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老舍：生命形式差异及对困惑的讨论

一个作家的文学道路，实际潜藏于地域文化熏陶和性格气质当中。时代潮汐和命运突变可能使他性格产生某种变异，但总的说，这种规律仍然大同小异。茅盾和老舍，一个勉强善终，一个死于非命，生命的形式迥然不同，对他们面临的困惑略作讨论，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学大环境更深入的体察。

茅盾待人从容平和，说话风趣而适度。他从不张狂急迫，是一个谦谦文人。在《我走过的道路•序》中，他谈到自己性格形成的原因：“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为戒。”^[63]在1940年代，青年作家吴组缃对茅盾的感觉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他，“多少都显出些‘庄严法相’的味儿”，“架子不小，神气十足，体格很魁梧，道貌很尊严的样子”；可一走下台完全是一副平民模样，“从衣袋里摸出烟卷，点了火，轻松地，舒适地，但几乎是敛缩地，依在那位子角落里，吸着”。当他开会太晚回不了乡下，只好在别人处借宿时，其“睡德”也令人赞赏，“他睡觉也叫同房的人欢喜，因为醒着时是静静的躺着，决不东翻西覆，烦躁的叹气，或是勉强找人说话，有些爱失眠的人总是这样的；睡着了，也不扯呼，或是锯牙齿”。^[64]在老友叶圣陶记忆中，茅盾写小说前的准备工作，保持了一种不疾不徐、理智有序的个人特色：“他作小说一向是先定计划的，计划不只藏在腹中，还要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的不只是个简单的纲要，竟是细磨细琢的详尽的记录”，“他这种工夫，在写《子夜》的时候用得最多”。^[65]在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纯粹的谦谦君子是难以立足的；在错综复杂、又与政治纠缠不休的文艺圈子中，显然需要具有既刚又柔、亦强亦弱的双重人格。在这种环境中的现代作家需要用理智来节制激情，以达到二者之间的高度调和与平衡。当然这不是要所有的人都与政治周旋，交出自己的血性。不过每临转折关头，我们就发现一定的自保也很必要。自由派作家朱光潜、沈从文和萧乾1949年后不久就被解除了思想武装，1950年朱光潜写检查和沈从文的自杀举动，更是说明这派文人之不善于与现实敷衍周旋，说明他们精神上天然羸弱与胆怯的特点。我们说当代文学是对现代文学的某种历史转轨，指的是制度环境所发生的总体变化。而我们的作家早就养成了在亭子间和书斋纵论天下的习惯，而且那个年代耿介憨直，也被看作文人的基本品德而受到鼓励。所以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的表现，与其给予批评，还不如说它具有了转轨时期的特点。不懂政治更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胡风，是一个最令人难忘的教训。文坛是一个重创造而轻干预、重作家而轻行政的地方，它不是机关与军队。这一点，茅盾比谁都看得明白，打他勉强接受文化部长和中国作协主席的职务之日起，他应该就在强与弱、权力与作家之间小心地走钢丝。他之放弃小说创作而捡起评论旧行当，不能说没有为年轻作家撑开一张保护网的幽微动机，这种甘做“保姆”的自我牺牲精神，也似乎有某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情与苍凉，尽管茅盾的批评者未必同意这种看法。出身于文艺界的茅盾比文艺界管理者懂得尊重和理解作家的创作，他因此而受到作家艺术家的尊敬，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在那个年代，很多青年作家显然受到茅盾的提携和间接保护，一定意义上，这为“四人帮”倒台后新时期文学的兴起留下了火种。^[66]

茅盾对文学遗产保持着应有的尊重。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是“对于《水浒》的人物和结构的一点粗浅的意见。如果要从《水浒》学习，这些便是值得学习的地方。”^[67]他认为，文学的发展不应走向狭窄化，而应有更开阔的文化胸襟：“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实现亚洲及世界各国的集体安全、和平共处的伟大事业中，国与国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学翻译工作，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环。”^[68]与此同时，他强调要尊重作家的创作活动，充分理解他们创作的个性特点。一次，他在读完青年作家马烽的一篇小说后提了几条意见，嘱咐《人民文学》的编辑说：“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决定。”马烽得知后很是感动，他没想到茅盾这样的大作家，对他这样的普通青年作家的稿件竟然那么尊重。茅盾在《读最近的短篇小说》里，肯定了刚出道的王愿坚的《七根火柴》这篇作品。后来王愿坚曾不无激动地追忆说：“在这篇阐发短篇小说创作技巧的的文章里，竟然用了相当多的文字分析了我的《七根火柴》。使我惊奇的是，文章分析得那么仔细，连我在构思时曾经打算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后来又把‘我’改成了另一个人物这样一个最初的意念都看出来了，指出来了。他对那样一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去谈论它，而且给了那么热情的称赞和鼓励。我被深深地激动了”，它“给了我温暖、希望和力量。我带着它，送走了我的青年时代，步入了中年；我带着它，战胜了灰暗的心情，使火柴的微光没有熄灭”。^[69]女作家茹志鹃进入公众视野也与茅盾有关。《百合花》是她的处女作，曾几次被杂志退稿。当它终于被《延河》发表的时候，作者的丈夫被打成右派。茅盾从遥远的北京向这位绝望的女作家施以援手，他对这篇险遭扼杀的小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篇小说“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我们看到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他的内心”。他还眼光独具地发现，这是一篇“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是一篇有个人风格的难得佳作。像王愿坚一样，茹志鹃也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感激这位文坛宿将的精神引导的，她说：“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和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70]茅盾去世后，这类感激涕零的文章像雪片涌向全国各种报刊，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茅盾形象：扶助青年作家的文坛长辈，文学精神巧妙而机警的捍卫者，当代文学无可置疑的领袖人物，等等。这些怀念文章不乏溢美之词，但说的也多是实情，至少在读者看来，在一个文学作品凋零的年代，这种共同守护文学的行为仍值得称道。

在自由率性的创作受到阻力的情况下，强调文学之道就变得十分必要。文学史资料显示，当时的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信息挤占了文学的空间。作家面临着创作服从政治任务还是干脆放弃文学志业的艰难选择。一些作家试图抵抗，例如胡风圈子议论文艺政策的私人通信。也有一些作家改行或回到书斋，例如沈从文、朱光潜等人。但零星的对这种社会大势的修正、劝诫一直没有停止，例如何其芳对“古典加民歌道路”的讨论，邵荃麟对“中间人物论”的倡导，赵树理对合作化运动的“上书”，1970年代的地下诗歌和小说，等等。众多努力当然以失败而告终，有的人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些努力仍然顽强地透露出那个年代的一点微弱的信息，即在作家心目中，文学应该是文学而非其他，这是在彰显不言自明的文学之道，虽然它没有被宣誓成社会公告。凡是走过那条历史道路的人，凡是稍具中国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不觉得这些信息有什么不对。这是时隔多年，经常令人扼腕感叹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从历史的高度看，文学是民族文化积累的一个重要部件。它还是一条大河，从现代文学流淌过来的滚滚激流，应该在当代文学这里被接续，而理所当然地流淌到下游，为那里的民族子孙所滋养和继承。在这条象征着文化积累的大河中，文学之道决定着它流淌的方向和理由。在1920—1940年代，鲁迅、郭沫若和茅盾是公认的文坛领袖。在鲁迅去世、郭沫若形象屡遭诟病的情况下（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认真研究才更加符合事实），茅盾的角色便凸显了出来。如果说理智协调了茅盾与那个年代的关系，而他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微妙平衡起到了保护文坛的作用，那么除此还应得益于吴越文化对他的熏陶。吴越文化是中国中原精英文化与江浙富庶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南方知识者精神的集中显现。吴越文化功利而不媚俗，清高而不孤傲，雅致但却方正。它既推崇骨气与气节，又能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中保持一定的回旋与弹性；它既有明末东林党人的忧国愤世之怀，又能与浊世达成一定妥协，在历史转折期成为民族的脊梁，担当时代的大任。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和鲁迅堪称吴越文化自近代以来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智与激情的完美结合可以说是近、现代文化领域的绝唱。应该说茅盾生逢其时，分享了这一雅致方正的文化传统。他内敛外张，不媚俗且又与时俱进；他把吴越文化的深沉智慧完整地带到了当代中国文学当中，为自己安排了得以善终的生存环境。在当代文学中，他是死后较少遭人诟病的几个重要文人之一。虽然1990年代后，文学史研究也曾对他有所批评，但我们注意到，这种批评还没有发展到颠覆他历史形象的地步。

老舍是京城文化的产物。与茅盾的领袖身份不同，他在当代文坛只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乐于助人的老舍在朋友中口碑甚好，大家评价他“幽默”“风趣”“大方”“古道侠肠”“善于交际”。理智是他多元化性格中的“主旋律”。纵观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和生命活动，称他为“理智型”作家应该不会引起人们异议。对此，老舍戏称自己的理想是“中年人的理想”，他说：“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71]因生活贫困而务实，就收敛了青年人的冲动；既然理想与事实贴得很近，关注的对象和题材就显得集中而单一。纯粹从文学角度看，这是老舍的局限，也可以说就是他的长处。

“人民艺术家”真像是天赐之誉。自北京市政府顶住各方面压力慷慨地授予老舍这一光荣称号后，他1949年后的创作就锁定在这座城市，与茅盾的“全国性眼光”形成对比。1949年后，老舍由小说转向戏剧，并专以北京为描写对象，大概是出于这两点考虑：一是出于对故乡北京报恩的思想。爱国主义是老舍思想世界的基石，而爱国在他具体行为实践中就是爱故乡、爱母亲，爱这座给了他生命、做人原则和艺术灵感的古城。他要急于展现它1949年后的新变化，而戏剧恰恰是比小说更适宜展现的艺术形式。戏剧就像天桥相声演员的说、学、逗、唱，它的直观性通俗性使其比小说更容易与群众心灵交流。二是因为戏剧比小说更容易产生宣传的效果。宣传工作类似一座大舞台，社会动员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形象地传达政府的指令，由此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观众形成一个联盟，这是一个从认同到社会重构的成功工程。1949年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荣誉，周恩来专门为他配了一部小汽车，北京市市长彭真更是洗耳恭听他关于城市建设的意见，对他颇为尊重。于是，那种“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的思想开始支配他的思想和创作。既然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集体无意识，焉有不为现实而宣传的道理，而戏剧的夸张性效果则把这种互动关系屡屡推向高潮。从这个角度看，老舍在建国初期十年连放文艺卫星，创作数量不仅超过了自己前期创作，更令茅盾、巴金和曹禺等人黯然失色，并不令人奇怪。我们更愿意相信这并非作家一时心血来潮，而实在是理智选择的结果。

老舍是这群作家中比较少见的平民子弟。他的实践来自原来阶层的教养。北京城中蜿蜒交叉的胡同深处，寄养着千百万个平凡踏实的传统市民，老舍正是从那里的京腔京韵和浓厚习俗中走出来的现代作家。他虽然被认为具有和茅盾、曹禺相类似的文学贵族精神，但是他的出身和创作的题材，仍然向读者暗示了他在社会生活中敦厚务实的取向。他是那种知恩图报的老北京人，也是绵里藏针而实际耿直的老北京人。当他在生活中一帆风顺时，社会权力对其创作有着巨大的推动力；而一旦遭受挫折，这种生活状态就会全线崩溃，这就为老舍后来的自杀埋下了看不见的伏笔。茅盾的人生选择是弹性的，同时又是以独立自足的精神世界为支撑的，所以在时代和个人生活的突变面前，他对现实便有着比老舍更为坚韧的抗击力。由此可见，老舍的理智，是那种穷人式的、平民社会的知恩图报的理智，茅盾的理智是那种大家庭式的迎合与怀疑相并存相矛盾的理智；老舍的理智是刚性的北方文化的体现，茅盾的理智乃是柔性的南方文化的传承。1999年，围绕“老舍之死”这个话题，众多学者集中讨论了现实与历史问题，而对家庭与文化遗传这个命题有所忽略。^[72]虽然文化背景在不同作家那里的反映千差万别，但相互矛盾和交叉的现象经常发生，我们的推论未必就言之凿凿。不过，当我们把观察视角推向作家精神世界的深处，对其文化血脉传承做比较分析，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依然存在，这个事实也无需避讳。由此可见老舍之死，是那种刚直不阿的死，是北方式的死，是那种壮烈状态的死。轻轻掩上文学史的书页，那里壮烈的一页确实令人无法平静。

从一般角度看，人们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是依赖传统的士绅阶层也即大家庭阶层来进行的。士绅阶层具有历史叙事能力，其他阶层往往是口口相传，最后的记录者仍然还是前者。虽然其他阶层中依旧有优秀的历史叙述者，例如老舍，不过与庞大的来自大家庭家族的现代作家群相比，像他这样的优等文学人才真是凤毛麟角。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者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和钱玄同，五四以后的文坛大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艾青、穆旦等，无一不来自大家庭阶层，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审视正是在深厚的文化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出身大家庭，最终又是大家庭文化的反叛者和思考者，这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主线和普遍规律。这种文化背景是反叛贵族社会和创造新贵族精神的历史温床，而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就是呈现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新贵族文学。^[73]茅盾的曾祖父在汉口和家乡乌镇都开有商行，祖父虽未考中举人，但“书法工整圆润”，“善吹洞箫”。外祖父则是“杭、嘉、湖、苏一带的名医”，为当地望族。^[74]他的童年教育是在四书五经、诗词典籍的传统文化的体系中进行的，虽家道中落，历经时代动乱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但大家庭的文化血脉和人文精神早就奠定了其人生底色，构筑了茅盾思想行为的基本格局。前面所说茅盾对领导职务的请辞，我们猜想除了担心影响创作等理由外，应该还有清高和自律的文化基因在起着某种作用。又例如他对当代文学中非艺术倾向的抵抗，对继承文学遗产的强调，对青年作家创作的热情鼓励和保护，也都说明茅盾虽是革命文学中人，但他并不反对把维护传统文学和人文精神视为自己的信念。在中国，创立了革命文学的多是大家庭的子弟，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传统文化教养并没有在这一过程中被完全摒除。在茅盾身上，就集中凸现着传统理念与革命文学的实际抵触，这是革命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法克服的悖论。

老舍的“母亲生在农家”，母亲娘家在“北平德胜门外”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出身旗人下层，战死在庚子年。老舍勉强读完师范后就业，后来去英国伦敦游学，当作家，变成他那个社会阶层的“逆子”。^[75]宋永毅认为老舍的创作尽管有精神贵族的取向，但满族社会的民间文化和价值观，却深深积淀在他的情感世界中，决定着他的价值趋向和审美追求。这位学者指出：“老舍是自小便在民间文艺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中国民间文艺特有的容纳百川的活力与扬善惩恶的人民性，不仅影响着他日后与西方文化接触时的开放与大胆，还导引着他未来创作所取的现实主义方法”，使他“与鲁迅、郭沫若等人不同”。^[76]由此可知，老舍与茅盾固然同属新文化阵营，但他本质上是平民社会的一个代表。所以不难看到，当茅盾秉持文学的严肃性甘愿牺牲小说的写作时，老舍显示出了对创作很高的热情；当茅盾辗转于为官与文学之间，困难地寻求某种平衡的时候，老舍却是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相得益彰，至少没有过多障碍。可以想象，倘若没发生“文革”之变，老舍也许会一帆风顺地走完人生最后的里程。老舍的价值观与新中国的社会价值是没有本质矛盾的，由于新中国文化对大家庭价值系统和文化传统的排斥，于是老舍某种程度上就得到了豁免。他的平民出身在血统论当道的社会，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在出于理性接受社会主义的文艺理念，以此来协调自己写作的问题上，茅盾、老舍的做法大同小异；不过，在如何接受和接受的方式上，两人却存在明显差异。文学创作毕竟要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文学价值最终体现为一个作家对文化的基本取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流作家，茅盾、老舍不可能不在关键点上显露出自己的文化态度。今天可以看出，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上的，而是确立在西方现代文化也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即使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也不是与其积极方面有关而是与其消极的方面有关。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他们的文化理想是要部分地、直至彻底地放弃中国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上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样，它就必然要遭到作为传统文化承传者的茅盾的抵抗，而为民间文化承传者的老舍在某种前提下部分地接受，而且他能够很自然地用自己的戏剧创作去呈现那种崭新文化的景观。老舍的文化根基是民间传统，只要不动这个根基，那么这种文化革命对他就不是根本的威胁。我们在茅盾这里看到的可能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看，茅盾与老舍的问题不简单是个人文学创作的问题，而涉及他们所属文化族群的问题，它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但是这种剧烈的文化改造在1950—1970年代还没有展现出它的全部历史面貌，没有展现出它的绝对和彻底，当“文革”风暴全面袭来并且不可阻挡的时候，老舍的文化根基就难免被裹挟其中。因为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

[1]　查国华、查汪宏编：《茅盾日记》第153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2]　荒煤：《我与茅公的两次会晤》，万树玉、李由编：《茅盾与我》第8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3]　于逢：《高山仰止》，参见万树玉、李由编：《茅盾与我》第13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4]　《1949年5月2日致张帆》，《茅盾书信集》第14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5]　《致胡乔木》，见舒济编：《老舍书信集》第226—22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6]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355页，对当时的情形，作者在“延安行”一节有详细记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午门下的沈从文》，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8]　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第3、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9]　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388、3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84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11]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2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　东方曦：《怀茅盾》，《作家笔会》，上海春秋杂志社，1945。

[13]　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3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4]　以上参见1957年5月份《人民日报》对“发言”逐日的报道和茅盾的表态。

[15]　参见1957年5月份《人民日报》对“发言”逐日的报道和茅盾的表态。

[16]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7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17]　参见《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8]　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录》第28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19]　此文刊载于195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据作者说，他“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

[20]　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录》第279、28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21]　参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中关于老舍戏剧创作的内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2]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宇宙风》第1期，1935年9月16日。

[23]　老舍：《我怎样写〈离婚〉》，《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16日。

[24]　老舍：《谈〈方珍珠剧本〉》，《文艺报》第3卷第7期，1951年1月25日。

[25]　老舍：《自由与作家》，1957年1月16日《人民中国》。

[26]　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27]　茅盾：《现代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期，1920年1月。

[28]　茅盾：《“最理想的人性”》，《笔谈》第4期，1941年10月16日。

[29]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

[30]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31]　茅盾：《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中苏文化》第8卷第3、4期合刊，1941年4月24日。

[32]　王若飞：《中国文化界的光荣 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1945年6月24日《新华日报》（重庆）。

[33]　廖沫沙：《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1945年6月24日《新华日报》（重庆）。

[34]　黄侯兴：《“人生派”大师——茅盾》第28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www.xing528.com)

[35]　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第118、13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36]　参见《新观察》1956年第15期。

[37]　茅盾：《文艺创作问题》，《人民文学》第1卷第5期，1950年3月。

[38]　参见《电影创作通讯》第16期，1955年3月。

[39]　茅盾：《谈独立思考》，1956年7月3日《人民日报》。

[40]　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第84、8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41]　茅盾：《文学艺术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42]　茅盾：《在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作家通讯》1957年第1期。

[43]　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第8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44]　参见茅盾《鼓吹集》第224、225页，作家出版社，1959。

[45]　参见《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期，1928。

[46]　张庚：《〈茶馆〉漫谈》，195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47]　《座谈老舍的〈茶馆〉》，《文艺报》1958年第1期。

[48]　老舍：《谈〈茶馆〉》，1958年4月4日《中国青年报》。

[49]　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本》1958年第5期。

[50]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第13页，学林出版社，1988。

[51]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26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52]　老舍：《谈〈茶馆〉》，1958年4月4日《中国青年报》。

[53]　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4]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宇宙风》第1期，1935年9月16日。

[55]　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87—98、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6]　同上。

[57]　茅盾：《“眼高手低”说起》，《诗刊》1957年第7期。

[58]　参见《小说月报》3卷1期，1949年10月1日。

[59]　参见《电影创作通讯》第16期，1955年3月1日。

[60]　同上。

[61]　茅盾：《关于短篇小说的谈话》，《人民文学》1963年第10号（该文原为《短篇创作三题》，后经作者增删，改为现在的题目）。

[62]　以上均引自《茅盾眉批本文库》1、2、3、4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据传，茅盾曾有两种日记，一种已公开发表并收入“全集”，另一种则未公开，两种版本对人对事和作家作品的评价截然不同，有时甚至相反。对已故作家珍贵资料的“封锁”和“垄断”，在目前已经不是秘密，在作家遗属中相当普遍，它对学术研究显然是非常负面的。

[63]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3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4]　吴组缃：《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祝贺》，《文哨》第1卷第3期，1945年10月1日。

[65]　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1945年6月24日《新华日报》。

[66]　1996年，万树玉、李由为纪念茅盾诞辰一百周年编选的《茅盾与我》一书，收入了大量曾受到他提携的作家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真实记录了一个逝去的时代。

[67]　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1950年4月10日《文艺报》。

[68]　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译文》1954年10月号。

[69]　王愿坚：《他，灌溉着……》，1981年4月9日《中国青年报》。

[70]　茹志鹃：《说迟了的话》，1981年4月1日《文汇报》。

[71]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宇宙风》第2期，1935年10月1日。

[72]　参见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严家炎、钱理群等撰写的文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73]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主要读者对象一直是城市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而非城市普通市民和农民，这一点足以说明它的贵族气质和文学的价值取向。

[74]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5]　《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289—2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6]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第8、9页，学林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