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去后，茅盾继郭沫若之后位列文化界重要领导。在文学界，“郭老”“茅公”的称呼如雷贯耳，被目为文坛领军人物；一些不得志的京派文人如沈从文、朱光潜等私下议论纷纷，也许还有辛辣的讽刺。像郭沫若一样，茅盾的人生经历堪称丰富，但又与郭的主体性格截然相反。这就使我们愿意将他的人生经历、小说、评论做一互文性比较，给茅盾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位置一个初步定位。
有必要先插入这么一个细节，它像一个线索可以牵扯出作家后来的人生和文学选择。1940年5月26日，侥幸从新疆军阀盛世才魔窟中逃出的茅盾，到达延安后受到各界英雄般的欢迎。可能是茅盾在中共历史上的资深地位，以及著名作家的盛名，就连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都前往南门外操场和中央大礼堂迎接并出席欢迎会，两百多名鲁艺师生以雄浑、激越的《黄河大合唱》来安慰这位现代文豪饱受磨难的心灵。对中共最早创建人之一、脱党后又见过许多大世面的茅盾来说，如此隆重的礼遇，也实出他的意料。以至40年后，他仍记忆犹新，在八十余万言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激情满怀地追忆道：“《黄河大合唱》使我大开眼界，使我感动，使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似的。”又说，“早餐，我们又尝到了延安的小米粥，这是在上海难得吃到的。但儿子不喜欢吃。我对两个孩子说：你们不但要习惯于喝小米粥，还要习惯于吃小米饭，因为我们将长住延安，而你们将进抗大或其他学校学习。”[6]为表示信仰依旧，他决定把一对儿女留在延安，自己则取道去了重庆。可我们对宏大场面中这个不经意的次要细节不要轻易放过，就是茅盾对政治生活依然热衷，可他又不肯过那种职业性的政治生活，像已在延安发展的周扬、丁玲、何其芳那样。他内心深处倾心于文学，更愿意做一个职业作家。如此，把儿女留下表示了对政治的尊敬，自身离开又暗示了对文学自由的向往。这当然需要高度智慧，但也充满不解的矛盾，这可能正是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所在。
建国后，茅盾的官衔不少，曾任共和国文化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人民文学》主编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参与领导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官员。他享受正部级的工资和住房待遇，做政协副主席后，又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按照惯例，他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包括神秘状态已非普通中国民众所能想象。1950年代，他与家人居住在文化部院内一幢两层的小洋楼。晋升国家领导人后，搬到交道口南三条13号宽敞的四合院，厨师、内外勤一应俱全。2000年初春，为写这部书稿做现场踏勘，储存生活实感，笔者冒着北京的寒风几经转车，又步行若干距离，终于找到位于安定门南边的交道口故居。获准进入后，在几重院落中反复观看，犹如置身梦中。这座宅邸在今天看来，自然已经衰落，但拂去历史风尘依然可以想象当年的庄重和宽敞。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旧图书馆翻看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时，心情仍不能平复。因为那上面经常有他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外宾或率团出国的报道。与我的研究对象隔着如此大的时间和阶层距离，能够想象我研究工作的进度和难度。我应该怎么找到自己准确的历史感？用什么方式评论这位作家？请读者原谅我的无知和自卑，因为就连同样声名显赫的沈从文，都禁不住用明显的嫉妒口气讥评：“（他们）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7]然而从高规格居所和社会身份并不能看清楚主人公的一切，更何况茅盾是一个有思想自觉的作家。有些细枝末节的作家生活虽然没有载入文学史，但其中的种种迹象仍值得我们品评。我注意到，茅盾对文学生活做了低调处理：他暂时搁置了小说创作，而改以文学评论为主；即使无法回避谈论重大题材，他仍强调“文学规律”和作家的“创作技巧”；在1962年的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对“中间人物论”流露出含蓄的同情。留在1950、1960年代文学画廊中的，是茅盾逐渐模糊、遇流而退的身影——“爸爸本来就不想当文化部长。还在建国之初，周恩来动员他出任文化部长时，他就婉言推辞，说他不会做官，打算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后来，“爸爸曾两次向周总理提出辞呈，都未获准”。[8]“茅盾解放后在创作上苦恼，在部长位置上忧心忡忡，一直是从周恩来到文化部、作协负责人都深感棘手的难题，几次解决都未能如愿。譬如1956年9月18日，中国作协以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名义向周恩来、陈毅、陆定一、周扬送交《关于改进当前文艺工作的建议》，其中就建议由茅盾实际主持作协工作，辞去或虚化文化部的工作。”报告指出：“像茅盾这样的举世瞩目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因忙于行政而写不出新的作品，以此下去我们会受到责难的。”[9]在21世纪初重读这些文字，不免引起深长的历史兴叹。对其中原因的细心探究，也许是我们研究“当代茅盾”难以绕过去的课题。
夏志清的名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左翼作家抱有很大偏见，但论著仍肯定茅盾拥有“小说巨匠”的气象。他用一种略带惋惜的口气写道：“自《虹》后，我们可以从《秋收》、《子夜》及其他的作品中，看出茅盾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一直是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而“糟蹋了自己在写作上的丰富想象力”，“但尽管如此，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10]夏教授一向秉持纯文学的主张，自然不能容忍政治糟蹋文学，不过在他责人甚严的叙述里，读者依然能看出他对文学的挚爱之心。夏志清的文学史观来自他大陆—台湾—美国曲折不平的心路历程，动荡生涯和反共观点固然狭窄了他的文学视野，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重识茅盾文学创作的机会。不过应该指出，茅盾和鲁迅对政治的介入，并未降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种介入也许正好显示了他们领悟中国历史复杂性的非凡能力，茅盾早期小说即是成功的例证。现代以降漫长的中国小说历史中，还很少见到这类直接介入政治但依然保存着丰盈的文学性的作品。各类资料显示，茅盾确实对政治生活抱有相当热情和参与的意识，然而他无意成为政治中人，他只是游走在政治边上的一个瞭望者。他1928年正式使用茅盾（矛盾）这个笔名，令人窥见他对政治生活之矛盾犹豫的态度。1920年10月，茅盾经李达、李汉俊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陈独秀树大招风，所以“支部会议随时转换地点，有时也在我家举行”[11]。在此期间，他还到国共合作创办的“弄堂大学”上海大学任课。1925到1927年间，茅盾是在激动和充满浪漫幻觉的政治斗争中度过的。他风尘仆仆南下广州，又北上武汉，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长秘书、《国民日报》总编辑等敏感的政治职务。国共合作失败后无端流淌的鲜血，让茅盾看清楚了政治的真面目。在坐卧不宁、草木皆兵的逃亡生涯中，写小说成为他重新理解政治的特殊方式，也是他宣泄内心压抑与恐惧情绪的手段。大革命失败后的脱党，和流亡日本的沉寂岁月，表明他已从政治生活中正式退出。“他那时的意志仿佛有些消沉，他似乎已厌弃了政治的文化生涯”，“《从牯岭到东京》，满纸充满着感伤的气氛”。[12]茅盾借《幻灭》中静女士与爱人强猛离别前的一段对话，彰显了他的真实心境：
“惟力。你还是去罢。静摸着强的面颊，安祥地而又坚决地说：‘我已经彻底想过，你是应该去的。天幸不死，我们还是年青，还可以过快乐的生活，还可以实行后半世的计划！不幸打死，那是光荣的死，我也愉快，我终生不忘你我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所有的宝贵的快乐！’”
“我不过带一连兵，去不去无足轻重。”强摇着头回答。“我看得很明白：我去打仗的，未必准死；静，你不去打仗的，一定要闷死。你是个神经质的人，寂寞烦闷的时候，会自杀的。我万不能放你一个人在这里！”
“平淡的生活，恐怕也要闷死你。惟力，你是未来主义者。”(www.xing528.com)
“我已经抛弃未来主义了。静，你不是告诉我的么？未来主义只崇拜强力，却不问强力之是否用得正当。”
小说未必就是作家原封不动的真实生活，然小说往往暗含着作家对生活的特殊理解，也为人尽知。躲在庐山牯岭并潜回上海，屠杀无辜的血腥现实使茅盾颇受惊吓。这是否是他由评论转写小说的一个缘由还很难说，但这种生活显然更适于用小说来表达，某种不安情绪正缓缓流入小说的细部，它逐渐成为茅盾当时和后来小说的基本气质。在静与强的对话中已经看到，在茅盾的人生辞典中，政治生活是刺激、冒险、渴望、快乐和未来等字眼的复合词。政治是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勇往直前和永远追求，一旦上路就不能回头。于是，政治生活在作家茅盾眼里，成了雾中看花、水中望月，是隔着玻璃罩的一个虚拟的存在。这种书生的特定视角，所掩盖的恰恰正是政治世俗功利、残酷无情和深谋远虑的一面，是它不讲规则又视利害为生命的性格。这则对话还提醒读者，茅盾离政治最近的时候，也许是文思枯竭、创作困窘的时刻；当他与政治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才会激发出文学创作的兴奋点和巅峰体验；但完全脱离政治，就等于不再是小说家和评论家茅盾；因此，一种与政治生活若即若离、似无还有的状态，才得以成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位以社会剖析而著称的作家。
1950年代初，茅盾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周扬担任常务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周同时兼任党中央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常务副部长。这是一个微妙的人事安排。略懂中国政治舆情的人都清楚，周扬实际拥有最后决定权。在这种职务重叠的组织结构中，他表面是茅盾的“副手”“下级”，协助茅盾工作，党内职务上却实际高于茅盾，是他的直接领导，茅盾夹在中间的尴尬处境可想而知。有人注意到：“茅盾对文化部长的职位是充满矛盾心情的，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曾有‘有职无权’的感慨。他曾多次有过辞职的念头。”[13]从当时一批担任政府部长的著名民主人士的“不满”和“牢骚”中，能进一步丰富对茅盾心态的观察。章伯钧一针见血地批评：“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罗隆基指出，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说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14]。在反右运动中，这些言论被认为是“向党进攻的武器”。以茅盾的身份和与党的合作关系，他做不到民主党派那样的畅所欲言，但是久郁心底的不快，也会因某种特殊场合而触发。1957年5月中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宣布是“帮党整风”，很多人不知就里，以为是要回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言论开放年代。老练的茅盾无意发言，但见众多民主党派摩拳擦掌，坐在一旁的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时时向发言者投去鼓励欣赏的眼光。茅盾在心里掂量了一下，他决定选择没有敏感性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话题。他说：
宗派主义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赞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的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者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生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的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15]
话说得委婉，没有章伯钧、罗隆基那种张扬的政党色彩和尖锐的挑战性，也没有具体所指，给人模糊含混两边拉架的感觉。但参加会议的人感觉到，茅盾说得很具体，很生动，很带一点感情。有人私下揣测：“当时他正是以非党专家的身份出长文化部的。这里说的非党专家的遭遇，是不是包含了他本人工作中的经历呢？”[16]熟悉1930年代文艺圈子内部斗争的人都心领神会，这里所指就是周扬。周扬不是外行，他的文学功底也不低于茅盾，但这时茅盾任职的文化部和作家协会上下已经密布“周扬派”，他的话不是无的放矢。当然这也给人文人相轻的感觉，一个前辈作家怎好让一个晚辈作家摆布？茅盾的书生意气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种心态，有违茅盾温文尔雅的气质。但说到底章伯钧、罗隆基不过是书生政治家。如此的书房清谈和指手画脚，放在哪个国家都不会令领导者心里痛快。后来很多专书都对这些书生政治家投以奢侈的同情和极尽美化之语，时移世易，在历史长河中瞥见当年之一幕，笔者心头只能兴起微微的轻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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