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多元思想演变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郭沫若的思想多元而驳杂。他的思想结构中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也夹杂着西方近代以来各种学说的元素，经社会事变和文艺生涯的刺激、发酵，呈现出极其鲜明又阴沉晦暗的特点。国内的郭沫若研究，很少有值得注意的讨论，诸多问题也没有展开，这种带有“协会”特点的研究结构和学术杂志，某种程度上受到作家亲属的牵制和影响。1980、1998年先后问世的《郭沫若总论》《反思郭沫若》两本著作虽然有所突破，然而，它们贬郭色彩太浓，作者无意对泛滥的历史情绪作有效控制。不过，它们对打破郭氏研究的僵局也许不无意义。例如，《反思郭沫若》的编者丁东指出，他编选本书的意图是要“把郭沫若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加以考察，从而看到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它的宗旨“不是全面评价郭沫若的学术成就和文学成就，也不是全面估价郭沫若的文化贡献和历史地位”，他认为“正面”肯定的文章已经很多，而“反面”考究的文章则远远不够，所以这本书主要是“反思郭沫若的悲剧和弱点”。^[84]另一书的编选者指出：从郭沫若思想的复杂性看，一般的历史分析很难窥见他思想的全貌。他的思想世界中既有纵向的历史的线索，也有横向的现实的成因，更多时候则是相互纠结彼此矛盾的关系。^[85]

如果整理郭沫若的思想纹理，应该有另一部专书予以展开，并做稍微细致的讨论。但是，既然说到“郭沫若之路”，即涉及他的思想对这条道路的影响和支配。我在这里设一专节，意思也是将它作为一个略微宽阔的背景，让读者尽可能窥见这条道路的历史纵深，以及传主本人无法逾越的某些障碍。正是这些障碍的存在，让我们领悟到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型，实际存在着许多先天不足，以致可以说是社会结构衔接上的问题。从社会结构衔接存在的问题上，就能给郭沫若在当代史中的位置一个大略的定位。

1924年夏以前的十余年，我们暂且可以说是郭沫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期。在此过程中，有三个资源影响着他对社会的看法：一是晚清思想界救亡图存和鼓吹个人探索的总体气候；一是王阳明、庄子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另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思潮。甲午战争后，新兴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掀起了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维新狂潮。康有为把这种杂糅着西方进化论和儒学思想的“变易观”概括为：“盖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86]而在大千世界和万事万物的巨变中，人的因素被极大地强调和突出了，严复称之是“任天之治”，而应“与天争胜”，“胜天为治”，^[87]要求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竞争中掌握主动权。通过章太炎主编的《国粹学报》、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这些思想逐渐植入郭沫若的大脑，在这位青年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不过，这时给郭沫若较强刺激的还有王阳明、庄子的思想。我们知道，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他的学说的理论支撑点就是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所谓“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吾心”，所谓“心外无理”，无一不是为了突出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历史主动性。庄子哲学思想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无待无累的逍遥境界，即让自我存在能够处于绝对自由的至乐天地。但是，庄子所讲的自我生命意识及其自由境界，并不是西方那种与社会公众相对峙的个人意识和生理感觉，而是以超越自然生死、超越个人意识而达到与无限的宇宙时空相隔为一为基础的。据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郭沫若接受王阳明、庄子思想影响是在1915年间。在历史潮流大变的背景中，他糅进了王阳明的主观精神作用，同时把庄子的超越自然生死和个人意识的观念看作是实现个体精神自由的必要途径。他将上述思想熔为一炉，进行玄而又玄的探讨，从而“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并把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定位在这个基点：“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88]在经年累月的探索中，郭沫若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把它与当时盛行于日本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思潮结合了起来。“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89]并与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产生了思想共鸣。时势大变促使郭沫若走出闭塞的国门，东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思潮在异国他乡发生思想上的碰撞，使他得以完成思想观念的转型。他相信：“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90]相信一切的事业要由自我的完成作为衡量的唯一尺度。因此，崇尚个人、标榜自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贯穿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为人、为文当中，带着鲜明的个性主义色彩。他发起创造社，鼓吹个人对社会组织、流行观念和各种权威的反抗，他写《女神》《天狗》赞扬天马行空的自由精神，他创作历史剧《聂嫈》《卓文君》《王昭君》支持妇女对封建礼教的叛逆，以及作出种种社会越轨的行为，都与这种个人主义理念有必然的联系。但他也承认，“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91]，这说明他不是要做一个孤立于社会思潮之外的个人主义者，而是像五四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个人追求应与民族的救亡图存目标紧密结合，这并没有离开儒家思想的主体脉络。

从1924年夏到1928年，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文艺观在逐渐形成。这一阶段，也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发生激变的一个敏感期。对郭沫若来说，从上海创办杂志失利到返回日本，再次回国后南下广州参加北伐，是他个人转型与社会激变的一次重大的磨合。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潮流中，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也应在意料当中。但我们得说，所谓社会的规律，只是我们在做文章时为了方便而做出的历史归纳。而实际上，人在无常的社会之中，有如树叶漂在激流之中，星星在浩渺无尽且神秘的天象之中那样，事实上无法掌握自己。郭沫若也是如此。但即使这样，从社会压迫的紧逼中，也能让我们看清他思想的转变其实有迹可循。郭沫若、田汉和郁达夫创办的《创造》，老板是上海泰东书局。因他们是刚出茅庐的文艺青年，名气对读者难有号召力，虽然用攻击文艺界名人胡适的办法来增加发行量，但事件过后，杂志仍然萧条。就在这种情况下，泰东书局决定不再资助《创造》《创造周报》，这使郭沫若、田汉和郁达夫马上陷入困境，成为沪上的闲人。1924年4月，事业和生活陷入低谷的郭沫若回到日本。如前所述，索要稿费、身无分文、寄居友人家中等极其难堪的经历，使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世界出现了裂变，发生了危机。他阅读和翻译的范围，开始由着重个人精神探索的欧美转向偏重社会制度问题思考的苏俄。在他思想的天平上，民族、国家的分量明显在加重，而个人、自我等因素则在逐渐减少。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厉批判，自然最能吸引为泰东书局所害的郭沫若。他感到自己就像马克思描绘的那些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劳动者，对社会充满愤怒之情。他幻想，有一天“社会一切阶级都没有，一切生活的烦苦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没有了，那时人才能还其本来”，“才有真正的纯文艺出现”。通过翻译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开始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中国的问题不能借助个性解放、个性自由而应借助民众的觉醒和社会革命来解决。他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92]他认为：“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所以，“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自由”，他把这种个人与社会共同发展个性和自由的思想逻辑，看作是“新思想的出发点”，“是新文艺的生命”。^[93]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对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价值进行重估，并在《革命文学》《英雄树》《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等文章中提出了“革命文学”“文学阶级性”等命题。他指出，文学只有两个范畴，“一个是革命的文学，一个是反革命的文学”，“凡是革命的文学就是应该多赞美的文学，而凡是反革命的文学便是应该反对的文学。应该受反对的文学我们可以根本否认她的生存，我们也可以简彻了当地说她不是文学”，因为革命文学的使命，“是要求从经济的压迫之下解放”，“要求人类的生存权”，“要求分配的均等”，革命的文学家要“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因此，“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94]在《英雄树》中，他抨击“个人主义的文艺”是“最丑猥的个人主义的呻吟”，是“象牙塔”，声称要以“新的文艺斗士”来取代之。^[95]按照这种革命文学和阶级性的标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就变成了被批判、被淘汰的对象：“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96]郭的激烈言论让人想到，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个人选择都充满无常的色彩，而阶级斗争理论最能给人勇气，看清前面要走的路。对郭沫若这样的归国学生，要想立足于转型的社会，就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位置有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符号，身份和言论的符号，或为社会改造，或为思想探索而呈现，它们还会变成一些动人的宣言。在无常的命运之中，拥有主义也许会克服怯弱、胆小、自卑，具有历史的主动性。我们看到，五四落潮后，很多人都这样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位置，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李大钊、鲁迅等等，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与转型的社会重新磨合。如果这样看，我们就没必要单单苛责郭沫若。

郭沫若的思想轨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1940年代，旷日持久的抗战使读书人离开书斋走南闯北，广泛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种机会让他们看到了普通人的苦难和挣扎。在这种背景中，“人民至上”的思潮开始在知识界酝酿、积累和扩散，它逐渐成为郭沫若1940年代的主要文艺主张。上述思想的形成，自然有其特定的原因：一是战时的民族利益压倒了阶级集团利益，人民本位成为精诚团结、抗御外敌的时代主调；二是“为工农兵服务”等代表着延安文化主张的文艺思想，经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传递和传播，对郭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在本时期出版的《沸羹集》和《天地玄黄》等著作中，郭沫若做了一些观点的调整，它们对带有孔子民本思想和为现实服务双重色彩的文艺观的表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针对“一位大学讲师”的“文学贫困”论，他使用了近于刻薄的口气：“我愿意我自己永远做一个学生，向一切工人农人学，向一切士兵学，向田间式的诗歌学，向文明剧式的话剧学，然而偏不愿向那些自命不凡的‘贫困的贫困’的大学讲师、大学教授学习。”他要把代表“劳心者”的大学讲师与代表“劳力者”的工人农民对立起来，这种方法显然偏离了学理的讨论。这种姿态，又令读者回忆起五四期间与胡适和鲁迅发生争端时的郭沫若，但与当年的文人意气不同，他的心态明显趋向了复杂和幽暗。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民至上”的文艺呢？郭沫若有他自己的解释：凡是人民意识最纯，丝毫没有夹杂着对于反人民的权势者的阿谀，对于不劳而获的垄断者的赞颂，或钻进玻璃室里作自渎式的献媚，丝毫没有夹杂着这些成分，而只纯真地歌颂人民的辛劳，合作，创造，而毫不容情地吐露对于反人民者一切丑恶、暴戾、破坏的如火如荼的憎恨，这样的作品，便是今天的纯文艺——纯人民意识的文艺。这种理解尽管光明堂皇，充满时代特定色彩，容易吸引激进青年，但实在所指模糊，也让人不知就里。在此前后，郭沫若还发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十批判书》。该书认为，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先驱者。他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的。正如历史剧《屈原》所暗讽的是国民政府，该书中的“秦始皇”便不难被读者坐实。他不遗余力地对秦始皇发起了尖锐批判，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但清醒的读者能够感到，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发出这种震耳欲聋的声音，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或许可以视为一个新起点，它表明郭沫若功利色彩的历史研究已然大大超出学术研究的范围。正如他的早期诗篇一样，郭沫若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文人，他的文艺是为创造社和自己的艺术声誉服务的。种种迹象暗示，郭沫若与当代史的接轨并没有其他文人学者那么困难，他实际上应该属于一个更加功利性的年代。

虽然郭沫若思想的特征表现为“庞杂”和“矛盾”，但我们不妨说，他一直是围绕着“个人主义”“人民本位”“政治功利主义”等环节而变化和调整的，这些因素支配着郭沫若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郭沫若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中诞生的一代知识分子，因历史潮流而“变”的思想文化性格，既是时代的塑造，也是个性使然。应该说，他是那种热衷政治斗争实践的作家和学者，他比同时代的人都离政治更近，关系也更密切、最持久；由于他不稳定的、偏于主观的性格，他又比同时代人表现出对政治的特殊敏感和反应。以今天反对过去，或以过去反对今天，这种经常矛盾的观点贯穿在郭沫若一生大部分的社会实践中，更贯穿在他一生大部分的思想活动中。这些特点，显然给我们的整理工作带来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无法在同一个历史维度上解释研究的对象。它更让研究者长时期里挣扎于研究与良知之间，所谓的研究分寸是否会损害基本历史良知，它是否会打乱书斋里的平静自律，都会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97]

[1]　参见邢小群：《重说文坛三剑客——才子郭沫若》第158—166页，同心出版社，2005。

[2]　1941年7月，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一书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内收《屈原时代》《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屈原赋今译》等篇；12月21日，在中华职业学校作题为《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的讲演；同月又作《屈原考》，以大量材料证明：“屈原的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

[3]　参见邢小群：《重说文坛三剑客——才子郭沫若》第66页，同心出版社，2005。

[4]　见唐德刚：《袁氏当国》第3—94页，（台北）远流出版社，2002。

[5]　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在延安致郭沫若信，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信中所说“此党内文件”，即1944年6月7日《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通知》。《通知》指出：“《解放日报》近发表郭沫若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与苏联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并由新华社全文广播，两文都是反对骄傲的。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引自《郭沫若研究资料》（上）第4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6]　邓小平1978年6月18日在“郭沫若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7]　文见1949年7月7日《人民日报》。

[8]　文见《文艺报》1955年第七号。

[9]　郭沫若：《三点建议》，《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

[10]　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次年初，他又在《人民文学》1月号发表了在文化界产生很大影响的《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的长文，重申对“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观点的支持。

[11]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第403、40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与郭同属国内一流文史专家的俞平伯月薪180元、顾颉刚218元、翦伯赞217元、陈寅恪253元。

[12]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第107、108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

[13]　胡化：《高处不胜寒——关于郭沫若的访谈》，引自丁东编：《反思郭沫若》第266—269页，作家出版社，1998。

[14]　在1990年代，围绕郭沫若和陈明远书信的“真伪”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参加争论的文章有：舒人的《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质疑综述》、肖露丹的《周尊攘访谈纪要》、钱若的《关于〈郭沫若书信集〉》、陈明远的《答郭平英的公开信》、田达威的《莫让疑团误后人》、刘素明的《关于郭沫若致陈明远书简》和叶新跃的《以群保存的郭沫若书简》等（均见《反思郭沫若》一书）。这些针锋相对、各执一词的文章，为我们研究郭沫若晚年充满矛盾的思想世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15]　转引自丁东：《五本书看一代学人》，《黄河》1996年第4期。

[16]　冯锡刚：《郭沫若在“文革”后期》，选自《泪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17]　陈明远：《湖畔散步谈郭沫若》，《黄河》1998年第5期。

[18]　载《野草月刊》第5卷第8期，1943年3月1日。

[19]　郭沫若：《〈蔡文姬〉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

[20]　郭沫若：《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奴隶制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52。

[21]　郭沫若：《我怎样写〈武则天〉？》，1962年7月8日《光明日报》。

[22]　郭沫若：《谈诗歌创作〈通讯三则〉》，1920年2月1日《时事新报•学灯》。

[23]　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三个叛逆的女性》，上海光华书局，1926。

[24]　《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文学知识》1959年5月号。

[25]　本文为演讲稿，原载《文艺春秋》第3卷第1期，1946年。

[26]　王德威：《1949：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第178页，（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27]　郭沫若：《三点建议》，《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

[28]　郭沫若：《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文艺报》1955年第七号。

[29]　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1922年8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

[30]　参见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6年9月。

[31]　郭沫若：《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人民文学》1959年1月号。

[32]　参见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郭沫若：《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人民文学》1959年 第1期。

[33]　孙伏园：《读〈屈原〉剧本》，1942年2月7日《中央日报》（副刊）第2版。

[34]　王大敏：《郭沫若史剧论》第167、168页，武汉出版社，1992。

[35]　郭沫若：《〈蔡文姬〉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

[36]　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该文最初发表于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47期，1937年8月。

[37]　郭沫若：《〈蔡文姬〉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

[38]　参见王继权、童炜钢编：《郭沫若年谱》（下）“1959年”部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39]　据葛剑雄《郭沫若和谭其骧》一文所述，著名史学家、复旦教授谭其骧当年就对此说颇不以为然，言辞间多有嘲笑。参见《反思郭沫若》第76—79页，作家出版社，1998。

[40]　曹禺：《郭老活在我们的心里》，1978年6月20日《光明日报》。

[41]　转引自《郭沫若年谱》（下）第2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42]　《郭沫若自传》第23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43]　韦君宜：《思痛录》第7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44]　苏晓康等：《“乌托邦”祭》第28、29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

[45]　徐迟：《郭沫若、屈原和蔡文姬》，《剧本》1979年1月号。

[46]　焦菊隐：《〈武则天〉导演杂记》，《文艺报》1962年第8、9期。(www.xing528.com)

[47]　郭沫若：《我怎样写〈武则天〉的？》，1962年7月8日《光明日报》。

[48]　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49]　郭沫若《论诗》，引自《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

[50]　郭沫若：《论节奏》，引自《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

[51]　唐晓渡：《郭沫若和新诗的现代性》，《文艺争鸣》1997年1月号。

[52]　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黄河》1996年第4期。

[53]　1924年8月9日夜，从中国回到日本的郭沫若在信中向老友成仿吾吐露了生活的窘况：“我们在这儿收入是分文没有的，每月的生活费，一家五口却在百元以下，而我们到现在终竟还未饿死”，又说，“我为这三百元的路费在四月底曾经亲自跑到东京：因为非本人亲去不能支领。我在东京的废墟中飘流了三天，白天只在电车里旅行，吃饭是在公众食堂，一顿饭只要一角钱或一角五分钱，晚来在一位同乡人的寓所里借宿”。不单如此，300元刚取来即还了250旧债，最后终因拖欠房租，被房东“赶出来了”。这种个人苦难与郭向往的“新时代”之间的鲜明对比，成为我们研究他五六十年代真实心态的一个重要参照。参见郭沫若《孤鸿——致仿吾的一封信》，《文艺论集续集》，上海光华书局，1931。

[54]　胡化：《高处不胜寒——关于郭沫若的访谈》，引自丁东编：《反思郭沫若》第266—269页，作家出版社，1998。

[55]　《致陈明远》，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第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6]　郭沫若：《致青年同学们》，1958年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57]　郭沫若：《1958年6月29日致陈明远》，《郭沫若书信集》（下）第96、97页。

[58]　胡化：《高处不胜寒——关于郭沫若的访谈》，见丁东编：《反思郭沫若》第266—269页，作家出版社，1998。

[59]　郭沫若：《百花齐放•后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58。

[60]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第411、41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61]　洪子诚、刘登瀚：《中国当代新诗史》第38、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62]　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49——1978》，《诗探索》1995年第1辑。

[63]　两篇文章均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64]　《1960年12月3日致陈明远信》，《郭沫若书信集》（下）第115页。

[65]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89页，商务印书馆，2008。

[66]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9页，商务印书馆，2008。

[67]　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6年9月。

[68]　参见《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第12卷；《革命春秋》，《郭沫若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69]　见该卷第369页，中华书局，1987。

[70]　该书（下卷）第三章“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71]　杨晓明、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第103、3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72]　杨晓明、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第103、3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73]　见《革命春秋》，《郭沫若全集》第13卷。

[74]　引自拙文：《在历史话语的转换之间——李瑛作品的一次“重读”》，《诗探索》1995年第3期。

[75]　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386、3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6]　郭沫若：《〈蔡文姬〉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

[77]　郭沫若：《我怎样写〈武则天〉？》，1962年7月8日《光明日报》。

[78]　《歌德自传•译者旧序》，《歌德自传》，刘思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9]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56。

[80]　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第49、5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81]　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作者干脆把 这本书命名为“谁主沉浮”，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当时文学的思想性格。

[82]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第46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83]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27日。

[84]　丁东编：《反思郭沫若•编后记》，《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

[85]　《郭沫若总论》，香港商务印书馆，1980。

[86]　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戊戌变法》第3册第1页。

[87]　《天演论•论十七进化》，《严复集》第5册，第1396页。

[88]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第27、2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89]　《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第12卷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90]　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1922年8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

[91]　同上。

[92]　《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第12卷第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93]　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洪水》第1卷第7期，1925年12月16日。

[94]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

[95]　郭沫若：《英雄树》，《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

[96]　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

[97]　冯锡刚：《郭沫若在“文革”后期》，参见《泪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