真是一种宿命。因为许多年后，这个剧本中的幽灵又附着在作者的身上。可以说他就是蘩漪。他就是那个在生与死之间无望挣扎的蘩漪。我们不妨说，蘩漪是对当代曹禺的注释，这个注释又可以延伸到对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观察。“一个作家和他的年代”这个命题就在这里产生了它的意义。或者说，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意义，是在巴金、曹禺的身上获得的，被认识到的，是在一种长长的历史感叹的间隙里被发现的。“前三十年”正是历史的幽灵。这个幽灵才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灵魂。没有这个幽灵，对当代研究者也好，对海外汉学家也好，中国当代文学史几乎是无从理解和解释的。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曹禺说：“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是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54]从1934年登上文学的舞台，到曹禺说出这番话，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过几十年坎坷不平的道路。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型，一定意义上说是发生在曹禺身上，出现在他创作的盛年，抚之念之，不禁感慨万千。这是我所说文学史研究需要有感叹的地方。
当然如何评价“当代”，已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左右之争”的社会思潮显然介入了我们对曹禺转型过程的“当代史”的认识。客观丰富地评价中国左翼社会思潮，现在看来将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的工作。而离开对左翼社会思潮的认识，我们就无法在曹禺现象中找到真正的历史支撑点，这是本书的写作尤感艰难之处。不过，由小见大的文学史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只有将一个个历史节点串联起来，才能完成文学史的一个章节，一章一章地这么串联起来，对左翼社会思潮的彻底反思才不至于永远被推迟。这是本书的一个立足点。看到上面作家们的“创作计划”，笔者颇有走过重重群山，终于洞见一线晴天的欣喜感觉，这个历史个案，足以令人触摸到当时作家们幽暗的心境，发现他们的历史位置，从而为下一步的工作调好焦距。
[1]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
[2] 巴金：《我是来学习的》，1949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3] 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第3卷第1期，1950。
[4] 徐开垒：《巴金传•续卷》第38、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5] 巴金：《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1952年4月9日《人民日报》。
[6] 巴金这一时期的“鸣放文章”分别见于：《“鸣”起来吧！》，1956年7月24日《人民日报》；《“独立思考”》，195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粮食》，1956年8月8日《人民日报》；《笔下留情》，1956年9月15日《文艺月刊》（九月号）；《“恰到好处”》，1956年9月20日上海《解放日报》；《秋夜杂感》，1956年10月3日上海《文汇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巴金的这些文章均用的是“余一”的署名，而非用巴金这个文艺界熟悉的名字。需要追问的是：他为什么在1956年之际恢复了使用“笔名”的历史习惯，是什么原因促使作者采取了匿名的发表方式？而这，又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巴金的内心世界，它将促使我们思考什么一些问题？
[7] 巴金：《一九五九年元旦试笔》，1959年1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时题为《新年试笔》。
曹禺《要深入生活》，引自《迎春集》，北京出版社，1958。
[8] 梁秉堃：《在曹禺身边》第1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9] 张光年：《曹禺的创作生活的新进展》，《剧本》1955年3月号。
[10] 在曹禺身上，我们发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借批判别人来“洗刷”自己的“错误”，并力图证明已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
[11] 转引自张耀杰：《政治风浪中的曹禺其人》，《黄河》1999年第5期。
[12] 巴金：《友谊集•后记》，作家出版社，1959。
[13] 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14] 巴金：《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15] 此文曾于1926年4月刊印单行本，后经修改，发表于1929年5月《平等》月刊第2卷第4、5期合刊。署名黑浪。
[16] 巴金：《我的中年的悲哀》，参见《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署名黄树辉。
[17] 巴金：《怎样做人及其它》，《人世间》第2卷第1期，1944年5月1日。
[18] 巴金：《我和文学》，《巴金选集》第10卷第40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9]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第149—1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 曹禺：《我们心中的周总理》，《曹禺全集》第6卷第37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www.xing528.com)
[21] 曹禺：《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鞭策》，《人民戏剧》1977年第1期。
[22] 《我们心中的总理》，《曹禺全集》第6卷第37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23] 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创作》，《剧本》1957年7月号。
[24] 《我们心中的周总理》，《曹禺全集》第6卷第37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25] 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创作》，《剧本》1957年7月号。
[26]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于紫光阁），见《周恩来论文艺》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7]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6月19日），见《周恩来论文艺》第102页。
[28] 《周恩来论文艺》第106—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9] 颜振奋：《曹禺创作生活片断》，《剧本》1957年7月号。
[30] 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创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
[31]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于紫光阁），见《周恩来论文艺》第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2] 《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号。
[33] 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0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34] 〔美〕内森•K.茅：《巴金和他的〈寒夜〉》，参见英译本《〈寒夜〉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35] 张光年：《题材问题》，《文艺报》1961年第3期。
[36] 谢晋：《怎样更上一层楼》，《文艺报》1961年第12期；又见谭沛生：《性格冲突，思想意义及其它》，《文艺报》1961年第11期。
[37] 巴金：《谈〈第四病室〉》，《巴金选集》第10卷第228页。
[38] 参见曹禺：《迎春集》，北京出版社，1958。
[39]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第315、31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40] 钱谷融：《〈雷雨〉人物谈》，《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
[41] 沈明德：《谈谈〈雷雨〉的几个场面》，《安徽文学》1962年第3期。
[42] 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第3卷第1期，1950。
[43] 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第3卷第1期，1950。
[44] 曹禺《〈雷雨〉序》，选自《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45] 刘西渭：《〈雷雨〉——曹禺先生作》，1935年8月31日天津《大公报》。
[46] 郭沫若：《关于曹禺的〈雷雨〉》，《东流》月刊第2卷第4期，1936年4月1日日本东京出版。
[47] 梁秉堃：《在曹禺身边》第30、3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48] 原载《光明》第2卷第8期，1937年。
[49] 巴金：《关于〈家〉（十版代序）》，《巴金全集》第1卷第441—4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0] 巴金：《序跋集》第347页，花城出版社，1982。
[51] 曹禺：《〈雷雨〉序》，《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52] 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第13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53] 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4] 《曹禺全集》第6卷第334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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