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5日，捷克首都布拉格大雪纷飞，茅盾率团到这个遥远的东欧小国访问。由于日程已安排妥当，茅盾只是按计划走走场子，当然主客双方释放的气氛无比热烈，关于这方面的新闻在国内报纸都有登载。茅盾在日记中写道：“早晨六时起身，入浴。写给郭老信，八时半早餐。今日天晴，阳光照眼。九时半出外，看了捷克的一个工业展览会及德国展览会，置零星日用品。一时回寓，一时半午餐。此时忽又大雪纷飞，至三时半雪止。下午在寓看书，续写给郭老的信。晚七时三十分去看音乐舞蹈晚会。”[1]这则日记风格近似于平静优美的散文，它告诉读者，起居一向有规律的茅盾，已经从建国初新鲜刺激和忙碌的公务中渐回日常状态。不过他的生活方式却毫无散文的韵致，甚至近于刻板，犹如劳作的机械工人忠实于每个生产环节，入浴、早餐、参观、写信都有准确时刻，虽然如此的长年累月难免枯燥乏味。茅盾官至部级领导，出访和会客如同一日三餐，可他依旧保持着平和、安祥的心态。有时候，他的为人处世似乎太像其小说，世故圆润，合适体贴，仔细规划又都从容自然。这毫不奇怪，无论战时还是和平年代，无论声名显赫还是逆境之中，茅盾的谨慎得体，早为文艺圈子所共知。朋友们也愿意将茅盾的亲切随和传为“笑谈”：“冯雪峰劝他可以在两个宣言上签字，他也都签了名，他还因此被小报和有的朋友戏说成是‘脚踏两只船’。”[2]“他从火车上下来，穿一件蓝缎长衫，梳一头平整光润的黑发，带着微笑，严谨谦和，平易近人，全不是我想象中的伟大人物。”[3]不过茅盾更愿意当一个作家，繁忙公务对文学创作常有干扰，青壮年时充沛的艺术灵感已经褪色，这令他品味到空虚和遗憾：“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一定也恨恨不已”。[4]
1950年代初，老舍的生活顺风顺水，社会活动却日益增多。他忧心民间艺术的衰落，忙着替民间艺人找导演、选曲牌。他对新文艺工作者只顾热情讴歌，而不帮助他们去适应新时代的做法有点愤愤不平：“艺人们对新作品摸不着头，而新文艺工作者又未尽心帮忙，亦是一病。”他向领导层建议：“歌剧中如何创造人物，值得好好讨论。以我的一点经验来说，我总以为有足够的歌唱就能成为歌剧。”并就自己近期的创作作了汇报：“我的以‘五反’为内容的话剧，已快完成了，已经从头至尾改写过十遍，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它未必是好戏，可是真卖了力气。现写的小歌剧只给我半个月的期限。我盼望您再给我们作报告的时候，说明一下：写小东西也要用全力，给够用的时间，也要去体验生活。”[5]熟悉老舍热情性格的人不会见怪，抗战时期担任文协总务主任帮助落难作家的善举早已声名远播，他这时对民间艺人施以援手，也是热情性格使然。在从解放前走过来的老作家中，老舍是为数不多的没有遇到什么门槛就适应了新时代生活的几个人之一，我们已经从他对领导的建议和个人勤奋创作中领略到一二。(www.xing528.com)
1953年，不过是两位老作家漫长当代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小插曲。对许多同龄老作家来说，他们的1953年同样波澜不惊。因为距暴风骤雨的1957年还差3年，距“文革”还有13年，谁都无法预料未来是什么样子。但这时文人生存的制度环境已不同于遥远的古代，既没有山林可做归隐之地，也不可能退回书斋，当代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完成对文人艺术家的制度安排，文人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放任自由，随意逍遥，故意采取与社会不合作的姿态，像纵情乡野的竹林七贤等人那样。1953年，茅盾刚好57岁，老舍也满54岁，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的世界观、文艺观恐怕早已老化定型。让他们像富有朝气的工农兵作者那样在思想、精神上彻底“脱胎换骨”，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又谈何容易？！但新旧时代已经在这里撕裂，过去不复存在，每个人唯有将自己的思想系统更新换代才能够适应新生活，这就是现实。它其实远不像老舍所理解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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